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革命戰爭洗禮的老一輩革命軍人，說到自己的戰功，幾乎異口同聲“歸功于黨，歸功于人民”!
而今的社會，為某些開國戰將戰時的苦勞“爭功”、戰后的待遇“叫屈”之聲，卻不絕于耳。
難道我們的革命前輩在公眾面前，人人都是虛情假意的謙謙君子?在組織面前，個個都是泯沒“自我”的諾諾小人?
否!
因為，他們不是爭雄逐利覓稱侯的軍閥，他們是以“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不服務人民群眾，他們一無是處!
因為，他們不是打家劫舍竄四方的流寇，人民軍隊靠人民，只有和人民群眾休戚與共，才能打贏人民戰爭，不深入人民群眾，他們一事無成!
因為，他們不是爭強斗狠缺思想的打手，他們的功勞無一不建立在“走群眾路線”基礎之上，在功勞面前，他們首先想到沖鋒陷陣的基層指戰員，想到流血犧牲的千百萬革命烈士，想到哺育子弟兵的億萬人民群眾，不融入人民群眾，他們一錢不值!
一、黨中央、毛主席、蔣軍將領如是說——百萬民工支前何以保障戰斗力
淮海戰役功勞的歸屬，黨中央早在淮海戰役結束7天后就有過結論——1949年1月1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致電劉伯承、陳毅、鄧小平、饒漱石、張云逸、粟裕、譚震林、陳賡諸同志，華東人民解放軍和中原人民解放軍的全體同志們，電賀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并明確指出：
【凡此巨大戰績，皆我人民解放軍指揮員與戰斗員、人民解放軍與人民群眾、前后方黨政軍民團結一致，艱苦奮斗所獲的結果。】
關于淮海戰役勝利的原因，陳毅分析道：
【一是敵人錯誤判斷，認為我們沒有力量，不會集中兵力與他決戰。二是在戰役戰術上分批分割殲敵，我軍主要進行近戰夜戰，發揮我們的長處。三是龐大雄厚的民力支援，淮海戰場上的軍力對比，實際上成為500萬對80萬，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威力。四是戰役過程很艱苦，好比鈍刀切脖頸，難以一下把敵人殲滅，是靠戰士勇敢、獻身精神和天才的創造力來完成戰略戰術上的正確決策。五是發揮了政治攻勢的作用，在戰役中敵軍有5個師起義，1個師投誠。在俘虜政策上，實行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對敵人實行分化。在這些原因中，人民的支援才是勝利的根本保證……500萬支前民工，遍地都是運糧食、運彈藥、抬傷員的群眾，這才是我們真正的優勢。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淮海戰役中，中原人民支援我軍彈藥、物品的架子車隊
——圖片來自淮海戰役紀念館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淮海戰役作戰目標的戰役設想、聚殲敵人的戰場預設以及戰役展開的兵力規模，受制于解放區對戰爭的支持程度。
1948年11月8日，即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碾莊戰役發起之前，粟裕等致電中央軍委，在分析了蔣介石可能采取繼續在江北與我周旋和立即放棄徐蚌等地，將江北部隊撤守沿江的兩種方案后，強調了淮海戰役的先決條件：
【我們不知各老解放區對戰爭尚能支持到如何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較大的支持的話，則以迫使敵人實現第一方針為更有利。】
同年11月9日，就粟裕提出的戰役設想的前提條件，中央軍委回電粟裕等：
【應極力爭取在徐州附近殲滅敵人主力，勿使南竄。華東、華北、中原三方面應用全力保證我軍的供給。】
同年11月14日，就戰役保障問題，中央軍委又致電劉陳鄧并告粟陳張、韋吉、譚王，同時部署華東局、中原局：
【此戰役為我南線空前大戰役，時間可能要打兩個月左右，傷員可能在十萬以上，彈藥、民工需要極巨，請華東局、中原局用全力組織支援工作。】
11月22日，中央軍委再發一電，將調糧、彈藥接濟等支前任務，擴大到華北局。
史料記載，淮海戰役期間，華東、華北、中原、冀魯豫解放區人民全力以赴支援我軍作戰，共出動：
【民工約543萬人，其中：
隨軍常備民工22萬人(隨軍服務兩三個月以上)
二線轉運民工130萬人(一般服務30天以上)
后方臨時民工391萬人(一般服務10天左右)
擔架20萬副
大小車88萬輛
挑子5.5萬副
牲畜76.7萬頭(未含冀魯豫行政區)
船8500只
糧食一共籌運96000萬斤
其中：前方實用43400萬斤】
戰役最后階段，我參戰兵力與前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達到一兵九民，大大超過戰役初期一兵三民的概算。僅籌集調運的糧食一項，若全部裝上小車，車裝200斤，這個小車隊伍即可以從南京到北京排成八行。
人民群眾踴躍支前，在根據地司空見慣，但在長期受國民黨反動當局統治的地區卻成了聞所未聞的新鮮事兒。史料記載：
【沂南擔架團，在朝陽集附近時，群眾看著民工穿的很破，以為這都是跟著部隊出來混飯吃的，一個老大爺問民工高培忱:“你那里歉年幾年了?”高培忱就主動和他解釋好多問題，說明解放區豐衣足食，解放區大批給養日夜不斷的向這里運，我們是吃著自己的糧食來幫助你們解放。
渤海四分區擔架團，特等功臣楊丙信，在徐州北于村住時，在一家姓張的大爺家，他宣傳了共產黨民主政府怎樣幫助老百姓生產，愛護老百姓和怎樣實行土改等。張大爺的侄子張光明，在一旁聽了，他站起來說:“怎么真的還有這樣好事嗎?”接著他就說起他今年18歲，12歲就沒有父母，撇下了3畝地不會種也都賣了，他要求跟楊丙信一塊去支前，復員后一塊到解放區去，楊丙信對他解釋說:“蔣介石快消滅了，這里很快和俺那里一樣了。”當他行軍走出十多里路時他又趕了去，指導員讓他吃了飯，才把他動員回去。
很多新區群眾不明白民工怎樣來的，不少群眾問民工:“是不是抓來的?”安丘縣的一個18歲民工告訴他們說:“蔣介石在那里把俺糟蹋的和你這里一樣苦，共產黨領導生產救災救了俺，俺支前都是自愿來的，打不倒蔣就沒好日子過!”
許多民工團隊的和長長行列，經過徐州、蚌埠時，市民們都奇怪地說：“怎么這些伕子也沒押著的他們不跑呢?共產黨真是有辦法!”民工答復他們說：“支前都是自愿的，消滅了老蔣才能過安穩日子!”】
淮海戰役中踴躍支前的民工小車隊
——圖片來自淮海戰役紀念館
對于人民群眾的作用，淮海戰場上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更是有著震徹肺腑的感受。國民黨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回憶，雙堆集戰斗結束后，他和第十二兵團司令官黃維等被俘將領被押往后方途中——
【但見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車水馬龍，行人如織，呈現出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支援解放軍作戰的偉大場面。……我以前帶著部隊經過這些地方時，連一撮豬毛都沒看見，現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過村莊看見解放軍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樣親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歡笑，有的圍著一個鍋臺燒飯，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與軍裝制式不同外，簡直分不出軍與民的界限。我們這些國民黨將領，只有當了俘虜，才有機會看到這樣的場面。在強烈的對照下，不能無動于衷，不能不正視鐵的事實，承認共產黨、解放軍所在的地方，和國民黨、國民黨軍隊所在的地方，有兩個世界的天壤之別。我當時就大為感慨：認為18軍的最后敗滅，非戰之罪，應歸咎與脫離人民群眾，進而敵視人民群眾，在人民群眾的大海里淹沒了。】
說到這里，可能有人要說：群眾，靠優秀干部組織起來，才有力量;軍隊，靠優秀將領統領指揮，才能打勝仗。
革命隊伍不否定英雄，不能容忍的是“個人英雄主義”——1948年1月16日，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譚政在東北軍政大學上級干部大隊作報告時，曾痛斥：
【和黨的利益相對立的，是政治上的標新立異，個人突出，個人的地位利益的權威觀念。不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強調我個人有沒有威信、權力與地位，拼命地用不正當的方法去建立自己的信仰，不管黨有沒有信仰。差不多在許多同志中間都存在著，這就叫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的做了一些成績，打了一個勝仗，就驕傲異常，目空一切，盛氣凌人，強調個人的功勞。其實，想錯了，把個人的功勞太突出了，離開黨，離開干部，離開群眾，你能作出什么功勞來?在家里當工人，當農民，有什么英雄領袖?就是因為有黨。工作有成績應當全面去想一想，打仗如果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沒有根據地，你個人無論如何不能打勝仗。打仗要靠干部，靠廣大士兵，否則你就是再好的指揮也不能打勝仗。如果后方不支持你，人民不支持你，你也不能打勝仗。沒有子彈、炮彈，沒有兵員補充，沒有糧食吃，也不能打勝仗。沒有地方支持也不能打勝仗。如果有個人功勞的話，那么論功行賞，個人也只能放在第四位。第一是黨，第二是群眾，第三是士兵和干部，第四才是個人。個人英雄主義之所以沒有根據，所以要不得，這是因為他和黨的思想不相符合的。】
在華東戰場，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唐亮將“個人英雄主義”斥責為“單純的打手觀點”。
在中原戰場，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批評更為嚴厲——《中原軍區關于選拔任用干部的標準與制度的訓令(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嚴肅指出：
【“有些有能力的干部容易發展驕傲自大、個人英雄主義、不虛心、不民主、輕視政治、忽視組織和紀律等等傾向，因而障礙了他們的進步和發展。”】
還要求各部隊警惕其中少數人“發展了極惡劣的軍閥主義、脫離群眾的傾向，腐蝕了部隊的戰斗力”。
“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在毛澤東統領的人民軍隊中，沒有政治頭腦、缺少政治覺悟的“打手”，通常是被幫助、被教育的對象——史料記載，中原野戰軍某部“在查整中曾暴露右傾軍閥主義、貪污腐化、干部不團結、反上壓下等現象，查整中用算傷亡賬方法，及提出如何對得起太行山人民及黨政的口號，激發了極大多數干部的反省與覺悟，不少高級干部在反省中，慚愧痛哭流涕，最后思想、作風、工作得到很大進步”。
8年前，筆者在《我研究中國革命戰爭史為什么聚焦基層士兵》一文中曾有過如下假設：如果電視編導將《亮劍》中的共產黨將領李云龍與國民黨將領楚云飛對調，互換指揮對方的部隊，在劇中，編導解讀歷史的邏輯依舊周延，人際關系表達的情理依然通達。但是，如果讓現實中粟裕和杜聿明在淮海戰場上互換部隊指揮，肯定行不通！
為什么?
因為，電視劇宣傳的是英雄史觀，而現實中的人民戰爭靠人民，靠走群眾路線！
唯物主義從來不否定杰出領導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就淮海戰役來講，若論個人的作用，非毛澤東莫屬!當年華野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粟裕曾說：
【淮海戰役確實是一次偉大的戰役。我們取得了勝利，這是因為有黨中央、毛主席、朱總司令和總前委的正確領導，后方黨政軍民的全力支援。】
國民黨嫡系將領對我軍的評價更有意思——回顧曲折歷史后曾著文“走毛澤東的道路就是勝利”的徐向前，1948年2月23日在臨汾前線營以上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提到：
【華野整理的蔣軍七十四師調查材料……談到，敵人批評我們是吃戰略飯的，不是吃戰術飯的。說我們毛主席的戰略指導是完全正確的，但我們部隊的戰術動作，他們是很不佩服的。】
既要堅持人民史觀，又不否定杰出領導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二者如何辯證統一，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有過經典論述——1960年6月，毛澤東在鄭州分別會見來自亞、非、拉地區的外國朋友后，修改了熊向暉起草的新聞稿，把原稿中“中國人民偉大領袖”、外賓“稱贊中國人民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這樣一些話刪去。據熊向暉回憶，看到主席如此修改，熊向暉認為這都是外賓的原話，很不理解，于是，毛澤東與熊向暉之間有如下一段對話：
【主席問：有什么不理解的?
我說：昨天寫了非洲朋友“表達了他們對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敬愛”，這是他們的原話，主席把“中國人民偉大領袖”這幾個字刪掉了，說是“要不得”。今天寫了拉丁美洲朋友“稱贊中國人民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這也是他們的原話，也完全符合事實，我不理解主席為什么那樣改。
主席說：人家那樣講，我們不能那么寫。我們搞了這些年的建設，不能說沒有成就，說“偉大成就”就不符合事實。“一窮二白”的面貌還沒有改變，有什么“偉大”呀!
我說：成就“是中國人民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所取得的”，這符合事實吧?
主席說：為什么一定要說毛澤東的領導呀，沒有毛澤東，中國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這是唯心史觀，不是唯物史觀。我把唯物史觀概括成一句話，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實踐證明，過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現在建設，靠的還是人民;一切成就都來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贊成?
我說：唯物史觀并不否定杰出的領導人的作用。
主席說：這是半截子唯物史觀。領導人和人民不能分開，也不能等量齊觀。我講了，今天你也寫了，“人民是決定的因素”，領導人不應站在人民之上，不應站在人民之外，必須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們，也包括了我。如果脫離人民，做官當老爺，那就不能包括。總而言之，必須突出“決定的因素”，突出人民，決不要突出個人。】
拒授軍銜、拒佩勛章、拒絕將自己置于“人民之上”的人民領袖毛澤東心里裝的，是能夠翻天覆地的億萬勞動群眾，是已經血沃中華的千百萬革命烈士!
因為，他老人家堅定地認為：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由此，才凝聚了草根大眾“糞土當年萬戶侯”“敢教日月換新天”之偉力，才有了“六億神州盡舜堯”“遍地英雄下夕煙”的毛澤東時代!
