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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戰時期的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間，國共雙方在重慶進行了一場馬拉松式的談判。駐重慶的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推薦林彪作為毛澤東的代表與蔣介石談判，并實際策劃和運作了這次談判。談判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當時國共兩黨的緊張關系，為抗戰勝利后的國共重慶談判作了鋪墊。

　　力薦林彪代表毛澤東見蔣介石

　　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制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后，國共兩黨關系降至冰點。斯時國際局勢激烈動蕩，接連發生了兩件改變世界格局的大事件：一是1941年6月德國突然進攻蘇聯；一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1942年元旦，美、英、蘇、中等26國簽署了對德、意、日作戰的《聯合國家宣言》，正式形成了反對軸心國的盟國陣線。美、蘇兩大國都希望中國堅持抗戰，不希望國共兩黨關系惡化。美國總統羅斯福曾通過私人代表轉告蔣介石：中國在3年之內不要發生內戰，還明確表示美國提供的援華軍火不得用于反共。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致電毛澤東：“我們認為，毛澤東必須直接和蔣介石聯系，以消除國共之間存在的誤會，使中國的武裝力量統一起來，組織起反對日本軍隊的具有決定性的進攻行動。共產黨應當表現出最大程度上的理智和果敢。”

　　◆《聯合國家共同宣言》

　　中共中央順勢而為，于1942年7月7日公開發表《為紀念抗戰五周年宣言》，表示“愿盡自己的能力來與國民黨當局商討爭取抗戰最后勝利及建設戰后新中國的一切有關問題”。毛澤東同時電告各地將領，力避與國民黨發生軍事沖突，還電示駐重慶的周恩來：“愿見蔣介石一談。”

　　對于中共釋放出的善意，蔣介石也明確表態，今后“解決共黨問題用政治方法”。7月10日，周恩來的父親周懋臣在重慶病逝。7月17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代表蔣介石前往吊唁時，周恩來向張提出希望同蔣介石面談。7月21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告之已指定張治中與軍令部次長劉斐同中共重啟談判。8月14日，蔣介石再次約見周恩來，表示要好好解決國內問題，并主動提出，他近期將去西安，想在那里約毛澤東先生一晤。

　　周恩來見蔣介石后，立刻致電中共中央，分析了蔣介石約見毛澤東的意圖，“在態度上還看不出有何惡意”，“其目的未可測”。他提出兩個方案供中共中央選擇：一是毛澤東稱病，以林彪作為毛的代表到西安見蔣介石；二是要求蔣帶周恩來到西安，然后由周飛延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負責人）返西安見蔣。

　　周恩來之所以建議毛澤東不宜親自去西安見蔣介石，是鑒于西安事變后蔣扣押張學良的教訓。那么，中共黨內人才濟濟，周恩來為什么獨薦林彪作為毛澤東的談判代表呢？

　　◆1942年，林彪作為毛澤東的代表，去重慶會見蔣介石。

　　一是當時林彪深得毛澤東的器重。從井岡山開始，林彪就是毛麾下的一員驍將。1938年底林赴蘇聯療傷，1942年初從蘇聯返回延安途中，在蘭州、西安等地開展的統戰工作頗見成效。毛澤東認為林具備多方面的才干。2月8日，毛澤東破例親自去迎接返回延安的林彪，并安排林住在楊家嶺，離他近一些。接著為林舉行千余人的歡迎會，毛澤東、朱德等出席。2月20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他（林彪）在蘭州、西安統戰工作做得很好，與胡宗南諸人曾有深談。據林說，國民黨統戰工作很可開展，要我告你注意。”3月21日，周恩來也致電林彪，稱贊林在“新疆、蘭州、西安進行的統戰活動影響極好”。

　　二是林彪有蘇聯背景。1940年3月任弼時離蘇回國，林彪接任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負責人，擔當中共與蘇共、共產國際疏通聯絡的工作。是年9月，蘇軍統帥部召集軍事會議，邀林彪參加。蘇聯元帥們都認為德國將先攻占最富饒的烏克蘭。林彪則認為希特勒不會從烏克蘭打，將從西線進攻蘇聯，占領莫斯科。與會者都搖頭。蘇德戰爭爆發后，德國進攻蘇聯的路線被林彪言中。蘇方邀請林彪參加他們的衛國戰爭，林發電報回國請示，毛澤東回電讓他立即回國。林彪抵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即通過盛世才向蔣介石報到。蔣認為林此舉為蘇聯人之意圖，因而對這個有“蘇聯背景”的“黃埔學生”重視有加，即給迪化、蘭州、西安等地要員下令：“沿途以禮相待，按省長待遇迎接，護送到延安。”林彪抵達西安，毛澤東又指示林暫不回延安，在西安多住些時日，給蔣造成林之所為與蘇聯意圖有關，而非秉承中共之命的感覺。

