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臺灣“批判與再造社”出版的金寶瑜新作《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后兩條路線的斗爭》面世了，這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及，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資產階級法權在此階段中一直存在。它的存在使得社會主義社會中始終存在一股試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力量。在上個世紀的蘇聯和中國，前進和后退的斗爭一直在發生。金寶瑜老師悲哀于美國左派運動的浮沉，亦不忍見中國曾經獲得的革命成果付諸東流，在八十余歲高齡、新冠病毒肆虐美國之際，寫就《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后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書，欲以歷史為鏡鑒，警醒當下之民眾，可敬可佩。感謝金寶瑜老師授權激流網對此書進行連載，本次刊載內容為本書第一部分，相信大家一定能在文中感受到金老師的一腔熱忱。
金寶瑜：為什么要寫這本書？——《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后兩條路線的斗爭》
第一部份：農業發展的兩條路線斗爭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土地改革
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在最初發展時經歷了一場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是新生資產階級取代了地主成為統治者，資本主義取代了封建主義。在第三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落后的國家，包括1949年革命之前的中國，多少年來都無法完成土地改革，以便結束封建制度，因此無法完成民主革命，進行資本主義發展。為什么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無法領導和完成民主革命?毛主席在他1940年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給我們作了解答。毛主席的分析不僅根據中國長久的封建歷史，而且根據總的世界情勢。毛主席這樣寫到，在1914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前，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是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范疇之內的，是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然后，毛主席接著說，在1917年之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卻改變為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來說，則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毛主席對中國社會發展和整個世界的發展連在一起作了分析，說明了二十世紀初俄國革命之后，整個世界革命性質的改變，因此，也就決定了革命策略的改變。
毛主席接著分析了在俄國革命之后，帝國主義將更加依賴蘇聯之外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才能生存，在這個新時代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反帝國主義，及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屬于舊式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疇，而是屬于新的范疇了。這個新的范疇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因此，這種殖民與半殖民國家的革命不再是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線的同盟軍，而改變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因此，這種革命，就不能不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再接著說，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絕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而是要建立以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完成革命的第一階段。然后，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即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
毛主席更進一步說明了，在帝國主義時代，革命與反革命的區別，他說的完全適用于80年后的今天。他這樣說，“處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革命力量的一部份。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
我們了解了毛主席對世界革命的分析就了解了，1949年后中國的土地改革是無產階級革命后取得的成績，它是為社會主義鋪路，它不是為資本主義鋪路。我們也同樣可以了解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80年之后，落后國家的“英雄好漢”們即使是打著民族解放的旗號，自稱為“民族資產階級”他們還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成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因此，他們無法完成土地改革。今天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仍然是由地主和資本家結成的，與帝國主義和國際壟斷資本合作的反人民、反世界革命的力量。
新中國在無產階級的領導和與農民緊密的聯盟下完成了土地改革，結束了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統治，土地改革將幾億的農民從暴力的、殘酷的、極端剝削的封建體制下解放出來，中國的土地改革無論從土地和人數的規模上，還是從速度上來說，都是史無前例的創舉。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所領導的土地改革并不是一般從上到下的將土地分發給農民，中國的土地改革是經過一場發動群眾運動來完成的。在廣大的農民(尤其是占大多數的貧農和下中農)積極參與的運動中，他們深深地認識到他們世世代代所承受的痛苦根源來自地主對他們的剝削與壓迫，在土地改革的運動中，農民在意識型態上發生了跳耀性的變化，這場土地改革的群眾運動為未來農業集體化奠下了一定的基礎。
（二）中國共產黨在農業現代化上的分歧
