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沈志華學派關于“斯大林操縱朝鮮戰爭”說 ——紀念抗美援朝70周年兼評沈志華學派否定抗美援朝正義性之八

評沈志華學派關于“斯大林操縱朝鮮戰爭”說

——紀念抗美援朝70周年兼評沈志華學派否定抗美援朝正義性之八

張興德

　　在研究朝鮮戰爭的史學著作中，沈志華學派根據所謂“俄羅斯解密檔案”，硬是把不相關的所謂的材料 扯到一起，通過“合理想象”和對斯大林的心里揣測，把從朝鮮戰爭的爆發到停戰談判，都歸結為是斯大林的有意操控。 認為“斯大林很可能是(筆者按：“很可能是”不是嚴肅的史學語言，這種揣測本身就是否定了史料 的“真實性”和“唯一性”)出于對中蘇有關東北權益的協定不滿 (其中的重要內容就是蘇聯將失去中長路好旅順港)，為了保證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這是蘇聯在遠東戰略利益的支撐點，，才同意朝鮮的進攻計劃的”(注   見 沈志華 著 《冷戰在亞洲》第 217頁 )，這位學者還認為， 如果勝利了，取得釜山、仁川港的出海口，如果敗了，打到中朝邊境，蘇軍就可名正言順的留在中國東北，繼續保留旅順港和中長路。總之是《中蘇友好互助條約》的簽訂，才使斯大林一手導演了朝鮮內戰。美國以聯合國的名義出兵干預朝鮮的時候，斯大林又沒有參加聯合國安理會，行使否決權。等于鼓勵美軍侵入朝鮮。同時又給中國施壓，毛澤東迫于斯大林的壓力，從世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全局出發，不得不出兵，有意讓中美在朝鮮打一仗，以緩解蘇美在歐洲的矛盾和壓力。后來的 和平談判時又是斯大林阻礙毛澤東促成和談。一句話，整個戰爭從始至終，都是在斯大林的“導演”下進行的。

　　這些論點看來挺“新穎”，也確實蒙混了一些追求新思想的讀者。但是如果認真分析起來， 并不符合事實的內在邏輯，經不起嚴格推敲， 與實際事實不符。似乎是神話了斯大林，但實質是妖魔化了斯大林 。

　　關于“尋找出海口說”

　　首先，所謂“尋找出海口”說，本身就是一個不存在的偽命題。是對斯大林心里的揣測和想象，并沒有事實(沈志華所謂的“新材料”)的科學根據。首先，朝鮮除釜山、仁川港外，當時尚有在北朝鮮手中控制的元山港。在朝鮮戰爭期間，美軍也用過元山港登陸和撤軍。蘇聯想要出海口為什么不可以用元山港而非要釜山、仁川港呢?其次，旅順港的 戰略意義對于中國來說在于它是守衛京津地區的門戶，是防守東北地區的前哨陣地 ，自然很重要。但是對蘇聯則是另外一回事。沙俄時期它占領東北和中長鐵路，旅順港的戰略意義自然是非比尋常，但它當時對沙俄的重要作用也絕不是什么“出海口”。 它首先是扼守東北的屏障，旅順港在，則東北安。日俄戰爭時，日本同沙俄拼死爭奪旅順口更不是為了爭一個“出海口”。日本并不需要把旅順港作為出海口， 需要的是旅順港對東北和中國控制的戰略地位。在中國革命勝利后，東北自然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了。作為同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 ，斯大林已經主動表示， 蘇聯自然應該退出東北，交回中長鐵路和旅順港。(至于何時交回旅順港，雙方共同認為這要看中國海軍發展起來后的防守能力。) 北朝鮮當時也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整個東方的局勢，已是今非昔比。旅順港對蘇聯來說其戰略價值已經同沙俄時期根本不同。其三，蘇聯有 海參崴 港，北朝鮮又有元山港， 釜山、仁川的“出海口”作用對戰后的蘇聯來說，也沒到非有不可的程度。因此，從當時亞洲形勢對蘇聯來說，所謂“出海口”說是不能成立的偽命題。“出海口說”除了對斯大林的心里揣測外，沒有充分資料證明斯大林在當時世界斗爭的格局中 ，蘇聯 處于守勢的情況下，為急于尋找替代旅順港的“出海口”而冒險同美國一戰，甚至可能演變成全面 的蘇美戰爭。