二、電影《大轉折·鏖戰魯西南》一處敗筆—— “即俘即補”何以形成戰斗力
這些年來，“突出個人”淡化以至于藐視人民群眾歷史作用的“唯心史觀”作品和“半截子唯物史觀”作品越來越多，特別是影視界，就連一些“主旋律”影視作品也不例外。
比如，電影《大轉折•決戰魯西南》就有這樣一幕劇情：鄧小平視察前線，與一群剛補入部隊的俘虜兵交談時，發現一位俘虜兵正在戰壕里睡懶覺，槍也不擦，都生銹了。當鄧小平了解到這位俘虜兵在國民黨軍隊就被稱為“機槍大王”后，二話沒說，立刻指示讓其當機槍班長。接下來的劇情，是這位俘虜兵在羊山集戰役中身負重傷后，一定要面見鄧政委……
文學藝術來源于實際生活，應該高于實際生活，這是革命文學藝術創作的基本原則。
《大轉折》編導的本意，也許是想突出鄧政委的歷史作用，但如此為“突出個人”而編導的劇情，卻于無意間歪曲了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抹殺了我軍基層戰時政治工作創造的五千年來世界戰爭史上空前絕后舉世無雙的歷史奇觀——“即俘即補”工作，抹殺了“解放戰士”的覺醒過程以及覺醒之后釋放出來的巨大戰斗力。
這不是一件小事!
“即俘即補”是淮海戰役“取得勝利的關鍵”！
據江林平先生考證，作為我軍獨創的詞匯，在解放戰爭期間流行起來的“解放戰士”一詞，早在1945年3月《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關于太岳軍區野戰醫院一所政治工作通報》中就已出現，一般是指：
【“被人民解放軍俘虜而從國民黨反動軍隊中解放出來、經過教育、參加我軍的原國民黨軍士兵”。】
這個稱謂意義深遠——本來，俘虜就是俘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卻明令各部隊一律將俘虜兵改稱“解放戰士”，將俘虜軍官改稱“解放軍官”，將戰俘營稱為“解放戰士教導大隊”或“解放軍官教導團”。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被俘”是一種恥辱，“解放”卻是一種新生。一詞之改，體現了對俘虜人格的尊重，更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理想的孜孜追求。
解放戰士在人民軍隊獲得尊重
在整個解放戰爭中，補充解放戰士是我軍占比最大的兵源。早在194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關于處理國民黨軍隊被俘人員的指示》就明確提出：
【“今后凡在戰斗中俘獲……一切精壯士兵，均加爭取，補充我之部隊。”】
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為我軍制定“十大軍事原則”之第九條中，進一步明確規定：
【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
三大戰役之前，我軍人數280萬，占解放區現有人口1.66%，依照華北財經會議關于養兵應合人口1～1.5%之規定，已達到規定的飽和點。從愛惜民力、保證生產出發，1948年9月中央軍委在部署“解放戰爭第三年戰略方針、作戰計劃和軍隊建設”時，明確指示：
【“不論增編部隊或補充部隊主要的來源今后均應取之于敵。”】
解放戰爭期間，我軍補入的解放戰士逐年增加，到三大戰役前，其大致比例，“關內許多部隊，俘虜成分已達到百分之六七十”，關外部隊“解放來的一般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個別部隊(如三縱)則達到百分之三十幾”。
至于整個解放戰爭中我軍補入解放戰士的總數，周恩來1949年7月6日在中華全國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指出：
【從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人民解放戰已經進行了整整三年。……在這三年當中，我們的傷亡一共是一百四十三萬人，而消滅的敵人是五百六十九萬人，就是說，我們傷亡一個人，消滅他們四個人。在敵人所損失的五百六十九萬人當中，被我們俘虜的人數達到百分之七十，即四百一十五萬，而俘虜中又有二百八十萬變成了解放軍。】
解放戰爭結束后，周恩來在一次政務會議上提到：
【“以軍隊的成分說，解放戰士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對于淮海戰役中我軍大量補入解放戰士的意義，朱德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作戰局1948年11月26日戰況匯報會上指出：
【……我以四五個縱隊監視徐州敵人，決心連續作戰，不怕傷亡，隨時補充俘虜，這是取得勝利的關鍵，只有我們無產階級隊伍才能如此。】
淮海戰役確實如此——按照西方的步兵戰“崩潰點理論”，當進攻部隊傷亡達到33%時，部隊將崩潰。可淮海戰役期間，華東野戰軍傷亡達到總兵力的28.4%后，非但沒“崩潰”，反而連續作戰，越戰越勇，越打越強，到戰役結束時，兵力竟然由36.9萬人增至55.1萬人。其原因，粟裕指出：
【我們實行即俘即教即戰的政策，非常成功。淮海戰役開始，華野為36.9萬人，戰役過程中傷亡10.5萬人，這中間除整補了幾個地方團外，補進的主要是解放戰士。】
粟裕在1948年12月31日上報毛主席并中央軍委、華東局的《淮海戰役中部隊情況簡報》中指出，在緊張、殘酷的淮海戰役作戰期間，由于有效開展了“即俘即補”工作，解放戰士對于迅速恢復一線作戰部隊的戰斗力，發揮了無以替代的作用：
【……骨干及干部在此戰役中傷亡極大，不少連隊只剩十余人(連部伙夫、上士，司務長等在內)，一般班、排里每班只剩下一個至多兩個老的(濟南俘兵即算老兵)，而這剩下的老的在即俘即補后不是班長即為班副，其余全為新俘(碾莊圩打黃百韜的俘虜)。……至現在為止黃百韜部的俘虜(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這一時期的俘虜)不少當了正副班長，部分當了副排長，也有少數提升為排長。】
戰役第一階段的俘虜兵，到戰役第三階段就提升為排長，才一個來月啊!
史料記載，華東野戰軍第十縱隊二十九師八十七團二連戰士宋琨峰，是9月17日早晨在濟南外圍常圻屯戰斗解放的，當晚參加我軍后，于商埠戰斗中俘敵4名、繳槍4支。11月中旬，宋琨峰在徐東阻擊國民黨第八軍的吳窯反擊戰中，主動接替相繼傷亡的正副班長實施指揮，繳獲敵機槍2挺。此次戰斗結束后，全班同志一致推選宋琨峰接任班長。緊接著的進攻劉樓戰斗，宋琨峰率全班攻占敵陣地，繳獲六○炮1門、機槍1挺、電臺1部。次日，上級發動戰士推選干部，大家一致推舉宋琨峰任副排長。
“華東一級人民英雄”張志禮淮海戰役時任華野第四縱隊十師二十九團一營營長，在圍殲黃百韜兵團的碾莊戰役期間，他和教導員汪濤帶著全營打剩下的“十幾個位骨干接收了本營和兄弟營剛抓來的二三百俘虜，很快又編足了一個營。這些解放戰士來不及換衣服，必須立即投入戰斗。……結果，他們打得真的很英勇，我們一鼓作氣猛沖猛打，攻下了劉家河，為我們營爭了光。”
我軍戰時的“即俘即補”工作，不僅是世界五千年戰爭史上空前絕后的戰爭奇觀、歷史奇觀，也是絕無僅有人文奇觀，甚至對當代社會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的本土化學理創新，都有著珍貴的思想資源方面的學術意義。
這蓋世無雙的歷史奇跡，靠給個“機槍班長”當當，是創造不出來的。我軍也不可能騰出那么多的班長位置，給剛剛補入部隊的解放戰士。
那么，“即俘即補”奇跡又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呢？
1947年9月下旬，時任華東野戰軍宣傳部宣傳科科長的奚原，根據萊蕪戰役至孟良崮戰役期間在華東野戰軍第四縱隊蹲點的調查，結合其他各縱隊書面報告材料，綜合研究整理了一份詳盡的調查報告，并歸納了“改造新解放戰士的三個基本經驗”。該報告經華東野戰軍政治部夫主任鐘期光審定，以《改造俘虜工作的初步總結》為題，刊登在1947年12月出版的《華東前線》增刊第十一期，印發各部隊。
奚原報告收錄在《奚原九十文選》一書中
捧著這份5萬余字的珍貴歷史文獻，能讓我們感慨萬分的內容太多太多了。
感慨之一，是戰爭年代我軍政治工作抓住重心開展調查研究，太深入了，太細致了。
奚原的這份總結報告，把思想改造作為俘虜兵改造工作的重心。為此，首先按照俘虜兵的“出身成分、社會經歷不同，參加舊軍隊的方式及伍齡長短不同，其所在就軍隊的性質(雜牌、偽軍、嫡系、精銳、土頑等)不同，任職(兵等、兵種、班長、勤雜人員等)不同，所受欺騙教育深淺不同，解放的時機不同”等等特點，將“新解放戰士的糊涂觀念”，在歸納為3個大類、21個小類的基礎上，列舉了94條具體的思想反映。
然后，根據上述思想反映，又將俘虜兵“組織上入了伍，思想并沒有翻身入伍”之“兩條心”“半條心”，歸納了5種表現，并列舉了22個具體表現。
再后，奚原報告在大量列舉事實的基礎上，歸納了各部隊在審查俘虜、優待俘虜、鞏固解放戰士、培養積極分子、發展黨員、提拔干部、宣傳鼓動等7項溶俘工作中，好的方法和存在的問題。
如此深入細致地把握新解放戰士的思想脈絡，又何愁解決不了俘虜兵的思想問題?
感慨之二，是戰爭年代我軍政治工作解決問題“走群眾路線”太扎實、太有成效了。
俘虜兵應該如何改造?
辦法，不是來自于上級機關閉門造車的“頂層設計”，而是堅持“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的“辯證統一”，將群眾“摸著石頭過河”開創的經驗集中起來，形成領導機關指導全局的“頂層”部署，再回到群眾中去，接受實踐的檢驗并豐富發展。
據奚原報告，
【“一年來各部隊改造解放戰士創造了許多方式方法，如通過文娛活動、組織群眾(駐村老百姓)教新俘、發動立功競賽、開展王克勤運動、宣揚進步解放戰士典型事跡、吸收參加俱樂部活動、聯名發表反內戰宣言”】
等等。
但群眾創造最主要、最有成效的，是下列三個方法：
【方法一，群眾性的個別教育——主要是發動連隊的老戰士(包括班長、積極分子、老參軍戰史、老解放戰士)經常地面對面地教育幫助新解放戰士。
方法二，實例對比教育——根據各部隊新解放戰士的一致反映，下列十大事實對比，使他們最受感動：官兵平等，經濟公開，友愛團結，學習進步，立功運動，軍民一致，忠誠愛國，戰爭勝利，土地改革，俘虜政策。
方法三，控訴教育。】
控訴教育，是改造俘虜兵工作最核心的內容。對此，奚原報告指出：
【控訴教育是一年來改造解放戰士工作中新的創造之一，根據各個部隊經驗，這是所有各種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是整個改造解放戰士工作中最基本的環節，其功效不止于教育改造解放戰士，因為它不僅可以把各種教育解放戰士的方式方法融合進去，成為改造解放戰士思想提高其階級覺悟政治水平的一把鎖鑰，奠下鞏固解放戰士的基石，而且可以進一步教育老戰士和干部，繼續改造他們的思想與作風，同時可以把許多工作(如黨的工作、審俘工作、宣傳政治形勢與我黨我軍各種政策主張及連隊各種組織的加強等等)滲透進去，使這些工作收到更好的效果。】
控訴教育，之所以成為改造解放戰士諸多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以及諸多工作中“最基本的環節”，是因為對解放戰士最根本的改造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的目標是提高階級覺悟，而絕大多數解放戰士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這苦水，就是駭人聽聞的階級壓迫：
筆者在采寫《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過程中，先后采訪了230名歷史親歷者(含135名國民黨起義官兵，包括師職2人、團職8人、營職4人、連排職22人、士兵99人，另有隨軍眷屬6人)，凡是從舊軍隊過來的人，無人否定舊軍隊內部的階級壓迫，甚至一些坐過共產黨大牢的軍官也不例外。
在經濟上，軍官 “吃空”(就是虛報士兵人數，以貪污空額的薪餉和糧代金)貪污司空見慣，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飯”，有的軍官還要以“保管”、賭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錢財。
在人身權利上，國民黨軍隊內部通行殘酷的體罰、肉刑制度，軍官對士兵，上級對下級，有隨意打罵的權力，甚至草菅人命。
原籍陜西省的劉進昌，1944年被抓壯丁，補入榮譽第二師。“真他媽的活地獄!”劉進昌一輩子都在詛咒這支軍官們引以自豪的蔣介石嫡系部隊。整日挨打受罵就不說了，最殘忍的一次，是在向越南開拔的途中，一位四川兵發痧(中暑)走不動路了。冉副排長一腳把四川兵踹到水田里：“你狗×的是想借故開小差吧?老子送你回家!”說罷，抄起一把軍用鐵鍬，當著全連的面，將發痧的四川兵活活砍死。
這不算最殘忍的。
抗戰末期，原國民黨第一八四師某團駐防云南屏邊時，一次，抓到3名逃兵。那天早操，全團官兵集合在一個大操場上，3名逃兵被拖上前臺先打了一通軍棍，叫人抬走了其中兩人后，團長命令逃兵所在新兵連100多名新兵，每人都要端起步槍去捅逃兵一刺刀……
這還不算最殘忍的。
據國民黨暫編二十一師第二團二營機炮連士兵羅珠成回憶，抗戰末期在云南省個舊市卡房鎮駐防時，他所在營抓住一名逃兵，全營集合后，軍官宣布：由逃兵所在連每人用匕首從逃兵身體上旋下一塊肉……
這還不算最殘忍的。
據記載，個別軍官甚至將逃兵身上的肉割下來切碎煮熟，而后強迫士兵分食，軍官則吃人腦。筆者在云南石林采訪的原國民黨士兵劉益，抗戰期間在云南屏邊駐防時，就被強迫喝過“人肉湯”。他說，那一次軍官強調：“喝了人肉湯，就不會開小差了。”不喝就挨打，打了以后還得喝。
這還不算最殘忍的。
據記載，在綏遠某國民黨軍隊，有一位逃兵被抓回后，殺了37刀。逃兵的肝肺被挖出來后，還要強迫死者的父親去吃!