從革命開始，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由工人階級領導，工人與農民建立緊密的聯盟。毛主席深深了解在發展落后的中國，工業化尚未真正開始，取得革命的勝利，少數的產業工人必須要和中國廣大的農民結成緊密的聯盟。中國的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中國的工人和農民，改善勞動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首先完成由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結束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制度，取消地主世世代代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在革命戰爭中，農民貢獻出他們的一切，包括用他們的生命來支持革命。沒有主要由農民組成的游擊隊的英勇戰斗，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在參加了武裝斗爭后，普通農民變成了革命戰士，在反帝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們對日本侵略者和反動的國民黨作出英勇奮戰，取得勝利。在后來社會主義建設中，這些革命戰士成了共產黨的中堅干部，他們領導了土地改革，和土改之后農業集體化，以及集體化后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的建設。
中國共產黨內對土地改革沒有爭論，因為不管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都必須結束封建制度。但是差別在中國的民主革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革命之后，只能走社會主義的路。
土地改革之后，中國共產黨內最大的爭論就是中國未來的農業政策。長久以來，耕地不足一直是中國發展農業難以克服的問題。土地改革后，每戶農民平均只擁有0.2 公畝的土地，貧農、下中農和雇農所分到的土地更小。除了耕地面積小之外，土地非常貧瘠，其中一個原因是長久以來地主只顧用收租來剝削農民，但是卻不肯花錢來保養土地，這說明封建的生產關系已經無法發展生產力。再加上長達一百多年的戰爭導致大部份農田灌溉設施(包括解放前修建的水利設施)都已荒廢。1949到1952年，除了土地貧瘠和荒廢了的農業基礎設施外，農民更缺少農具，很多貧農、下中農和以前的雇農連最簡單的農具都缺無。土地改革完成后，農民第一次擁有一小塊土地，他們盡了最大努力，雖然在短期內提高了糧食和棉花的產量。但是基于所有的這些客觀上不利的因素，即使他們有更大的積極性也無法繼續增加生產。到了1953年，糧食不再增產，棉花產量反而下降。不僅如此，一些農村在1953和1954年間還經歷了旱災和水災，個體小農戶無法抵抗這些天災。另外，五十年代初期，農民因為長期營養不足和農村根本沒有醫療衛生設施，一個家庭里有人生病，甚至早逝都是經常發生的，但是這些天災和人禍都是個體農戶無法應付的，他們常常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不得已欠下了債，當債堆積起來之后，農民開始出賣剛才分到的土地來還債，自己再去給別人耕田。在集體化開始前，賣地的農戶和受雇的農民都在增加。[1] 這些現象都說明了在土地貧瘠的中國小農耕種經濟是不能長久持續的。經過一段日子，在兩極分化下，土地必然會再度集中起來。而且落后的小農經濟無法滿足人民食物的需要和工業發展原材料的需要，只有將農業現代化才能解決中國面對的生產力不足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內對于中國農業必須要現代化是沒有爭議的，共產黨內的分歧在于如何將中國農業現代化。由劉少奇所代表的共黨產黨員主張中國農業現代化必須要在有了工業基礎之后，他們認為只有到中國能夠生產足夠的鋼材，和掌握了制造農用機械的技術后，中國農業才具有現代化的條件。雖然唯物主義認為在生產力和生關系的矛盾中，生產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產關系是矛盾中的非主要方面，但是在一定的條件下，生產關系可以轉變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毛主席把生產力永遠地、固定看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主張批評為機械唯物論，也就是說機械唯物論者認為提高生產力當作作為農業現代化的唯一必要因素，他把這樣的看法批評為“唯生產力論者”。毛主席的看法和他們不同，他認為當落后的生產關系妨礙一個國家生產力的發展，像中國的封建制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時只有改變生產關系(消滅封建制度)，生產力才能得到發展。土地改革之后，毛主席認為農業的發展可以進可以通過將農民組織起來，改變私有的生產關系為集體所有，把生產規模擴大，來為現代化創造條件。也就是說，在一定的條件下生產關系可以轉變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這就是毛主席的辯證唯物論。
毛主席的偉大之處很多，他最偉大的地方之一，就是堅定不移地相信人民的力量，試想看如果毛主席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如何敢在中國發動革命?中國人民面對著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由美帝支持的國民黨，如果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只看軍事力量的對比，誰能相信小米加步槍的人民軍隊可以戰勝他們?毛主席看到在農民參加了革命后，他們已經不再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他們經過思想和意識形態上的轉變已經成為革命戰士。在革命戰爭上，毛主席不但相信中國人民可以戰勝帝國主義，而且認為中國人民一定會戰勝帝國主義。在農業發展上，毛主席同樣地看重人民的力量，他對農民的認識是從他的革命實踐中得到的，從毛主席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對農民組織的能力和他們的戰斗決心非常佩服。農民有能力有決心組織起來與地主對抗，當然他們也會有能力和決心組織起來改造他們的生產條件，全心全力地，為改進他們和他們后代的生活而努力。毛主席看到經過集體化，農民完全可以克服作為小生產者對他們的局限。
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成功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不管是在規模上，還是在速度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但是在土地改革完成后，雖然農民擁有一小塊土地，極少的生產工具，因此，在缺乏農具和農村基礎設施蕩然無存的情況下，只靠農民個體的力量生產是無法提高的。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正是因為毛主席對人民力量的信任，他認為當農民組織起來，通過集體所發揮的力量將是其大無比的。無論是中國的解放戰爭的勝利，還是中國農業集體化的成績都證實了毛主席是對的。解放之前，大部份中國人都是農民，在封建制度下，他們從早到晚辛苦耕耘養活著中國這大塊土地上的人，但是卻被“知識人”看成是最無知、最愚蠢的人。舊社會的“知識人”不會去想，農民之所以無知是因為他們生產的剩余都被抽走去養活統治他們的官吏和士大夫了，農民不但沒有任何剩余可以用來提高他們的知識和文化，更是連飯都吃不飽。但是毛主席卻從來不從“知識人”的視野來看農民，他相信農民，他相信中國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農業集體化的成績再一次證明毛主席是對的。而走資派則是跟毛主席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們從來不相信人民，他們把中國最勤勞的農民污蔑為“懶漢”，他們認為只有用“三自一包”把農民的利益分割成一家一戶，農民才會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努力工作。
（三）集體化中的兩條路線斗爭
