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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喊毛主席萬歲,他喊人民萬歲

小莊 · 2021-01-05 · 來源:八角樓上
毛主席誕辰127周年 收藏( 評論() 字體: / /
以八七會議為起點,以毛澤東引兵井岡山作為標志,從此時開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一切的革命運動才真真實實的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起來。

  

  1927年8月7日,毛澤東出席在漢口秘密舉行的中央緊急會議,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

  然而,盡管會議上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但是這個總方針具體要怎么執行,其實大家心里都還沒譜。

  會議結束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建議毛澤東到上海中央機關去工作。

  但是毛澤東回答:我不愿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

  在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中國的百年近代史,由此拉開了一個全新的序幕。

  一、

  從1927年開始,中國的革命戰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27年——1937年,屬于十年土地革命戰爭,

  1937年——1945年,屬于全面抗日戰爭,

  1946年——1949年,屬于國內解放戰爭。

  在這三個歷史階段中,我們會發現幾乎所有的黨內思想斗爭、路線斗爭,全部都集中在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而如果我們把這些思想和路線斗爭作一個總結的話,就會發現盡管它們涉及軍事、政治、思想、理論等方方面面,但是它們卻始終都圍繞著同一個主題展開。

  這個主題就是——人民群眾。

  也就是說,大家爭論的那些問題,永遠可以歸為這樣一些類型:

  要不要緊密聯系群眾?

  如何緊密聯系群眾?

  如何判斷、估計、組織和發動群眾。

  我們可以來回顧一下這些歷史斗爭,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兒。

  在共產黨開展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以后,第一次比較大的思想斗爭,以毛澤東同朱德、毛澤東同林彪為代表,他們爭論的核心問題有兩個:

  第一個,軍隊到底是單純用來打仗的,還是執行政治任務的?  

  第二個,在革命斗爭的早期,面對強大的敵人進剿,到底有沒有建設根據地的必要?

  這兩個核心問題,本質都是要不要聯系群眾,以及怎么聯系群眾的問題。

  如果你認為軍隊僅僅只是打仗的,那么實際上就忽略了軍隊和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就不會懂得建設人民軍隊的真實含義。

  在方法論上,自然而然就不可能讓軍隊去擔負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的政治任務,如此發展下去,其結果就是軍隊脫離了群眾,繼續保留著舊式軍閥主義的特點,衍變下去就必然發展成為槍指揮黨的局面。

  如此一來,我們是不可能看到后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那種奇觀的。

  至于要不要在革命早期建設根據地的問題,其實也是同一個問題,就是你認為革命的意義,到底是單純的革命,好讓自己成為統治階級呢?還是為廣大的群眾謀利益呢?

  在革命早期,根據地往往是流動的,就是說剛剛建設起來,立馬就被軍閥派兵來摧毀了,起不到后勤保障的作用,還費時費力。

  所以就有人認為,現在建設根據地毫無意義,應該等革命高潮起來以后,再去思考建設根據地的事情。

  可是毛澤東不那么想。

  他認為根據地的意義,不僅僅只是一個后勤保障基地,它更偉大的意義在于發動群眾,教育群眾。

  不要以為根據地一建起來就被摧毀,起不到后勤作用,就不去建設了。

  你只有建設了根據地,讓群眾明白什么是工農兵自己的政府,讓他們感受到擁有土地的幸福,感受到平等的意義,將來他們才會自發地、主動地起來參與建設和維護屬于他們的政府。

  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的促進革命高潮的早日到來。

  所以,軍隊要不要執行政治任務?紅軍要不要在早期建設根據地?

  這兩個問題核心是什么?

  是軍事嗎?是根據地嗎?

