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劉學藝曾采訪了原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張斌，了解到張老打飛機的故事。張老于今年1月5日逝世，被中央軍委追授了抗美援朝勝利七十周年紀念章。今天，正好是空軍節，特此分享這位老八路的飛行員的精彩故事!
1949年初，第四野戰軍南下作戰，華北、東北軍區組織了幾個獨立師保衛北京。我(1937年10月參加八路軍，曾任冀中軍區一分區司令部參謀、秘書)當時在華北軍區206師(師長肖思明，政委杜文達)政治部任保衛科副科長。因為要從全軍調一百個陸軍干部支援空軍，要求符合條件的營以上干部都去體檢，我身體合格，被選上了。
張斌(站立中間者)1937年10月(14歲)參加八路軍，抗戰時期曾任冀中一分區(司令員楊成武)司令部作戰參謀、秘書。
1950年6月，我被調到錦州三航校學習飛殲擊機，這一期共4個班，約70人(營、團、師干部)，同學有鄭長華(原空四軍軍長，現在與我住一個干休所)、魯珉(原空軍司令部作戰部長，他當時是三航校的警衛連指導員，是唯一參加學習的連職干部)等。
另有軍、師、團級干部約30人，去長春轟炸運輸機航校學習(原空軍司令員馬寧同志當時也在那里學飛行)。當時三航校的校長陳熹(后來任空軍軍校部長)、副校長袁彬 (后來任南京空軍司令員)。陳熹、袁彬在紅軍時期曾經被派往新疆軍閥盛世才的航校學習過飛行。
當時航校及大隊、中隊都有蘇聯空軍顧問，助教也有國民黨、日偽空軍的留用人員。我的教員是格拉夫欽科(烏克蘭人，參加蘇聯過衛國戰爭的老飛行員)，其他飛行教員也是蘇聯人。我們先學習3個月理論，然后飛雅克-11、雅克-18 ，每種飛機大約飛了約30個小時，學地面滑行用的是拉-11飛機，總共只飛行了50--60小時。
我們這些學習飛行的師、團級干部，不少同志當時已經30多歲了，有的已經35歲。我們雖然身經百戰，但由于年紀大、文化低，學習很吃力，難免有時發發牢騷：“人生七十古來稀，咱們三十多歲還學開飛機”。那時有的蘇聯教官耍軍閥作風罵人，在后艙用聯動的駕駛桿拍擊學員，原二野某旅參謀長柏沙同志不買帳，也回罵蘇聯教官，也用駕駛桿拍擊教官，結果讓蘇聯教官給淘汰了，后來他在軍委工程兵工作。
當時一個蘇聯教官帶一個組，我們組共5個人(見照片)，王斌同志(曾任廣州民航局長)成績差一點，可能不能畢業，面臨被蘇聯教官淘汰。我們就開展“互相幫助”，給他出主意，讓他裝病號住進衛生隊，下一期再參加學習，后來他在下一期也畢業了。我們這些老紅軍、老八路克服了種種困難，大多數同志還是完成了學業，放了單飛，其中魯珉同學最年輕，飛行成績也最好。
我1951年3月畢業后分配到北京南苑的空14師任42團團長，14師開始沒有師長，副師長舒雨旺(不久任師長)，后來二野某軍參謀長王毓槐(曾任沈陽空軍司令，現已去世)調來當師長。我到14師后就改裝米格-9(有兩個發動機)，再改裝米格-15。
1951年10月1日，我在天津楊村機場指揮米格-15起飛，參加國慶節天安門空中受閱后，就帶42團去東北大孤山機場參加抗美援朝。那時大孤山機場是土跑道，只好臨時全部用鋼板鋪成跑道、滑行道，前面的飛機一起飛，還是吹起很大的塵土，后面的飛行員完全看不見跑道，只好數“1、2、3......”估計時間間隔后跟著起飛，到高度50米以上才能夠看見前面起飛的飛機。那時我軍航空器材貧乏，由于戰斗起飛后遇到敵情必須投掉副油箱，需求量很大，而我軍沒有足夠的備份副油箱，所以就用柳條編制(類似過去的酒簍子)的土油箱代替鋁合金的副油箱，實踐證明也能夠使用。而美軍用的都是鋁合金的副油箱，他們投掉的大量副油箱被朝鮮地面我軍或朝鮮老百姓檢到就制成各種生活用品。
你打下我1架，老子也干掉你1架F-86
那時按照蘇聯大機群作戰的戰術，都是以團為單位起飛。通常飛到預定高度后，在鴨綠江大橋上空集合，蘇軍在高層;空3師、空4師在中層;我們在低層，各層高差保持 1000米。
1951年11月中旬某天，我們全團起飛，同時起飛的還有空3師的9團(該團團長不會飛行，林虎同志任9團飛行副團長，王海同志任該團2大隊大隊長)，40團、7團也輪流參加戰斗起飛(空3師比我們早幾個月參加抗美援朝)。蘇聯航空兵(機型為比斯，性能較米格-15好些，這幾個蘇聯航空兵師都是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英雄部隊)也從安東浪頭、大東溝等機場起飛。美軍那時的機型高空為F-86，中、低空為F-84。我們的作戰空域在清川江和平壤上空。
起飛后，我們發現朝鮮西海岸上空有一隊、一隊飛機往北飛，我們就報告地面指揮所：“發現‘小狼’”，聯司指揮所就告訴我們“那是‘朋友’，不是‘小狼’，不要誤會”。
