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蔣介石在十天之內，連續給毛澤東發去三封電報，催促速來重慶談判。當時國共雙方大多數人都不理解，這一歷史事件又有怎樣的臺前幕后呢?
“蔣介石如不同共產黨達成協議，他就休想進入東北”
1945年5月，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亞洲戰場勝利在望，而蔣介石是一點精神準備都沒有，還在蘆溝橋事變八周年時發表紀念文章說：“以八年戰斗的經驗，我可斷言，敵國民眾在軍閥驅迫欺騙之下，是只認得力量，不認得是非，也不知道利害。”號召全國軍民還要有長期作戰的精神準備。
8月6日晨8時，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8日蘇聯對日宣戰，蘇聯紅軍揮師出兵東北。9日11時30分，美國又在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日本天皇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此時，蔣介石的嫡系主力偏處西南，日軍仍然占領自東北至廣東的大片國土，接收與繳械的問題已是迫在眉睫，諸如廣州、長沙、武漢、南昌、九江、安慶、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鄭州、洛陽、青島、濟南、北平、天津、山海關、承德、赤峰、多倫、古北口、張家口、歸綏、太原、包頭、石家莊等戰略要地的接收，對于蔣介石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而致命的是他的主力部隊距這些地方都太遠，如果不能及時運兵接收，共產黨就會去接收。
杜魯門在回憶錄中，對當時蔣介石的措手不及的情形，說得最為明白，他說：當時“蔣介石的權只及于西南一隅 ，華南和華東仍被日軍占領著，長江以北則任何一種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沒有。”“事實上，蔣介石甚至想再占領華南都有極大的困難。要拿到華北，他就必須同共產黨人達成協議，如果他不同共產黨人及俄國人達成協議，他就休想進入東北。”
此時的中國共產黨與10年前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語，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120萬人，民兵也有220萬人，在19個省內有19塊解放區，面積約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中國共產黨密切關注著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局勢。8月1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關于日本投降后我軍任務的決定》，明確指出：日本投降后，國民黨一定向解放區進攻，和我們就接收問題，有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他指出黨的任務是： “目前階段，應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敵偽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體情況發動進攻，逐一消滅之，猛力擴大解放區，占領一切可能與必須占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并放手武裝基本群眾，不應稍存猶豫。”“將來階段，國民黨可能向我大舉進攻，我黨應準備調動兵力，對付內戰，其數量與規模，依情況決定。”
毛澤東態度明確，語氣堅定，對抗戰勝利后將要出現的情況，已是洞若觀火，胸有成竹。8月13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社論中，再次明確地提醒全黨，“蔣介石在挑動內戰”，并斬釘截鐵地表明了應對的方針：“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斗來保衛。我們是不要內戰的。如果蔣介石一定要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內戰，為了自衛，為了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利和幸福，我們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戰。”
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發布命令，號召各解放區抗日部隊向日偽軍發起猛烈進攻，命令附近的日偽軍在限定的時間內繳出全部武器，如拒不投降，立即予以消滅，八路軍新四軍將接收其所占的城鎮和交通要道。延安總部又連續發布6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區武裝部隊向敵偽所占地區和交通要道展開積極進攻，包括要求冀熱遼解放區等地的部隊向東北進軍，迫使日偽軍投降。
這是蔣介石所最不愿看到的，因為，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偏處西南，就地理位置而言，是遠水救不了近火，而共產黨的武裝部隊卻占了天時地利之便。蔣介石急了，慌忙以最高統帥的名義給八路軍發出強硬的命令：“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當然，蔣介石也最清楚不過，八路軍、新四軍是不會買他的賬的。現在對于他來說，時間是最關鍵的問題。他想起三年前，曾向周恩來提出過與毛澤東相會在西安的事。共產國際解散后，他又致信毛澤東，希望“面談一切問題”。二次相邀，都因種種原因而沒有實現?，F在只有裝出一副謙恭的樣子，再次邀請毛澤東來重慶，以談判拖延時間。
