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停戰談判“談”了兩年多是因為中蘇有意“采取強硬立場”嗎？ --------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抗美援朝70周年兼評沈志華學派否定抗美援朝戰爭正義性之十 五

朝鮮停戰談判“談”了兩年多是因為中蘇有意“采取強硬立場”嗎？

——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抗美援朝70周年兼評沈志華學派否定抗美援朝戰爭正義性之十 五

　　抗美援朝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參與國家最多，備受世界矚目的一次國際性局部戰爭。它有歷史上歷次戰爭都沒有的一個突出特點， 就是交戰的雙方在戰場進行拼死搏斗的同時，設在離戰場不遠處的 談判會場上同時進行著關于如何停戰的談判。戰場上是炮火連天，談判桌前則唇槍舌劍。始終處于邊打邊談，時打時談，打打談談，談談打打的狀況。到停戰協定簽字為止，其時間之長，竟長達2年零17天，占整個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時間兩年零九個月的三分之二還多。

　　停戰談判為什么“談”了兩年多?這本來有雙方談判記錄可查，當時也有記者的一些現場新聞報道記錄可作旁證。談判拖了兩年的時間，本來是由“聯合國軍”方持強蠻橫，沒有談判誠心所致。這本是定論。就是一些維護美國立場的人， 面對當時美方在談判過程中的種種無理表現，都覺得丟人，實在不好為其辯解。因此在他們的一些研究朝鮮戰爭的著作中，都講到進入談判為止，對談判過程略而不談?？墒巧蛑救A學派卻擯棄雙方談判的真實材料不顧，根據所謂“俄羅斯解密檔案”所載，硬說是蘇中態度強硬的原因。他們說：自1951年12月11日第四項議程的談判開始后，中美雙方的交鋒逐漸展現出一幅尖銳對立、不可調和的畫面，談判多次陷入僵局，直至無限期休會。究其原因，既有意識形態的沖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異，既有出于心理戰的考慮，也有影響國際輿論的意圖。還有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即中蘇有意在朝鮮停戰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以扭轉在遠東由于對日媾和完成而出現的被動局面。” (注 ; 1  )這種認識流行較廣，不僅在網上，也見之于一些嚴肅的學術著作和大學講壇。他們這種違背學理的學術研究，實在是貽笑大方。盡管如此，我們暫且按著他們的說法，做些分析，看看他們這些人是如何編造謊言作歷史研究的;

　　兩種不同的“強硬立場”

　　客觀地說，朝鮮半島戰爭的停戰談判之所以用了兩年多的時間，這確實同雙方都采取了“強硬立場”有關。但是，對雙方的“強硬立場”，應該加以具體分析。有兩種不同的“強硬立場”，一種是霸權主義的、蠻不講理的“強硬立場”，一種是據理力爭、針鋒相對、有理有節的“強硬立場”。 不加分析地指責朝中方“有意在朝鮮停戰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不是中蘇，此說后面談) ，才使談判拖了兩年多的說法，缺乏對具體歷史事實的科學分析。

　　讓我們看看談判中實際情況。

　　讓談判“拖”長時間的不只是第四項。還有第二項  關于停戰后的軍事分界線問題 。先說這第二項，關于停戰軍事分界線問題,這是停戰談判的核心問題。此問題，朝中方面根據美國政府通過凱南找蘇聯馬立克“透風”時暗示的美國政府的愿意，是想以三八線為界尋求停戰談判。當時朝中方研究也認為，以三八線為界作為軍事分界線，是比較容易為各方接受的。為此，在談判中提出了基本以三八線為界 ，各自退后兩公里的方案。并闡述了其理由。朝中方以為這是美國提出談判的“底線”，“聯合國軍方”不難接受。誰知美國當時提出的談判意向是在國內外的反戰聲中被逼而提出來的。在具體談判中又想要取得“體面地”停戰，以挽回在戰場上失敗的面子。因而，談判一開始就置美國政府當初表示的意愿于不顧，表現出蠻橫不講理的態度。“聯合國軍”方代表首先提出了所謂“?？諆瀯菅a償”論 的方案  ：他們認為美軍機曾到過鴨綠江邊上空，這種“優勢”應該在地面上給以“補償”。具體“補償方案”是朝中方軍隊從三八線分別后退為30--60公里，總面積約達12000平方公里。而“防衛安全線”是講，現在美軍的位置不便于“防守”，朝中方應該給美軍讓出一個便于安全防守的“線”，這個“線”要劃在三八線以北的六十公里處左右。其中包括志愿軍和人民軍戰領的開城地區。 對此，朝中方自然無法接受。朝中方代表發言指出  ： “聯合國軍”因為有空中優勢，地面才出現了現在的均勢，如果沒有空中優勢，“聯合國軍”早被趕到海里去了!美方在朝中方代表義正辭嚴的駁斥下，自知理虧，無話可說，卻自以為經過幾個月的戰爭準備，軍事上可占優勢， 公然蠻橫無理地說，讓飛機大炮去“辯論吧”。于是，談判由美方提出終止。戰端重啟。對美軍可能的軍事進攻，我方早有準備。毛澤東早在談判之初，就指示志愿軍：