其實我們開始發現的是蘇軍飛機，后來發現的是美機。美機發現我們后，就繞到我們后面。我突然發現我團后面中隊的一架飛機冒煙往下栽，就呼喊“拉起來、拉起來!”，但他沒有反映，一直向下掉(這個犧牲的飛行員是我團劉清軍同志)。這時我往后看，自己已被兩架美機F-86咬尾，我立即猛拉桿轉向，美機由于速度太大，一下就沖到我的前面，距離很近。我眼前這時看到的美機投影已經很大，我就連續開了十幾炮，美機立即冒煙栽了下去，當時的高度大約1萬米，敵機飛行員也沒有跳傘。
我的僚機邸寶善同志(見照片，后來調第11航校飛殲-7訓練時，因飛機失事犧牲)見我擊落了敵長機，也就咬住敵僚機追了出去，與我散隊了，后來我們分別安全返回了大孤山機場。
這次我擊落美機一架，空軍給我記二等功(擊落2架才能記一等功)，頒發了軍功章(軍事博物館開館時被征集去了)，由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吳法憲、參謀長王秉璋頒發證書、獎狀(見影印件)，并給我們照相(右起：張斌、邸寶善)，我的飛機噴上了一顆紅五星(這架米格-15飛機在我離開14師后，在一次飛行中失事)。
后來的空戰中，我團2大隊副大隊長郭子譚同志也擊落美機F-84一架。這次參加抗美援朝，我團共擊落美機2架;被美軍擊落一架、擊傷一架(我們42團2大隊的飛行員劉勛同志的米格-15飛機被打了9個洞，但安全回來了)。
當時擊落敵機的根據是：1、 照相槍的膠卷;2、僚機目擊證明;3、地面發現敵機墜落及殘骸報告(我擊落敵機時，志愿軍空軍司令員是劉震，前線地面指揮所負責人是梁璞同志報告發現敵機墜落及殘骸)。
敢打敢拼，有敵無我，有我無敵！
我參加朝鮮空戰開過兩次炮，第二次在空戰中開炮是某次戰斗起飛，遇到敵機8架F-84，高度5、6千米。敵機發現我們后，就編成盤旋隊形，互相掩護，向南飛，我們鉆不進去。
F-84低空性能好，速度比米格-15小，那時我們雖然沒有打過地靶，但知道怎么打，所以我還是從敵機上方實施攻擊，開了炮，但沒有擊中敵機。那時天天戰斗起飛，我最多時一天起飛3次。那時米格-15裝備了一門 37mm航炮、兩門23mm航炮，威力大;而F-86、F-84裝備的都是6挺機槍，火力密集，但口徑小，破壞力也小。所以那時的空四師中隊長李永泰同志(曾任空軍副司令)的飛機曾經被美機打了52個洞，還能夠飛回來。
當時我們志愿軍空軍的飛機性能與比美軍差不多，但技術水平比那些參加過二戰的美軍飛行員差許多。戰爭初期受蘇聯空軍的大機群、大編隊，強調機械地保持高度、坡度、編隊的戰術指揮影響，我志愿軍空軍往往陷于被動，敵機從我大編隊后面襲擊，而我軍無法機動、靈活地打擊敵機，有的飛行團因為損失大，幾乎失去戰斗力，還需要從我團調飛機支援。
后來，工作嚴謹的劉亞樓司令員親自參加前方的事故調查，多次參加戰斗講評，聽取指戰員的意見和建議，總結提出了“一域、多層、四四制”的戰術原則，在高、中、低空以小編隊打擊美機，開始扭轉了被動的局面。但由于我們當時的飛行技術還不具備在夜間或復雜氣象條件下升空作戰，所以在夜間或天氣不好時，只有蘇聯飛行員能夠起飛，朝鮮戰場在這種情況下的制空權基本還是在敵人手里。
那時朝鮮人民軍也組建了航空兵師，人民軍飛行員剛學會飛起落，就勇敢地參加了空戰，我在安東開會時曾經遇見過他們。
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們與美軍相比，除了勇敢，沒有任何優勢。初出茅廬的志愿軍空軍所以敢于與美國空軍交手，主要是靠我們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培養出來的不怕犧牲，敢于打硬仗的戰斗作風。
1952年4月我離開空14師，調到天津楊村新組建的空7師(韓顧三同志任師長)任21團團長?？?4師42團后來又轉場到遼寧鳳城機場，第二次參加了抗美援朝。
空7師21團的蘇聯顧問，見師里其他蘇聯人都走了，他也著急回國，聽說我要來，就急忙幫助買來留聲機的電源線，安裝插座(因為我的宿舍沒有電源插座)，安裝好留聲機。一見我的面就說：“你可來了，這下我可以回家了，我們全家都感謝你!”
1952年底，上級調我去中南軍區空軍19師任副師長，當時因駐白云機場的空18師去東北參加抗美援朝輪戰了，19師已經轉場到白云機場接替18師擔任防空任務。所以我只在武漢作了短暫停留，中南空軍司令員曹里懷與我談話，他請我吃飯后，我就趕去廣州白云機場19師就職(師長楊思祿頭一天剛調走。19師還有一位副師長劉鶴田，他是從陸軍第41軍調來的，離休前是濟南軍區空軍副司令員)。
1953年3月5日，19師轉場回到武漢王家墩機場。1956年，劉鶴田師長調離，我即接任空19師師長。
來源：劉學藝(中共江西省委省直機關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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