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澤東關于農民合作的思想并非僅僅是對于某種意識形態的固守，更不是對蘇聯集體農莊模式的照搬，而是基于中國人多地少、農業生產水平落后的具體國情，對如何實現農業乃至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問題的思考。
在毛主席誕辰124周年這個特別的日子，徐俊忠老師將帶我們回顧那段歷史。盡管毛主席有關農民合作構想的實踐因“去工業化”的對待而歸于失敗，歷史沒有“在毛澤東生前為實踐他的這種構想留下從容的時間與空間”，但在“單干”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我們迫切需要重新理解這位偉人的合作化構想，為農村未來謀出路。
作者簡介：徐俊忠，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廣州大學副校長。
正文
毛澤東關于農民合作組織的思想及其實踐，是毛澤東留給當代中國的一份頗有特色和價值的思想遺產，是他致力于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三農”發展道路的思想結晶。
中國共產黨接管的中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農業國。世世代代生活于農村并以農業勞動為業、為生的國民數量十分龐大。同時，土地資源十分緊張，農民的人均可耕土地的配置數量很低，另一方面農業生產的技術含量不高。直到新中國建立以后，還有不少地方甚至仍處于刀耕火種的狀態。所謂機械化、現代化農業等等，對于中國來說，不僅稀有，而且陌生。因此，中國的農村、農民和農業究竟如何發展，這是一個十分沉重的問題。
解決問題的思路，可以是回到經驗和傳統。這就是讓地主、富農與貧雇農甚至是失地、失業農民并存自由發展。但這條路實際上被歷史反復證明是不可行的。尤其社會革命和其他動蕩的頻繁發生，更證明了此路的艱險。因為它確實既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農村大多數農民的生活問題，更無法解決農村的良好治理和實現中國農業對于國家現代化發展的支持。
毛澤東是一個對于中國國情有著深入理解的政治家。他沒有把這種傳統的經驗的做法當作治理社會的選擇。不論是進行區域性治理( 如延安時期) ，還是進行全國性治理時期( 新中國建立以后) ，他都主張實行農民“組織起來”的發展道路。
1943 年11 月29 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的大會上，他發表了題為《組織起來》的講話。他說: “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 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1]
新中國建立以后，在全國性的土地改革完成后，他及時指導和推動一系列全國性的農民組織起來的社會運動。從一開始的互助組，到初級社和高級社，直至1958 年全國性地推動建立農村人民公社。后來，由于復雜的原因，人民公社的發展出現了極大的困難。為了應對這種困難，各種各樣的調整政策及方案都被提出。幾乎任何方案毛澤東都可以接受和容忍，唯獨對于“包產到戶”或者“分田到戶”的“單干”方案，他就是寸步不讓。
對于這種寸步不讓，有些人常常理解為出于對某種意識形態的堅持和固守。但實際的意義并非如此簡單。自從毛澤東明確提出反對教條主義以來，馬克思主義對于毛澤東就不是一種簡單的意識形態了。在更多的時候它被當作一種指導中國革命的方法。他強調“從實際出發”以及“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等提法，都體現了這一點。因此，我們如果以所謂對某種意識形態的固守這樣的觀點去對待毛澤東的主張和理論，就可能離實際九萬八千里。
那么，他為什么反對“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的單干方案呢?