蔣介石嫡系部隊一樣令人發指——胡宗南所屬第七兵團的士兵揭發：
【其四三○團的副營長陳××當機一連連長時，士兵劉炎春開小差被抓回，陳××將劉炎春吊起來毒打，打死后，尸體扔到野外喂狗，再把死者的雙耳割下來，懸掛在墻上，然后集合全連宣布：“你們看這是什么東西?以后誰再逃跑，就這樣辦!”
其四七三團副營長王××接新兵時，遇見幾位病號走不動路了，就欺騙他們說：“誰走不動了，說一聲，我放你們回家。”
有4名士兵剛扭頭往回走，被王××叫住，他讓4名病號跪在四五丈高的崖邊，抄起一根棍子，一棍子一個，全把他們打到溝底，然后，揚長而去。
其一五八師軍官鄧××揭發，他當排長的時候，一次跟著迫擊炮連連長到四川接新兵，親眼看見這位連長殺死了20多名開小差的新兵。多是用鍘刀鍘死的，還有用“五馬分尸”等辦法殺死的。有一位新兵跑了，他帶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沒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燒了。還有一次，沒抓到逃兵，就下令讓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屬放在火上燒，直到燒死。
其三四九團二營排長石××要雞奸一名士兵，被該士兵拒絕，石××竟弄來一根紅蘿卜往這個士兵的肛門里硬塞!】
據史料，在第一四四師的2451名士兵，在舊軍隊本人被吊打過的345人，被捆打過的289人，被棒打過的1238人，被刺刀打過的13人，被槍托打過的677人，被打過耳光的1362人，被皮帶打過的945人，被拳打腳踢過的991人，被打昏死過去的53人，被打吐血的20人，被打殘廢的22人，被罰過跪的1298人，被罰過凍的535人，被罰過曬的128人，被罰挨餓的1302人，被罰過喝尿的1人，被罰過吃地痰的1人，槍斃未死的33人，活埋未死的24人。這2451名士兵在舊社會，母親被強奸有107人，被霸占的有21人，被迫改嫁的有185人;妻子被強奸的有57人，被霸占的有53人，被迫改嫁的有93人;士兵被強奸、霸占的姐妹有159人，被強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嫂嫂有175人，士兵的母親、姐妹、嫂嫂被強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總計達850人。
解放戰爭中我軍某部的訴苦大會
奚原報告記載，
【“任何一個訴苦會上，都可以聽到許多駭人聽聞的慘痛的申訴”。】
在華野獨立師二團二營的控訴大會上：
【——解放戰士舒善寬，訴到在家賣妻還賬，又被抓丁，當兵挨打，便泣不成聲，再也聽不清下邊講的是什么了。
——六連萊蕪解放戰士張任中，起立發言，一開口就蹲下，擺手擺頭嗚咽起來。
——五連解放戰士魏三，上臺說幾句就哭得說不下去，坐在一邊哭去了。
——蘇中解放戰士周德華，訴到父親被鄉長逼糧納欠無奈自殺，自己做小生意又被八十三師抓去當兵，因為出操不好就挨了四次痛打，也激動的滿臉淚汗，訴后臉色蒼白，不能自持。
——廣西解放戰士羅采光，因為講話別人不懂，有苦難申，急得頓足俯墻痛哭。
——蘇中解放戰士黃友卿，全家被惡霸申長民陷害，大哥、二哥受刑后氣死，三哥坐監死在獄中，自己又被抽丁，邊說邊哭。
——二排長王永福，訴到欠財主的債被迫用妻子頂債，妻子走后狠心將一歲多的愛子摔到溝里，至此，禁不住痛哭失聲，全場哭成一團。
……】
正是基于殘酷的階級壓迫，解放戰爭期間數百萬國民黨官兵才能發自內心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教育”，于控訴運動的歷史瞬間，拋棄遺傳千年的奴性，完成前所未有的人生啟蒙和亙古難尋的靈魂裂變。
而當一個個解放戰士于控訴運動中覺悟到，國民黨反動統治是億萬人民群眾受剝削受壓迫的“苦根”時，也就在他們身上煥發出了驚人的戰斗力。
1948年1月，西北野戰軍在米脂縣楊家溝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期間，當毛澤東主席聽取余秋里匯報三五八旅“訴苦三查”運動后，高興地說：
【“很好，很好!我們從中央蘇區起，就想找到一個教育俘虜兵的好形式，這次訴苦三查的辦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三、華野基層指戰員最欽佩中野的誰——“三大互助”運動何以培養戰斗力
電視劇《亮劍》熱播后，媒體幾乎一窩蜂地關注《亮劍》主人公李云龍的原型，一些開國老將軍也被熱炒起來。
其實，在當年淮海戰役的戰場上，面對中原野戰軍老大哥部隊，華東野戰軍廣大基層指戰員盡人皆知欽佩不已的最著名的人物，不是任何一位身經百戰運籌帷幄馳騁疆場的將軍，而是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的一名解放戰士——王克勤。
1947年3月王克勤參加第十八旅群英大會留影
——攝影郝長庚(或袁克忠)
當年，解放戰士王克勤的名字響徹云霄！
因為，我軍內部建設上的一項重要政治運動，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王克勤運動”，又稱“三大互助運動”。
淮海戰役時，雖然中原野戰軍的解放戰士王克勤已經犧牲一年多了，但華東野戰軍的廣大基層指戰員仍然把他看作一面指引勝利的旗幟!
我熟悉的一位長輩葉書堯叔叔，淮海戰役時在華東野戰軍第七縱隊十九師主力團當營長。那時，華東野戰軍所屬部隊在中原野戰軍等兄弟部隊的戰略策應下，經過幾個大的殲滅戰特別是濟南戰役后，發了不少美國貨大洋財，部隊裝備相當“闊氣”，指戰員更是膽壯氣粗豪情滿懷。葉書堯那年25歲，小伙子披堅執銳氣壯如牛，在圍殲黃維兵團的雙堆集戰場上與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相遇，見友軍裝備很差，著裝又五花八門，便輕慢地對中野六縱的一位營級干部說：
【“你們看我們的吧!”】
發現葉書堯暴露驕傲情緒，看不起從大別山上下來曾肩負最艱巨戰略出擊任務的中野老大哥部隊，一旁的團政委沒有直接批評他，而是神情嚴肅地告訴所有在場的部屬：
【“這是王克勤在過的部隊。”】
那時的政治工作領導干部真能把基層指戰員的心思摸透了。他這么一說，葉書堯等立馬肅然起敬，當即恭恭敬敬地給對方敬了個軍禮!
果然，“王克勤在過的部隊”雖然“裝備太差”，但打起仗來個個虎虎生威!
在雙堆集戰場的第三階段，作為戰役預備隊華野第七縱隊編入南集團，投入戰場，負責向雙堆集敵核心陣地發起攻擊。戰役打得非常殘酷，葉書堯營一千多人，打下來不到一百人了。接替葉書堯營任務的是“王克勤在過的部隊”。見他們“裝備很差”，葉書堯營的指戰員都犯了嘀咕：
【“我們這么好的裝備都打成了這樣，他們能行嗎?”】
于是，葉書堯下令：
【“我們下來雖說是休整，但要隨時待命做好戰斗準備，友軍一旦頂不住敵軍突圍，我們還得立刻上去堵口子!”】
待命的結果，讓葉書堯營指戰員全都徹底服氣了：
【“只要是共產黨的部隊，都能打!更何況，人家是王克勤在過的部隊!”】
誰能想到，王克勤曾是一位“最難改造”的解放戰士！
王克勤，安徽阜陽王冬店村人，1920年生，一家人靠租地主王三堂的3畝地維持生活，常常辛苦一年打下來的糧食，交了地租后還不夠糊口，不得已，借了財主家的高利貸——今年借1斗麥子，明年還3斗。王克勤5歲那年，父親被高額地租逼得沒辦法，和地主王三堂爭論了幾句，被打成重傷。王克勤13歲那年，腿傷嚴重積勞成疾的父親含冤而死。此后，母親拖帶著王克勤和弟弟，乞討度日。1939年7月，地主串通保長將王克勤抓去，賣了壯丁。在國民黨軍隊，王克勤逃跑過兩次，每次被抓回都要遭到毒打。
在國民黨第三十軍二十七師七十九團八連當“大頭兵”的王克勤，1945年10月在邯鄲戰役被俘虜后，補入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十八旅五十二團一營一連。
當年的營教導員武效賢(解放后曾任江蘇省軍區副參謀長)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征文活動中，撰寫了一篇《覺醒的戰士王克勤》，入選毛澤東生前唯一題寫書名的傳世巨著——《星火燎原》文集。
在武效賢等歷史親歷者回放的歷史中，我們看到，作為俘虜兵的王克勤，最初曾是一位“最難改造”的解放戰士。
在一次研究部隊思想情況的干部會上，一連指導員匯報：
【“我們連有個王克勤，在國民黨那邊當了許多年的大頭兵，滿腦子亂七八糟，情緒低沉，背后凈跟新解放戰士瞎叨叨。……說什么國民黨有美國人幫助，地盤大，有飛機、大炮，解放軍幾條破步槍，別想打敗他們。說他這次被俘，是不走運。”】
說到王克勤“最難改造”，一連指導員又講了一件事：
【“他生病了，黨建庭副連長親自給他打病號飯。可他吃完一抹嘴，最后又向別的解放戰士說：‘解放軍的官兒就會收買人心，今天像親兄弟，明天上戰場，還不是拿著匣子槍逼你去替他拼命。’唉，對他真一點辦法沒有。”】
一天，武效賢來到王克勤所在排駐地，正碰上王克勤用白毛巾蒙住眼睛拆裝一挺剛繳獲的蘇式機槍。攀談中，在國民黨軍隊就有“機槍圣手”綽號的王克勤自我感覺“大材小用”，不無抱怨地告訴武效賢：
【“我什么機槍都使過，就是沒使過步槍。”】
在武效賢的安排下，王克勤當上了機槍手。
雖然，王克勤感受到了干部們對自己的信任，但思想并沒有轉變。
拉家常，本是基層政治工作干部掌握戰士思想動態、對癥下藥開展思想工作，進而提高戰士思想覺悟的一個重要方法，但連長陳鳳祥、指導員王玉琨、排長李延等干部、黨員找王克勤拉家常時，他就是不愿多講自己苦難的家史，說是講出去“丟人”。
面子，是“中國精神的綱領”(魯迅：《說“面子”》)。面子的本質，體現當期社會通行的價值觀。當面子維護森嚴的等級秩序時，也就成為壓在底層民眾心頭上沉重的大山。
此時，影響王克勤言行舉止的，依舊是舊社會、舊軍隊通行的價值觀——有錢有勢，才有面子;吃苦受窮，那叫“丟人”!至于為什么，那是“天命”!
