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長期斗爭，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澤東在北京的天安門城樓上，向世界莊嚴宣告了中國歷史新紀元的開啟。中國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務基本得到解決，中華民族蒙受的百年屈辱為之一洗，開始以從未有過的磅礴氣勢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擁有五千年文明史、近現代以來又受盡壓迫和欺凌的中國人民，砸碎了舊世界的鎖鏈，站起來做了新國家的主人。以強有力的國家政權為政治前提和重要制度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改造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神州大地確立。國家得到基本統一，民族大團結得以實現，政治昌明、社會穩定，人民生活水平節節上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建設逐步大規模展開。在世界東方，一個繁榮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中國，正以巨大的生命力感召和影響著全世界。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本文來集中探討一下新中國成立對中國70年歷史發展的劃時代意義。
一、驗證了中國人民所確認的若干真理
1.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是近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及其激化的必然結果
恩格斯說過：“任何地方發生革命動蕩，其背后必然是某種社會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1](P566)的結果。列寧也說過：
【“革命是不能‘制造’出來的，革命是從客觀上(即不以政黨和階級的意志為轉移)已經成熟了的危機和歷史轉折中發展起來的。”[2](P487)】
近代以來，中國幾乎受到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掠奪和欺凌。由于社會制度腐敗和經濟技術落后，近代中國所進行的反對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的戰爭，都以中國失敗、接受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結束。中國日益加深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在形式上雖然還維持著獨立國的地位，但事實上已經沒有完整的主權，政治上、經濟上完全獨立的地位均已喪失。另一方面，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在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資本主義因素發生的同時，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依然構成中國農村生產關系的主要基礎，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軍閥官僚依然控制著國家政權。他們同帝國主義相互勾結，在中國建立起聯合統治，共同吸吮著中國人民的血脂血膏，使中華民族不能生存、社會不能前進、群眾沒有生活出路。“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中國人民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近現代中國的革命正是在這種社會矛盾尖銳、激化的情況下發生的。近代中國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人民富裕和國家富強，也正是在這種社會矛盾基礎上提出來的。新中國成立是近代中國第一大任務實現的鮮明標志，并為完成第二個偉大歷史任務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證。
2.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是中國人民戮力同心、共同堅持長期斗爭的勝利成果
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贏得人民解放戰爭，有兩點特別鮮明和突出：一是革命斗爭的長期性。從1840年開始，中國人民就展開了反對外國侵略的民族革命，從太平天國起義到義和團運動，再到辛亥革命，斗爭此起彼伏，前赴后繼，波瀾壯闊，時間長達百多年，直至革命勝利，這為世界歷史所罕見。它充分彰顯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和不屈不撓的偉大民族精神。二是事業和斗爭的共同性。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建立的聯合統治，使中華民族倍受欺凌和屈辱，使中國人民倍受奴役和壓迫，因而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成為各族人民共同的事業和共同的斗爭。一部中國近代史記載著，在創建新中國的偉大革命中，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各少數民族等等，作為革命的動力，都為救亡圖存、中華民族的崛起奮力吶喊、求索、抗爭、斗爭過。其中，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是革命主力。民族資產階級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各少數民族、愛國知識分子、華僑等作為革命力量之一，各自在斗爭中做出了貢獻。特別是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之后，中國共產黨以集中領導工人運動為基礎，積極推進與國民黨合作，掀起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人從地上爬起來，擦干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志的尸體，獨立地舉起革命大旗，領導中國人民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創建革命根據地、武裝奪取政權，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革命道路。經過22年浴血奮戰(土地革命戰爭十年，全國抗日戰爭十四年、全國解放戰爭四年)，終于從根本上推翻了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迎來了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新中國，這是中華民族齊心合力、團結奮斗的勝利象征，彰顯了中國人民偉大的團結精神。
3.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中國近代以來作為革命的國都，早在共產黨成立以前，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就在中國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開，但是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偉大的革命都失敗了，中華民族仍處于沉沉的黑暗之中，悲慘境地未得到絲毫改變。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才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把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推進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嶄新階段。在新的革命階段上，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于中國的具體實際，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理論為指導，深入分析和創造性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問題：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革命的領導力量、依靠力量和團結力量、革命的獨特道路和主要方式等，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科學指針;中國共產黨人又在整個革命過程中，始終如一地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的徹底群眾路線。并且以自己最堅決、最勇敢、最熱忱的實際行動和最富有犧牲的偉大人格魅力，發揮著先鋒模范帶頭作用，因而贏得了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理所當然，中國共產黨也就歷史地成為中國人民的堅強領導核心和革命斗爭的主心骨。
4.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證明了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在中國行不通
