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吃飯問題，實質是農業發展的問題?；仡櫺轮袊霓r業翻身史，人們忘不了陳永貴和“農業學大寨運動”所作出的偉大貢獻!
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先后勝利完成了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和公社化運動，使中國農業走向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在此基礎上，如何迅速發展農業生產力，大量增加糧食和農產品產量、改善人民群眾生活就成為當時中國農業發展、并向現代農業進軍所面臨的一個迫切問題。
在解放前和建國初，中國農業的落后局面，是末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很難想象的：各地江河水患頻發, 旱、澇、蝗災害每年不斷;農業生產主要靠的是人力(肩挑手抬)和少量的畜力，全國90%的耕地不能灌溉，鹽堿、澇洼地和荒坡成片。農民完全是“靠天吃飯” ;農業產量極低，一般全年畝產只有二、三百斤。農民吃糠咽菜和逃荒要飯、賣兒鬻女的現象相當普遍。
在1956年實現合作化之后，共產黨企圖急于改變這種狀況，為此于1957年制定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1958年發動了農業生產“大躍進”。但由于犯了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速度、脫離客觀實際的錯誤，因而導至出現了“三年困難”時期“。“三年困難”的教訓清楚地說明：中國農業發展和解決吃飯問題，決不是一蹴而就、單憑主觀意志就能輕易解決的，其基本原因在于農業生產條件和綜合生產力水平落后，為此必須下更大的功夫，實施長期的艱苦創業工程，在根本改變農業生產條件和全面提高生產能力方面大打一場翻身仗。因此，在困難過后，黨中央對農村和農業問題更加重視、更加務實。
正是在當時情況下，陳永貴和大寨農民所創造的治山改土，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經驗報道出來，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為當時中國農業發展樹立了榜樣。
大寨是中國北方農村的一個縮影。在互助合作化之后，大寨人直接面臨的是惡劣的自然環境。全村七百多畝土地分布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七零八散、高低不平共4800多塊。土地十年九旱，一下大雨就澇，畝產只有一、二百斤。但是大寨人的骨頭是硬的，他們不向貧窮低頭，而是認準了向窮山惡水開戰、治山造田的一條道。
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帶領下，大寨人開始了在荒山野嶺上打石筑壩、填土造田、整平土地的壯舉。修筑的梯田一次次被洪水沖垮，但是大寨人毫不灰心、氣餒，又一次次地重新修起來。不分冬寒夏暑，全村男女勞力齊上陣，硬是靠人力把荒山改造成了旱澇保收的“大寨田”。先治坡、又治窩，經過了幾年的奮斗，終于使大寨發生了變化。1962年糧食畝產就由1952年237斤增加到774斤。就是受災的1963年，仍達到704斤，不僅不要國家的救濟，而且全大隊還賣給國家24萬斤糧食。大寨在解決本大隊吃糧問題的同時，從1952年至1963年11年間共向國家交售了175.8萬斤糧食，平均每年每戶交售7000斤。為國家做出了巨大的奉獻!正如1963年年11月《人民日報》在刊登的長篇通訊中所說：“奮發圖強，自力更生，以國為懷，顧全大局 — 大寨大隊受災嚴重但紅旗不倒。”
到六十年代末，大寨共整修良田800多畝，植樹造林1000多畝，筑盤山公路12華里，建蓄水池6個，修盤山水渠28華里。這樣不僅擴大了地塊面積、整平了土地，而且能夠保持水土，能灌能排，旱澇保收，灌溉面積達400多畝。畝產在當時就翻了兩番，基本上擺脫了貧困。看那長城般的石壩、天梯式的農田，誰能相信它完全是靠全村六十個勞動力手鑿肩抬式勞動方式建成的!其中每個勞動力土石方作業量達1000多立方米，擔土80多萬擔。每人每年擔石頭880多擔，擔糞、擔莊稼十萬斤。他們打出和搬運的石方如果壘起1米高2米寬的大壩，能夠從大寨鋪到北京一個來回!
大寨的創業精神充分體現了中國農民的骨氣和自信，反映了當時中國農業發展的客觀要求，它一發現就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1964年5月中旬，在中央召開的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講：“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種好16億畝地的基礎上，建設4億畝穩產高產田。”在毛主席的倡導下，黨中央于1964年作出了“農業學大寨”的決議，把大寨的經驗推向全國。
“農業學大寨運動”，其主要內容是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按照水利化、機械化要求，對土地進行升級改造。在各地人民公社的統一領導和規劃下，廣大干部群眾齊上陣，迅速掀起了一場持久的、大規模的以治山治水、改土造田、修“大寨田”為主、全面加強農業基本建設、改造落后的生產條件、大打農業翻身仗的的群眾戰爭。
過來的人們都知道：過去農村的土地大多是荒涼脊薄的，不要說山區丘陵地區，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很不規整。這就造成絕大部分耕地不能灌溉，當然也不能使用機械耕作。下雨時，水往低處流，出現高處旱、洼地澇，這就造成在正常雨量下也有旱、澇災害發生的原因。好年景產量不過二、三百斤。很多地區鹽堿現象嚴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這種狀況正是在六、七年代“農業學大寨運動”中根本改變的。
那真是一個艱苦卓絕、驚天動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員千軍萬馬齊上陣，縣、社干部和群眾一起奮戰在田野，他們吃的是窩窩頭、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銑、獨輪車，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將土地搬了家，削高填洼，將每一片土地整平、把原來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耕地全部改造成了規則、水平、整齊劃一的畦田。并結合修水庫、建揚水站、修灌溉渠、打機井、治理鹽堿、翻淤壓沙等，建全了水利排灌系統等農田基本建設設施。這樣不僅使耕地能夠水澆，而且使雨水能夠均勻地滲入地下、不能流失，大大避免了旱災和澇災。在此基礎上，才能夠實現水利化、機械化、電氣化、化肥化和良種化，否則都是不可能的。經過了十多年的時間，使大地變了模樣，變成了目前這樣到處畦田縱橫、灌溉成網、綠樹成行的圖畫!
