按：評判二十世紀文學的新原則與新標準：誰在摧毀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誰在堅守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是不能含糊的。這絕不是意氣用事，而是冷靜追索。
近代是產生巨人的時代，在福州這塊福地，名公巨人，更是杰立角出。林則徐（1785－1850）、嚴復（1854－1921）、林紓（1852－1924），堪稱是政治、思想、文化領域，“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后世”[1]的走在時代前列的三巨人。與前兩位巨人獲得的盛譽相比，林紓受到的贊美雖然多少有點保留，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勢將贏得越來越高的評價。
“譯壇泰斗”——鐫刻在三山陵園的這四個大字，代表著當今許多人對林紓的共識。從康有為的“譯才并世數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2]，到譚正璧的“介紹西洋近世文學最多的一人而且又是第一人”[3]，人們就這個話題說得已經夠多了。自然，關于林譯小說以及從中引發的學術問題，可做的文章依然很多；但不斷重復這一話題，不僅不能給林紓以公允評價，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對他的貶低。林紓應該肯定的不止是翻譯，“譯界之王”、“譯壇泰斗”既不足以概括他的歷史地位，更不應成為否定他后半生的調劑品。有鑒于此，本文擬略過這方面的內容，通過以往人們講得較少、或講得不盡暢舒的方面，來看林紓是如何“輕重時人而取信后世”，成為一代文化巨人的。
一、晚清白話運動的積極參與者
許多人至今以為，“民國以前國人寫文章用的是文言文，民國后開始方推廣白話文”[4]。現代文學史家則堅持說，胡適是開風氣之先的“白話文始祖”，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和中堅。在他們筆下，1917年1月1日之前的中國，完全籠罩在文言的黑暗之中，直到胡適的“白話正宗”論出來，方始照亮了前進的道路。
然而這并不是事實。提倡白話文并付諸新聞與文學實踐，早在十九世紀末就開始了。1897年11月7日，最早以“白話”命名的《演義白話報》（又名《白話演義報》）創刊。報紙聲明：“本報當用白話，務使人人易曉。約分時事、新聞兩門，時事以感發人心為主，新聞以增廣見識為主。”人們也許料想不到，《演義白話報》的主筆之一章仲和，竟是“五四運動”時被斥為“賣國賊”的駐日公使章宗祥（1879－1962）！1898 年5月11 日，《無錫白話報》創刊，主編裘廷梁（1857－1943）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中，提出“白話之益”有八：一曰省目力，二曰除驕氣，三曰免枉讀，四曰保圣教，五曰便幼學，六曰煉心力，七曰少棄才，八曰便貧民，實可謂發前人所未發。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內中國出現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氣的社會。”[5]這十年中，清廷倡導了一場“取外國之長”以“去中國之短”、“法敝則更，惟歸于強國利民”的改革維新。與之相互呼應的，便是白話文的勃興。宣傳愛國救亡，鼓吹開明智興民權，呼吁發展教育、振興實業，傳播科學知識，反對迷信，抨擊三從四德，提倡婦女解放，介紹西學，批評時政，白話便是最好的工具。二十世紀伊始，白話報更如雨后春筍般相繼創刊，計有：1901年的《杭州白話報》，1902年的《蘇州白話報》（上海），1903年的《智群白話報》、《寧波白話報》、《紹興白話報》、《湖南時務白話報》、《新白話報》、《潮州白話報》、《江西白話報》、《中國白話報》，1904年的《吳郡白話報》、《福建白話報》、《初學白話報》、《湖州白話報》，1905年的《直隸白話報》、《兵學白話報》、《通俗白話報》、《開智白話報》，1906年的《發明白話報》、《晉陽白話報》、《地方白話報》、《河南白話演說報》，1907年的《麗江白話報》、《通俗白話報》、《新中國白話報》，1908的《國民白話報》、《京都白話日報》、《紹興白話報》、《奉天醒時白話報》、《安徽白話報》、《錫金白話報》，1909年的《武昌白話報》、《浙江白話報》、《揚子江白話報》，1910年的《蘇州白話報》（蘇州）、《浙江白話新報》、《桂林白話報》、《湖北地方自治白話報》、《衡山白話自治報》、《蒙古白話報》、《上海白話報》，1911年的《虞陽白話報》，及《江西新白話報》、《愛國白話報》，《晨鐘白話報》，《京津白話報》等[6]。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晚清確實掀起了一場席卷全國的白話文運動。
晚清的白話文運動，林紓適逢其會，所持的態度是相當積極的。他在《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中說：“至白話一興，則喧天之鬧，人人爭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話，其但始行白話報。憶庚子客杭州，林萬里、汪叔明創為《白話日報》，余為作《白話道情》，頗風行一時。”據包天笑回憶：“其時創辦《杭州白話報》者，有陳叔通、林琴南等諸君。”[7]證明林紓所言是可信的。
林萬里（1874－1926），原名林獬，后改名白水，字少泉，號白話道人，福建閩縣青圃村人。庚子（1900）客杭州的林紓，曾和他同在林伯穎家塾任教。林萬里1901年任《杭州白話報》主筆，《杭州白話報》的發刊詞《論看報的好處》，就是林白水起草的。他又以“宣樊”、“宣樊子”的筆名撰文鼓吹新政，抨擊小腳、迷信和鴉片。1902年4月，林白水應蔡元培之邀到上海，一起組織 “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女校、愛國學社及社刊《學生民界》，“鼓動反清革命，言論尤為激烈”；1903年蔡元培創辦《俄事警聞》（嗣改名《警鐘日報》），所有白話文都由林白水執筆。《俄事警聞》的創刊，為的是“因俄占東省，關系重大，特設《警聞》以喚起國民，使其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它所“告訴”的對象，有政府、外務部、領兵大臣、各省疆吏、學生、義勇隊、新聞記者、革命黨、守舊黨、保皇黨、立憲黨、全國婦女、農、工、商、會黨、馬賊、無業游民、乞丐、吃洋飯者、出家人、闊少、教民等，三教九流，無所不包，故每期都發兩篇論說，一篇用文言，一篇用白話（或官話、京話甚至湖南白話、廣東白話），題目是《普告國民》、《告訴大眾》，一共刊登了73篇“告××”。林白水又獨立創辦了《中國白話報》，宣稱：“如今月報、日報，全是給讀書人看的，現在中國的讀書人沒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是我們幾位種田的、做手藝的、做買賣的，當兵的及那十幾歲小孩子阿哥姑娘們。”眼睛向下，向著社會底層，是晚清白話文運動的顯著特點。
以古文名世的林紓，亦在《杭州白話報》發表《白話道情》，似乎有點令人詫異。其實，早在戊戌維新前，林紓就作有《閩中新樂府》。魏瀚《閩中新樂府序》謂他嘗自笑道：“廿六年村學究，乃欲吟詩為童子啟悟之階，自度吾力未至也。且吾不善為詩，俚詞鄙諺，旁收雜羅，談格調者，將引以為噱，而吾又不樂為詩人也。”“俚詞鄙諺，旁收雜羅”，有極濃的口語意味。如《小腳婦——傷纏足之害也》云：
小腳婦，誰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許，下輕上重怕風吹，一步艱難如萬里。左靠媽媽右靠婢，偶然蹴之痛欲死。問君此足纏何時，奈何負痛無了期。婦言奴不知，五歲六歲才勝衣。阿娘作履命纏足，指兒尖尖腰兒曲。號天叫地娘不聞，宵宵痛楚五更哭。床頭呼阿娘，女兒疾病娘痛傷。女兒顛跌娘驚慌，兒今腳痛入骨髓，兒自凄涼娘不忙。阿娘轉笑慰嬌女，阿娘少時亦如汝。但求腳小出人前，娘破工夫為汝纏。豈知纏得腳兒小，筋骨不舒食量少。無數芳年泣落花，一弓小墓聞啼鳥。……
姚靈犀《采菲錄》評論道：“林琴南傷纏足之害，作《小腳》詩三首，述幼女被纏之苦、遇水災之悔、遭匪劫之慘，字字有淚，句句刺心。”“裙底弓鞋三寸許，下輕上重怕風吹，一步艱難如萬里”，“阿娘作履命纏足，指兒尖尖腰兒曲。號天叫地娘不聞，宵宵痛楚五更哭”，都通俗淺顯，平易如話，怪不得林紓會預感“談格調者，將引以為噱”了。
正因為有這樣的觀念與創作的基礎，當“白話一興，則喧天之鬧，人人爭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話”情勢下，林紓沒有絲毫厭惡與抵制，反在《杭州白話報》發表《白話道情》，與改革維新的形勢相呼應，就一點也不奇怪了。《白話道情》今未見，諒與白話口語摻雜的《閩中新樂府》相去不遠。可見，林紓不僅不曾反對白話文，而且是晚清白話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所追求的目標，就是維新，就是改革。
