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鮮時間凌晨4點40分，朝鮮人民軍開始向大韓民國發起全面進攻。這在美國與韓國的官方歷史敘事中，是“朝鮮戰爭”爆發的肇始。戰爭爆發約8小時左右，美國駐韓國大使約翰·穆喬向美國國內發回電報，通報戰爭爆發。由于美國東部與朝鮮半島有14小時時差，因此，電報送達美國時間已是美國東部標準時間晚上10點26分。此消息由時任國務卿迪安·艾奇遜通報了杜魯門總統與聯合國。6月25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2點，聯合國安理會召開473次會議，并通過著名的82號決議，要求北朝鮮軍隊撤回北緯38度線以北。此決議并未表示需要向聯合國成員國尋求軍事協助，以幫助朝鮮半島恢復和平。同日，根據解密后的美軍華盛頓國防部陸軍部與駐日美軍的電話討論記錄，6月25日早晨國防部的內部討論中，便已經開始討論針對朝鮮軍事行動的具體操作步驟。電話記錄中表示，授權美國遠東司令部(CINCFE)向韓國提供軍事裝備援助，并緊急將美軍在韓的所有軍事活動劃歸遠東司令部管轄。記錄中明確表示，在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要求成員國干涉朝鮮之前，就要做好一切軍事干預的準備工作，并立刻將韓國納入遠東司令部海空保護范疇之內。在這份記錄中透露的另外一個重要信息，是美國駐韓大使穆奇向駐日美軍發電要求提供F-51戰斗機以及炮兵援助。根據駐日美軍的回復，戰爭開始時他們便派第八軍向韓國提供了一批榴彈炮及迫擊炮彈。這批軍火可維持十日，而后續的軍火援助則會在這批彈藥消耗完之前運抵。駐日美軍在會談結束前向華盛頓表示：“歡迎加入這場仗”。
1950年6月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向全國發表講話，講話中認定，“遠東的情形”是對大韓民國“無緣無故的侵略”。他同時表示，美國會不遺余力地幫助韓國，在《聯合國憲章》的精神下，維護世界和平。26日晚，杜魯門在布萊爾宮(Blair House)參加了由國務卿、國防部長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組成的討論會。會議做出四項重要軍事決定：1、美國空軍與海軍力量全面介入協助韓國軍隊;2、命令第七艦隊戒備，防止中國武力收復臺灣;3、向菲律賓增兵;4、援助印度支那。這一系列行動，均與新成立的聯合國及其所代表的戰后國際平等協商秩序理想毫無關系。四項決議均旨在力保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確保在地緣上能夠形成對中國的鉗制，并進一步保障戰后美國在世界秩序中的霸權地位，同時也從事實上擴大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艾奇遜防線。
事實上，聯合國直到美國東部時間6月27日才通過83號決議，“建議聯合國成員國援助韓國，抵抗武裝侵略，重塑國際和平”。而杜魯門政府針對韓國的軍事行動，則在戰爭爆發的當天便開始了。這一系列軍事行動，不僅未在聯合國安理會法律框架之內，同時也未得到美國國會授權。直到1956年7月7日，聯合國第84號決議才正式授權美國，對朝鮮進行軍事干預。而在此之前，保留了濃厚日本殖民影響的韓國李承晚政府，自1948年正式建國以來，便不斷向美國表示，希望能夠被納入美國的太平洋防線。直至1950年6月戰爭爆發一周前，李承晚也還在向時任駐韓巡回大使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游說，力促美國直接防衛大韓民國。李承晚還在會見杜勒斯之后，很快表示希望在美國的協助下進行北伐，實現“統一”。
1950年開始的抗美援朝戰爭需要被置于一個更廣大的視野中去理解。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后，殖民地與前殖民地地區人民在政治上尋求當代國際法意義上的主權獨立。這種政治實踐，給20世紀國際秩序中對“平等”問題的理解帶入了新的內涵。簡單說來，這種秩序觀的內核建立在政治獨立、經濟自主、平等互助幾個基本原則上。這場政治實踐包含了獨立與解放的雙重任務。在抗美援朝戰爭之后展開的亞非團結運動，以及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亞非拉團結運動，則更將這場浪潮推進至了更深層次的、謀求政治平等、經濟自主權、以及文化主體性的解放運動。這場20世紀的第三世界獨立運動浪潮不僅是一場權力變革，更是一場文化與經濟的去殖民。而這一切的現實政治起點，則無疑開始于1953年新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面對新霸權者贏得的決定性勝利。
