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臺灣“批判與再造社”出版的金寶瑜新作《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后兩條路線的斗爭》面世了，這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及，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資產階級法權在此階段中一直存在。它的存在使得社會主義社會中始終存在一股試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力量。在上個世紀的蘇聯和中國，前進和后退的斗爭一直在發生。金寶瑜老師悲哀于美國左派運動的浮沉，亦不忍見中國曾經獲得的革命成果付諸東流，在八十余歲高齡、新冠病毒肆虐美國之際，寫就《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后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書，欲以歷史為鏡鑒，警醒當下之民眾，可敬可佩。感謝金寶瑜老師授權激流網對此書進行連載，本次刊載內容為本書第二部分，相信大家一定能在文中感受到金老師的一腔熱忱。
金寶瑜：為什么要寫這本書？——《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后兩條路線的斗爭》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首先就沒收了在中國的外國資本、買辦資本，和國民黨的官僚資本，這些資本量的總合占全國總資本的80%。土地改革完成后，下一步就是贖買民族資本家的私有資本，一步步把工商業的私有財產國有化，來完成公有制。1956年時，新中國成立了工業企業的全民所有制。 在公有化過程中，雖然中國共產黨內對將工商業企業收歸國有沒有不同的意見，但也不能說他們之間是沒有矛盾的，特別是對全民所有制的意義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別。另外，就是共產黨里有人認為工商業公有化應該有一個較長的過渡期，在過渡期中，資本家私有和國家的國有可以并存一段日子，因此，他們認為全民所有制的改造進行得過快。這種意見就表現在1976年之后，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的過程中，出現了所謂“補課論”的說法。“補課論”批評之前公有化進行得過快，過早結束了他們認為本來應該經過的一個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時期。
在全民所有制成立之后，由劉少奇所代表的資本主義路線的看法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在這之后，中國的基本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系(指全民所有制)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但是毛主席則完全不同意這樣的看法，毛主席認為全民所有制的成立并不能代表什么先進的生產關系，因為全民所有制所代表的一切，包括工人終身制以及各種的工人福利等，還只是由共產黨規定下來的，毛主席認為，這樣的生產所有制的建立，還只是建立了法定的所有制，在這之后，只有經過不斷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才能將剛建立起來的全民所有制鞏固下來。如果不能做到無產階級真正掌握了政權，而只是在法律上建立起來公有制，那么工人階級所享有的一切就會全部喪失。他認為只能在生產關系進一步向前推進，使得無產階級在實質上掌握了生產工具，那時才能保證無產階級不會在得到他們所享有的一切之后，又再度失去。
只有這樣地去理解毛主席對改變所有制的看法，我們才能進一步認識毛主席為什么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將階級斗爭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也只有這樣地理解才可以看清楚在全民所有制內一直不斷地進行兩條路線斗爭，如對工人終身制的保護或是取消，如毛主席對工人治廠的重視，更牽涉到經濟基礎之外的上層建筑，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各種斗爭。另外，當我們能夠理解毛主義對所有制的看法，也就可以判斷今天中國不同的派別對國有企業的看法是否正確。
在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后，社會上對國有企業私有化這個議題上有不同的看法。在“國有化”或“私有化”之間產生的爭論中，反對私有化的人認為“國有企業”應該在整個經濟中占有一定的比率，50%還是80%?他們反對將“國有企業”繼續私有化。這些維護“國有企業”的人認為只要國有企業還占多數，那么中國就還是社會主義，或者還保有社會主義因素。我認為我們雖然可以同意“國有”和“私有”之間是有差別的，國有企業不同于私有企業，像在國有企業中，國家有能力設置一些規章制度，這些規章制度會對企業的某些行為有些限制。
但是國有企業的存在并不代表一個制度的社會主義成份比較高，認為國有企業是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的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在許多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里，按照當時的一定需要，它們還是會將企業收歸國有。一般是私有企業經營發生問題，企業虧損了，甚至要破產了，因此，由國家接管下來，特別是一些對整體經濟影響較大的企業，如交通、電力、銀行一類的企業，在一定的情況下，政府會收管過來。往往在國家的經營下，企業轉虧為盈，又再將這企業賣會給私人，這種情形時常會發生，但是這樣的國有化與社會主義無關。另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時，許多落后國家希望能脫離帝國主義來獨立地發展它們的經濟，但是它們的資產階級不夠強大，因此，它們也會將一些重要企業國有化，以便使這些企業增加對外國資本抵抗的能力。同樣的，這樣的國有化也和社會主義扯不上關系。如果無法將國有化和社會主義區分開來，那么也就無法理解為什么中國在1956年工商企業國有化之后，還會有兩條路線的斗爭。劉少奇就是認為1956年后，中國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已經建立完成了，中國的生產關系已經是先進的了，所以中國主要的矛盾就是先進的生產關系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毛主席就完全反對這樣的看法，他看到生產關系的改造不是只要經過一個立法的程序就能完成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必須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這個改變要經歷從一個階級專政，過渡到由另一個階級專政。所以1956年絕大部份工商業公有后，到底由哪個階級專政還是個未知數。
今天，在全民所有制成立了60多年和全民所有制被迫解體的40年之后，我們應該怎樣看待1956年全民所有制的建立?這是個非常關鍵性的問題。
(一) 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過渡
