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國力迅速提升的終極動力何在?未來中國的發展潛力如何?不同于既往研究之側重于市場、產權和微觀激勵機制等具體而直接的經濟因素，作者轉而從歷史和社會人文的視角，聚焦于國家規模、族群構成、價值體系、人力資本以及國家定位等較為間接但更為根本的因素，認為這五個因素匯聚于一起，形成了超乎各種具體制度和舉措的影響力之上的“元實力”，構成中國所獨有的國家競爭優勢。相對于經濟制度和政策的可變性和短暫性，它具有持久、穩定的特征，不僅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最為強勁的動力，也必將在未來一二十年內成功驅動整個經濟社會結構的現代轉型。本文首先檢視了支撐元實力的五個要素，繼而分析了元實力釋放的空間和時間維度，最后從國際比較的視角觀察中國的綜合競爭優勢。
【關鍵詞】 國家規?！∽迦簶嫵伞r值體系 人力資本 國家定位 元實力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從2000年起，中國經濟總體實力的迅速上升，已經成為世人矚目的現象。以中國經濟總量(GDP)在世界主要國家中間的排名而論，1990年中國僅居第11位，不僅落后于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和西班牙等西方主要工業國，也低于伊朗和巴西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然而，經過十年的高速增長，到200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意大利，排名第六;2002年，超過法國，排名第五;2006年，超過英國，排名第四;2007年，超過德國，位居第三;2010年，超過日本，位居第二，僅次于美國。這樣的崛起速度，在世界經濟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另據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史學家弗格爾(Robert Fogel)預測，到2040年，中國的GDP將占全球的40%，而美國的GDP僅占14%(Fogel， 2010)。在諾貝爾獎得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科斯(Ronald Coase)和他的合作者王寧看來，這樣的估計可能太高了，但也“可能太低了”，因為中國的經濟生產率還有巨大的增長空間(Coase and Wang， 2012：180)。
如何解讀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及其在全球經濟中穩步提升的地位和影響力?迄今為止，海內外經濟學家們的解釋往往集中在經濟層面，聚焦于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一系列顯而易見的直接因素。例如，哈佛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庫珀(Richard Cooper)在回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變革歷程時，把市場機制的引入、外資的引進、外資的引進、外貿的擴大、農業就業機會的增加等視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Cooper， 2018)。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林毅夫及其合作者，除了指出由于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普遍推行和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所形成的微觀激勵機制之外，特別強調中國在擴大對外開放過程中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充分參與國際分工所起的驅動作用(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扑购屯鯇幵诮庾x中國的經濟起飛時，則特別強調“市場化轉型”的重要性，即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計劃經濟，經過80年代國營企業的經營承包責任制、1992年的價格改革、1994年的稅制改革和1997年以后的大規模股份制改造，完成了向市場經濟的全面過渡(Coase and Wang， 2012)。在他們看來，正是這種市場化轉型，給中國帶來了經濟自由和私營企業的茁壯成長。作為市場經濟的推崇者，科斯熱情洋溢地聲稱“中國的奮斗，就是世界的奮斗”，并且呼應《時代周刊》的說法：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是“我們時代的偉大故事，它是我們所有人的故事，不僅僅屬于中國”(Coase and Wang， 2012：153)。
所有這些解讀，當然都是正確的，卻又是不充分的，甚至沒有抓住更為重要和根本的原因。說它們正確，是因為相對于中國的過去，尤其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經濟體制和增長速度而言，80年代以來在農業、工業和其他各部門的一系列改革舉措的確克服了原有體制的弊端，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刺激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然而，如果我們不再是從縱向的角度尋找中國經濟迅速成長的原因，而是從橫向的國際比較中看中國的崛起現象，那么上述經濟學家所提供的解釋，一下子會顯得蒼白無力。先看農業領域。以家庭為主體的個體生產方式，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并非為中國所獨有;事實上，在20世紀50年代集體化之前，家庭農耕在中國也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改革初期從集體制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轉變，最多只能說一時釋放了原來在集體制下被束縛的潛能。同樣道理，改革以來的一系列市場化和非國有化的舉措，也只能說釋放了原來在企業依靠國家計劃的所謂“大鍋飯”和勞動者依靠企業的“鐵飯碗”體制下受到限制的潛能;如果跟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相比，同樣不具說服力。經過這樣的改革過程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以及非國有企業在經濟總量和就業人口上占主導地位的現實，早已存在于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事實上，它們中的大多數在市場化和私有化方面都超過了中國，卻并沒有出現中國這樣連續幾十年快速增長的過程。
那么，支撐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和國力迅速上升的終極力量到底何在?
為了回答此一問題，本文將撇開為經濟學家們所關注的那些顯而易見的經濟因素，由以往的經濟學視角，轉換至社會人文視角，專注于那些植根于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若干因素，從而為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和今后幾十年的發展前景，提出與以往不同的解讀。
具體而言，下文將集中討論這樣五個因素，即國家規模、族群構成、價值體系、人力資本以及國家定位。全文的主體將由五個部分構成，分別討論這五個因素。我的基本觀點是，中國在這五個方面享有巨大優勢。第一，中國的巨大規模，尤其是占世界最大份額的人口和市場規模，推動中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發展升級;第二，中國人口雖然規模龐大，卻在族群和文化上高度同質，為商品和信息交流、社會整合和秩序穩定，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第三，中國社會對教育和智力開發的高度重視，使中國的經濟增長享有巨大的人力資本優勢，為各行各業生產率的提高打下了堅實基礎;第四，中國社會主體的非宗教性質和價值取向的世俗主義，為經濟和社會進步提供了最根本的動力;第五，國家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對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和社會轉型起到了至為關鍵的引領作用。
上述五個因素，如果單個地看，沒有什么奇特之處，也并非為中國所獨有。中國的獨特之處在于，這五個因素同時存在，匯聚在一起，產生了某種乘法效應，遠遠大于單個因素簡單相加對一國經濟所起的作用。正是這些因素的五位一體，共同支撐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構成中國所獨有的國家競爭優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這五個因素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它們都是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所蘊育的產物，都是內在的和具有傳承性的。相對于為經濟學家們所關注的顯性的制度及其對經濟的直接作用，上述五個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成長所起的作用大都是隱性的、間接的;相對于經濟制度和政策的可變性和短暫性，它們具有持久、穩定的特征，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比起不斷變化和調整的經濟制度，也更為持久和更為根本。為方便討論起見，我們不妨把這五個與中國特定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相連的隱形因素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所產生的終極驅動作用，界定為一種超乎各種具體制度和舉措的影響力之上的“元實力”(meta-power)(這一概念的進一步界定，見本文第六部分)。
一、大國的優勢
這里所謂的國家大小，并非僅指領土面積，甚至主要不是國土大小，而是主要指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以及人口規模與人均產出相乘所產生的經濟總量及相應的市場規模。
有關國家規模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論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Adam 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指出交換產生分工，分工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分工的程度本身又受制于市場的規模(Smith， 1994：19);換言之，規模越大，分工越細，勞動生產率越高。20世紀70年代以后，國家規模作為經濟增長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漸受關注。研究者多認為人口規模與經濟成長成正比關系;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人口越多，市場規模越大，生產專業化水平越高，經濟增長也越快(Khalaf，1979;Simon and Gobin， 1980;Firebaugh， 1983)。
