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整理自：瞭望東方周刊、《緬懷毛澤東》、人民網
編者按：針對最近爆發的疫情，我們特別整理了3篇新中國對傳染病防治工作的文章。分別是《中國消滅傳染病歷史紀實》《徐運北：毛主席指揮送瘟神》《毛澤東與新中國醫療衛生工作》。供大家參考。
中國消滅傳染病歷史紀實
點上疫苗，用一支較粗的針在酒精擦過的皮膚上劃一道，傷口不能出血。隨后，傷口處會出現紅色斑疹，后變為丘疹，2 ~ 3天后變為皰疹，再轉為膿皰疹，逐漸干縮結成厚痂，大約1個月后痂皮開始脫落，留下疤痕。
這道疤痕，在幾乎所有1980年前出生的中國人臂膀上都存在著，就像一個模糊的年輪。他們都有一個同樣的經歷——接種天花疫苗。那是一場全民運動。
數據顯示，在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國進行了3次強制性全民種痘和2次接種行動，5億多人口共發放了18億劑牛痘疫苗。而從1963年之后，中國每隔6年仍然要普種一次天花疫苗，直到1981年。
在全球撲滅天花委員會宣布已經徹底消滅天花的一年多之后。1981年，中國宣布停止種痘。“雖然如此，北京為了鞏固成果，又連續種了3年。”北京市疾控中心老專家戴科說，所有的疫苗都是免費的。
全民種痘行動
“控制傳染病有3種狀態——消滅，比如天花;消除，比如脊髓灰質炎;還有一種狀態是控制，那就比較多了。”戴科說。
對于媒體報道中說到中國已消滅了3種傳染病，他并不清楚是哪3種。“只有天花可以說是消滅了，脊髓灰質炎是基本消除，部分消滅。”他說。接種天花疫苗幾乎是全民記憶，對于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從事疾控防治工作的工作人員來說，更是抹不去的生活痕跡。
“小孩也種，大人也種，需要的種痘員很多，我們經常要培訓他們。”從1957年開始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工作的黃素娟今年已經78歲，“那時候要求60歲以下，除了有禁忌癥、外出、臨時發病等情況外，必須普種，接種率必須要達到80%。”
北京在1950年天花疫苗接種率就已經達到了80%。那一年，北京有80萬人接種了牛痘，再加上1949年接種的31萬人，已經建立起了預防天花的屏障。在新中國的大中城市中消滅天花，北京應該是第一個。第二個是上海，比北京晚了一年多。
在1969年之前，接種的天花疫苗都是牛痘苗，這種疫苗的成熟度不如后來的組織培養疫苗。“種痘后出現一些異常反應是難免的，即便是組織培養疫苗也可能有異常反應。”在黃素娟的記憶中，有一次北京曾經有幾十例的異常反應。
“1963年，我曾經看到過兩例，是壞疽痘。”戴科說，全身痘、紫癜等異常反應都可能出現。而那個時候，基層種痘員的技術素質較差，出現異常反應一般都要找到北京市疾控中心來。
疤痕留下了，天花在中國真的消滅了。這比全世界消滅天花早了十幾年。在中國消滅天花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1959年，世衛組織才終于開展了全球天花消滅行動。而此時，中國還不是世衛組織成員國。
滅蠅1億4千萬頭
北京解放后，新成立的公共衛生局就設立了防疫班，負責傳染病的防治工作。1950年2月這個防疫班擴大為防疫隊，并且在北郊、北辛安、門頭溝、豐臺、青龍橋、第八區、第九區等原有衛生所的地區設立了防疫站。
同時，公共衛生局頒布《傳染病預防及處理暫行辦法》，確定了14種法定傳染病(即：鼠疫、霍亂、天花、白喉、猩紅熱、流行性乙型腦炎、回歸熱、傷寒及副傷寒、斑疹傷寒、痢疾、麻疹、黑熱病、百日咳、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其中，鼠疫、霍亂、天花被稱為3大烈性傳染病。
在由北京市衛生局老專家劉國柱編著的《北京衛生志》上，一些數據看上去極為驚人。“1952年，首都人民進行滅蠅活動。首先推廣東郊區三里屯小學在廁所、墻邊、污水池等處挖蒼蠅蛹的辦法，在全市春天開展了挖蛹活動。共挖蛹約計2億多個。夏、秋季采取捕打和藥物滅蠅活動，對53172個陰溝、污水池、糞坑、糞場、垃圾堆和56000余戶住宅，噴灑殺蟲藥劑滅蠅。全年滅蠅1億4千萬頭。”
作為四害之首的老鼠難逃浩劫。在1956年2月，僅僅北京市在一個月之內就捕鼠1600萬只。直到1972年，時任北京市衛生防疫站站長的戴科還從北京市財政局順利領到20萬元的滅鼠經費。“那時候的20萬元，可是一筆非常大的數字。”戴科說。
從1919年至今，鼠疫在北京從來沒有發病，目前從全國來看鼠疫屬于控制范圍內，對此，滅鼠行動被認為成效顯著。但也有人認為，現在是鼠疫靜息期，人間鼠疫雖然得到控制，但鼠間鼠疫很難預測。
滅鼠的另外一個目的是保護糧食，“一個老鼠洞可以藏100多斤糧食呢。”戴科說。新中國成立之初，糧食緊缺，同樣因為糧食問題被列為四害之一的麻雀，卻被林業救了。
1959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正式宣布：麻雀對糧食生產有危害，但它是林木果樹蟲害的天敵，滅麻雀對林木不利。1960年3月，中央指示，不再打麻雀，改為滅臭蟲。