  不是,它們只關乎一個問題,就是你如何看待人民群眾,如何聯系人民群眾的問題。

  這次的爭論以古田會議的勝利而宣告結束,人民軍隊,人民政權的思想開始扎根到了紅軍之中。

  然而,斗爭永遠不會結束。

  二、

  隨后而來的是立三路線和王明“左傾”路線。

  別看它倆名頭和形態都各自不同,其實思想的發源同屬一脈。

  不管是李立三“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中心城市進攻計劃,還是后來發展出來的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錯誤路線問題。

  其實背后的路線之爭,就在于到底是堅持“城市進攻”,還是堅持“農村割據”。

  說得更透徹一點,那時候絕大多數的人,尤其是從蘇聯學習了一大堆馬列理論回來的人,他們從心底都有點看不起毛澤東那套“農村割據式”的革命。

  這并非沒有原因,因為當時不管是從蘇聯革命的經驗看,還是從中國以往的革命方式去看,壓根就沒有出現過一種革命,是所謂的“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后能取得成功的。

  俄國的十月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北伐戰爭,都是以城市為目標,最后奪取政權。

  所以毛澤東那套,在他們看來就是典型的“右傾保守”、“游擊習氣”、甚至有山大王的作風。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李立三拼命鼓吹進攻中心城市,堅持革命的勝利應該是“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這條路線曾經使得革命力量遭受過很多無畏的損失,尤其是在白區工作的地下黨組織,因為過早的暴露而犧牲。

  不過幸運的是,立三路線并沒有統治多長時間,就宣告破產。

  而不幸的是,以批判立三路線過“左”而新生出來的王明路線,卻是一條在理論和形態上更加完備的左傾路線。

  他們一樣鼓吹中心城市論,一樣看不起農村的游擊戰爭和工農割據式革命。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體現在軍事上就是:游擊戰、運動戰的精髓被棄之不顧,取而代之的是堡壘對堡壘,國家對國家的戰爭形式。

  他們不敢放棄根據地,不敢跳出敵人的堡壘圈到廣大的無堡壘地帶作戰,因為他們不知道游擊戰和運動戰的精髓,并不是立足于根據地,也不是立足于蘇維埃,而是立足于廣大的人民群眾之中。  

  紅軍只有到了人民群眾那里,才真正是如魚得水,也才能真正發揮出游擊戰和運動戰的精髓。

  所以,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他們真正的問題在哪里呢?

  還是在群眾觀上。

  當你只看到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是在城市的時候,卻忽略了中國最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不是工人,而是農民。

  當你只看到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取得勝利是在城市的時候,卻忽略了共產黨領導的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無產階級革命。

  而中國的特點就是:最廣大的無產階級都是農民。

  所以,只有把一切政策、理論的著眼點,放到農民身上,才是一條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道路。

  而其背后的原理,就是把著眼點放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身上,只不過那時候的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正好都是農民而已。

  于是,就有了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和理論路線,這條路線的根本原則只有一條——同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結合起來。

  王明的“左傾”思想路線,以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宣告了其在軍事上的徹底破產,但是其實王明路線并沒有結束,這個我們后面還會繼續講到。

  三、

  在王明軍事路線破產以后,隨即而來的,是張國燾的分裂路線。

  我們今天只要提到張國燾的分裂路線,一般都會把原因總結為張國燾的軍閥思想。

  就是說,他這個人,完全把軍隊看作自己的私有財產,什么黨指揮槍、軍隊執行政治任務,在張國燾那里,完全就是扯淡。

  所以,才有了當一、四方面軍會師以后,張國燾仗著自己兵強馬壯,屢屢跟中央唱反調的情形。

  但是我們放到當時的實際情況中去看,雙方的路線之爭里,雖然說張國燾有嚴重的軍閥思想,但是就北上還是南下的具體問題來講,他卻也并不是為了唱反調而唱反調。

  應該說,當時南下和北上都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根本分歧則在于:

  毛澤東認為,只有北上,深入到抗日前線,紅軍才能在政治上立得住腳,才會有發展的空間。

  而張國燾認為,我手下四方面軍8萬之眾,都被蔣介石追著到處跑,你們一方面軍已經被打得不到3萬人了,哪里來的勇氣提什么抗日呢,好意思嗎,連追著我們跑的蔣介石都不敢輕言抗日,你們不是在搞笑嗎?