　　“逼迫中國參戰說”

　　這些專家還認為， 如果金日成戰敗，美國打到鴨綠江邊，中國就會被逼迫參戰。這樣蘇聯就可以名正言順的駐兵東北，繼續“幫助”中國守衛旅順港 。這也是一種離開實際對斯大林的思想不合邏輯的推演。首先， 美國開始出兵朝鮮，其明確的戰略目的是“確保我們對韓國的保護”(注 《李奇微回憶錄》第47頁)，而并沒有將戰線推到鴨綠江邊的戰略目的。“聯合國軍”確定要過三八線甚至在仁川登陸成功 、杜魯門和麥克阿瑟在 威克島會見時都沒有 定下來。美軍確定要過三八線是在占領漢城之后的事。華盛頓正式給麥克阿瑟下達過三八線的指令是9月29日。而“聯合國安理會”“開會決定”由“聯合國軍”“統一朝鮮”則是在10月7日。 當時美軍過 三八線“統一朝鮮”的決策基礎是判定中國不會出兵朝鮮。對此，杜魯門政府和麥克阿瑟軍方決策人經過多次討論，最終錯誤認定了中國不會出兵朝鮮。正如李奇微說的，當時 的朝鮮戰場形勢“沒有哪個判斷正常的指揮官會干出那種事情”(指 朝鮮戰局美軍已占絕對優勢，中國出兵時機已喪失 。見李奇微《回憶錄》) ，這樣才 決定美軍過三八線并推進到鴨綠江邊的。斯大林怎么可能在戰爭沒有開始就預見到了美國一定會對中國誤判而必過三八線 并一定要打到鴨綠江邊 呢?這樣“神化”斯大林有點太離譜了吧?

　　其次， 關于中國是否能夠出兵，當時還是一個未知數。 斯大林很清楚歷史上毛澤東 在許多重大事情上 并沒有全聽他的 ，毛澤東事后說過，中國當時出兵的底線是美軍過三八線。這個決策的底線是當時斯大林所不知道的。

　　第三，中國如果真的出兵，戰爭發展 前途可能會出現多種情況。其中 一種情況可能就是美國把戰火燒到中國境內，這樣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蘇聯就得直接出兵參戰，由此引發美蘇直接沖突，其結果會出現多種可能，不排除有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如果出現 這種情況， 這是不符合蘇聯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的，是蘇聯所不能接受的。作為戰略家的斯大林， 開始決策時不可能不想到會出現這種可能性。

　　總之，“尋找出海口說”和“逼迫中國參戰說”都是對斯大林心里的揣測。同時二者也是矛盾的。到底為了尋找新的出海口，還是為了導演 中美一戰?稍加分析，不難得出這樣幾個結論：這兩個“說”，是相互矛盾的。“尋找出海口”說的目的，無疑是建立在朝鮮內戰必勝的基礎之上的。而“中美一戰”說，則是建立在美軍必然侵入朝鮮，北朝鮮必敗，而美軍必定誤判中國出兵朝鮮的決心，一定過三八線，進軍鴨綠江邊 。當時斯大林的決策到底應該是哪一個呢?