在“第三世界”這一政治范疇里，針對帝國主義霸權壓迫的斗爭模式多種多樣。同時，霸權主義的表現形式也有不同。而在傳統的以美蘇爭霸為重心的冷戰敘述中，第三世界反霸權斗爭的政治意義無法得到展開。同時，中國革命意義與20世紀后半葉第三世界國家反霸權斗爭的關系也并未得到深入討論。事實上，二戰之后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的形成，伴隨著歐洲殖民主義世界秩序的消退，以及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民族獨立運動興起。在這個過程中，革命建國之后的中國逐漸探索出了一套對第三世界國家反抗運動的政治敘述。
雖然作為正式觀點，“第三世界國家”這一概念形成與上世紀70年代。但是，作為一個政治范疇，中國在建國之初便開始關心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前殖民地國家的獨立運動。20世紀50年代國際格局中一個基本態勢是此起彼伏的前殖民地國家的獨立運動，以及與此互為背景的美蘇對立。二次世界大戰留給短20世紀的重要遺產之一是殖民主義世界體系的瓦解，以及新的以民族國家法理意義上的平等為基礎的現代普遍國際法體系的形成。
相比之下，李承晚試圖依靠外國力量，完成“統一”的意圖在1945年后前殖民地獨立運動的浪潮中顯得格外不合時宜。同時，美軍在朝鮮的軍事行動，按照聯合國憲章對戰爭行為合法性的規定來看，也不具任何國際法基礎。此舉同時也對新成立不久的聯合國及其所代表的國際法秩序提出了挑戰。我們知道，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聯合國成立的基礎之一，是將戰爭行為的權利從國家轉移到了國際社會監管之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戰爭不再是國家的自然權利。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第51條認為，只有針對侵略行為而進行的“單獨或集體自衛”行為，才可被看作一種“自然權利”不受禁止。而這種戰爭行為的唯一目的，只可能是“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這一規定，形成了現代國際法中對于“正義戰爭”定義的基礎。
從拿破侖戰爭時期開始，在歐洲戰爭法體系中發展出來的“正義戰爭”理論，便隨著國際秩序變遷，而經歷了多次演變。從法理上講，《聯合國憲章》中這一條款，將除自衛之外的一切戰爭行為劃為非法。此外，《憲章》規定，所有成員國在行使“自衛權”后，有責任向安理會通報。然而，這一對于戰爭行為合法性的模糊定義，并未能很好地維持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間，特別是在前殖民地國家中的和平局面。從1945年的中國解放戰爭和印尼獨立戰爭，到1948年的第一次中東戰爭，再到195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1955年開始的越南戰爭，以及1956年的第二次中東戰爭。短短十年間數次大規模局部戰爭的出現，便直接向所謂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提出了挑戰。而經由二次世界大戰形成的國際格局，也正是在這一系列的“熱戰”中形成的。《聯合國憲章》中所界定的“正義戰爭”無法真正解釋這一系列戰爭沖突的歷史與政治意義。
與《聯合國憲章中》對于戰爭問題的曖昧態度相比，共產主義革命后的中國提出了所謂“解放戰爭”的概念。與《憲章》中對于戰爭行為的自然法式判斷不同，中國在使用“解放戰爭”這一觀念的時候，更注重其在實踐中的實證主義判斷。事實上，以抗美援朝戰爭為例，《憲章》中對于戰爭行為，特別是美國參與擴大戰爭的行為，實際上并未產生任何限制效力。
在抗美援朝戰爭問題上，除了美國明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行為之外，還顯露出了一些其它重要情況。解放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并不是聯合國的成員，聯合國針對“朝鮮戰爭”作出的各項決議中，作為后來的重要參戰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缺席，對其決議所依據的法理基礎造成了挑戰。同時，在對“朝鮮戰爭”做出決議的時候，重要成員國蘇聯也并未參加表決。聯合國成立初期所面對的這種尷尬情況，恰恰表明了在二戰結束之后的冷戰初期，新的國際秩序形成中的不確定性動態。簡單地以《憲章》中規定的“正義戰爭”原則，無法真正解釋包括抗美援朝戰爭在內的一系列冷戰時期的區域戰爭對當下國際秩序形成所造成的重要影響。
中國對美國軍事干涉朝鮮的反映，則是建立在對于“解放戰爭”的合法性論證基礎上的。毛澤東在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報》上刊發的《堅決站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立場上》一文中強調，參與“朝鮮戰爭”的根本意義是“愛國”。能夠將一場境外戰爭與愛國相聯系，得益于中國革命政治話語中對于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論述。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朝鮮戰爭”才完成了向抗美援朝戰爭的轉變。