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家用贖買政策贖買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企業，取消了私有制。1956年，國家將工商企業收歸為中國人民所有，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代表，決定和執行新中國的一切政策，它對全民所有制有幾項原則性的規定：全民所有制的企業不以牟利為目的，企業生產什么和生產多少不由企業自己決定，而由國家制定的經濟計劃來決定。國家根據全體人民現在的和未來的需要，每隔五年制定一個經濟計畫，這樣的五年計劃按照預期的國家的生產能力，在考慮了人民目前的需要和將來的需要后，來決定在生產和消費之間的比例，根據這個比例來決定國家的投資。除了消費與投資外，每個五年計劃必須要包括國家的國防開支以及與國防建設相關的費用。
1956年毛主席寫了一篇《十大關系》的論文，他從整體的發展著眼來考慮如何對待當時十個最重要關系，在十大關系的第一大關系中，毛主席討論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系。他指出，重工業是中國建設的重點，因為重工業是生產生產資料的工業。他也提到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經濟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其中一個錯誤就是在它們的經濟計畫中，過份偏重重工業的發展，因而忽略了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因此導致市場上的貨物不足和貨幣的不穩定。鑒于蘇聯的錯誤，毛主席說，雖然重工業仍然是中國建設的重點，但是毛主席提出不能過份偏重重工業，而忽略了人民生活上所需要的糧食和輕工業產品。例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1957)時期，偏重了工業的發展，這五年中工人的工資有了比較大的調整，結果是農業的生產跟不上，導致供應緊張。1956年毛主席的《十大關系》論文發表后，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發展的比例才調整過來。在這第一大關系中，毛主席確定了其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總方向。從此看來，經濟計劃下的公有企業的發展必須要從全局考慮，而且必須考慮到長遠的發展，以通過促進經濟全面和長期的發展來改善人民當前跟未來的生活水平為目的，以后每五年根據發展的結果來作必要的調整。
因為全民所有制的工商企業屬于全民，所以所有的企業合起來一起算賬。七十年代末資本主義改革時，資產階級把原來的社會主義企業改變成盈利的資本主義企業，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每個企業單獨設立一個自己的賬簿，企業有了自己的賬簿，才能根據市場價格和成本來決定生產什么才最有利潤，企業有了自己的賬簿后，就開始把企業的生產目的，從為滿足社會和人民的需要的生產，改變成為自己企業盈利的生產，這一點后面還會談到。
在社會主義時期，當所有的全民企業都是一筆帳時，并且在產品的價格和原料的價格都是由國家決定時，每個企業的經營好壞不由這個企業的收入高過支出(也就是盈余)來決定，而是根據這個企業是否能夠達到“多、快、好、省”的標準。像50年代時，手表價格定得很高，生產手表的企業的收入遠大于支出，如果按照資本主義來給這個企業算賬，它的“利潤”很高，但是在全民所有制下，這個“利潤”并不代表這個企業經營得好，而是因為它的產品價格高。經濟計劃中把手表價格定得高，是因為手表不被看為是必需品，所以手表生產量小，價格定得高，只有少數人可以買得起手表。生產手表的企業將收入大于支出的部份上繳國家。再舉一個例子，如生產農機的企業，國家將農機的價格定得低，以便公社和大隊可以有能力購買，因此，生產農機的企業會入不敷出，但是這樣的“虧損”是因為農機出售的價格定得低，而不是因為企業經營不善。因此，支出大于收入部份由國家補貼。除了“利潤”上繳國家和“虧損”由國家補貼外，企業的投資多少也完全根據國家從整體發展策略作為考量來決定，而不是“利潤”高的企業可以多投資來擴充生產規模，“利潤”低的企業則得不到投資。只有這樣，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可以逐漸脫離資本主義生產所依靠的價值規律，可以按照計劃來為滿足人民的和國家的需要而生產。
在資本主義下，社會的資源只會投向盈利的企業，而且優先投到利潤率最高的企業，而不會投向最能夠滿足社會需要的企業。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在許多欠了外債的發展落后國家，往往因為缺少資金，無法投資在一個人民極需要的清潔飲水的自來水廠，在此同時，它們卻允許外來投資建設最賺錢的汽水廠。美國的可口可樂、百事可樂之類的有名的汽水廠，只要花很少的投資建個水瓶廠，用它們的秘密配方，加上大量的廣告，利潤就會滾滾而來。在落后國家的許多大城市里，人們沒有清潔的水可喝，年幼的小孩們卻在街上吆喝著賣可樂。只有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下，資源才會投向社會上人民最需要的生產上。社會當前最需要的無外是人民生活上的消費品，如供給人們足夠營養的食物、清潔的飲水、住房、醫療、教育等等。人民的這些基本需要，只有在不按價值規律辦事的計劃經濟下才能得到滿足。因為在社會主義下，國家可以根據計劃把資源最優先放在人民最基本的需要上，不僅如此，負責計劃的人要精打細算地為保證人民未來的需要來籌畫投資。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下，無論一個國家多么富有，總還是有人吃不飽飯，總還是有人無家可歸睡在路旁。因為資本主義為盈利生產，貧窮的人沒有購買力，他們無法將自己的需要變成市場上的需求(需要+購買力)，因此，市場不會去理會他們的需要。美國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時，糧食生產過剩，拿去燒掉，豬肉生產過剩，把豬仔殺掉埋起來，(這里所說的生產過剩是生產多過于市場需求，不是生產多過于人民的需要)。人民雖然忍受著饑餓但是沒錢去買糧食和豬肉，城市里失業的工人只能排著長隊，去討一碗施舍的稀湯。今天的三藩市美國是最富有的大城市之一，最大的高科技公司(蘋果、谷歌、微軟)都在它附近。在這些公司工作的人薪資很高，也就因此增加了三藩市住房的需求。原來住在三藩市的人，付不起提高了近一倍的房租，被趕了出來，導致三藩市雖然是美國的一個富有的城市，但是它的街上卻睡著許多無家可歸的人。這樣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但是為牟利而生產的資本主義卻永遠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正是因為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不是為了盈利，而是為了滿足人們生活上的需要，所以當生產逐漸提高時，人們的生活可以得到普遍的改善。雖然社會主義的經濟計畫不可能考慮到所有未預料到的因素，所以在一些情況下，必須做一些調整，如自然災害等不可預料的情況，但是基本上根據人口的增長，每五年需要多少增加多少工作機會，人民需要增加多少食物，需要多少住房，健康衛生和教育需要多少經費，除了保證過去的標準外，有多少將標準提高的余地，都是可以計算出來的，絕對不會像當今的中國一方面大量的資本無處可投，另一方面，太多的人民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在資本主義下沒有可能不兩極分化，沒有可能奢談什么和諧社會。在人剝削人、人欺壓人的社會，在沒有公平、沒有正義的社會，人如何可以和諧相處?在這樣的社會里，不可能會和諧，也不會有安寧。今天所有的國家和所有的社會，無論是資本主義發展發達的國家，還是資本主義發展落后的國家，都處在非常不安寧的狀況中，這種現象告訴我們什么呢?