  所以,雖然北上和南下,都各自面臨著軍事上的風險,可是張國燾就認為,南下去成都吃大米,總比北上空喊抗日口號來得實際得多。

  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想,在一、四方面軍兵力的強烈對比的催化之下,張國燾分裂路線便由此發展和衍生出來了。

  所以,張國燾的軍閥思想固然是坐實的了,但是軍閥思想之下,為什么張國燾就覺得抗日只不過是空喊口號呢?

  原因并無其他,而是在他的眼里,可以看到軍隊數量,看到火力配置,看到成都大米,就是看不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抗日需求。

  有軍閥思想的領導者,是永遠看不到群眾的偉大歷史作用的,他們不會明白,只有深入到抗日前線,才能同廣大人民群眾緊密結合在一起,只有深入到抗日前線,我們的力量才能從根本上擴大。

  原因無他,僅僅是一個有群眾的支持,一個沒有罷了。

  后來的結果我們都知道,張國燾不但沒能吃上大米,而且在四川損兵折將;毛澤東當然也沒有吃上成都的大米,但是他卻在貧瘠的陜北站穩了腳跟。

  四、

  王明的“左傾”軍事路線問題,在遵義會議上被解決了,可是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卻一直延續到了陜北。

  當中國革命戰爭進入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階段以后,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又一次出現了。

  一條是以毛澤東為代表:堅持獨立自主下的統一戰線。

  另外一條以王明為代表: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今天大家回過頭來看,會覺得“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提法實在是太二了,且不說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就是因為我們自己沒有掌握武裝力量,沒有獨立自主的基本盤,所以人家蔣介石發動起四一二政變來,我們被殺得毫無抵抗能力。

  難道那么多年過去了,大家還沒有建立起獨立自主的思想嗎?

  其實王明并非不知道獨立自主的含義,他之所以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是屁股決定腦袋的事。

  原來,在國共第二次合作之初,紅軍兵力加起來也就三萬多人,跟國民黨的實力比起來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在斯大林派王明回國的時候,出于蘇聯利益的需要,曾囑咐王明:一定要全力配合蔣介石抗日。

  因為蘇聯希望中國可以把日本大部分兵力牢牢拖住,而那時候包括斯大林也認為,能完成這個任務的,非蔣介石的國民黨莫屬。

  因此才有了一切配合國民黨的思想基礎。

  而王明這個人呢,他的地位跟毛澤東不同,他完全是蘇聯扶植起來的,不像毛澤東是在實踐中走出來的。

  所以,王明的屁股自然就坐在了蘇聯一邊,這也是后來毛澤東總說他們的:為別人考慮的太多,為自己人考慮的太少。

  而在紅軍內部,因為看不到群眾的力量,看不到發展的力量,因此也衍生出右傾悲觀主義的情緒,很多人總覺得抗日還是得依靠國民黨的正規軍的,咱們這點打游擊戰的兵力,實在是難堪大任。

  因此,在軍隊里,也有了支持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基礎,這樣兩條路線就此形成了。

  當然,在經過了長征以后的紅軍,早已不是當初那支稚嫩的隊伍了,所以這一次路線斗爭,最終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了。

  而在堅持獨立自主原則下開展起來的統一戰線,在短短兩年的時間里,八路軍(紅軍改編而成)就發展到三十多萬,這就為后來堅持敵后抗戰,發動百團大戰,以及應對敵人殘酷的掃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切,都是群眾發展帶來的結果。  

  五、

  當時間來到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軍,在經過了無數次思想斗爭,路線斗爭中成長和發展起來的解放軍,已經可以說是一支完完全全的跟群眾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軍隊了。

  我們后來熟知的淮海戰役,陳毅就說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他說的絲毫沒有一點夸張的成分,在淮海戰役進入白熱化階段的時候,參戰兵力與支前民工的比例達到了1 : 9,也就是說,一個士兵,背后有9個農民在提供后勤保障,60萬參加淮海戰役的軍隊,背后加起來就有500多萬農民直接參與了這場戰爭的支援行動,所以我們說這場戰爭是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一點都不為過吧。