這是蔣介石遮人耳目，欺騙輿論的慣用手段，這在他授意張治中給胡宗南的密電中，表現的最為露骨和明白，“目前與奸黨談判，乃系窺測其要求與目的，以拖延時間，緩和國際視線，俾國軍抓緊時機，迅速收復淪陷區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優越軍事形勢與奸黨作具體談判，如彼不能在軍令政令統一原則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就在蔣介石向毛澤東發出邀請之際，上海、浙江的漢奸武裝，搖身一變為國軍，阻止新四軍的進入。廣州等27個戰略要點，除張家口、古北口由八路軍解放，多倫、赤峰、承德為蘇軍和外蒙古軍占領外，其余的戰略要點，多由美國搶運的國民黨軍所接收。
赫爾利表示愿陪毛澤東去重慶，討論改組政府和軍隊
1939年以來，國民黨對中共領導的陜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的同時，還實行政治隔離和新聞封鎖。蔣介石為維護一黨專政，不惜欺騙輿論，蒙蔽盟邦，給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橫加種種罪名，誣蔑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誣蔑八路軍、新四軍“違反政令、軍令”，誣蔑游擊隊“游而不擊”等。中共對此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同時，一再表示歡迎美國政府派代表團訪問延安和敵后解放區，以真正了解事實的真相。
1942年5月下旬，周恩來在重慶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誠懇地希望美國軍事代表團和美國記者去延安參觀訪問。他還委托斯諾將八路軍、新四軍抗戰業績的資料帶給羅斯福的顧問居里，并附信一封，表明不論在何種困難的情況下，中共都必定堅持抗戰，反對內戰。信中還說，中共領導的軍隊盡管已經兩年多沒有得到國民政府的任何補給，在裝備上遠遜于國民黨軍隊，但卻牽制著日本在華兵力總數的將近一半。所以，同盟國提供給中國的援助，理應有堅持抗日的八路軍、新四軍的一部分。
隨著抗日戰爭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包括美國的一些政要都注意到，中共領導的軍隊是中國全民抗日的中堅力量。1943年1月，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兼中緬印戰區司令政治顧問約翰·謝偉思最先提出，美軍應向延安、華北和西北抗日根據地派出觀察組。他指出，只有這樣才能了解共產黨，才能解決有關共產黨的政治、軍事、經濟情況的迷惑，“所有這些問題只有到延安和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去，才能取得第一手的材料。”之后不久，另一位美國外交官戴維斯也在一份備忘錄中，呼吁羅斯?？偨y派軍事觀察員去西北、華北。
在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的有力支持下，羅斯?？偨y多次致函蔣介石，就向中共控制地區派遣美軍觀察組的事與之交涉。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明確表示出對國共關系的關切，一再提出美軍觀察組的問題，仍然屢遭拒絕。不過，蔣介石終究拗不過華萊士，勉強同意向延安派駐美軍觀察組。7月22日，美軍觀察組一行9人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的帶領下，由重慶飛往延安，自此，中共與美國官方有了準正式的接觸。
中共對美軍觀察組的到來，表現出熱忱的歡迎，黨政軍的高級領導人積極參與會見和談話。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談話中，希望美國運用其影響制止國民黨發動內戰。毛澤東還向謝偉思提出這樣的要求，考慮到戰后美軍觀察組的撤消，國民黨將要發動內戰的問題，美國可否在延安設立領事館。所有這些都表明，共產黨不是像蔣介石所妖魔化的那些，是些蠻不講理的“紅頭發”野人。恰恰相反，毛澤東和延安給謝偉思以及他的觀察組留下極深的印象，這一切都為美國力主國共談判，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觀察組基于所見所聞的大量事實，給華盛頓發去許多報告，其主要內容是延安和華盛頓在中國有著共同的利益，美國政府“不能無限制地擔保一個政治上破產的政權”。他們建議美國應該全面支持國共兩黨，而不是片面地支持國民黨，這樣就有可能促使國民黨實行改革，實現國共合作，以推動中國政治向著組成聯合政府的方向發展。這些報告通過新聞媒體的報道，在美國產生出“激動人心的影響”。美國朝野無不反對中國內戰，美國政府從維護自己的戰略利益出發，力主調停國共兩黨的沖突，以共同一致地對付共同的敵人日本。
1944年10月，在蔣介石的一再要求下，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被召回國。隨之而來的赫爾利一屁股坐到國民黨那邊，實行的是“扶蔣反共”的政策。赫爾利先以美國總統特使的身份，后又繼任美國駐華大使，此公軍人出身，自信自負又天真浪漫，雖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明白了解，但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卻隔膜疏遠而一知半解。赫爾利在華的主要使命之一，仍是調處國共兩黨的關系，繼續中共與美國的對話。11月7日，赫爾利飛往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會談，力促國共軍事力量的統一。