在社會主義僅僅二十年的時光，中國人民的生活品質在各種可測量的指數上都大幅提高，大多數的人在吃飯、住房、醫療和教育幾項中的需要得到滿足，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也是在歷史上除了中國之外，沒有任何貧窮的國家在那么短的時間里達到這樣的成果。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半個多世紀前，它的總統詹森就開始了消滅貧窮的計畫，到今天美國的貧窮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貧窮、饑餓、無家可歸的人有增無減。2008年之前，無家可歸的人多數是單身男性，其中很多是因為吸毒和酗酒而墮落的人，但是今天已經擴延到帶著小孩的母親、上了年紀的老人和有工作但付不起房租的年輕人與中年人。在美國這種食物生產極為豐富的國家，卻有許多人餓肚子，當前有四千萬美國人要依靠政府的食物補貼，他們得靠聯邦政府發的食物券才能吃飽肚子，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明年要削減食物券的經費。
記得在中國資本主義改革不久，改革政策是企業要有盈利，即使不能盈利，也得自負盈虧。許多醫院和診所，首先就提高了以前在中西醫結合時發展出來的低價的、便民的成藥價格。之后，在醫療制度一步步商品化下，本來是必須品藥物，卻變成了要有購買能力才能享受到的商品，這是大家都清楚的。醫療衛生的商品化、教育的商品化和住房的商品化，把本來人民普遍可以享受到的權利，變成了一般人民購買不起的商品。
社會主義時代，全民所有制內設立了八級工資、工人的終身制，以及各種福利，包括基本上免費的住房(每月只需付極少的房租和水電費)，工人享有免費醫療(工人家屬付少許的費用)，工人子女的免費教育，食物上的補貼，以及工人退休后生活上的保障等等。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在全民所有制工廠工作的工人，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所有制是指產權而言，全民所有制的產權代理者即國家政權)但農民并不享有工人在生活上的各種保障，城市的工人和農村的農民在生活上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這一個差距要再經過一段日子才能拉平，在七十年代底資產階級奪取政權時，這個差別仍然很大。在全民所有制下，國家控制了工業生產的所有剩余，但是這些剩余并不是只用來保證和提高工人的生活，而是根據整個國家的總需要來作全盤的考慮，其中包括國家如何利用剩余來提高農業的生產，以此來提高農民的生活。在一個限度內，國家也經由調整工業品和農產品的交換價格(減少交換的剪刀差)來提高農民的收入，以及通過調整稅收來降低農民的負擔，這一點在前面討論工農聯盟時已經做過說明。
(二) 全民所有制在廢除雇傭勞動上的努力 (全民所有制內工人治廠與工人和生產工具之間的關系)
每個全民所有制的工廠的工人工資和福利都是由國家直接撥發，因此，工人的工資和福利與工廠的收入和“利潤”脫鉤，廠長不能像在資本主義企業里，用企業虧損為理由來解雇工人，或降低工人的工資與福利，只有在社會主義下，國家才能保證工人的終身制和工人的工資和福利。社會主義對工人工資的看待和資本主義對工人工資的看待是完全不同的，不僅不同而且是完全相反的。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并且在可能的情況下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所以提高工資是件好事，因為工人拿到多一點工資就可以購買多一點消費品。但是在資本主義下，對企業來說提高工資是件壞事，因為一個公司提高了工資，就造成生產成本上升和利潤下降，甚至虧損，這又將導致公司股票下跌。因此，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下，工人通常得通過組織罷工或怠工的手段來爭取工資的上漲。同樣的，資本主義企業不會自動地改善工人在工廠的工作環境。1911年美國紐約市三角縫衣工廠發生大火，燒死了145個年輕的女工，主要是因工廠沒有通風設備，聚集起來的棉絮沒處可去引起的。這次的火災悲劇引起社會的公憤，經過法律程序才逐步迫使工廠改善工作環境。在資本主義下，工人的健康甚至工人的生命不被計算在生產的成本之內，能省則省。這就使我們不得不聯想到1993年深圳玩具工廠的一場大火，燒死了84個年輕工人，和資本主義改革后，中國連續發生的許多起礦難事故讓多少礦工失去了生命!在瘋狂爭取GDP高速成長的背景下，中國的煤礦成了世界上最危險的煤礦。
在社會主義時代，中國工人的工資是低的。因為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個國家的總消費加上總投資，再加上政府總支出(在貿易平衡下)必須要等于一個國家的總生產。除了美國這個超級帝國之外，所有的國家都得遵守這個規則，只有美國用它軍事上和經濟上的霸權來耍無賴，從80年代起，美國每年都用進口大于出口的方式(也就是欠債的方式)把別的國家的生產拿來給美國用。即美國的總支出(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大過于它的總生產，不足部份靠貿易的逆差(進口大于出口)來補足。世界上，除了美國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可以這樣做。從80年代到今天四十年的時光，美國可以這樣做是因為，到了二十世紀中后期，整個世界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實行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全球的剩余產品需要有地方來堆積，于是美國這個獅子大張口，把所有的剩余都吞了下去，只是不付錢罷了(美國用美元記賬來付錢，出超國家就拿著美元紙鈔當作錢收下，雖然知道這些紙鈔是不可能兌現的)。多年來世界貿易不平衡的結果，使得美國這個最富有的國家在消費上要靠發展落后國家的儲蓄(生產的剩余)。美國是靠著長久借債來維持它的支出超過生產的部份，全世界只有美國可以這樣作。[1]這些債權國(美國欠中國的債最多)不要期望有一天美國會還債，美國欠它們的債最后一定是賴掉，如果這些債權國要真的聯合起來向美國討債的話，那么借著靠美國欠債來維持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就會停止運轉，今天這樣的帝國主義體系，就是連一天也無法生存。