是隨后而來的訴苦運動，徹底轉變了王克勤！
據王克勤所在第十九旅旅長肖永銀回憶，抗戰結束后，國民黨反動派經我晉冀魯豫軍區部隊上黨戰役和平漢戰役兩次自衛反擊作戰的沉重打擊，加上其內戰準備工作尚未就緒，被迫與共產黨簽訂1946年1月13日生效的停戰協議。隨后，王克勤所在第六縱隊所屬各旅根據晉冀魯豫中央局和軍區的指示，于2～5月間，在豫北安陽一帶開展政治整訓。整訓初期，是主要是進行形勢任務教育和人民軍隊本質教育，接著是深入的階級教育。當時，為了支持根據地廣大農民正在進行的“查減”反霸翻身運動，部隊在階級教育中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訴苦運動。
據王克勤所在營、連干部回憶，知道王克勤出身很苦，干部們曾多次動員他登臺訴苦，但王克勤就是不干，還說：
【“我沒有苦。”】
一連的訴苦大會開始后，許多人爭先訴苦，一筆筆血海深仇，一樁樁凄慘經歷，使人心酸落淚，臺上臺下一片哭聲。開始，王克勤東張西望，不以為然。但隨著會場的哭聲，他的眼圈兒也紅了。當副連長黨建庭訴說父親被地主逼死，母親領他討飯時，王克勤的頭再也抬不起來了。
開完會，王克勤飯不吃，衣不脫，倒在鋪上蒙頭大睡。副連長黨建庭過來看他，見此情況便叮囑班長：
【“讓他睡吧，他有深仇大恨，你還看不出來?”】
聽到這話，王克勤突然跳起來撲到黨建庭懷里，放聲大哭：
【“副連長，我和你一樣，有苦啊!明天讓我講，不講我吃不下飯!”】
第二天訴苦大會上，王克勤整整講了兩個小時。
訴苦運動后，王克勤徹底變了，開始主動接近班長，親近黨員，提出入黨申請，并對指導員王玉琨說：
【“我在國民黨軍隊時間長，那是個臭水坑，我還有許多缺點，個性犟，今后一定好好改。”】
政治整訓后的第一個戰役，是1946年9月上旬的蘭封戰役。聽說機槍手王克勤在其間的大楊湖戰斗中表現很好，戰斗結束時，武效賢見到王克勤，準備鼓勵一番。豈知，一見面，王克勤就緊緊抓住武效賢的手，喃喃道：
【“教導員，我對不起你，對不起連長、指導員，對不起……”】
說著說著，王克勤又哭了：
【“訴苦以后，我懂了誰是仇人，誰是親人。……可是這次打仗以前，我還在胡思亂想。……反動派說共軍打仗，全讓俘虜擋頭陣。今天，我才看清，他們全是造謠。……槍一響，班長、排長、連長、指導員都領頭沖，我看了心都跳。照這樣，咱怎么會打敗仗?!”】
轉變后的王克勤開創了“三大互助”。
1946年9月，王克勤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后，提升為班長。王克勤對自己要求更嚴格了，處處以身作則。有一次急行軍，武效賢看見他的肩上除了那挺機槍外，又加了兩個背包、一支步槍和一條干糧袋，戰士向他奪，他都不肯放。武效賢心疼地勸他：
【“王克勤，你團結互助的精神很好，可不要把自己累垮喲!”】
王克勤憨直地笑笑說：
【“教導員，你就放心吧，給我一門山炮，我也馱得動。”】
說得全班人哈哈笑。王克勤沒笑，他十分認真地回復大伙的笑聲：
【“不信，下次戰斗你們誰奪一門山炮來，我準馱給你們看看!”】
不久，班里補充了4名新戰士。補兵那天下雨，王克勤同副班長陶武英早早就收拾好房子，燒好開水，借來被子和棉襖，將新戰士衣服替換下來烤干，還從伙房領來白面、肉和菜，包了餃子，讓新戰士一到部隊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溫暖。
王克勤在國民黨軍隊當了6年“大頭兵”。他告訴戰友：
【“舊軍隊當兵的那些‘窮毛病’，我最了解。”】
所以，對新解放戰士，王克勤除了現身說法、引導訴苦、開展國共兩軍以及國統區和解放區對比外，還能有針對性地糾正他們“講義氣、愛面子、好出風頭、喜爭功、地位觀念較重”等“窮毛病”，以及“偷老百姓東西”、“對年輕婦女嬉皮笑臉”、“愛賭錢”、“唱無聊小調”等“舊習氣”。在此基礎上，王克勤特別注意發揮他們軍事技術熟練等優點，使他們能夠盡快成為合格的人民戰士。
為加強團結協作保障戰斗勝利，受當時解放區普遍成立農業生產互助組的啟發，王克勤創立了解放軍歷史上第一個建在班上的互助組，組長由大伙推選，自由結合編組，開展思想互助、技術互助和生活互助。他對班里同志說：
【“中國有句老話，叫作‘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現在，這句話可以改成‘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
據曾在第五十二團主管英雄模范工作的組織股長(后繼任王克勤所在營教導員)的于永賢等人的回憶，王克勤班互助組的作用很快就顯現出來了。
行軍一路上，互助組都非常活躍，班里的機槍和較重的裝備全由班長王克勤、副班長陶英武和組長趙青年扛。夜間行軍為了不讓新戰士掉隊，王克勤把自己的綁腿解下來當繩子，他走在前面，副班長走在最后，戰士們拉著這根繩子，一個跟著一個，即便是路途泥濘，也沒有一人掉隊。新戰士盧守坤的鞋子陷到泥里找不到了，王克勤就脫下自己的鞋子給他穿，并幫他系上鞋帶。盧守坤感動得直揉眼，問他：
【“班長，你怎么辦呢?”】
王克勤笑笑說：
【“我從小就習慣了，打著赤腳拔泥更得勁!”】
宿營后，新戰士倒下就睡，王克勤卻忙著燒水給他們燙腳、挑泡。
王克勤班新戰士白志學個頭小，矮瘦，生了疥瘡，補到班里時，正碰上連續行軍。兩天下來，一到宿營地，他倒頭不起，捂著頭哭起來。有位老兵諷刺白志學是“少爺兵”。王克勤聽了，把這位老兵叫到一旁問：
【“你剛來的時候，老同志是怎么對待你的?”】
見他臉紅了，王克勤接著說：
【“往后，不準說那話。你算老同志了，該拿出個老同志的樣。”】
王克勤請來衛生員給白志學看病，又親自替他洗瘡口、換藥。了解到白志學想家，王克勤一邊安慰，一邊找人替白志學寫家信。白志學感動得流著淚說：
【“班長，你比我親兄弟都好!”】
王克勤說：
【“連長、指導員常講，咱們革命同志就是親兄弟。我剛來的時候，比你差勁多了。”】
第二天行軍，白志學咬著牙堅持，說什么也不讓班長替他背槍了。
王克勤訓練新戰士——攝影袁克忠
機槍班有兩挺機槍，王克勤教育戰士要愛護武器。他說：“你平時不愛護它，打仗時它就不愛護你。他教戰士擦槍、射擊、排除故障。他“邊教邊比劃”，戰士們都能很快掌握，學習熱情也高。他還在短短時間內教會新戰士利用地形、挖機槍陣地、接敵戰術動作等等。戰士們高興地說：
【“班長教咱們這一套，保險能用得上。”】
部隊進行戰斗動員時，王克勤向大家解釋互助組的作用說：
【“咱們組織好了互助組，組長要保證不失聯絡，大家要聽組長的招呼。我若是犧牲了，你們聽副班長指揮。副班長犧牲了，就叫組長指揮。誰掛了彩，要互助互救，不能丟一個傷員。”】
1946年10月，為反擊國民黨當局對我解放區的大舉進攻，晉冀魯豫軍區組織巨野戰役，第六縱隊十八旅五十二團奉命堅守徐莊陣地，堵擊敵人。王克勤的機槍班，奉命堅守徐莊東南角。一到村子，王克勤就提出“多流汗，少流血”等口號，組織大家選地形、挖工事。戰斗開始后，國民黨軍的炮彈呼嘯而至，新戰士慌了，爬起來想跑。王克勤高喊：
【“同志們不要跑，炮彈第一次打到那里，第二次絕對打不到那里。你一跑，就剛好趕上炮彈。”】
敵軍開始進攻時，王克勤又對戰士說：
【“我的機槍一響，你們就趕快到工事里隱蔽。敵人知道這里有機槍，就要朝這里打炮。”】
王克勤打完一梭子子彈，就轉移到預備工事里。敵軍的炮彈把原來的工事炸塌了，他把機槍交給組長，自己帶頭去搶修工事。轉移陣地時，他和組長走在前邊，白天打手勢，夜里扔土塊，讓新戰士跟著，不掉隊。撤退時，他讓戰士走前邊，他和組長負責掩護。戰士們都感到跟著王克勤心里就踏實，膽子也壯了，都像班長一樣勇敢作戰。
徐莊保衛戰整整打了一晝夜，國民黨軍向村里打了2500發炮彈，全村30多間房子被夷為平地。敵人像羊群似的攻上來，垮下去，又攻上來，又垮下去，攻了十幾次。王克勤班像釘子一樣，牢牢地釘在陣地上。有的同志被炮彈掀起的泥土埋住好幾次。王克勤機槍班堅守陣地，殲敵123人，自己無一人傷亡。
徐莊戰斗后王克勤班合影，前排左一為王克勤——攝影袁克忠
戰后，王克勤“三大互助”事跡被逐級上報后，迅速推廣開來。
解放戰爭初期，我軍各部隊新戰士增多，思想教育、技術戰術訓練以及鞏固部隊等問題都比較突出，特別是補充兵源中俘虜兵所占比例越來越大，他們當中相當一部分雖然軍事技術較好，但思想嚴重落后，改造教育他們常常需要一個艱辛的過程，而戰爭年代能夠提供的時間和空間條件又極為有限，所以，各部隊都在探索基層連隊鞏固部隊提高戰斗力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
王克勤創立思想互助、技術互助、生活互助的“三大互助”帶兵方法，恰恰解決了這個難題，且效果顯著：老骨干充分發揮了傳幫帶作用，特別是思想改造方面的作用;解放戰士既受到了教育，又發揮了軍事技術特長;解放區入伍的新兵既能實實在在地宣傳新舊社會的對比，又能很快從老骨干和解放戰士那兒學到軍事技術。總之，班里每個戰士的優點和長處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而每人的不足和短處又能在其他同志的幫助下，得到迅速克服和解決。
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的絕活兒，歷來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史料記載，第六縱隊的“機關很精干，而且常唱‘空城計’，從縱隊到團營首長人員都經常在下層了解情況，總結經驗，檢查推動工作，發現了好經驗很快發揚傳播和報導，并且用很多辦法去推動”。所以，戰斗結束后，王克勤班的事跡被基層政治工作干部及時搜集上來，迅速匯報上去。
在第十八旅部召開的總結會上，聽了第五十二團政治處主任蔣科匯報王克勤班的事跡后，旅政委李震當即決定向全旅推廣。隨后，王克勤所在班被命名為“王克勤班”，并記大功一次，王克勤同志也榮膺“一等殺敵英雄”和“互助模范”稱號，該班新戰士杜雙建、白志學也被評為“殺敵英雄”。不久，王克勤同志被提升為五十二團一營一連一排排長。
據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十八旅旅長肖永銀回憶：
【我們第六縱隊有兩支筆桿子，一個是縱隊政治部宣教部部長唐平鑄，一個是(第十八旅政委)李震同志。唐平鑄帶領工作組到第52團蹲點，在總結王克勤的三大互助經驗上，起了重要作用。從此，王克勤成了全軍聞名的大英雄。】
那年月，我軍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干部的作用，完全不是電視劇《亮劍》等英雄史觀作品描寫的那樣!
晉冀魯豫野戰軍政治部聽取了第六縱隊關于王克勤班的專題匯報后，劉伯承司令員、鄧小平政委立即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和支持。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張際春親自撰寫文章，強調學習王克勤模范班的重大意義。晉冀魯豫軍區野戰政治部關于互助組工作總結，特別指出了互助組的好處：
【一、在一個班里除正副班長外，能夠發揮班內各個分子不同的特長和作用，便于培養積極分子;
二、在一個班內有了二個到三個互助小組，……班長便于指揮掌握，便利行軍、練兵，在火力增強的條件下尤其便利于戰斗，又可以減少傷亡。而且因有互助組的緣故，常能啟發各組間的革命競賽，較之一個班長指揮七八個散兵好得多，細致得多，有組織得多;
三、班內互助組的形成，大大的增進了一個班內的凝結力，這樣足以避免因班長傷亡指揮中斷所引起的可能的混亂或失去掌握，真正做到每一個班成為一種走不垮、打不爛的堅強的肌體。】
“三大互助運動”的效果，在作戰中得到了檢驗。
1946年11月28日，晉冀魯豫邊區《人民日報》報道：
【以蘭封及滑縣上官村戰斗為例，……(在上官村)我們傷亡比蘭封為小，而戰果則超過數倍，……除了劉鄧首長的英明指揮外，這次王克勤運動在部隊開展的作用很大，老戰士都細心帶領新戰士作戰，此外在部隊中每班都有三個互助組，由新老戰士共同組成，組長由戰士自己選舉，互助內容包括行軍作戰、吃飯、睡覺、學習等各方面，采取老戰士帶新戰士的辦法，新老戰士互相幫助，互相學習。互助組平時為學習組，戰時就變成戰斗組。新戰士只要訓練十五天后，就能和老戰士一樣的作戰(據俘虜談：蔣軍士兵最少得訓練一年多才能作戰)，戰斗傷亡比隴海戰役減少三分之一。】
在“三大互助運動”中充分發揮解放戰士的作用，也得到了戰爭的檢驗——據1947年1月7日晉冀魯豫邊區《人民日報》報道：
【在作戰方面，……特別從蔣軍新被解放出來的士兵，提供了很多克服我軍弱點，攻破敵人地堡、木城、鹿砦、突破敵人村落、避免敵人炮火殺傷的辦法。……某次某連擔任突擊任務，因采取了這種經過被新解放士兵所指出的又經過精心研究的新的戰術，和過去比較即減少二十八的傷亡，部隊勝利信心和打勝仗的把握大為提高……】
晉冀魯豫野戰軍開展的“王克勤運動”，很快得到黨中央的重視。1946年12月11日，延安《解放日報》以“新華社電訊稿”方式，發表社論《普遍開展王克勤運動》，高度評價“晉冀魯豫部隊現在廣泛開展王克勤運動”的重大意義，號召“全解放區的軍民都能按照自己當前的條件選擇自己的典型，來普遍有力的推行這個運動”。
延安《解放日報》是黨中央黨機關報，據當年的第十八旅旅長肖永銀和副旅長向守志回憶，《解放日報》社論發表后，“全旅上下一片歡騰”，“整個部隊都是敲鑼打鼓放鞭炮慶祝，各級都開會學習，決心進一步把王克勤運動開展下去”。
當王克勤所在部隊各單位代表來到王克勤班高呼口號賀喜時，王克勤班副班長李鐵茹興奮地說：
【“在這個班可光榮哩，連毛主席都知道!”】
在各級領導和連隊指戰員的幫助下，王克勤的思想境界又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據王克勤營的繼任教導員于永賢回憶：
【1947年1月，我軍轉戰毫州一帶。那里離王克勤的家鄉阜陽只有一兩百公里。這勾起了王克勤對不知下落的母親和弟弟的思念之情。一提起母親和弟弟受的苦，已當了排長的王克勤，在我面前潸然淚下，悲痛欲絕。我也被他的情緒感染得很難過。但馬上聯想起團里蔣科政委讓我注意的一件事，就是王克勤已是全軍聞名的大英雄，這里離阜陽越來越近，要注意苦大仇深的王克勤別一時犯傻私自離隊去找母親，出大洋相。我雖然對王克勤心中有底，但同時也認為蔣政委的提示不無道理，心里也直敲鼓。但王克勤擦干淚后，對我和指導員林欽福說：真是可惜呀，我的家鄉還沒解放。不然，我就可以把我參加了自己的軍隊，當英雄，提干部的情況，把解放區人民的翻身喜訊告訴母親和弟弟了!我們安慰他說，這一天不會很遠了。王克勤把對親人的思念埋在心里，更努力地工作。】
1947年3月9日至14日，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十八旅召開第二次英模大會。在參加這次英模大會的185名英雄模范中，“解放戰士”占三分之一，王克勤當選群英大會主席團主席。軍區文工團與縱隊文工團特意趕來演出歌劇《王克勤班》，特邀參加大會的王克勤班全體同志，特別是王克勤本人，激動得熱淚盈眶。
王克勤在十八旅英模大會上宣布殺敵計劃——攝影袁克忠
那年那月，我軍基層指戰員的政治地位就是高!
