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主義視閾下的工人運動：階級運動和民族運動的統一——為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所作

　　如果只從實踐意義而不從理論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就是關于無產階級的解放條件的學說，是工人運動的產物并服務于工人運動。列寧根據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任務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工人運動的學說，把工人運動從單純的階級運動和民族運動結合起來，從而把工人運動從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推進到帝國主義時代。階級運動的實質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其政治要求是無產階級專政和對生產資料的公有化改造，而民族運動的實質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運動，其政治要求表現為民族統一、國家強大，公民權利，經濟平等，反對專制主義和封建地主所有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典型的民族運動。從世界歷史的范圍看，民族運動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政治力量，列寧在區分了三種類型的民族運動后，認為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運動具有先進性，可以且必須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運動形成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統一戰線。

　　一、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理論：給階級運動以政治方向

　　列寧創建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及實踐與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瓦解和破產是同一個過程的兩面。社會民主黨最終雖然是因戰爭問題破產于帝國主義大戰前夕，但從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開始，就已經處于瓦解過程中了。列寧把修正主義在俄國黨內的表現總結為經濟主義和尾巴主義，因此可以說，列寧關于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是與批判經濟主義和尾巴主義為主要目標的。

　　1893年，當列寧初到圣彼得堡時，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還沒有與產業工人建立聯系，但是誰都承認，如果不深入工人運動中去，那么他們就會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并且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將是徒勞無益的。因此，列寧和當時為數眾多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容易就深入到工人運動中去，在1895年之后，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等組織。但是，這些初次深入的工人運動中去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快就被工人運動的大潮淹沒了。比如，當時作為列寧戰友的馬爾托夫，寫了一本《論鼓動》的小冊子，它的基本思想是：“工人們不是通過書本學習和理論上的訓練，而是通過反思戰斗的經驗而走向社會主義，這些戰斗是他們為了改善自己悲慘的經濟條件而不得不戰的。爭取更好條件，提高報酬和安全，從很多工業機構所特有的殘忍待遇和任意罰款中解放出來，這些斗爭將使工人們懂得團結和預先組織的重要性。”[1]這種思想代表當時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想法，但對列寧而言，把階級運動局限于經濟斗爭，把改善工人階級的經濟條件作為斗爭的首要目標，這顯然不是馬克思主義所應報的觀點，“任何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這是《共產黨宣言》里早就指出過的，階級運動首先應該是政治運動，因而政治思想，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思想應該是階級運動首先要關切的內容。也就是說，工人運動不是工人作為個體或集體，而是作為整個階級去進行改變現狀(經濟和政治相統一)的政治運動。即“普遍性的要求、代表所有雇傭工人的要求完全是階級的需求，在本質上直接針對政府的政治要求。”[2]既然工人運動是作為整個階級去進行的政治運動，那么沒有一個組織嚴密、綱領明確的、遍及全國的政黨，工人運動就不可能上升為階級運動，工人階級也就不可能成為真正自為的階級。在列寧看來，工人階級的形成與階級運動的發展是同一個過程，這一過程的核心就是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創建。

　　那么如何建立新型政黨呢?首先就需要的是理論武裝，工人運動要成為階級運動，不能不經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裝。其次，要進行政治領導，新型政黨必須能夠在政治上領導工人運動，如果工人運動不受新型政黨的政治領導，那么工人運動就會屈從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不會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因此，“在1900-1903年期間，列寧堅持認為，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不是階級辜負政黨，而是政黨辜負階級。”[3]給運動以政治，而不是給政治以運動。黨必須能夠從每一個特殊的工人運動中提煉出階級運動的一般條件，才能夠預測甚至指導下一個階段的工人運動。雖然每一起工人運動都是單獨發生的，但它必須具有普遍的階級意義，它的每一場勝利都應該看作是整個階級的勝利，而非僅僅只是參與這場運動的工人們的勝利。

　　基于以上這種看法，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僅僅深入到工人運動中去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實現把社會主義政治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這一歷史任務。列寧的主張引起了黨內強烈的批評，列寧的《怎么辦》公開出版后，普列漢諾夫先是寫了《不該這么辦》，隨后在《工人階級和社會民主主義知識分子》一文中對列寧主張的“灌輸論”進行了嚴厲批評：“列寧企圖使讀者相信，無產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不能超出工聯主義的狹隘范圍。按照列寧的意見，工人階級單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上進行改善出賣自己勞力的條件的斗爭。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這個階級一定要力圖消滅這些關系，即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誰對呢?”[4]普列漢諾夫把列寧與馬克思恩格斯對立起來的地方，恰恰就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地方。列寧爭辯說：工人運動一定會消滅資本主義，可以有兩種理解，一個是“理解為崇拜這個運動的自發性，即把社會民主黨的作用降低為專替這個運動當聽差”，另一個則是理解為工人運動向黨“提出了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新任務”[5]。在列寧看來，黨“如果做運動的尾巴，那么好則對運動無益，壞則極其有害。”[6]

