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態(tài)”是個新詞，是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月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第一次提出的。概念雖新，但它所對應的現(xiàn)象卻不新。97年來，隨著黨的誕生和發(fā)展，黨內(nèi)政治生態(tài)一直客觀存在，且關系到黨的事業(yè)發(fā)展的成功與否。
民主革命時期，黨在重慶的政治生態(tài)總體來講比較好，也有不太好甚至比較差的時候，但是總能夠得到及時治理和恢復，向好的方面發(fā)展。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比較突出的階段：一是建團到大革命時期，經(jīng)歷了由壞到好的轉變;二是南方局時期，政治生態(tài)良好;三是川東黨組織大破壞前后，經(jīng)歷大破壞的挫折最終得到修復，在勝利中迎來了重慶解放。
綜觀重慶這三個時期黨的事業(yè)的成敗得失，能不能鑄牢理想信念、抓好“關鍵少數(shù)”、嚴明黨的紀律、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至關重要。
早期重慶黨團組織的政治生態(tài)
重慶，乃至整個四川黨組織的政治生態(tài)，開端并不算好。
四川是先建團、后建黨，早在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之初四川就有黨團員活動。1922年重慶、成都等地最早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地方組織，以后陸續(xù)發(fā)展到瀘州、內(nèi)江、宜賓、涪陵、綦江、南充、萬縣等地。以此為基礎，各地團組織在四川開展工作，代替黨組織發(fā)展黨員。
但是，四川產(chǎn)生統(tǒng)一黨組織的時間卻很晚，遲至1926年2月，中共中央才同意在重慶建立中共重慶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簡稱中共重慶地委)，統(tǒng)一領導四川工作。這個時間顯然晚于全國很多地方。之所以這樣晚，根本原因就是四川團組織的政治生態(tài)不太好，導致中央對四川產(chǎn)生疑慮和不信任，遲遲不同意建立黨組織。
四川團組織政治生態(tài)不太好的主要表現(xiàn)有兩點，一是成都、重慶兩地團地委之間爭吵不斷;二是重慶團地委主要領導人素質極差，廣受詬病。
關于成都、重慶兩地團地委之間的爭吵，實質上是成都團地委領導人王右木和重慶團地委領導人童庸生把個人矛盾上升為組織矛盾。其實，從兩人關系而言，王右木是四川最早的共產(chǎn)黨員，在他的影響下，成都出現(xiàn)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其中就包括童庸生，兩人可謂師生關系。但在成都團地委成立后，兩人發(fā)生嚴重沖突，僅僅一個多月，童庸生等人以退出成都團地委、轉而參加重慶團地委的方式與王右木公開決裂。童庸生的行為，影響了一批人相繼退出成都團地委。
在童庸生加入重慶團地委并成為重要領導人后，兩地團組織屢屢致信團中央指責對方，用詞之尖銳，遠超批評的范圍。例如王右木稱，童庸生“受安派(即無政府主義派)利用”，而童庸生指責王右木“投機于社會主義”“恥與為伍”。兩地的矛盾長期存在，直到1924年王右木在貴州犧牲后才有所緩和。
關于重慶團地委主要領導人影響團的聲譽問題，指的是唐伯焜。唐伯焜雖是重慶最早的黨員之一，并受黨指派，承擔在重慶建立團組織的重任。但從各類史料分析看，其人素質堪憂。他經(jīng)常為了私事不參加團的工作和會議，甚至“沉溺妓者家中”。共產(chǎn)黨員惲代英致信團中央反映，唐伯焜“近荒唐而多虛榮心”，居然把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的身份印在名片上招搖。蕭楚女也說他把重慶團地委視為私有，企圖一直把持，頗有“我必終身任事之勢”。他作為重慶團地委實際負責人期間，重慶團地委活動乏力、組織渙散，團中央因此對重慶團地委的工作很不滿意，委派蕭楚女為駐川特派員，整頓重慶團地委。
