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發表獲獎感言時說他母親一輩子被饑餓和疾病折磨，沒享過一天福。在當時困難的條件下，饑餓是難免的，但是莫言故意把她母親的饑餓夸大且“附會”了。實際上，在撤銷食堂后，莫言的母親并沒有參加生產隊集體勞動，在家庭分工中主要是操持全家十幾個人的飯菜。這個活雖然辛苦，但再饑餓也不會餓出“癆病”來。知道了這種家庭分工，也就明白了莫言說的母親推磨什么的，都是把他母親為家庭勞動“附會”成了為集體勞動;于是那“嘔吐法偷糧”的真實性也不言自明了。
下面再來討論他母親的疾病問題。莫言對他母親的病寫得比較真實可信——
“就說說母親生過的病吧，嗨，從我有記憶力開始，就看到母親被這樣那樣的疾病折磨著。先是"心口痛"，每年春天都犯，犯了就痛好多天，去衛生所買兩片止痛片吃上，不管用，想請醫生來看但是沒有錢，錢在祖母手里卡著，當然不會為一個不喜歡的兒媳婦花錢看病，只好干靠著，去尋一些不花錢的偏方來治。姐姐帶著我到剛生過小孩子的人家去撿雞蛋皮，撿回來用鍋烘焦，再用蒜臼子搗碎，然后讓母親沖著喝。還有一個偏方是攤一個雞蛋餅，里邊包上四兩生姜，一次吃下去。我記得母親吃了那個生姜雞蛋餅后，痛得在炕上打滾兒，汗水把衣裳和頭發都濕透了。那時以為凡是肚子痛就是涼，生姜大熱，能治，不知道母親患的是嚴重的胃潰瘍出血，吃上四兩生姜，無疑是火上澆油。母親心疼的是那個雞蛋，那是她的姑姑偷偷地送來的，沒讓祖母和嬸嬸看到。到了夏天，就頭痛，臉赤紅，干活回來，忙完了飯，別人吃飯，她就跑到外邊去嘔吐，翻腸絞胃地吐，我和姐姐站在旁邊，姐姐哭著給她捶背，我哭。秋天還要犯"心口痛"，好不容易熬過去，到了冬天，哮喘又來了，說是得了癆病，癆病方，一大筐，不是雞蛋就是香油，我們到哪里去弄?只能用一些成本不高的偏方治。用尿罐里的堿煮蘿卜吃，用柳樹枝燒水喝，怎么可能管用?還有婦女病，脫肛，據說治脫肛最好的方子是用豬的大腸裝了大米燉著吃，吃不起，那時候我們連大米是什么樣子都沒見過。母親自己發明了一個偏方，晚飯后，找一塊半頭磚，放到灶火里燒著，刷完了鍋碗，干完了活，將熱磚掏出來，墊到肛門下坐著，自己說很舒服。”
“從我記事起，就記得她每年冬春都要犯胃病，沒錢買藥，只有苦挨著，蜂蜜一樣的汗珠排滿她的臉，其實分不清哪是汗哪是淚。在母親低聲的呻吟聲里，我和姐姐躲在墻角哭泣。母親腰上生過毒瘡，痛得只能扶墻行走，盡管如此，還得忍受著公婆妯娌的白眼，扶病操持一家的飯食，還得喂牛喂豬。母親終于端不住那盆飲牛的水而跌倒了，瓦盆落地粉碎，家人們最關心的是那個盆，母親最關心的也是那個盆，她下意識地拼湊著那些瓦片，仿佛能把它們復原似的。……母親每逢夏天必頭痛，每晚必跑到屋外手扶著柳樹嘔吐，在家里嘔吐怕公婆和妯娌厭惡。母親患了哮喘病，入冬即犯，一行動就喘息不迭。母親一直患有婦科病。母親被驢把腳踢傷。母親患了帶狀皰疹，疼得哭出了聲。母親患了面神經麻痹。母親患有嚴重的肛腸疾病。”
從這些記敘中，我們看到了莫言的母親是非常可憐的，除了身體上的疾病，還要受一個封建殘余比較嚴重的家庭在精神上施加的壓迫。
莫言還寫道：
“因為頻繁的生育和饑餓，我母親那個年齡的女人幾乎都是疾病纏身。我小時候，夜晚行走在大街上，聽到家家戶戶的女人都在痛苦地呻吟，她們三十多歲時，基本上都喪失了生育的能力;四十多歲時，牙齒都脫落了。她們的腰幾乎找不到一個直的，大街上行走的女人，幾乎個個彎腰駝背，面如死灰。”
這里寫得雖然有些夸張，但也比較生動地刻畫出解放初期乃至六十年代初農村缺醫少藥，醫療條件落后，醫學知識缺乏的基本狀況。