二、第一代中學國文讀本的成功編纂者
1932年，為紀念北平師范大學三十周年校慶，黎錦熙參以“四庫提要”體例，作《三十年來中等學校國文選本書目提要》，主張“舉凡六百年間，科舉未廢以前的八股、試帖、經義、策論諸選本，和學校既興以后的小學中學各科教科書”，都是教育史上切實的資料，都有整理和研究的必要。此書收錄1908－1931年間出版的六十馀種課本，逐一作提綱挈領之介紹。《引言》曰：“站在教育的立場上說，須知這些書的勢力，把二十多年以來青年們對于本國文字與文學的訓練，和關于本國文化學術的常識，都給支配了；這是他們必讀而又僅讀的書，簡直是取從前‘四書五經’而代之。”《提要》將光緒三十四年（1908）林紓所編《中學國文讀本》作為第一套中學語文教材，雖有人提出不同意見，以為應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劉師培編、國學保存會出版的《中學文科教科書》；但名曰“國文讀本”者，林紓所編確是第一套。
作為新政的組成部分，清廷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頒布《欽定學堂章程》，規定大學文學科目為七：經學，史學，理學，諸子，掌故，詞章，外國語言文字。二十九年（1903），又規定大學本科文學科分九門：中國史、萬國史、中外地理、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俄國文學、德國文學、日本國文學。始設之“中國文學”一科，乃相對于“外國文學”而言，尚未用“國文”之名。三十三年（1907），奏定女子師范科目，中有：修身、教育、國文、歷史、地理、算學、格致、圖畫、家事、裁縫、手藝、音樂、體操；小學科目，亦有：修身、國文、算術、女紅、體操等，方出現了“國文”的名稱。初一看去，“國文”似是“中國文學”的簡稱，細思之，又不盡然。《清稗類鈔·譏諷類》曾記一故事：“京伶小百歲者，丑角也。一日，演《法門寺》，去小監，科白時，謂扮趙廉之生曰：‘作官亦識字么？吾道你只識洋文，不識國文呢。’又嘗于《五花洞》中，自唱‘做官不論大小，懂得洋文就好’。其言若有意，若無意。”則“國文”實與“洋文”相對也。
“國文”這門課程，在漫長的古代是從未有過的。自晚清設立“國文”以后，也無人對它作過界定。精明的上海商務印書館，抓住晚清復行新政、廣設學校的機遇，組織中小學教科書的編輯，林紓所編《中學國文讀本》，無形中就成了“國文”課程的范本。
與先于1904年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學國教科書文》，采取合議制由蔣維喬、莊俞等合作編寫，聘請日本文部省圖書審查官兼視學官小谷重、日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長尾槙太郎任顧問不同，更高水平的《中學國文讀本》，是由林紓獨立完成的。林紓的國文功底，是舉世公認的；他于1901年任京師金臺書院國文總教席，后又任五城學堂總教習，講授修身、國文課程，具五年國文教學的實踐經驗。選編《中學國文讀本》，自會得心應手。《中學國文讀本》共十冊，按時代逆推選文：第一、二冊清文，第三冊明文，第四冊金元文，第五冊宋文，第六冊唐文，第七冊六朝文，第八冊漢文，第九冊秦文，第十冊周文；各冊選文又集中于本時期之代表作家，如第二冊清文選30篇，曾國藩文入選13篇。第六冊唐文選47篇，韓愈文入選20篇，柳宗元文入選7篇。第六冊序文解釋道：“余嗜唐文，至此二家，無復旁及，故在是集之成，二家之文，據十之七。雖嗜好之偏，然文之正宗，亦不能外此而他求。”又說：“獨昌黎之文，理蓄于中，文肅其外，篇同而局不復，則先后處置之適宜也。語激而詞不囂，則吐吞研練之出于自然也，或千旋百繞，而不病其繁細。或東伏西挺，而愈見其奇倔。……至柳州之文，則華山之石，—拔萬仞．其上珍松古柏，奇花異卉，皆間出重巒疊巘之間。蓋其澤古深，故伏采潛發。”林紓為古文高手，深悉文章三昧，于課文逐篇詳加評語，皆極精當。如韓愈《馬說》，首評：“筆筆凌虛，不肯一句呆說。將吐復茹，欲伸即縮，呂黎絕調。”中評：“‘馬之千里者’五字，破空叫起，奇壯而洪，即插入‘不知’二字，令人掃興。雖昌黎自寫牢騷，然千古才人遭際，亦往往如此。”尾評：“策、食、鳴三語，仍挺接名材，無盡枉屈意，盡此三語中。忽接入‘天下無馬’四字，將天下英雄一筆抹倒。此處宜繼以不平之詞，顧乃以澹宕之筆出之，蕭閑中卻帶無數深悲極慟矣。”林紓還別具匠心地編選了《淺深遞進國文讀本》，選取70篇古文為范文，各按原題原意重寫兩篇，其一文字較淺，其二文字較深，以幫助學生掌握古文的寫法，可見良苦之用心。
與“洋文”相對的“國文”是中國之文，文字，文章，文學，文化，皆可由此而生發；識字綴文，由文而學，由學而化，涵義無窮。“國文”，“國文”，乃堂堂一國之文，何其響亮，且暗含對母語的體認，對中國五千年文明的認同。不料后來“改國文為語體文”，“國文”變成了“國語”。這一變，卻是非同小可。與英文即是英語、法文即是法語不同，不用拼音的中國，是但有中文，沒有“中語”的；不稱“中語”而稱“國語”，實屬不得已之舉。在權威的解釋中，“國語”就是白話，將所謂“少數文人用的文字”即真正“國文”，驅逐出中小學的課堂了。從“工具”意義上看待“國語”，詞類、語法便是教學的重點，文化品位、審美情趣、人文素養、科學素質等，全都被拋到九霄云外去了。百年語文教學的風風雨雨，可以說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
應該順便提到的是，195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的《高級中學文學課本》，其選文文質兼美，多是名家名篇，故在歷年課本中最令人稱許。但其編輯依時代先后，將《詩經》、《楚辭》置于唐詩、宋詞之前，《左傳》、《史記》置于唐宋八大家之前；學生是先學了《七月》再學《琵琶行》，先學了《晉公子重耳出亡》再學《小石潭記》的，即此便不及林紓《中學國文讀本》按逆推選文之為愈也。至于后來多次編寫修訂的中學語文教科書，都不能夠使人滿意。看來，好好吸取林紓《中學國文讀本》的成功經驗，注重整體國文素養的提高，仍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三、民國小說史的首席作家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布中華民國成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強調：“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并通告廢除陰歷，改用陽歷，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
但是，小說史家卻竭力忘卻民國的存在。他們講“現代小說”，一律以1918年5月發表的《狂人日記》為開端；講古代小說，最晚只講到清末“譴責小說”：于是，中國小說史便出現了整整七年的空缺。更不可解的是，幾乎所有“現代小說”，都缺少正面反映辛亥革命的興趣。如《阿Q正傳》第七章雖以“革命”標題，卻只借從黑魆魆中蕩來的大烏篷船，將“革命黨要進城”的消息影影綽綽地透了出來，那準確度又是打了很大折扣的。長期以來，“現代小說史”被定為正統教科書，在教學傳播中成了“標準答案”，民國開初六、七年中產生的作品，便被逐漸遮蔽，逐漸忘卻，銷聲匿跡了。
但中華民國的創立，終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事件。從民國成立到“現代小說”出現的六七年，是真實的歷史階段；其間問世的眾多小說，更是真實的存在。若要填補這六七年的空白，撰寫一部《民國小說史》，第一章論述的第一位作家該是誰呢？答案是：林紓！
先來討論一下入選作家的標準，恐怕至少該包含以下三條：
1、應該是民國最早的小說作品的作者；
2、應該是民國初期最有成就的小說作品的作者；
3、應該是反映或記錄了辛亥革命風云變幻的小說作品的作者。
且先從第三條說起。汪辟疆《光宣以來詩壇旁記》，將林紓、李寶嘉、吳沃堯、劉鶚、曾樸并稱為“清末五小說家”，道是“顧其時亦頗喜瀏覽今人所為小說，其最賞者，譯著則以閩縣林琴南（紓），撰著則以李伯元（寶嘉）、吳趼人（沃堯）、劉鐵云（鶚）、曾孟樸（樸）所著為篤嗜。”李伯元死于1906年，吳趼人死于1910年，劉鶚死于1909年，其時惟曾樸尚在。民國十六年，曾樸在上海開真美善書店，續寫他的《孽海花》，又創作了小說《魯男子》。晚清另外兩位小說家黃小配（1872－1912）與陸士諤（1878－1944），以最快速度寫出了反映辛亥革命的小說。黃小配的《新漢建國志》，“將廿年來中國革命之運動，及一切歷史，源源本本，據實詳敘，俾成信史”。黃小配是辛亥革命當事人，“閱此數十年，所見所聞，固多且確”[8]。可惜他不久就慘遭陳炯明殺害，赍志以沒。陸士諤于辛亥年（1911）十一月出版了謳歌武昌起義的“時事小說”《血淚黃花》。開卷《滿江紅》道：“遍地腥膻，何處是唐宮漢闕？嘆底事，自由空氣，無端銷歇！”由于對立憲的失望，陸士諤迅速地轉到革命立場上來，成了從最近距離反映辛亥革命的第一位小說家。《血淚黃花》以湖北新軍隊官黃一鳴和徐振華的愛情為線索，敘寫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前后武昌革命形勢的急遽變化，盡情嘲弄了滿人官僚的窮途窘態，熱情抒寫了革命志士的豪情壯志。陸士諤首創的借革命隊伍普通一員的經歷和愛情來反映重大歷史事變的模式，一直為后世革命題材的文學作品所效仿。小說把革命寫得堂堂正正，說“革命黨個個都是好人”，是“國民的救主”；“革了命，一則是報雪舊恥，二則是改良政治”；革命黨舍生拼死，“無非替同胞求幸福，為國家謀治安”。但進入民國以后，陸士諤對時局產生了嚴重的失望，開始沉緬于武俠小說的寫作。