　　三是林彪為黃埔軍校四期生，周恩來深知蔣介石對黃埔生高看一眼，這為談判溝通創造了先機。

　　四是林彪首戰平型關，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威震海內外，成為名噪一時的抗日名將。

　　毛澤東收到周恩來的電報，對形勢作了精準地研判：當時國民黨正打算召開五屆十中全會，意欲緩和對中共的政策，國共關系有改善的跡象，應抓住這個時機與蔣談判。于是采納了周恩來的第一個方案。8月17日，毛澤東起草復周恩來電：“毛現患感冒，不能啟程，擬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見蔣，請征蔣同意。如能征得蔣同意帶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談一次，隨即偕林或朱（德）赴西安見蔣則更好。”

　　8月18日，毛澤東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國際國內形勢，會議形成基本共識：“中國局勢有好轉可能，即親蘇、和共、政治改良。”為此，8月19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依目前局勢，我似應見蔣。”強調“關于我見蔣，中央亦尚未作最后決定”。

　　但周恩來認為：蔣毛會面時機并不成熟。他當天致電毛澤東建議：“最好林或朱先打開談判之門，如蔣約林或朱隨其來渝，亦可答應，以便打開局面，轉換空氣；一俟具體談判有眉目，你再來渝，便可見渠。”

　　毛澤東對這次談判的態度十分積極，認為他有必要見蔣，此后他多次致電周表示：“蔣到西安時，決先派林彪見蔣，然后我去見他。依目前國際國內大局，我去見蔣有益無害，俟林彪見蔣后即確定我去時間。”“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及蔣約見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系加以改善。這種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極大利益，哪怕具體問題一個也不解決，也是值得的。蔣如約我到重慶參加十月參政會，我們應準備答應他……林彪準備在蔣電約后即動身去，我則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抗戰期間，周恩來在重慶留影。

　　周恩來長居重慶，跟蔣介石打交道多年，深悉蔣的政治手腕，認為目前蔣雖然有用政治辦法解決國共關系的意向，但具體問題尚未涉及，對共產黨的施壓毫無減輕，會晤地點又在西安，其風險不能不考慮。9月5日，他給中共中央發了一份近500字的長電，懇切陳述他的看法和建議：

　　我認為見蔣時機尚未成熟。一，蔣雖趨向政治解決，但他之所謂政治是要我們屈服，絕非民主合作；二，蔣對我黨我軍的觀念仍為非合并即大部消滅；三，蔣對人的觀念仍包藏禍心（即打擊我黨領導，尤其對毛，西安事變后尚想毛、朱出洋，時至今日猶要葉挺太太勸葉悔過自新，吾屢次請回延不理，此次我在電答時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來亦不許），因此可說他對我黨我軍及民主觀念并無絲毫改變。

　　蔣毛見面的前途可能有兩個：一，表面進行得很和諧，答應解決問題而散；二，約毛來渝開參政會后，借口留毛長期住渝，不讓回延（此著萬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損失太大。我們提議林出，勿將話講死，看蔣的態度及要解決問題如何，再定毛是否出來。

　　這個建議是經中共南方局集體討論的，所以周恩來特別加上“我們”二字。

　　中央和毛澤東對周電極為重視，經反復討論，最終接受周恩來的意見，決定先派林彪作為毛澤東的代表與蔣介石面談。

　　策劃林、蔣兩次正式會晤

　　1942年9月上旬，國民黨當局正式通知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同意林彪到西安見蔣介石。9月14日上午，林彪作為毛澤東的代表，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伍云甫和國民黨聯絡參謀周勵武的陪同下，從延安出發前往西安見蔣介石。時陜北連日暴雨，道路沖垮，林彪一行直到9月17日下午才到西安。此時蔣介石已返重慶，留下話讓林彪到重慶再談。