  不僅僅淮海戰役如此,早在國民黨還處于進攻階段的時候,其實他們就已經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最具有代表意義的,是孟良崮戰役。

  當時,陳毅和粟裕率領五個華東野戰軍主力縱隊,包圍了由張靈甫帶領的,素有國民黨“王牌模范”之稱的整編七十四師。

  但是當時危險的地方在于,當華東野戰軍包圍了張靈甫的整編七十四師的時候,他們自己也同時被國民黨軍以十個整編師的大兵力實施了反包圍。

  也就是說,在解放軍包圍張靈甫的那個包圍圈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國民黨包圍圈包圍了解放軍。

  張靈甫判斷,以整編七十四師的火力配置,短時間內解放軍是啃不下來的,只要他能固守在孟良崮5天左右的時間,等到解放軍外圍的國軍包圍圈壓縮進來,那么就可以全殲華東野戰軍主力縱隊了。

  應該說,張靈甫的估計,從常規軍事行動上講,并不是毫無依據的,他甚至提前把國民黨軍推諉扯皮的現象都估計進去了,但是他依舊認為以七十四師的配置,抵擋到國民黨軍的包圍圈壓縮進來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孟良崮戰役于1947年5月13日黃昏打響,當時間來到5月15日中午的時候,張靈甫就知道自己錯了。

  他生平第一次感覺到了什么是恐懼。

  他的恐懼來源于兩條信息:

  第一:華東野戰軍的戰斗意志遠比他想象的要強大得多。

  第二:他收到了最外圍國民黨包圍圈的求救電報。

  也就是說,最外圍的那個國民黨包圍圈不但沒有很快打進來,反而遭遇了頑強的阻擊,以至于部分國民黨軍,以為自己才是被解放軍攻擊的焦點,于是就出現了國民黨友鄰部隊請求張靈甫救援的怪事。

  而這種現象的發生,就離不開地方武裝和民兵的有力鉗制了。

  那個所謂的要包圍華東野戰軍的最外圍的國民黨包圍圈,紛紛被阻援部隊擋在了外圍,最終使得張靈甫陷入了孤軍作戰的境地,終于被陳粟大軍全部殲滅。

  而孟良崮戰役期間,支前民工就達到了69萬人,也就是說每一位戰士,其背后都有兩個以上的專屬服務隊。

  穿梭在這場戰役中的一個國外記者——赫伯特?安布德,在親眼目睹了人民戰爭的威力以后,隨即在自己的文章中寫下這樣一句話:“我預言共產黨將要取得勝利。”  

  六、

  從中國共產黨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以來,歷次的思想斗爭、政治斗爭、路線斗爭,已經足以證明這樣一個觀點,這個觀點是毛澤東曾經在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就指出的一個觀點:

  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大的工作態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這類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為它們脫離群眾。——《中國共產黨七大政治報告》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已經毫無疑義的證明了這個觀點的正確性,而新中國建國以后的歷史,還將持續的證明這個觀點。

  在新中國剛剛誕生之初,面臨著的是國民經濟的嚴重衰退和全面萎縮,農業減產,工廠倒閉,交通阻塞,物資奇缺,物價飛漲,失業眾多。

  1949年的全國生產,與歷史最高生產水平相比,工業總產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業下降百分之七十,輕工業下降百分之三十,農業大約下降百分之二十五。

  更為嚴峻的是,由于國民黨政府敗逃前的大規模掠奪和劫運,使得大城市的資金和物資幾乎到了無法維持繼續生存和運轉的程度了。

  市場上全是毫無價值的金圓券,資本家把手里僅有的一點物資囤積起來,哄抬物價,嚴重的通貨膨脹使得百姓苦不堪言。

  中國共產黨從國民政府手里接過的就是這么一個爛攤子,那時候的民族資本家不斷放言,說“共產黨在軍事上得了滿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經濟上恐怕要得零分。”