從晚清走來的林紓，先是創作了第一部長篇《庚辛劍腥錄》，1913 年10月北京都門印書局出版。《劍腥錄》所反映的戊戌變法與庚子國變，晚清小說家已屢試之矣，且不乏良篇佳作，如旅生的《癡人說夢記》和吳趼人的《新石頭記》，皆足稱道。就林紓本人的動因而言，尤是“意在表彰修伯茀之忠”與林旭的“死以報國亦無所愧”耳。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第二部長篇《金陵秋》，全書三十章，1914年4月商務印書館出版。其緣起曰：“冷紅生者，世之頑固守舊人也。革命時，居天津。亂定復歸京師，杜門不出，以賣文賣畫自給，不求于人，人亦以是厭薄之。一日，忽有投刺于門者，稱曰：‘林述慶請受業門下。’生曰：‘將軍非血戰得天保城，長驅入石頭者耶？’林曰：‘不如先生所言。幸勝耳。’生曰：‘野老不識貴人。將軍之來，何取于老朽？’將軍曰：‘請受古文。’生曰：‘如老朽之文，名為文耶？若將軍不以為劣者，自今日始。但論文不論時事。’”不久，忽言將軍以暴疾卒，夫人以其軍中日記四卷見授，言：“亡夫生平戰跡悉在其中。”作者當即日記中所有者編為小說，命曰《金陵秋》。何海鳴（1886－1945）《求幸福齋隨筆》評論道：“林氏之作此書，全關系‘將軍禮我’一語，蓋所以報知己也。世道日衰，論友者鮮有始終，觀于此可以風矣。……二林均可人，此作尤可感嘆，較之無行之文人假筆墨阿諛權勢，如劉師培之請開方略館者，相去奚啻霄壤耶？”
與陸士諤僅寫武昌起義的一隅不同，《金陵秋》寫的是辛亥革命的全局，重點在“鄂變”（武昌起義）后之的上海與江蘇，塑造了發動鎮江新軍起義、“血戰得天保城，長驅入石頭”的林述慶的英雄形象，謳歌了他的巨大功績和豪邁人格，并對他的解職淪廢，深表憫惜之情。
《金陵秋》對歷史的描述，選取“世之頑固守舊人”的獨特視角，反映出林紓對于民國的復雜心理。與陸士諤相仿，林紓對立憲曾懷有殷切的期望，但形勢的急劇發展，使他又對革命持同情的態度。小說第一章標題“腐責”，開頭云：
一夕，蒼石翁忽大聲吒曰：“阿雄，汝今日果從革命黨人起事矣！吾家世忠厚，祖宗積書盈屋。汝弗紹祖烈，從此輕薄子為洞腹斷脰之舉！方今重兵均握親藩之手，糧糈軍械，一無所出，謂可倉卒以成事。天下有赤手空拳之英雄，排肉山以受精鐵耶？吾行哭汝于東市矣！”阿雄受責，顏色不變，就燈取火，上淡巴菇①于翁曰：“阿翁勿怒。翁守經蹈常，一腔忠愛，雖不仕于清，而恒眷眷君國，兒知之稔矣。《叔苴子》②有言：‘當權時而執經，皆可言而不可行；處經時而用權，皆可行而不可言。’今日天下洶洶，名為經時，實則亂萌已長。父老子弟之心，皆知愛新覺羅氏之不臘。凡有血氣者，無人不懷革命之思。兒固不能以赤手空拳當此精鐵；翁能以資忠履義，扶彼衰清耶？”（注：①淡巴菇，煙草；②《叔苴子》，明人莊元臣撰。）
冒然以蒼石翁吒阿雄之對話開頭以制造懸念，與吳趼人《九命奇冤》效西方小說近是。蒼石翁之名，則于自言中道及：“王子履一生未涉仕途，亦知邪陰之湛溺太陽至矣。”分明有自況的意味；但其所言，實乃老成人之殷憂：“若中華人物多綜于省會之中，而山縣僻壤，木然不知國會為何事、議員為何物。一聞足柄天下之大權，則土豪惡衿必在當選之列。否則身擁重資，出而購票，即可驅駕一鄉一邑之人。爾謂仗此人物，即可坐致承平？老人正患專制未除，特懨懨歸于沉瘵，國會一立，必匆匆成為暴亡。汝勿欣暢，且姑待之。”實為深切國情之論。子履讀到長子伯凱自鎮江貽次子仲英書，中云：“會中薰蕕雜收，好惡非一，為國者鮮，為利者多。今雖徒黨布滿東南，或有奮不顧身者，正恐破壞以后，建設為難，坐無英雄為之鎮攝耳。此間林標統述卿，為閩產，僄銳忠摯，臨難有斷，全軍屬心，阿兄與之朝夕從事。將來以鎮兵進規江南，或易得手。林君之意，頗望弟一臨。能否稟諸老親，一蒞鎮江相見？”嘆曰：“吾衰矣，雖未沾祿糈，而祖、父皆仕清朝。革命一語，吾萬不出諸口吻。實則親藩大臣，人人自種此亡國之孽。兒子各有志向，寧老人所能力挽？”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了林紓對時局的見解：“果戊戌變政得行，亦不至有今日武昌之事”。他此時的同情，是在年青的革命者一邊的。
林紓雖對革命表示認可，但卻是有先決條件的。第十四章“圖寧”，敘鎮江光復后，王子履致書諭二子，道是：“不圖武昌夜呼，而海內立時崩析；鎮江之役，至兵不血刃，而闔城外向，事乃大奇！令乃知種族之辨，雖九世之仇猶復也。”面對不日將進趣金陵的形勢，老人提醒道：“然既稱同胞，自不以多殺為威。”第十三章“聞敗”，敘旗人以炸彈襲擊統制府，王仲英以為“亂黨不可留”，建議一一取而殲之，述卿曰：“王仲英君乃不聞前清入關時，驅逐病痘之百姓乎？當時百姓病痘者，攝政王多爾袞令驅之四十里之外，盡室皆行。滿兵遂入取其家具，俾之一空。而痘童道死無算，家人流離之狀，不堪屬目。今日旗人以報仇之故，擲彈府門，其罪可誅，其心可諒。且吾尤不能效多爾袞所為，夜中無分良莠，盡驅出城。彼果繳出兇器，以兵監之，蓋可恕也。”林紓的“須知革命者，救世之軍，非闖、獻比也”，真是擲地作金石聲的仁者之言。
隨著形勢的變化，林紓的思考亦越顯深刻。第十六章“誓師”開頭即云：“讀吾書者，當知革命非易事也。”其下列舉種種促使革命暴發的原因，道是：“非驕王弛紊其權綱，非奸相排笮其忠讜，非進退系乎賕請，非賦斂加以峻急，非是非顛倒，使朝野暗無天日；非機宜坐失，使利權蝕于列強；非糜四海之財力，用之如泥沙；非出獨夫之威棱，行之以殘殺；非無故挑邊，任邪教興師于無名；非妄意憤軍，使天下同疲于賠款，而國又烏得亡！而革命之軍又胡從起！”但革命者并非天生圣人，“新人稱謂，實本舊人”，人的素質的劣根性，將導致革命的失敗或變質。第四章“鄂變”，在抄錄二十四條條例后，曰：“諸君試觀革命中英雄，有堂堂正正，心存民國，坐鎮武漢，堅如山岳，如黃陂黎公者耶？冷紅生與公初無一面，亦不必揄揚其人，為結好之地。但見名為時杰者，多不如此，且以私意征及外兵，戕其同胞，尚觍然以國民自命，其去黎公寧止霄壤！”第十章“收吳”，敘蘇撫陳德荃既受事，大張告諭，大要謂：“意見二字，最為可懼。其潮流所及，實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馀。大凡意見之起，綜由權利之一念。目今志士組織敢死決死團，為光復共和計，雖犧牲性命，尚所不顧。我同志同事，但期可以達其光復共和之目的，則犧牲其權利，更何足惜。蓋個人有意見，則不能成團體；各團體有意見，則不能成一邦；各邦有意見，則不能成一國。相爭相軋，黨派紛歧，人民或因此而受剝膚之痛，尚何共和幸福之足云哉。”冷紅生即評曰：“嗚呼！陳公之見，何其遠也。當蘇州獨立之始，南北之見初未融洽。及東南各省分立都督，藩鎮之局已成。陳公老謀壯事，已確知有后來之局，故預宣此言。今日一一驗矣。”第二十五章“探梅”，敘大總統宣言書有“各省聯合，互謀自治”，仲英曰：“吾亦決其難行。自治二字，即獨立之別名。唐之藩鎮，皆欲自治，而成為獨立。調劑二字，流弊必出于姑息。將來各省自為風氣，決不受中央號令，在吾意中。此條告弊病百出，何能一一討論如議員？”第三十章“寓詞”，敘孫中山遜位于項城，大祭明太祖于孝陵，仲英評曰：“明祖，專制之君也。今中山主共和之政體，祭之何為？且徐達以克復江南，至前清時尚與曾國藩廟食于鐘山。今克復金陵者誰耶！林述卿屏跡鄉園矣。天下不平之事，至此已極。想孝陵之鬼知之，亦當齒冷。”秋光曰：“仲英，汝謂讓位出之至誠耶 ！”仲英曰：“黨人怏怏，后此禍機，正復難定。”無不寄寓著林紓對時局的殷憂。
《金陵秋》以王仲英、胡秋光的戀愛為全書脈絡，似有陸士諤《血淚黃花》意韻而成熟過之。在小說中，他們不僅是辛亥革命的親歷者，而且是辛亥革命的評論者。王仲英與王子履的“代溝”，反映了林紓自身對辛亥革命的矛盾態度。而胡秋光的形象，則表達了林紓平實的女性觀。他不贊同那激揚慷慨的“殆同煬灶”的“女界革命”，不主張讓“纖弱不勝兵”的女子去作不能勝任的北伐，所以“專以紅十字為宗旨”的胡秋光才值得肯定，這種出于對女性特點的考慮，并不是舊道德的偏見。在林紓筆下，胡秋光是位有遠見的新女性。第三章“遇艷”，敘其縱論時局，真能得其要領，令仲英佩服得五體投地，道是：“敘江南形勝及攻取之法，若掩其姓名讀之，則堂堂一策士書也。”第九章“復滬”，敘其作書語仲英曰：“知君與述公方規劃鎮江，述公持重，非萬全不發。然鎮江不得，無以進規金陵。金陵惟天保城最扼要。徒取雨花臺，尚不為功。吳帥儒者，不解兵事。且軍隊半已解體，所恃者但有北軍。今武昌已扼長江上流，而滬上又為民軍所有。海軍中人人亦有光復之志，以說客動之，當立下。北軍但有直趨浦口，向徐州而退。此著在我意中，想述公必有部署。”因得王仲英之贊許曰：“天下見地之高，持論之正，料事之精，寧有如我秋光者邪？”第二十四章“審勢”，敘預選臨時大總統，孫文得十六票當選，仲英歸語秋光曰：“大總統選定矣。百戰而得金陵者乃如喪家之狗，而海外寓公一旦得志，人固有幸不幸也。”頗有不平之意；秋光曰：“羊胛已熟，且進杯酒。羊胛似較蛤蜊美也。”有弦外之音。第二十六章“和議”，敘仲英忽得述卿書，詞至憤郁，秋光奪而讀之，曰：“此君血熱，于世途閱歷殊鮮。彼人以虛名擁大位，寧解用兵。且北軍嚴扼要害，南中洞兵要者，亦知不可隳突。又有唐使居間，和局已在早晚。述公已解兵柄，有言胡足動人。且不擇人而言，愈見其戇。如此將才，乃令淪廢，深堪憫惜。”皆非庸凡輩所能道。