　　筆者認為，斯大林開始對朝鮮內戰前途是同金日成一樣，認為朝鮮必勝，美軍不會干涉朝鮮內戰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上的。這期間，斯大林從內部弄到美國關于放棄臺灣、南朝鮮“防衛”的絕密文件，因此，對美國不會出兵干涉朝鮮內戰深信不疑。戰爭后來的發展是出乎斯大林意料的。統一祖國的朝鮮內戰轉變為一場中美的局部戰爭。這樣的結果是斯大林所未預料的。 斯大林后來在美軍仁川登陸后，給毛澤東的電報明確說，如果中國出兵朝鮮，美國 把戰爭引向中國，那蘇聯無疑會直接出兵的，因為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么。應該說斯大林原來的設想中并沒有這個結果。可見，當初他要認定美軍會干涉朝鮮內戰，他不會同意金日成 南下。

　　如何看蘇聯沒有回到安理會行駛否決權？

　　“ 鼓動中美一戰”說者，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斯大林在美國操控聯合國作出侵朝決議時，蘇聯代表沒有回到聯合國安理會行駛否決權。認為這是斯大林故意讓美軍侵入朝鮮合法化并將戰爭擴大的圖謀。

　　如何看蘇聯沒有出席當時的安理會?出席就能制止美國組織“聯合國軍”嗎?是斯大林借此有意讓中美一戰嗎?讓我們對這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作點分析。

　　關于蘇聯不出席安理會問題。首先，蘇聯拒絕出席安理會 是始于1950年1月，其目的是為了配合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抗議蔣介石集團竊據安理會而采取的舉措，并事先同中國政府進行了協商，征得了中國的贊同。如果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蘇聯將永遠拒絕參加有關會議。按聯合國憲章規定，安理會開會必須有五個常任理事國同時參加，作出的決議才有效。當時斯大林想借此迫使美國讓步，讓中國進入聯合國。蘇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此前已多次拒絕參加安理會。 但事實上美國毫不讓步，蘇聯雖然未達到當初的目的，但是它的基本企圖是好的，無可指責。它發生于朝鮮戰爭爆發之前半年多，其目的根本談不上是為了鼓勵美國侵略朝鮮才拒絕參加安理會的。

　　其次，研究這個問題不能忽略的一個基本點是 ，美國當時控制和操縱聯合國是不爭的事實。美國憑借其經濟實力，利用當時世界上眾多國家受其經濟援助或有其駐軍的條件， 操縱著聯合國的大部分票數，把聯合國作為一種為它的國際行為披上合法外衣的工具，而蘇聯在聯合國經常處于少數和孤立狀態。 美國干涉朝鮮內政，侵略朝鮮，是既定政策。它是在可以利用聯合國時利用聯合國，而并不需要聯合國的“批準”，在“聯合國安理會”在美國控制下作出譴責北朝鮮決議之前，美國已派兵朝鮮。美國出兵朝鮮的時間是在6月27日(因為東京和華盛頓的時差關系，華盛頓周日晚間才知道朝鮮內戰爆發，作出決策時已是東京時間的周二了)，而美國操縱安理會開會，作出決議則是在7月7日。(許多“參戰”國不過是迫于美國的壓力，直到1951年上半年，參戰的所謂“聯合國軍”也不到整個參戰美軍的十分之一。)后來，美國決定過三八線，也是“先斬后奏”。9月29日華盛頓就給麥克阿瑟發出了“聯合國軍”過三八線的指令，10月1日南朝鮮軍打過三八線(當時是由麥克阿瑟 指揮)，麥克阿瑟發表對朝鮮的廣播講話，叫囂讓北朝鮮軍隊無條件投降。10月7日美軍越過三八線。之后，聯合國才開會決定由聯合國軍“統一朝鮮”，雖然是在同一天，但因時差關系，聯合國開會“批準”的時間，實際比美軍越過三八線 晚了12小時 。事實證明，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不過是為了使其侵朝戰爭披上“合法化”的外衣而已。 蘇聯出席安理會會議或不出席會議，都無法阻止已經侵入朝鮮的美軍繼續擴大戰爭，也無法阻止美國脅迫一些國家跟隨美國干涉朝鮮內戰。斯大林對此自然十分清楚。他如果回到聯合國，行使否決權和不行使否決權，都無關美軍對朝鮮的入侵，相反，他自己反處于兩難處境。——行使否決權對美國侵入朝鮮不會有根本作用，反使自己在聯合國陷于孤立，不行使否決權，朝鮮會不滿意。回避會議，靜看其發展，反倒主動(當時戰場的主動權還在朝鮮一邊)。斯大林的這個決策無疑是對的本來按“聯合國憲章”規定，安理會沒有蘇聯參加，是不能 召開的，作出的 決議也是非法和無效 的，然而事實是美國操縱著聯合國并不管這些  。會議照開，決議照作。。我們不妨看看十多年之后 ，當時并無聯合國授權，美國仍然 網羅 了菲律賓、日本、西德等十國(含臺灣 )一起發動了侵越戰爭。