　　是日，林彪發電報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回電同意林去重慶。9月29日，林彪從西安乘汽車赴重慶，10月7日到達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與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副書記董必武相會。

　　這次重慶談判，名義上林彪是毛澤東的代表，但中共方面的總策劃是周恩來。林一到重慶，周就向毛澤東發電報提議，林在見蔣時不提全部要求，或只談原則；對張治中則除要求停打之外，還要談防地，說明愿聽調遣，但須解決困難。如此，“林此來可完成兩個任務，一是緩和雙方表面關系，二是重開談判之門”。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下旬，林彪到重慶談判時，周恩來與林彪在紅巖合影。

　　林彪與蔣介石會晤是此次重慶談判的重頭戲。林、蔣兩次會談的內容，都是由周恩來事先提出方案，然后與林彪一起商議決定的。

　　林彪抵渝后不久，蔣介石通知見林。周、林根據毛澤東確定的原則，精心準備了與蔣談話的具體要點。10月13日，周恩來、林彪在張治中的陪同下，乘坐一輛奧司丁轎車來到蔣介石官邸。蔣身著軍便裝，在客堂門口迎接，首先與周恩來互致問候，在與林彪略事寒暄后，蔣問林：“毛潤之先生有何意見轉告我？”林答：“毛先生本打算親自來見校長，因身體有恙未能如愿。”

　　在大約45分鐘的會晤中，主要是林彪談，蔣介石聽。周恩來則全神貫注地傾聽林的談話和觀察蔣的反應。關于如何處理黨義分歧時，林彪說，我黨雖名為共產黨，實際即為救國之黨；我黨共產主義之目的在救中國，與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在理論上毫無二致。至于社會主義，林請蔣不必擔憂，因為孫總理說過“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

　　林彪表示，此次來重慶前，毛先生一再告我，今后兩黨‘應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此三句口號已成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政治上全黨所一致遵從之行動。就中共言，不僅現在決不采取違反此種思想之畸形政策，即到將來亦必如此；不僅現在要擁護委座，即到將來，亦必擁護。”

　　林彪坦言，中共最大的擔憂是“目前有發生內戰的危險”， “果如所期，則抗戰建國，將前功盡棄”。他同時指出，萬一內戰不能避免，我回旋之地綽有余裕，一處不能固守，他處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對于國內黨派問題，亦不是用兵所能解決，因之亦不能發生內戰。這番話，林彪知道蔣介石不愿聽，但這是毛澤東叮囑必須講給蔣聽的。果然，蔣不停地看表，周示意林彪不要再講了。這樣，林、蔣的第一次會談結束。

　　遠在延安的毛澤東十分關注林彪在重慶談判進展，并對親到重慶見蔣也很期待，他致電周、林：“第一次見蔣時是否談到了我見蔣的問題，如未談到，第二次見蔣時請提出，征詢他關于會面的時間、地點等。”為給重慶談判創造融洽的氛圍，毛澤東于12月1日致函蔣介石，語氣相當客氣：

　　前承寵召，適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晉謁。嗣后如有垂詢，敬乞隨時示知，自當趨轅聆教。鄭委員延卓兄來延，宣布中央德意，東及災黎軍民同感。此間近情，已具告鄭兄，托其轉陳，以備采擇。

　　蔣介石看到毛澤東這封信后，遂決定再見林彪談談。這次蔣是單獨見林。臨談前，周恩來向林彪詳細交待了在談判中的注意事項，反復磋商了會談要點。

　　12 月16日下午，在張治中的陪同下，林彪來到蔣介石的辦公室。蔣問：“這次到重慶來，見了一些同學吧？”林答：“見了幾個。”蔣說：“你的那些同學，都很聽我的話。”林聽出了蔣的弦外之音，隨口應道：“我知道。”

　　林彪再次轉達了毛澤東與蔣見面的意愿，然后提出“三停三發兩編”的具體要求：即停止全國性的軍事進攻、停止政治壓迫、停止對《新華日報》的限制打壓，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發餉、發彈、發藥，允許中共軍隊編為兩個集團軍。

