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一一紀念人民領袖毛主席誕辰127周年
作者：尹一鴻
01
1976年元旦，毛主席的《重上井岡山》與《鳥兒問答》兩首詩發(fā)表后，周恩來總理從病危昏迷中醒來時在廣播里聽到了。 1976年1月2日，周恩來總理讓工作人員去買來刊載毛主席詩詞的刊物，當周恩來總理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他的嘴角綻出幾絲笑紋，甚至可以聽到隱隱的笑聲和訥訥聲：“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這周恩來總理彌留人間的最后一次笑。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總理與世長辭。
02
從留洋派們“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 ， 到周恩來總理的“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周恩來總理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
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從周恩來的三次大失敗中得來的!
這三次大失敗，分別為南昌起義大失敗，中共上海臨時中央機關因叛徒出賣而慘遭滅頂之災大損失，以及第五次反“圍剿” 大失敗。
這里僅從顧順章叛變說起。
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在漢口新市場游藝廳舞臺上玩魔術被叛徒認出，當晚被當場逮捕，并迅速押解到國民黨武漢綏靖公署行營。未動大刑，顧順章便立即叛變，并要求面見蔣介石，方能供認其掌握的機密。
1931年4月28日，根據(jù)顧順章提供的中共上海臨時中央機關的機密，徐恩曾、張沖，率領大批特務，殺氣騰騰地來到上海。
徐恩曾鼓勵他手下的特務說：“此次上海大搜捕，有兩個最重要的目標。一是共產(chǎn)黨中央、江南省委和共產(chǎn)國際遠東局，一是共產(chǎn)黨黨首。兩個目標，哪怕只有一個成功，就是不朽殊榮。屆時，我將親自面陳蔣主席，為諸位請功晉升!”
盡管，錢壯飛千方百計把顧順章叛變投敵的情報送達上海中共機關，周恩來也緊急部署了大量的撤離轉移工作，避免了一定的損失;但是，畢竟只有一兩天時間，全部安全轉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機關，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中共上海臨時中央機關還是遭受了滅頂之災，出現(xiàn)了無法在上海立足的生死危難局面。
1931年12月26日，處境最十分危險的周恩來，也被迫從上海轉移到毛主席開創(chuàng)的中央紅色蘇區(qū)首府瑞金，并就任當年年初就已決定讓他擔任的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書記。
周恩來是個思維慎密的人，他不可能不思考，如果沒有毛主席開創(chuàng)的中央紅色蘇區(qū)首府瑞金之革命根據(jù)地，他周恩來能跟隨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書記” 嗎?
但是，周恩來到瑞金后，由于王明集團仍然統(tǒng)治著中共中央，其最高“三人團” 仍然堅持繼續(xù)將毛主席排斥在中共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的領導之外，從而執(zhí)行了一套與前四次反“圍剿” 截然不同的“陣地戰(zhàn)” 、“保壘戰(zhàn)” 之戰(zhàn)略，最終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大失敗。
周恩來也曾親眼所見，在第五次反“圍剿” 中，被剝奪了中國工農紅軍指揮權的毛主席，仍然為了中國工農紅軍的命運，而諫言最高“三人團” “東進江浙” ，讓中央工農紅軍主力，從蘇區(qū)內線主動跳到外線，到蔣介石的“國統(tǒng)區(qū)”去作戰(zhàn)。
毛主席“東進江浙” 的戰(zhàn)略構想，不僅會從政治上、經(jīng)濟上、心理上，甚至在國際影響上，給予蔣介石以沉重打擊，而且還會把蔣介石“圍剿” 中央蘇區(qū)的100萬兵力的軍事調動權，牢牢掌握在中國工農紅軍的手中，從而徹底打亂蔣介石第五次重兵“圍剿” 中央蘇區(qū)的整體軍事部署。大有“圍魏救趙” 之妙。
可是，最高“三人團”不僅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確建議，反而愚蠢之極地采取 “國際一體化” 的“正規(guī)打法”， 以“堡壘戰(zhàn)” 對“堡壘戰(zhàn)” 的“命運共同體” 去拼消耗。其結果可想而知。
就在第五次反“圍剿” 敗得一敗涂地之時，毛主席又站出來，正確提出 “西進湘西” 的建議，以保存中國工農紅軍主力免遭滅頂之災。
可嘆最高“三人團”不但又仍然拒不接受，反而還倒打一釘耙，反誣毛主席為“瞎指揮” !
氣得毛主席痛批最高“三人團” 為“乞丐們和老龍王比寶” !
1934年10月10日晚，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最高“三人團” 又決定：中共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總部從瑞金出發(fā)開始“戰(zhàn)略大轉移”……
03
面對最高“三人團” 所決定的“戰(zhàn)略大轉移” ，毛主席向中央寫信提出，他要留在中央蘇區(qū)，可把中央機關的老、孕、重傷員等一起交給他留下，同時要求把羅炳輝和跟隨他上井岡山的“湘東嫡系”紅九軍團第二十二師也留下。他從頭至尾地修改好這封長信，最后，裝放信封，在信封上寫下：“十萬火急，速送黨中央、中革軍委。內詳。”
此時間，周恩來終于清醒地看清楚了最高“三人團” 的“戰(zhàn)略大轉移” 前景：既便不蹈南昌起義失敗的覆轍，那也難逃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下場!
于是，周恩來心急如焚，并專程前往于都，勸說毛主席參加“戰(zhàn)略大轉移” 。
周恩來與毛主席通宵長談了一夜。最后，毛主席方才同意隨大部隊轉移。
不錯，從此時開始，在周恩來心中已然認定了：“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04
當然，周恩來到瑞金后，也有兩個責任是不可推卸的。
一是對第五次反“圍剿” 和“湘江之戰(zhàn)”慘敗的領導指揮責任，二是對“三人團” 排斥毛主席在中央工農紅軍指揮權的責任，從而造成中央工農紅軍在軍事路線和領導指揮上的嚴重錯誤。
但是，周恩來的這兩個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由周恩來自己主動糾正過來的。
首先，第五次反“圍剿” 和“湘江之戰(zhàn)”慘敗的領導指揮責任，在1935年1月15日—1月17日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主動承擔責任，并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
其次，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力主改組三人團，并增選毛主席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新軍事三人團成員(由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組成，由此，毛主席重新復出并進入中共最高層。之后，1936年12月7日，統(tǒng)一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保安縣組成，毛主席任軍委主席。
另外，自遵義會議到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乃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來總理都永志不忘初心：“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最后，周恩來總理卓有遠見，且能知錯糾錯，是毛主席患難與共的最親密的戰(zhàn)友，這一點不用置疑。
05
周恩來總理在逝世的前幾天，葉劍英也曾吩咐守護在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你們準備好紙和筆，24小時在總理身邊，一刻也不能沒有人。總理原則性很強，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悶在心里不講，特別是對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時刻有什么話要說，你們一定要記下來。”
但是，在周恩來總理彌留人間的最后時刻，縱然有人費盡了心機，可始終也沒有撈到有任何“毛周分”的只字半言的證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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