搞清楚這一問題，我們就能理解他為什么要推進并努力修護農民的合作組織。實際上，他反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單干”方案，正是他對于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發展戰略與思路的集中體現。
首先，他認為，農村一旦實行“包產到戶”或者“分田到戶”的“單干”方案，用不了多久，甚至一年半載，就會出現兩極分化，“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這樣，社會就會陷于動蕩，中國現代化的實現也就不可能得到穩定的環境。其實，這一方面的考慮，更多還有著關于農村社會保障網絡的構建問題。舊中國沒有全民保障的傳統，尤其是農村。救貧濟苦的事往往由一些帶有幫會色彩的機構去擔當。新中國建立伊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又面臨著百業待興的壓力，政府自身的財力是無法擔當起龐大農村的救貧濟苦的責任的。借助農村集體經濟的建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這一難題，至少不會讓農村有人“沒法生活”，以使政府可以更好地集中財力去進行國家的基礎性建設。長期以來，農村的擁軍優屬、孤寡老人的養護，實際上都是依賴于集體經濟組織的。后來農村合作醫療這種對于農民的醫療保健的積極性措施，以及農村普及基礎教育的工作等等，也是寄生于集體經濟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的。由此可以看到，如果把毛澤東積極修護集體經濟組織的考量，僅僅歸結為對于某種意識形態的堅持與固守，是何等片面和偏頗。
其次，中國農村總的情況是人多地少。僅靠一家一戶耕種自家那一畝三分地，既無法滿足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需要，也不能解決農民自身富裕發展的需求。毛澤東在談到為什么要從高級社過渡到人民公社時就說: “人民公社化以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這類問題。合作社的規模小，土地不能統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庫，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應該建設這樣的水庫，但是由于這些利害關系，無法進行建設。廣東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資源，但是勞動力不夠，不能采集; 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勞動力，可是不能上山勞動; 其他如手工業、運輸業等等，也都不能統一安排，妨礙生產發展。成立大隊、組織公社以后，這些問題都解決了。”[2]這里，他的邏輯是清晰的: 只有組織起來，聯合起來，才能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你通過分田到戶，也許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懶人和避免瞎指揮。但每個人都被限制于那一畝三分地上，每家每戶都是相同的經濟單位，這種相同的程度，又如一袋馬鈴薯，它們都一樣，但就是無法通過協作分工去形成新的生產力。我們能說毛澤東的這種思想不是一種發展思路的考量嗎?
歷經三十幾年的改革開放，在“小崗村模式”被廣泛推廣后，許多農村解決了溫飽而不及富裕之門，甚至重新返貧的現實，從某種意義上是對問題作出了有力的說明。而相反的一些例子，如一些堅持集體經濟的組織，最典型的是華西村、南街村、劉莊、周家莊等等，在政府放棄了對于農村發展的政策性限制包括發展工副業和商業的限制以后，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優勢。這種優勢是任何“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單干體制所無法比擬的。這不僅說明毛澤東關于反對農村搞“單干”的想法，是一種關于發展的戰略，而且其戰略的眼光是獨特和深遠的。
再次，關于中國農村的未來，毛澤東多次說到，以那么多的人口去種糧食，而且僅僅種那么一點點糧食，這在全世界看來都是最不合理的。隨著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和機械化水平的提高，中國的未來既不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種糧食。大量人口從農業轉移出去，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問題是這個過程如何實現? 他說: “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涌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了。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自己的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3]