直到楊闇公的出現(xiàn)，重慶團組織的問題才得以根本改變。
楊闇公是四川黨組織的創(chuàng)建人和卓越領導人。在中共革命史上，楊闇公不僅以能力卓絕著稱，更以堅決的革命性聞名，連當時遠在廣州的毛澤東對他也印象深刻，知道“四川有一位楊闇公”。1924年9月，楊闇公加入重慶團地委，迅速成為靈魂人物。
楊闇公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當他發(fā)現(xiàn)重慶團組織的主要問題在唐伯焜身上后，立即團結全體同志，積極配合蕭楚女整頓重慶團組織，力主調整領導人選，最終由年輕的羅世文擔任書記。1925年1月，重慶團地委進一步改選，楊闇公以公認的才干當選為代理書記。
重慶團地委領導人選的成功調整，極大地修復了團組織的政治生態(tài)。此后，楊闇公領導重慶團地委煥發(fā)出巨大的工作熱情。他通過成立勞工互助社等合法組織，團結工人群眾，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通過創(chuàng)辦《曙光》等機關刊物，積極傳播革命理論，開展反帝反封建輿論宣傳;他領導發(fā)起了反對“德陽丸案”“五卅慘案”等反帝浪潮，擴大了黨團員在群眾中的號召力;他協(xié)助吳玉章在重慶開辦中法學校，團結培養(yǎng)了大批骨干……從而使重慶團地委在斗爭中鍛煉成長，影響力遠超其他地方團組織，逐漸成為領導四川革命的堅強核心。
楊闇公修復政治生態(tài)的過程非常艱辛，但最終得到中央高度認可，中央同意成立中共重慶地委，并授以領導四川全省工作的重任。1926年2月，中共重慶地委在重慶二府衙楊闇公的家里正式成立，楊闇公成為四川黨組織的首位書記。
最能體現(xiàn)這一時期重慶黨團良好政治生態(tài)的，莫過于楊闇公以批評會妥善處理楊洵向團中央反映重慶團組織的事件。
1925年12月24日，重慶一名叫楊洵的共產(chǎn)黨員寫信給黨、團中央，反映重慶團地委存在“指導非人”“團體個人化”“同志無理論上的訓練”等問題，甚至指責重慶團地委成員“許多是不學無術，驕滿嫉妒遺傳思想根深蒂固，渝地的同志散沙一盤，各不聞問”。其實，楊洵反映的問題主要是基于他和團地委領導人童庸生之間的諸多不愉快和誤會。但是，黨、團中央高度重視，當楊闇公等人在上海向中央?yún)R報工作時，嚴肅批評“重慶顯然有兩派的現(xiàn)象”，責成重慶黨、團地委專題召開批評會。
楊闇公誠懇接受中央批評，嚴格遵照執(zhí)行。1926年4月15日，經(jīng)過充分的準備和醞釀，重慶黨、團地委領導干部共10人，在楊闇公的家里召開了批評會。從保存完好的批評會紀錄中可以看到，會議程序嚴明，陳述客觀公正，參會同志的批評字字句句觸及實處，楊闇公最后的總結一針見血。楊洵、童庸生兩人深受教育，從剛開始的互相指責，到最后誠懇接受批評，達到了消除誤會和矛盾的目的。會后，當事人未受任何影響，一身輕松地投入緊張的工作。童庸生始終戰(zhàn)斗在四川革命斗爭的最前線，后于1930年犧牲;楊洵發(fā)揮理論功底深厚的特長，一邊搞宣傳，一邊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不幸在1949年12月7日犧牲于黎明之前。
毫無疑問，這次會議不僅解決了楊洵、童庸生之間的矛盾，更檢驗了楊闇公領導下的四川黨、團組織政治生態(tài)的成色。在這樣一個正氣充盈、是非分明、團結奮斗的黨、團組織領導下，四川大革命運動轟轟烈烈、有聲有色，成為全國工作開展得最好的地區(qū)之一。
南方局重慶8年的政治生態(tài)
