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去歷史豐碑上的污泥濁水
----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抗美援朝70周年之二
(可點擊閱讀:擦去歷史豐碑上的污泥濁水——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抗美援朝70周年兼評沈志華學派 (1))
透視沈志華學派所謂“從蘇、中、朝的新視角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術新方法”
沈志華學派這幾年自我炫耀的“理論”,就是所謂“從蘇、中、朝的新視角研究朝鮮戰爭”。 他們對不同意他們錯誤觀點的人,理直氣壯地辯解說,他們是依據“俄羅斯解密檔案”資料 ,從蘇、中、朝的視角“研究朝鮮戰爭的”。這是朝鮮戰爭史學研究的新途徑、新創造,是一種新的“學術研究方法”,是“ 學術研究”云云。
這個“理論”對嗎?我們只要稍加分析,就會看出這個所謂“學術研究新方法”是錯誤的。它欺騙了許多人、誤導了許多人。
所謂依據“俄羅斯解密檔案”云云,不過是個借口。我們將在以后文章中陸續對其錯誤進行辨析,他們的許多“結論”并不是出自對“解密檔案”資料的正確運用,而是隨心所欲。 這里暫且不論。這里僅僅集中透視一下所謂“從蘇、中、朝的新視角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術新方法”的理論從學理本身的視角看其謬誤 。
其一、“從蘇、中、朝視角研究朝鮮戰爭”,讓我們看到了什么?
先讓我們 將這種新視角得出的“新結論”,大要的梳理幾個有代表性的論點:
1 、斯大林支持金日成 南下,引爆了朝鮮戰爭;斯大林有意挑起朝鮮戰爭;拒絕出席安理會,不使用否決權,是有意讓美國打著聯合國的旗號侵入朝鮮,有意擴大朝鮮戰爭。
2、斯大林因簽訂中蘇條約才鼓動金日成南下,以取得出海口; 中蘇條約的簽訂是戰爭的起源;“條約”是毛澤東逼斯大林簽訂的,因此毛澤東是戰爭的罪魁禍首
3、 斯大林讓毛澤東出兵;、毛澤東“想了一夜”為維護“中蘇條約”不得不出兵;
4、中國參戰也是半島戰爭的起源;
5、“臺前幕后”說,毛澤東在前臺,斯大林在后臺,操縱朝鮮戰爭;
6、前三次戰役 “僥幸勝利論”
7、 毛澤東、斯大林不同意1951初的聯合國安理會“三國” 先“停戰” 后談判 的方案,失去了大好時機,失去全勝的機會,使戰爭多打了兩年多;
8、四個月后,斯大林不想打了,主動找美國要和談
9、第五次戰役后,美軍重回三八線,毛澤東也打不下去了,所以想“和”了,自己不好意思,找蘇聯幫忙。第一次聯合國給的優惠條件也沒有了。
10、在整個談判中蘇中方“ 有意采取 強硬立場”,致使談判無限期延長,多打了兩年多。
11 戰爭 打了個平局 論 ,中國死傷人數比美國還多。
12 朝鮮戰爭以后,遺留許多周邊和國際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雖勝亦虧。
稍微有點頭腦的人,一看就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整個朝鮮戰爭從發起到結束,都是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的錯(罪)!