這里，他實際上是在探索一條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中國道路。人民公社在他的心目中，不是也不應是蘇聯的集體農莊，不能僅僅搞農業，還必須在努力發展農業的同時，大力發展工業、商業、教育等等，實現“工農商學兵”的全面發展。通過這種發展，實現農民就地轉移成為工人和其他身份。顯然，這條路，不是農民進城之路，而是共產黨帶領農民因地制宜地實現多業化發展，從而就地造城，實現“在地工業化”和“在地城鎮化”的發展道路。這種構想在世界的現代化發展史上是非常獨特的。在毛澤東看來，只有社會主義的中國才有可能走這樣的路。因為只有它才可能通過集體化的體制，去組織農民，建設新農村，而不是聽任農村隨著兩極分化的發酵而凋零、破落，農民自發流入城市，流落為城市的弱勢群體。
自從農村的集體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農村的發展基本回歸于傳統和經驗。在這一過程中，盡管有些同志有過某些疑慮，包括李先念同志曾經在“分田到戶”席卷全國時，仍堅持“中國單干了幾千年，還是沒糧食吃，還是受窮嘛”的看法[4]，但都無濟于事。這種變革在歷經幾年的順利發展后[5]，問題就漸漸暴露出來了。
首先，原來集體耕作的成片農田被切分為“西瓜田”，每家每戶耕種的不是“一塊小田地”，而是幾塊分散零落的小田地，客觀上不僅因田界增多而減少了實際耕種面積，而且影響了耕作效益。
其次，由于分田而導致集體的癱瘓，不僅原來設想的“一把鏟子放水”的灌溉用水管理方案難以實施，而且原來較為完善的農田水利設施也漸漸疏于維護而堵塞，農田水利效益不斷下降。
再次，隨著城市改革的啟動和推進，農業生產資料的不斷提價，極大地抵消了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對于農民的利好政策效應，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相應下降。
最后還由于農業的比較效益下降和農閑時間因公共性農田基本建設減少而增多，大量“農民工”開始流入城市，不少農村由此而走向凋零和破敗，農村中留下大量的所謂“留守兒童”和孤寡老人。盡管各地政府動員一些社會機構和愛心人士去關愛這些人群，但這僅僅是一種精神安慰劑，而不是根本的解決問題之道。對于城市來說，外來人口的不斷聚集，城市壓力持續不減。尤其是年復一年的春運，更壓得政府官員、城市管理者、運輸系統的員工、人民警察等等都喘不過氣來。城市犯罪率的大幅攀升，“嚴打”犯罪行為的活動幾乎連年不斷，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人們實際的生活質量。其實，生活質量最差的應該是那個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只要你去看看他們的住所就能直觀地感受到這一點。現在最麻煩的是，你還看不到問題的好的出路。
然而，也有與此截然相反的景象。一些至今保留集體組織體制的地方，如上述提到的華西村、劉莊、南街村和周家莊等，情況則完全不同。那里借助集體的體制，耕地實行專業承包，直接從事農業勞動的人數已經十分簡約。與此同時，發展起大量的工業和商業企業，就地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至少沒有大批本地農民流入城市打工，本地就可以安居樂業。而集體經營的所得，通過各種方式，實現村民的共有和共享。不僅本村民眾的日子過得很滋潤，還吸引了周邊的不少勞動力。盡管社會上對于這些地方的做法，不時有著并不寬容的評論甚至苛刻的指責，但我始終對于那里的帶頭人懷有深深的敬意。他們的做法，說穿了，就是借助集體經濟的體制，去發展農業和農業以外的工業和商業等等，從而把集體辦成一個集農、工、商為一體的經濟實體。不管人們愿不愿意承認，這正是毛澤東對于人民公社所設想的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的那種模式的體現，你把它看作毛澤東構想的體現也并不為過。這至少告訴人們，毛澤東的設想，只要條件具備，并非沒有實現的可能。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毛澤東構想的歷史價值。
當然，討論毛澤東關于農民合作組織的思想和實踐，是不能回避歷史問題的。人們對于毛澤東的許多批評，都是直指中國在實現農民組織化過程中出現的酸澀和苦難的過程。對于這一過程的存在，應該是不會有太多疑問的。但問題是導致這種過程出現的原因是什么? 這是需要我們加以深入檢討的。
從理論上看，毛澤東的構想有著許多令人向往的迷人之處。甚至我把它看作最有中國特色的創造。有人把中國的農村人民公社體制說成是照搬蘇聯集體農莊的教條主義產物。其實這是一種基于對事實不了解的判斷。蘇聯的集體農莊是一種純農業的經濟組織。毛澤東評論說:“蘇聯的集體農莊，不搞工業，只搞農業，農業又廣種薄收。”[6]又說: “他們要使農民永遠成為農民。”[7]但是中國的農村不能照抄這條路線，這是毛澤東始終堅持的一個重要思想。因為中國那么多農民，如果把他們組織起來僅僅從事種田這個活，是根本無法解決農民的問題的，更無法使其與中國的工業化發展相適應。蘇聯有大量的可耕土地。即使他們搞廣種薄收，也尚可以不太窘迫地過活。中國農民人均土地很少，把他們限制在耕種那有限的土地上，效益和效率一定是很糟糕的。因此，農村人民公社這樣的組織，只能因地制宜地實行“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方針。這是毛澤東所推薦的人民公社構想最為來神之筆，也是它與蘇聯集體農莊根本區別的地方。