　　給階級運動以政治方向，使工人階級政治化，這是列寧主義關于工人運動核心思想。首先，經濟派雖然也同意“賦予經濟斗爭本身以政治性質”，但是，列寧認為這句漂亮話實際上“掩蓋著那種力求把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降低為工聯主義政治的傳統意圖!”[7]因此，在列寧看來，這里所謂的政治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特指社會主義政治。其次，經濟派也同意對工人階級要“進行政治鼓動”，但是列寧認為，“‘提高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只有在我們不局限于‘在經濟基礎上的政治鼓動’這個條件下才能夠做到。”[8]因為如果只是把工人階級的注意力、觀察力和意識主要集中在工人階級自己身上，而不是對現代社會的一切階級關系和政治問題密切關注，也就是說如果像經濟派那樣“宣揚經濟斗爭是吸引群眾參加政治運動的最普遍適用的手段，按其實際意義來說，是極其有害而且極端反動的。”[9]

　　既然不能把工人運動局限于工人階級自身，那么就要求把工人階級的階級運動打造成為全社會各個階級的各種形式的革命運動的集合點。就當時的俄國而言，革命運動首要目標是打碎沙皇專制制度，也就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也就是說，當時蓬勃發展的主要是以資產階級為領導、以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為主力的民族運動。而在民主革命的策略問題上，由馬克思主義武裝的無產階級如何看待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和農民問題就成為了列寧關于工人運動的第二個重大問題。

　　二、革命策略中的土地綱領：階級運動和財產運動的內在張力

　　恩格斯的《法德農民問題》曾作為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民問題的經典之作被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所廣知。因此，當列寧提出農民問題的時候，似乎問題早已得到了解決。但實際上，列寧在農民問題上的真知灼見絲毫不亞于他在建黨理論上的貢獻。1899年，列寧在《我們黨的綱領草案》中認為：“在西歐所談的農民幾乎都是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社會中的農民，在俄國所談的，主要是受資本主義前的制度和關系的壓迫、受農奴制殘余的壓迫并不比資本主義壓迫輕(甚至更重)的農民。在西歐，農民作為階級已經完成了為反對專制制度和農奴制殘余提供戰士的使命，在俄國則還沒有完成。”[10]從階級立場和階級運動的觀點來看，資產階級很容易和地主結成聯盟，而無產階級則很容易和農民結成聯盟。但是，從西歐民族運動和民主革命的歷史(主要是法國)來看，有趣的地方在于作為歷史運動中的資產階級實際上肩負著領導農民去完成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改造，也就是說肩負著解放農民的歷史任務，即通過農民對地主的勝利來保證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在帝國主義時代，也存在著這樣一種可能，即通過地主對農民的勝利也可以保證資本主義，特別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民族運動具有了兩種情況：一種含義是資本主義處在上升階段的民族運動，這時的資產階級可以領導農民實現對地主的勝利，保證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這種民族運動是為了打碎封建制度而資本主義掃清道路;另一種民族運動則是資本主義處于壟斷階段的民族運動，這時的資產階級就會很容易和地主階級聯合起來，或者使地主階級容克化(即資產階級化)，以壟斷的方式實現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土地關系的資本主義化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消滅大土地所有制形成小農經濟的小塊土地所有制(或者以土地國有化的方式分塊出租給個體農民)，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商品經濟和自由競爭發展到資本主義，另一種則是在大土地所有制基礎上進行資本主義生產，也就說地主不是把土地出租給農民，而是直接出租給租地農場主(農業資本家)，其社會結構就是《資本論》里的典型情況：資本家階級、雇傭工人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階級。因此，列寧很敏銳地抓住了當時俄國革命的核心問題：“從俄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恰恰在于，革命要保證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通過農民對地主的徹底勝利呢?還是通過地主對農民的勝利。”[11]

　　那么列寧為什么會這樣提問題呢?因為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即土地所有權的變革問題，而土地所有權又是財產運動的特殊歷史形式，反映的是土地所有者(地主)和土地使用者(農民)之間的關系。雖然，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即所謂的共產主義運動反映的是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基礎上的消滅私有制的財產運動，但是對于像二十世紀初俄國這樣資本主義發展還很不充分的情況下，其階級運動所要實現的就不單純是工人階級所特有的以消滅私有制為核心共產主義革命目標，而是包含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在內的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的民主革命目標。或者說，財產運動有自己的獨立形式，這種運動依據的是生產關系(特別是財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封建土地所有權終究要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代替。但問題在于，這一過程是由地主對農民的勝利還是由農民對地主的勝利來實現，對歷史的當事人而言是極不相同的，在這里，農民運動就它在調整財產關系的意義上說并不符合歷史的發展方向，但是在階級運動的意義上卻可以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提供革命力量。列寧把這兩種不同的方式歸結為“普魯士式道路”和“美國式道路”，前者是改良的道路，后者是革命的道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就是這兩條道路的選擇問題，“1905-1907年的斗爭提出了俄國農業按普魯士類型還是按美國類型演進的問題。”[12]