在整個農村集體化的過程中，都是兩條路線斗爭。在農民中，貧農和下中農是最支持集體化，上中農和富農是反對集體化的。貧農和下中農占農民大多數(60%到70%)，他們只擁有一小塊貧瘠的土地，生產工具缺無，在這樣的條件下要他們獨自發展來增加生產是極為困難的。上中農，特別是富農擁有較多的土地和生產工具，他們若是單干，可以雇用農工來增加生產，增加積累，以便購買更多的農具，也可以購買更多的土地來擴大再生產，他們是可以通過單干來發展生產的，因此，他們反對農業集體化。在農民里，中農則是持觀望態度，他們要看集體生產是否能增產再決定是不是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根據具體的情況作出了重要的政策決定。首先，農業集體化一定要在農民自愿選擇下進行，只有這樣才會有穩定的基礎，其次，在進行集體化時，政策要堅持依靠貧農和中下農，爭取大多數的中農。因此，集體化一步步進行中，增加生產變得極為重要，不但要增加生產，而且要在很短時間內(一年或兩年內)能夠增產。當大多數中農看到集體可以增產的優越性而決定加入時，集體化就基本成功了，因為在大家都入社后，富農就是有田、有農具也雇不到農工了，因此，他們即使不情愿，也只好參加了。
農村集體化從合作組開始，經過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到1958年成立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一個三級所有的農村集體組織，生產隊由約15到30家農戶(1962年平均24.9戶)組成，是三級所有制中最基層的一個核算單位。生產隊擁有土地和簡單的生產工具，每個生產隊由組成的農戶選出他們的生產隊長，生產隊長不脫產，他(她)負責籌劃每年農作物的生產，勞動力的安排，和產品的分配。文化大革命之后，每個生產隊還有一個不脫產的赤腳醫生。生產隊要從每年的收成中，拿出一部份繳付國家稅，再拿出一部份作為公積金(交給公社用來添加農具和其它的投資)，另一部份做公益金(交給公社用來支付保健和其他福利)，然后再從收成中給每個人留出口糧(按年齡和工作強度來決定)，最后剩下來的部份根據每個社員的工分(出工的日數乘以每日所得工分)分給參加生產的人。在生產隊之上是生產大隊，大隊相當一個村的大小。1962年每個大隊平均有7.9個生產隊。再上層就是人民公社，約一個鄉的大小。1962年平均每個公社有9.4個生產大隊。
生產大隊有比較大型的農機，供給大隊的隊員使用，大隊還有用來為谷類加工的機器(像脫谷機和磨粉機)和一些便利隊員的設施(像縫衣機等)，大隊還設置了豬和各種禽類的畜養場，到了六十年代中，不少大隊辦了自己的工廠。人民公社則是農村主要的行政單位，它負責管理農、工、商和所有社員的教育和醫療保健，以及為貧困和沒有子女的家庭提供五保的福利。人民公社還有自己的民兵，負責自衛。人民公社負責向生產隊和大隊收稅，繳稅給國家，負責用公積金購買較大型的農機和修建各種農田基本建設。一般較大型的灌溉建設，人民公社無法負擔，因此，由國家與人民公社合作，國家負責資金，人民公社提供勞動力。
（四）工農聯盟的新物質基礎：農村集體化與農業現代化
中國解放是建立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的，解放戰爭時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是農民參與武裝戰爭。戰爭勝利完成解放后，共產黨進行土地改革，結束了幾千年來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土地改革奠定了革命時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毛主席說土地改革后，中國的農民已經不再滿意于只擁有一小塊土地，工農聯盟必須要建立在一個新的物質基礎上，這個新的物質基礎就是增加農業生產和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時期，通過農業集體化，建立了人民公社和國家的關系，在發展農業和農村下，建立了新的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從而鞏固了工農聯盟，在勞動人民緊密聯盟下，支持社會主義的發展路線。
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完成后，工人和農民在這個新的基礎上進一步結成聯盟。集體化防止了農村的兩極分化，增加了農業生產。如果沒有集體化，中國的農村一定會再次經歷兩極分化，再度出現富農、中農和貧農，那么工人要跟誰去聯盟呢?除此之外，在集體化之前，只有富農家里有多余的糧食，他們將糧食賣給城市里的糧商，因此，造成富農和糧商之間聯盟的機會和條件。為了防止農村富農和城市糧商之間的聯盟，中國政府在1953年時，成立了糧食和棉花的統購統銷制度。在統購統銷的制度下，政府直接向農民收購糧食和棉花，再將它們供給工業和消費者，這樣就堵死了富農和城市商人之間的聯盟。中國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在兩條路線斗爭中，社會主義路線取得勝利。難怪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還有人為地主和富農叫冤。
中國農民在長久歷史上并沒有集體合作耕種的經驗，集體化能夠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路線和正確的領導，包括共產黨堅持依靠貧農和下中農的政策;另外就是中國農民對共產黨的信任，還有一個成功的原因是農村的干部所作出的貢獻，這些不久之前才從戰場上退下來的農村干部，從來沒有過帶領農民進行集體化的經驗，但是他們大多數來自中國貧窮農民的家庭，他們對貧窮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和關懷，他們憑著自己的階級立場和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盡他們所有的力量來組織農民，完成黨交給他們的任務，土地改革之后，他們再一次完成歷史給予他們農業集體化的使命，在集體化完成后，這些基層農村干部，繼續帶領農民與自然搏斗來發展農業。
農業集體化后，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建立起關系，即農業發展和工業發展之間的關系，也是農民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關系。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工農聯盟是最重要的策略。在工業化程度尚低的中國，雖然在解放后，產業工人的人數增加得很快，但是產業工人在整個勞動人口中還是占少數，而農民則是勞動人口的大多數，因此，只有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勞動人民才能取得向社會主義邁進的可能和勝利。代表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在工農聯盟的策略下，不能只照顧工人階級的利益，必須照顧到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
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在工業化起步時，發展的資源必須來自農業。差別在工業有了發展之后，發展的剩余是否回饋給農業。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下，因為工業的投資利潤高，回收快，所以社會的剩余會投向報酬高和回收快的工業，這就是為什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農業的發展因為投入少，要比工業發展慢得多。那么在今天資本主義發展落后的國家，農業發展缺少資源就更明顯了。在落后國家的發展(其實是不發展)過程中，社會的剩余一部份被帝國主義國家抽走，而農村農業的剩余更進一步被城市的工業抽走，所以農業無法發展，農業的停滯與凋謝，造成農村的落后和農民的貧困。在六十年代時，美國還有一些經濟學家研究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他們想說明和解釋這些國家不發展的原因，他們其中一些人指出，落后國家不能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這些國家將所有的剩余都投向工業，而它們的工業和農業之間缺少有機的聯系，因此，即使工業有些發展也帶動不了農業的發展，造成城市與農村之間各自孤立存在著，他們把這樣的結果稱為“二元化”的經濟，其實“二元化”的經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以這些經濟學家也提不出解決的辦法，到了七十年代之后，經濟發展這樣的課程也就在經濟系里消失了。