但是，歷史并沒有給毛澤東留下實踐這一構想的從容空間和時間。在人民公社化的初期，全國各地都熱情高漲地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出現了人民公社大辦工業的熱潮。對于這種熱情，似乎無可非議。但在這一過程中卻出現了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狀況，有條件的辦，沒有條件的也辦。結果不僅辦工業煮了一鍋夾生飯，還嚴重地影響了農業的勞動力投入，造成了經濟上的混亂、困難乃至災難。盡管造成這一后果的原因是復雜的，但它客觀上造成了對于人民公社辦工業的巨大壓力。一些受到傳統發展思想影響的人，包括受蘇聯集體農莊模式影響的人，更是指責它破壞國家計劃，擾亂經濟秩序，制造質量低劣的產品。這種指責至少直至上個世紀80 年代初期還不絕于耳。
《李先念傳》就有這種記錄。當時，針對經濟過熱，中央醞釀經濟調整。李先念同志對于“社隊工業”的合理性就提出了質疑。他說，社隊工業“究竟搞什么，現在搞的有很大盲目性，以小擠大，以落后擠先進，以新廠擠老廠。我看要剎車。強調公社工業是光輝燦爛希望所在的說法，不見得對”。陳云同志也說: “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一個資本家這樣搞的。”[8]這是社隊企業生存的實際生態。因此，自從 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尤其是“西樓會議”以后，隨著全國進入經濟的治理整頓，農村人民公社受到了“去工業化”的對待。中央一線的領導同志通過一系列的文件，規定農村人民公社“一般不能辦企業”，已經辦起來的必須脫鉤，交與工業部門管理，實在不能脫鉤的，也只能在不與國家計劃相沖突和不與國有企業爭原料和市場的前提下，生產滿足自身需要的產品。這實際上等于剝奪了社隊工業生存和發展的合法地位。而受到“去工業化”對待的農村人民公社，實際上就被蛻變成類似于蘇聯集體農莊那樣的單純農業生產的集體組織。這種性質的組織本來就是毛澤東希望盡量避免的前途。但在發生全國性的經濟困難的條件下，他只好無奈地將就了。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走到了毛澤東構想的反面。
后來，毛澤東曾經多次力圖突破這種政策限制。例如在“五七指示”中，他提出農村“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1975 年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他以批轉“人民來信”的方式，同時把河南鞏縣回郭人民公社興辦“社隊企業”的調查報告以及華國鋒力主發展“社隊企業”致湖南省委的信，一并批轉給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希望以此再次推動“社隊企業”的發展。但總體上看，人民公社被“去工業化”后，一直處于功能不全的狀態。所以，要說造成農民組織化過程失敗的原因，尤其是農村人民公社的實踐出現酸澀和苦難歷史的原因，我認為，首先就是它遭受了“去工業化”的過程。經過這一過程后的人民公社，已經與毛澤東原來所設想的人民公社相去甚遠了。這樣的人民公社，實際功能就是把很多人組織起來，去種植那么點有限的土地。盡管通過這種組織體制，農村進行了大量的農田基本建設，尤其興修了大批農田水利設施，但最終的產出還是在那片有限的土地上。這樣，即使土地種出的是黃金，其效益也是有限的。這種狀況不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就必死無疑。
此外，對農民組織化影響巨大的另一個因素就是從1953 年開始的“統購統銷”政策。農村實行“統購統銷”政策是有著復雜背景的，也是國家當時發展工業化的無奈選擇。但不論如何，一旦實行這一政策，農村的經濟組織就無法成為一個獨立面向市場的經濟主體。因為這一政策要求實行“三定”，即定數量、定品種、定價格。這意味著你必須接受國家的計劃要求。要你種棉花，你不能種小麥，要你種糧食，你就不能種經濟作物，盡管經濟作物可以有好的經濟效益。而對于屬于國家統購統銷的戰略物資，例如糧食、棉花和食用油料等，即使是農民從自己身上節衣少食省出來的，也不能拿到市場上去賣。為了克服農民對這種政策限制的一再抵制，政府不斷地以各種名目，例如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等等，以不斷克服農民對于自身利益追求的沖動，最大限度地順應政府的意圖。在這種背景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根本就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主體，而是接受政府，甚至是中央指令的附屬單位。試問在這種條件下，它能有多少發展的空間呢? 所以，我認為，檢討當年農民組織化過程，尤其是人民公社化發生的困境，有各種不正之風如浮夸風、共產風等等的嚴重影響，以及工作中的其他失誤，但更為根本的影響還是在于對人民公社實行“去工業化”的政策和“統購統銷”政策。