天花被消滅了，鼠疫被控制了，而霍亂在愛國衛生運動中也幾乎銷聲匿跡了。但在1965年，北京市又出現了一例霍亂病例。“所以，那一年之后又開始打霍亂疫苗了。”北京市疾控中心老專家唐耀武說道，但霍亂疫苗的效果并不好。隨著醫療水平的提高，霍亂完全可以治愈，霍亂防治也就完全脫離了疫苗。
秘訣仍然是高效的政治動員
1957年初夏，毛澤東接見當時的上海醫學院一級教授、我國流行病學重要奠基人、血吸蟲病防治專家蘇德隆。毛澤東問：“三年能否消滅血吸蟲病?”蘇德隆說：“不能。”毛澤東又問：“五年呢?”蘇德隆說：“也不能。”毛澤東又問：“那七八年呢?”此時，旁邊有人杵了杵蘇德隆。蘇德隆回答道：“限定年限消滅是可能的!”
為兌現“限定年限消滅”的諾言，1958年初，蘇德隆在上海血吸蟲病最為嚴重的青浦擺開戰場，成立了“血防試驗田”。彼時還沒有調往北京防疫站的戴科就在蘇德隆組建的隊伍之中。
在河道縱橫、水網密布的青浦，要消滅巨量的血吸蟲宿主—— 釘螺，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蘇德隆的隊伍開始發動群眾，抽干河水，鏟除淺灘，重砌石岸與碼頭。并用砒霜加上石灰，自制砒霜鈣，噴藥滅螺。由于砒霜鈣有毒，不小心沾到皮膚上，不少人因此而手腳發炎、潰爛。
“最主要的手段還是通過發動群眾，打撈釘螺，然后晾曬、焚燒、噴藥，殺死釘螺。”戴科回憶說。那時候，他們提出的是“毀其居，滅其族”的滅螺方針。3年之后，他們取得了成果，家家戶戶敲鑼打鼓送瘟神。
但這一幕被江西余江縣占了先。1958年，余江縣率先在全國消滅血吸蟲病。
余江縣的秘訣仍然是高效的政治動員，組織全民挖溝挖土填埋釘螺。那幾年，一首歌謠迅速在余江傳唱開來：國民黨不倒，苦難無盡頭!瘟神不驅走，生命終難保。
在《國家歷史》一篇回憶余江縣滅螺大躍進的稿件中，對于現場做了這樣的描述：工地上豎立著木板釘的大橫標語牌，一塊板子一個紅字：“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標語旁，15面紅旗迎風招展：“馬崗鄉滅螺大軍” “青山鄉滅螺大軍”??15個鄉4000多個民工展開勞動競賽，打夯聲，歡呼聲，勞動號子，此起彼伏。三個晝夜，完成了預定5天的任務。
余江縣參加滅螺的人基本都得過血吸蟲病，查出來就立即去治療，治好了就馬上回到工地滅螺。當時在工地上流行這樣一句話：“上午為別人看病，下午別人為自己看病，病人輪流做。”
前去考察的蘇德隆在詢問了填多少溝，挖多少土石方，上多少民工，一個勞動日多少報酬，補助多少，義務多少等等問題之后，感慨道：“此塘釘螺可用藥殺，一次不行，兩次，這比民工填土合算。”在1958年“拔白旗”政治運動中，他的這個意見被稱為“刮起一股陰風，否定土埋釘螺”。
牛郎欲問瘟神事
余江縣的血防攻堅戰并沒有在1958年結束，直至今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血吸蟲的防治工作一如既往的艱巨。而疾控防疫水平全國第二的北京，卻在2003年遭遇了“非典”。
“非典確實沒有想到。”唐耀武告訴《望東方周刊》。雖然北京市的疾控防疫水平在國內已經很高，但在非典之前，疾控防疫工作并沒有得到充足的重視。
“北京市防疫站在北京整個衛生系統的經費中只占5%～8%。”《北京衛生志》編撰者劉國柱說，絕大部分的經費都撥給了醫院。“防疫站耗資幾千萬的一棟業務樓，蓋了十年才蓋起來，而有些醫院幾十億的大樓隨便蓋。”
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一直從事防疫工作的黃素娟還因為經費問題與領導打了一架。那時，由于北京市已經連續3年沒有出現小兒麻痹癥病例，黃素娟所在的計劃免疫科準備就此做一些監測工作，需要進一些儀器。向上級申請多次，均以沒有經費告終。憤怒的黃素娟與直接領導發生了沖突，但仍然沒有要到錢。
“沒錢的時候太多了，比如上世紀80年代中期，北京出現流行性腮腺炎病例，我們卻沒有本地資料(包含原來疫病譜、人群現象等內容的數據庫)，我們需要和基層工作人員合作做流行病學調查，也可以補助一下生活貧困的基層人員，但申請了半年也沒有申請下來經費。”黃素娟回憶。
后來，他們仍然堅持把調查做了出來，在黃素娟的堅持下，最終按照每個病例幾角錢的標準對基層人員做了微薄的補助。“算起來總共才幾千塊錢。”
非典之后，北京市對于疾控中心的支持改善了許多。唐耀武說道，對于疾控防疫的重視，不能只是落在口頭上。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目標，2012年，全球將消除麻疹;2020年，全球將消滅瘧疾，但業內專家指出，瘧疾疫苗的科研進展并不順利。與此同時，新型傳染病的恐怖已然籠罩在人類的頭上。
人類與傳染病的戰爭遠未結束。
徐運北：毛主席指揮送瘟神
1955年11月16日，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我，毛主席在杭州開會，要我立即去匯報防治血吸蟲病的問題(當時我任衛生部副部長，黨組書記)。第二天早晨我即趕赴西效機場，乘中央辦公廳給毛主席送文件的飛機去杭州。