到1978年全國灌溉面積達八億畝，與1965年相比增長了70% 。農業達到每人有一畝以上穩產高產田。同時還完成了2.6億畝的除澇和6200萬畝的治鹽堿任務。全國修建水庫達到八萬多座，人工河渠增加了300多萬公里，修配套機井220萬眼，數量增長了935.89% 。又由于支農工業的發展，到七十年代末農村機械化程度開始提高，農村用電開始普及，拖拉機、電動機、柴油機、脫粒機、粉碎機等機械和動力設備都進入廣大農村，化肥也開始大量使用，農作物科技良種普遍推廣。使農業基礎設施、生產條件大大改變。
“農業學大寨運動”帶來的顯著成果，就是糧食和農產品產量的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的統計，從1964年到七十年代末，十五六年的時間內全國糧食產量都是持續增長，再無出現過減產、滑坡狀況。連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即使在“文革”時期，全國糧食生產也“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僅從1965年至1978年來說，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0475萬噸，十多年間增長了56.7%，年均增長率是3.9%，大大超過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年均增長速度。197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6642.3億斤，全國人均占有糧食達到684斤，這不僅超過了歷史上最高水平，而且比改革以后的2003年(人均670斤)還高!1979年全國豬牛羊肉產量1062.4萬噸，比1957年增長266.59% 。這說明到七十年代末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就已經解決，絕大多數人實現了溫飽，從總體上解決了人民的吃飯問題。中國糧食生產發展變化之大，這在迄今中國歷史上(包括改革開放時期)從未有過，是一種真正的奇跡!
因此說，農業學大寨運動給中國農業生產帶來的變化，完全稱得上是一場革命!它歷時十多年，是新中國創業史上繞不開的一個話題。沒有那場農業升級改造的運動，就沒有中國的現代農業!中國人不能忘記：目前遍布廣大農村、成為子孫后代鐵飯碗的旱澇保收的“穩產高產田”，本來是以“大寨田”命名的!都是與陳永貴的功績聯系在一起的!
大寨人之所以形成那樣一種具有高度的凝聚力、意志堅強的集體，其重要的原因還在于有陳永貴、賈進才、賈承讓等那樣的好干部、好領導。他們大公無私、一心為群眾、帶頭吃苦實干，真正是農民的優秀代表。在成立互助組時，陳永貴并沒有考慮自已的致富，而是自愿地同村里那些缺少勞力、無依無靠、生活困難，被稱為“老少組”(即多是老人和孩子)的農戶組合在一起，并擔任他們的組長。完全以改善他們的生產生活為己任。在任大隊支書時期，陳永貴白天帶領大家上山勞動，揀最重的活干，晚上與干部們開會商量工作或到各家問寒問暖。大隊干部每年參加勞動在300天之上。后來陳永貴兼任昔陽縣領導工作時，也特別要求縣、社里的干部們全年參加勞動必須在100天之上。他一直認為：干部坐辦公室工作或開會都不算勞動，而只有到生產第一線同群眾一起干活才算勞動。在生活上陳永貴總是同那些困難的農戶在一個標準上，從來不謀私利、不搞特權。在赴外地出差時，在招待所住一宿聽說要一元二角錢，他扭頭就走，而去揀那最廉價的小旅店住。后來到北京進黨中央政治局工作，但他不轉戶口、不吃商品糧，不拿工資，仍在大寨拿工分、吃農村口糧。更不必說家屬、孩子也無任何人農轉非丶脫離農民。后來當了國務院副總理，每月就享受國家36元的補助。穿的仍是農民服裝，吸的香煙一直是從太原買來的每包一角九分錢的香煙。每年仍堅持以三分之一的時間回大寨和昔陽縣勞動、蹲點搞調研等。……那個時代的干部們，真正實踐了毛主席關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人民公仆”的教導，這正是當時干群一心、各項事業興旺發展的重要原因?？梢栽O想，如果那時有人提出所謂“黨員干部也是人”、“干部要帶頭富起來”的號召，整天吃吃喝喝、酒場不斷，拉關系、跑門子，甚至泡歌廳、摟小姐、包二奶等，那么還會有廣大群眾那種團結奮斗的志氣、那種戰天斗地的威力嗎?還會創造出那種宏偉業績嗎!
回顧新中國的歷史，正像“大慶”石油基地的開發大大驅動了中國工業的發展一樣，“大寨”治山治水的經驗則是創造了中國農業發展的新途徑。當時的大寨、大慶兩個典型的出現，對中國經濟和形勢的影響，決不亞于在那時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的威力。大慶、大寨、原子彈爆炸，六十年代初出現的三件大事，都是以毛主席的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精神所樹立的紅旗，它揭開了“三年困難”之后中國經濟和時局發展的新局面!震動了世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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