毫無疑問，毛澤東關于中國農民的合作組織思想是基于對中國農村實際情況的理解和對于中國農民所創造的經驗的一種概括和提升。但這一點也不影響它同時是依據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在對于小農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向來既反對對它實施剝奪，也不主張長期保全小塊土地所有制。因為隨著產業的發展，小農難以經受市場風浪，更無法抗衡大土地所有者的競爭。出路在于通過示范和引導，逐漸使他們把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并為此提供社會幫助。恩格斯還專門對此提出了一種設想: 如果“把各小塊土地結合起來并且在全部結合起來的土地上進行大規模經營的話，一部分過去使用的勞動力就會變為多余的; 勞動的這種節省也就是大規模經營的主要優點之一。要給這些勞動力找到工作，可以用兩種方法: 或是從鄰近的大田莊中另撥出一些田地給農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給這些農民以資金和機會去從事工業性的副業，盡可能并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的經濟地位都會有所改善，并且這同時會保證總的社會領導機構有必要的影響，以便逐漸把農民合作社轉變為更高級的形式，使整個合作社及其社員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跟整個社會其他部門的權利和義務處于平等的地位”[9]。顯然，這是一種不僅不是剝奪小農，而是有效地幫助小農提升經濟地位和社會權利的方案。這一方案與毛澤東的農民合作組織思想，尤其與人民公社方案不謀而合的是，都強調通過合作社的集約性經營，節省勞動力，進而把節約下來的勞動力轉向辦工業企業，去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利用和提高合作社的經濟效益與社會地位。一旦實現這一點，無產階級就能夠通過對于小農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改造性提升而有效地推動小農的轉型。
令人扼腕的是，歷史并沒有在毛澤東生前為實踐他的這種構想留下從容的時間與空間。但歷史畢竟沒有埋沒金子的光輝，河南新鄉的劉莊和江蘇江陰的華西村等在毛澤東逝世后，以集體的組織形式實現農工商多業的興旺發達而成為這一構想的成功范例。毛澤東當年批評蘇聯集體農莊的組織者，說“他們要使農民永遠成為農民”，中國的史來賀和吳仁寶們的實際行動，給毛澤東這一批評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注腳。
我在這里闡述了對于問題的一種理解，提供了一種對于歷史的不同解釋。但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我希望通過我的表達傳遞一個基本判斷，那就是: 毛澤東關于農民合作組織的思想實踐的問題，是一個承載著十分豐富的歷史信息，交織著十分復雜的矛盾的問題。它需要也值得學界對它加以深入的研究。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2 版第3 卷第931 頁。
[2]毛澤東: 《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與談話》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版第736 頁。
[3]毛澤東: 《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版第197 頁。
[4]參見杜潤生: 《杜潤生自述: 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7 頁。
[5]分田包干后中國農民的日子之所以比以前好過許多，主要原因是：空前地釋放了農民的積極性;國家用外匯進口糧食，以減輕對農業統購統銷的壓力，加大農民種植的自由度;原有由集體體制修建的農田水利設施基本完好;工業及其他行業尚未啟動改革，農業生產資料供給仍然保持著較低的價格等。
[6]《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 ，第144 頁。
[7]毛澤東: 《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冊，第332 頁。
[8]朱玉主編: 《李先念傳: 1949—1992》，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年版第1135 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 版第4 卷第499 頁。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2013 年第2期，原標題為“農民合作思想與實踐:毛澤東時期的一份重要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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