一
血吸蟲病是人畜共患的一種寄生蟲病。患此病者血吸蟲在人體內產卵，隨糞便排出，在水中孵化為毛蚴，侵入釘螺，發育繁殖為尾蚴，逸至水中，一般人接觸有尾蚴的水即侵入體內導致發病。此病在我國流行，由來已久，晉隋以來的祖國醫學文獻中都有類似血吸蟲病的記載。本世紀七十年代先后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和湖北江陵鳳凰山出土的一男一女兩具古尸，均在尸體中查出血吸蟲卵，說明至少在2100年前此病就在我國長江中下游流行。解放前，有的專家學者對血吸蟲病的流行情況曾作過一些調查，而國民黨政府未采取任何防治措施。1949年解放軍在渡江作戰和水上練兵中大批感染血吸蟲病，引起注意，開始了防治工作。初步調查發現，長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蟲病流行極為嚴重。兒童得病影響發育，甚至成為侏儒。婦女得病多不生育。青壯年感染此病影響勞動，到了晚期，腹大如鼓，喪失勞動力以至死亡，造成許多農村人煙稀少，田園荒蕪，還出現了不少“寡婦村”，無人村。血吸蟲病實在是危害人民生產、生活、生育、生長、生命的一種嚴重疾病。1953年沈鈞儒先生在太湖療養，發現血吸蟲病流行猖撅，9月16日寫信向毛主席反映。毛主席極為關注，9月27日即復信指出：“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著重防治”。并將來信轉給當時的政務院文教委員會負責同志處理。衛生部門也加強了調查研究和防治措施，作了許多工作，但和任務的要求差距還很大。隨著廣大農村土地改革的完成，農業合作化的發展，消滅血吸蟲病已成為保障人民健康，發展生產，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緊迫任務。
二
11月17日我到杭州后，中午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當時，毛主席在杭州召集華東、中南地區省委書記開會研究農業問題。毛主席在午飯時間，一面聽我匯報，一面和柯慶施等省委書記商談。毛主席說，廣大農民翻了身，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必須幫助農民戰勝危害嚴重的疾病。當我匯報到危害人民的幾種疾病，最嚴重的是血吸蟲病，患病人數多、流行地區廣等情況時，毛主席說，有這么多病人，流行的地區又那么大，要認識到血吸蟲病的嚴重性，我們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我匯報現在病人多，治病還沒有理想的藥物，毛主席說，要充分發揮科學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藥物和辦法。當匯報到管理糞便、管理水源、消滅釘螺等任務艱巨時，毛主席說，要發動群眾，不依靠群眾是不行的，要使科學技術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省市委書記們插話談到各地發病情況和群眾的要求，都贊成要把血防工作和發展生產結合起來。當時衛生部有一個十五年消滅血吸蟲病的初步計劃。有的省委書記說，根據發展農業生產的需要和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是否可以提前消滅血吸蟲病。毛主席說，要考慮廣大人民的要求。經議論，后來改為七年基本消滅血吸蟲病。大家在討論中談到防治血吸蟲病不只是衛生部門的事，也關系到農業、水利、宣傳、教育等部門和共青團、婦聯等群眾團體，要有統一領導。毛主席說，光靠衛生部門是不行的，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成立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由柯慶施負責。大家還談到要充分發揮中醫的作用。
當天下午毛主席和省委書記繼續開會。晚飯時，仍然是一面吃飯，一面議論防治血吸蟲病的問題，最后毛主席說：我看就這樣定下來，由黨委統一領導，全面規劃，黨內成立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柯慶施為組長，魏文伯、徐運北為副組長，農業部和重點疫區的省委書記或省長參加，就叫九人小組。有血吸蟲病的省、地、縣也成立七人小組或五人小組來領導這項工作。九人小組第一次會議要迅速在上海召開，各省立即行動。衛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蟲病作為當前的政治任務，依靠黨的領導。各有關黨委要親自抓，了解情況，總結經驗，并盡快編出通俗小冊子，把消滅血吸蟲病的知識和方法向群眾進行宣傳。當時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對毛主席的指示都很贊成。