　　至于說斯大林不回安理會，行使否決權，其目的是為了鼓勵中美一戰問題。仍然是違背正常邏輯的揣測。如前所述，美軍侵朝之初并沒有決定過三八線，后來過三八線是出于對中國不可能出兵、即使出兵也是數量有限、對美軍“統一朝鮮構不成威脅”的誤判。斯大林不可能在開戰之初 ，就判定美軍一定調整戰略目標，由僅僅“保護韓國”，干涉朝鮮統一，改變為幫助韓國統一北朝鮮。并且發生對中國不會出兵 的 誤判、一定要過三八線打到鴨綠江邊。

　　綜上所述，對蘇聯當時沒有參加聯合國安理會 這件事，不應過度解讀。把他看作是斯大林的大陰謀。看似神化斯大林，實則是妖魔化和矮化了。

　　關于抗美援朝中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關系問題

　　正確認識斯大林是否操縱抗美援朝戰爭問題，這實際是研究在抗美援朝中的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關系問題。這是近年來一些學者研究的“課題之一”。 研究這個問題， 不能僅僅抓住在抗美援朝前后這一段時間二人之間的一兩件 電報交往，就輕易的下結論。應該從歷史的縱深整體看他們的關系。這樣，就不會得出一些諸如“毛澤東迫于斯大林的壓力”才出兵朝鮮，“毛澤東上了斯大林的當” “斯大林操縱了整個朝鮮戰爭”這些沒有嚴格史實支持的 觀點 。如前所述，中共和蘇共，也可以說毛澤東同斯大林的關系，應追溯到延安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那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同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就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有同有異。 毛澤東聽取了斯大林一些正確主張，但是并不是事事都聽斯大林的，在許多重大原則問題上是獨立自主決策的，比如在抗日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勝利后同蔣介石的關系上，就是如此。眾所周知的在解放戰爭后期，是“劃江而治”還是百萬雄師過大江。就同斯大林有原則性的分歧。 中共在歷史上，就沒有完全聽蘇共的“指揮”。同樣 在抗美援朝這樣直接關系中國安危命運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毛澤東怎么可能失去原則立場。他同中共領導人的決策雖然經歷了幾個反復的艱難過程，這中間也同斯大林多次交換意見，但其中并無受斯大林逼迫的因素，更談不上上當，而是充分考慮到當時國內外的方方面面因素，是自主決策的。 當然，在決策過程中，也考慮了斯大林 一些意見，但是，這種考慮同過去一樣，是一種“決策參考”，而并不是簡單地按斯大林的要求辦。在整個的抗美援朝過程中雖然一直同斯大林保持密切溝通(這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必須和必要的)，但整個戰爭的過程仍然是獨立自主指揮的。特別是在第三次戰役后期，并沒有聽蘇軍顧問的意見而貿然南下(事后回頭看，“南下”是多么的錯誤) 。當時蘇軍顧問的意見不能完全排出 有斯大林的意圖，否則蘇軍顧問是不敢給彭德懷發指令性的要求甚至鬧到雙方發火的對抗程度。而在北京，同樣發生蘇聯駐華武官找到聶榮臻代總參謀長，也是指責毛澤東及時將他們的“矛盾”“匯報”給斯大林，不過是一種巧妙地斗爭藝術，這不能看作是聽命于斯大林。在第五次戰役后期，美國政府通過凱南找到馬立克透露想談判停戰的信息的時候， 斯大林也沒有獨自決定，而是先 同毛澤東溝通，征求毛澤東的意見 ，然后由毛澤東約金日成到北京充分研究 ，中朝雙方達成了共識，并確定了談判原則和對策。這之后，斯大林才通過馬立克 回復美方。至于在戰爭和談判過程中，同朝鮮方面出現一些分歧，也屬于正常情況，毛澤東及時同斯大林“匯報” ，取得斯大林的支持，也屬于正確正常的作法，因為當時金日成同斯大林的關系要比同毛澤東密切。不能由此簡單地認為是斯大林操控整個戰爭。 說斯大林操縱整個朝鮮戰爭  ，顯然是沒有考慮到毛澤東和斯大林歷史關系，以及毛澤東的獨立思考、在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的思想品格特征。這種“合理”想象和推演，顯然是經不起分析的 。

