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曾說過：
“毛主席是一個受過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過職，受過黨內審查，被宣布為機會主義者，蒙受恥辱，被送往后方休養。沒有人去看望他，因為誰也不敢接近他。”
1
被罵為“鄉巴佬”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斯大林以共產國際名義指定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學生王明擔任我黨的“一把手”。
除了王明，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有3人，分別是是博古、張聞天和盧福坦（后叛變）。
王明、博古、張聞天，出自同一師門，他們的老師是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
于是，他們全盤照搬蘇聯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教條地認為，中國只有走俄國革命的道路，先武裝奪取中心城市，才能奪取全國的政權，進而對不符合蘇聯模式的一概予以排除和打擊。
毛澤東這個被博古視為“山溝里出不來馬列主義”的人，當然在排斥打擊之列。
1931年底，王明派博古到瑞金主持工作，召開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會(也稱贛南會議)，會上指責毛澤東為“狹隘的經驗主義”，甚至罵他：
“你懂什么馬列理論？簡直就是一個鄉巴佬！”
這不僅是個人感情問題，而且是方向路線和價值觀的根本不同。
到了1932年10月，更大的挫折來了，王明領導的中央政治局的全體委員集體把毛澤東選下了臺。
原因是共產國際要求紅軍打南昌，毛澤東認為南昌國民黨重兵把守，打不得；讓打贛州，毛澤東認為贛州銅墻鐵壁，也打不得。
共產國際覺得，給臉不要臉是吧，那就一邊玩去吧，讓他到福建長汀福音醫院養病。
1933年1月，博古一行路過長汀時，有人建議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養病的毛澤東，這位26歲的負責人居然伸出小指頭說：
“小毛（此時已經40歲），有什么好看的！”
1931年到1934年，四年時間，是毛澤東難熬的日子。
他在延安時曾輕描淡寫地對人講，他在瑞金的中央蘇區“過了四年小媳婦日子”。
毛澤東所受的苦，我們很難完全體會。只能從他樂觀豁達的回憶中，感受一二：
“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以上所述，其實已經是毛澤東的第三次人生低谷了。
2
被“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毛澤東和其他早期共產黨人不一樣的是，他既沒有赴法勤工儉學，也沒有留學蘇聯，而是選擇了留在國內做工作。
他是這么認為的：
“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有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名其妙’。”
學知識，特別是人文社科，確實沒必要非得出國，更何況連普通話也夾雜著濃重湘音，要將“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謝）”標注為“三塊肉喂你馬吃”才能勉強開口的毛澤東，出國了，又能學到什么東西呢？
但是交朋友，特別是和牛人朋友一起出國，就不僅僅是學知識這么簡單了。
正如現在很多家長擠破腦袋也要送孩子讀名校一樣，他們哪里是想孩子學知識，他們覬覦的是孩子在名?；烊ψ?、積人脈。
畢竟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李維漢、李立三等，都是赴法勤工儉學的師兄弟。
而王明 、博古、張聞天、王稼祥、楊尚昆、李竹聲、烏蘭夫等，都是畢業于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校友。
他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讀同樣的書，唱同樣的歌，長此以往，從個人的感情出發，毛澤東不可避免地容易處于被“孤立”的狀態。
因為，他既沒有牛逼的導師，也沒有牛逼的爹——他是一個沒有根基卻想干大事的湖南鄉里來的伢子。
想干事，先做人，先得認共產國際這個爹。而毛澤東偏偏不服氣，認為共產國際完全不了解中國國情，將紅軍帶歪了，將會葬送中國革命。
早在1928年共產國際早就對毛澤東不爽了。
1927年秋收起義，原計劃攻打長沙，而毛澤東卻調轉方向上了井岡山，并滿懷信心地指出：
“我們當前的力量還小，還不能去攻打敵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應當先到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去保存力量，發動農民革命。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勝利一定屬于我們。”
當時的中央負責人翟秋白知道后，大為惱火，認為中國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中國革命性質是“不斷革命”，批評毛澤東在秋收起義指導上“完全違背中央策略”，會議決定開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當特派員周魯到井岡山傳達中央決定時，只記得要開除，卻把開除什么給忘記了，結果誤傳為“開除黨籍”，免去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和黨代表職務。
以上，毛澤東的第一次人生低谷，郁悶了一個月，直到見到了中央文件后，才恢復了他的黨代表的職務。
1929年6月19日，毛澤東（右2）、陳毅（右1）、譚政（左2）、朱良才（左1）在福建龍巖的合影
1929年5月，朱毛紅軍下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開辟新的根據地。
期間，毛澤東和朱德、陳毅在一系列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其中，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軍隊歸誰領導、聽誰指揮”的問題，一些出身舊軍隊的指揮員，雖為共產黨員，但并不清楚黨究竟該如何領導軍隊，習慣于“長官說了算”，對一切行動聽黨指揮感到很不適應，認為毛澤東領導的前敵委員會“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
還有一些軍官的流寇思想十分嚴重，認為“老子打仗拼了命，拿點東西怎么了？”對黨的政策“不拿群眾一根一線”很不理解。
1929年6月，沒有經過改造的紅四軍召開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否定了毛澤東的一系列建軍思想，并給他“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還被選掉了前敵委員會書記，由陳毅當選為書記。
這是毛澤東一生唯一一次被下級奪了權。他后來回憶說：