毛主席還親切地指示我：“你明天就要離開這里，到上海準備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在路上，先看看浙江重點疫區的情況，一定要調查研究，深入基層，親自掌握情況……”。第二天上午，由浙江省衛生廳的同志陪我到嘉興縣重點鄉了解病人和釘螺分布情況，然后轉赴上海。在疫區，我耳聞目睹，進一步認識到血吸蟲病的危害，更加體會到毛主席關于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是完全正確的，毛主席從方針政策到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確具體的指示，使我受到的教育終生不忘。
毛主席在杭州和南方省委書記研究農業問題之后，又在天津召集北方省委書記進一步研究，形成了《農業十七條》。1956年1月在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同志商議后將十七條擴充為四十條，形成《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接著，中共中央在北京邀請工業、農業、醫藥衛生、科技文教等方面的專家和各界人士一千多人進行座談討論，又作了修改。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在《農業十七條》和《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四十條中，都把防治和基本消滅危害人民嚴重的疾病，首先是消滅血吸蟲病，做為一項重要內容。
1956年1月25日毛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討論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毛主席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指出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任務，就是要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基礎上，給農業和農村工作的發展指出一個遠景，作為全國農民和農業工作者的奮斗目標。農業以外的各項工作，也都必須迅速趕上，以適應社會主義高潮的新形勢。195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國公布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2月1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又發出“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的戰斗號召。《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公布和毛主席的號召，成了全黨全民向血吸蟲病開戰的動員令。毛主席對當時廣大農民和疾病作斗爭的豪情壯舉非常重視，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中指出“許多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等等，過去人們認為沒有辦法對付的，現在也有辦法對付了。總之，群眾已經看見了自己的偉大的前途”。
三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第一次會議于1955年11月22日到25日在上海召開，由柯慶施主持。到會的有重點地區省市負責同志、血防工作干部和部分專家教授等。會議首先傳達了毛澤東主席關于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闡述了消滅血吸蟲病的重要意義，分析了由于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群眾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的提高，給消滅血吸蟲病帶來了有利條件。大家熱烈擁護毛主席的指示，認為毛主席高瞻遠矚，以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高度熱愛人民、關心群眾疾苦，把消滅血吸蟲病作為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提到議事日程。大家也檢討自己思想落后于形勢發展，對群眾關心不夠，對血防工作認識不足的保守思想，決心進一步提高認識，搞好血防工作，魏文伯作了會議總結。
會上了解，有上海、江蘇、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福建、四川、云南十二個省、市區的243個縣市(后陸續發現為378縣市)流行血吸蟲病，患者約一千萬人，約有一億人民受到威脅，防治任務十分艱巨。