迄今為止，對國家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最多、影響最大的當數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阿勒西納(Alberto Alesina)及其合作者。他們總結了規模(就人口和生產總值而言)所帶來的諸多益處：一是公共產品生產和維持的人均成本較低，納稅人口越多，人均負擔越輕;二是大國不易遭受外來侵略，國家越大，安全越有保障;三是大國可以協調、減緩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的利益沖突，在公共產品的提供方面加強跨地區整合;四是大國的部分地區一旦受災，可獲全國支援;五是大國內部的貧富地區之間，可以通過稅收和財政手段進行財富的再分配;六是市場規模最重要，雖然在國際自由貿易的條件下，市場本身并不完全受國境的限制，但國與國之間的各種障礙依然存在，總體而言，市場規模越大，各地區之間生產要素的流通障礙越少，從而有助于提高生產率(Alesina and Spolaore， 1997，2003;Alesina， 2003;Alesina， Spolaore， and Wacziarg， 2005：1503-1504)。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在公共產品方面的低人均成本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以國防為例，2016年中國的軍費占全國GDP的比重為1.9%，無論跟周邊國家或地區，還是聯合國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相比，幾乎是最低的(美國為3.3%，俄國為5.3%，法國為2.3%，英國為1.9%，印度為2.5%，韓國為2.7%，越南為2.4%;日本例外，受其“和平憲法”限制，僅為1%)。同樣，中國人均國防開支僅為153美元，與聯合國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相比也是最低的(美國為1886美元，俄國為481美元，法國為858美元，英國為731美元)。再以現役軍人占總人口比率為例，中國為1.6‰，也低于周邊大多數國家或地區，在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最低(美國為4.2‰，俄國為7.1‰，法國為3.0‰，英國為2.4‰)。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中國可以把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用于民用生產和建設方面。值得強調的是，雖然相對于經濟總量或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國國防開支遠低于絕大多數國家，但巨大的經濟和人口規模，意味著中國國防開支的絕對額依然是一個龐大的數字，2016年達到2151億美元，僅次于美國(6111億美元)，從而確保中國的國防擁有足夠的軍事科技和裝備實力，保障國土安全。強大的國防力量和地區和平反過來又有助于經濟建設。事實上，中國自從1979年對越戰爭之后，已經近四十年沒有介入具有一定規模的國際戰爭。這樣和平安寧的局面，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是僅見的，同時也是近幾十年中國經濟騰飛的一個基本條件。
中國的經濟增長，受益于本國巨大的人口和市場規模，形成了獨特的競爭優勢。這至少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龐大的國內市場使經濟各部門、各行業內部系統的、細密的分工成為可能;借助業已形成的高度發達的運輸和通訊網絡，在幾無貿易障礙的條件下進行生產和交換，從而有效降低了成本，形成了在全球各經濟體中少見的高度競爭環境。以制造業為例，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包括40個大類工業行業，200多個中類行業和500多個小類行業(董志凱，2009)。各行業經過幾十年的競爭、組合，在全國各地形成了數以千計大小不等、技術含量各異的產業或貿易集群，所覆蓋的行業，既有傳統的服裝、鞋業、玩具、小家電和日用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也有電子、機械、通信、能源和交通運輸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這些集群往往匯聚了數百乃至成千上萬家企業，從事同行業內部不同產品或不同部件的生產，從而在特定地域范圍內形成細密的行業分工和完整的供應鏈，有效降低了生產和交易成本。當然，大量的集群乃有待內部各企業合理的分類組合和有效鏈接，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也有待提升，從低端代加工模式走向原創性技術、設計與加工、貿易相結合，從而提高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吳利學、魏后凱、劉長會，2009)。經過幾十年發展，中國已經形成了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諸多產業，各自憑借其高效率和低成本優勢，不斷擴大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在全球制造業各部門形成以中國產品價格為參照系的所謂“中國價格”(Harney， 2009)。
其次，巨大的人口規模和消費市場帶來了中國本土產業的規模優勢和與同行業國際巨頭抗衡的實力，這在以信息產業為核心的所謂“新經濟”中尤為明顯。近一二十年來，該領域一批超大型企業迅速崛起，在搜索引擎和社交應用方面與國外同行一爭高下，甚至在網絡交易總量上超過全球同行業所有競爭者，并且在無現金支付方面獨步天下。如此傲人的成績，不僅借助產業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帶來的相對于傳統產業的技術優勢，更離不開——甚至主要是依靠——國內龐大用戶群體的支撐。當然，人口和市場規模本身并不必然帶來企業的競爭實力，同樣重要的還有企業管理者的競爭和擴張策略，以及國家對經濟主權的維護;離開了政府對海外同業競爭者設立的市場進入管制措施，這些企業的成長會遭到巨大的阻力。但是，一個龐大的人口和用戶群體，是它們發展成為IT巨頭所必不可缺的條件。這一點，只要看看世界上眾多國家在搜索引擎、網上購物、網絡支付、即時通信和社交媒體由谷歌(Google)、臉書(Facebook)、亞馬遜(Amazon)等美國IT巨頭所支配的現實，便可見一斑;這些國家自身有限的市場和用戶規模，使之無法形成與跨國公司相抗衡的本土企業，新經濟所產生的巨額利潤也大多流向海外。
第三，經濟規模的擴張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不斷提升，使國家有能力進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高科技研發，從而提高中國經濟的總體效率和國際競爭力。以2016年為例，全國財政收入達31160億美元，居全球第二位，僅次于美國的57316億美元，遠遠高于其他各國(日本為16960億美元，德國為15070億美元，法國為12880億美元，英國為9963億美元，俄國為1865億美元，印度為4765億美元)。正是依托迅速擴增的財力和融資能力，2000年后的中國展開了一系列人類史上規?？涨暗慕ㄔO項目。以高速鐵路為例，從2004年啟動，到2016年已經建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速鐵路網，營業里程達22980公里，帶動了沿線各地的市場繁榮。規劃中的“八縱八橫”高鐵網絡，將連接全國數百個城市，加速全國經濟和社會整合，所產生的效益無法估量。高速公路建設從1988年起步，2000年后加速擴張，到2016年達13.1萬公里，同樣構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速公路系統(國家統計局，2017a：表16-3)。雄厚的財力還支撐了中國在航空、航天、交通、核能、電子、通信、國防等各個領域展開一系列世界級的建設項目，從中涌現出一批史無前例、技術復雜的超級工程。這些工程，對于絕大多數中小國家來說，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中國這樣的財政投入和市場規模支撐下，才成為可能。
最后，巨大的市場規模和盈利能力，有助于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數百年來，西方國家憑借其資本和技術優勢，通過不公平的貿易條件，建構了一個全球范圍的商業和金融體系，并不斷強化和再生西方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經濟和政治秩序。社會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其世界體系理論中，將卷入此一體系的世界各國，形象地劃分為三個類型，即居于“核心”地位的西歐、北美國家以及亞洲的日本，位于“邊陲”地帶的眾多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低收入國家，以及介于這兩者之間“半邊陲”地帶的中等收入國家(Wallerstein， 2011)。不少中等收入國家，利用自身的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優勢，曾經以進口替代為導向，后又借助發達國家低端產業向海外轉移的機會，展開了初級水平的工業化。然而，這些國家的本土企業，一旦跟國際體系接軌，均無法跟西方跨國公司抗衡，最終多被后者兼并，或者在技術上受其直接或間接控制，始終處于受“核心”國家主宰的全球經濟體系的低端，生產的附加值較低，且其利潤的相當部分被跨國公司瓜分并轉移到海外，由此形成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即國內制造業始終無法向高端發展，經濟結構處于依附地位，國民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迄今為止，能夠成功完成經濟升級的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寥寥無幾，只有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
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在于本國制造和服務業從依附性的低端產業，向以技術創新為主要驅動力的高端產業升級，從而在全球范圍占據各門類關鍵產品的設計、制造和銷售鏈的最高端，由此控制整個鏈條所產生的大部分利潤。中國眾多規模不等和所有制各異的企業，在改革開放之后經歷了與其他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國家相似的命運，其中大多數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低端，技術上處于依附地位，所產生的利潤也在不同程度上轉移給西方跨國公司。然而，中國不同于絕大多數中小規模的發展中國家的地方在于，經過近幾十年的競爭和擴張，在制造業的各個行業已經產生了一批新興企業，其龐大的生產和銷售規模所帶來的巨額利潤，加上政府產業政策的強力扶持，使它們具備了足夠的實力，加入高端產品的研發及量產行列。可以想見，未來幾十年，消費市場的不斷升級和行業競爭的加劇，尤其是資金投入和科技研發力度的加大，將會催生出越來越多的具有領先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的本土企業。中國比其他任何發展中國家都更有可能緊隨東亞“四小龍”之后，從“半邊陲”地帶脫逸，擠入高收入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行列。
需要強調的是，大國優勢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齡結構和收入結構。20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人口增長較快，結構相對年輕，為各行各業大量需要的勞動力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但在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就業機會不充分、人均收入很低的條件下，巨大的人口規模也是一種負擔。維持龐大人口的生計與工業化起步時期所需的資本積累之間產生矛盾，結果是為了后者而犧牲前者。改革初期，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既追求民眾生活水準的快速提升，又要保障工業化全面起步所需資源，唯一選擇是急劇降低人口增速。經過四十年的經濟快速成長，中國人口的收入結構已經大為改善，其巨大的消費能力成為經濟成長最強大的動力。但是，長期嚴格實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年齡結構出現問題;通常在發達國家才會面臨的生育率過低、人口結構老化問題，已經過早地降臨到今天的中國。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壓力，應該是今后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主要路徑。
二、族群的多樣與同質