為什么?
就是這次群英大會，第十八旅政委李震在代表旅黨委作總結時，除了歸納王克勤“四大優點”外，還特別強調：誰能向群眾學習，把群眾的智慧發揚起來、集中起來，誰就有最大智慧！
王克勤的名字在全黨全軍傳頌開來后，王克勤開創的“三大互助”帶兵方法，帶動了更多的王克勤式的英雄人物和模范班排不斷涌現出來，迅速提高了我軍的戰斗力。
據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政委杜義德回憶道：
【宣傳王克勤這個團結互助的典型，對提高解放區翻身農民的新戰士，對團結和改造解放的蔣軍士兵，都顯示了突出的作用。比如，1946年12月份，我們縱隊一次就補充被解放的蔣軍士兵2000人，便基本被改造過來，僅發生逃亡三人，這在過去是很難辦的。】
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十八旅旅長肖永銀回憶道：
【王克勤是俘虜兵入伍的，他當了典型，本身就能教育新的俘虜兵，尤其是他的建立的互助組、開展三大互助的那套辦法，有利于迅速將俘虜兵轉變為人民戰士，為我們解決了一個大難題。我們轉入戰略進攻后，實行的是無后方作戰，比如六營集和羊山集戰斗，我們俘敵五六千，這些俘虜我們只好全帶著，基本全部補充到我軍。當時，一個營有千把人，由于作戰消耗，老骨干根本不夠用。我們就是用王克勤的辦法，很快將俘虜兵轉變過來。前一仗的“解放戰士”，就能帶后一仗的“解放戰士”。講白一點，就是用俘虜兵帶俘虜兵。當時，我們許多營、團首長的警衛員也用的是解放戰士。許多解放戰士當了排長、連長……所以，我們要特別感謝王克勤！】
如今，在論及解放軍某支“王牌”部隊戰斗力時，不少史學、文藝作品都喜歡將功勞歸于某位戰將個人的大智大勇。他們忽略了構成戰斗力基礎的基層指戰員，漠視了結構基層指戰員戰斗力思想基礎最基本的史實，比如：東北野戰軍的主力第六縱隊和第三縱隊，在東北最早開展訴苦運動(據史料，“東北解放軍的訴苦運動，是在四六年七八月間由六縱之五十三團及海倫之警二旅所創造的”，“一九四七年四月，三縱之二十團把訴苦運動向前發展了一步，有意識的把訴苦運動分為倒苦水、挖苦根、查忘本思想三個階段進行，并與立功運動結合起來”);有著“燒鋪草”鐵血精神的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總結推廣了王克勤“三大互助運動”。
肖永銀將軍還有一句政治水平很高、人格境界深遠并且很值得當代軍史研究者和當代媒體深思反省的肺腑之言：
【我非常感謝當時的政工干部們。他們以敏銳的目光發現和總結了王克勤的帶兵經驗，極大地提高了我18旅的戰斗力。】
當年，肖永銀等戰場將領留下的珍貴文字，如今，是對《亮劍》一類英雄史觀作品泛濫成災最實際的批判!
戰士們愛戴王克勤，干部愛護王克勤，人民群眾也關愛王克勤。
“三大互助運動”推廣后，王克勤成了根據地男女老少敬仰的“大明星”，只要聽說王克勤的部隊來了，都要有一批批的“粉絲”接踵而至，一睹尊容。
王克勤呢，從不擺“明星”架子，總是時時處處為老百姓著想。
武效賢記得，一次行軍，部隊到了一個游擊區的小鎮子，當地群眾生活貧困，對我軍還不十分了解。三班的房東老大娘是個擺小煙攤的，開始不讓住她的房子。王克勤了解到，老太太的兒子被國民黨抓兵抓走了，她見到當兵的就恨。她還有一個姑娘在家，就更不便開門了。王克勤叫全班同志都睡在院子里，并且把院子打掃干凈，把房檐下的水缸裝得滿滿的。他獨自與老太太談了半夜，把老太太感動得淚流滿臉。第二天，部隊開拔時，老太太往王克勤的挎包里裝了12個雞蛋和1包紙煙，說：
【“你不是講了，窮人是一家，這是大娘的一點心意。給你們吃了，就當我兒子吃了一樣。大娘只有一個請求，你們見到我的兒子，一定把他帶在你們身邊，做一個像你們一樣的人!”】
王克勤推辭不下，最后寫了封信，連同一塊銀元，偷偷放在老大娘的香煙攤上。出發前，他把十二個雞蛋和那盒紙煙分給全排同志，說：
【“讓我們永遠記下，當人民的兒子，為人民打仗，救出那些受苦受難的人!”】
1947年6月30日，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發起魯西南戰役。7月10日，王克勤在定陶北門登城作戰率先爬上云梯時，腰部和腿部被敵機槍射中，因流血過多，壯烈犧牲，年僅27歲。臨終前，他緊緊抓住戰士陳群的手說：
【“小陳，再替我給毛主席寫封信，告訴他老人家，黨教育我成為一個革命戰士，可是我為黨、為人民做的事太少……”】
對于王克勤運動在解放戰爭中的作用，我們不難想象——當一支部隊的解放戰士接近或超過半數時，訴苦運動之前的王克勤們，與訴苦之后廣泛開展“三大互助運動”的王克勤們，所發揮的戰斗力，有著天壤之別!
這，是任何一位將領個人所不能取代的!
這，才是人民軍隊獨有的特質!
也正因如此，定陶之戰雖然全殲國民黨軍整編第六十三師一五三旅，但王克勤的犧牲卻讓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痛惜不已。據時任王克勤所在第十八旅的旅長肖永銀回憶，劉伯承司令員在以“劉鄧”名義撰寫關于王克勤的唁電時，曾激動地說過：
【“蔣介石一個旅，也換不來我一個王克勤！”】
戰后，王克勤烈士的遺體安葬在定陶北門外。定陶縣委、縣政府決定，把定陶城的北門改名為“克勤門”，以永久紀念王克勤烈士。
2009年9月10日，“愛兵模范 殺敵英雄”王克勤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遺憾的是，由于毛澤東主席等老一輩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離世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主流媒體和影視界對英雄人物的紀念和宣傳，在歷史觀方面越來越像國民黨那樣漠視乃至于拋棄草根大眾了，如今，已經泛濫成災的英雄史觀又積重難返，解放戰士王克勤質樸的草根形象和英勇的革命事跡，也就鮮為人知，并被李云龍式的“個人英雄主義”銀屏形象遮蔽了。
四、當代書齋秀才難以理解的“斗爭會”——軍事民主何以提升戰斗力
解放戰爭期間，與訴苦運動和王克勤“三大互助”運動齊名的，還有一個“立功運動”。
1947年9月30日，華東軍區政治部《軍政雜志》第16期發表社論《連隊工作的三把鑰匙》，將反奸控訴運動、團結互助運動和立功創模運動這三種群眾性的運動，定位為“打開連隊工作之門的三把重要鑰匙”，并指出：
【“立功創模運動的開展，使革命英雄主義的發揚，找到了更通俗普遍的形式。立功運動在推動工作、完成任務、發揚群眾的自動性積極性上，有極大的作用。同時，通過立功運動，克服了自甘落后的保守。”】
“立功創模運動”之所以成為“打開連隊工作之門”的“重要鑰匙”，是因為這扇大門打開之后，能夠釋放出全體指戰員無窮無盡的人生潛能，進而轉化成無堅不摧的戰斗力。
從思想資源角度看，解放戰爭期間開創的立功運動有如下特點：
特點一：功勛授予，主要面向基層指戰員。
功勛制度，不是我軍建立的，但我軍的功勛制度卻開創了世界戰爭史上絕無僅有的特例。
作為參照，國民黨軍隊最高榮譽是獲授“國光勛章”，其次是獲授“青天白日勛章”。根據榮鑒光先生的《國民革命軍抗日將士之功勛——國光勛章 青天白日勛章 人物志》，抗戰期間，“國光勛章”僅授予2人，即特級上將蔣中正委員長和傅作義上將。“青天白日勛章”共授予170人。被授予“國光勛章”和“青天白日勛章”的172人中，將官及地方省部級以上長官144人(含美軍受勛者4 人：陸軍元帥馬歇爾、陸軍上將史迪威、陸軍中將魏德邁、空軍少將陳納德)，占比83.72%;校官22人，占比12.79%;尉官3人，占比1.74%;軍士2人，占比1.16%;士兵0人;職級不詳1人，占比0.58%。
我軍，也有勛章——1955年，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有功人員的勛章獎章條例》，我軍一大批參加過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指戰員，被分別授予一、二、三級“八一勛章”和“八一獎章”，一、二、三級“獨立自由勛章”和“獨立自由獎章”，一、二、三級“解放勛章”和“解放獎章”，但是，由于這種授勛是“普遍授予”，即達到一定職級并滿足一定條件的我軍指戰員均按該條例榮獲相應的勛章或獎章，其主要屬性是紀念性質，而不是因具體戰功或典型事跡的記功性質。
我軍最高榮譽，不是獲得勛章，而是獲得英模稱號。
與世界各國軍隊不同，我軍體現最高榮譽的英模稱號，全軍將帥無一人榮獲，包括最高統帥毛澤東，絕大多數都授予了基層指戰員。
董存瑞犧牲前一個月送給戰友的照片——董存瑞紀念館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英模辭典》，從自衛戰爭開始，到新中國之初(不含抗美援朝)，共有840人被授予英模稱號，除去難以查明職務的11人，其余829人的職級分布大體如下：班長以下戰士415人，占比50.06%;連排干部316人，占比38.12%;營職干部49人，占比5.91%;團職干部8人，占比0.97%;師以上干部為0;民兵、工人和群眾41人，占比4.95%。連以下基層指戰員及民兵、工人和群眾占比93.12%。
子弟兵母親戎冠秀
在共產黨領導下，英模多為基層官兵和平民，并非我軍將領缺少英雄。恰恰相反，從整體上比較國共兩軍將領，論智、論勇、論德，我軍都遠遠在國民黨軍隊之上，且英杰輩出，將星璀璨。我軍將領之所以很少有人被授予英模稱號，不是什么“謙虛”問題，完完全全是人民軍隊的性質及其“人民史觀”決定的。
因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特點二，立功運動，最初興起于基層部隊。
任何一支軍隊都需要張揚英雄主義。功勛制度則是對英雄主義的有效激勵。
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不否定杰出領導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人民軍隊反對的是個人英雄主義，提倡的是革命英雄主義。二者的區別，在于英雄能否融入人民群眾之中。
功勛制度，我軍自紅軍時期起就已建立，用革命英雄主義取代個人英雄主義，到抗日戰爭時期，又發展成為表彰戰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但從方法和程序上看，一直是自上而下地由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根據搜集上來的情況評定，基層指戰員在評功過程中是被動的。
據姜思毅主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史》，以群眾運動方式開展立功運動，是由戰斗在蘇魯皖地區的新四軍基層指戰員首創的。
那年月，經歷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風運動之后，全黨全軍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堅持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蔚然成風，基層指戰員首創的立功運動也就得以很快地被領導機關深入基層發現，逐級上報后，推廣開來。
立功運動的雛形，是功勞簿。
抗戰結束不久，新四軍第一師二團在反擊國民黨軍隊進攻我抗日根據地的自衛戰爭中，多數連隊開始建立功勞薄，目的是為選舉英雄積累材料。發現連隊創造了很受戰士歡迎的功勞簿后，第二團政治處在1946年7～8月間蘇中戰役李堡戰斗中，不失時機地提出了“在戰場上比比看，為人民立功勞”，“把功勞記在功勞薄上”等口號，有效激勵了部隊的士氣。
1946年10月8日，第二團在號召“黨員應在功勞運動中首建頭功”的同時，建立了“三證”制度，即個人有一個“功勞證”，功勞證跟人走，調到哪里都光榮(三營戰士建議的);連隊有一個“功勞薄”，記功在案;給家里發個“功勞狀”，一人立功，全家光榮。群眾性的立功運動熱潮，隨即蓬勃興起。
冀魯豫新華書店編輯部美術組繪制的年畫——立功報喜
兩天后的10月10日，山東軍區和山東省政府聯合發布命令，公布了在山東自衛隊中開展立功運動的暫行辦法，號召“每人立一件功勞”，爭取自衛戰爭的徹底勝利。
同年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廣泛開展立功運動》的短評，肯定山東和華中的創舉，號召全解放區普遍開展立功運動。
隨即，東北、晉冀魯豫、晉察冀、陜甘寧和晉綏等地，也相繼行動起來。
同年12月13日，新四軍兼山東軍區在及時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頒布了《立功運動暫行條例》。
1947年2月4日，《解放日報》發表《再論立功運動》的社論，指出立功運動“已成為人民解放軍爭取勝利的有效工具和很大的推動力量”，強調“除在軍事斗爭各部門應繼續普及加強外，還應該在軍民生產中間與土地改革中間，按著工作的性質與需要創立起規模來”。
到1947年初，群眾性的立功運動在全軍上下，前方后方，部隊機關，野戰軍和地方軍，正面戰場和游擊區，開展得熱火朝天。
這熱火朝天的立功運動，立竿見影地轉化成為戰場上攻堅克難所向無敵的戰斗力。
據1947年9月《華東野戰軍政治部關于一年來立功運動的總結》記載：
【……三縱二十四團開展功運以后，首戰宿北峰山，表現了空前的進步。八連攻奪峰山最高點，組織第四次沖鋒時，二排突擊隊有十九個負傷同志不下火線，一致喊出：“我們立功計劃上有這一條!”排長李敬德兩次負傷仍拒絕抬下火線：“我立功計劃上說過，只要有口氣不下火線!”九連一個戰士身負重傷不讓抬走：“拿過來我的步槍，還可以打掩護，我的立功計劃還沒有完成!”……終于攻克峰山，殲滅敵人。在追擊戰中戰士們自動提出：“快追呀，繳機關槍繳炮立大功!”二十四團賈團長說：“從晉西支隊至今，沒有像這次打的痛快，聽指揮，叫干什么完成什么。”二營孫營長說：“這次真好，從指戰員到伙馬夫都動起來啦，從來沒有像這樣好!”