林紓還善于通過對話，刻畫人物微妙的內心世界。第十八章“看護”，敘仲英傷后，得秋光看護，日就痊可，問：“吾夢中作何讕言？”秋光紅潮被頰，久不能答。仲英趣問，秋光低頭曰：“呼吾名耳。”仲英囅然曰：“心之所念，夢寐中竟不為諱。嗟夫秋光！吾何幸活君之掌中耶！”秋光久不語，但曰：“愿君早痊。”其后，仲英康復出院，臨別，秋光強制其悲曰：“王雄，我以仲英付汝，汝為我晝夕調護。”王雄，字仲英，原是一人，今囑王雄，“以仲英付汝”，其言別致，故即仲英亦覺愕然。既而悟之曰：“如敢食言，有如天日。”第二十五章“探梅”，在議論新總統之條告后，秋光曰：“不審西湖孤山之梅，較此如何？”仲英曰：“汝言孤山梅耶？無論何人，均可攀折，轉不如是間有人管領。”本是比較上海張園之梅與西湖孤山之梅的，因了是否有人“管領”，卻引發了秋光的笑問：“然則共和不如專制耶？”這一問，乃“共和”與“立憲”的優劣之爭，林紓自覺難以回答，故以“仲英不答”四字了之，足見高明。
林紓早就“以小說得名”，卻是以翻譯小說得來的；他的《技擊余聞》1908年3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但影響不大。如今自己動手創作長篇小說，挾其盛名，自當有極大影響。對他自己來說，是完成了由翻譯到創作的轉化；對時代來說，是完成了由古到今的轉化。前擬入選首席作家標準的第一、二兩條，就林紓來說，更是毫無問題。加之他還寫了《冤海靈光》，1916年6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巾幗陽秋》（再版易名《官場新現形記》），1917年8月上海中華小說社出版；《劫外曇花》，1918年1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此外，《踐卓翁短篇小說》第一集，1913年11月由都門印書局印行，其后又續出兩集；《合浦珠傳奇》、《天妃廟傳奇》、《蜀鵑啼傳奇》，1917年2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二年，林紓作《畏廬漫錄》，自序云：“余年六十以外，萬事皆視若傳舍。幸自少至老，不曾為官。自謂無益于民國，而亦未嘗有害。屏居窮巷，日以賣文為生，然不喜論證，故著意為小說……蓋小說一道，雖別于史傳，然間有紀實之作，轉可備史家之采摭。如段氏之《玉格》、《天尺》，《唐書》多有取者。余伏匿窮巷，即有聞見，或且出諸傳訛，然皆筆而藏之，能否中于史官，則不敢知，然暢所欲言，亦足為敝帚之饗。”民國小說史首席作家的榮譽，林紓是當之無愧的。
四、捍衛傳統文化的反潮流英杰
林紓1917年2月8日在上海《民國日報》發表《論古文之不宜廢》。既大聲疾呼“古文之不宜廢”，則必有人提出了“廢古文”的主張，此人正是胡適。他在《文學改良芻議》，借“吾國言文之背馳”，提出“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論，向為文學史家所推崇。實際上，黃遵憲早在1887年就說過：“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9]晚清興起的白話文運動，不僅比十五六年后胡適的倡導聲勢更為浩大，根本目標也絕不相同。胡適1917年1月1日的《文學改良芻議》，是在軍閥混戰的背景下發表的。在此之前的1915年12月，袁世凱宣布恢復帝制，蔡鍔組織討袁護國軍，孫中山發表《討袁檄文》，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撤消帝制，6月6日死于北京；在此之后的1917年5月，繼任大總統的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職，解散國會，7月1日，張勛擁清廢帝宣統復辟，段祺瑞組“討逆軍”驅逐張勛，復任國務總理，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孫中山由上海至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南北對峙的局面，已經形成。赴美留學七年、1917年回國的胡適，除了《文學改良芻議》，不聞有任何關于時局的評論。
《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一個月后，比胡適年長39歲的林紓，便迅速作出了回應。作為晚清啟蒙文學家，林紓一貫認為，現代化并不需要拋棄傳統。文章題曰“論古文之不宜廢”，清楚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雖贊成提倡白話，但不以廢除古文為前提。首句曰：“文無所謂古也”，堪稱深諳文學真諦之慧言。文無古今，唯有優劣，故“漢唐之《藝文志》及《崇文總目》中文家林立”，而“馬、班、韓、柳獨有”。優秀的古文，具有恒久魅力。胡適所謂“八事”，不構成文言必廢的理由；用白話作文章，有誰能保證篇篇“言之有物”、“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呢？
尤可注意的是，當胡適寫到“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最盛，可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為最多，此可無疑也。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使此趨勢不受阻遏，則中國幾有一‘活文學出現’，而但丁、路得之偉業，幾發生于神州”時，忽從中加了一條長注：“歐洲中古時，各國皆有俚語，而以拉丁文為文言，凡著作書籍皆用之，如吾國之以文言著書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諸文豪，始以其國俚語著作。諸國踵興，國語亦代起。路得[Lutber]創新教，始以德文譯《舊約》《新約》，遂開德文學之先。英法諸國亦復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舊約，乃一六一一年譯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歐洲諸國之文學，在當日皆為俚語。迨諸文豪興，始以‘活文學’代拉丁之死文學。有活文學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國語也。”喝了洋墨水、好借西人說事的胡適，本意乃在宣揚拉丁是“死文學”、1611年后之俚語方為“活文學”的高論，以欺蒙讀者。有過翻譯經驗、了解西方文化的林紓，則予以輕輕一撥：“嗚呼，有清往矣，論文者獨數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學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復何濟於用？然而天下講藝術者仍留古文一門，凡所謂載道者皆屬空言，亦特如歐人之不廢臘丁耳。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作為對民族有責任心的老成人，林紓憂心忡忡地說：
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行文亦澤之以新名詞。夫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絕也。向在杭州，日本齋藤少將謂余曰：“敝國非新，蓋復古也。”時中國古籍如皕宋樓之藏書，日人則盡括而有之。嗚呼，彼人求新而惟舊之寶，吾則不得新而先殞其舊。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師，將以厚幣聘東人乎？夫馬班韓柳之文雖不協於時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學之，用其淺者以課人，轉轉相承，必有一二鉅子出肩其統，則中國之元氣尚有存者。若棄擲踐唾而不之惜，吾恐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幾何不為東人之所笑也。
這里表述的思想，與1904年《〈英國詩人吟邊燕語〉序》“歐人之傾我也，必曰識見局，思想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淪弱，漸即頹運，而吾國少年強濟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詆其故老，放棄其前載，維新之從”，是一脈相承的。林紓十二年前說的這番話，不會料到竟會適用于此時的胡適！《〈英國詩人吟邊燕語〉序》還舉“英人固以新為政者也，而不廢莎士之詩”為例，證明“政教兩事，與文章無屬”，仿佛也是針對十二年后胡適的高論而發的！