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因為中國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食物營養上和衛生保健上都提高了很多，嬰兒死亡率下降和人口預期生命提高都使得人口增加得很快。在國家的保證充份就業政策下，城市工人人數增加的很快，在生產力仍然低落的情況下，增加就業的同時，就不能提高工資。如果在就業人數增加時再提高工資，工人消費的總額的增加過快，就會像第一個五年計劃一樣，造成工人的消費超出了農產品和輕工業產品的供應能力，導致物資供給緊張。基于這樣的考慮，當時的政策主要以增加總就業人數來保障總消費。一家人常常不只靠一個人的工資收入，因此，一家人的工資總和還是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主要是每家人的基本支出(像住房和吃飯)都非常低，住房由工作單位分配，糧食和棉布都實行配給制，價格維持穩定，甚至有 下降。人們保持著中國人省吃儉用的美德，工資雖然低，但是多數人每月還是能存下一些錢，集起來買一些像腳踏車、縫衣機、照相機、手表、一類的大件消費品。不錯，在社會主義時期，因為生產力很低，為了要顧到投資和消費的總需要，中國工人的生活仍然相當清苦，但是與解放前相比，則是改善得太多了，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再為生活憂慮，他們不必擔心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學，也不必憂慮物價上漲、自己失業，或是年紀大了沒錢養老。另外，因為新社會在意識形態上的改變，曾經被人看不起的做工的人，解放后，他們驕傲地接納了社會上創造價值者的榮譽，工人得到社會上普遍的尊重。在全世界所有國家的歷史上，工人階級從來沒有享有過像中國社會主義時期那么高的榮譽。
在社會主義下，工廠里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必須要有所改變，必須要有別于資本主義，也就是說管理者(干部)和被管理者(工人)之間的關系，必須要和資本主義的工廠里有質的改變。在資本主義工廠里管理者代表資本，被管理者只是雇傭工人，在生產程序中的重要事項，都由管理者決定，工人無權過問。在社會主義下，既然工廠的所有權不是哪個老板的，而是由全民所有，那么工人就應該可以過問生產程序上的決定，不但可以過問，而且應該要積極地參與。
解放后工廠里的管理干部當然是跟解放前資本主義工廠里的工頭完全不同。一般的干部對工人都是非常關心，對工人的生活都是非常照顧。但是中國是一個有長久封建歷史的國家，在封建制度下，“官”和“民”有一定的對立關系。解放后，很難避免的，工廠里的干部還會被看成“官”而工人還是會被看成“民”，這種關系不容易在很短的時間內自動地改變過來。全民工廠里的工人在很短時期里獲得工作和工資的保障，以及享受到上面提到的各種福利。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這所有的一切都是經過工人幾十年，甚至一百年不斷地斗爭才爭取到的。因此，解放后中國的工人對共產黨和國家會懷著無限的感恩，他們不認為他們得到的一切是他們應得的，而是來自共產黨對他們的恩賜，因此，他們認為只有用努力工作建設國家來作為對國家的報答。雖然經過了幾次群眾運動，但是在五十年代，群眾運動的對象是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壞份子，或是少數共產黨內不守法的壞人，當時所指的右派也還不是后來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到了1956年，蘇聯走向修正主義的趨勢明朗化后，中國共產黨對黨內修正主義提高了警覺，在這時共產黨兩條不同的發展路線已經相當明顯。上面談到農業時提過，土地改革后，面對農業如何實現現代化，共產黨內就有兩個不同的看法，毛主席主張農業發展可以經由集體化來完成，但是劉少奇則認為中國農業現代化必須要靠生產力的發展，他認為只有在中國有足夠的鋼鐵和有生產農機的技術時，才有可能現代化。這樣的兩條路線上的分歧到了“大躍進”時公開化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國的工人和絕大多數群眾對于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是不清楚的，他們沒有意識到，如果有一日走資派當權，他們將會失去所有的一切，也可以說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工人和中國大多數人民對走資派的實質和策略沒有清楚的認識，應該說不可能有清楚的認識。在全民所有制之內，社會主義的路線就是如何能使工廠里的工人團結一致來爭取工人在工廠中的地位，改變工廠里干部和工人之間的關系，一步步完成工人治理工廠，因為工人治理工廠是走向工人治理國家的第一步。總的來說，社會主義路線就是要工人不再是為了生活而出賣他們的勞動力的雇傭工人。而走資本主義路線的一派則是抱有完全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增加工廠的積累是第一要務，因此，他們只關注如何降低工人的工資，和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來加快積累，以便提高生產力的發展。走資派在工業上想推行的政策和他們在農業想要推行的政策一樣，同樣依照唯生產力論的觀點。在全民所有制的工廠內，走資派想要用破壞工人的團結來削減工人的力量，用壓低工人的工資和增強工人的勞動強度來提高生產效率。走資派完全不相信在全民所有制下，工人會意識到他們的工作不再是為哪個老板謀取利潤，而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總體利益，因此，他們會自動自覺地為增加生產而努力。相反的，走資派認為工人只有在會被解雇的壓力下，或者在物質刺激下(像獎金和計件工資)才有可能努力工作。兩條路線斗爭在具體的政策上，就集中表現在是保護工人的終身制，還是用臨時合同工來取代工人的終身制;在工資上，兩條路線的爭論是到底工資是為保證滿足工人生活上的需要，還是要利用不同的工資形式來作為刺激工人積極性的工具。