大國有大國的難處。歸納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按照一度流行的“增長極限”論的說法，經濟體的規模越大，所受到的資源制約越嚴重，相對于規模的收益越低，維持增長的難度也越高，即所謂的“規模衰降”(scale entropy)(Firebaugh， 1983)。大國的工業化一旦全面起步，因其生產和消費的規模效應，對資源和環境所產生的壓力尤為明顯，這在近二三十年來的中國和印度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上已經得到確證。再就國民的總體生活水平而言，人口眾多(尤其是人口密度高)的社會，由于人均自然資源較少，生活質量尤其是消費水準的提升也受到限制。即使已經成功邁入工業化社會的行列，高收入往往伴隨著高物價，這在東亞地區尤其明顯;其居住空間和總體生活質量，跟北美那些地大物博但人口密度低的工業化國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理論上，除非其人口密度降低到與北美國家相近的水平，否則差距將永遠存在。
最為嚴重的是，大國往往存在人口龐雜的問題。國家規模越大，境內人口的種群往往更為多樣化，要在不同地區、不同種群的社會群體中間就公共產品的生產和財富再分配進行協調的難度越高。一般而言，種群、宗教和語言的異質性越高，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和爆發沖突的可能性也越大，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穩定的難度和代價也相應增加(Easterly and Levine， 1997;Alesina and La Ferrara， 2005;Desmet， Le Breton， Ortuno-Ortin， and Weber， 2011)。族群碎化，也不利于教育;美國各地為了減少由此所帶來的問題，在城市和學區劃界時，不得不把族群和收入的均質程度作為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Alesina， Spolaore， and Wacziarg， 2000)。族群分裂和隔離，還會導致不同族群背景的群體地位固化，向上流動面臨較大阻力(Patsiurko， Campbell， and Hall， 2013;Churchill and Nuhu， 2016)。族群碎化越嚴重的地方，其基礎設施的質量、民眾的識字率也越低，同時嬰兒死亡率也越高(Alesina and La Ferrara， 2005)。
不同族群之間的對立和緊張，更有礙經濟成長(Ashraf and Galor， 2011)。大體上，歐洲和東北亞地區的人口同質性最高，國家更富裕;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國，境內族群最為多樣，經濟上也最落后(Fisher， 2013)。當然，人口異質只是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整合的因素之一，并非唯一決定因素。不過總體而言，族群復雜程度以及因為族群、宗教、文化的不同而引發的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沖突及其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則是無可否認的。這一點，只要觀察一下中東、南亞和非洲地區不同族群、教徒之間永無休止的緊張對立、流血沖突乃至大規模殺戮，便不言自明。
中國擁有56個民族，實行民族自治的地方行政區域占全國總面積的64%。盡管如此，中國事實上是人口構成同質性最高的國家之一。根據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漢族人口占了全國總人口的91.51%。在有數據統計的全世界159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人口的“族群碎化指數”(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index)低至0.154，居第138位。更為重要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以漢人為主體的26個省和直轄市的人口同質度更高，其中華東的江蘇、浙江、山東、安徽和江西，以及華北的山西和陜西，漢族人口占其人口總數的99%以上，緊隨其后的廣東、福建和河南，也都在98%以上(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2001：52)。有研究顯示，中國沿海各省的族群碎化指數僅為0.05，就全世界范圍而言，僅次于朝鮮(0.002)、韓國(0.004)和日本(0.012)(Dincer and Wang， 2011)。而上述26個省、市的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3.2%(國家統計局，2017a：表3-9)。
如此高度同質的族群構成，給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帶來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首先，這里不存在困擾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因族群、宗教和文化不同所引起的社會沖突和動蕩。在種族關系緊張的社會里司空見慣的針對不同種群的“仇恨犯罪”，在中國內地幾乎不見蹤影。因此，中國內地的社會治理成本，遠低于其他多族群國家。其次，族群、語言和文化的同一，也極大地促進了全社會的橫向整合。在內地各省，任何一個具有初中文化水平、能夠用普通話進行溝通的個人，幾乎都可以毫無困難地在全國各地旅行、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或者尋找工作，乃至定居下來并最終融入當地社會;而這些對于諸多語言或宗教互異、社會隔閡嚴重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通民眾來說，是難以做到的，甚至是難以想象的。第三，人口的同質還有助于社會的向上流動。相較于高度異質化社會里常見的族群歧視和偏見，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與生俱來的社會等級和根深蒂固的階級鴻溝，中國內地漢人社會長久以來所展示的高度同化力和人口的高度同質，使這種因族群、出身和信仰不同所形成的身份差異和固化，失去了制度性基礎。任何人通過后天努力，都有可能改變自己的身份，擠入社會上層。這種向上的動力和對個人事業成功的追求，對經濟發展的正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第四，在內地各省以漢人和漢文化占絕對主導地位的社會里，其他的少數族群很難單獨組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共同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不得不接受和使用漢語普通話，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融入主流人群。換言之，內地社會的同化力極強，從而反過來消弭了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所帶來的對日常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負面影響。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族群和文化的同一，不僅在技術層面有助于知識傳播和信息交流，而且在社會、政治層面也更容易形成共識，產生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助于全民族長遠戰略目標的實現。
概而言之，中國雖然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卻避免了其他大國所面臨的嚴重的族群碎化和社會分裂問題，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人口構成高度同質的區域，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這既源自千百年來以漢人和華夏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明在不斷吸收其他族群和文化過程中所展示的巨大同化力和生命力，又得益于1949年以后全民義務教育的逐步普及、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進步、各地人口的加速流動，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各地區之間空前程度的整合。所有這些，均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成長，提供了前述各項有利條件。
人口同質對經濟成長的助益已如上述，不過仍有兩點須予澄清。其一，高度同質的人口雖然容易形成共識并產生巨大的社會動員力，但也為權力的高度集中、無限擴張和全面滲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共識的形成和社會動員的方向如果能夠被正確引導，將會有助于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和人類社會的共同進步，否則可能適得其反，對社會和人類產生巨大的破壞力。德國和日本是兩個高度同質的社會，但它們所展示的強大動員力，曾經在20世紀上半期給本國和其他各國帶來巨大災難。中國歷史上和1949年以后的社會動員，也動輒席卷千百萬乃至數億人口，既帶來了社會的巨大變化，有時也造成了大范圍的震蕩和毀壞。只有在排除了破壞性的政治和社會動員之后，族群同質才會成為經濟成長的助力。其二，如前所述，族群同質本身并不必然帶來經濟增長，它僅僅提供了有利條件，卻非經濟增長的充分必要條件。同質之外，還要看族群本身的特性，尤其是其宗教文化和價值觀。這便是下面將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三、世俗化的價值體系
植根于特定歷史文化傳統的倫理價值，如何影響一個民族的現代經濟成長，這一問題自從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1904—1905年完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后，尤其是在該書1930年譯成英文(Weber， 1992)后，一直成為各國社會、經濟和文化學者爭論不休的議題。各國的民族文化傳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各自的經濟發展，有種種解釋。以俄羅斯為例。有人認為，盡管經歷了長達七十多年的無神論教育，俄羅斯民眾的信仰在東正教的影響下依然具有強烈的命定主義傾向(Andresen， 2011);不重物質利益、講運氣和沖動、做事粗枝大葉、消極懶惰等習氣流行民間(Yasin， 2003)。拉丁美洲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地區。1985年，曾長期在美國政府對外援助機構(USAID)負責拉美五國援助項目的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著書《不發達是一種心態》，認為這一地區的文化模式源自西班牙，受天主教影響，具有“反民主、反社會、反進步、反企業家精神，且(至少在精英階層)反勤勞工作”等特征(Harrison， 1985：165)。所有這些，據稱皆跟美國文化中的重自由、正義、工作、教育、講節儉、追求杰出、重家庭和社區形成對比，盡管這些美國價值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也每況愈下(Harrison， 1992：224)。兩度出任哥斯達黎加總統并且在1987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阿里亞斯(Oscar Arias)，對拉丁美洲文化的看法幾乎如出一轍，認為拉美各國文化有四大特性：一是安于現狀，講究特權，反對變革創新，缺乏企業家精神;二是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有法不遵;三是民主徒有其表，威權統治盛行;四是崇尚武力，輕視民生。所有這些，皆構成了“拉丁美洲發展的真實障礙”(Arias， 2011)。
相形之下，文化論者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受儒家說教影響所形成的文化傳統及其在經濟成長中的作用，多予肯定(Harrison， 2006：95;Inglehart， 1997：217)。當然，文化價值與經濟表現之間的相關性，并不一定代表因果關系。到底是文化影響經濟，還是相反，要視各國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情況而定。