只是,這個所謂“新方法”“新視角”研究出的“新結論 ”其實并不新。早在1950年7月美國出兵侵略朝鮮的時候,就說“朝鮮侵略了韓國”,美國出兵是“保衛韓國”,而朝鮮之所以敢于“侵略韓國”,是受斯大林的指使,朝鮮戰爭是斯大林的戰爭。中國抗美援朝是“侵略朝鮮”,是替斯大林打仗。中國在臺前,蘇聯在幕后,停戰談判拖了兩年多,全是中國的錯。等等。美國的這些言論是公開的。當時世人皆知,并不用查什么“檔案”。而 我們的歷史學家60多年后,從“解密檔案”中獲得了“證明”,這足見美國的政治家們的“先知先覺”!---不過,這并不是歷史的真實!對美國當年制造的“北朝鮮侵略了韓國”等等說法,早有一些公正的歷史學家,包括美國的歷史學家,就公開予以駁斥了,他們說,金日成南下是朝鮮民族內部不同政治、經濟思想體系的人,為統一朝鮮的戰爭,是內戰。金日成的南下是民族解放戰爭。它如同一年前(1949年)毛澤東帥百萬大軍過長江一樣,同一百年前,美國總統林肯率領北方軍隊打敗南方軍隊統一美國一樣,都是內戰!---這已經是歷史的認知。我們的這些歷史學家把抄別人的冷飯拿來當作新佳肴賣。而所謂的依據的“新史料”,其本身的內在邏輯和事實并不支持這些歷史學家的結論。其結論許多都是子虛烏有的編造!(這將在以下相關 專題討論)
其二、所謂“新視角” ---違背辯證法、違背邏輯、 違背學理,提倡主觀性、片面性、表面性的學術理論
“研究 問題, 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例如,只了解中國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產黨一方,不了解國民黨一方……”(毛澤東:《矛盾論 》)毛澤東這里講的是正確認識事物的一般原則。自然也完全適合對戰爭的研究。此文著于抗日戰爭時期,他舉例中說的“只了解中國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 ”,就是指對抗日戰爭的研究而言。不言而喻,我們研究朝鮮戰爭,也應遵循毛澤東這里提出原則。這是 不可動搖的學術原則。學術研究同樣應該和必須要克服片面性。
朝鮮戰爭,實際上涉及五方,蘇、中、北朝鮮、南朝鮮、美國。除此之外,還有跟隨美國出兵的一些國家,作為美方內部的多方,他們同美國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又合作又矛盾的關系,研究朝鮮戰爭也是不能忽略的方面。例如,我們通常說,美國在1951年三四月份,提出停戰談判的意向,就是迫于國內外的壓力。這里的“外”就是其盟國,特別是英國 。我們研究美國為什么提出停戰談判,不了解美國同其盟國的又合作又矛盾的關系,就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再如,在為什么朝鮮停戰談判進行了兩年多?對這個問題,必須分析停戰談判的全過程,必須全面研究談判各方的全部態度,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但是沈志華學派的人,不作這些細致的分析,甚至棄雙方談判的原始記錄不顧,而輕率地說,根據“檔案”看是因為蘇中采取了“強硬立場”。而所謂“檔案”記載,也不過是斯大林可到他們外交官從朝鮮發回的信息,贊揚了毛澤東一句。 并以此為證,推斷出因為“中蘇采取強硬立場”才使談判談了兩年多。這算哪門子的“學術研究”? 只看到了朝中 (不是蘇中)方的“強硬立場”,而沒有研究美方的更無理的“強硬立場”,就責怪“中蘇”的強硬立場不對,這不是明顯在“拉偏架”嗎? 事實是戰爭中任何一件事情的發生、發展都是復雜的。只講蘇、中、北朝鮮在朝鮮戰爭 的相關行為,不研究其他幾方的關系,輕易下結論,這很顯然是片面的、表面的,也是主觀的。自然不會得出全面地、正確的結論。我們 前文中 梳理出來的所謂 “從蘇、中、朝的新視角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術新方法”得出的那些“結論”,就是這種主觀、片面的產物。形而上學片面性從來不是認識真理的途徑 。 提倡 所謂“從蘇、中、朝的新視角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術新方法”其本質就是把片面性和形而上學當作正確地認識問題的方法。。