　　要“極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線各軍，必須準備對付在談判前和談判期內敵軍可能對我來一次大的攻擊，在后方，則舉行大規模的空

　　炸，以迫我訂立城下之盟。如遇敵軍大舉進攻時，我軍必須大舉反攻，將其打敗”。彭德懷據此做了部署和準備。

　　聯合國軍先后發動了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想以此壓服朝中方，得到談判桌上得不到的東西。逼中朝方結“城下之盟”。朝中雙方軍隊同“聯合國軍”進行了四個多月的“飛機大炮的辯論”。 兩次戰役， 結果“聯合國軍”以15.7萬人的傷亡為代價的 失敗而告終。在戰場上沒有討到便宜，才不得不又坐下來再談判。最后，于11月27日基本按原朝中方提出的方案，在現有雙方實際控制線各退兩公里的方案簽字。這一項就用去了整整4個月時間。很明顯，這項協議，如果不是美軍持強，無理提出“?？哲妰瀯菅a償”論和“防衛安全線”被駁，不認理虧，反而想用“飛機大炮辯論”，根本就不用拖四個月的時間!而中國對其不講理的“強硬立場”，爭鋒相對的斗爭，當時旁觀者都認為并無不對。

　　事實很清楚，雙方都持“強硬立場”。但“強硬立場”本質不同，美軍是無理的“強硬立場”，朝中方的則是有理有節，“針鋒相對”的正確的“強硬立場”。 針對這種不講理。正如毛澤東講的 “同他們講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談判代表團人員駐地

　　文化背景不同、意識形態不同　不是無理“強硬立場”的理由

　　人們在交往中，確有因文化背景不同、風俗習慣不同、意識形態不同，鬧出一些本來不該有的 笑話、誤會甚至 矛盾糾葛的。為此，人們在國際社會的交往實踐中形成一些國際慣例、國際公約、條約作為人們交流的基本準則和行為“底線”。而美軍的無理蠻橫的“強硬立場” ， 有人卻用“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不同去為其辯解，則是值得討論的。

　　所謂“第四項”的談判，是停戰后如何交換戰俘的談判。其簡要經過是這樣的;朝中方本來認為戰俘問題應該是最容易解決的。因為既有國際慣例，又有國際法。停戰之后戰俘各自回家，這本來就是國際戰爭的慣例。而于1929年締結、1949年修訂的《關于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第118條又明確規定：“戰事停止后，應立即釋放或遣返戰俘，不得遲延。”第7條規定：“在任何情況下，戰俘不得放棄本公約所賦予彼等權利之一部或全部。” 該公約完全適用于朝鮮戰爭， 美國又是日內瓦公約的締約國之一。特別是中朝在戰爭初期，志愿軍按中國解放戰爭時期的慣例，還主動地釋放了不少聯合國軍戰俘。據明確記載，從第一次戰役開始至五次戰役，中方都單獨釋放過多批對方的戰俘。 據當年60軍的秘書毛文戎2016年著的《火線感悟：朝鮮戰爭贏之密》中記載， 在第5次戰役第一階段之后期，他們軍還奉命釋放過一些美軍戰俘。(注  2)。因此，在這項內容談判前，朝中方面的領導，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都曾經估計“這一問題不難達成協議”(周恩來語)