相較于世界其他各地，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最為獨特的地方，的確在于這些社會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走得最遠。這里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實中從不存在組織嚴密、滲透全社會的強大宗教勢力。盡管百姓也有來世的觀念，有敬拜祖先或各種神靈的做法，但總體而言，宗教在絕大多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極為有限，很少直接支配個人的行為選擇和社會交往。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現象跟儒家在中國和其他東亞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中長期起主導作用有關。儒家不同于任何宗教，其說教只專注于人文社會，不涉及來世或超自然領域。西漢以后歷朝獨尊儒術的政策，也使任何外來或內生的宗教無法上升為在全社會占絕對主導地位的精神信仰。再加上1949年以后國家的無神論教育和歷次政治運動中對“封建迷信”的批判，當代中國社會已經成了世界上最為徹底的世俗化社會之一。2015年4月蓋洛普(Gallup International)所做的一項全球范圍的民意調查顯示，中國大陸是世界上宗教信仰程度最低的國家(地區)，有61%的人確認自己是無神論者，遠高于緊隨其后的香港地區(無神論者占34%)、日本(31%)、捷克(30%)和西班牙(20%);而在非洲和中東，信教人口高達86%和82%。2010—2014年世界價值觀調查顯示，中國在世界上最不信教的國家中高居榜首，僅有2.6%的人認為宗教在生活中很重要。
社會的徹底世俗化所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是普通民眾中間盛行的強烈入世精神，即對周邊事物和人生目標持實際的態度，講切實的功用和利益，對追求今世的名譽和物質上的成功具有強烈的動機，而對精神信仰的執著、對來世的向往或超越塵世的追求則相對淡薄。當然，并非所有漢族人口歷來都具有同樣的態度。由于各地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或者由于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制度條件不同，不同地域的民眾在不同時期的態度也有相應的變化。但總體上，中國人的世俗化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普遍的功利、實用態度和謀利動機始終是強烈的。這種充斥于普通民眾中間的謀利動機，在華夏民族的歷史上有著久遠的淵源。司馬遷《史記》的“貨殖列傳”中，即有“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之說。強烈的世俗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向市場體制的轉型。改革開放之后，一旦引入市場和競爭機制，為地方集體或者個人提供過去在鐵板一塊的計劃體制下所不曾有過的謀利、創收機會，便會形成鄉鎮企業遍地開花的景象，以及城市企事業單位干部職工拋棄“鐵飯碗”而紛紛“下海”經商的熱潮。各行業的國營企業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不得不紛紛改制，朝私有化和公司化的方向轉變。難怪在有關自由市場經濟的歷年全球調查中，中國民眾對市場經濟的認可度始終位居各國的前列，個別年份甚至高居榜首(如在2005年的調查中，中國74%的受訪民眾認可這一觀點，即“自由市場經濟是今后世界上最佳的制度”;相比之下，美國為71%，俄國為43%，法國為36%)。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市場經濟是最適合中國人特性的經濟體制。
中國人的強烈入世精神，直接形塑了個人經濟行為，對國民經濟增長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這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就生產活動而言，中國人把“勤勞”視為最重要的生存策略和經濟價值觀，即通過勞動投入的最大化，產生所期望的收益。這種價值觀的形成，跟中國人在歷史上較早進入農耕文明密切相關。不同于游牧民族之主要依靠放牧和遷徙(逐草而居)的方式等生產所需物質資料，或者中世紀歐洲農業社會之主要以“休耕”(二圃或三圃制)的粗放形式生產農作物，其單位耕地面積所需勞動投入相對較少，華夏民族自先秦時代起，在其核心文明地帶，即已形成以稻米種植和桑蠶養殖為主要經濟支柱的生活方式，并且隨著人口的增加，至少從明代開始，在人口密集、自然條件穩定的地區，即已流行一年兩熟乃至三熟的耕作方式。而這兩種經濟活動，均需要精心、繁復的日常管理和大量的勞力投入。農耕之外，每個普通家庭的成員，包括婦女和兒童還需要利用閑暇時間從事紡織或其他“副業”，以滿足穿衣之需或賺取額外收入，彌補家用。勤勞致富成為植根于每個人心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價值觀。盡管在城市化進程加快的今天，中國人口的一半以上已經脫離農耕經濟，但傳統的勤勞觀念依然支配著絕大多數人的日常生產和生活。
放眼全球，中國當之無愧位居最勤勞國家的榜首(德國、美國、加拿大、印度、英國、荷蘭和法國次之)。據不完全統計，中國人的帶薪休假天數平均僅有16天，是全世界最少的國家之一，而加班現象在各行業尤其是IT行業則屢見不鮮。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即所謂“996”模式，盛行于各家科技公司，遠遠超過國外同行業工作時間。另據美國勞工統計署2012年公布的35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中國25—54歲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高達90%，居于首位;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在67%以上，同樣高居榜首(相比之下，美國為59%，印度只有28%);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亦達72%左右，也領先于其他各國(美國為60%上下，印度為55%左右)。中國人勞動參與率如此之高，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如支撐家庭生計、購房、升學等，但所有這些壓力在其他社會也程度不等地同樣存在;最大的驅動力恐怕還在民眾的價值觀。對絕大多數進入勞動年齡的中國人來說，無論男女，有固定工作和工資收入，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游手好閑、好吃懶做，為社會所不齒。這與拉丁美洲和南亞社會尤其是其精英階層所流行的追求享樂、輕視勞動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
與勤勞相關的另一個重要價值是節儉。勤和儉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即積累更多的財富。勤勞是在生產領域，通過生產更多，達到增值的目的;而節儉是在消費領域，通過理性消費，最大程度地保存和再生已積累的財富。中國人的節儉行為最直觀的表現，是相對于國民收入的高水平儲蓄率。在改革開放以后的絕大部分年份，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始終居高不下，維持在35%到50%之間，并且在2010年前一直保持上升的勢頭，最高達到50%以上;2010年以后有所回落，但依然在46%以上，在全世界所有中等以上國家中獨占鰲頭(極少數富裕小國，如新加坡、盧森堡、也門等均在50%以上，屬于例外)(CEIC，2017)。高儲蓄率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的高投資率。因此，外延式投資無論在改革前還是改革后始終是中國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動力。
至于為什么近幾十年來在中國出現了持久的高儲蓄率現象，經濟學家們提供了種種解釋。例如，有人認為是由于體制轉軌，導致大批國企工人下崗，失業救濟不到位，再就業不易，人們對個人未來和家庭生計產生不安全感;或者由于退休金和醫療保險不足，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使人們更多地依靠個人儲蓄應對不虞之需;或者由于“一胎化”政策導致男多女少，使婚嫁更具競爭性，在物質上也提出更高要求;而子女教育費用的劇增、住房的市場化以及不斷攀升的房價，驅動人們進行資金積蓄。其實，除了“一胎化”政策為中國所獨有之外，其他種種因素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乃至發達國家，但那里并沒有因此形成普遍的高儲蓄率現象(與中國相比，其他大中型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率要低很多。以2017年為例，拉美國家中，阿根廷為14.5%，巴西為15.6%，智利為19.7%，墨西哥為22%;非洲國家中，埃及為9.1%，南非為16.3%)(CEIC，2017)。另一方面，20世紀50年代以后東亞地區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高速經濟增長，也都有賴國內長期居高不下的儲蓄率。例如，日本在1966—1974年為37.5%至38.1%;臺灣地區在1970—1974年為32%左右，1975—1980年為33.8%，1988年達34.9%;韓國在1973—1985年則在20%—29%之間波動(Lin， 1988：Table 8;Ranis， 1995：Table 4)。此外，經濟上以華人占主導地位的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也普遍具有高儲蓄率的特征。以1980年和1994年為例，新加坡儲蓄率分別為32%和38%，馬來西亞分別為33%和37%，泰國分別為23%和35%，中國香港分別為34%和33%(Park， 1998：Table 3)。因此，中國以及整個東亞和東南亞華人社會高速經濟成長時期普遍的高儲蓄率現象，背后皆有一個相近的文化背景，即儒家文化傳統影響下的入世精神和經濟理性主義，使人們為了個人或家庭的長遠目標，進行有意識的節省和儲蓄，而不是把所有可支配收入均用于眼前的個人消費和物質欲望的滿足。當然非理性的經濟行為尤其是炫富現象，在中國社會特別是在暴富群體中間比比皆是。但總體而言，絕大多數國民均有較強的節儉觀念和儲蓄意識，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私人儲蓄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上述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均在國內儲蓄中占主導地位，遠遠超出政府或企業儲蓄，構成資本積累最重要的渠道，有力促進了這些國家和地區工業化起飛階段的經濟成長。
當然，世俗主義文化雖然有助于經濟成長，但也會導致極端的追求實用、只重實效的價值取向和短視行為，不利于個人職業生涯的健康發展，更有礙于企業長期競爭力的形成。近幾十年來企業界一種常見的現象，便是不重周期長、回報慢的基礎性的科學研究，只重周期短、回報快的應用型技術研發，甚至脫離自身營業范圍，跨界進入收效快、利潤高的房地產和金融領域。不少企業在日常經營中缺乏足夠的規則意識和產權保護意識，試圖通過避規、取巧乃至賄賂等不法手段求得生存發展空間。解決這些問題，既有賴國家自上而下的法治建設，更有待企業家精神在市場優勝劣汰的過程中，自下而上地普遍形成。