1939年1月，在黨中央領導下，周恩來在重慶組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此后8年多的時間，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王若飛、鄧穎超、吳玉章等一批富有經(jīng)驗的革命家領導下，盡管斗爭環(huán)境異常惡劣，南方局的政治生態(tài)卻非常好。具體表現(xiàn)為三點，一是領導班子黨性原則強，帶頭從嚴治黨;二是黨內(nèi)政治生活嚴肅認真;三是南方局工作效果好。他們堅決貫徹中央要求，嚴格把“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作為“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決定因素”。
周恩來初到重慶，就指示南方局舉辦“干訓班”，從整頓國統(tǒng)區(qū)黨組織，健全領導機關，加強黨員理想、信念教育等入手，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南方局要求各級領導干部，“一要有確定的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的人生觀;二要有堅持原則精神;三要相信群眾力量;四要有學習精神;五要有堅韌的奮斗精神;六要有高度的紀律性”，以幫助他們在特殊環(huán)境下，進一步增強對共產(chǎn)主義信仰的堅定性，經(jīng)受住險惡斗爭的考驗。
1942年春至1945年春，南方局開展了整風和審干工作，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既是領導，又是整風學習中的普通一員，他們處處以身作則，嚴格剖析自己，從不以領導自居，不以改造別人的面孔出現(xiàn)。周恩來曾教育廖承志，“對一個領導者來說，領導作風就要民主”，“一個好的領導者，要能主動造成下邊同志敢同你爭論問題的風氣”。他總是尊重他人觀點，重視反面和批評的意見，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決策。
在黨內(nèi)生活中，南方局領導層對犯了錯誤的同志嚴格批評，深挖根源，但絕不上綱上線，不讓人背上包袱，真正做到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1943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致電董必武，批評《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在反擊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間，卻刊登了幾篇宣傳宋子文、蘇州反省院院長等國民黨官員以及憲政方面的文章。指出平時對蔣介石國民黨用頭條大標題，這樣的安排太不妥當。事實上，早在接到中央指示之前，董必武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先后召開兩次座談會，幾位當事人章漢夫、陳家康、喬冠華和夏衍等都受到批評。接到指示后，又進一步深入批評。
11月26日，董必武主持召開第三次座談會，傳達中央宣傳部指示，再次檢查和反省工作中的錯誤。12月7日又召集《新華日報》編輯部負責人員與紅巖、曾家?guī)r負責對外宣傳的有關人員繼續(xù)學習討論中宣部指示，進一步檢查宣傳上存在的問題。指出《新華日報》《群眾》雜志犯錯誤的原因是：一、政治警覺性不高;二、整風運動未能深入，未深刻研究毛澤東著作和思想;三、編輯上組織不周密，閱稿與檢查皆有漏洞。同時，又召開報社全體大會進行廣泛動員，還擬于次年報紙創(chuàng)刊6周年紀念時要作總結。
當事人和報社負責人都表示完全接受，并作了嚴格的自我批評。夏衍后來回憶說，《新華日報》“這次小整風批評是坦率、尖銳的，但沒有什么‘殘酷的斗爭’。我們這些人在大后方工作久了，夸夸其談，自以為是，幾乎已經(jīng)成了習慣，所以在國內(nèi)外斗爭嚴峻的時刻，這次整風對我來說是完全必要的。我們這幾個人都作了自我批評，但并不覺得因此而背上包袱，所以我們還是繼續(xù)不斷寫文章”。