只有在社會主義下，社會的剩余要投在哪里不再靠市場來決定，而是靠國家的計劃，國家通過計劃來調配社會的剩余資金。在第一次五年計畫(1953-1957)中，可用的剩余資金稍向工業傾斜，就造成農業對工業原料供給和對都市消費供給的緊張。毛主席在《十大關系》中指出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系，以及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的關系，毛主席指出中國雖然要將發展的重點放在重工業上，因為重工業是生產生產工具的基礎，但是不能忽略了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發展了輕工業和農業才能保證工人和農民的生活資料的供給和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料的供給。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確定了工人和農民之間互利的經濟關系，這就是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在毛主席寫了《十大關系》的論文后，具體的經濟政策就是雖然重工業的發展重要，但是不能過分注重重工業而忽略了輕工業和農業。《十大關系》說明了農業發展的重要，也就是雖然最初的工業發展要向農業吸取資源，但在取得一定的發展后，資源必須要投向農業，在計畫經濟下，國家可以特別注重對農業所需的工業品的投資。
社會主義時期中國的工業和農業之間維持著彼此支持的密切關系，農業的生產為工業提供原料和工業品的市場，為都市人提供生活資料。工業為農業生產提供農需的工業產品，主要的有化肥、殺蟲劑、除莠劑、各種農機和發電，以及灌溉的各種機械。國家計劃逐步提高對這些農用工業產品的投資，并且逐步降低這些農用工業品的價格，以便人民公社和大隊可以有能力購買。到后來農村工業發展時，城市全民所有制的工業將比較過時的機器轉給農村的工廠使用。在此之外，國家更逐步提高在農業基礎建設上的投資，因為建設大型水利系統，像大型的灌溉渠、蓄水池和水壩等，費用龐大，集體無法承擔，都是由國家投資。國家掌握著工業生產剩余的全部，這些剩余就用來投資在工業的擴大再生產和農業及的發展與農村的建設。從表一中的數字可以看出國家如何用實際的資源分配來鞏固工農聯盟。
表一 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之間的幾個經濟指數
(a)1953-1957;(b)1976-1978; (c) 1976-1977 資料來源：Nicholas R. Lardy，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 130-131;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1983，445-447; 許毅，陳寶森，梁無瑕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2，76
從表一的數字可以看出，從1957年到1978年，當在經濟有了初步發展之后，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占總投資的比率增加(也是實際數量的增加)，國家在重工業的總投資中農業機械的投資比例的增加(實際投資數額也增加)，在國家的總收入中農業稅所占的比例下降，在國家的總支出中農業的支出比例升高(實際支出數額也增加)。另外，在農產品和工業品的交換價格指數上提高，也就是減少農業產品和工業產品在交換價格上的剪刀差。這些數字都表現出，在社會主義時期，在經濟發展有了初步的進展后，國家把在經濟發展初期從農業所抽取的剩余，以各種方式回饋給農業。
另外必須要提的是，工農聯盟并不止于經濟上的范疇，更包括了農村的教育、保健、和文化。取消都市和農村的差別是中國社會主義取消三大差別的目標之一。這一點將在另一節中作解說。
（五）集體化下農業發展與農村建設
農業集體化的成績可以歸納成下面幾點：
1. 農田基本建設奠定了農村現代化的基礎
因為中國的可耕地少，人口多，土地改革后，每家農戶平均土地僅0.2公畝。在約占全世界9%的耕地上，要生產供世界22%人口所需要的農產品。唯一能夠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就是盡一切人力來增強土地的生產力，提高每畝土地的產量。不僅如此，中國的農業生產常常遭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這就使修建各種農業基礎設施成為發展農業必要而且急迫完成的艱巨工作。
人民公社成立后，農民用極大的勞動量進行農田基本建設。農田基本建設包括平整土地，就是將不平的土地(像小山丘)鏟平，把小的河溝填平，把小塊土地連成一大片，為將來用農機耕種做準備。農田基本建設還包括修建農田的灌溉系統，建筑水壩以便灌溉防旱、蓄水池則為排水防洪。為了增加畝產，農民將人和畜類的糞便加以處理后作為有機肥料，并且在氣候允許的情況下，把一年收成一次增加到兩次，兩次增加到三次，因此，常常會在莊稼的收成的時刻幾乎要同時進行播種。另外，農民還用間種(兩種不同的谷物隔排種植)來增加產量。所有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力，因此，大幅增加了農民的勞動強度。因為在還沒有農機之前，所有這些工作都得靠農民肩挑手扛，步行好幾里路來完成。像平整土地和修建灌溉系統都是農民在冬天播種和收成工作比較閑的時間進行，這樣就增加了一年中農民的勞動日。在還沒有鏟土機的時代，所有的農田基本建設都是農民，一鏟子一鏟子把土鏟起，再一擔擔用雙肩挑著把土移走的。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使農民工作的強度和農民每年工作的日數都大幅增加了。從1958人民公社成立到1978年的僅僅二十年的時間，中國農民將大量的勞動力投入土地。根據一個估計，七十年代時，農民每年投入了80億的人工日(一人投入一個工作日為一人工日)。[2] 這樣龐大的勞動力投入，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目，為農業機械化準備好了條件。大規模提高了使用農機耕種和用電力灌溉，為農業現代化取得輝煌的成績。這樣的成績如果沒有集體化，如果沒有農民不惜辛苦的投入，是不可能完成的。
據一位中國經濟專家托馬斯.若斯基(Thomas G. Rawski)的調查，中國農民的工作日從五十年代的每年平均工作119天，增加到了七十年代中的每人每年平均工作250天，增加了一倍以上。若斯基是受世界銀行在1977年聘請到中國作調查的，因為世界銀行想了解當時中國政府的宣傳是否屬實，政府宣傳說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國的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若斯基是研究中國專家，他把在中國的調查寫了報告，后來出版成書。[3] 這本書揭穿了資產階級的謊言，書中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國的經濟取得極大的發展，特別是農村的發展。農村的建設解決了集體化之前農村隱藏失業的問題。一般落后國家都有隱藏失業問題，(其實不是什么隱藏失業，而是因官方無法統計這樣的失業)也就是可以參與生產工作的人數，遠遠落在總勞動力之下。這樣的失業問題，在落后國家無法解決，使得沒有工作的農村人口不得不流往城市謀生，在這些發展落后的國家，農業不發展和都市擠滿了貧民，本是一件事情反映出來的結果。農業不發展是因為在資本主義下，農業生產利潤低、回收慢，所以不能吸引投資，投資不足，就缺少就業機會，才有農村失業的問題。