四、教育、智力和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謂人力資本，即具有一定知識技能且有助于提高生產效率的勞動力。它所強調的是勞動者在教育和職業培訓上的投資，以及智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給生產所帶來的效益。到底如何衡量一個社會或生產單位的人力資本水平，以及如何測定人力資本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經濟學家意見紛紜。過去多認為無法就此做精確測量，而測量標準也各不相同。例如，有人把人力資本水平等同于勞動力的學校教育程度，并試圖計算出人力投資的回報率，即不同程度(小學、中學、大學)的教育投入與畢業后的個人收入和社會貢獻之間的比率，認為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而言，小學教育的回報都是最高的;對社會的回報，大體上中學高于大學;對個人的回報，大學高于中學(Langelett， 2002)。有學者認為，普及中等教育對經濟成長所產生的效益最大(Barro， 1991)。也有學者強調大學教育對科技進步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性(Stephen， 1997)。至于人力資本的衡量，有人主張以一個社會的小學或中學入學率為標準(Mankiw， Romer， and Weil， 1992;Sala-I-Martin，Doppelhofer， and Miller， 2004)。學校教育直接帶來智力水平的提升。有人發現，在西方某些國家，多接受一年的學校教育，個人的智商會提高1.0至4.2。而智商的提高，直接影響個人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質;智商每上升1點，生活水準將會提高6.1%(Jones and Schneider， 2006)。也有人強調數學知識對勞動生產率和個人收入的決定性作用(Bishop， 1992)，還有人試圖把各國學生參加國際數學和學科考試的成績，作為衡量一個社會勞動力整體素質的參照指標(Hanushek and Kimko， 2000)。
值得重視的是，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在幾乎所有上述跟人力資本相關的同類發展程度國家排名或各種測定結果中均名列前茅。中國的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1975年達96.8%，1979年為93%。小學升初中的學生比率，1975年為90.6%，1979年為82.8%(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2005：14)。相比之下，1979年印度的小學入學率為78%，除中國和印度之外的其他低收入國家平均為64%;同一年，印度的中學入學率為27%，其他低收入國家平均為17%。中國在所有低收入國家中屬于最高水平，甚至超過絕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小學入學率平均為97%，中學入學率平均為39%)，緊追工業化市場經濟國家(中學入學率平均為88%)(World Bank， 1982：154)。至2000年，中國的小學入學率達99.1%，小學升初中的學生比率達94.9%(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2005：15)。至于各國的智商測試結果，根據權威學者的研究，東亞國家和地區(中國大陸、日本、朝鮮、韓國以及中國港臺地區)平均為105，東南亞為90，南亞為84，美國為98，巴西和墨西哥為87，西歐和中歐為100，南歐為94，東歐為96.5，南非為72，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在56—67之間(Lynn， 2015：Figure 1;參見Lynn and Vanhanen， 2002：Chapters 7 & 8;)。至于中國學生在國際數學和科學測試中的成績，自從1991年有記錄以后，在世界各國中一直居于前列(Hanushek and Kimko， 2000)。而對各國勞動力素質的測試也表明，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平均分值為59.28，僅次于日本(60.65)，高于所有其他國家和地區(第三至第八位分別為德國、瑞士、中國香港、荷蘭、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美國為43.43。其他發展中大國，巴西為33.91，墨西哥為35.06，南非為45.25，而印度僅為21.63，是所有有數據的國家和地區中最低的)(Hanushek and Kimko， 2000)。
如何解讀上述有關人力資本或勞動力素質的各項指標?首先，就近因而言，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小學和初中教育在全國城鄉的大力提倡和普及，對80年代以來中國勞動力素質的整體提高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毛澤東時代中國教育的最大特色，是把發展重點放在中小學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亦即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整體素質上，而非以培養高級科技人才為重點的高等教育。從國民經濟完成戰后恢復的1953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全國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從293.3萬人劇增到6779.9萬人，增長了23倍，遠遠超過同期小學和大學在校人數的增幅(小學學生從5166萬增至14617萬，增長了1.8倍;高校學生從21.2萬增加到62.5萬，增長了1.95倍)(國家統計局，1983：511)。“文革”時期，高等教育處于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態，但中學教育卻處在突飛猛進的狀態，在校學生的增長超過以往和以后任何時期。盡管他們的知識程度總體上不及此前和此后同等年級的學生，然而中等教育的普及和大量初中、高中畢業生在農村的涌現，為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鄉鎮企業在全國各地的異軍突起(進而構成彼時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點)和中國工業化的全面起步，提供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本。
再從更久遠的角度看，中國勞動力素質的高水平，還跟漢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相關。千百年來，中國人一直有尊重知識、重視教育的傳統。這種民間態度與1949年以后國家大力提倡的普及中小學教育政策相結合，導致國民識字率迅速提高。自從民國以來一直實行的高等學校考試入學制度(除了“文革”中一度中斷之外)，也使讀書升學成為絕大多數人在和平年代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最主要渠道。自從1977年恢復高考以后，每年的升學考試，也成了幾乎所有中國父母日常生活中的頭等大事。而一旦高校招生名額放開之后，中國的大學生數量便成直線上升趨勢，普通本?？粕恼猩鷶?，從1978年的40萬，劇增至2016年的748萬，而本專科畢業生數量，也從1978年的16.5萬增至2016年的704萬。在校本?？茖W生數量，2016年達到2696萬(國家統計局，2017a：表21-7，21-9)。盡管中國的高等教育入學率(2016年為42.7%)在世界各國中僅居中上水平(2015年排名第72位)，但2016年擁有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本科學位的人口數量，多達470萬，在世界上處于遙遙領先的位置(相比之下，位居第二的印度為260萬，位居第三、第四的美國和俄國均為56萬)。這對今后中國科技競爭力的提升，將會發揮越來越顯著的作用。這一點下面還會提及。
至于接受了中等教育的畢業生，在中國更是一個龐大的人口。仍以2016年為例，初中畢業生為1423萬，在校生為4329萬;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為534萬，在校生為1599萬;普通高中畢業生為792萬，在校生為2367萬(國家統計局，2017a：表21-8，21-9)。中學畢業生已經成為中國各行業一線勞動力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據統計，在2016年全國28171萬進城務工人員中，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4%，合計占近86%(國家統計局，2017b)。良好的中等教育，一流的學習領悟能力，加上勤奮的工作態度，使他們在經過短期培訓后，很快便能夠轉化為理想的勞動力，勝任制造業和服務業各種崗位的工作。各行各業熟練的一線操作工人，加上他們背后充沛的技術開發人才和能干的管理團隊，構成了中國制造業最為雄厚的人力資本。難怪美國蘋果公司總裁庫克(Tim Cook)在媒體上多次強調，公司之所以把產品組裝工作放在中國，并不是因為這里的勞動力便宜，而是因為這里的勞動力素質。他的原話是：“大多數外國人到中國來(做生意)是因為他們看中這里的市場規模，當然在許多方面它確實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但是對我們來說，最大的吸引力還是這里的人的素質”。又說：“我們所做的產品要求使用非常先進的工具，必須要達到我們所要求的精細程度，我們對材料的操作和運用都是一流的。而這里的操作技巧非常之深。在美國，你當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產品加工方面的工程師，但我不敢確信能否找到一屋子這樣的人。但在中國，他們可以站滿好幾個橄欖球場。”經濟學家張五常在談到中國經濟騰飛的原因時，也說“成功的主要原因還是中國的人民：刻苦，聰明，有耐力”(張五常，2009)。一直專注于智商研究的林恩(Richard Lynn)說得更直白：“一旦中國開始引入市場經濟，中國經濟便取得了驚人的成績，這是因為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過去被僵化的經濟制度束縛住了，市場經濟解放了中國人的智慧、能量和創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眾智商較低的國家和地區，盡管一直實行市場經濟，但經濟增長卻很緩慢，甚至完全沒有經濟增長”。
所有這些，跟過去流行的關于中國勞動力的認識大相徑庭。長期以來，海內外經濟學者，每論及改革開放后相當長時期中國經濟的競爭優勢，均把中國數量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列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的確，跟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等收入國家相比，中國勞動力的龐大和工資的低廉(2007年以前，制造業的小時工資甚至低于印度)，在2000年之前曾經是中國賴以吸引外來投資的最有力的條件之一。然而，他們對于中國勞動力的素質，卻多忽而不論。當然，當制造業本身還處在低端的勞動力密集階段時，尤其是對其中大量存在的以簡單重復勞動為主要生產形式、以壓榨廉價勞動力為主要盈利手段的血汗工廠而言，勞動力素質本身并不十分重要。然而，一旦制造業從低端向中高端轉移，生產流程各階段的技術要求提高之后，中國勞動力的素質優勢便突顯出來，并將成為中國經濟在國際競爭中最為有利的條件之一。
與此相關的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潛力問題。改革開放以后，在相當長時期內，乃至直至今日，低端產品和以模仿為主的所謂“山寨”產品的生產，曾經是中國制造業的代名詞。中國產品缺乏創新，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和自己的品牌，一直為人們所詬病。其實，對于主導中國制造業的絕大多數中小企業而言，在勞動力價格低廉且供給充沛，同時缺乏資本、技術優勢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條件下，專注于勞動密集的低端產品的制造和市場流行的技術產品的跟蹤、模仿，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是企業實現快速盈利的最有效的途徑，也是資本本身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屬性使然。然而，一旦企業經過競爭之后，形成了一定的市場規模、資本積累和技術積聚，注重自主技術的研發和自身產品品牌的推廣，追求更高水平的利潤，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企業成長壯大的下一步目標。中國的制造業目前正在經歷這樣一個轉型升級的階段，其中最為成功的企業已經在技術創新方面走在國際同行業的前列，并且將自己的品牌推向了國際市場。而支撐中國企業轉型升級的，正是近幾十年來中國的人才儲備和雄厚的人力資本。以2015年為例，中國的專利申請多達1101864件，遙遙領先于位居第二的美國(589410件)和緊隨其后的日本(318721件)、韓國(213694件);同時，獲批的專利申請也最多，達到359316件，多于美國(298407件)、日本(189358件)和韓國(101873件)(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16：40)。在2015年通過“專利合作條約”(PCT)系統申請的專利中，中國的華為在全球前20家公司中高居榜首，達3898件，中興位居第三(2155件)，僅次于美國的高通(2442件)，京東方(第14名)和騰訊(第20名)也榜上有名(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16：60)。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專利申請和獲批數量，每年呈加速增長的態勢，而其他各國增速皆平穩、緩慢。所有這些，均顯示了中國在技術創新方面的巨大潛力，及其背后巨大的人力資本優勢。