　　然而中朝方想錯了。 美國當局想挽回在停戰軍事分界線上的失敗，早就預謀在戰俘問題上作文章，以此挽回在戰場上失去的“面子”。這項談判一開始就恒生枝節，搞一些同戰俘交換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事情，借以拖延談判。繼而干脆拒絕按“日內瓦”公約進行談判。以所謂保護戰俘人權為借口，利用臺灣特務， 誘騙、協迫 扣留大批志愿軍被俘人員，準備將他們弄到臺灣去。我方 主張 停戰協定簽字后，雙方所有的戰俘即 按 “ 日內瓦戰俘公約” 規定全部迅速釋放并遣返。這本無可非議。美方反對按《關于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的規定全部遣返戰俘， 荒唐地提出 所謂“對等遣返”，“自愿遣返”等離開了違背國際慣例和日內瓦條約原則“新主張”。這種公然違背“日內瓦戰俘公約” 條款的行為，自然受到中朝方的有理有力地批駁并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應遵照“日內瓦戰俘公約”規定的全部遣返的原則 。然而，美方代表蠻橫地堅持所謂“自愿遣返”以外的任何方案都拒絕討論，美方首席代表喬埃在發言中 傲慢地說 ，他們的方案“ 是再沒有商談的余地。……換句話說，我們這個建議是最后的，也是不可更改的。”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在聲明中更驕橫萬狀地說：“ 聯合國軍提出的辦法需要共方全盤接受。”

　　他們就是這樣置“日內瓦公約”于不顧。還在雙方談判期間， 美方利用蔣介石特務對戰俘進行強制性的刺反共的“紋身刺字”的迫害活動，激起了戰俘營中我方被俘人員反虐待、反甄別、反屠殺的驚心動魄斗爭，其影響為世界所震驚。 美軍老羞成怒， 再度尋求飛機、大炮“辯論”，談判又終止了四個月另11天。在戰場 上，美軍利用空中優勢，開展了所謂“絞殺戰”“細菌戰”，均被朝中人民軍分別粉碎 。在地面上，開展自以為勝算在握的進占上甘嶺的“金化戰役”。打了43天，竟以自身被朝中方傷、亡、俘2。5萬余人的代價撤出戰斗。經過在空中、陸地的戰場上多次鏖戰，在會場上循環往復地激烈交鋒， 終于在1953年6月8日，在我方提案的基礎上達成了遣返戰俘協議。 這項本來有明確的國際規則 可遵循的談判，竟拖了長達18個月。

　　上述事實，無可駁辨地證明，這完全是美方無視國際規則 而造成的。 它可以否定它自己簽字的“公約”，這再次證明，美國政府言而無信。有人對美方的行為，用所謂“意識形態”“文化差異”來解釋，其錯不言自明。眾所周知，遵守國際慣例、國際公約、條約是現代國際社會 對所有國家的共同要求，是底線。是建立現代文明社會秩序所必須。任何 “意識形態”“文化差異”都不能成為 不遵守國際慣例、國際規則、國際條約，搞霸權主義的借口。

　　“中蘇采取強硬立場”論不僅違背事實也 違背學術規范、違背邏輯常識

　　前面的事實，完全證明了持續了兩年多的朝鮮停戰談判， 是由美軍方持強無理造成的。“聯合國軍”方的無理強硬，是談判持續了兩年多的根本原因。

　　“中蘇采取強硬立場”論不僅違背上述史實。也違背歷史學研究應該有的學術規范和起碼的邏輯。

　　“中蘇采取強硬立場”論自稱他們是根據“俄羅斯解密檔案”所載的最新資料。其實， 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暴露了他們的所謂“學術研究”，違背學術規范，不講學理、不講邏輯：第一、他們所引的資料，僅僅是斯大林看到了蘇聯外交官從朝鮮發回來的情況，稱贊毛澤東采取強硬態度是對的。這不意味著他們“共謀”要采取“強硬立場”。“談判”整個過程是毛澤東同金日成研究商定。斯大林基本不過問。遇到重大的問題，自然也同蘇聯溝通 ，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本不為怪。但“中蘇采取強硬立場論”卻有意無意把朝鮮擯棄在外，其意在說是斯大林操縱著朝鮮戰爭;

　　第二，對此材料敘述的事實，即使無錯，也不能當作“唯一正確的資料”而排除其他資料正確性和真實性，妄下結論。事實上，朝鮮談判有雙方的談判記錄在案，也有當時中外記者的新聞報道。把這些資料統統擯棄不顧，甚至認為那是“報紙上”不可靠云云，這是違背一般學理的。從邏輯上講也是錯的。

　　第三、所謂“俄羅斯解密檔案”不過是外交文件，對這樣文件的運用，首先應去偽存真，進行分析而后用。外交文件是各種資料中最不可靠的資料。對史學家來說，使用它一定要把它同各種資料一起研究、 辨別真偽。這才是一個嚴肅的史學研究方法。