張黎群在審干中的經(jīng)歷，也折射出南方局良好的政治生態(tài)。1945年9月，南方局突然收到情報，稱一個叫張黎群的人可能已叛變，引起領導層高度重視。張黎群當時在南方局青年組，掌握著數(shù)十個“據(jù)點”的情況，他如果有問題，將會對大后方青年工作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
南方局對張黎群進行了政治審查，并讓他放心：“我們在紅巖和國民黨斗爭，積累了如此豐富的經(jīng)驗，還會弄不清這個問題嗎?”組織上讓張黎群在紅巖獨居一室，配警衛(wèi)一名，閉門過了兩個月的審查生活。其間，張黎群除回答了上百個問題，并寫成書面材料外，還寫了題為《我參加青年組工作10個月的敘述及其檢討》的報告，共計91頁，原原本本記述了他在青年組的工作。詳盡細致的審查沒有白費，事實證明，張黎群“工作積極，群眾工作有成績”，“沒有問題”，于是審查工作結束。剛滿26歲的張黎群，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日后也沒有因這件事受過影響。
“紅巖荒谷耳，抗日顯光輝。”正因為有南方局領導層率先垂范，南方局的黨內(nèi)政治生活堅持實事求是，既弄清思想，又團結黨員，不僅使人心情舒暢，而且使黨員干部在思想上得到很大提高，作風上有了很大改進，增強了黨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在風雨如磐的斗爭歲月里，南方局堅守重慶8年，譜寫了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光彩奪目的篇章。
川東黨組織大破壞前后的政治生態(tài)
川東黨組織是個特定概念，特指全面抗戰(zhàn)時期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川東地區(qū)的黨組織。川東地區(qū)黨的領導機關，有時叫川東特委，有時叫川東臨委，在組織序列中屬于省一級機構，范圍大致包括直轄后的重慶市以及四川東南部、東北部和貴州部分地區(qū)。
從抗日戰(zhàn)爭時期開始，川東黨組織長期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在國民黨統(tǒng)治最嚴酷的地區(qū)堅持開展工作，經(jīng)受住了殘酷斗爭的檢驗，工作作風和工作效果都比較好。但是在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后，情況發(fā)生了變化。
這時，國民黨對重慶的統(tǒng)治更加嚴密，對中共組織的破壞變本加厲，川東地區(qū)黨的工作環(huán)境更加惡化。加之1947年3月公開的四川省委被迫撤走，一大批優(yōu)秀黨員陸續(xù)東遷，川東黨組織的上級領導遠在上海，信息溝通不便，開展工作困難重重。川東黨組織在上下川東先后發(fā)動的“奉大巫”和“梁達大”武裝起義，因對形勢判斷失誤、低估敵人力量以及組織準備倉促等原因，均以失敗告終。在城市斗爭中，又因對上級黨組織開展對敵攻心策略的指示理解片面，因而采取了將秘密機關報《挺進報》直接投送給國民黨當局大小頭目的冒險行動，導致特務從《挺進報》發(fā)行的線索入手，開始破壞川東黨組織。
最糟糕的是，外部環(huán)境急劇惡化的同時，內(nèi)部生態(tài)還雪上加霜。具體表現(xiàn)為：川東黨組織領導層的一些人理想信念滑坡，甚至道德淪喪;普遍存在紀律、規(guī)矩意識渙散的現(xiàn)象。
關于理想信念問題，譬如叛徒劉國定，被捕前既是重慶市工委書記，也是川東臨委第三號負責人。當年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黨的工作中發(fā)揮過積極作用，很受上級領導的器重和同志們的好評。但這時卻信仰淪喪，道德敗壞。據(jù)獄中同志揭發(fā)，他想包養(yǎng)情婦，就以做生意為由向川東臨委管經(jīng)濟的干部何忠發(fā)借錢。何對劉國定說：“組織上有錢不能借，私人沒有錢可借。”劉國定對此懷恨在心，反向川東臨委書記王璞誣陷何有經(jīng)濟問題。又如叛徒冉益智，他身居市工委副書記高位，一向與人高談“氣節(jié)、人格、革命精神”，以道德家面目示人。但他在被捕之后就完全違背了自己的誓言，不僅迅速叛變，交待大量關系，而且向特務卑躬屈膝，討好賣乖，暴露出“一直隱藏著自私、卑污的弱點”。像劉、冉這樣理想信念徹底淪喪的人，他們背叛黨的事業(yè)是遲早的事情，只看在什么條件下、以什么形式出現(xiàn)罷了。