不過，上述數據也顯示，中國專利申請的獲準率僅為32.6%，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美國為50.7%，日本為59.4%，韓國為47.7%)。這一事實所折射的，是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中國絕大多數專利申請的技術含量不高，研究者的創新意識不強;這又跟中國科研機構和企業界的總體研發力量相對落后，甚至跟研究者自身的素質相關。在中國古代人文取向的文化傳統里，對科學發現的好奇心和嚴密精細的邏輯思維，從未受到人們的推崇，這種態度影響所及，直至今日。在今日市場大潮的沖擊下，研究者即使有心致力于未知領域的科學探索，也很難求得一個心無旁騖、不計功利的學術環境。中國的科研領域不僅要在數量上而且要在質量上追趕發達國家，依然任重道遠。
五、國家的積極介入
最后，有必要考察特定歷史文化背景下國家在經濟成長中所扮演的角色。學界曾經試圖用不同的概念來刻畫國家在東亞地區的工業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其中之一便是所謂“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不同于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跨國公司主導各個部門，國家退居次位，發展型國家所突顯的是中央政權的超然地位和不受利益集團制約的自主性。在此前提下，國家在后起型工業化過程中發揮主導和引領作用，即通過政府直接投資，或者通過補貼、匯率、工資、貨幣貶值、發放牌照等間接手段，鼓勵投資和貿易向最富有前景的部門發展。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紀尤其是二戰后的日本，其通商產業省(MITI)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在主導日本經濟結構的形成和提升國際競爭地位中起到關鍵作用。這些政策允許私營企業主導各部門，但必須遵從政府所制定的各項社會經濟目標。這種模式，不同于美國式的規則管理(regulatory)導向，更迥異于蘇聯式的統制經濟(Johnson， 1982)。此外，戰后的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工業化也在官方強力主導下經歷了相近的路徑，使其產業結構成功地從勞動密集的低端制造業向資本密集和高新技術產業轉型升級。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歸入發展型國家的類型。不同于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地方在于，國家政權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更加突出，對經濟各部門的介入也更加深入。無論戰后日本，還是韓國和臺灣地區，政府直接投資和經營的部門十分有限，私營企業始終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1995年以后，中國各行各業的29.1萬家國有企業，在政府“抓大放小”政策的牽引下，曾經歷了急劇的轉型，其中小型企業多被關停出售或改組兼并，大型國企則進行了股份制改革，國有企業產出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因此大為降低。但在2008年，為了應對世界范圍的經濟衰退，政府推出4萬億的一攬子刺激方案，資金多流向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推動了所謂“國進民退”的進程。對于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核心部門的絕對主導地位，西方學界和媒體經常用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加以刻畫，即國家雖然允許私營企業在大多數經濟部門生存乃至占據主導地位，且國有企業本身也以市場經濟條件下所特有的股份公司的形式進行運轉，但國家通過制定相關政策主導國民經濟的日常運轉和發展規劃;與此同時，國有企業控制甚至壟斷了國民經濟的關鍵部門，且主要服務于國家的戰略利益。據稱，這種以中國為代表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其他東亞、東南亞國家或地區的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與美國為代表的市場資本主義，構成了當今世界各國各種經濟形態的兩極，而歐洲各國多居于這兩極之間(Bremmer， 2009)。至于中國國內，則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描述當今中國的經濟形態，所強調的同樣是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
中國特色的經濟體制的形成，當然有著20世紀中國政治變革和意識形態演變的歷史背景，更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集體不斷探索的結果。除了這些近因之外，我們還應該考慮其賴以成長的更為深遠的歷史文化環境，否則無法解釋為什么發展型國家或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同程度地流行于東亞各個國家或地區。事實上，無論在日本、韓國、新加坡還是在中國大陸或港臺地區，人們的行為模式多不同于流行歐美的個人主義，而更具集體主義或團體主義傾向。無論國家治理還是公司管理，更提倡在社會成員或團體內部建立共識，為了追求國家或團體目標而尊重領導權威、強調社會群體或團體內部和諧相處、個人責任，而不是一味主張個人權利以及相關的法律和契約關系。
東西方社會行為特征和治理模式上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現代西方社會盛行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和相關的權利觀念，跟歐洲歷史上的猶太-基督教傳統緊密相關。這種宗教文化經過數千年的演變，盡管在不同社會和歷史時期形成了不同流派，但其本質特征一直未變，即奉行一神論及其所預設的由上帝所體現的超越世俗、主宰萬物的最高法則，其地位遠在任何世俗的人為律法即所謂實在法(positive law)之上。受其影響，人們相信自己具有某些與生俱來的(或上帝所賜予的)權利，并且在其權利受到任何世俗權威的擠壓時加以反抗。這種自然法(natural law)觀念為個人主義和普世主義概念的流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且在16世紀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后，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和市民社會的崛起而發揚光大。近代西方自由主義最核心的觀念，即是由上帝賦予的個人權利和自由(天賦人權)，以及由個人有機地組成的社會的自主性，與人為地產生的各種世俗權威之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這種個人(以及推而廣之的社會有機體)與國家之間的二分、對立和沖突，以及個人權利和自由的至高無上和不可剝奪，及其相對于所有世俗權威、律法的絕對優先地位，構成了近代西方各種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出發點和最核心的內容(Macpherson， 2011)。
相比之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里從來沒有這種超越性力量(及其所派生的天賦的個人權利觀念)與世俗權威之間二分、對立的預設。儒家視個人為更大范圍的整體(家族、國家乃至天下)的一部分，強調個人行為選擇必須符合社會規范;個人目標的追求必須服從于家族、國家和整個人類的福祉。在中國人的日常觀念和官方說教里，個人須約束自我，服從家族或家族之外的其他集體的最高利益，在整體中體現個人生命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而從來沒有擺脫和超越集體的絕對權利和自由。集體內部的和諧與共識，遠比個人的利益和主張更為重要。晚清以來，西方自由主義觀念通過譯介傳入中國，知識分子也熱心提倡，但背后的動機多是視個人的解放為尋求國家富強這一終極目標的手段而已，甚至認為在民族生存出現危機之際，可以為了國家的利益而擁抱專制權力，犧牲個人權利和自由(Schwartz， 1964);而非如同西方自由主義傳統那樣，視個人權利和自由本身為最高目的，國家只是達到這一目的的工具或障礙。在中國的文化傳統里，國家和集體利益至上是天經地義的，尊重權威、遵守規矩被認為是做人的本分;認可或保護私有財產和個人權利，被認為是國家對個人的恩惠，既可以贈與，也可以收回。這種傳統認識對國家和個人行為的影響延續至今。各種糾紛的處理很大程度上依然倚重庭外調解，而非依據法律條文進行是非明確的法庭判決(黃宗智，2008，2015)。個人利益與集體和國家利益之間的分際時常處在含糊不清的流動狀態;尤其在彼此之間產生緊張、沖突的時候，國家利益和國家權威可以隨時擠壓個人及集體的權利和利益。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很難分出優劣。只能說它們都是特定歷史時期各自所在的文化情境和政治生態的產物，并且均以各自的方式影響著各國近代以來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植根于猶太-基督教傳統的個人主義價值觀，與歐美各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和代議制民主制度完美結合，相輔相成，導致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成長壯大，并借助工業革命的巨大威力而席卷全球，至今在世界范圍內依然保持其強勢地位。而在歐美之外，個人主義政治文化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很少能被原樣移植，即使被模仿，也都跟當地的文化傳統相結合，發生不同程度的變異，甚至完全被扭曲。深受儒家傳統文化影響的東亞各國也不例外。1919世紀中葉以來，這些社會在其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下，皆以自己的方式應對來自西方的沖擊，經歷了或者正經歷向現代文明的轉型。在這一過程中，移植自西方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從未真正落地生根，而是與東亞各社會的本土文化和政治傳統相互激蕩，被有選擇地排除、吸收或轉化，形成形態各異的新型權力結構和行為模式，并且至今依然處在演化過程之中。它們的共同特征，是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至關重要的引領角色;與此相伴的則是國家權力對各個領域的強勢滲透、介入，以及國家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對個人權力和利益的擠壓。
不用說，國家權力如果過度擴張，失去有效的制約，尤其當掌握國家政權的領導人獨斷專行的時候，會給經濟和社會的有序轉型帶來巨大的風險，乃至造成整個民族的災難。然而，如果國家能夠正確地制定規劃尤其是工業化長遠目標，并且為達到這些目標而有效介入經濟各部門，則會產生自由市場條件下所無法形成的經濟效果。所謂發展型國家或者國家資本主義，正是這種積極介入的產物。更嚴格地說，它們是工業化時期乃至經濟、社會、政治等各領域的現代轉型過程中，本土歷史文化遺產與現代化緊迫要求之間相互作用的產物。國家的人為介入，在缺乏法律制度有效約束的條件下，會產生裙帶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但如果措施得當，則會大大加速后起國家的工業化進程。
相對于流行歐美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戰后東亞社會尤其是今日中國的集體主義和國家主導型經濟發展戰略，在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到底有何優勢?