　　考察斯大林在朝鮮問題上前后的整個態度，也應從斯大林 在整個二戰結束之后的整個政策得失考量分析。首先，二戰后期，無論是歐洲的蘇德戰場還是東方的東北、朝鮮戰場，蘇聯都占有先機，但是斯大林不知為什么同意了“四國分德”還同意了“四國分占柏林”，在東方又同意蘇美分占朝鮮，畫了一條三八線。這樣的決策，從事后變化看，不能說是正確的。正是因為這樣，發生了所謂的“柏林事件” ，在朝鮮發生了內戰。可以說是由當初的斯大林的政策失誤，釀成了二戰后蘇聯在外交上一系列的被動。其次，二戰使蘇聯經濟、社會遭受到空前重創，戰后蘇聯的迫切任務是恢復國民經濟和安定社會秩序，對當時除東歐少數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外的其他一些亞洲、歐洲 國家內部的反帝反殖的民主運動，是任其自然發展，甚至主張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合作”、“共存”，鼓勵一些共產黨人加入對方的“合法政府”。例如，對法國 、意大利、希臘等國的共產黨甚至也包括對中國共產黨(不過中共沒有聽斯大林的) 。力求避免直接參與戰爭，特別不想同美國直接 沖突，更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力爭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國內環境，集中搞經濟建設，這是蘇聯當時的基本政策。這個政策也體現在對待朝鮮半島的事務中 。他如果考慮到朝鮮戰爭會發展成后來的樣子，他是不會同意金日成用武裝力量統一朝鮮的。因為這樣的結果同他當時對世界整體政策 不相符的。在朝鮮內戰這個問題上，應該說，是斯大林誤聽誤信了金日成的“保證”，以及美國的關于不再守衛南朝鮮和臺灣 的承諾。認為金日成“統一朝鮮”毫無問題。這個觀點，他在事前同毛澤東交流是否簽訂“中朝友好條約”問題上明確講到了朝鮮統一問題，給人的印象是統一是板上釘釘的事。

　　關于朝鮮內戰爆發、發展的深層次原因和責任問題

　　將朝鮮內戰的爆發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兩個事件簡單地聯系起來，從而推斷是斯大林為了取得“出海口”而一手策劃操縱的。其理由無非是兩個事件發生一前一后，時間相近。這樣 簡單的將兩個事件聯系起來作出的分析判斷，從思想方法視角分析是看問題不顧事物發生發展的內在聯系，這是一種形而上學。毛澤東早在《矛盾論》中指出，“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朝鮮戰爭爆發自有其內在的原因和外部的條件。事實上，朝鮮發生內戰 ，有其深層次的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也有當時世界、特別是東方反帝反殖民主義的大背景。從歷史大環境上看，他們的矛盾源于 三十年代初， 南朝鮮軍隊的高官白善燁當年就是日軍討伐金日成抗聯游擊隊的鷹犬。而政府中的高官，則是蔣介石軍隊中的中高級將領。這些人現在分別在南北朝鮮政府的人，早就水火不容，豈能“和平共處”。金日成想南下，而李承晚則積極準備北上，只是因為要“安內”，鎮壓內部革命，讓金日成搶占了先機。這是朝鮮半島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

