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讓陳獨秀老黃瓜又刷了一遍綠漆，火了一把。與以往紀念建黨的影視劇不同的地方是，這次完全是陳獨秀為第一主角。加上于和偉多次出演陳獨秀的積淀，這次的《覺醒年代》讓陳獨秀真正一枝獨秀，個性比較突出，引起不少人關注。而他后來被戴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的事，也有些人開始質疑。
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不是后來人給戴的，而是在87會議之后，當時瞿秋白為代表的黨中央給他就戴上的。但這個帽子的被戴上去之后，就一直再沒有拿下來過，后來的歷屆中央也從來沒有為他翻過案。
早年在陳獨秀還擔任黨的總書記的時候，按照蘇聯相關方面的安排，國共兩黨合作，這并不是右傾投降主義，而是當時的客觀形勢使然，陳獨秀這是執行了蘇聯已經確定的方針和政策。
當然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已經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在1926年之后，國民黨黨內就已經出現了強烈的分共要求，中山艦事件之后愈演愈烈。別的不說，起碼是在中山艦事件之后的412之前這段時間，中共是應當有所準備的，以備不虞。
但在這段時間里，陳獨秀做了些什么呢?他仍然和蘇聯一樣在強調國共合作的重要性，強調大革命的重要性，認為這是大局，所以中共在面對國民黨黨內日益強烈的風控要求的時候，應該忍讓，而不應該過分的強調斗爭。
大革命開始后，湖南、湖北等地的農民運動風起云涌。不僅國民黨將這稱之為痞子運動，加以污蔑，中共黨內大多數人其實也是這么認為的，也包括陳獨秀等人。而這恰恰就是他們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千呼萬喚的民眾的覺醒，但當他們真正面對已經覺醒的民眾的時候，卻嚇壞了。
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這時候黨內高層都是知識分子出身，而那個年代沒有比較富裕的家庭環境，是不可能成為知識分子的。只有毛主席挺身而出，大聲疾呼，湖南農民運動不是痞子運動，不是糟的很，而是好得很!
一直到412之后，甚至馬日事變都已經發生了，連閻錫山和馮玉祥都已經將他的軍隊里面的共產黨員驅逐出去了，陳獨秀還是把希望寄托在國民黨黨內左派身上。具體來說就是寄希望于汪精衛能夠力挽狂瀾，繼續國共合作。
最后是在蘇聯特派代表的支持下，由瞿秋白等人主持召開了一個臨時會議，將陳獨秀批判為右傾投降主義，并且宣布開除黨籍，同時下決心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也是在這個方針確定之后，才開始準備在南昌發動起義。
但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之下，南昌起義的相關準備工作都已經基本完成了，只等一聲槍響徹底與國民黨決裂，刀兵相見，陳獨秀仍然冥頑不靈，堅持反對武裝起義，認為武裝起義是胡鬧，要求周恩來的人立刻取消武裝起義計劃，并且派人趕往南昌阻止起義。
所以說，在中山艦事件之前，堅持維護國共合作的大局，這是沒有問題的，也不是陳獨秀后來被戴上右傾投降主義帽子的根本原因。但在中山艦事件之后，一直到412這段時間里，陳獨秀領導下的，黨中央對國民黨斗爭不夠堅決，他是需要負責任的。
至于到412之后，國民黨右派的刀都已經舉起來了，他還寄希望于汪精衛能夠力挽狂瀾，繼續國共合作，在這一點上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絲毫都不冤枉。要求放棄南昌起義計劃，這就等于讓中共束手就擒，繼續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說他是右傾投降主義，也不冤枉。
當然，因為武裝起義連續失敗，瞿秋白本人過了沒多久，也被打成了左傾冒險主義，又進入了李立三當權的時期，而這個時期給各地紅軍帶來的損失更大，完全不顧現實情況，盲目要求各地紅軍進攻大城市，變成了左傾盲動主義。
瞿秋白在長城時被留在中央蘇區，后來被俘后犧牲。在被俘后，他在獄中寫了一個《多余的話》的小冊子，對自己參加革命的事多少流露出后悔的意思，覺得自己本質上到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實并不適應你死我活的、激烈的革命斗爭，尤其是那個時期比較殘酷的黨內斗爭。
這個問題其實不僅是瞿秋白，也包括陳獨秀。作為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者，身上始終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后來在瞿秋白等人主持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時候，不少人就批判說，陳獨秀在黨內缺乏基本的民主，大搞封建家長制。這也是事實，因為在陳獨秀看來，其他的黨內同志都是當年的學生輩，都是娃娃，懂個什么，當然得都聽他的。