當代針對抗美援朝戰爭的研究出現了一種傾向，即希望通過各類解密材料去討論中國參與戰爭是出于主動還是被蘇聯拖入。然而，這類討論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中國在參戰之后，立刻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話語，明確將朝鮮戰爭表述為“抗美援朝”，并將其同中國革命歷史敘述及國內社會建設密切結合。實際上，毛澤東很早便在反帝與解放的意義上，對抗美援朝做出了闡述。毛澤東不斷強調，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這三種力量形成的政治壓迫，都不能單純在民族國家范疇內理解。與斯大林式的沙文主義立場不同，毛澤東建立在其實踐哲學基礎上對于矛盾關系的分析，是理解中國革命“世界性”的基礎。在毛澤東看來，朝鮮戰場是中國革命中反對帝國主義因素的延伸，而反對帝國主義的目標，則是世界性的。因此，志愿軍在朝鮮的行動，尤其是對“朝鮮人民”的態度，應當與“我們在國內的看法和做法一樣”。這一群眾路線，實際上是“勝利的政治基礎”。
革命后的中國在政治理想上，試圖打破傳統的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的理論話語。并塑造了在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區域內，通過“獨立自主”而通向解放的經典案例。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針對“朝鮮戰爭”問題發表的講話中，毛澤東便明確表示，“中國革命是帶有世界性質的”。而“朝鮮戰爭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一個是發生在中國境內的社會主義革命與解放戰爭，另一個是跨出國境援助他國的解放戰爭。究竟如何去理解這一政治判斷，理解所謂中國革命以及抗美援朝戰爭的教育意義，實際上是理解所謂中國“革命傳統”在20世紀政治現場中意義的關鍵。
自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以來，抗美援朝戰爭便一直在反帝的背景下，被看作是與中國革命建國政治敘述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以戰爭的手段與世界帝國主義壓迫的現狀進行斗爭，以謀求和平為結果。這一觀點，在五十年代的外交話語中也得到充分體現。在同尼赫魯討論中印關系的談話中，毛澤東強調，兩次世界大戰一方面造就了美國的帝國主義，另一方面，也使得一批亞洲及非洲國家脫離殖民主義影響，成就了一批以共產主義或民族主義政黨領導的國家革命。在毛澤東看來，由于帝國主義的壓力是全球性的，因此，針對這種壓迫的反抗斗爭也是全球性的。戰爭本身僅僅是斗爭的手段之一。脫離了這個背景去談論戰爭的正義性并無意義。抗美援朝戰爭時，美國干涉行為雖然在其法理上違反了《憲章》規定的武裝干涉原則。然而，其干涉行為卻很快獲得了聯合國決議的背書。這便對《憲章》中，對于戰爭正義性問題的抽象判定提出了挑戰。杜魯門的講話中強調，美國干涉的基礎是由于朝鮮軍隊的行為是一種“aggression”。因此，援助韓國則是“基于聯合國框架下的警察行動”。針對這種干涉主義傾向，1953年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實際上便很快被用來當作一種在世界范疇內與帝國主義干涉政策相對抗的斗爭話語。
20世紀50年代中國所提出的“獨立自主”原則需要被放在兩個互相關聯的背景中去考察。首先，是中國革命的歷史與政治經驗。即所謂中國“革命傳統”的世界史與政治史意義問題。在這其中，包含了對于所謂“人民戰爭”及社會矛盾關系的認識。其次，是從19世紀到20世紀全球秩序變遷中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關系的背景。在這個框架下，牽涉到對于“反帝”及“反殖民”話語在世界不同地區的差異性政治表現的歷史梳理。借此，我們才能深入理解20世紀，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政治話語中的“霸權主義”、“帝國主義”、“民族獨立”、“解放”、以及“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關鍵概念在現代國際政治中的意義。