中國的農業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農民大量投入的農田基本建設，和之后人民公社和大隊辦起來的五小工業，解決了農村失業的問題。事實上，在人民公社解體之前，中國農村的勞動力已經充分就業。不但充分就業，而且在農忙時，有些公社和大隊的工廠得暫時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協助農民播種或是收成。
新中國成立70 年了，近些年來，許多知識分子也開始談到資本主義四十年的發展是建立在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上。最近，我看到孫曉軍發表在《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07期)》上的文章《改革開放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實績研究的三個維度》，文中指出了在社會主義時期的集體農業下的許多成就。[4]在有關農田基本建設方面的成就，他這樣說，1949年時中國大型水庫只有6座、中型水庫只有17座，社會主義30 年的水利建設有非常大大成績，一共完成了8萬多座大、中、小型水庫，幾百萬個塘壩、大量的梯田和排灌渠道。
2. 生產技術改進與生產量提高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國的農業生產持續增加。糧食生產從1952年的一億八千一百萬噸，增加到1977年的二億八千五百萬噸。除了1959-1961年之外，糧食生產以平均超過3%的幅度增加，高于同一時期的人口增長率。此一時期的增長率打破了中國過去糧食增產的紀錄，也打破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紀錄。 到七十年代末，中國在食品方面已經能夠自給自足。中國在糧食的國際貿易只是用來平衡國內市場。例如，在1975-1977年間，中國平均每年進口約四百萬噸的糧食，僅占總生產的一小部份，而它出口的糧食和其它農產品也是如此。
人民公社與國家合作設立了四萬多個農業技術推廣與改良站，在縣、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四級合作的網路下遍及整個農村。 這些農業技術推廣與改良站從事各方面農業生產研究，包括新種子的培殖、土壤的改造、和嫁接等技術的改良和推廣。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大學的研究農業的專家們，下鄉來幫助這些技術推廣站發展。這一切努力大大改善了農業生產的科技水準。在新品種培養上有一個值得一提的經驗，來自美國一個農業專家湯瑪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提供的資料。湯瑪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快速地進行新品種的培育，靠的就是這些位于不同氣候區域的技術推廣與改良站之間的合作。他說：“雜交稻米異常快速地由育種進入大規模生產，這是一個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它表明中國能夠將作物培育成果以極快的速度推廣到大規模生產，速度要比它國家快上好幾年。在熱帶以外的大多數培育計畫從開始雜交到大規模生產需要8到10年的時間，因為傳統育種通常需要經過六到七代的雜交與選擇過程，才能使雜交種籽的特性穩定下來，然后在試種中進行評估，最后才是大量繁殖、宣傳與說服農民采用。中國已經組成了一個選種體系，每年可以生殖三代，這個體系通常包括三個改良站，一個在原產地省份，另一個在亞熱帶的南昌(江西省)，第三個在熱帶的海南島。……再者，透過“四級研究網站”(縣、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建立，中國已逐步發展出一個體系，可以在最短時間內達成同步完成穩定、選擇適應當地條件的種籽、鑒定以及大量繁殖。” 這說明了如果沒有通過集體下的培養品種的系統，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完成各種新品種的培育的。
3. 農村工業化的發展──社隊辦工廠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不僅是要在農業生產上躍進，而且要在農村工業化上躍進。具體來說，就是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工業產品，不只依靠城市里的工廠來供應，而是在農村發展自己的工業。最初發展的就是五小工業，包括鋼鐵、化肥、水泥、機械(特別是農機的保養和修理)和能源(包括煤礦)。“大躍進”中，農業經過三年困難時期，三年困難時期有一些客觀的因素，像水災和旱災的自然災難，也有一些在執行政策時所犯的錯誤，包括操之過急和因謊報收成而造成的過高的稅收。另外，中國和蘇聯發生了政治上的爭執，蘇聯要求中國馬上還清在抗美援朝戰爭時中國欠蘇聯的債。在三年困難時期，農村的工業無法發展，許多設起來的工廠也只好“下馬”，到了1963-1964年時農業生產恢復穩定，農村公社和大隊辦的企業快速地發展起來，在僅僅十年的時間里，農村的工業蓬勃發展，取得了驚人的成績。
1975年，一支由十二位美國學術界專家組成的訪問隊來到中國，他們的目的是了解中國農村辦的中小型工廠。訪問隊由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杜威.波克恩斯(Dwight Perkins)帶領，十二位專家中有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農業工程學家、化肥學專家和農業機械工程學專家等。十二個人中有七人會講、會寫中文，五人曾經在中國工作過。中國方面由外交部的科學技術部門接待，由當時統計局副局長李成瑞帶領到農村各地參觀訪問。他們一共參觀了十個人民公社，五十個工廠[5]。這個訪問團的報告由波克恩斯負責編輯，并于當年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小型工業》[6] 一書。在書的導言中，波克恩斯對他們參觀的工廠作了這樣的介紹：這些工廠的工人至少50個人，多至600人，它們用的技術多半是本國的技術(不是最新的或是進口的技術)，這些工廠都是人民公社或大隊集體所有，它們的產品基本上是為農業服務的。 根據這個訪問隊的觀察，這些工廠不斷地更新技術、不斷地發展新產品和擴大生產的規模。另外，參觀隊還注意到，這些工廠的重要事情，根據是否適合地方上的需要，都是由地方決定，不必通過中央審核，免去了來回幾上、幾下地浪費時間。在導言中，波克恩斯強調他們這些參觀的人了解到他們看到的不是一般的工廠，而是特別選定的發展特別好的工廠，但是這些優良的工廠給全國農村起了模范的作用。
訪問雖然只花了28天，相當匆忙地走了一圈，但是他們提出的報告卻不是限于表面的，而是把他們觀察和收集到的資料很詳盡地報導出來，包括將非常技術性的材料用圖表和照片加以說明，另外，在第九章“小型工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中，這份報告作了非常有深度的全面分析，報告中說明五小工業增加了農村就業的機會，因為這些基層的工業為農業生產所提供的農用機械，減少了勞動強度。以水稻生產為例，農民省去了四種必須彎腰的工作，即播種、插秧、除草和收成。他們見證了，到了七十年代時，每年大量的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村工業的生產，中國的農村已經達到充份就業。這可以從在農忙的時候工廠需要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幫忙播種或收割的現象看出來。這份報告中還說到因為工業可以在農村發展，紓解了對城市所造成的各種壓力。報告的第十章“對知識的普及和對思想的改造”中，觀察團總結了農村發展工業對知識普及和對思想(意識形態)改造所起的積極作用。報告指出，第一個思想的改變是鏟除了農民宿命論的想法，受他們采訪的人這樣說：“以前我們是地主和機器的奴隸，今天我們是駕馭它們的主人。”第二個思想的改變是鏟除了農民對技術的迷信，農民能夠對他們曾經認為高深不可及的書本知識提出挑戰。報告說他們在各地參觀時常常聽到農民用“從小到大”、 “從點到面”、 “從土到洋”來形容他們對農村工業發展的積極和樂觀的態度。