　　其直接原因則是朝、蘇、美各方領導人的誤判。首先是金日成錯誤地估計南北方的形勢和實力，以為很容易、很快就會取得“祖國統一戰爭”的勝利，南方不堪一擊，美國不會干涉，如果干預也來不及;斯大林則是誤判誤信金日成武裝統一朝鮮的能力，特別是誤信錯判美國政府關于放棄對臺灣和南朝鮮 “保護”的聲明(他們的間諜機構取得了美國的絕密文件 的確切情報)，認為這是美國的戰略退卻和收縮，是畏于和平、民主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強大(這之前蘇聯原子彈試爆成功)。他的這個思想在戰前同毛澤東的電報交流中多次闡述;至于內戰發展成美國同中國在朝鮮兵戎相見，則完全是美國政府在侵朝戰爭的勝利面前錯誤地判斷了中國不會出兵朝鮮、出兵朝鮮的人數也不會多、不會構成對美軍“統一朝鮮”的威脅。這三個“誤判”疊加在一起，成為朝鮮半島戰爭爆發并最后擴大規模的直接原因 。

　　可以說，半島內戰的發生其根本原因同蘇聯和中國都沒有直接關系。更不能把其責任 一股腦的推給斯大林。我們注意到，沈先生在描述二戰后伊朗和土耳其的內戰的責任問題上，不顧事實的講是斯大林支持共產黨的原因。這次，又把朝鮮的內戰更明確的歸結為尋“出海口“。這些看斯新奇，實際上經不起推敲“新理論”一句話概括就是二戰之后幾個地區發生的內戰，統統是斯大林的責任。其潛臺詞是斯大林是二戰后局部戰爭的罪魁禍首。 這很顯然有失歷史的公正。 如前所述，斯大林在二戰后對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同當局的斗爭并不持支持的態度 。 對朝鮮，他也一直不支持金日成南下。

　　金日成南下，不是斯大林的“鼓動”和“縱容”，是金日成早就有的必然之舉。金日成從開始就主張武裝統一朝鮮(他從三十年代就在朝鮮北部山區和中國東北 搞武裝斗爭，自是可以理解)，1949年先后給斯大林47封電報，申述理由。斯大林開始不同意，這同他的全球戰略是一致的。主要考慮一是有蘇美關于三八線的協議，蘇聯得恪守協議，二是 朝鮮沒有足夠的力量能夠很快統一朝鮮，將引發美軍的干涉，使戰爭擴大，將蘇聯卷入。后來，有1950年1月 美國政府 的兩次聲明，表示“韓國和臺灣不 在美軍的防衛圈”之內 ，這影響斯大林對金日成南下的決策結果的正確判斷。就是這樣，斯大林對金日成能不能很快的取得戰爭的勝利也并沒有把握，因此，他不僅一再要求聽金日成的作戰規劃和結果，還要求金日成到北京聽取毛澤東的意見。由此可見，斯大林為取得釜山的出海口說，鼓動金日成南下是毫無道理的 。對此，《 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 》一書對此有比較客觀的敘述。書中也認為，斯大林開始對金日成南下并不支持。主要顧慮是怕蘇聯卷入戰爭。后來是迫于金日成的多次“勸說”和表態。;

　　根據赫魯曉夫的敘述，金曰成在1949年末拜訪了斯大林，并告訴他“北朝鮮人想用刺刀尖捅一下南朝鮮”。一次攻擊將會觸發南朝鮮的內部爆炸，并很快把李承晚趕下臺。“按理說，斯大林不會反對這個主意，”赫魯曉夫評論說，“這更加符合他的共產黨人信念，因為這場斗爭將是他們的內部事務，兩個朝鮮會自己搞定。”

　　但是斯大林反應謹慎。他告訴金回到北朝鮮去好好考慮這個主意，再拿一個具體計劃過來。幾個月之后，金又來到莫斯科，他對“成功絕對有把握’。斯大林仍有懷疑。用赫魯曉夫的話來說，他擔心美國人“會跳進來”。但是金爭辯說，他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一舉擊潰南朝鮮，這就可以避免美國的干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在斯大林的建議下也跟金談過話。