　　第四，就 “中蘇采取強硬立場”和談判談了兩年多來說的內在關系來說，二者有一定的因 果關系，但不是唯一的排他的因和果關系。談判時間長短，這個問題涉及談判雙方的態度等諸多問題，僅僅從談判一方的態度(對這種態度還沒有具體分析)就下結論，缺乏其嚴格的內在邏輯和研究問題的全面性。談判中的另一方是何態度?中方為何采取“強硬立場”?等等，這都需要作出事實求是、合乎邏輯的分析論證，得出合乎事物發展內在邏輯的結論。僅僅用外交文件的一句話，就下結論，這是既不符合學理又違背起碼的邏輯常識。就朝鮮停戰談判講，中國方面的愿望，早就希望談判盡快成功。談判開始前就判斷談判最長也就是三兩個月的事。我方出席談判的代表李克農等人，在北京出發時(當時是7月份)都沒有帶冬衣，以為一兩個月就完事。之所以拖這么長的時間，完全是“聯合國軍”不想停戰。對此，毛澤東早在1951年談判開始不久，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認為，朝鮮問題應當用和平方法予以解決，現在還是這樣。只要美國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解決問題，不再如過去那樣用種種可恥的方法破壞和阻撓談判的進行，則朝鮮的停戰談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則就不可能成功。”(  注 3 )

　　毛澤東的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朝鮮停戰談判“拖”兩年多時間的結癥。

　　第五、將純粹由美方無理的強硬造成的馬拉松式的談判，硬同蘇聯對日合約聯系在一起 ，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牽強附會。 蘇日談判是蘇日之間的問題，日本雖然有人偷偷參與“聯合國軍”赴朝作戰，但人數極少。從整體上看，朝鮮戰爭同日本沒有關系，打與不打，并不影響日蘇條約的簽訂。客觀地說，日本才希望戰爭不停地打下去，因為他是戰爭的最大受益方，美國的大部分軍需品的生產出自日本，日本發了朝鮮戰爭的財。蘇聯為此堅持把戰爭打下去，這不是明擺著 “為人(日本)作嫁衣裳”么。斯大林 連這么點常識都不知道么?

　　第六 、蘇日談判 同朝鮮停戰談判本沒有直接關系， 將兩件事硬聯系起來 的其理由是 所謂從新的“解密檔案”中，看這兩件事發生的時間有交集。因此就構成了“因果關系”。這種違背邏輯常識的錯誤方法并不是新奇。此前，我們的這位學者就把“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和金日成訪蘇的時間聯在一起，就認定“中蘇條約”的簽訂是促使斯大林鼓勵金日成南下的根本原因。這里 用的也是同樣的方法。很顯然， 兩件事臨近發生，是否是互為因果關系，情況比較復雜，要具體分析。

　　總之，僅靠斯大林一句肯定毛澤東談判中堅持強硬(實際是“爭鋒相對”)立場，就推噵出中蘇談判態度強硬的結論，是一個偽命題。

　　透視中蘇“采取強硬立場”論的劍鋒所向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所謂中蘇有意 “采取強硬立場”論，其意在將朝鮮戰爭的“歷史責任”甩給蘇中方 。

　　為了說清這個問題，我們先講一段歷史。據《參考消息》2019年12月22日(第3版)報道：俄國總統普京，在12月20日同獨聯體國家領導人會晤時，針對近年西方一些學者欲將“二 戰”發生的責任，推給共產黨的圖謀，譴責當年蘇聯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是鼓勵了希特勒在歐洲大陸發動戰爭的言論。普京為此帶到會議一批文件，向人們展示，證明“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是當時歐洲許多國家同德國簽訂了相應的條約之后最晚簽訂的條約。普京提到了1935年的《英德海軍協定》。他說：“英國為希特勒擁有自己的海軍提供了機會……然后是張伯倫和希特勒1938年9月30日簽訂由張伯倫倡議的《英德宣言》。” 事實上，在那之后，法國、立陶宛和拉脫維亞都同法西斯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 因此，“鼓勵”希特勒發動戰爭的罪名落不到斯大林頭上。普京特別強調，“法西斯德國1939年9月1日進攻波蘭;1941年6月22日進攻蘇聯，這些是鐵的事實”。