李成瑞過世一年多之前，我有幸見到他，他問我是否知道哈佛教授波克恩斯這個人，我說當然知道，我讀過他編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小型工業》這本書。他接著說，這個訪問隊是由他帶領到各地參觀的。我當時覺得很抱歉，因為我那時并沒有仔細閱讀導言。我對他說，這本書太重要了。后來我很快買了一本送給他，并說，這本書有很多有價值的資料，應該把它翻譯成中文。后來看到在李成瑞過世前不久的一篇報導，附了一張照片，照片里他手里拿著這本書，對身邊的年輕人說把書翻譯成中文的事。當然，翻譯這本書不容易，因為它有大量的技術性的材料，但是翻譯的工作總是比當初這個由李成瑞帶領的訪問隊，到那么多農村工廠參觀收集資料，并且經過細心的編輯出版報告要容易得多。這些材料說明了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具體的成績，我們只是口頭說社會主義有優越性是不夠的。在中國廣大的農村里進行了這么大的、這么深的一場生產革命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內容，我們必須特別珍惜這樣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具體內容的紀錄。其實這個報告還只是冰山一角，中國還有極多的實際材料有待收集，像農村幾億的農民和幾千萬當年農村的領導人民公社發展的干部，都還有記憶，但是我們必須要抓緊剩下不多時間和機會，把這些資料收集起來。就像很多人一直努力地在收集全民所有制下的老工人的資料一樣。
再有，很多人都熟悉毛主席所講的，在發展經濟上要兩條腿走路。毛主席說中國的發展不要只靠一條腿，而是要靠兩條腿，毛主席還說，中國的發展要大、中、小并舉和土洋并舉。看起來如此簡單的兩句話，但是毛主席卻說出了非常深奧的道理，毛主席用“兩條腿走路”說明了落后國家發展經濟要利用所有能利用的資源，中國的發展不能只依靠大的企業，不能只靠最新的(進口)技術，在資源短缺的中國必須要利用大型的企業，也要利用中型的企業，也要利用小型的企業。在技術上不但要利用新的進口技術，也要利用舊的傳統的技術。農村的社隊辦的工業就是“兩條腿走路”最好的成功的例子。
4. 集體所有制下的生產和消費
生產隊負責計畫和執行每年的生產和分配，生產隊長不脫產，他(她)籌劃和安排所有關于生產的事宜。在每年的收成中，為了保證所有隊員的食物需要給每個社員留下口糧，不管隊員是否勞動，也就是不管是老的不能繼續勞動的，還是小的還沒達到勞動年齡的，都可以分得口糧。扣除了口糧后，生產隊需要扣除交給國家的稅，之后留下為未來生產所需要的投資的公積金和為隊員福利所需要的公益金。在這些都扣除之后，剩下的一年收入，再根據社員一年出工的日數和每次出工所得到的工分來進行分配。
因為中國農業生產仍然很低，即使在不斷地增加，還是不能一下提高很多，在生產量低的限制下，生產隊在扣除了各種項目之后，常常剩余不多。特別是在比較貧窮的地區和比較貧窮的公社，在扣除所有必須支付的項目后，可以根據工分來分配的部份剩的不多，因此每個工分所能換到的收入也就很少。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體現多勞多得的結果。譬如，一個年輕力壯的人，每年出工300天，每天可得10工分，共得3千工分，另外一個年紀較大，體力較差的人，每年出工150天，每天得7工分，共得1千零50工分。但是因為每個工分所值很低，這兩個付出的勞動量差別相當大的隊員，他們的收入差別卻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說，在生產力仍然很低的情況下，如果分配照顧到社員的需要，就不能很好地實行按勞報酬。這的確是在生產力低落國家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個困難，因為多勞不能多得，會挫傷人的積極性。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困難使得一些人動腦筋，想要在別的方面多賺點錢，比如把生產的東西拿到自由市場去賣。這說明了走資派所提倡的“三自一包”，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這就是前面提過的在生產力發展落后的國家，要進行社會主義發展的困難。
5. 初步滿足農民基本生活需要，農村醫療保健與文化教育的普及與提高
在工農聯盟的政策下，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之間在一些發展上，無論是工業還是農業，或是教育和醫療衛生都取得緊密的、互為支持的發展。因為人民公社保障了農民在基本食物上的需要，同時從公益金里和在國家的援助下，農民的醫療保健和教育也得到了保障和提高。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都市與農村在醫療保健的資源上得到了重新分配。
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的醫療保健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1949年時中國全國只有二千六百所醫院，到1978年時，中國醫院增加到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一所。但是醫療資源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分配很不平均，以廣東一省為例，三分之二的醫院病床、70–80%的政府醫療經費和60%的醫療人員，都集中在居民占20% 的城市。醫生與人口的比例在廣州是1:600，在廣東的農村是1:10,000。文革時，大批醫療人員下鄉，他們在農村訓練了大批赤腳醫生，每個生產隊都有一個不脫產的赤腳醫生，他(她)們了解一起生產的隊員的狀況，隊員生病時，他(她)們可以識辨病情，如果自己不能醫治，可以送到生產大隊的醫療站，更嚴重的病就送公社或縣級醫院。
江宇寫的《強國先強身：新中國的健康奇跡》[7]是一篇好文章，它給我們提供了在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在國民健康上像奇跡一般發展的重要資料，很值得我們參考。江宇在文中如是寫道：
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用了30年時間，就完成歐洲用100年的時間完成的人口轉型。所謂人口轉型，即人口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轉變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這是社會發展進步的標志。1949年，中國的人口死亡率為20‰，出生率35‰，還是典型的傳統社會。而到1957年，人口死亡率就下降到10‰，即使是三年困難時期有反彈，也顯著低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水平。到了20世紀七十年代末，人口死亡率已經下降到5‰ 左右，這主要是由于營養的改善、基本醫療衛生的普及等原因。
基本醫療的普及和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30年的又一個突出成就。基于新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新中國建立了一套嶄新的和獨特的醫療衛生制度。在保障模式上，主要依托國有企事業和人民公社，迅速實現保障全面覆蓋;在資源配置上，面向工農兵，以農村為重點，優先保障基本服務的提供;在服務內容上，重視面向群體的公共衛生服務，而不是像西方強調面向個人的醫療服務;在技術路線上，以預防為主，中西結合，采取低成本適宜技術，而不是以治療為主的高成本資本密集型技術;在提供服務上，即依靠專業人員，又依靠經過簡單培訓的初級醫療衛生人員，使醫療衛生和群眾工作相結合。這條道路，超越了當時西方社會醫療衛生商品化、專業化、以治療為中心的路線，實現了面向全民、預防為主，以較低的成本維護了人民健康。