……四縱二十九團立功典型黃有根在萊蕪戰役中重傷不屈，從山上滾下，表現了頑強的階級氣節。新蒙阻擊戰中，許多老同志選好地形，挖好工事先讓新參軍同志隱蔽，安慰和引導新參軍同志學習作戰，表現了深切的階級愛護。一縱七團五連四班發明“新式突擊隊形”，九連兩個戰士發明“新式機槍掩體”，表現了群眾在戰斗實踐中的創造力。
……
立功運動也有力的發揚了正氣，克制了歪風……二十九團七連“鬼話大王”經過兩次上功勞簿也轉變了。六縱五十三團九連戰士馬××行軍一貫說怪話，自從訂了立功計劃，反而積極幫助背槍，督促鼓動旁人不掉隊。
……二十四團功運開展后一個月內，部隊逃亡減少百分之七十，全團十七個單位消滅了逃亡。】
1947年3月10日《晉冀魯豫軍區野戰政治部關于立功運動經驗介紹的政工通報》記載：
【許多解放戰士被選為英雄及受到首長們的給他賀功后，感到從前在蔣介石隊伍里當了許多年兵還是一個兵，打仗打得好，功勞是當官的，八路軍打仗為老百姓，為自己解放，又光榮又人人能立功，認識到八路軍真是與蔣介石軍隊不同。】
立功運動，讓我軍的英雄模范徹底融入到人民群眾之中，有效地調動和激發了廣大指戰員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促進了各方面工作的順利開展，推動了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
特點三，評功過程，基層群眾有充分的發言權。
那年月，全黨全軍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深入基層總結出來的提高部隊戰斗力的不少有效方法，雖然在世界戰爭史上絕無僅有，但無一歸功于高級將領個人。
因為，毛澤東旗幟下的戰將有著高度的無產階級政治覺悟，更因為，人民創造了歷史，歷史文獻記載了基層指戰員的作用——《晉冀魯豫軍區野戰政治部關于立功運動經驗介紹的政工通報》明確指出：
【立功運動在我冀魯豫前線部隊現在已經創造出全套的經驗。】
這“前線部隊現在已經創造出全套的經驗”太豐富，太深刻，太實用，太有效了!
僅《晉冀魯豫軍區野戰政治部關于立功運動經驗介紹的政工通報》就列舉了11項行之有效的“全套的經驗”，包括：立功的發動，立功競賽，互助立功，評功、記功、查功，報功，報功榜，賀功，立功旗，立功上報，發揮老戰士、土改后參軍的新戰士、解放戰士的“三合一”作用，立功運動與翻身運動兩大巨流的匯合，等等。
這“全套的經驗”，高高在上閉門造車是創造不出來的。
這“全套的經驗”的精髓，即使過了半個多世紀，對于當代干部隊伍的建設也有著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此處，只舉例講講“評功”往事，就足以窺斑見豹。
1948年9月濟南戰役期間，家母于恒嘉在華東野戰軍第十三縱隊三十七師醫療隊任指導員。9月23日18時，內城攻堅戰斗打響，戰至24日拂曉，第九縱隊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從城東南角、第十三縱隊三十七師一○九團從城西南角分別突入城內，戰至24日21時，全殲守敵，濟南宣告解放。
就是24號這天下午，設在趵突泉西側張家公館西北角小樓上的第三十七師指揮所正要跟隨第一○九團進入城內，敵軍兩架轟炸機突然臨空轟炸，致師長高銳等身負重傷、師政委徐海珊等光榮犧牲。
這一天，大批傷員源源不斷地送到師醫療隊，急需被蓋。家母于恒嘉先找到師首長開了條子，然后帶人來到一座我軍剛接管的倉庫，準備領取被子回去給傷員蓋。剛到倉庫，敵機臨空，尚未滿22周歲的家母不但沒隱蔽防空，反而從看守倉庫的警衛戰士手中一把抓來步槍，朝著飛機就放了一槍。
濟南戰役結束后，醫療隊開展評功活動，鑒于家母于恒嘉在戰斗中的一系列表現，最初意見是給家母評三等功，不料，跟隨家母領被子的戰士給家母提了一條意見：指導員在戰役最后一天，未經批準私自放槍，違反了戰前她向我們傳達的入城紀律。于是，家母的三等功被降為四等功。
對于戰士的批評，家母毫無記恨之心。她不但沒記住這位戰士的名字，連人家是通信員還是衛生員都沒記住。
在那年那月的那支部隊，戰士批評干部，下級批評上級，很正常，司空見慣。
虛心接受下級批評的家母于恒嘉，也面對面地批評過她自己的直接領導——淮海戰役結束時，師醫療隊在戰地弄來一具敵軍尸體，準備就地開展解剖教學。家母得知后，當即指出，這樣做會在群眾中和俘虜中造成不良影響，違反我軍政策。見醫療隊領導固執己見，家母立刻向師首長反映，硬是讓這次解剖教學停了下來。
家母對戰士的批評毫無記恨之心，源于黨的教育——上個世紀60年代，當家母看到女兒小學畢業時的留言本上，有一位同學寫了一首小詩，結尾三個字是“取功名”，便專門和我們子女談了一次話，指出：
【“詩寫得不錯，但最后一句不好，因為我們革命隊伍要破除名利思想!”】
名利思想，其實家母也有，只不過在黨組織領導的一次次政治學習、一次次整風運動中，被破除了。家母晚年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當多年來黨性意識對個性本能的壓抑解除之后，潛意識中的本能愿望被釋放了出來——她不止一次在幻覺中喃喃自語：
【“首長說了，我的三等功已經改成了二等功。”】
讓戰士批評干部、下級批評上級成為常態，對干部隊伍建設來說，豈止是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監督機制，在戰爭年代，曾經極大地提高了干部的威望，融洽了干部和戰士之間水乳交融的密切關系。家母所在部隊南下福建后，曾在廈門地區招了一批女學生，家母是她們的指導員。這批女學生們對“老指導員”感情之深，超出了我的想象——40多年后，她們輾轉找到了“老指導員”后告知：1951年“老指導員”隨丈夫調往抗美援朝的志愿軍部隊后，大家對“老指導員”非常懷念，一位女生甚至將自己的姓名改為“白恒嘉”，之后，支邊到新疆落戶。
我軍政治民主的形式之一“談心會”
在老一輩的記憶里，這一類的評功往事還多。
有一年，原華東野戰軍第十三縱隊三十七師政治部主任丁釗來成都，一定要面見老部下呂振輝，并說：
【“這人很能打仗，但解放后不久，大家就找不到他了。”】
說著說著戰斗經歷，丁釗伯伯突然冒了一句：
【“這人很調皮的!”】
出于好奇，我追問了一句。
結果，又是一件評功的往事：
1947年9月，剛剛組建才一個月的第十三縱隊，投入膠東保衛戰。一次戰斗沒打好，擔任營長的呂振輝叔叔準備在戰評中接受下級指戰員的嚴厲批評。
那時的戰評，部隊有一句話很流行——“打勝仗開慶功會，打敗仗開斗爭會!”
在那年那月的那支部隊，戰士批評干部，下級批評上級，言辭真尖銳啊!換成當代沉溺書齋又好為人師非議中國共產黨人當年“救亡壓倒啟蒙”的酸腐秀才，或換成留戀亭子間生活操持小布爾喬亞情調并對共產黨“斗爭哲學”恨之入骨的奶油小生，肯定受不了!
戰評的內容非常豐富，非常具體，不僅要評勇敢精神，評戰術、技術，評戰場指揮，評作戰協同，評執行戰場紀律和俘虜政策，甚至還要評一些具體的傷亡值得不值得。
“斗爭”呂振輝叔叔的戰評會是怎么開的，丁釗伯伯沒說。他只講了戰評會開始的一幕：參加戰評會的干部戰士到齊后，穿著大衣的呂振輝姍姍來遲。只見他當眾敞開大衣，里面光著屁股，兩條大腿上各畫了一只眼睛。
啥意思?
——仗沒打好，不用你們“斗爭”，我自己都覺得丟人現眼!
濟南戰役期間，呂振輝擔任第十三縱隊三十七師一一一團副團長，總攻那天，他親率突擊隊攻城，在城墻之下中彈負傷。直到晚年，對中央軍委批準命名的“濟南第一團”和“濟南第二團”，他老人家還揚著劍眉耿耿于懷不服氣：
【“我要是不負傷，我們團就是‘濟南第一團’了!”】
20世紀50年代，組織上找呂振輝談話，告知國家需要一批軍隊干部轉業到核工業戰線，征求他的意見，是去還是不去?拖著一條殘腿的二等殘廢軍人呂振輝豪氣勃發：
【“我們當年打日本鬼子，造顆手榴彈都很困難。現在國家要造原子彈了，去!”】
從此，隱姓埋名拖家帶口去了荒無人煙的大西北。
這，就是當年評功“斗爭會”等等政治運動培養出來的領導干部。
值得深思的是，當年評功“斗爭會”體現出來的斗爭精神，如今，已經被當代公知妖魔化了，已經被不少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遺棄了。我軍基層戰時政治工作也隨之被淡化，被抹殺。
五、統帥心頭的戰局轉折點由誰創造——連隊黨支部何以組織戰斗力
解放戰爭期間，我軍各部隊通過掌握“打開連隊工作之門的三把重要鑰匙”，極大地提高了戰斗力。
當代管理學、心理學的最終目標是發掘人的潛能，從實踐效果的角度看，那年那月的那些共產黨人盡管有不少是書齋秀才看不起的“泥腿子”，但他們的偉大實踐，卻能讓當代公知頂禮膜拜的西方管理學大師、心理學大師望其項背。
走群眾路線，不是放任群眾，其經典的領導方法，咱們的領袖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用最通俗的語言總結道：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我軍各部隊在解放戰爭期間普遍開展的以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于勞動人民之苦)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為中心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以及實行的政治、軍事、經濟“三大民主”，都是將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再“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的。
這期間，被如今不少史學工作者、文藝工作者和媒體人不屑一顧的基層連隊黨支部，是學習革命理論提高思想覺悟進而培養戰斗力的學校，是集中群眾智慧進而凝聚指戰員戰斗力的核心，是抵制非無產階級思想侵蝕進而維護戰斗力的堡壘，是在戰場上遭受重大傷亡后卻能重建戰斗力的產房。
（一）培養戰斗力的學校
“支部是軍隊中黨的組織基礎”，也是我軍培養基層骨干和干部，進而提升整體戰斗力的學校。
1945年12月，膠東軍區政治部在《新形勢到來后的干部思想與干部工作問題的初步總結》中，明確將培養干部“確定為連隊政治工作，特別是支部工作的經常重要任務之一”，并明確了連隊黨支部培養干部的5項具體責任。還明確了旅、團兩級分別對連隊支部書記、支部委員、黨小組長、新黨員、俱樂部委員等的輪訓內容和輪訓辦法。
2008年濟南戰役60周年前夕，筆者的母親于恒嘉以當年華東野戰軍第十三縱隊三十七師醫療隊指導員的身份，將她當年的戰地筆記捐獻給了濟南戰役紀念館。在這本早已蟲蛀了的筆記中，記錄了師政委徐海珊(濟南戰役犧牲)和副政委丁釗等領導以會代訓方式培訓基層支部書記的很多珍貴內容，其中之一就是“邊打邊補充”俘虜兵的一整套工作，其核心內容是通過開展“訴苦運動”，提高俘虜兵的階級覺悟。
父親生前曾告訴過我，大戰之前，華野第十三縱隊各團都要舉辦兩個培訓班：團長和團參謀長舉辦班長培訓班，主要是針對即將遂行的戰斗任務，如攻堅、阻擊等，開展相應的戰術、技術教學培訓。團政委和團政治處主任則舉辦黨小組長培訓班，培訓內容很多，今天看來甚至很“新鮮”，比如，開展軍事民主的方法，包括戰前訂立“立功合同”，戰中完成“合同”，戰后開展“戰評”活動;再如，如何消化、教育“解放戰士”，實現“即俘即補即教即戰”;又如，黨管干部怎么管，黨小組的民主生活會怎么開，等等。
那時基層戰時政治工作太出色了!