　　選擇革命道路即無條件地意味著沒收地主土地，但是，該以什么樣的方式沒收地主土地，或者說如何處理沒收來的地主土地，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土地綱領問題上的分歧。農民問題和土地綱領考驗的是黨的策略[13]，階級運動反映的是財產運動，作為“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以無財產為特征的工人階級的出現，意味著以財產占有狀況不同為標志的階級社會解體時代的到來。除工人階級之外，所有階級在取得統治地位后都要維護本階級的財產占有方式，因此，財產運動以階級運動為形式表現了出來，不同的階級意味著不同的財產占有方式，而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之所以要取得統治地位，就在于要消滅特定階級的財產占有方式，因而也就是要消滅階級本身，這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運動表現為消滅私有制為目的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根本原因。那么要實現農民對地主的勝利，從財產運動的角度看，是用小私有制代替了大私有制。從單純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角度看，是不利于資本的積聚和集中，從發展生產力和機器大生產的角度看，是不利于農業中對機器和化學工業等技術的采用。在列寧之前，由于“普魯士式道路”和“美國式道路”之間的差別并沒有被清晰地意識到，這就使得階級運動和財產運動之間的張力沒有被凸顯出來，即在資產階級代表了財產運動的未來，而農民卻代表了財產運動的過去時該怎么辦?或者說在“沒收地主土地”之后，在“土地國有化”和“土地平分”之間該如何取舍?應該說，如果從迎合農民的要求來說，工人階級無疑是應該支持農民的平分土地要求，但是土地問題絕不是一個迎合農民要求的問題，在列寧看來，“在奴役性的、農奴制的大地產占優勢而實現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的物質條件尚未具備的地方，可能是把土地轉歸小私有農民階級掌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勝利的條件下，可能是國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資本主義地產轉交給工人協會……”[14]也就是說，土地綱領要視革命運動的發展階段而論，而能夠決定革命運動的發展階段則是階級運動的廣度和深度。因此，是“土地國有化”還是“平分土地”，在俄國和在中國是完全不同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革命，因此提出了“土地國有化”的綱領，而中國的革命性質是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大致實行的是“平分土地”的綱領(只能是大致，因為在不同的具體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土地綱領也是不盡相同的)

　　三、民族自決權：民族運動與國際主義的和解

　　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把正義者同盟改組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并把同盟的口號從“四海之內人人皆兄弟!”變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從一開始，馬克思恩格斯就強調全世界無產階級利益的同一性，并認為共產主義“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15]從根本上說，階級運動之所以表現出國際主義色彩是因為“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16]

　　階級運動產生于經濟關系中的矛盾運動，生產和消費的矛盾，或者說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的矛盾，即“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17]而資本主義在使市場世界化的同時，也使全世界各個民族內部的財產關系都服從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需要，即“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18]。民族運動，從根本上也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但是民族運動有其自己的獨立性。各個民族與其說是在現實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條件中去尋求獨立解放的物質力量，不如說是從自身的歷史文化中去汲取自主自強的斗爭勇氣。或者說，階級運動一般是從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性中去尋找自己存在的地位;而民族運動則相反，一般是從本民族歷史的獨特性中去證明自己存在的依據。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歷史轉化為世界歷史是階級運動的普遍性的另一種表述。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從“理性統治了世界, 也同樣統治了世界歷史”建構他的世界歷史理論。在他看來, 世界歷史不是各民族歷史的機械相加，而是根據每個民族因其在歷史發展中的不同地位所構成有機整體, 正如列寧所言：在黑格爾看來“世界歷史是個整體，而各個民族是它的‘器官’”[19]。歷史上之所以會出現不同的民族依次興起和衰落，都是由于這些民族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或者說體現了絕對理性的發展階段。毋庸置疑，黑格爾的世界歷史理論是建立在客觀唯心主義的根基上，而馬克思則改造了黑格爾的世界歷史理論，用根源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矛盾運動的社會形態理論充實了世界歷史理論，因此，歷史不再被看作是每一個體現了絕對理性發展階段的民族興亡史，而被看作是由社會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階級斗爭史，因此階級運動具有國際性，國際主義是階級運動的應有之義。人類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正是階級運動之所以具有推動歷史進步的關鍵之處;但是，每一個民族由于其所處的歷史階段不同，由此各個民族內部的階級斗爭狀況也不同，因此，也就提出了不同民族內部的階級斗爭在推動歷史前進方向所起的作用不同的問題。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發展，就是明確地提出了這一問題，并把這一問題上升到理論高度，即民族自決權理論。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視角來看，各個民族發展的階段不同，由此必須把民族運動放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去看;而從民族運動的視角來看，資本主義則有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即列寧所指出的：“首先必須把從民族運動的角度來看根本不同的兩個資本主義時代嚴格區別開來。一個是時代是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崩潰的時代，是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社會和國家形成的時代，當時民族運動第一次成為群眾性的運動，它通過報刊和參加代表機關等等途徑，以不同方式把一切階級的居民卷入了政治。另一個時代，就是我們所處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全形成，憲制早已確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對抗大大發展的時代，這個時代可以叫作資本主義崩潰的前夜。”[20]