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的發言中強調亞非拉國家的共同政治基礎，主要是這些國家近代以來“曾經受過、并且正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在20世紀50年代美蘇對抗的政治語境中，中國格外強調對于社會制度差異性的認同。而這種認同的基礎是一個矛盾關系的判斷。這一判斷強調，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國家政權均是各個國家在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壓迫過程中產生的不同政治回應方式。
除了戰爭之外，斗爭還包括一切謀求民族獨立的“解放運動”、“和平運動”以及“正義斗爭”。在這個標準下，不單單是抗美援朝戰爭，包括中國對1956年對埃及政府收回蘇伊士運河公司行動的支持，都可以被放在這個斗爭矛盾關系中去理解。這一系列斗爭形式均不以意識形態陣營為標準，而是一個以反帝為目標的包含了“世界勞動人民”的統一戰線。這一點，在中國針對阿拉伯及非洲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的立場上有明確表現。在毛澤東1959年會見喀麥隆人民聯盟代表的講話中，他明確表示“非洲當前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反對資本主義”。在毛澤東看來，發生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運動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應當被看做是“民族解放運動”而非“社會主義革命”。這種力量被看做是能夠支持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力量。這種民族解放運動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同時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在這一點上，也能找到中國革命斗爭經驗中，對于統一戰線問題認識的影子。
在毛澤東的政治話語中，“歷史環境”是一個討論政治關系的重要基礎。而存在于不同“歷史環境”中不斷變化的事物矛盾關系，則直接影響現實政治決斷。理解“歷史環境”及“矛盾關系”，并在此基礎上理解“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敵人”則是政治活動的根本觀念。毛澤東認為，這種政治活動中存在兩種根本性的矛盾，及“對抗性的矛盾”與“非對抗性的矛盾”。前者發生于“敵我之間”，后者則發生在“人民內部”。兩種矛盾關系也能互相轉換。同時，對于矛盾關系的分析不僅僅局限于國家內部，也應當延伸到對于國際問題的理解上。人民這一政治范疇也應當延伸至世界范圍內，作為反對霸權主義的政治話語，并用以進行對敵我關系的政治分析。這一政治活動的理想化根基，則在于對“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之關心。
后冷戰時期以美國為主的國際霸權結構實際上也呈現出了這種內卷的傾向。并因此消解了結構性變革所需要的政治話語動力。當代國際政治話語最明顯的兩種表現形式體現在一方面以普遍人權為基礎的對于包括氣候環境政治在內的討論，意圖取代冷戰時期意識形態政治并嘗試成為新的全球性政治話語。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以最直接的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帝國主義、民粹主義政治的蔓延。
在美國宣告冷戰“結束”之后，又接連在“第三世界”內出現了多次戰爭。這些戰爭是盤旋在二十一世紀里的烏云。“后冷戰”時期建立起的普遍主義政治話語在遇到民粹主義、恐怖主義的現實政治時便顯得不堪一擊。而對于“非暴力不合作”這種反抗模式的大肆頌揚，同樣也體現了在這種普遍主義人權話語政治中對于暴力的無奈。正如霸權是無法回避的政治現實一樣，對霸權的反抗也同樣無法避免。二戰結束之后，伊朗曾一度以泛伊斯蘭主義思想作為對抗蘇聯霸權主義擴張的解毒劑。泛伊斯蘭主義也是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期反抗者們的精神力量之一。二戰時期的日本，反西方的話語成為其殖民主義擴張的借口。在這一語境下，泛伊斯蘭主義內部的瓦哈比派運動、賽努西運動、阿富汗尼運動、阿赫邁底亞運動，則被看作是“回教圈今天正在多災多難中逐漸重生”，是所謂“回教徒的覺醒”。短二十世紀及其之后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反抗的土壤上，可以生成恐怖主義，可以生成殖民主義，但也可以生成對抗霸權主義政治的和平力量。理解霸權及其反抗，也許是連接短二十世紀與冷戰之后政治未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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