　　最后決定是在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別墅里舉行的一次情緒高漲的晚宴上做出的。金滿懷激情，大談他將如何治理一個統一的朝鮮一一北方的工業與南方的農業相得益彰。赫魯曉夫評論道：“我們祝愿金日成取得每一個成就，為全體北朝鮮領導人干杯，期望他們斗爭勝利的一天。”

　　然而，斯大林采取了最后一個步驟，表明他對這個計劃仍然心存疑慮，而且對被拖入與美國的直接對抗有著明顯戒心。蘇聯人在北朝鮮軍隊的每一個層級配有多達150名顧問，最低到營一級;在北朝鮮共有7 000多名顧問。正當金曰成準備南征時，斯大林下令大部分顧問返回蘇聯。這個“令人費解的”決定讓赫魯曉夫感到驚訝，他向斯大林請教。

　　斯大林立即回應說：“我們的顧問留在那里太危險，他們可能被俘。我們不想在那里留下把柄，被指責參與這樁事情。這是金曰成的事情。”

　　在赫魯曉夫看來，撤走蘇聯顧問從外部注定了北朝鮮入侵的失敗。戰爭的頭幾個星期，北朝鮮人民軍推進神速，然后在8月中旬，受阻于南方港口釜山附近的聯合國軍防御陣地。“如果我們沒有拒絕為金提供合格人員以幫助部署兵力和指揮戰斗，”赫魯曉夫說，“北朝鮮毫無疑問就打贏了。’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里確實強調了一點：“這場戰爭不是斯大林的主意，而是金日成的。金是發起者。當然，斯大林沒有去勸阻他‘.

　　——《 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 》(美) 約瑟夫 。 古爾登  著  于 濱 等  譯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第67---68頁

　　決定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南下的兩個決定條件，即，金日成的反復請求并信誓旦旦的保證沒有問題，二是對美國的兩次聲明美國不再“保衛”南朝鮮和臺灣。相信美國不會干涉朝鮮內戰。顯然，斯大林這里的兩個判斷屬于嚴重的誤判。而斯大林的第一個誤判，又源于金日成對南朝鮮軍戰斗力和南朝鮮內部共產黨游擊隊能力的誤判，在金日成看來，南朝鮮有強大的游擊隊和共產黨組織群眾的支持，南朝鮮政府會一擊 便夸。他們的指揮能力、軍隊的戰斗力也有誤判。金日成的誤判，屬于缺乏足夠的政治判斷力和對軍隊進行作戰的指揮能力。

　　相對于斯大林和金日成這種誤判，而毛澤東卻十分清醒。戰爭沒開始，金日成兩次征求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都提醒金日成說，不排除美日的干涉，因為我們不是美日的參謀長。朝鮮戰爭剛剛爆發，還是在1950年的7月初，北朝鮮軍節節勝利的情況下，毛澤東就估計到了戰爭可能逆轉和長期化的可能性，一方面通過外交途徑，提醒美軍有從朝鮮半島對后方登陸對可能(最大可能是仁川)，一方面立即將中國 的戰略預備隊——四野的第十三兵團，調到東北組建東北邊防軍，以便應對朝鮮戰爭可能逆轉而出現的新問題。后來的朝鮮戰場的局勢發展完全證實了毛澤東的預見和判斷(從這一點看，毛澤東比斯大林和金日成高明)。

　　將朝鮮內戰的爆發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兩個事件聯系起來的“迫于斯大林的意志”“斯大林陰謀說”  主觀意圖不論，其客觀效果的實質一是否定了朝鮮內戰爆發有不可避免性， 二是 否定美國干涉朝鮮內戰和侵略朝鮮的侵略性質。 這種觀點其實是在為美國多年來為侵略朝鮮、擴大朝鮮戰爭的責任站在一個立場。美國多年來就認為，美國出兵朝鮮是解救韓國，是正義之師，北朝鮮解放南朝鮮是侵略，而中國出兵朝鮮也是侵略。這個問題的實質和要害是對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當性、正義性、正確性的否定。是為美國的侵朝戰爭的侵略性質開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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