近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為了救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曾渴望學習西方、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使中國走向獨立和富強。特別是一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總是反復提出這種主張。辛亥革命，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做出的最大努力，其結果流產。辛亥革命的失敗，宣告了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幻想的破滅。但是此后，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并沒有放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抗日戰爭勝利后，一個時期內，一些民主黨派的領導人物和若干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又迷信“第三條道路”(實質上還是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結果又以帝國主義不容許，蔣介石法西斯式政治統治的殘暴，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而流產。歷史表明，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領導人民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其一，他們不能提出徹底的反帝綱領，凝聚起中華民族的磅礴力量;其二，他們不能提出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動員不了中國最廣泛的群眾——農民;其三，由前兩條所決定，沒有能力組織和掌握軍隊，不可能進行革命的武裝斗爭。他們幻想國民黨統治集團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得到的回報是，其組織遭到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取締，代表人物遭到監視、逮捕以至殺害。最后，不得不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發表宣言，檢討“中立態度”“中間道路”背離了中國現實環境，轉而站到人民革命立場上來。如毛澤東所概括：“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3](P1471)這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行不通，是歷史的結論。今天依然迷戀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的人，是置歷史規律與歷史經驗于不顧，失敗是不容質疑的。
二、確保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
列寧說過：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個問題，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4](P19)】
因為政權在誰手里，這一點決定一切，政權決定革命的進程和結局。人民共和國這一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解決了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三大問題：
1.粉碎了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顛覆革命勝利果實的陰謀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人民面臨著幾大威脅。一是美國發動的侵朝戰爭，直逼我國的鴨綠江邊。美國的第七艦隊侵入我國的臺灣海峽，為盤踞臺灣的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助威，妄想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里。美國還在我國周邊建立了多個軍事基地，威脅我國政治安全。二是國民黨在大陸埋伏的特務、地主階級的殘余武裝、土匪團伙，他們四處破壞土改和國民經濟恢復工作。三是在經濟上，不法資本家斷言共產黨不懂經濟，無能力管理中國，并進行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違法犯罪活動。面對這些嚴重威脅，我們黨和人民憑借人民政權強大的動員力、組織力和武裝力量，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爭，粉碎了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顛覆新生紅色政權的陰謀，確保中國能夠在全國規模上選擇社會主義道路。
2.確保社會主義基本因素產生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
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關鍵是要建立起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所以，在20世紀 50年代，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任務和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人民掌握國家政權，當家做主，卓有成效地履行國家職能，確保了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因素的產生和導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建立的作用的發揮，“總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5](P260)然而，從導入社會主義的基本因素到正式形成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一過程不可能自動進行，它只能由社會主義國家為它開辟道路。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正是確保這一過程正向發展，推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確立，并促進社會生產力在這種新的生產關系下快速發展的強大政治杠桿。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先奪取政權，再利用革命政權去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進而發展生產力這一偉大實踐，既是對馬克思、列寧思想的遵循，又是結合中國實際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都講過要利用無產階級爭得的民主，即國家政權改造舊的生產關系，建立新的生產關系，盡快發展生產力。特別是馬克思1881年在答復查蘇利奇關于革命公社未來命運問題時所指出的，由于俄國的農村公社是與資本主義同時、并非與此脫離而孤立存在著的，所以，若其他條件具備，它就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馬克思這個重大而具有獨創性的歷史見解中，所謂“其他條件具備”，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人民掌握國家政權。因為國家作為一種集中起來的系統力量，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是巨大的(至于國家對經濟發展反作用的性質及其大小則依國家政權的性質而定)。列寧1923年寫的《論俄國革命》一文，在駁斥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義分子和俄國孟什維克等機會主義派別的謬論時曾指出：
【“你們說，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好極了。那么，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6](P778)】
這是對歷史辯證法的活的運用。從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看來，國家是社會的正式代表，是上層建筑當中最主要的東西。它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也可以阻礙經濟的發展，還可以改變經濟發展的方向。在這個意義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人民當家做主，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具有根本的決定性的意義。毛澤東更以其深刻的洞察力，發現這不是歷史發展中的個別事例，而是一條辯證規律。他說：
【“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7](P130-132) 】
【“都是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7](P130-132)】
毛澤東留給中華民族的這條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閃爍著歷史辯證法的燦爛光輝。新中國70年的大發展，生動證明了它的真理性。
三、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提供了政治制度基礎
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夜，毛澤東就向世人宣告：
【“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一樣，以自己的輝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3](P1467)】