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很著急，由于這個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他對衛生部門的工作極為不滿。他內心積壓的火氣，終于在1965年6月26日爆發了。這一天，毛澤東根據中央辦公廳的安排，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匯報工作。錢信忠在作了衛生部工作的一般性匯報后，講到全國醫務人員分布情況時說：全國現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當毛澤東聽到這組數字時，發怒了。他面容嚴肅地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這就是眾所周知偉大的“6·26指示”。
“6·26指示”下達后，立即轉化成各級黨政部門的行動。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一級設立了衛生室，構建了農村三級醫療體系。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在中國農村大地普遍鋪開。不但全國絕大部分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由城市醫生組成的巡回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也形成了制度和規模。
莫言的母親，也成為了“6·26指示”的直接受益者!請看他的回憶——
那次母親生命垂危了，我們只能哭泣，家里沒有錢，有錢也不舍得花在兒媳身上。幸虧來了省里的巡回醫療隊，很高明的省城的大夫為母親做了手術。手術就在母親生我們的炕頭上進行，我們躲在墻根，聽著母親的呻吟，聽著刀剪的聲響，看著護士把一盆盆的血水端出來。
后來又生過一個碗口大的毒瘡，在腰上，一直挺著干活，實在不行了才躺倒，疼痛難忍，咬緊牙關不呻吟，生怕讓公婆妯娌聽到心煩，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我跟姐姐在她身邊哭，她叫著我的乳名，說：我不行了，你們姐弟怎么活呀?幸虧縣里的醫療隊下來巡診，義務看病，不要錢。記得是個中午，來了一群醫生，都穿著白大褂，脖子上掛著聽診器，還拿著刀子剪子什么的，說是給母親動手術，不讓我們進去看。聽到母親在屋里哭叫，肯定是痛得受不了了才哭叫。一會兒工夫，一個醫生端出來一大盆膿血，一會兒又端出一盆。漸漸地好起來，能扶著墻下地了……
顯然，是巡回醫療隊救了莫言的母親，也可以說，是“6·26指示”救了他母親的命，是毛主席共產黨給了他母親第二次生命!當然，“6·26指示”不只是救了他母親的命，而是有效地解決了有史以來中國農村缺醫少藥的落后狀況，使廣大農民獲得了便捷的衛生服務，開創了全新的農村醫療的新局面，讓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得到大幅提升，并且成為世界上“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范”。莫言母親的受益，就是一個非常生動的例證。
對莫言和莫言的家庭來說，這是多大的恩惠啊。俗話說，受人滴水之恩，必當涌泉相報。且不說要莫言“涌泉相報”，但是，作為一個已經混出來的大作家，把自家受的這個恩惠，實事求是地寫成一篇散文，一個故事，或者一篇小說，讓國人也看到一點新中國的光明面，應該是不難的吧。在獲得諾獎領獎時專門講母親故事的演講中，把這個故事也拿出來講一講，總是應該的吧。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這個故事都應該是莫言最該說和最該寫的一個“故事”。可是，沒有。不僅沒有“涌泉”，連一個像樣的“水花”也沒有。幸虧大于在他眾多激情澎湃的回憶中，沙里淘金，發現了他這兩滴“幸虧”的水珠，否則，有幾個人會知道，原來毛主席的“6·26指示”，還是莫言母親的“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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