這里有個問題需要做個簡單地辨析。作為學術研究,固然可以只研究某一個側面甚至某一專題的研究。半島戰爭中的蘇、中、朝的關系,不僅是作為半島戰爭中的重要一方的內部關系,而且也是蘇、中、朝關系史中重要一頁,作為一個專題研究自然很需要。但是,這種研究如前說述,必須把它放到交戰各國關系的整體中進行“透視”、“定位 ”,并且要結合各國史、各國之間史,進行多方位的對比研究中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這同所謂“解密”學派的“從蘇、中、朝”方面研究朝鮮戰爭是本質完全不同的兩個研究范圍、目的和方法。前者的研究是為了從事物的總體中弄清其中某一個問題的實質,其研究方法是科學的、正確的,而后者則是不加分析地用一些零散的、孤立的資料代替對全局的全面的科學分析研究作出的科學結論。這是兩個完全不同層面的問題,兩種截然不同研究方法。我們提出深入的、科學地研究朝鮮戰爭的某一個問題,反對僅僅抓住蘇、中、朝某一事主觀地、片面地、表面的下結論 。例如,研究斯大林為什么支持金日成南下,不僅必須研究蘇聯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決定的全部的外交政策,以及斯大林歷史上處理問題的“風格”。還應研究斯大林在整個朝鮮戰爭的“全部表現”以及斯大林當時處理國際事務的基本政策,這樣才有可能得出合乎實際的結論。僅僅抓住因為簽訂中蘇條約,蘇聯失去了“不凍港”這一件事,就說這是斯大林 支持金日成南下的原因,顯然是一種表面的、片面的看法。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戰勝了德國法西斯的衛國戰爭,是個偉大的戰略家和軍事家,在當時國際上都享有盛譽,包括羅斯福、丘吉爾等政要都對他處理問題有足夠的尊重。他處理每個問題都是著眼于世界的全局的。對朝鮮問題的處理,他會離開對世界全局情況的判斷分析而下決心么?總之,二者研究方法看似相同,實則天淵之別。其本質區分界限在于是著眼于整體的、全局的、對詳細資料的科學分析得出結論,還是 撿些孤立的材料而不論其他,甚至用想象和隨意代替嚴格的科學研究。
這里有必要特別介紹一下,毛澤東是如何研究當時朝鮮戰場的各方關系的。在出兵抗美援朝前,不僅充分地研究了世界全局的形勢,美蘇的關系、中蘇的關系、中美的關系、中朝的關系。而且還充分的研究了美國同“聯合國軍”的各國的關系,特別是李承晚 同美國、李承晚軍和美軍的關系以及他們的各自戰斗力和作戰特點。由此,在中國決策出兵抗美援朝的最后關鍵時刻,蘇聯改變出動空軍進入朝鮮掩護志愿軍承諾。這時,中國面臨的是只有落后的步兵武器的志愿軍,單獨對付有海 陸空軍一體的、 現代化程度極高的“聯合國” 軍 。這還能有勝算的把握嗎?毛澤東根據此前對敵情、我情、友情的全面了解,提出了“第一時間打偽軍”“打偽軍還是有把握的”等戰略戰術。因此才有入朝首戰告捷、再戰再勝,連續三次戰役,將“聯合國軍”趕回了三八線南北。 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期間,又從多種途徑,得知美國的盟國有在三八線停戰的意圖,并給美國施加壓力,毛澤東又適時的抓住這些猶似“青萍之末”的信息及時停止第六次戰役,將戰線保持在三八線南北,予以呼應。最終使作戰的雙方走到了談判桌前。毛澤東這種善于知己知彼的深謀遠慮、遠見卓識的巨人智慧和膽量,雖人不可及,但應是我們終生學習努力的方向, 而絕不是相反,至自以為是地提出了相反的理論嘲笑毛澤東的深謀遠慮。
第三、所謂“新學說”也并不新,是列寧早在一百年前就批判了的研究戰爭的錯誤“方法”。
所謂“從蘇、中、朝的新視角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術新方法”得出的一些“結論”,不僅是片面的,也是表面的、隨意的。直接違背了研究戰爭的正確原則。列寧在研究帝國主義戰爭時,批評當時第二國際的一些理論家們,錯誤地研究戰爭的方法。提出了研究戰爭的一些正確原則:
“要知道,能夠證明戰爭的真實社會性質,確切些說,證明戰爭的真實階級性質的,自然不是戰爭的外交史,而是對各交戰國統治階級的客觀情況的分析。為了說明這種客觀情況,不應當引用一些例子和個別的材料(社會生活現象極端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而一定要引用關于各交戰國和全世界的經濟生活基礎的材料的總和。” ( 注 9 )
我們仔細把“從蘇、中、朝”視角朝鮮戰爭的研究方法同列寧批評的第二國際理論家們研究戰爭的理論,對比一下,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所謂“新學說”并不新,是列寧批評的第二國際理論家們早就用了的“方法”。
列寧這里講了研究戰爭必須遵循的三條重要原則:1、不能僅僅依靠外交史(即各國的外交活動和對外宣言之類),應該依據各交戰國的客觀行動:2、不能僅僅依靠個別材料,因為“社會生活現象極端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 ”研究要占有所有的全部的材料,并且要對材料去偽存真,去粗取精。3、最根本的是不能不認真研究和掌握各交戰國的和世界 經濟生活的總體材料。