　　“二戰”開始距今已經八十多年了。人們不僅沒有忘記那場戰爭，還在追究那場戰爭之所以發生的歷史責任。可見如實地研究戰爭起源是何等重要。

　　對朝鮮戰爭起源的歷史責任問題，就一直是一些持不同政見的史學家們爭論的焦點。戰爭開始，美國當局，就將朝鮮戰爭起源的責任推給了蘇聯。而朝鮮和中國則是蘇聯的同謀。(注  4  )這種沒有事實根據的推論，其目的自然很明確，是美國當年為了推卸戰爭的責任。當時就被中蘇政府和世界一切堅持正義的人們公開批駁。奇怪的是50多年后卻被中國一些學者接受，并稱是從“俄羅斯解密檔案”中找到的“證據”。

　　他們從《俄羅斯解密檔案》中，都找到了什么呢?讓我們簡單的將他們“找到”的主要論斷梳理一下：在這些人看來，戰爭發起原因是斯大林鼓勵金日成南下;而斯大林鼓勵金日成南下的原因又因為 毛澤東逼迫斯大林簽訂了“中蘇同盟友好互助條約”， 因此，“中蘇同盟友好互助條約”是朝鮮戰爭的起源;毛澤東為維護中蘇友好條約，不得不出兵朝鮮抗美援朝，這也是朝鮮戰爭的起源。這樣，朝鮮戰爭起源論，就再一次落在了蘇聯和中國頭上。

　　不僅如此，而斯大林又操縱朝鮮戰爭，斯大林在后臺，毛澤東在前臺;斯大林和毛澤東拒絕了1951年一月份聯合國三人小組關于先停戰后談判給出的優厚條件，到手的“優厚”的和平條件失去了，戰爭本來在1951年初就可以結束;后來打不過 “聯合國軍”了，才有蘇聯找到美國溝通，開始談判。但斯大林不想停戰，所以采取強硬態度。這樣，這從戰爭起源直至戰爭結束，每一個階段，都是斯大林、毛澤東的責任。以上便是“解密學派”號稱的“從中蘇視角重新認識朝鮮戰爭”的主要觀點(注 筆者按：對上述的相關論點，筆者在相關文章另有論述)。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所謂中蘇有意“采取強硬立場”論。這 原來不是孤立的“論點”，它是此學派關于整個中蘇方是戰爭“戰爭責任”論中有機地、不可或缺的 一個部分。

　　這個“視角”，讓人會看到和認識“中蘇態度強硬論”的劍鋒所向。

　　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中國人炙志愿軍司令彭德懷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

　　停戰談判單元 小結：

　　抗美援朝兩年另九個月，而停戰談判就用了二年多。 許多學者們從各自不同的立場和視角進行解讀。本書也用了五篇專題，均是針對沈志華學派的“新觀點”的“研究”。如前說述，這里的分歧不在于什么“解密檔案”材料的占有(其實沈志華學派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什么新材料)，停戰談判，雙方都有詳實的記錄并有記者的公開報道。根本的問題集中在一點，就是站在什么樣的視角和立場，用什么觀點分析事件。彭德懷司令員于1953年9月12日朝鮮停戰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的報告上，談到停戰談判為什么談了兩年多的問題，轉錄如下，請沈志華學派看看：

　　“朝鮮停戰談判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停戰談判。它既不是帝國主義者征服了別的國家、強迫別國接受投降條件的停戰談判，也不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爭奪火并、相持不決，只好以妥協瓜分殖民地謀得短暫和平的停戰談判， 而是一個妄圖獨霸世界的帝國主義者，在侵略戰爭中遭受到年輕的新興的人民民主國家的反抗并遏制之后，不得不罷手而勉強接受的停戰談判。很顯然，帝國主義者對于這樣的談判是不會甘心情愿地接受的，他無時無刻不在為圖翻案。因此，朝鮮停戰談判不能不是一場異常尖銳復雜而長期的軍事與外交交織著的斗爭。美方在整個談判過程中始終表現出不肯承認軍事失敗、不愿平等協商、不顧最起碼的國際法原則的狂暴態度。”(   注  5  )

　　“不肯承認軍事失敗、不愿平等協商、不顧最起碼的國際法原則的狂暴態度。”這是談判之所以進行了兩年多的結癥。

　　注 釋

　　1    《冷戰前期的大國關系---美蘇爭霸與亞洲大國對外交取向(1945—1972 )》   沈志華   主編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  2011 第436頁 )

　　2    見毛文戎著  《火線感悟：朝鮮戰爭贏之密》 2016年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北京  第70—71頁

　　3   《毛澤東軍事文集》 第六卷刊印) 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  第555頁

　　4   參見  貝文。亞歷山大  著 《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 》   新星出版社   北京   2013年  見11頁

　　5    《彭德懷軍事文選》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8年9月  北京   4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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