走資派幾度企圖要用合同工制來替代全民所有制工人的終身制，他們看到中國農村蘊藏著龐大勞動力，如果能釋放出來，就可以與工人競爭，降低工人的工資，打擊工人的力量，最終取消工人的終身制。因此，將農村集體所有制解體是他們能夠走向資本主義的必經之路。在兩條路線斗爭中，走資派就是要用“三自一包”的推廣來一步步解散人民公社。毛主席跟走資派的斗爭中用“大躍進”來促進人民公社的成立，用“農業學大寨”來穩定人民公社。在工廠里，毛主席的社會主義路線則是以工人階級長遠的利益為最優先考慮，一步步爭取工人對工廠的治理權，要工人階級擁護“政治掛帥”，反對走資派分化他們的“物質刺激”。
1960年時，鞍山鋼鐵公司的工人提出了對工廠管理上的改革，有下面幾條：(1)政治掛帥，(2)加強黨的領導，(3)發動群眾運動，(4)自覺地推動干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管理，(5)修改不合理規章制度，促進工人、干部、技術人員的合作來完成技術創新。毛主席非常贊同鞍鋼對工廠管理的創新，號召全國工人向鞍山鋼鐵公司學習，并且將鞍山鋼鐵公司的這幾項工廠管理創新的改革定名為《鞍鋼憲法》來表示它的重要。但是《鞍鋼憲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才在工廠里得到響應，我一直以為，原因是當時大多數工人階級對改革工廠的勞動程序不夠關心，所以毛主席的號召并沒有得到很大的響應，直到看到老田寫的《“鞍鋼憲法”幕后的故事：為什么〈人民日報〉八年不宣傳鞍鋼憲法》，我這才了解真正的原因。文革時期，當時負責《人民日報》的吳冷西在他的檢討書中說，是鄧小平要他不要宣傳《鞍鋼憲法》的，連已經寫好的評論文都不予發表。[2]我這才了解為什么《鞍鋼憲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才得到重視。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認識到，如果他們真的要當家作主，他們必須要改變工廠里干部和工人之間的關系，工人一定得要參與工廠的治理，如果工人不能治理工廠，如何能談到治理國家?如果工人不能治理國家，那么無產階級專政不就成了一句沒有真實內容的空話?
但是走資派對工人治廠則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們指望著農村集體所有制解體，農民變成可以自由出賣勞動力的求職者;那么如果工廠能夠解除工人的終身制，工廠就可以雇用到城市求職的農民，壓低工人的工資。走資派永遠都是從如何增加資本積累為考慮，他們認為只有能夠增加資本積累才能發展生產力。在他們看來，工資是生產成本，工資高，生產成本就高，積累就會下降。資本主義認為加快資本積累是發展經濟的唯一道路。釋放農村的勞動力不但會對工人的工資造成壓力，而且可以從基本上來打擊全民所有制里對工人的終身制的保障，也就是削減工人力量的第一步。
從這里可以看到，中國的走資派要在工廠里實行的和在農村實行的是互相配合的。他們看到在農村里可以用推廣“三自一包”，使農民變成自負盈虧的農戶，哪年農作物歉收時，農民為了謀生就必須要出賣他們的勞動力，其中一個出路就是到城市里去打工。但是也不一定要等到很多農民破產，勞動力才能從農村釋放出來，只要城市工人的工資收入高過農村農民的收入，農村的人口就會不斷地到城市來謀職，因此，來城市謀求工作的農民就會與工人競爭，藉此來壓低工人的工資和減少工人的福利。
從五十年代末起，走資派就屢次企圖用臨時的合同工，來取代全民所有制里工人的終身制，也就是要打破工人的“鐵飯碗”。他們在一些企業中，雇用合同工作為試點，在另外一些企業中，實行終身制和臨時工并存的試點。1962年1月國務院制定《關于國營企業使用臨時工的暫行規定》，以便用劉少奇所致力提倡的“合同工”來取代工廠里工人的終身制。1964年8月22日，劉少奇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干部會議上講話，講話的題目是“實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勞動制度”，在這篇講話中，他大力推崇這種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好處。但是，在1965年3月制定的《關于改革臨時工、輪換工的通知》，把大部分臨時工、合同工都改為固定工(“我國勞動合同實踐的歷史回顧與啟示”看準網上一篇很短的報導。)報導中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幾年，走資派為將在全民所有制下工人的終身制改變為合同工(臨時工)作了很大的努力。
走資派除了企圖改變全民所有制下工人的終身制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想出辦法，用物質刺激來提高工人的生產。物資刺激的具體作法之一，是用獎金作為報償，要工人為了爭取獎金而彼此競爭。物質刺激的另一個辦法就是實行計件工資，做過工的人都知道計件工資對工人最不利，因為管理者用生產最快的工人每小時能夠完成的數量來制定生產每件產品的工資，也就是把每一件的工資壓到最低，用這樣的方法來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和拉長工人工作的時間，以便增加積累。雖然人的勞動速度是有彈性的，可以加快，也可以減慢，但是不可否認，工作速度變快，工作時間拉長，人都會疲倦的，長久的疲倦對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資本主義為了提高生產就把人能承受的工作壓力提高到極限，這就是為什么福特用流水線來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把工人能夠承受的勞動速度和強度推到極限。當工頭把流水線的速度不斷加快時，有的工人體力不支暈倒在地，工頭就把他拖走，丟到工廠門外。這就是為什么當工會成立后，工人要求中的一條就是流水線的速度不能由工頭隨意更改。