父親生前還告訴我：連隊黨支部就是一所學校，培養出來戰士在戰場上就能當老師——濟南戰役和淮海戰役期間，戰場上的俘虜兵隨抓隨補，補充到連隊后，就在戰壕里，由老同志領著開訴苦會，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特別是老解放戰士，一對一現身說法，真管用啊!俘虜兵一把鼻涕一把淚訴苦之后，幾乎是瞬間就與國民黨反動派不共戴天，然后，義無反顧地跟著老戰士沖鋒陷陣浴血殺敵。
的確，不止一支部隊的歷史文件中提到——“解放戰士說一句頂我們說十句。”
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1950年9月在全國英模代表會議的總結報告中，曾提到“堅守陣地頑強殺敵的鋼鐵營長張英才”。
1950年出版的連環畫《張英才和鋼鐵營》
就是這個“鋼鐵營”，在淮海戰役雙堆集戰場上，涌現了兩位堪稱“槍林彈雨中的戰地老師”——1948年12月2日夜，張英才“鋼鐵營”即中原野戰軍第四縱隊十三旅三十八團一營，奉命接防小張莊。對手是蔣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軍的三十一團、五十三團，其中還有一個所謂的“老虎營”。接防次日，敵人發起進攻后，由前沿陣地前出擔任警戒任務的侯永福戰斗小組兩名戰士未能撤回，被敵人截斷了退路。
侯永福是豫東戰役小莊戰斗解放的，黃誠是李家莊戰斗解放的，參加解放軍都不到半年。戰斗中，侯永福手中的沖鋒槍突然打壞了，手中只剩下3枚手雷。緊要關頭，黃誠提醒道：“組長，你看，前面的敵人不是給我們準備好了武器嘛!”說罷，趁戰斗間隙，在侯永福掩護下，跳出陣地，從敵人尸體堆里撿回1挺機槍、1支沖鋒槍、1支步槍和一些子彈。剛回陣地，十幾名敵人又沖了過來。一陣猛烈還擊后，敵人死的死，逃的逃，剩下兩名被活捉。
此時的侯永福小組，雖然四面受敵，險象環生，生死難卜，但兩位老解放戰士就有這個膽量，就有這個本事，硬是在敵人眼皮底下，利用極為短暫的戰斗間隙，以親身經歷，三言兩語說到俘虜到心窩里，使兩名俘虜迅速完成了從俘虜兵到解放戰士的思想轉變。
據張英才回憶，那天，敵人有一輪突圍是在3架敵機轟炸掃射掩護下發起的，進攻非常猛烈。戰斗正酣，機槍連指導員跑來報告：“敵人打煙幕彈是為飛機指示目標。我們能不能也往敵人那邊打煙幕彈?”果然，我們一打煙幕彈，敵機就上當了。小張莊陣地突出，敵我犬牙交錯，煙幕彈一打，敵機再亂炸，地面敵軍頓時蒙頭轉向亂成一團。混亂之中，突然，敵人屁股后面又響起了槍聲。見敵人亂上加亂，張英才不失時機地下令吹響沖鋒號，一連、三連躍出工事，一個猛沖，將來犯之敵徹底打垮。
這時，張英才營長才發現，原來是侯永福、黃誠帶著兩名俘虜兵，從敵后打了回來!
鍵盤敲到此處，我不禁在想，若能換上當代任何一位大心理學家上陣，管他用神馬享譽世界的新奇理論，未必能嘮叨出像侯永福小組那樣神奇的心理學效果!
僅此，足以見我們的前輩不僅打出了一個紅彤彤的新中國，還給子孫后代留下了社會心理學等社會科學擺脫“西化”束縛、實現“中國化”學理創新的極為豐富的思想資源。
（二）凝聚戰斗力的核心
那年那月的那些共產黨人，走群眾路線創造的奇跡還多。
本文的標題是“淮海戰役功勞誰之最”，在查閱有關淮海戰役我軍如何走群眾路線的史料時，我發現鄧小平同志1948年3月6日在晉冀魯豫野戰軍直屬機關干部會上的報告，就廣泛開展軍事民主問題，有這么一句非常醒目：
【大家想辦法的群眾運動，我們試驗成功了。蟠龍戰斗就是很好的例子。蟠龍戰斗是陜北戰局的轉折點，是幾十個戰士堅持得來的。】
這一句，雖然講的不是淮海戰役，但以經典戰例經典地敘述了人民戰爭靠人民的基本史實，也經典地回答了“淮海戰役功勞誰之最”之史學主題。
蟠龍戰役示意圖
追本溯源，是1948年1月31日毛澤東在轉發朱德關于軍事民主及職工待遇問題給中央的信時，所擬批語寫道：
【朱總司令亥灰信中提出……用民主討論方式，發動士兵群眾，在作戰前、作戰中、作戰后討論如何攻克敵陣，殲滅敵人，完成戰斗任務。特別是在作戰中，放手發動連隊支部、班排小組，反復討論如何攻克敵陣，收效極大。陜北攻克蟠龍整一師一六七旅陣地的經驗，也是如此。當時有一個團打了幾天，上面認為無法打了，下令撤退。但連隊認為可打，不肯撤。連隊戰士分組討論，找出了辦法，繼續打，結果獲得勝利。陜北將此種情形，叫做軍事民主，而將訴苦運動、三查三整，叫做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這些軍隊中的民主生活，有益無害，一切部隊均應實行。】
蟠龍戰役中，戰士們搭人梯沖上蟠龍鎮城 繼續追本溯源，雙石“學術之家”微信群的朋友幫我找來了一篇《彭德懷兩講蟠龍戰役中的軍事民主》文章，作者王亞志1950年代在彭德懷辦公室任軍事秘書。
據王亞志回憶，彭總講蟠龍戰役軍事民主的起因，是1956年3月彭德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了“軍隊的民主問題”后，蘇軍顧問對“軍隊的民主問題”提出了疑義，要求與中國同志交換意見，以求得一致認識。為此，彭德懷于5月15日在會見蘇軍總顧問彼得魯瑟夫斯基上將時，以1947年5月的蟠龍戰役為例，專門講了軍事民主的重要作用。
當年，彭德懷的作戰部署是以4個旅攻蟠龍，2個旅阻擊援敵。5月2日，胡宗南部9個半旅進占綏德，距蟠龍3天路程。彭德懷的野戰軍司令部位于蟠龍東北之薛家溝。攻擊兩天后，雖占領一些外圍陣地，但主陣地集玉峁未能攻克。彭德懷憶談此時情況說：
【打蟠龍，那是王震指揮的，打不開，急得不得了。我在他后面一點。王震打電話給我說打不開，敵人援兵來了，是不是今天晚上撤兵?我說慢一點，新四旅及其他旅，在敵火力下相距僅100多米。在敵火力封鎖下，撤也不容易撤離。于是就到王震的指揮所(即獨四旅指揮所所在地何家峁子)，找了第一線部隊的少數連排班長和戰士開了一個會，首先把情況擺開，炮彈沒有了，彈藥也剩下不多了，敵人援兵隔不好遠，只有一天頂多一天半的距離。這個部隊已打了兩三天了。怎么辦?有一個兵說，可以打開，你們太急了，要照我們的辦法是可以打開的。我問，你們準備怎樣打?他說，敵人地堡在山頂上，我們的輕兵器火力打不到，妨礙我們突破的是敵軍的手榴彈，我們可組成多個三五人戰斗小組，輪番攻擊，沖到敵人投手榴彈的距離，敵人投手榴彈，我們就順陡坡向下滾，這樣反復多次沖鋒，敵人手榴彈打完了，我們沖上去用手榴彈投入敵軍塹壕和地堡，就可占領陣地。當時就同意按這辦法組織攻擊，果然攻下了主陣地，然后居高臨下，沖進蟠龍鎮，5月4日結束了戰斗。】
實戰情況正是這樣，我獨四旅與新四旅第七七一團攻占集玉峁后，北山敵軍仍在頑抗。新四旅第十六團連續攻占了玉皇峁等地，解除了攻北山部隊的側射威脅后，又派1個營協同第三五八旅攻北山，人人出主意想辦法，用對壕作業，即挖S形交通壕，兩側挖貓耳洞，邊挖邊鞏固，逐漸逼近敵前沿，用爆破摧毀了敵鐵絲網等障礙物攻占了北山。然后，我軍從東、北、西高地下山會攻蟠龍鎮，4日夜全殲了殘敵。
蟠龍戰役俘虜的國民黨第一六七旅官兵
戰后，彭德懷召集參戰部隊營以上干部到集玉峁現地講評。
彭德懷這次戰地講評講了些啥，王亞志的回憶文章沒有提及，但從講評地點的選址可以推測，肯定重點講到軍事民主，既然講到軍事民主，那就少不了“一個兵”批評彭總等上級首長“你們太急了”的具體意見及理由，因為彭老總把這事兒看得太重了，看得比發揮指揮員的大智大勇還要重，以至于1959年在全軍軍事科硏會議上，彭總又講了一次，而且是作為人民軍隊不同于歷史上舊軍隊的根本性質的經典例證闡述的。
也正應如此，蟠龍戰役的軍事民主才引起毛澤東主席的高度重視，以至于1948年1月30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軍委起草對黨內的指示中，明確提出了開展“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
【部隊內部政治工作方針，是放手發動士兵群眾、指揮員和一切工作人員，通過集中領導下的民主運動，達到政治上高度團結、生活上獲得改善、軍事上提高技術和戰術的三大目的。目前在我軍部隊中熱烈進行的三查、三整，就是用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的方法，達到前兩項目的。……關于軍事民主，必須在練兵時實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戰時，實行在火線上連隊開各種大、小會。在連隊首長指導下，發動士兵群眾討論如何攻克敵陣，如何完成戰斗任務。在連續幾天的戰斗中，此種會應開幾次。此項軍事民主，在陜北蟠龍戰役和晉察冀石家莊戰役中，都實行了，收到了極大效果。證明只有好處，毫無害處。】
毛澤東啊毛澤東，咱們的領袖毛澤東!
如此重視基層指戰員的主人公地位，如此發揮基層指戰員的主觀能動性，又怎能得不到全軍指戰員由衷的愛戴!
1948年10月25日，經中央軍委總政批準在華東軍區試行的《關于支部工作的條例草案》明確規定：
【支部委員會的任務……(4)領導并通過軍人委員會，實行有領導有秩序的政治、經濟、軍事民主運動，密切黨與群眾關系。】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淮海戰役我軍各部隊的軍事民主在各黨支部的具體領導下，開展得熱火朝天。
遺憾的是，蟠龍戰役集玉峁攻堅戰斗中的軍事民主，雖然“收到了極大效果”，雖然反映了我軍的根本性質，雖然被最高統帥毛澤東、戰區統帥彭德懷反復強調并提倡，但在電視劇《彭德懷元帥》第22集中，卻被一句“突出個人”的解說詞，一筆輕輕帶過——“蟠龍戰斗如期打響，在彭德懷和習仲勛的精心指揮下，廣大指戰員發揮軍事民主，群策群力，英勇殺敵，此役殲敵六千余人，繳獲面粉一萬袋，軍服四萬套……”
還有電影《巍巍昆侖》，電視劇《保衛延安》第13集，以及王震仙逝多年后出版的《王震傳》，莫不如此，或莫不類此。
我們的“主旋律作品”都這樣，社會上的唯心史觀、英雄史觀又如何不泛濫成災!
（三）維護戰斗力的堡壘
評價戰斗力提升的原因，咱們的領袖毛澤東在蟠龍戰役10個月后，又有一段體現人民史觀的經典論述：
【西北野戰軍的戰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西北野戰軍在去年作戰中，還只能一次最多殲滅敵人兩個旅，此次宜川戰役，則已能一次殲滅敵人五個旅。此次勝利如此顯著，原因甚多，……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兩個多月中用訴苦和三查方法進行了新式的整軍運動。由于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運動的正確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大眾，為全國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介石匪幫而戰的覺悟性;同時就大大加強了全體指戰員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堅強的團結。在這個基礎上，部隊的純潔性提高了，紀律整頓了，群眾性的練兵運動開展了，完全有領導地有秩序地在部隊中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的民主發揚了。這樣就使部隊萬眾一心，大家想辦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犧牲，克服物質條件的困難，群威群膽，英勇殺敵。這樣的軍隊，將是無敵于天下的。】
這次新式整軍運動，是全軍(在大別山作戰的劉鄧兵團主力除外)根據中央部署，利用1947年冬至翌年2月的戰役間隙，普遍開展起來的。據姜思毅主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史》，新式整軍運動一般包括四項基本內容和步驟：
一是學習黨的土地政策和中央有關文件，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做好訴苦三查的思想和組織準備。
二是進行訴苦、追根，弄清苦從何來，窮人為什么受剝削壓迫，從而把個人的苦同階級的苦聯系起來，把為個人報仇提高到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個總任務上去。
三是進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端正每個同志對土改的根本立場和態度，查清每個同志的階級成分，并針對個人在思想、工作、戰斗中的現實問題，用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進行整頓。
四是把整訓和各項任務結合起來，把群眾的熱情引向練兵和殺敵立功運動中去。
這期間，開展思想斗爭最激烈的，是三查階段(查整內容各部隊有所不同：東北部隊，干部叫“五整一查”，即整立場、斗志、本位主義、享受觀念官僚主義和查階級，戰士叫土改教育和民主運動;華北部隊則叫“三查三整”，除三查外，還整頓了紀律、政策、作風)。
我軍自井岡山建軍起，就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作斗爭。連隊黨支部，是思想戰線最前沿的堡壘。1948年10月25日總政治部下發的《關于支部工作的條例草案》，明確規定了支部委員會的任務，其中包括：領導并通過軍人委員會，實行有領導有秩序的政治、經濟、軍事民主運動，反對不良傾向……我國臨床醫學界迄今為止唯一獲得“國家發明一等獎”并以“造手大師”享譽世界的于仲嘉醫師，抗戰后期參加八路軍，解放戰爭期間曾在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二十五師七十三團(經中央軍委批準，1948年9月榮獲“濟南第一團”稱號)三營七連當過衛生員。于仲嘉回憶說：那年月，解放軍戰士幾乎是清一色的農家子弟。鄉下男孩子在家的時候，哪個不嘴讒?幾人不淘氣?共產黨對自己隊伍里的“非無產階級意識”一向很有辦法的，就是整頓和整風。特別是那個“三查三整”運動，誰偷吃老鄉的棗子了，誰行軍時挖了老百姓的地瓜啦，誰借來房東的刀子沒還啦，誰跟誰打架啦，誰“革命斗志不高”啦，誰“自私自利”啦，誰“隱瞞成分”啦，誰“打仗怕死”啦，都得在眾目睽睽之下一一坦白交代，再做深刻的自我批評。我原來的小毛病就是那時改的，刻骨銘心，一輩子不會忘記。
于仲嘉還說：在黨支部領導下，那一場接一場自我教育的群眾運動，每個干部戰士都發動起來了，只要是違背了為勞苦大眾謀解放的事情，都要面對面地坦白，揭發，批判，斗爭。誰做了錯事都甭想縮脫，特別是個別干部打仗“光指揮別人往前沖”。
那年那月的那支人民軍隊，誰要是被批評“打仗怕死”，是很丟面子的，在廣大指戰員面前頭都抬不起來。
如此開展思想斗爭，部隊的戰斗力又怎能不提高?又怎能不人才輩出?