這次會議確定的方針是：“加強領導，全面規劃，依靠互助合作，組織中西醫力量，積極進行防治，七年消滅血吸蟲病”。具體步驟是“一年準備，四年戰斗、兩年掃尾”。會議強調了血防工作各級黨委必須認真抓，必須在黨委統一領導下結合中心工作進行，必須實行發動群眾和科學技術相結合，既要積極治，又要積極防。會后又召開了血防科研會議，以加強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發揮中醫作用。對科學技術工作強調要面向實際，面向群眾，統一規劃，同時要總結群眾經驗。
1956年3月5日，我向毛主席書面報告召開第二次血防會議的準備情況，毛主席于3月7日即作了批示：“除長江中下游六省外，其他已發現血吸蟲病的省份，如：四川、廣東、福建等省，也應讓他們派代表參加，請與柯慶施同志商處。會議除討論血吸蟲病為主要任務外，鉤蟲病及其他嚴重的疾病也要加以討論，即每年開會兩次也就可以了”。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九人小組將參加血防會議的單位由長江中下游六省、市擴大為十二省市，并把鉤蟲病、絲蟲病等其他幾種危害人民嚴重的疾病列入了防治規劃。
第二次血防會議于1956年3月24日到28日在上海召開，參加會議的有流行血吸蟲病的十二個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部分地、縣代表，血防工作人員、科技人員、中央有關單位的同志。這次會議主要是檢查第一次會議后的工作，總結交流經驗，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防治血吸蟲病必須采取綜合措施，各地根據不同情況，不同季節，因地因時制宜。
自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成立和上海兩次血防會議后，各級黨委認真傳達動員，提高認識，加強領導，制定規劃，采取各種措施，充實防治人員，建立健全防治機構，加強科學研究，教育發動群眾，血防工作出現了新局面。原來衛生部門有的血防人員認為任務重，難度大，防無妙法，治無良藥，信心不足。現在情緒高漲，認為“有了奔頭”。尤其是廣大群眾聽了毛主席關于消滅血吸蟲病指示的傳達，更是歡欣鼓舞。他們說：“只有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才能消滅血吸蟲病”。“共產黨領導我們發展生產、關心我們的健康，我們要以消滅血吸蟲病的實際行動回答毛主席的關懷”。各有關部門也積極配合，把防治血吸蟲病作為本部門的一項工作任務。農業部門結合各項生產活動做好滅螺工作。水利部門根據“疫區優先治水，治水優先滅螺”的原則，把興建水利設施與消滅釘螺結合起來。畜牧部門承擔了耕牛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共青團、婦聯和疫區駐軍也積極參加了防治活動。許多血防科技人員，深入疫區，結合實際進行調查和科學研究，基本掌握了我國血吸蟲病的流行特點和規律，提出了水、湖沼、山丘三種不同類型及其防治對策，在滅螺、治病、防護等方面也研究總結出一些更加有效的藥物和方法。從1955年底和1956年春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防治血吸蟲病的群眾運動，在各個疫區蓬勃開展。
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國務院于1957年4月20日發出了《關于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指示中總結了前一段防治工作的經驗，進一步強調要進行積極防治，采取綜合措施和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相結合，深入發動群眾和科學技術相結合，并要進行反復斗爭。
中共中央于4月23日發出《關于貫徹執行國務院<關于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的通知》，強調血吸蟲病流行地區各級黨組織要加強對防治工作的領導，組織有關部門協同作戰，并定期向中央作報告。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在柯慶施、魏文伯主持下，每年都召開血防工作會議，進行檢查部署，并向中央作報告，中央也及時作了批示。1962年中央血防九人小組系統地總結了前幾年防治工作的經驗制定了《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條例(草案)》，報請中央批轉各地試行，有力地推動血防工作更加健康地向前發展。