  退敗的蔣介石也認為,毛澤東無論如何不可能治理好他們留下來的經濟后遺癥。

  可是啊,這些資本家和他們的大代表蔣介石,直到敗退臺灣,都始終沒有看到毛澤東身后那股真正強大的力量來源,這種來源還是四個字——人民群眾。

  看到當時的經濟亂象,毛澤東果斷作出決定,在上海先打一場平抑物價的“殲滅戰”,就在投機資本家哄抬物價、囤積居奇的時候,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大批糧食、棉紗、煤炭等物資開始從解放區的人民群眾那里運進大城市。

  這些物資,都是早前解放區的人民在生產中積累起來的。

  1949年11月25日這天,在物價漲得最猛的時候,毛澤東發動了“棉糧之戰”。這一天,各大城市一起動手,雙管齊下,一方面敞開拋售緊俏物資,使暴漲的物價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緊銀根,征收稅款。這樣一來,投機商資金周轉失靈,囤積物資貶值,兩頭失利,紛紛破產,到同年12月10日,“棉糧之戰”取得決定性勝利。

  在蔣介石集團看來完全無法戰勝的經濟危機,被人民群眾的力量在幾個月的時間里就悄然化解了。

  不知道蔣介石最后,是否真正的明白了自己到底輸在了哪里?

  偉大的中國人民,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打響了經濟戰線上最漂亮的第一仗,而隨后,他們還將繼續承擔著建設新中國的歷史任務。

  新中國要建設,因為它不僅要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它還要把自己建設成一個強大的現代化國家。

  要實現這一步,就必不可少的要實現中國的工業化。

  可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在毛澤東堅持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的原則之下,帝國主義國家在經濟和技術上對新中國采取的是全面封鎖的政策。

  于是我們只能實行那個被后來的資本買辦們所詬病的“一邊倒”政策。

  盡管我們一邊倒的倒向了蘇聯,可是工業化建設的原始積累,卻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逾越的重要步驟。

  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原始積累,靠的是對殖民地的掠奪,而我們國家的工業化原始積累,其成本最終只能由人民群眾擔負。

  所以,在中國邁進工業化進程的那些年里,連知識分子都開始覺得農民的生活實在是過于貧苦了,梁漱溟就曾經和毛澤東爭論,說現在的政策是:工人九天,農民九地。意思就是過于的在乎工人,而忽略了農民的利益。

  其實啊,在新中國里,還有誰能比毛澤東更心疼和愛護農民群體呢?

  可是中國要真正的強大,就必須要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而搞建設就要有資金,就必須多征收農業稅,就必須承擔這種原始積累的成本。

  所以,在新中國的建設歷程中,時常有一個被忽略了的群體,他們就是農民。

  應該說,在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階段,在新中國的建設歷程之中,農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也投入了極大的心血。

  對比起那些在殖民地解放運動中,實現了民族獨立,卻又隨后在經濟建設和工業化建設中,被帝國主義卡住了脖子的國家來說,中國能夠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完成工業化的建設和經濟戰線上的獨立,其背后最本質的原因,還是沒有變——緊密的聯系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七、

  當人民喊毛主席萬歲的時候,他喊人民萬歲。

  前半句讓我們看到了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永遠代表群眾利益的期望,而后半句我們看到的是,只要緊密聯系人民群眾,一切的艱難困苦都可以戰勝,一切的勝利和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毛澤東曾經把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劃分為兩個階段,以五四運動為分水嶺,以無產階級的覺醒為標志,區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

  其實,1927年開始的土地革命在中國百年近代史上,也可以作為一個革命歷程中的分水嶺:

  在此之前的一切革命運動,都沒有同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結合在一起,所以他們總在最關鍵的時刻掉鏈子,不是軟弱了,就是妥協了。

  而1927年以后,以八七會議為起點,以毛澤東引兵井岡山作為標志,從此時開始,中國的革命才煥發出全新的生機,此后無論遇到多少困難,多少災難,他們都能夠戰勝,并最終走向了勝利。

  原因無他,只是從那時開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一切的革命運動才真真實實的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起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過去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將來的斗爭,還會繼續證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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