偉大領袖的偉大預言，在偉大國家的偉大人民的偉大創造中，成為光輝的現實。中國共產黨人清楚知道，要鞏固近代以來中國第一大歷史任務實現的成果，并實現第二大歷史任務，變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為先進的工業國，當時面臨世界上的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一條是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而對于中國來說，卻只有一種選擇，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對中國來說有十分的必要，但是否有這種可能呢?毛澤東的回答是肯定的。其最大的根據和底氣就是“中國的命運”已經 “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即人民掌握了國家政權，能在全國規模上，按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去治理國家，從而加快社會生產力發展，推動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用老百姓的話說：這叫“有權的幸福，無權的痛苦”。前進的道路從來不是平坦的。在新中國建立后的70年奮進中，黨和人民披荊斬棘，進行了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首要的斗爭是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其次是同貧窮做斗爭，再次是與國外敵對勢力的威脅做斗爭。正是這些斗爭堅定了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
新中國70年光輝的奮斗史充分驗證了這一真諦。從1953年到195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9.6%，農業總產值每年遞增4.8%。社會主義改造成了生產力發展的直接動力。尤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為中國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乃至爾后的一切進步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從1957年到1978年的22年間，我們基本上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中國在贏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之后又贏得了經濟上的獨立。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上，工農業總產值，1953—1978年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4%，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2.7%。從1957年到1978年，除了少數農副產品產量外，谷物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都明顯提前了。[8](P248-275)同時這期間，我們還從成功和失誤兩方面為以后的科學發展取得了經驗。正是這樣，新中國改革開放以后40余年，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得到大幅躍升，以震古爍今的偉大創造，不斷向世界展現出中國精彩。
客觀歷史事實正是這樣。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創造偉力，推動了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取得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到2017年黨的十九大召開，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名列前茅，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高鐵、公路、橋梁、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快速推進。至201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13158億斤，比1949年增長4.8倍，年均增長2.6%。[9] 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9.58%，比1949年末提高48.94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71個百分點。[10]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極大改善，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升，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等等。現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以更加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有力地支撐起 “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的實施。
四，為確保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提供了國家權力支撐
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人民的最高領導力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優勢，是當代中國取得一切發展進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保證，是中國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核心力量。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實現對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是由以下條件決定的：
【“首先，是根據歷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關于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
“第二，是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的，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范。”
“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系，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
“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11](P262-263)】
而這些條件集中起來，自然是由它的階級屬性和政治屬性所決定，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都是為實現人民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所以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具有牢固的階級基礎和深厚的群眾基礎。但是它作為執政黨在極其復雜的國內外的斗爭當中，能夠實現其領導，也基于有自己領導下的強大的國家政權力量的支撐。毛澤東說：
【“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12](P1074)】
軍隊是國家政權的重要基石。如果沒有以強大的人民軍隊為主要力量的國家機器、強大的國防為后盾，我們就既不能抵御國外侵略勢力的進攻，也不能鎮壓國內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勢力的反抗。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就無法堅持。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日常的理論的宣傳中，往往正確地強調了黨對國家政權的核心領導這一面，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還得進一步加以強調，其根據在本節的開頭已作了概括。黨的領導若沒有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支撐，就不能稱之為執政黨，黨的領導就不能實現和堅持。所以必須強調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作用，并且按照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的要求，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建設和職能作用發揮的依法監督，以便更好地體現黨的根本宗旨，有力地貫徹黨的主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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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9] 國家統計局. 農業生產躍上新臺階 現代農業擘畫新藍圖——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二[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 t20190805_1689117.html，2019-08-05/2019-10-10.
[10] 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 城市發展闊步前進——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七[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15_1691416.html，2019-08-05/2019-10-10.
[11] 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 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本文原載《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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