有兩點是明白無誤的。其一，在資本、技術和信息的跨國流動加劇而民族國家依然是界定貿易條件和競爭平臺的基本依據的前提下，以跨國公司的技術和市場壟斷為主要存在形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在與發展型國家的碰撞中，特別是在迅速崛起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龐大力量面前，有些力不從心，在部分經濟領域的競爭中漸顯劣勢。其最大劣勢，在于跨國公司都是憑靠自身的資本和技術實力，在國際市場上單打獨斗，優勝劣汰;而那些在資金、市場和技術研發方面獲得國家挹注和保護的大型國有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不僅會鞏固國內市場的支配地位，還會向海外擴張，對習慣于在自由市場中生存競爭的以私人資本為基礎的各類企業形成技術優勢和市場擠壓。其實，國家資本主義在20世紀的世界經濟史上屢見不鮮，只是過去規模都很小，不足以對西方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構成威脅;而在21世紀的今天，它正成長為一個龐然大物，結合了市場機制和國家意志的雙重優勢。它在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對壘中到底能走多遠，是否會形成對后者的全面碾壓，尚拭目以待。
其二，發展型國家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國家對經濟目標的長遠規劃和相應的經濟政策的制定、執行。這些目標通常依據本國經濟的現狀，強調發揮其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以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為基本策略，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戰后東亞各經濟體的成長，基本上都是沿著從勞動密集的低端制造業特別是資金、技術要求不高的輕工業，向資本密集的重工業，再向資本、技術密集的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不斷升級的路徑展開的。對國民經濟的增長和民眾生活水準的提升，都有明確的目標和實現年限。政府為實現這些目標所制定的政策，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這主要是由于政府本身相對穩定，長期形成一黨執政的現象，或者至少由于制定和執行這些政策的技術官僚隊伍比較穩定，從而在最大程度上減少了受任何利益集團支配的可能性和不確定性。相比之下，歐美各國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最大缺陷，是眾多私人企業包括跨國公司在國內、國際市場上的盲目競爭。政府對企業的介入和指導作用十分有限，并且由于政府定期更換，其經濟政策缺少長遠的規劃和可持續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著眼于解決當下問題和短期方案，并且以討好選民、贏得領導人競選為歸依，政府規劃和政策也隨著領導人的更迭而變換，且不同程度地具有民粹主義的流弊。
六、元實力視角下的國家綜合競爭優勢
“國家競爭優勢”(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是近二十年來西方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波特(Michael E. Porter)把這個問題講得最為透徹。他的基本觀點是，國家競爭力的最根本問題是提高生產率。只有生產率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準才得以提升。而生產率本身，又取決于產品的品質和性能，尤其是取決于經濟的持續升級能力。但他認為，每個國家的人力物力資源有限，不可能在所有行業都具有國際競爭力，而只能專注于其中若干個行業或部門。因此，所謂國家層面的競爭力是個偽問題，實際上只能講一個經濟體內某些行業或部門的競爭力。國與國之間競爭的關鍵，在于這些部門或行業形成了良好的運營基地，正是這一基地為這些行業或部門的超群發揮提供了種種優勢條件。這些優勢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要素條件，諸如技術工人和基礎設施等生產要素;二是需求條件，即為產品或服務所必需的國內市場需求;三是相關行業的存在，主要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供應鏈和相關行業的有無;四是企業戰略、結構和競爭，關鍵是企業的治理問題，即如何將它們組建和管理起來。這四個方面的優勢連結在一起，構成了關于國家競爭優勢的“鉆石理論”(Porter， 1990)。
波特的鉆石理論是富有洞見的，它基本上可以解釋西方各主要工業國為什么各自會在某些特定的產業或部門具有一流的國際競爭力，對于理解今后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潛力，也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然而，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波特依然只是就經濟論經濟。他沒有進一步追問形成這些優勢條件背后的各種歷史文化因素，雖然他也意識到一個民族的價值觀、文化傳統、歷史遺產和制度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把前面已經討論過的構成中國“元實力”的五個方面，跟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的四個構成要件加以對比，就會發現，中國在國家規模、人口構成、價值體系、人力資本和國家定位方面的各種優勢，為所有這些構成要件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但“元實力”這一概念，超越了波特的鉆石理論。它所涉及的不僅僅是那些能夠對生產率的提高起到直接作用的純經濟學意義上的各項物質條件(即上述四種優勢條件);它所彰顯的也不僅僅是一國經濟的某個產業或某個經濟部門所形成的局部的國際競爭優勢。“元實力”概念的涵蓋范圍更廣，除了經濟學家們所關注的物質層面的各項顯性要素之外，更強調由歷史和文化遺產所界定的各項非物質層面的隱性要素。由此所形成的國際競爭優勢，并不僅僅限于某一部門或行業，而是綜合性的、持續性的，支撐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總體競爭力的長期提升。中國的人口之眾、市場規模之大，為幾乎所有產品和服務業的成長、擴張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同時也推動了各行業產業集群的普遍形成，其國際競爭力將隨著技術升級而得到提升。這些集群數量之大，種類之繁多，生產效率之高，世所僅有，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生產的商品，已經流通到世界各地。中國民眾對教育和智力開發的重視，也使中國擁有巨大的人力資本優勢，為先進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提供了數量巨大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已經取代過去的廉價勞動力，成為吸引國內外投資的最有利條件。政府在經濟社會轉型中所起的引領作用，尤其是長期經濟發展目標的制訂和實施，也為基礎設施的快速建設、關鍵領域先進技術的趕超、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國有和民營企業的組建和擴張，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而民眾的世俗精神和勤勉的工作態度，加上內地各省族群高度同質所帶來的社會相對和諧與穩定，又為上述各項優勢條件的充分發揮，提供了必要的內在和外在的環境。所有這些，都必將推動中國經濟在幾乎所有行業和部門——而不是像其他工業國那樣僅僅在少數產業部門——形成日漸強大的國際競爭優勢。只要沒有意外的重大災難(大型自然災害或大型國際戰爭)發生，中國經濟在今后幾十年將持續成長和升級。這并不是說，中國在未來幾十年不會發生短期的經濟震蕩、停滯乃至衰退，但是只要構成中國元實力的上述五個條件不變，中國的綜合競爭優勢就不會被顛覆，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和升級勢頭將會繼續下去。只要給以足夠的時間，中國將在各個主要工業和經濟部門形成世界范圍的主導和領先優勢。中國民眾在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質上與西方各主要工業國之間的距離，也會越來越短。
七、元實力釋放的空間和時間維度
需要強調的是，元實力的釋放，有其特定的實現條件及其所體現的空間和時間維度。首先，就空間維度而言，元實力的作用只有在具備一系列的內部和外部條件之后才得以發揮。在支撐或制約元實力的諸多內部條件中，最重要的當數以下兩項。其一是國家的統一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正常運行。沒有國土的統一，便無法形成人口、市場和整個經濟的規模優勢，也無法在市場整合的基礎上形成生產的分工和效率。勞動力資源的大規模動員，也只有在國土整合和政府治理能力未受侵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其二是人口與資源之間的關系。在生產技術條件亦即勞動生產率給定的條件下，人口規模必須限定在一定的可獲得的自然資源范圍之內;如果超過了這一范圍，巨大的人口規模便會從有利變成不利因素。
在促進或阻礙元實力釋放的各項外部條件中，最重要的也有以下二端。其一是地緣政治關系。元實力的發揮，端賴一個安定的周邊環境;而在國家存在重大外部威脅的條件下，巨大的軍事支出會嚴重損耗經濟資源和整個國力。其次是與外部的經濟貿易關系。外貿的擴大會刺激和加快國內市場的發達、資本的形成和經濟資源的利用，并且在國內資源發生短缺的條件下起到關鍵性的彌補、替代作用。
再就時間維度而言，上述內部和外部條件的存在與否，決定了元實力在不同時期的消長和釋放程度。清朝在18世紀前期和中期國力達到鼎盛的狀態，正是因為在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治理體系下，國內統一和邊陲整合得以完成，周邊的地緣威脅亦漸次消除，加上高效的治理體系，以及內地高度同質的人口和由此帶來的社會穩定，大大降低了國家的軍事和行政開支，使得政府即使在稅率遠低于其他國家的條件下，依然可以產生巨額的財政收入，滿足其日常開支和不虞之需。與此同時，人口與資源之間依然維持著一個適度的比例，加上生產者的勤奮和農耕技藝的精細化，使得中國經濟在前近代條件下保持著較高的生產率;再加上政府的低稅和藏富于民的政策，使得民眾的生活條件在全球范圍內也處于較高的水準，支撐元實力的各項要素得以充分發揮其各自的性能。但從18世紀晚期開始，清朝的人口規模持續膨脹，大大超過了國內資源的承受能力;而19世紀中葉以后由于歐洲列強的入侵造成了以往地緣政治優勢的全面顛覆，元實力的發揮失去了最重要的內部和外部條件，中國的總體國力和民眾生活水準也急劇下降。雖然這一時期的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范圍內依然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但在支撐元實力的內外因素缺位的條件下，并不能轉化為有效的國家競爭優勢。