“內部同志不諒解，把我趕出紅軍，當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紅四軍召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會前，給毛澤東寫信，讓他參加會議。毛澤東回信說：
“陳毅要我做八邊美人，四面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了。”
因此信，毛澤東再次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并要他馬上趕來。毛澤東只得坐擔架到上杭。但他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
戰友們見到此時的毛澤東，面色蠟黃，腳和肚子都浮腫起來，高燒不退，上吐下瀉，病得很厲害。
國民黨媒體造謠說，毛澤東已死于肺結核病。共產國際聽到毛澤東病逝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專門補發1000多字的訃告，對毛澤東作出了如下評價：
“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
離開紅四軍的140天，是毛澤東人生的第二次低谷，不僅落選前委書記，失去軍事指揮權，又受到病痛的折磨，可謂身心交病。
3
沒有永遠的低谷
毛澤東的日子從來就不是什么歲月靜好。
一個湖南鄉里人，20歲到長沙求學，幾年后又到北京，成為了北漂，沒有名氣、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房子，而且還沒有女朋友。
他在老師的推薦下，到北京大學當圖書館管理員，一個月工資8元。為了省錢，他和七個人合租在棺材房里，大家擠在炕上，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
近年來，網絡上有這樣一種說法，說的是毛主席早年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時，因對前來找書的傅斯年照顧不周，挨了傅斯年的一記耳光。此事自然無從考證，但是從他后來的回憶中，可見艱辛：
“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后來毛澤東參加了革命，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卻受到了那么多不公正的打擊——
1928年，井岡山上被誤開黨籍；
1929年，在福建龍巖落選紅四軍前委書記；
1931年到1935年初，長征前后，完全喪失了黨權、軍權，變成一個無職無權的“普通一兵”。
這八年，正值毛澤東由“而立”步入“不惑”之年，除精神上的打擊外，生活上篳路藍縷，加上又患上了嚴重的瘧疾和肺病，不可為不貧病交加！
面對一次次的人生低谷，一般情況下就消極了，甚至有的另立門戶走向反面，而毛主席怎么做的呢？
他仍以大局為重，服從組織決定，忍辱負重忘我工作。
他一如既往地關注著硝煙彌漫的激戰前線，不露聲色地從事蘇區社情民意的調查研究；手不釋卷地研讀馬列著作；實事求是地總結對敵斗爭和軍隊建設的經驗教訓……
周恩來回憶說，在撤銷毛澤東紅軍總政委職務時，毛澤東對他說：
“需要我的時候，打個招呼我就來。”
面對挫折，毛澤東不僅有積極的態度，同時，也在努力地爭取他人的支持。
比如：張聞天。他是當時黨內的“二把手”，也是博古的校友加老鄉，也曾跟隨博古狠狠地批判過毛澤東。
但是，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張聞天與博古、李德產生分歧，也被踢出了權利核心圈。
毛澤東不計前嫌，和他聊文學、談思想。張聞天與毛澤東共鳴點越來越多，逐漸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再比如，王稼祥。他是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在一次反圍剿失利中，他被敵炸彈炸爛了肚子，到后方住院與毛澤東在一起，相互之間越來越近，逐漸成為毛澤東最堅定的擁戴者。
敵人的兇殘教育了年輕的共產黨的領導者們，用炮彈告訴了他們什么叫“實事求是”。而毛澤東也用行動告訴世人，什么叫“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誰能想到，曾經最堅定的反對者，能成為最勇敢的支持者呢？王稼祥在寧都會議上是這么表態的：
“我與毛并非舊交，相反與王明、博古卻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從打贛州的教訓中，感到毛澤東的指揮是正確的。”
面對挫折，毛澤東不僅沒有消極沉淪，而且求學若渴。他后來回憶道：
“一些吃過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1932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
周恩來曾在一個青年會議上，講如何學習毛澤東。他說：
“毛主席當著他的意見沒有被大家接受時，他就等待，有機會他就又講，又教育，又說服。在十年內戰的時候，我們主張打大城市，毛主席認為我們力量小，不應該打大城市，應該集中力量建設根據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見大多數不贊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著打。結果打敗了，毛主席趕快在會上提出：打敗了證明這個辦法不行，換一換吧！大家還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著大家走。正確的意見是要經過許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勝利，為大家所接受。”
沒有不變的事物，沒有永遠的興盛，也沒有永遠的低谷。正如毛主席在 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會議上所講：
“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對于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機會主義’、撤銷職務、調離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很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么個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不可能······”
最后，我們用1929年，毛主席在落選后隱居時所作的詞句結尾，以感受一位世紀偉人的恢弘氣度——
《采桑子 重陽》
人生易老天難老，
歲歲重陽，
今又重陽，
戰地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
不似春光，
勝似春光，
寥廓江天萬里霜。
謹以此文，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4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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