關于紀律問題，當時川東黨組織不同程度的存在著黨員干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xiàn)象。大破壞發(fā)生后，川東黨組織馬上行動，要求暴露的黨員迅速撤離，保存力量。
但如此重要明確的指令，相當多的黨員沒有堅決執(zhí)行。《挺進報》負責人陳然收到上級發(fā)來的暗語信件“近日江水暴漲”，本應立即撤退，但他仍想堅持，結果付出本人被捕、《挺進報》機關遭破壞的慘重代價。黨組織通知交通員羅志德撤退，他為收回一億元(舊幣)的錢款不愿撤退，聲稱“炮還沒有打響，人哪能就跑了”，最終被捕。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得知與其熟悉的冉益智叛變、川東臨委要求撤退的警示后，掉以輕心，時隔8個月后被捕，釀成了大破壞向川康黨組織漫延的惡果。
還有一些黨員缺乏秘密工作紀律意識。著名烈士、重慶市工委委員許建業(yè)被捕后，在酷刑下拒絕承認身份、交出組織。本已在事實上堵住了破壞的缺口，但他平時思想麻痹，將18份黨員自傳等黨的機密資料放在志誠公司宿舍里，他擔心這些機密材料落入敵手，輕率地相信了看守特務的假話，暴露了黨在志誠公司的據(jù)點，劉國定因此被捕叛變，缺口進一步擴大。
除了許建業(yè)的教訓，秘密工作紀律意識缺失還集中體現(xiàn)在《挺進報》的傳閱上。《挺進報》是重慶市工委機關報，主要在黨員和外圍積極分子中傳看。然而，一些黨員干部閱讀《挺進報》時，卻無視保密要求，隨意擴散。上川東一工委書記鄧照明(后為川東特委副書記)反省道：“《挺進報》在有些地方，先是黨員看，過后‘六一社’社員看，進步群眾看，都看過后無人看了，用來包花生米。花生吃完了，將《挺進報》一丟了事。”
種種問題交織，最終導致1948年春到1949年初的川東黨組織大破壞慘劇，先后造成133名中共黨員被捕，江竹筠、陳然、李青林等一大批黨的優(yōu)秀兒女入獄，其中川東108人(重慶市67人，上下川東41人)，川康17人，寧滬8人。川東黨組織因此元氣大傷。
重慶解放后，從“11?27”大屠殺中幸存的共產(chǎn)黨員羅廣斌代表獄中同志，向黨組織交出2萬字《關于重慶組織破壞經(jīng)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其中第七部分共兩頁，約3000多字，是綜合獄中討論形成的“獄中意見”(“獄中八條”由此概括而來)，總結了川東黨組織存在的種種問題，并強調指出：“這些落后的，但資格很老的干部，抓住了領導機構，造成了領導機構的無組織、無紀律的腐化狀態(tài)。”
大破壞后，川東黨組織沒有因此灰心喪氣，一蹶不振，他們在上級領導錢瑛的帶領下，積極反省問題，尋找原因，總結教訓，頑強奮起。當時，錢瑛不顧工作繁忙，將川東、川康以及她領導下的其他省區(qū)黨組織負責人和學運骨干分期分批地調到香港進行嚴格的整風學習和教育培訓。她制定培訓計劃，親自講課，仔細摸清每個人的情況，傾聽他們匯報工作，針對他們思想上和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逐個談話。
在錢瑛的幫助下，川東黨組織的干部克服了大破壞帶來的消極影響，他們沒有坐等解放，而是放下思想包袱，把上級新的指示貫徹到工作中，以飽滿的精神狀態(tài)重新投入戰(zhàn)斗，最終在革命的高潮中迎來了重慶的解放。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來源：《紅巖春秋》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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