　　蔣介石避重就輕，說：“藥品可由何應欽發給，其他問題涉及全局，待我通盤考慮后，再答復你們。”并表示國民黨對統一團結問題是有誠意的，不是政治手段，還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我在這個位子上，就決不會讓你們共產黨吃虧的。只要你們為國家效力，政府會依才使用。”

　　林彪又提出恢復新四軍番號的問題：“‘皖南事變’是國民政府的一個錯誤。我黨為了增強中國的抗戰實力，已宣布重建新四軍的命令。新四軍既然是抗日軍隊，就必須有合法的名分。因此，請校長允許恢復新四軍的番號。”

　　對此，蔣介石一口拒絕：“新四軍我已下令取消了番號，還談它干什么？我明白地告訴你，承認新四軍等于不承認政府，要恢復新四軍就不是真正擁護我。”

　　會晤當日，周恩來、林彪將會晤情況電告毛澤東。12月18日，毛復電周、林，對下一步交涉重點作出了具體指示。

　　主導與國民黨大員的談判

　　周恩來自始至終主導著這次與重慶國民黨大員的談判，并和林彪一起同張治中、劉斐、何應欽等重量級人物進行了面對面交鋒。

　　1942年10月16日，即林彪第一次見蔣介石后的第三天，周恩來、林彪與張治中會談，就包括“三停三發兩編”在內的中共方面所關切的問題進行談判。然而張卻打“太極拳”：“現在談這么細尚早，你先去同各個方面多談談，然后我們再談。”

　　接著在與劉斐談判時，劉同張一樣，只愿意談原則問題，不愿意涉及具體事宜，而且把“皮球”踢了回去：“你提出的一切我們都可以談。不過委員長命張部長負責談判的事情，你還是找他先談比較合適。”

　　在林彪第二次見蔣介石后，12月24日，周恩來、林彪又與張治中舉行會談。根據毛澤東12月18日復電的指示精神，林彪正式向國民黨提出了中共的四條建議：一、在允許共產黨合法化的條件下，可以允許國民黨到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辦黨、辦報，共同實行三民主義。二、共產黨領導之軍隊編4個軍12個師，包括新四軍在內。三、陜甘寧邊區依現有區域改為行政區，直屬中央；改組華北地方政權，實行中央法令。四、八路軍、新四軍黃河以南部隊戰后原則上接受開往黃河以北，但現在只做準備，戰事完畢，保證立即執行。

　　在林彪談完這“四條”后，周恩來向張治中申明：“如果認為這四條可談，林將軍就留下來繼續談；如果認為雙方相差太遠，請蔣委員長提出具體條件，交林將軍帶回延安商量。”張治中做了詳細記錄，表示盡快向蔣報告。

　　1943年元旦后，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林彪向張治中表示：為了進一步表示中共方面的誠意，在軍隊數量上，中共領導的軍隊還可以減少一兩個師。

　　于是，蔣介石召集臨時軍事會議討論中共提出的“四條”，與會將領幾乎一邊倒地認為不能接受。蔣介石沒有表態，只說了句“好吧，再說吧”，便不了了之。張治中回話周恩來、林彪：“我已盡力了，以后你還可以找何應欽談談。”

　　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周恩來、林彪還一起會見了包括何應欽、白崇禧、孔祥熙、孫科、馮玉祥、陳誠、康澤在內的幾乎所有國民黨在渝軍政大員，同時還以黃埔校友的身份，一起看望了在渝的部分黃埔同學，講述共產黨的主張和合作的誠意，對緩和兩黨關系起到了積極作用。

　　這期間，由于國際上有英、美希望改善國共關系的壓力，蔣介石也不敢讓國共關系破裂，但又不急于在政治上解決問題，而是取敷衍態度，以“此事牽涉太多”為由，“冷淡置之不予答復”。

　　1943年1月9日，張治中奉命向周恩來、林彪攤牌：1、重慶認為，貴軍北移問題，只能在1940年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皓電的基礎上談；2、目前國民黨正擬將600萬軍隊裁減至400萬，你們反要求擴軍，這是說不過去的；3、關于貴黨地位問題及邊區問題，差距不是太遠。

　　接下來，周恩來、林彪與張治中又多次會談，國民黨的立場愈來愈倒退，竟然無理要求中共放棄軍隊等。1月21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打算將向國民黨方面提出兩條意見，以結束這次馬拉松式談判：其一，說明我方“四條”與國民黨方面精神相合，只軍隊數目和移動時間有距離，如不同意，要他們提方案，由林彪帶回延安；其二，向他們要方案。