《論古文之不宜廢》發表時，將“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師，將以厚幣聘東人乎”與“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幾何不為東人之所笑也”二句，用特大號字體排印，尤其突現出林紓的殷憂。齋藤少將，時為日本公使武官。日本的維新比中國早，卻不一味圖新而廢舊，故齋藤有言：“敝國非新，蓋復古也。”林紓發問道：“彼人求新而惟舊之寶，吾則不得新而先殞其舊”，豈不是太愚蠢了么？當時中國古籍如皕宋樓之藏書，為什么會為日人則盡括而有之？恐怕與胡適之流鼓吹盡廢古書、盡廢文言不無關系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師，將以厚幣聘東人乎？”后來的事實，皆不幸為林紓所言中。
1918年4月15日，胡適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在文末帶上一筆道：“用古文譯書，必失原文的好處。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論。”算是對林紓的“回敬”。此說實轉引于劉半農的《我之文學改良觀》：“近人某氏譯西文小說，有‘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句。以‘珠’字代‘胞珠’，轉作‘孕’字解，以‘下’字作“墮胎’解。吾恐無論何人，必不能不觀上下文而能明白其意者。是此種不通之字，較諸‘附驥’、‘續貂’、‘借箸’、‘越俎’等通用之典，尤為費解。”[10]其實，林紓所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原文為：“女接所歡，媰，而其母下之，遂病。”錢鐘書《林紓的翻譯》指出：“這個常被引錯而傳為笑談的句子也正是‘古文’里敘事簡斂肅括之筆。……司馬遷還肯用淺顯的‘有身’或‘孕’，林紓卻從《說文》所引《尚書·梓材》挑選了一個斑駁陸離的古字‘媰’，班固還肯說‘飲藥傷墮’，林紓卻仿《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只用了一個‘下’字。”算是為林紓辨了冤。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副題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是文章宣揚的惟一宗旨。在回述“八不主義”之后，又正面提出四條建議：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該怎么說，就怎么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說過的話”；四、“是什么時代的人，說什么時代的話”。又說：“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這都是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都是”，“只有”，輕輕一點，就把文言劃到“國語”范圍之外去了。根據這個荒唐判斷，便得出文言當廢的極端結論。
至于怎樣實行“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胡適提出了三個步驟：（一）工具，（二）方法，（三）創造。關于第一步，胡適說：“我們的工具就是白話，我們有志做國語文學的人，應該趕緊籌備這個萬不可少的工具”。預備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多讀模范的白話文學”，二是“用白話作各種文學”。
關于第二步，在拉拉雜雜說了一通“文學的方法”之后，胡適強調要“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范”，實際上否定了上面“多讀模范的白話文學”的主張。他說：
第一，中國文學的方法實在不完備，不夠作我們的模范。即以體裁而論，散文只有短篇，沒有布置周密、論理精嚴、首尾不懈的長篇；韻文只有抒情詩，絕少紀事詩，長篇詩更不曾有過，戲本更在幼稚時代，但略能紀事掉文，全不懂結構；小說好的，只不過三四部，這三四部之中，還有許多疵病；至于最精采之“短篇小說”、“獨幕戲”，更沒有了。若從材料一方面看來，中國文學更沒有做模范的價值。才子佳人、封王掛帥的小說，風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詩；不能說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學這個、學那個的一切文學，這些文字，簡直無一毫材料可說。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幾首實在好的詩之外，幾乎沒有一篇東西當得“布局”兩個字！——所以我說，從文學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國的文學實在不夠給我們作模范。
第二，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論，我們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國的Bacon和法國的Montaiene，至于像Plato的“主客體”，Huxley等的科學文字，Boswell和Morley等的長篇傳記，Min、Franklin、Giddon等的“自傳”，Taine和Bukle等的史論，……都是中國從不曾夢見過的體裁。更以戲劇而論，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臘戲曲，一切結構的功夫，描寫的功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Shakespcare和Moliere,更不用說了，最近六十年來，歐洲的散文戲本，千變萬化。遠勝古代，體裁也更發達了，最重要的，如“問題戲”專研究社會的種種重要問題；“寄托戲”（Symbolio Drama）專以美術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戲本，“心理戲”，專描寫種種復雜的心境，作極精密的解剖；“諷刺戲”，用嬉笑怒罵的文章，達憤世救世的苦心。……更以小說而論，那材料之精確，體裁之完備，命意之高超，描寫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細密，社會問題討論之透徹，……真是美不勝收。至于近百年新創的“短篇小說”，真如芥子里面藏著大千世界；真如百煉的精金，曲折委婉，無所不可；真可說是開千古未有的創局，掘百世不竭的寶藏。
關于第三步，胡適則輕描淡寫地說：“至于創造新文學是怎樣一回事，我可不配開口了。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原可不必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我們現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兩步預備的功夫罷！”便匆匆結束了全文，所以重點仍落在“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范”上。胡適就這樣打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旗號，利用道術分裂的手法，通過“否定文言文”→“籌備白話這個萬不可少的工具”→“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范”這樣的“三部曲”，借助語文這一似乎純工具的名目，宣揚民族虛無主義，達到全盤西化的目的。還在美留學之時，胡適的同鄉兼朋友梅光迪（1890－1945）1916年7月24日就寫信告誡道：“今之歐美，狂瀾橫流，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有心人須立定腳跟，勿為所搖。誠望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11]可謂一語中的。