會談雖然沒取得實質性的結果，但赫爾利卻滿口答應，將說服蔣介石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同時，他還向毛澤東表示：如果蔣介石表示要見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重慶，討論增進中國人民福利，改組政府和軍隊的大計。我們將以美國國格擔保毛主席及其隨員的安全。顯而易見，赫爾利是在用激將法，目的是促使國共高層坐下來和談，其用心是無可厚非的。正是出于對赫爾利的尊重，周恩來才由延安回到重慶，使已中斷的國共談判又重新開啟。
1945年2月13日，赫爾利陪同周恩來面見蔣介石。蔣介石拒不接受中共的意見，反對成立聯合政府，甚至說出這樣的話：“組織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國共和談又陷入僵局。距此半年的時間，抗戰全面勝利，蔣介石慌了手腳，已全力支持蔣介石的赫爾利建言，鑒于斯大林的公開態度，大可不必擔心蘇聯的介入，可以放心大膽的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無論是否接受，毛澤東都要陷入兩難之中。如果拒絕，則表明毛無和談的誠意;倘若真的來了，我們則以時間爭取空間，利用談判的機會，將國軍運往華北、華中等地。赫爾利的建議恰中蔣介石的下懷，這才連發電報，催促毛澤東早日成行。
斯大林去電延安，支持毛澤東去重慶談判
在美蘇兩個大國角逐中，蘇聯斯大林的態度也是蔣介石考慮的重要因素。其實，斯大林一直過高地估計國民黨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中共的力量，甚至認為戰后的中國只能承認蔣介石的領袖地位，只能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來實現中國的統一。共產黨只有妥協，避免內戰，建立以蔣介石為領袖的聯合政府。這是蘇聯一貫的外交政策，斯大林對此從不掩瞞，直至1948年，他在一次談話中還說：戰后我們曾邀請中國同志到莫斯科來，討論中國的形勢。我們直率地對他們說，中國同志應設法和蔣介石達成妥協，他們應參加蔣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軍隊。
1945年2月初，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在蘇聯克里米亞海岸的雅爾塔舉行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其中重點討論蘇聯出兵東北對日作戰的問題。斯大林答應出兵東北，但是卻提出有損中國領土主權的先決條件：承認外蒙獨立;大連商港國際化，蘇聯有優惠權利;蘇聯租借旅順為海軍基地;中東、南滿鐵路由中蘇共管。這就是《雅爾塔協定》。最終蘇聯迫使國民黨政府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了《雅爾塔協定》。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之后，蘇聯表明只支持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蔣介石在得到美蘇兩個大國的支持后，立即發出邀請毛澤東來渝談判的電報。中國共產黨對此有著高度的警覺，蔣介石的第一封電報發來時，中央在致徐冰、張明同志電報中指出：“請毛往渝，完全是欺騙”。中共中央還以朱德的名義公開提出六點要求，其中包括“國民黨在接收日偽投降與締結受降后的一切協定和條約時，必須事先與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和“請立即廢止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等，這些要求如不能實現，那么，毛澤東的來渝談判也就成為不可能。
對于國共重慶談判，斯大林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表示了明確的態度，支持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否則一當打起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斯大林還說，中共的武裝斗爭是沒有前途的，應該同蔣介石達成協議，解散軍隊，加入國民政府。在蔣介石給毛澤東發來第三封電報時，斯大林也發來了第二封電報，再次催促毛澤東成行，指出，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事，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各方面就不能理解。如果內戰真的打起來，責任由誰承擔?斯大林還在電報中擔保：你到重慶同蔣介石會談，你的安全由蘇、美兩家負責承擔。
毛澤東強調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以實現和平建國
抗戰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幾乎在同一時期相繼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七大從4月23日開至6月11日，國民黨六全大會則是從5月5日開至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主要內容是：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爭取人民的自由，實行農村改革，發展民族工業，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團結知識分子，爭取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的解放和發展，建立和平、獨立、民主的外交等。毛澤東強調：“一切這些具體綱領，如果沒有一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就不可能順利地在全中國實現。”