全民所有制下廢除雇傭工人的努力，改變了工廠內工人與生產工具(機器)之間的關系。從上面所舉的汽車廠內流水線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生產中工人和機器之間的對立關系。從人開始使用工具到資本主義之前，工具都是為了協助工人生產的，一個鞋匠用刀來切皮革作鞋底，用針來縫鞋面。刀和針對這個鞋匠來說是他手的功能的延長，做人的手不能做的事，來幫助鞋匠完成制鞋的工作，刀和針也是被這個鞋匠控制的生產工具。換句話說，鞋匠這個活勞動控制著他所用的工具中的死勞動。但是到了資本主義生產工具私有之后，人和生產工具的關系，倒了過來。生產工具中的死勞動(資本)反過來控制工人這個活勞動。在汽車的生產中，這個改變有一個過程，福特最早期的工廠里并沒有流水線的裝備，那時汽車的制造是在一大間屋子里，屋子的中間有一塊地方空出來，作為工人把汽車零件裝備起來的地方。而汽車每一個部份的零件則由工人在這間屋子的四周進行制造，那時汽車的零件沒有很精密測量，當各個零件湊在一起裝備時，常會有不能吻合的地方，這就要靠工人敲敲打打才能將汽車裝備起來。
在流水線生產之前，汽車工人是技術工人，汽車的零件是靠他們制作的，這些工人在工作中，有時候會停下來休息一會兒，或是跟其他工人聊上幾句，他們總是有一些自己可以支配的時間。工頭看了這種“推延時間”的事會不高興，會心里著急，但是卻沒有辦法可以對付工人。那時的技術工人有他們自己的工會，可以提出要求增加工資或其他的要求，談不攏時也可以罷工(技術工人的工會和后來產業工人的工會不同)。福特就是在這樣的壓力下，想出了流水線的這個妙招。
對資本來說，汽車工廠使用流水線生產有兩項好處：一是代表資本的工廠管理者可以通過流水線來控制生產的速度;二是流水線的設計把本來復雜的需要工人技術的部份，變成不需要技術就可以完成的簡單工作。換句話說，流水線把生產程序仔細分工后，變成最簡單的不需要技術的操作，由此把原來工人的技術從中抽走。流水線的生產不再依賴技術工人。因此，福特的流水線的生產方式對資本主義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哈瑞.布雷佛曼 (Harry Braverman) 是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寫的《勞工和壟斷資本，二十世紀對工作品質的貶低》(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3]這本書中，他對資本主義的生產程序做了極為明確的分析。在書中，作者用實際的例子說明資本家在生產技術革新時，必然會考慮到這個新的技術是否會有利于他們對工人的控制，也就是說任何新技術的采用都和資本與工人之間的斗爭有著密切關系。70年代初，美國工人的工資和福利都達到戰后的最高點，但是工人卻非常不滿工廠對他們的各種管、卡、壓。他們用曠工、遲到和辭職等各種方法來抵抗。工人的各種反抗降低了生產效率，增加了生產成本，這就是為什么資方不得不改變福特制的流水線的生產方式。
到八十年代，日本的汽車生產超過美國，日本豐田的生產方式開始享有提高生產效率的聲譽，于是美國和歐洲的汽車公司開始向日本學習“豐田制生產方式”，各大汽車公司用豐田制取代了福特制，所以豐田制也被稱為后福特主義。豐田制最著名的一點是它的瘦身管理。瘦身管理就是盡一切可能來降低生產所需要的資源，即勞動力、原料的庫存、機器和能源的使用等等。
本文的附錄一對豐田制的瘦身管理有比較詳細的說明。不管是福特制還是豐田制都是資本主義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減低生產成本的工廠管理策略，也就是資方用來對付工人的伎倆。很不幸的是，中國的管理學家崔之元竟然把豐田制等同與中國社會主義在工廠管理改革中提出來的《鞍鋼憲法》。崔先生寫了一篇《鞍鋼憲法與后福特主義》，在這篇文章中，崔之元是為鞍鋼憲法辯護的。他反駁汪丁丁的看法，汪丁丁認為中國必須先搞“福特主義”生產，才能再搞“后福特主義”生產。崔之元在文章中說明，福特式的生產太過于僵化，他認為福特這種以垂直命令來實現廠內分工的辦法已經過時了，已經被“后福特主義”的“豐田生產方式”取代了，他還說，“豐田生產方式”不再是用從上到下的垂直命令，而是注重“團隊合作”。他認為“團隊合作”里有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因此就是“鞍鋼憲法”中的三結合。于是，經過這位教授幾次等同之后，“鞍鋼憲法”就變成了“后福特主義”中的豐田制的生產方式，這是極為荒謬的事。
崔之元的錯誤就在于他認為，《鞍鋼憲法》僅僅是一種工廠管理制度，而這種工廠管理制度既可以適合于社會主義，也可以適合于資本主義，他不去分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本質上的區別。在資本主義的企業中，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要獲得更高利潤就只有增加企業的收入和減少企業的成本這兩條路。而社會主義的《鞍鋼憲法》是要工人在參加工廠管理中，走向工人治理工廠的目的。因此，后福特主義下的豐田制和《鞍鋼憲法》根本扯不上任何關系。《鞍鋼憲法》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要對《鞍鋼憲法》劃時代的意義有所理解，就必須理解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差異，公有制和私有制生產目的的不同，工人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工廠中地位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工人是雇傭工人，雇傭工人對資本來說，是供資本榨取剩余價值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要廢除雇傭工人，是朝著工人治理工廠，成為工廠的主人的方向在努力的。(請參考本文附錄一：《鞍鋼憲法的劃時代意義》)
(三)全民所有制與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
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企業與企業之間是合作的關系，而不是競爭的關系。在40年資本主義意識的宣傳下，不少人開始相信，只有競爭技術才能有進步的這個謊言，這種宣傳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實踐所證明的。正好相反，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實踐證明，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合作才最能發揮生產效率，最能節省資源、促進技術進步，以便加速生產力的發展。為什么這樣說呢?