1919年4月，林紓發表《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不能判定林紓是否讀過《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但文中有關白話文的論述，無疑是針對胡適而發的。文章說：“近人創為白話一門，自銜其持見，不知林萬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為矣。”行文之本意十分清楚：即便是倡導白話，自己也比胡適更有發言權。在立定有資格足夠議論白話文的前提下，林紓以絕對高明的古文家身份，暢論古文的性質和功用：它有時“似無關於政治，然有時國家之險夷系彼一言”；有時又似“無涉於倫紀，然有時足以動人忠孝之思”。他灑脫地分析唐文、宋文、元文、明文的優劣短長，仿佛是信手拈來，揮斥皆成警句。他論明人之學漢，乘勢比喻為“《品花寶監》學《紅樓夢》者也”：“《紅樓夢》多貴族手筆，而曹雪芹又司江南織造，上用之物，靡不周悉。作《品花寶監》者，特一秀才，雖極寫華公子之富，觀其令廚娘煮粥，親行命令如某某之粉宜多宜寡，斟酌久之，如在《紅樓夢》中則一婢之口吻耳。”特意引白話小說為例比喻古文，不惟十分得體，亦為題中應有之義。即便是《紅樓夢》的賞鑒，與以建設“國語的文學”自命、三年之后撰《紅樓夢考證》、謂“紅樓夢的真正價值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上面”的胡適相比，林紓說：“《紅樓》一書，口吻之犀利，聞之儼然，而近人學之，所作之文字，乃又癯惙欲死，何也？須知賈母之言趣而得要，鳳姊之言辣而有權，寶釵之言馴而含偽，黛玉之言酸而帶刻，探春之言言簡而理當，襲人之言貼而藏奸，晴雯之言憨而無理，趙姨娘之言言賤而多怨，唯寶玉所言，純出天真。作者守住定盤針，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隨地熨貼。”所論無疑要內行老到得多了。
林紓提出“古文白話之相消長”論，承認隨著時代的變遷，古文已退居次要之地位，“今官文書及往來函札，何嘗盡用古文。一讀古文，則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厲消燼滅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同時又指出：“其曰廢古文用白話者，亦正不知所謂古文也。”為什么呢？他巧妙地借《水滸》藝術而言之：
白話至《水滸》《紅樓》二書，選者亦不為錯。然其繪影繪聲之筆，真得一肖字之訣。但以武松之鴛鴦樓言之，先置樸刀於廚次，此第一路安頓法也。其次登樓，所謂揸開五指，向前右手執刀，即防樓上知狀將物下擲，楂指，正所以備之也，此第二路之寫真。登樓后見兩三枝燈燭三數處月光，則窗開月入，人倦酒闌，專候二人之捷音，此三路寫法也。既殺三人，灑血書壁，踩扁酒器，然后下樓，於簾影模糊中殺人，刀鈍莫入，寫向月而視，凜凜有鬼氣，及疾趨廚次，取樸刃時，則倏忽駭怪，神態如生，此非《史記》而何？試問不讀《史記》而作《水滸》，能狀出爾許神情耶？《史記·竇皇后傳》敍竇廣國兄弟家常瑣語，處處入情；而《隋書·獨孤氏傳》曰“苦桃姑”云云，何嘗非欲跨過《史記》？然不類矣。故冬烘先生言字須有根柢，即謂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
作《水滸》者必有讀《史記》之根柢，金圣嘆早已言之矣。“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是充分說理的，也是完全符合語言文學規律的。
作為捍衛傳統文化的反潮流英杰，林紓不甘放棄努力。他忽然想到曾任民國教育總長、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1867－1940）。1919年3月18日，他發表《致蔡鶴卿書》，開頭敘二人交往道：“與公別十馀年，壬子（1912）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問，至以為歉。屬辱賜書，以遺民劉應秋先生遺著囑為題詞，書未梓行，無從拜讀，能否乞趙君作一短簡事略見示？謹撰跋尾歸之。嗚呼！明室敦氣節，故亡國時殉烈者眾，而夏峰、梨洲、亭林、楊園、二曲諸老，均脫身斧鉞，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學，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見名教之孤懸，不絕如縷，實望我公為之保全而護惜之，至慰至慰！”林紓比蔡元培大15歲，二人雖八年未通音問，但因蔡囑其為遺民劉應秋遺著題詞，使他產生蔡雖“崇尚新學”，乃亦“垂念逋播之臣”之念，心靈間似有溝通的可能。信中鄭重地提出：
方今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創之談，用以嘩眾。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于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鏟倫常為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尚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蔑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
在所有的論爭者當中，惟有林紓由晚清之改革引入當前的分歧，“人心喪敝”、“無可救挽”、“中國之命如屬絲”等等，在在表現對國家命運的關切。民國成立后，自謂“仆既不仕于前清，于新政府之民一也”的林紓，曾天真地以為，弊政已除，新制伊始，國人戮力同心，“興實業，振軍旅，廣教育”，中華有望矣；然而，冷酷的現實使林紓大失所望。他在《諷諭新樂府》中揭露共和制下的政治丑劇，以為國家已陷于“渾天黑地無是非”之境，與信中表述的觀念是一致的。緊接著是申述文言之不當廢除的理由：
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③，累斥希臘臘丁羅馬之文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國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為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圣，并足為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為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為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為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一二語，即算為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為白話耶？果以篆籀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引漢唐之環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為野老聚飲。類乎不類？（注：③英之迭更，即狄更斯，英國小說家）
“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為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數語，最為當時和其后之論者所忌，以為是對勞動者的污蔑。其實，林紓說的是由口語提煉為書面語言的問題，是語言的繼承和發展的問題。“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實為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
最后，林紓又以時局之危殆提醒蔡元培：“況天下溺矣，藩鎮之禍，邇在眉睫，而又成為南北美之爭。我公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蘇息，乃以清風亮節之躬，而使議者紛紛集矢，甚為我公惜之。”林紓以為，作為“為南士所推”的國民黨員，蔡元培當此“藩鎮之禍邇在眉睫”的關鍵時刻，應站出來“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蘇息”；他沒有這樣做，反“使議者紛紛集矢”，助長了廢除文言之風，所言是既尖銳而又中肯的。