毛主席對血防科學技術工作非常重視。1956年2月28日，中國科學院水生動物專家秉志先生向毛主席寫信建議，消滅釘螺用火燒的辦法更為徹底。毛主席3月3日即批示衛生部重視此意見，并囑請秉志先生參加血防會議。1956、1957年毛主席還分別在廣東、上海接見從事血防科研工作的陳心陶、吳光、蘇德隆等專家教授，傾聽他們的意見，指示研究的方向，給科學工作者很大的鼓舞。毛主席還十分關懷血防工作進展情況。1958年在安徽視察時，親自看了安徽省消滅血吸蟲病規劃。他在上海時也不只一次聽取了魏文伯關于血防工作情況的匯報。毛主席對血防工作的關心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勵著廣大干部群眾積極向血吸蟲病作斗爭。
江西省余江縣是血吸蟲病流行區，有6000多病人，釘螺面積有972000余平方米，近幾十年死于血吸蟲病的有三千多人，有些村莊幾百戶只剩下了幾十戶，十幾戶。1956年春傳達毛主席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后，結合實施農業發展綱要，余江縣委緊急動員，制定“半年準備，一年戰斗、半年掃尾”消滅血吸蟲病的規劃，縣委第一書記親自指揮，廣大群眾踴躍參加，掀起了消滅血吸蟲病熱潮，開新溝，填舊溝，開新塘，填舊塘，消滅釘螺修建新的良田。六千多病人也全部治愈，經過兩年苦戰，消滅了血吸蟲病，疫區發生了根本變化，出現了勞力增強，產量提高，人畜興旺，欣欣向榮的新氣象。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報導了余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消息，毛主席看后，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筆，寫下了《送瘟神》的光輝詩篇。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山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毛主席《送瘟神》詩篇發表后，極大鼓舞了人民群眾的斗爭熱情，激勵著廣大人民再接再勵，向血吸蟲病進軍，奪取更大的勝利。
幾千年來血吸蟲病危害著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在舊社會是“千村薛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對血吸蟲病是沒有辦法的，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下，依靠群眾，積極防治，結合生產，發揮中西醫力量，科學技術和群眾運動相結合，進行反復斗爭，“天連五嶺銀鋤落”，“紙船明燭照天燒”，終于送走了“瘟神”，實現了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戰斗號召。《送瘟神》是廣大人民和血吸蟲病戰斗并取得勝利的革命史詩，又是從沒辦法防治到消滅血吸蟲病的總結。在防治血吸蟲病的工作中，雖然也受過“左”的和右的干擾，但毛主席制定的消滅血吸蟲病的方針道路是正確的，是毛澤東思想在衛生工作上的體現。
根據中央血防九人小組領導血防工作的經驗，1960年中央又決定成立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領導小組，加強鼠疫，克山病等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領導。
毛主席總是把衛生工作作為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對衛生工作不斷提出新的任務和要求。1960年3月18日，毛主席對衛生工作又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指出：衛生工作不是一項孤立的工作，它有利于生產、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學習、有利于改造我國人民低弱的體質，并具有移風易俗，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重要意義。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新中國衛生工作，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勝利前進。
毛澤東與新中國醫療衛生工作
1956年2月，毛澤東和著名中醫施今墨(右一)交談
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之前這段時期，毛澤東在醫療衛生工作方面有許多獨創性的偉大實踐。其中，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防治血吸蟲病等傳染病，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及赤腳醫生隊伍等，都是毛澤東親自推動的。
毛澤東明確指出黨必須領導衛生工作