　　2月8日，毛澤東復電周恩來，同意他提的第一條意見。幾天后，毛澤東考慮林彪到重慶談判不易，如果雙方一點也不讓步，此次談判將毫無結果。為了顯示中共的誠意，決定以退為進，再作進一步的讓步。毛澤東向各根據地發出指示：“如有摩擦事件，必須先經報告批準，不許自由行動。”針對國民黨韓德勤部在進攻新四軍陳毅部時被新四軍俘虜，毛澤東指示陳毅可同韓德勤訂立一合作抗日密約后，禮送出境，發還人槍，并劃定彼此活動區域。他同時指示周恩來、林彪，談判方針“可以答應以‘皓電’為談判基礎”。

　　3月28日，得悉視察印度遠征軍的國民黨軍參謀總長何應欽已回到重慶，周恩來、林彪抓住機會與何會談，詢問對中共3個月前所提“四條”的態度。何當面予以否決，還向中共提出江北韓德勤部的問題，并將責任都推到中共一方。周恩來按照中央定的口徑，當即回復：當敵偽對蘇北進行“掃蕩”時，韓主席曾派人與陳毅商討協同抗敵辦法，陳亦認為必要，故結果極為圓滿，陳毅與韓主席年來相處甚善，韓主席已劃定地區為新四軍駐地。他同時主動承諾中共“允將人械全部歸還”，隨后又提出，“關于1940年何、白皓電所提示各點，我們原則上都接受，只是在開赴黃河以北時間和軍隊擴編數量上存在一些分歧。”

　　何應欽回答：“關于這一點，現在情形較前略有不同，俟我請示委座后再告。總之，我們的大前提，要徹底團結共同抗敵。”

　　林彪已深感對方沒有談判的誠意，便向何應欽提出要回延安，并希望在離開重慶前與蔣介石再見一次面。

　　何應欽表示：“待我請示委座，結果如何，由張部長轉告。”

　　蔣介石在何應欽的報告上批示：“必須其對中央軍政軍令，有服從事實之表現，方可與之具體談話，照現時情形無從談起，如其不來談，則可不必再復。”

　　毛澤東收到周恩來的電報后，也大體明了國民黨的態度，不再對蔣介石抱有希望。3月30日，他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議定國共談判問題。當日，他致電周恩來、林彪：“周回林留，或周、林均回，仍須向彼方正式提出，如彼不允，則林獨回。”

　　5月22日，共產國際的宣告解散，對這次談判也帶來了負面影響。國民黨方面不少人考慮的已是要共產黨交出軍權、政權，解散黨組織的問題了。在這樣的形勢下，國共談判自然無法再按此前的原則進行下去了。

　　6月4日，張治中約周恩來、林彪會面，說：“何應欽總長講，前方摩擦在繼續，談判須擱一擱。談判期間出亂子不好。”周恩來清楚這是蔣介石的意思，他向張治中指出：“談判暫擱是我們意料之中的事，但談判中蔣所提的原則，我們都已接受，而我方所提四條，僅在時間、數目上與你們有點距離，既然你們要擱一擱，我們決定林將軍回延安，如要談可再來。”

　　6月7日，蔣介石會見周恩來、林彪。林彪客氣了幾句，蔣介石點了一下頭，又問周恩來：“周先生也回去嗎？”周恩來說：“我們一起走。”

　　蔣介石做出一副無奈的樣子說：“其實，政府是真心實意地想與你們合作以爭取抗戰的勝利，但有些事情又不能如愿。這次我們的意見未統一，下次再談吧。回去后，代我向潤之先生問好。”

　　6月14日，張治中設宴為周恩來、林彪餞行，并請何應欽、戴笠、康澤、唐縱等黃埔校友作陪。

　　毛澤東對周恩來、林彪返回延安一事十分牽掛，6月15日又給周、林發來一電：“何時動身？盼7月1日前趕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兩地勿耽擱，一則求速，一則避嫌。”

　　6月28日，林彪與周恩來及鄧穎超、方方、孔原等百余人，分乘5輛大卡車，從重慶出發，登上了回延安的征途。7月16日，周恩來和林彪等回到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