　　這一點也正如希法亭在《金融資本》里所言：“現代國家是由于民族統一努力的實現而產生的。因為民族思想承認所有民族有形成自己國家的權利，從而國界是由民族的自然邊界而定，所以這種思想在民族構成國家的基礎時發現了自己的自然邊界。這種民族思想現在轉化為把本民族凌駕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思想。現在作為理想表現出來的是，保證自己的民族對世界的支配;這種努力正像它由以產生的資本追逐利潤的努力一樣，是無限的。……這種民族思想不再承認每個民族的政治自決權和獨立性，不再是一切人類成員平等的民主信條在民族范圍內的表現。壟斷的經濟上優越性，反映在別的民族必須依附于自己民族的優越地位上。”[21]

　　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民族運動有了新的意義，每一個民族由于其自身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不同，大致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由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使本民族成為處于帝國主義宗主國地位的壓迫民族，在這里民族運動大多是反動的;二是處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被壓迫民族;在這里民族運動具有歷史進步性，而且一般都能夠實現與反帝運動的統一;無產階級的階級運動是能夠且必須成為民族運動的領導力量;三是還未被帝國主義力量所裹挾、大多還處于前資本主義狀態的自然經濟的階段，在這里無產階級的力量還很弱小，還很難領導本民族的獨立運動，其民族運動也很難和反帝運動建立聯盟。在第一種情況下，民族運動已是過去式，如果有民族運動的話，也只能為右翼法西斯主義所利用;第二種情況下，由于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又發展很不充分，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處于邊緣半邊緣的地位，這些地區的資產階級也就不再是一個整體，而是可以分為與帝國主義宗主國矛盾較深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依賴于帝國主義勢力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因而其民族運動就天然具有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訴求，無產階級在這些地區要力求實現對民族運動的領導權，使民族運動的利益符合于具有階級運動性質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在第三種情況下，由于無產階級的力量還比較弱，階級運動還很不發展，這些落后民族的統治階級就很容易與帝國主義勢力相勾結，極力遏制其民族運動的發展，這些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只能在客觀上起到削弱帝國主義的統治力量，但卻很難成為帝國主義統治的薄弱環節。那么綜上所述，其帝國主義統治的薄弱環節在第二種情況最為明顯，因此要這些地區的無產階級要力求實現對本國民族運動的領導權，踐行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戰斗口號，也就是在第二種情況下，民族運動和國際主義達成了和解，處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民族運動成為了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四、國家理論：從民族的凝合劑到階級統治的工具（未完成）

　　近代民族國家是在各個王朝統治的廢墟上興起的，西歐各民族國家的形成與舊的封建統治王朝的崩潰是一個過程的兩面，因此國家從一開始被認為是整合民族力量、提升民族自信的主要力量。

　　五、結論

　　帝國主義時代下工人運動的兩個變化：1從工人運動的政治獨立化到工人階級與農民等小資產階級結成的政治聯盟。2.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到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注釋

　　[1] 尼爾·哈丁：《列寧主義》，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第26頁。

　　[2] 尼爾·哈丁：《列寧主義》，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第28頁。

　　[3] 尼爾·哈丁：《列寧主義》，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第32頁。

　　[4] 《普列漢諾夫文選》，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頁。

　　[5] 《怎么辦》，《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頁。

　　[6] 《怎么辦》，《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頁。

　　[7] 《怎么辦》，《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頁。

　　[8] 《怎么辦》，《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頁。

　　[9] 《怎么辦》，《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頁。

　　[10] 《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197頁。

　　[11] 《列寧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第336頁。

　　[12] 《列寧全集》第19卷，第140頁。

　　[13] “黨的策略是指黨的政治行為，或者說，是指黨的政治活動的性質、方向和方法。黨代表大會通過策略決議，就是要確切規定整個黨在新的任務方面或是針對新的政治形勢所應采取的政治行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頁。

　　[14] 《列寧全集》第11卷，第223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頁。

　　[19] 《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8頁。

　　[20]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頁。

　　[21] 希法亭：《金融資本》第386頁，商務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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