1949年以后，中國結束了晚清以來政治走向分裂、國家治理能力衰退的長期趨勢。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體系的形成，國土統一的基本完成，全國范圍內的社會穩定，加上外部有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結盟和援助，使得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經濟呈現出近百年來從未有過的起飛態勢。但是1958年以后，過激的國家經濟戰略導致人力物力的嚴重損耗和工業化進程的重大挫折。60年代中國同時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使其面臨極為不利的地緣環境，由此所產生的國防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壓力，嚴重擠壓了改善民眾生活條件的空間。而新中國成立以后人口的持續快速增長，也使其規模超過了國內資源的承受能力。在勞動生產率水平低下、缺乏農業外就業路徑的條件下，到70年代，過剩的農業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負擔，而非所謂人口紅利。所有這些來自外部和內部的不利條件，都制約了元實力作用的充分發揮。當然，這并不是說，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國失去了元實力賴以發揮作用的空間。相反，這一時期的中國，依然維持了一個高度集權和有效運轉的政府體系，全國一盤棋的戰略思想，中央計劃與地方自主的有機結合，加上勞動力的動員和一支曾在國內外受過良好訓練的科研隊伍，使得中國在國際地緣環境和國內物質條件極為不利的條件下，依然能夠完成一系列重大基礎設施和工業體系的建設，并實現若干尖端國防技術的關鍵性突破，從而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的全面騰飛奠定必要的物質基礎。當70年代初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美日等國首領次第赴華尋求恢復邦交的時候，中國國力的上升和地位的提高，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
中國的元實力獲得充分釋放的機會，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這不僅僅是因為過去對元實力起支撐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市場規模巨大，政府積極介入，人力資本素質優良，社會總體穩定，以及個人的世俗精神)繼續在發揮作用，更主要是因為，這時的中國內部和外部出現了兩個全新的環境因素。首先是中國的龐大人口，由經濟增長的負擔變成了真正的人口紅利。而這一紅利的形成，又是一系列變革的結果，其中主要包括戶口、就業政策的調整，從而帶來勞動力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到生產率較高的制造業的大規模轉移;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而導致全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和消費能力的巨大提升，從而使中國經濟由過去幾十年的投資驅動，逐步轉為消費驅動。其次是中國經濟的全球化，特別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國制造業全面融入國際市場。正是這兩個全新因素的結合，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經濟成長的內部和外部環境，從而為元實力的全面釋放提供了理想的空間;中國的國家競爭優勢，因此如虎添翼，獲得超常發揮。
八、比較與展望
相形之下，跟中國構成主要競爭對手的美國和日本，在影響經濟成長的各項要素上都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從長遠角度看，這些問題會對其國家競爭力的發揮或維持構成嚴重障礙。
先看美國。20世紀以來，美國在科技、軍事、金融領域一直保持世界領先的競爭優勢，同時在電影、音樂、文化、體育、媒體乃至體現所謂普世價值的人權、法治和民主制度方面，也顯示出無與倫比的“軟實力”，其滲透力遍及幾乎世界各個角落。美國成功的背后，除了地大物博的自然稟賦和地緣安全上的先天優勢之外，還有其他有利條件，包括源源不斷吸引世界各地人口的移民傳統、巨大的市場規模、占社會主流的盎格魯-撒克遜族群在清教徒倫理影響下所形成的高度世俗主義精神、高度穩定可期的政府體制、完備發達的教育制度等。但是，跟中國相比，影響美國競爭力的各項因素也有其劣勢。其中，最根本的問題有以下四個方面。其一，盡管美國號稱是民族熔爐，但族群的多元、異質所帶來的社會割裂和緊張沖突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導致暴力犯罪嚴重，社會治理成本高昂。其二，移民的大量流入，尤其是拉丁美洲裔移民比例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正在改變美國傳統的人口構成、價值觀和社會的總體面貌，令美國保守主義戰略思想家憂心忡忡，深感國本動搖(Huntington， 2004)。其三，美國的中小學基礎教育質量不容樂觀，普通民眾的職業技術水平和就業能力下降，人力資本的總體水平無法維持其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科技領域則主要依靠高學歷移民的支撐。其四，在社會分化加劇和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下，勝選方的黨派利益至上和民粹主義傾向日益嚴重，短期的選票戰略和相應的施政方式嚴重阻擾了長期戰略目標的制訂和實施。這些問題當中的大部分，在美國仍然維持全球軍事和金融霸權的條件下，可以借助美元和美國國債的信用，通過巨額借貸，維持現有的各種福利開支和治理措施，從而暫時得以應付。一旦霸權衰退，信用漸失，政府舉借能力和管制能力下降，這些問題(尤其是種族和移民問題)將會激化為嚴重的社會對抗和動亂，其破壞性將難以想象。
再看日本。在許多方面，日本曾經或者依然具備支撐經濟增長的各項優勢，包括人口的高度同質、社會的徹底世俗化、民眾的勤勉和節儉、政府在經濟成長過程中所起的引領作用等。事實上，這些正是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成長的最根本的動力。但日本面臨兩個嚴重缺陷，限制其經濟繼續擴張，并阻礙其尋求與其經濟規模相稱的大國地位。首先，日本是一個小國，不僅國土狹窄，資源缺乏，而且人口規模有限，在最高值的2010年也僅有1.28億人。所有這些，決定了日本的經濟一旦擴張到國內的資源和市場無法支撐或容納的地步時，必然產生對外部的結構性依賴，其抵抗外來沖擊的能力也會相應地下降。日本經濟在90年代中期以后經歷了長達近二十年的停滯和衰退，其中原因復雜，但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國壓力下于1985年出爐的“廣場協議”(Tsutsui and Mazzotta， 2014)。其次，日本人口面臨萎縮。據預測，至2050年日本人口將不到1億人。更為嚴重的是人口結構趨向于老年化，預計到2050年65歲以上人口將升至40%，14歲以下人口將降至9%(Tsuya， 2014)。如果勞動生產率改進的速度不足以彌補勞動力下降所帶來的損失，日本經濟在今后幾十年將會繼續在震蕩中陷于停滯。
展望未來幾十年中國經濟的前景，當然也會有各種制約因素，諸如貧富差距和地區差異加大、環境污染嚴重、對海外能源和商品市場過分依賴、科技創新不足、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人口結構趨于老化。這些問題如果處置失當，拖宕日久，則會積重難返，構成經濟進一步升級的巨大障礙。尤其是關鍵領域尖端科技產品的研發，中國與歐美日韓各行業領先企業之間，依然差距巨大。以半導體行業為例，芯片制造和設計技術日新月異，中國要追趕發達國家，不僅需要巨額資金投入，更有待技術和人才的長期積累。由于中國在此領域長期落后于美、韓等國，2018年4月美國政府的一紙禁令，使得長期依賴美國供應商提供高端芯片及其他電子元件的中興通訊，幾乎進入休克狀態。但是，技術鴻溝并非不可跨越，關鍵是經營者的策略和決策層的意志。同樣以通信技術和服務為主營業務的華為，由于一直注重關鍵設備的自主研發，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遙遙領先于西方同行業對手。
長遠看來，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且消費水平不斷升級的國內市場和各行各業制造業集群的普遍形成，一支遍布各行各業、數量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的工程師隊伍和具有優異學習能力的龐大產業工人群體，加上中國民眾在族群構成上的高度同質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和諧穩定，以及儒家文化傳統影響下人們普遍形成的勤勉節儉、追求物質成功的入世態度，再加上政府在追求經濟長遠發展目標過程中所發揮的至為關鍵的引領角色，所有這些因素匯聚在一起，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支撐著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元實力，也必將繼續為中國經濟的升級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提供最為強勁和持久的動力。今后二三十年內，與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當最有可能跨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無法擺脫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最具實力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而以中國經濟體量之大、綜合競爭優勢之得天獨厚，一旦產業成功升級，它對今后世界格局和人類生存遠景的影響力，將是今人無法想象的。
李懷?。好绹驴怂_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歷史系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