1919年3月21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蔡元培的《答林君琴南函》。這位前光復會領袖、“并不取賢妻良母主義，乃欲造成虛無黨一派之女子”[12]的愛國女校總理（校長）的蔡元培，回避了林紓信中對時局嚴峻性的分析，和對他在政治上所抱的希望，卻借著大學“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輕輕地轉移了話題，將林紓所指的全國性根本性大計，偷換成北京大學的辦學方針。針對林紓所言之“覆孔孟，鏟倫常”，蔡元培申辯：北京大學教員，沒有以“覆孔孟鏟倫常”教授學生者；北京大學教授，沒有于學校以外發表“覆孔孟鏟倫常”之言論；北京大學之倫理學，除了反對君臣一倫外，“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至于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為增進知識之需，寧有鏟之之理歟？”針對林紓所言之“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蔡元培申辯：北京大學沒有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諸多課本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為白話體者惟胡適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所引古書多屬原文，非皆白話也；北大教員所編之講義，雖皆文言，而上講壇后，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于白話之講演；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針對林紓所言之“《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蔡元培回答：“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為胡適之，錢玄同，周啟孟諸君。公何以證知為非博極群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從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于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于《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于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將“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歪曲為指摘胡適之等“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
三天之后，林紓在3月24日《公言報》刊出《再答蔡鶴卿書》，中說：“比年以來，惡聲盈耳，使人難忍，因于答書中孟浪進言。既賜復書，足見我公宗圣明倫之宗旨，始終未背也。此外尚有何說。弟所求者，存孔子之道統也，來書言尊孔子矣；所求者，倫常之關系也，來書言不悖倫常矣；所求者，古文之不宜屏棄也，來書言仍用古文矣。轖心遂欲，暢遂無言。……與公交好二十年，公遇難不變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說，彼叛圣逆倫者容之，即足梗治而蠹化。拼我殘年，極力衛道，必使反舌無聲，瘈狗不吠而后已。”從字面看，林紓所求者，如存孔子之道統、倫常之關系、古文之不宜屏棄，在蔡元培的回信中似乎都得到了肯定的認同，林紓又有什么可說的呢？
縱觀林紓論文言不可廢之文，皆是充分說理辯難，亦是心平氣和的。他最為史家詬病的是作《荊生》、《妖夢》兩篇小說，攻擊新文化運動是“禽獸之言”。事實上，這本是錢玄同（1887－1939）、劉半農（1891－1934）演出的“苦迭打”雙簧戲激出來的。為了擴大“廢古文”論的影響，經過一番策劃，錢玄同扮作反對派，化名“王敬軒”致信《新青年》，以數千言痛詆新派，卻故意漏洞百出；然后由劉半農作萬馀言之《奉答王敬軒先生》，針對信中的觀點逐條進行批駁，給人的印象是已批駁得體無完膚，得勝而回了。這位子虛烏有的“王敬軒”身上，隱約有林紓的若干特征，故錢、劉的“雙簧”戲上演后不久，林紓1919年2月17－18日《新申報·蠡叟叢談（十三—十四）》發表《荊生》以反擊之。既然對方不按規矩出牌，以近乎無賴的手段“唐突前輩”，個性倔強、素有劍俠氣的林紓，站出來痛罵幾聲，又有何罪？況借小說以影射，歷史上早已有之。唐代李德裕與牛僧孺交惡，命其門人韋瓘以牛僧孺名撰《周秦行記》以誣陷之。與李德裕之從政治上誣陷對手，欲置人于死地的鬼蜮伎倆相比，林紓所做不過是游戲文章，且堂堂正正地署上自己的名字，何“卑劣”之有？《荊生》勾畫出林紓心目中“新文人”的尊容，言田其美（影射陳獨秀）、金心異（影射錢玄同）、狄莫（影射胡適）“悉新歸自美洲，能哲學，而田生尤穎異，能發人所不敢發之議論，金生則能《說文》”。小說敘三人坐而笑語：
田生中坐，嘆曰：“中國亡矣，誤者均孔氏之學，何由堅言倫紀，且何謂倫紀者，外國且妻其從妹，何以能強？天下有人種，即有父母，父母于我又何恩者？”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誤人，所以至此。”田生以手抵幾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學術，吾非去孔子滅倫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廢文字，以白話行之，俾天下通曉，亦可使人人咸窺深奧之學術，不為艱深文字所梗。唯金君何以默守《說文》，良不可解。”金生笑曰：“君知吾何姓，吾姓金耳。姓金者性亦嗜金，吾性但欲得金，其講《說文》者，愚不識字之人耳，正欲闡揚白話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歡，堅約為兄弟，力掊孔子。
雖是玩笑之作，卻將三人之宗旨，概括得并不走樣，頗有唐人小說之意趣。其后，忽有“偉丈夫”荊生破壁指三人曰：“爾乃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于是按田生首，以足踐狄莫，取金生眼鏡擲之，三人只得斂具下山。篇末蠡叟曰：“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林紓罵其為“禽獸自語”，矯為快意而已。小說因勢對“孔子圣之時”論作了闡釋：“孔子何以為圣之時？時乎春秋，即重俎豆；時乎今日，亦重科學。譬叔梁紇病篤于山東，孔子適在江南，聞耗，將以電報問疾，火車視疾耶？或仍以書附郵者，按站而行，抵山東且經月，俾不與死父相見，孔子肯如是耶？”駁斥時人對孔子的曲解，與《致蔡鶴卿書》中“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是一致的，惟有淺薄之徒”方得視為“笑柄”耳。
載1919年3月18－22日《新申報·蠡叟叢談（四十四—四十六）》的《妖夢》，荒唐色彩更濃。小說敘鄭思康夢為長髯人所邀，往游陰曹，遂并轡至白話學堂。見門外大書一聯云：“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甚么東西。”入第二門，見匾上大書“斃孔堂”，又一聯云：“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聞校長元緒（影射蔡元培）、教務長田恒（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影射胡適），皆鬼中之杰出者，入而面之。談次問名未竟，二世曰：“足下思康，思鄭康成耶？孔丘尚是廢物，何況鄭玄！”田恒曰：“鄭玄作死文字，決不及活文字，非我輩出面提倡，則中華將被此腐儒弄壞矣。而五倫五常，尤屬可恨，束縛至于無轉旋地步。”結末謂羅睺羅阿修羅王至，直撲白話學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積糞如丘，臭不可近。筆墨未免刻薄，非怪“新人”要勃然大怒了。話又要說回來，將對方說成妖魔，最早還是新派自己。陳獨秀不是說他要“明目張膽地與十八妖魔宣戰”，“愿拖著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即為“吾友胡適”之前驅嗎？
撇開小說的詭誕色彩，骨子里是維護傳統文化的責任感。《妖夢》結末蠡叟曰：“‘死文字’三字，非田恒獨出之言也。英國大師迭更先生，已曾言之，指臘丁羅馬希臘古文也。夫以迭更之才力，不能滅臘丁，詎一田恒之力，能滅古文耶？即彼所尊崇之《水滸》《紅樓》，非從古書出耶？《水滸》中所用，多岳珂《金陀萃編》中之辭語，而《紅樓》一書，尤經無數博雅名公，竄改而成。譬之珠寶肆中，陳設之物，欲得其物，須入其肆檢之；若但取其商標，以為即珠寶也，人亦將許之乎？作白話須先讀書明理，說得通透，方能動人。若但以白話教白話，不知理之所從出，則騾馬市引東洋車之人亦知白話，何用教耶？此輩不能上人，特作反面文字，務以驚眾，明理者初不為動。所患者后生小子，小學堂既無名師，而中學堂又寡書籍，一味枵腹，聞以白話提倡，烏能不喜。此風一扇，人人目不知書，又引掖以背叛倫常為自由，何人不逐流而逝，爭趨禽獸一路。善乎西哲畢困腓士特之言曰，智者愚者俱無害，唯半智半愚之人最為危險。何者？謂彼為愚，則出洋留學，又稍知中國文字，不名為愚；若指為智，則哲學僅通皮毛，中文又僅知大略，便自以為中外兼通。說到快意，便罵詈孔孟，指斥韓歐，以為倫常文字，均足陷人，且害新學。須知古文無害于科學，科學亦不用乎古文，兩不相涉，盡人知之。唯懶惰不學之少年，則適為稱心之語可以欺瞞父母，靡不低首下拜其言。矧更有家庭革命之說，則無知者，歡聲雷動矣。吾恨鄭生之夢不實，若果有瞰月之羅睺羅王，吾將請其將此輩先嘗一臠也。”講這番話的時候，林紓心中是在流血。