在全民所有制下，一個先進的企業可以幫助一個落后企業發展。中國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例如比較先進的煉鋼廠，包括從日本接收過來的和后來在蘇聯協助下建起來的，這些工廠有比較先進的技術和比較有經驗的工程師與工人。在這之后，新的煉鋼廠陸續建起來的時候，這些老的工廠對新建的工廠給予各種援助，包括工廠的設計和建筑，工程師和工人的訓練和其它技術上的許多問題，新廠的工程師和工人可以去老廠去實習，老廠的工程師和工人也可以去新廠指導。人們用一句俗話來形容這種合作的關系：“老母雞到處下蛋。”在全民所有制下，新老企業都在一筆帳下，老企業用來支援新企業所用的資源，并不增加它的生產成本，新企業不必發愁沒有這筆錢來支付它所得到的支援。在這種合作的關系下，新中國的煉鋼事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當然，除了鋼鐵業外，其它很多工業都是在各個工廠的合作下快速地發展起來。
再有，很多人都熟悉毛主席所講的“在發展經濟上要用兩條腿走路”。毛主席說，中國發展不要只靠一條腿，而是要靠兩條腿，毛主席還說，中國的發展要大、中、小并舉和土洋并舉。看起來如此簡單的兩句話，卻說出了非常深奧的道理。毛主席用“兩條腿走路”說明了落后國家發展經濟要利用所有能利用的資源，中國的發展不能只依靠大的企業，不能只靠最新的、以及進口的技術，在資源短缺的中國(和所有第三世界發展落后國家)即要利用大型企業，也要利用中型企業，還要利用小型企業;在技術上，不但要利用新的和進口的技術，也要利用舊的傳統的技術。
毛主席所指出的兩條腿走路只有在社會主義下可以實現，在資本主義下，大企業占有各種優勢，比如雄厚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用高薪聘請經理等。小型企業甚至中型企業都沒有辦法和這些大企業競爭，于是總是破產，或者在破產前被大企業收購，這就是資本主義壟斷企業形成的歷史。因此，在資本主義的競爭下，總是大的吃掉小的，大、中、小并存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只就零售業來說，即使在三、四十年前，美國的每一個小城鎮都會有當地人開的的藥房、飯館、菜場、雜貨店等，這些小生意往往都是從上面幾代傳下來的。今天幾乎所有的小生意都很難維持，一般都被大型企業在全國各個城市的連鎖店給取代了，這樣的發展對小城鎮的居民的生活影響很大，因為這些大型連鎖店在開張后，往往因為銷售量過小，沒錢可賺，就又把店關掉，使得這些城鎮或是大城市里的一些較窮困的地區，就連一家菜場都沒有，只有幾家賣零食的便利商店。這些買不到新鮮蔬菜和水果的地方被稱為“食物的沙漠”。零售業如此，中小型的制造業更是無法生存，因此，在資本主義下，要大、中、小并舉是不可能的。在中國也有很好的例子，在資本主義改革后，人民公社被解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一些人靠著關系承包了之前的社隊企業，變成了私人經營的鄉鎮企業，鄉鎮企業曾經有它們發展的空間，繁榮了一陣，農村的萬元戶基本上都是這樣發了小財，但是等都市里的較大的企業發展起來之后，這些小企業就無法生存了。
在今日帝國主義全球化下，落后國家要實行土洋并舉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先進的洋技術總是會擊敗土的傳統的老技術，即使傳統的老技術有很多優越性，但還是會不可避免地的會被取代。當然，舊的技術(包括舊的機器設備)總是要被新的取代，從一方面來看，這本來應該是進步的標志。不僅如此，在一些制造業上，大型的生產總是比較有效率，因為大型的新設備，減少浪費、節省能源、提高勞動生產力，但是用新的來取代舊的，大的取代小的，應該從一個國家的資源來作全盤的考慮。在每一個國家開始發展時，能夠用來投資的資金總是非常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盡量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資源，包括舊的機器和舊的設備來生產。中國的發展也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例子，例如在解放不久的中國，所有的生產設備都非常落后，要供給幾億人穿衣，從紡紗、織布，到制成成衣，最初都靠從民族資產階級那里接收過來的紡織廠，中國的紡織業是在小的和舊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到了七十年代，大型的紡織廠已經遍布全國。
今天，一個落后國家在帝國主義包圍之下，不可能大、中、小并舉，也不可能土洋并舉，因為洋的總是取代土的。許多落后國家用它們極為有限的外匯來購買洋技術，也就是說，舊的傳統技術在競爭之下無法生存。雖然舊的傳統的技術和小規模生產雖然比不上大規模生產的洋的新技術，但還是能生產有使用價值的東西。因此，在許多落后國家，土的這條腿就被廢掉了，兩條腿就這剩下一條。人少了一條腿，怎么走路呢?我們今天才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所提的兩條腿走路的意義，也更理解為什么只有在社會主義下才有可能大、中、小并舉和土洋并舉。在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后，資產階級選擇了用加工出口，增加就業來發展經濟的道路，中國加入了國際壟斷資本安排的新的世界分工。中國的紡織業的生產目標不再是滿足中國人民的穿衣需要，而是要為滿足世界市場對衣服這樣商品的需求。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為了紡織品的出口，必須要將紡織業的設備更新。因為在世界市場上，中國出口的紡織品必須要滿足西方國家消費者的喜好，其中還要分成高檔、中檔和低檔各個檔次。這樣的生產就得用新的機器設備和新的技術，使得很多原來的紡織廠不是關閉，就是大規模翻新，大批地廢除了還可以用來生產的機器設備。
(四)全民所有制與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的發展
今天，一些左派強調中國在政治上是獨立自主的，這樣說應該是沒錯，因為中國有獨立的軍事武力和獨立的政治路線，因此，和其它發展落后國家不同，中國并不依附在哪一個大國之下，但是在經濟上，中國還保持了過去社會主義時代的獨立自主嗎?顯然不是。
社會主義時代在全民所有制下，中國在經濟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在短短的二十年里，中國的生產力能夠如此快速地發展，人民的生活可以得到如此大幅的改善，就是因為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堅持了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發展。毛主席對帝國主義有深刻的理解，知道只有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下，中國才可以阻擋帝國主義的干涉、剝削和壓迫。如果放棄了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帝國主義就會乘機而入。因此，獨立自主的政策是中國最重要的反帝經濟政策。社會主義時代，中國對內取消了剝削，沒有地主從生產中抽取地租，沒有資本家從生產中抽取利潤，沒有金融資本從生產中抽取利息;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下，中國取消了外來的剝削，不再有利潤和利息流向國外。