從“蘇、中 、朝”這個側面研究朝鮮戰爭,恰恰違反了列寧提出的這三條全部要求。所謂“解密檔案”不過是“往來的文電”,這僅僅是“外交史”的一部分而已 , 絲毫沒有涉及到對各國的“客觀情況的分析”,更沒有“ 各交戰國和全世界的經濟生活基礎的材料的總和”的概括和分析。 它對朝鮮戰爭史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僅僅依靠這些東西而排斥其他的史料,這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所不為的。 比如,怎么正確研究和認識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問題,這是研究朝鮮戰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必須研究全部的中美關系、中朝關系、中國的百年史、中國當時政治、經濟的現狀,特別是中共領導人其中主要是毛澤東在處理歷史、外交重大問題上的一慣原則立場,這樣才能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而僅僅從“蘇、中 、朝”這個側面研究朝鮮戰爭,單靠斯大林在10月1日和6日給毛澤東的文電,就推導出毛澤東想了一夜,終于明白了是斯大林要中國為維護中蘇有好條約出兵這樣荒謬的結論。事實上,中國的出兵幾經反復,后經多方利弊衡量,自主決策出兵。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的由當時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處于長期戰后的百廢待興,美國又是世界第一強國。兩國的經濟力、軍力,都處于“乞丐同龍王比寶”的狀況。雙方開戰,將是一場“極不對稱的戰爭”狀態。決策出兵,確有諸多風險。但是,同時又是美軍打上門來。美國對中共的仇視由來已久。此前美國和中共,在中國的三年解放戰爭時期,實際就是由它出錢出武器讓蔣介石替它打了三年,結果以蔣介石敗退臺灣,中共建國為結局。這次兵至鴨綠江邊,正如基辛格50多年后說的,中美這 一仗,如果不在朝鮮打,可能就要在東北打 。很顯然,不了解上述中美之間的復雜情況,輕率地得出“想了一夜,為鞏固中蘇同盟”就決策出兵的結論,是何等地隨意、輕率而又隨心所欲!
戰爭的起源問題,一直是研究戰爭的重要課題之一。這也必須研究各方的歷史和現狀。沈志華學派把戰爭的起源統統說成是蘇、朝、中的責任,從研究方法上講,是片面的、主觀隨意的結論。長期以來,美國官方和其學者,一直宣傳戰爭的起源是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南下,“朝鮮侵略韓國” 這才爆發了朝鮮戰爭。這里有兩個關鍵問題,被這些學者們“忽略”了,一個是金日成南下是朝鮮民族的內戰,南北朝鮮當時的戰爭不是什么國與國的戰爭。 其二,美國開始的進入朝鮮干涉朝鮮的內戰的同時,占領臺灣,宣布“臺灣地位未定論”,還早在8月27日,美軍機低空飛過鴨綠江對我居民進行轟炸、掃射,打死打傷我12名居民。繼而,又揮師過了三八線,侵入北朝鮮。這一切,是對朝鮮的侵略,也是對中國的侵略。美國政府恰恰不承認這兩點。其實,這二點是正確認識朝鮮戰爭的要害的兩個問題。美國為了擺脫其歷史責任,指責蘇聯支持朝鮮侵略韓國,中國出兵侵略朝鮮,這用現在的話說是一種“嫁禍于人”的“甩鍋” 。而我們學者“研究朝鮮戰爭”,不講朝鮮內戰的歷史淵源和性質,不講美國的侵略行為,不講美國言而無信,一再擴大戰爭,由“保護韓國”而干預朝鮮族的內戰,到要幫助韓國“統一朝鮮”,揮師直奔鴨綠江邊。 而對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的正義性,絕口不談,只說是中國參戰了就是“戰爭的起源”,這不是乖乖地配合美國政府“甩鍋”么?
總之。所謂 從“蘇、中、朝”的視角重新研究抗美援朝戰爭。看似“視角新穎”,實則是 一百多年就被列寧批判了的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用過的研究戰爭的舊方法 。其特點就是用形而上學的主觀性、片面性、表面性代替辯證法強調的要客觀的、全面的、本質的 研究問題的正確的理論原則;用歷史的唯心主義,代替歷史唯物主義。它的實際作用是為全面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正確性、正當性提供“理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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