江宇的這兩段話，充份地說明了社會主義如何普及全民的醫療和衛生，因此，指出了與資本主義把醫療當作賺錢的商品的基本差異，更有甚者，這篇文章也說明了在農業集體化下，農民營養得到普遍的提高，以及在醫療資源的配置上，面向工農兵廣大群眾，并且把重點放在農村。 而且正是在工農聯盟的基本政策下，依托了國有和集體所有，中國建立起來這套嶄新的保障全面覆蓋的醫療衛生制度，創造了新中國健康的奇跡。江宇文章中也提到在1965年前中國的醫療保健工作集中在城市，1965年之后重點才移向農村。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人體弱多病，早亡，醫療健康體系缺無，被別的國家恥笑為“東亞病夫”，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國人的健康得到難以想象的進步，我們看到那時中國年輕人，身體是那么的健康，精神是那么的飽滿。
在集體時代農村的教育的提高和改進是另一個奇跡。韓東屏對社會主義下中國農村教育的發展有這樣的敘述。他說，“1949年，中國人民的文盲率，占百分之九十，……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中國農村開始大辦教育。由于自然災害和管理不善，大躍進期間辦起來的許多民辦學校被迫下馬。后來到了六七十年代，農村教育有了第二次發展高潮。”他以自己的家鄉山東為例，結合河南、河北、安徽、貴州等地的農村考察的結果寫道，幾乎每個村子都辦起了自己的小學，農民的孩子可以不出村，免費上小學，建國之初，他的家鄉即墨縣有一千零五十個村子，七十五萬人口，但只有一所高中和七所初中，后來初中擴大到二百四十九所，平均四個村子一所。文革中他的縣的高中從一所發展到八十九所，平均每個公社有三所。韓東屏更說，他的村到了1973年之后，農村的高中已經免費了。[8]
（六）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農業集體化建設
在農業集體化后的20 年中，農民辛苦地將大量勞動力投入土地，他們收集人和畜類的糞便以及一些沒有利用價值的植物，加以處理用來做有機肥。這是一項需要花費很多勞動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但可以改善土地的肥力以便增加畝產。中國農民還將大量的勞動力用來平整土地和治理中國的灌溉系統。平整土地是為了給農業機械化創造條件，治理灌溉系統則是為了減少自然災害對生產的影響。中國農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中國極有限的可耕地變成高產田和穩產田，為農業的未來開辟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寬廣大道。農民的努力在短短的20 年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卻被資產階級污蔑為“大鍋飯，養懶漢”。
農田基本建設的成績提高了農業耕種機械化程度，大幅減輕了農民最辛苦的挖土、播種和收成的工作。人民公社的20 年里，土壤的改善、新品種的培植和其他農業技術的改進，使中國農業的畝產量翻了一倍，實現了中國多少年都無法達成的糧食自給自足，大體上不再依靠糧食進口。中國的集體農業建設雖然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卻沒有來得及完成當初的一個重要目標。在“農業學大寨”的運動中，周恩來總理鼓勵農民學習大寨的精神，把中國所有的農田都建設成高產穩產田，也就是說不但畝產要提高，而且在大力修建灌溉系統后，農民可以抵抗自然災難，穩定農業生產，中國人民便再也不用靠天吃飯。但是到資本主義改革時，高產穩產田還只占農田的一半。其實完成另一半農田的高產穩產，應該只需十年到十幾年，因為到了七十年代末，農村已經擁有相當可觀的機械，可以幫助挖土和整地。但是人民公社解體后，中國的農村建設不僅不再向前進，反而急速地向后倒退。
中國農業如此輝煌的成績只有在農業集體化下才有可能完成，集體化是在中國共產黨鞏固工農聯盟的經濟政策下完成的，這就是農業在短時期內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前面說過，所有國家開始發展經濟時，因為工業化尚未開始，所以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只能從農業中抽取，這一點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社會主義的發展都是一樣的(除非放棄自力更生，鼓勵外來投資或是向國外貸款)。不同的是，在中國社會主義的工農聯盟經濟政策下，當工業有了發展后，用資源來支持農業發展。中國在工業生產的計劃中，對與農業相關的工業(各種農機、化學肥料等)在投資上受到特別的重視，不但要保證農用工業產品產量逐漸增加，而且要用低價賣給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使它們可以買得起，只有這樣農業所用的工業產品才會逐年增加。 除了保證農業生產所需的工業品的供給外，中央政府更用增加農產品收購價格和降低工業品出售給農業的價格，來減少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交換價格之間的剪刀差。另外，中央政府更用降低農業稅的辦法來減輕農民的負擔，并且增加對農業的投資，像紅旗渠一類的大型水利建設，都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完成的。
下面這個表可以顯示出集體化所帶來的農業現代化的成績：
表二 人民公社時期農業的現代化
*雖然這些原是為了農業用途，但許多被用于運輸貨物。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Year Book of China，1983，p.186、p.197;1981年中國經濟年鑒，第六卷，13頁。
表三 人民公社時期農業機械年增長度
資料來源：托馬斯.若思基(見注解2)82頁。
在下一頁，托馬斯接著說，前三種機械的總合，以土地平均馬力來說，已經超過日本1955年每公畝0.69馬力的機械化程度。
（七）農業發展兩條路線斗爭的總結
中國的走資派有他們一套發展資本主義農業的計劃，人民公社成立后，走資派就不停地用各種伎倆來破壞集體農業。他們提倡在農村實行“三自一包”， “三自”就是擴大自留地、擴大自由市場和實行自負盈虧。“一包”是指由個體農戶直接與國家訂合同來包產到戶，也就是個體農戶在與國家所訂的合同中，向國家承諾繳納一定的農產量，如果生產超過這個定額，多余部份歸農戶，即所謂多產多得。走資派認為這樣可以刺激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但是如果產量不能達到這個定額，農民得自己補上。
在集體化下，為什么農民保有一小塊自留地?原因是農民可以利用自留地來種植一些蔬菜、養幾只雞、養一頭豬，這些產品可以賣掉或者留著過年過節時自己吃。在生產力發展尚不足時，自留地是有必要的。因為對農民來說，如果他們花在自留地上的工換來的產品，多過于在集體勞動所得到的工分，他們會很情愿地利用自留地來改善他們的生活。自留地的廢除要等到集體勞動所得的工分超過農民在自留地勞動所獲得產品，到那時農民就會愿意放棄他們的一小塊自留地。但是如果將自留地擴大，再配合自由市場的擴大，那就只會鼓勵農民將更多的勞動力用在他們的自留地上，生產更多的產品作為商品到自由市場去賣。如果自留地和自由市場繼續不斷地擴張，最后就會導致集體生產的解散。
資產階級當政以后，終于在1984年如愿地解散了人民公社。今天農民過的是什么日子呢?我們不得不記起來毛主席說過的一段話，毛主席說，“包產到戶搞了幾千年，還要再實驗嗎?”[9]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時后，毛主席大聲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說：“主席，我懂了。”