提出“民主的聯合政府”，顯然是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挑戰，國民黨六全大會很快就作出強烈的反應，堅決拒絕中共建立聯合政府的建議。決定于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蔣介石還在政治總報告中說：“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滅共產黨!日本是我們外部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同時，蔣介石急于操辦“國民大會”，決定先于7月7日召開國民參政會。
毛澤東公開抵制“國民參政會”和“國民大會”，并且積極進行兩手準備，一面在抵制“國民大會”，一面在準備戰后解放區的發展，主張軍隊發展到150萬人以上，人口發展到1.5億人以上，爭取將來政府設在我們地方。
從1945年1月以來，國民黨軍隊一直沒有放松對中共武裝力量的壓迫和打擊。據萬仁元、方慶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機密作戰日記》披露，國民黨第二戰區1月發生戰斗12次，2月發生戰斗19次，3月發生戰斗18次，如果說1--3月份是小規模的戰斗，那么進入4月，國民黨軍便有大部隊的作戰，雙方投入的兵力都是師、團的建制，軍事沖突日漸升級，到了7月，戰火是越燒越旺，大小戰斗竟達80多次。國民黨第二戰區是這樣，全國其他戰區的形勢也是大同小異，內戰是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國共之間的劍拔弩張的形勢，嚇壞了中間人士，他們擔心大規模內戰的發生。以褚輔成為首的7名參政員于6月2日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希望國共繼續商談，從速完成團結。中共中央十分體諒褚輔成等的良苦用心，于16日復函，雖然堅持拒絕參加國民參政會，但是，卻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倘因人民渴望團結，諸公熱心呼吁，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并立即實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則敝黨無不樂于商談。”電報還邀請他們前往延安。
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除卻因病的王云五，6位參政員于7月1日從重慶飛抵延安。他們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伯渠、吳玉章的熱情接待。“彼此都十分坦誠，十分懇切”，并構成《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6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雙方取得兩點共識：一，停止進行國民大會;二，從速召開政治會議。
中共中央對和平表示出積極的態度，甚至作出一定的妥協，并準備在萬不得己的情況下，只要國民黨改變反共政策，可以考慮承認“獨裁加若干民主”的解決方式。中共中央十分重視美國的“覺悟”，指示駐重慶的代表，必須讓美國人明白：“認為蔣可以打敗日本，統一中國，但結果會與其希望相反。日蔣如決戰，蔣必再敗;日如撤退，蔣必內戰，統一無望。美只有扶助中國民主力量，才能戰勝日寇，制止內戰，取得戰后和平。”“制止內戰，取得戰后和平”，正是國人企盼已久的心聲，中共對于和平談判，已經發出了十分明顯的信號。這樣，中間力量才得以從中斡旋和游說。
1945年8月5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吁》，提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口號，民盟政治報告認為，抗戰勝利后，是“中國建立民主國家千載一時的機會”，民盟的任務，“就是研討怎樣把握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實現中國的民主，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
黃炎培從延安回到重慶后，與胡厥文、章乃器、施復亮、李燭塵等共同籌備組織中國民主建國會，宣稱：愿“以純潔平民的協力，不右傾，不左袒，替中國建立起來一個政治上和平奮斗的典型”。主張對美蘇采取平衡政策，對國共取調和態度，要求政治民主、經濟和思想自由。
第三黨負責人章伯鈞向記者發表談話，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黨治，實行民主，給人民以民主權利，并承認現有一切抗日民主黨派合法地位”。
民主、統一、和平建國，成為戰后中國的關鍵詞，蔣介石正是接過這些口號，作為邀請毛澤東來渝的重要理由，他在給毛澤東的電文中就有：“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好一副悲天憫人的菩薩心腸。
然而，蔣介石怎么也想不到毛澤東會慨然成行，更沒有料到毛澤東到重慶后，長袖當舞，異?；钴S，會客訪友，如魚得水，媒體會面，妙語解頤，一掃幾十年來被妖魔化的形象，更有一首《沁園春·雪》，在山城刮起不大不小的旋風，展現出毛澤東文人政治家、政治家文人的神采和魅力。蔣介石的如意算盤落空了。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