《荊生》、《妖夢》由北大學生張厚載介紹到《新申報》上發表，而號稱“取兼容并包主義”的北京大學，卻以“在滬通訊，損壞校譽”為由，將距畢業僅有數月的張厚載開除了學籍，開了中國學術史上極壞的先例，適足為北大蒙羞。林紓見連累了自己的學生，公開承認罵人的不對。陳獨秀回應道：“林琴南寫信給各報館，承認他自己罵人的錯處，像這樣勇于改過，到很可佩服。”[13]其實，林紓何嘗是“勇于改過”？他從來堅信自己根本沒有錯。1919年4月5日《公言報》刊出他的《腐解》，袒露了自己“性既迂腐”的性格：
……予乞食長安，蟄伏二十年，而忍其饑寒，無孟韓之道力，而甘為其難。名曰衛道，若蚊蚋之負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將爭起而吾彈也。然萬戶皆鼾，而吾獨嘐嘐作晨雞焉；萬夫皆屏，吾獨悠悠當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為牛則羸，胡角之礪？為馬則弩，胡蹄之鐵？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嘗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嘗為之徒耶？ 茍能俯而聽之，存此一線倫紀于宇宙之間，吾甘斷吾頭，而付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黃天后土，是臨是監！子之掖我，豈我之慚？
當廢除文言文的潮流滾滾而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當口能挺立潮頭，甘為其難，非林紓而誰何？《腐解》傳達的衛護中國傳統文化之道，憂患其失墜的心情，是極其可貴的。
在史家的敘述中，將胡適的“廢除文言文，使用白話文”、青年學生的“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北洋政府的“國民學校改國文為語體文”，都拉進一個籃子，統統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組成部分。事實上，胡適幾篇最經典的文章，從來沒有說要“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也根本不曾以胡適的理論為指導。匪夷所思的是，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殘酷鎮壓了青年運動，1920年1月2日，卻遵照“新文化運動旗手”胡適的意愿，頒布了廢除文言文的法令：“定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史家為何不曾想到，處在內外交困中的北洋政府，實際上成了胡適的支持者，所以在胡適提出“廢除文言文”僅三年之后，就急切地將它付諸實行了。胡適1920年5月17日不無得意地說：“這個命令是幾十年來第一件大事。他的影響和結果，我們現在很難預先計算。但我們可以說，這一道命令把中國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14]便可窺見個中的秘密。是否廢除文言文、推行白話文，作為學術問題討論一二百年，都無傷大局；但一旦變成政府決策，情況就不可逆轉了。人們一直以為是胡適“戰勝”了林紓，其實，這只是北洋政府政策的勝利。胡適1918年4月還在說：“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原可不必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我們現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兩步預備的功夫罷！”然而，1920年4月的北洋政府，卻越過了那第一、第二兩步，將他們“審定”了的語體文教科書，正式推出了。史家為此大唱贊歌道：“從那時開始，中國兒童的啟蒙教育不再是他們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適合于他們的東西。”那么，北洋政府究竟拿出什么貨色代替“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來做啟蒙教材呢？且讓我們請出幾位世紀老人來作見證。
第一位要請的是賈植芳先生。他在《獄里獄外》中寫道：“……家里把我送到鄰村小學讀書，這次是讀《共和國語文》，我又跟上同學吆喝：‘人、手、足、刀、尺、山、水、牛、羊’。我跟著沒嚎多久，又換了《語文教科書》，第一課課文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15]賈植芳生于1916年，他正趕上讀1920年4月北洋政府《語文教科書》第一版的榮幸。第二位要請的是舒蕪先生，《舒蕪口述自傳》中寫道：“……在府右街北口路西，有一所培根小學。大約在我5周歲時，被母親送到這所小學讀一年級。 如今回憶起來，別的課有些什么內容，都記不大清了，只有語文課還有印象。第一課的課文好像是‘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16]舒蕪生于1922年，他入小學一年級應在1928年。“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的“白話文學家”，就用這種最蹩腳的“大狗跳，小狗叫”來“啟蒙”天真無邪的孩童！二十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發生了以“廢除文言文”為名，實質上摧毀傳統文化的事件，其結果是導致了全民族道德的空前劣化，導致了全民族文化水準的普遍下降。
林紓《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中說：“吾輩已老，不能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請諸君拭目俟之。”1924年，林紓逝世前書遺訓十條，第六條曰：“琮子古文，萬不可釋手，將來必為世所寶。”彌留之際，又以手指在林琮手上寫道：“古文萬無滅亡之理，其勿怠爾修。”回想1920年教“大狗跳，小狗叫”的老師，尚懂得文言文；而讀“大狗跳，小狗叫”的學生變成老師，就不懂文言文了；他的學生再變成老師，又當如何？如今不要說中文系學生讀不懂古文，教授古典文學的博導有人也不會句讀，不懂平仄，他們“培養”出來的博士，又當如何？百年以后，面對多數國人“釋手”于古文的現狀，少數“勿怠爾修”的學術明星，方得憑恃對《論語》《史記》的一知半解，遽然走紅，不是恰恰證明了“古文萬無滅亡之理”嗎？
注釋：
[1]歐陽修《謝氏詩序》
[2]康有為《琴南先生寫〈萬木草堂圖〉題詩見贈賦謝》
[3]譚正璧《中國文學史大綱》，上海，光明書局1925年9月初版
[4]王若谷《駁李敖之否定魯迅論》，《江南時報》2005年8月9日
[5]《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第56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版
[6]參見史和等《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第168頁，大華出版社1971年版
[8]《新漢日報》1911年11月9日創刊號廣告
[9]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光緒二十一年(1895)羊城富文齋印
[10]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號
[11]《胡適日記》第54－55頁，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2]高平叔《蔡孑民先生傳略》，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年版
[13]《獨秀文存》第494頁，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4]胡適《〈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1921年2月《新教育》第三卷第一期
[15]賈植芳《獄里獄外》第119－120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
[16]舒蕪《舒蕪口述自傳》第1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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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歐陽健（1941－ ）。男，江西玉山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原載《閩江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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