于仲嘉發明并先后和助手再造了8種類型100余例再造手
1978年10月首例再造手，患者高天社手術前后
我軍民主運動的傳統，一直延續到毛澤東時代后期，我們50后這一輩軍人是見證過的。
雙石“學術之家”微信群有一次討論“我軍政治工作精髓”，群友葉衛東沒有給出結論，但講述了他1970年代在西藏軍區第五十二師一五六團一營一連二排任排長時，一件刻骨銘心的往事：
那是1971年末，連隊搞年終總結。團里黃玉佳副政委率工作組來蹲點。
當時，全黨全軍正開展“批林整風運動”，連隊黨支部自然要作相應的匯報。沒想到，指導員姜崇業剛開口，便被黃副政委不耐煩地打斷了。
黃副政委1947年參軍，他愛讀書，有理論水平，綽號“黃馬列”。不知是不是忌諱這個綽號，“黃馬列”接下來沒有抬出一句革命導師的話來“拉大旗”，但“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連隊的政治教育以什么為主?批判林彪，按照上級的部署搞就行了，表個態就夠了!我都沒見過林彪!你們連隊的政治工作咋做?我看只要弄清楚一個目的——讓戰士們明白為誰扛槍，為誰打仗，為誰吃苦，為誰戍邊!戰士們把這個弄清楚了，你們的政治工作就做到位了，就合格了!”】
至于該怎么辦，“黃馬列”既沒有“教師爺”式的指手畫腳，也沒有“保姆”式的包辦代替，而是啟發連隊黨支部自己想辦法：“至于咋讓戰士們明白，是你們連隊黨支部的事情。動腦子，想辦法。只要戰士們懂了道理，你們連隊肯定是最優秀的!”
于是，根據“黃馬列”的指示，連隊黨支部認真的研究了兩天，連長張昭遠、指導員姜崇業更是絞盡腦汁，最終，拿出了我軍的看家本事——開展民主運動。
葉衛東記得，按照連隊黨支部的部署，連隊革命軍人委員會主持召開全連軍人大會，發動戰士給干部提意見。光自己這個小排長，就被提了70多條意見。
回顧往事，葉衛東感慨良多：這70多條意見中，個別意見有點冤枉。比如，說“看不起農村兵”我就不愿意承認，因為我對排里的農村兵最好了。農村兵樸實、能干，誰不喜歡?但又不能反駁，不能打擊戰士們批評干部的積極性，只能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倡導的“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雖說個別意見有點“冤枉”，但整體上還是觸動了靈魂。戰士們給我的教育，至今歷歷在目，一輩子銘記在心!
軍人大會一結束，連隊立刻取消了“開小伙”，隨即，干部們叫響了一個口號：看我的!跟我來!
從此，連隊面貌煥然一新!
再后來，連隊被成都軍區評為“硬骨頭六連式的先進連隊”，并榮立集體二等功!
幾十年過去了，雖然幾經精簡整編，但這個連隊至今還在!
前年，葉衛東回到老連隊，專門給兵娃娃們講了這段往事……
（四）再生戰斗力的產房
打仗，就避免不了傷亡，有傷亡，戰斗力就要相應地被削減，這是常識。
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就有這個本事打破這個常識，開創世界戰爭史上的千古奇觀——基層的連、排、班分別制定并在戰斗中落實“擴軍計劃”！
1948年12月29日，山東兵團政治部上報了一份關于濟南戰役等戰役戰斗中“邊打邊補”的情況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九縱王方團”(即華野第九縱隊二十五師八十團，團長王歧秀，團副政委代理政委方立凡)的典型事例最多。
“王方團”“邊打邊補”有一整套方法，躍入眼簾后不能不拍案叫絕：
戰前，團黨委要求各連隊把制定、落實戰斗中的“擴軍計劃”，“做為支部工作的主要內容之一”。
這“擴軍計劃”，不是隨便抓個俘虜就可以湊個數的。“擴軍計劃”有基于質量保證并且詳細程度令人嘆為觀止的原則要求：
①即補對象：a.出身中貧農成分較好，忠厚老實者;b.被抓丁、抽丁出來者;c.國民黨軍隊中的戰斗兵，年輕力壯者;d.軍齡，在三年以下，離家遠或家在解放區者。
②緩補對象：a.勤雜、通訊、電話人員;b.士以上官佐人員(準尉;以下者);c.特種技術士兵。
③不補對象：a.尉以上官佐;b.階級異己分子、還鄉團;c.戰場起義、個別自動投誠，但堅決拒絕加入我軍者;d.蔣軍在作戰地區抓的民夫，而又堅決不愿參軍者;e.歸俘。
還有基于不同編制的數量限制：補充的數量不得超過建制班原有人數的三分之一，一個戰斗小組只能補充一個人。
還有戰時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對擴充來的解放戰士，應抓緊時間進行教育。
這“抓緊時間進行教育”，真有效!
“王方團”八連三班新補充的解放戰士王玉川說：“一被抓住，我就尋思完啦!我怕你們要我去送炸藥，被炸藥炸死，怕你們把我埋在防空洞里，怕你們把我送到最前面去擋子彈，堵‘胡同’口。當指導員叫我拿著兩個手榴彈和你們一道去打時，我尋思：‘這真是叫我去堵胡同口了。’我想找機會跑掉，可是一上去，姜同志叫我在他后面壓子彈，他在前面打，并向我講了許多部隊的情況，又給我介紹了大汶口解放的傅慶祥同志。我聽了傅同志談他過去的情況后，對原來的想法有些懷疑了。我跟著傅同志向前打，那時我最相信他。打不遠，敵人的飛機和炮轟得很急，姜同志很和氣地叫我到防空洞去隱蔽。我又害怕了：‘這不真要把我埋在防空洞里嗎?’過了一會兒沒有動靜，我伸出頭來一看，好幾個同志都在洞里面向外射擊，我就放心了。這時，傅同志帶我到前面去看送炸藥。我不敢去，可是又不能不去。后來，我親眼看到去送炸藥的同志沒有一個是剛解放的，而且炸藥響了，一個也沒死。我心里就像放下了一個千斤擔子似的‘亮堂了’。我什么也不顧慮了，跟著同志們一齊向前打。”
“抓緊時間進行教育”，確保了“戰場擴軍計劃”的落實。
“王方團”八連突入內城時，略有傷亡，連長掛彩，指導員馬上提出：“我們要給連長復仇，瞪起眼來，多抓敵人補充自己的力量!”三排機槍班傷了兩個，當即補充齊了。一班傷亡3人，也補充上了。六班戰士的反映：“我們六班原有8人傷亡5人，若不是在戰場上擴軍，全班剩下3個人，早就編到別的班去了。我們補充了4個解放戰士，還是一個建制班，又能完成任務了!”總之，八連沒有一個班不注意補充自己，沒有一個班被拆散了建制，直到戰斗結束，八連仍保持了原有人數與戰斗力——戰前的147人，戰中傷亡44名，“即打即俘即補”，戰后全連148人。
國民黨士兵的技術戰術是殘酷的軍閥制度訓練出來的，一般都不差，一旦被解放，心甘情愿地調轉槍口打老蔣，不但不用培訓，還可以當老師!
“王方團”八連剛解放的潘子林，經教育后，馬上跟著向前打，并向躲在房子里的敵人喊話。結果，他一個人便捉到3個俘虜。
華野第九縱隊某連邊打邊補的解放戰士王月倫，原是國民黨整編第二師的士兵，當我機槍射手負傷后，他立刻頂上去當射手，封鎖敵人，打倒敵人二三十名，榮立三等功。
華野第十三縱隊一○九團九連在突入第三道圩墻時，俘虜敵五十七旅一六九團七連上等兵王文盛等。補入連隊后，他發現老戰士不會用新繳獲的槍榴彈，當即現場教授使用方法，讓槍榴彈很好地發揮了大量殺敵作用。他還喊話瓦解了不少敵人。王文盛在戰場上代理四班班長后，對新解放戰士說：“排長既然這樣信任俺，俺們要好好干!”結果，又繳了10個人的槍。華野第十三縱隊一一二團一連二班俘虜了16歲的小伙子王成吉，經簡單教育后，即拿起槍跟二班向前打。不久，二班又補充兩名俘虜兵，班長叫王成吉去教育他倆。那兩個新補充的解放戰士很奇怪：“你穿的衣服和我們一樣，為什么來打俺?”王成吉說：“我昨天解放后，就參加了解放軍。你們繳槍，就優待不殺。”在王成吉的影響下，那兩位新解放戰士也表現很好。該團五連補充的小黃，才15歲，第二天打偽山東省政府時，他首先闖入地下室，捉住少將參謀長等4名軍官。
辯證法是矛盾的法則，舊的矛盾解決了，又會出現新的矛盾。
現在說起來，都忍不住要發笑。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邊打邊補充”中的“挑兵”——老解放戰士熟悉國民黨部隊，能識別哪些是兵痞子，哪些是惡霸，哪些是軍官，哪些是好兵。于是，有人就利用老解放戰士“挑兵”。
比如，“王方團”濰縣解放戰士宋少卿在戰斗中看見前面下來的俘虜，就瞅上了一個，立即建議班長：“班長，第二個不錯，小伙子老實，一定能干!”經過戰中、戰后考驗，果然是個好兵。
對于“挑兵”，山東兵團政治部明確批評是“本位主義”，并指出其兩種表現：
其一，是“打埋伏”。
華東野戰軍第十三縱隊廖海光政委談道：過去長期在根據地作戰，部隊得不到補充，大家都想搞幾個兵。過去有的部隊對“上級一定給補充”的保證，不大相信，認為“補充當然好，但補充的希望不大”，因而在“邊打邊補”中，就產生了“我弄到手就是我的”思想，愿意多留幾個兵，不大愿意上交。
該縱隊陳華堂副政委也說：“各個連都有個小埋伏，個別營也有以多報少的，準備逃亡后好補充”。
其二，是“用好的換孬的”，“其他就指令他們到后面去，或者留下好的其他就不管了”。
比如，第十三縱隊“濟南第二團”三連五班長捉了3個俘虜，留下1個補充，其余2個就不管了。九連二班先補充了4個，后來又捉到6個，覺得后捉的比先補的“好”，于是又換了幾個。
換下來的俘虜兵，一些是經過了戰地教育，多多少少接受了點新思想，于是，又出現了俘虜兵知曉我軍專有術語的有趣對話——第十三縱隊一一二團輪訓隊政指碰到從城里來的俘虜，問：“你們從哪里來?”答：“我是城里來剛解放的。”“怎么里面還響槍?”“里面還打仗。”“你解放了不行，還要解放他們，走!走!走!”就這樣，俘虜即馴服地跟著走了。
“換兵”，雖然也是問題，但表明：我軍廣大基層指戰員不僅掌握了戰場上的“即俘即補即教即戰”工作，而且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換兵”，雖然也是問題，但折射了本文的主題——稍微有點戰術常識的人都知道，在預有準備大體勢均力敵的攻防作戰中，通常是打“預備隊”，看誰的后勁兒大。我軍廣大指戰員在戰場上將“即俘即補即教即戰”工作做到了這個程度，能沒“后勁兒”嗎?能不取勝嗎?這功勞苦勞，能首先歸于將領個人嗎?
不少人以為，作品只要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是“主旋律”。
錯了!
如果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放到“人民之上”，或“人民之外”，而不是放到“人民之中”，那就不是真正的革命的“主旋律”了。
秉持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哪怕是秉持“半截子唯物史觀”，不管歌頌誰，都是有害的。
新中國本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新社會，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在史學界、文藝界、輿論界一旦泛濫橫行，不僅為少數人蔑視、壓制多數人無窮的創造力，也為精英集團奴役乃至于盤剝草根大眾，提供了倫理依據，開辟了輿論通道!
更為險惡的現實是，當中國革命史由勞苦大眾解放史被曲解成少數精英奮斗史后，接下來，便被一些人順理成章地演化成個人權力爭斗史，再進一步，便是對人民領袖的惡毒詆毀，進而徹底否定中國革命史。
比如在紅西路軍史研究領域——紅四方面軍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夏宇立于2009年在香港出版了一部顛覆紅軍史的《史說長征》。就是這位被某些黨報、地方政府和主流媒體捧起來的“軍史專家”，公開辱罵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像舊色政壇上那些厚顏的政客一樣，……最粗暴惡劣、最卑鄙無恥、最缺德失道、最傷天害理”。
而夏宇立之說，如今已被境外反共勢力的先鋒張戎等，納入了對華意識形態武庫。
（全文完）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