我們對毛主席的遠見不得不佩服，在他過世后，他所有的預料一件件地發生了，并且還在繼續發生。毛主席這段話不但說明了，在中國小農生產無法發展農業，無法完成農業的現代化，而且在帝國主義的威脅下，如果在農業上不能自力更生，帝國主義就會乘機而入，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工業的發展就無法得到保障。這個事實不但適用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適用于今天的中國，同樣也適用于第三世界，說明了落后國家的小農經濟無法現代化和不能持續發展的道理。
從1958到1978的僅僅20 年中，中國農業生產力在集體所有制下，得到快速全面地發展，體現了社會主義工農聯盟下的偉大成績。這樣大的成績是中國農民支持國家的政策，無保留地付出了他們大量的勞動力來實現的。農民在冬季生產不是最忙的時間里放棄了本來可以稍微休息的日子，付出大量勞動來平整土地。此外，還投入大量的勞動力，將人和畜類的糞便處理成有機肥，用來提高土地的肥力。平整土地為機械化做好了準備，在社會主義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工業的生產給農業提供了各種農用機械，拖拉機、收割機、推土機和播種機等等，到了六十年代后，公社和大隊更發展自己的農機制造和維修，逐步地取代了農民最辛苦的耕田的勞動。農民投入大量勞動力修建了灌溉系統，到了七十年代有了灌溉的機器，以及農村電力的發展，逐步取代了農民用人力挑水進行灌溉的辛苦勞動。到了七十年代末，可以說農民所有的努力得到了回報，正是在農民開始減少他們的勞動量和勞動強度時，中國的資產階級發動了資本主義改革，將人民公社解散了。怪不得在人民公社解散不久后，一位農民告訴我一個他們的順口溜，“辛辛苦苦30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改-革-開-放40年后，所有人都認識到今天中國的農民、農業和農村，正在面臨極為嚴重而且無法解決的問題，農業生產停滯、農田基本建設荒廢、種田無法維持生活、年輕勞動力不得不離開親人到都市去工作，才能寄錢回來養活家里的老小。六千萬中國農村的兒童與他們的父母分離，他們和祖父母留守農村，在他們成長的年月里，通常只有在每年春節時才能與父母見上一面。六千萬是個多么龐大、多么驚人的數字啊!這個數字的背后，更是數不清的悲慘故事，以及這些兒童未來如何面對他們身體和心理所受到的創傷。農村的資源被不斷地抽走，其中最寶貴的是農村的年輕勞動力。年輕人被迫出去工作，年紀大的人的生活人不但沒有子女在旁協助，還得照顧他們的孫兒孫女，他們家庭分散了。過去在戰火燃燒的中國大地上，有多少分散的家庭?那個年代，是戰爭將家庭分散的苦難強加在中國老百姓身上，中國今天并不處于戰爭中，從1949年到今天，中國經歷了70年的和平，憑什么中國人還是要遭受家人分離的痛苦?這難道不是殘酷的經濟壓迫所造成的嗎?這么多少年兒童所受到的創傷不正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奇跡”的另一面嗎?
我們來看看，今天中國農業經濟研究專家如何看待目前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的嚴重的問題，即所謂“三農”問題。中國農業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牛若峰寫了一篇有關“三農”問題的文章：《中國“三農”問題：回顧與反思》[10]。牛若峰首先對中國的“三農”問題這樣形容，他認為“三農”問題集中表現在農村、農業和農民欠發達，現代化程度低，發展比城市嚴重滯后，城鄉差別和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大等等。然后牛若峰對他所指出的這些問題，解釋了它們產生的原因，他說：
為了適應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需要，國家采取了“城鄉分割，一國兩策”體制，通過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和戶籍制度“三位一體”的嚴密統治系統以及其他一系列配套政策，人為地割裂了農業與非農業的經濟聯系和農村與城市的聯系，確立了城市偏向政策，形成城市對鄉村的優勢地位，且城市與鄉村極不對稱的稱狀況日趨加劇。
牛若峰這位農業專家把中國今天農民、農村和農業的問題歸到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上去，他把工農聯盟下，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之間緊密的聯系和合作說成“城鄉分割，一國兩策”，把農業集體化時代如此輝煌的成績說成是今天農業生產停滯、農村凋敝、農民生活艱苦的原因。今天的農業專家把今天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的問題，歸罪與社會主義下農村集體的發展，用意在哪里?這位農業專家的說法，正好跟30年社會主義時期，農業的發展、農村的建設和農民生活的提高相反。在工農聯盟的政策下，中國不但沒有“人為地割裂了農業與非農業的經濟聯系和農村與城市的聯系”，恰好相反，工農聯盟的政策實現了工業與農業在經濟發展上相互支持、促進了都市與鄉村生活水平上的均衡，使生活在都市和農村的人在教育文化上和醫療衛生各方面趨向平等、大幅度地縮減解放初期城鄉在各方面的差距。社會主義時代在集體所有之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農村的建設、農民生活各方面的改進，是幾億人民所經歷過的，這樣的成績沒有任何專家學者可以把那它從歷史上抹去，我們也不允許任何人竄改歷史，屈辱中國勞動人民和否定勞動人民辛苦獲得的成績。今天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嚴重的問題，完全是農村集體化被徹底摧毀，工農聯盟政策被徹底打破而造成的，是資本主義的改革切斷了中國城市和農村的經濟聯系，是資本主義改革把農村的剩余抽走，造成農業生產的停滯和農村的凋敝，造成農村的年輕人必須離家工作才能勉強維持生活，造成子女和父母家庭分離的悲劇。
[1]見蘇星：“土地改革中的兩條路線斗爭”經濟研究1965年第七期，24頁。
[2] 見Shi Bing, “More inputs to Promo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1 (1987) 8. , 同時參考：Alexander Eckstein,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 i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88
[3] 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A World Bank Research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1979, 有關農民每年工作日的資料在第7頁和第8頁。
[4] 孫曉軍所指的三個維度是：(一)前30年農村集體經濟對工業化資金積累的貢獻，(二)前30年農田農村農田水利建設的成就，(三)前30年農業和社隊企業的發展成就。
[5] 這個參觀隊從北京出發經陜西、河南、到東部無錫和上海一代到廣州。(見xi頁地圖)
[6] The 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7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7] 江宇《強國先強身：新中國的健康奇跡》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lishi/2019/10/409178.html
[8] 韓東屏，《中國的農村道路：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關于未來的思考，來自瑩燭察今公眾號：2019-7-17，人民食物主權轉載。
[9] 民族復興網，MZFXW.com, 2019-06-3
[10] 牛若峰：《中國的“三農”問題回顧與反思》，《古今農業》2003 年第4 期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