毛澤東極為重視黨對衛生工作的領導。1929年，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又稱《古田會議決議》)指出：“軍政機關對于衛生問題，再不能像從前一樣不注意，以后各種會議，應該充分討論衛生問題。”1944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演說時指出：“各地政府與黨組織，均應將報紙、學校、藝術、衛生四項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1951年9月9日，他為中央起草的《關于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認為各級黨委對于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的缺乏注意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缺點，必須加以改正。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對衛生工作人員必須加以領導和幫助。對衛生工作必須及時加以檢查。在經費方面，除中央預算所列者外，應盡其可能在地方上籌出經費。必須教育干部，使他們懂得，就現狀來說，每年全國人民因為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經濟上的損失，可能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因此至少要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絕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這個指示深刻地闡述了衛生工作的重要性，給衛生工作做了明確的定位，為此后黨和政府領導衛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1953年4月3日，毛澤東對《關于軍委衛生部情況報告》做出批示，嚴厲批評了軍委衛生部是“無領導，無政治，也不認真管業務的部門——專門吃飯、做官、當老爺的官僚衙門”。1953年12月上旬，毛澤東在聽取衛生部副部長賀誠等匯報工作時指示：“黨必須領導一切，領導我們的各種工作。……衛生工作一定要受黨的領導，絕不能離開黨的領導搞獨立王國。”1954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關于各級黨委必須加強對衛生工作的政治領導的指示》中指出：“衛生工作是一件關系著全國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個大的政治問題，黨必須把它管好。”1957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講話時指出：“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1960年，他起草的《中央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嚴肅批評了大多數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對衛生工作的忽視，要求對衛生工作“由黨委第一書記掛帥……立即將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發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區黨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復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發動群眾，配合生產運動，大搞衛生工作”。
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多次對衛生工作做出指示，強調黨要加強對衛生工作的領導。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親自起草了對衛生工作的指示，倡導和發動愛國衛生運動，推動農村合作醫療發展，把改善人民健康狀況作為移風易俗、發展經濟、穩定社會、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徑。像毛澤東這樣把衛生工作當作黨的事業，提高到“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的高度，提高到愛國的高度，是前無古人的。在毛澤東的主導下，各級黨委和政府共同努力，農村醫療衛生工作出現了飛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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