因此，中國由生產所產生的剩余可以完全用來滿足人民目前的需要和為滿足人民未來需要的投資。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義尚不止于取消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剝削，它在反帝上有更深的意義，這個更深的意義就是中國可以按照自己人民的需要，自主地決定發展的方向，在全民所有制下，每五年按照當時經濟的客觀狀況，來制定經濟計畫，經濟計畫保證了人民目前的基本需要：衣、食、住、行、醫療和教育等，同時考慮為了未來需要的投資，如重工業、輕工業的投資，農業基本建設的投資，國防、交通及通訊的投資等等。經濟計畫是根據能夠利用的資源，以全國各方面的目前和未來的需要作為全盤來考慮而制定的，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社會主義有計畫、按比例地發展。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奮斗下，中國完成了糧食的自給自足。在人口眾多、耕地不足、缺乏各種資源的限制下，這是個極為了不起的成就。在解放戰爭結束，新中國成立時，美國大使離開了中國，臨走時他嘲笑道：看你們有沒有辦法喂飽中國人!這篇文章試圖說明，在二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不但人民的生活水準大幅度提高，而且在工業、農業、基本建設、教育、健康各方面的投資奠定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基礎。中國在國防上的支出保衛了中國的領土主權不再受到外國的踐踏。
反過來比較今天的中國，生產是擴大了很多，可以用來投資的資源也很多，多到多余的資本無處可去，在全國各地密密麻麻地建滿了公路，有些地方在四條線的公路上看不到幾輛車子。剩余的資本也投到了預期可以漲價的房地產，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為了貨幣保值，瘋狂地購買房子，甚至有人買了幾套房子，把房價吵得火熱，但是一般工人沒有能力買房，所以大量的空房就這樣堆積了起來。一方面住房蓋得太多，另一方面有人沒房可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們，你們鼓吹的自由市場神奇的調節機制，如何能說服人呢?過分的修公路和各種建筑把大量的土地用水泥覆蓋，毀掉了自然環境，根據一項報導，中國在三年里(2011-2013)的水泥消費超過了美國整個二十世紀水泥的消費。[4]但是剩余的資本仍然用不完，于是就往出走，沿著“一帶一路”各地投資，但是在此同時，中國國內許多非常需要投資的地方，卻被忽略，比如被忽略多年的農村基本建設：包括幾十年來失修的灌溉系統，人民公社時代建立的如今已經倒塌了的學校，卻得不到任何投資。這說明了什么?說明了資本主義把生產的目的從滿足人民目前和未來的需要，變為謀求最大利潤的商品生產，我們所見到的就是40年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是改革40年一步步走了過來不可爭議的事實。我們必須了解今天中國各處投資，它所用的、所浪費的全部都來自勞動人民在生產中的剩余，這些剩余始于勞動人民，但卻不用于勞動人民，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勞動人民最大的剝削、最大的搶劫。
我們必須理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更深一層的意義，那就是當資產階級把中國帶向資本主義發展時，中國就放棄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因此，我們不能從表面的、膚淺的意義上來理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把獨立自主解釋成如果中國的高科技生產在世界的市場上能夠獨樹一幟，或者是中國可以生產自己品牌的汽車，超越日本和美國，那么中國就是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這種說法是資本的邏輯，是資產階級的語言。每個國家的資本家都希望他們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能夠獨樹一幟，沒有別的國家的品牌可以和他們的產品競爭，他們就可以發大財，這是所有的資本家的最高愿望，但是這和毛主席領導我們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完全扯不上關系。毛主席領導我們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是要中國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把國家建設起來，使得中國人可以不再受外國的欺凌和剝削，為未來建造一個有希望和有前途的國家，使未來世世代代人民都享受到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財富。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要實行資本主義就必須得放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毛主席從年輕時起就痛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因為他從來都是從中國人民的立場出發，所以他才能如此深刻地做出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只能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決策。在他的《新民主主義》的論述中，毛主席說明了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其它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一樣，他們很是軟弱，在外不能獨立于外國資本，在內不能脫離地主，所以他們無法完成土地改革，結束中國的封建制度。因此，中國的民主革命必須要由無產階級來完成。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完成土地革命，結束了封建制度，下一步當然就是走向社會主義革命。
[1]一些發展落后國家短期內如果總開支大于總生產，可以暫時靠借外債來補足生產的不足的部份。在80年代和90年代經濟危機時，許多發展落后國家被迫借了許多外債，但是除了美國例外，借外債是要還的，而且除了要還債的本金部份，還有加上利息，甚至利息上的利息，最后償還的總額往往超過當初借債數額的一倍、兩倍或更多。
[2] 老田《鞍鋼憲法幕后的故事：為什么〈人民日報〉八年不宣傳鞍鋼憲法》http://www.haizi.name/index.php/reading/129777-2018-11-14-03-49-44
[3]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4] 美國華盛頓郵報，2019年，四月2日，Sanson,Ana, “How China used more cement in 3 years than the U.S. did in the entire 20th century.”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