不僅如此，在陳獨秀之后，從瞿秋白到李立三，再到之后的王明、博古等人，中央的權力實際上始終掌握在知識分子手中，即便此時革命的重點已經轉向小鎮青年為主體的各地的武裝斗爭，但在中央發號施令的，也仍然是這些并沒有參加過多少實際工作的年輕人，除了讀過一些作為條條框框的基本理論讀物之外，并不了解現實情況。
小資產階級有個特點，就是容易動搖，要么極右，要么極左。陳獨秀是右傾投降主義，這之后的瞿秋白和李立三就一個比一個更左，凡是反對他們的，或者是他們所反對的，就要打成右傾。在中央蘇區，毛主席就多次被打成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包括所謂的“羅明路線”，實際上都是指向毛主席強調現實情況的一些做法。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常說，中國革命的基本道路是農村包圍城市，其實這個農村包圍城市發生了兩次。第一次是在黨內，第二次才是在全國革命的過程中，也就是黨外。第一次在黨內，是各個根據地從實際工作出發形成的經驗、教訓，再結合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形成的一套理論，也就是后路王明、博古們所批判的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
從1927年決定發展獨立武裝開始，黨內斗爭的主線，實際上就變成了各根據地與中央不切實際的空想、瞎指揮的路線的斗爭。而且，這個過程相當漫長。從1927年之后開始，不是正確路線戰勝了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錯誤路線，而是敵人在不斷地幫助正確路線，打擊錯誤路線，讓錯誤路線不斷失敗，然后才能認識到正確路線的正確性。
1932年在上海的中央機關被敵人破獲，中央被迫轉入中央蘇區，這是第一個轉折，反圍剿失敗后，被迫開始長征，到遵義會議上被迫同意毛主席復出，這是第二個轉折，但真正完成這個過程，徹底清理過去這個時期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的中央的錯誤路線，則是整風運動，到1944年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才算徹底完成。
在此之前，黨內正確路線不僅要對付敵人的明槍，還得應付黨內教條主義和各種左傾、右傾錯誤路線的暗箭，在這種內外夾擊之下，還能雖然坎坷不斷但卻能披荊斬棘、戰勝敵人和困難、走向最終勝利，簡直算是人間奇跡。
在這個意義上，也才能理解在延安整風時，教員為什么要強調改造知識分子了，而且特別強調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因為不改造他們，他們不和工農群眾結合，還要用自己一知半解的所謂理論去指揮工農群眾，給革命造成的損失，很多時候比敵人都大很多。很多敵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們能幫敵人做到。
其實這些知識分子吧，你要說他們真有啥知識，其實也算不上，就是比讀書，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毛主席都比他們強多了，但他們自己犯了錯誤，自己不反思自己，就用一句自己“畢竟是書生”、“書生氣太重”敷衍塞責，根本沒有認真的反思，承認自己的錯誤。
陳獨秀被開除之后，一度成立過托派組織，之后又和年輕的托派鬧翻，1932年被捕入獄，1937年抗戰爆發后被提前釋放，到四川江津居住。在此期間，他確實拒絕了國民黨的威逼利誘，但延安曾經私下聯絡，希望他能去延安，卻也被他一口回絕。據負責與他接洽的人后來回憶，因為他不愿意去延安“寄人籬下”。
去了延安怎么就叫寄人籬下呢?去了就得讓你當總書記，發號施令，大家都把你供起來，當教主，這就是尊重你的歷史地位和貢獻，你就肯去了?照這么說，教員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多次被打倒，靠邊站，被迫去“休養”，為什么他就沒有覺得這是“寄人籬下”，等到有需要了，他仍然會不計前嫌，馬上復出，繼續工作呢?
這不是書生氣的問題，也不是所謂讀書讀傻了，而是自己究竟怎么認識自己和黨、和革命的關系的問題，是不是真正全心全意的把自己獻身給黨，獻身革命的問題。這是踏踏實實干革命，和葉公好龍式的談革命的區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所以為小資產階級，原因也就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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