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就其反現代主義及反殖民經濟的立場來講，具有反帝國主義、回歸民族主義、回歸“鄉土”的傾向。它的反美、反日，在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有關跨國公司及殖民經濟的小說中極易辨明，而它的回歸中國本位的立場，也可以從小說及理論陳述的字里行間去體會出來。
然而，從七〇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結束以后，“鄉土文學”的口號卻逐漸為“臺灣文學”所取代，而其內容也經歷了相反方向的改變。根據已成形的“臺灣文學自主論”，“回歸”所要尋求的變成是“臺灣”、以及“臺灣文學”，而“臺灣”及其自主性的主要敵人卻變成“中國”，本來被“反”的美國、日本反而喪失了其目標性，且在必要時，可以接受成為“反中國”的助力。
這樣的“轉變”，從辯證發展的立場看，是從“A”到“非A”，對原來提倡鄉土文學的人來講，實在是絕大的諷刺。
二十年后回顧這一段歷史時，我想從當時流行最廣的口號“回歸鄉土”中的“鄉土”觀念入手，分析這一觀念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混雜、曖昧現象，以及這一概念最后變成只限定在“臺灣”，并被拿來對抗“中國”的轉變因素。因為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比事件發生的當時，我們更能以“事后之明”，看到一些當時看不到的“真相”。
七〇年代的“回歸”運動基本上是對這一傾向的“反動”，知識分子要求自己走出“純知識”的追求、走出西方觀念的籠罩，回到自己社會的現實問題上來。因為是從西方知識世界回到自己社會，所以是“回歸”，而“回歸”的精神當然就是要關切自己的“鄉土”。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在于“鄉土”這一觀念。七〇年代臺灣“一般”的知識分子，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是無法對這一觀念作徹底而全面的思考的。只有像陳映真這種極少數的已有確定的“中國”觀念的人，或者當時心里早已相信臺灣應該獨立的人(這種人和陳映真，都是極端少數)，才真正了解所謂的“鄉土”是指那一塊土地，或者是指那一個范圍。其他的絕大多數的一般知識分子，恐怕都還沒有意識到“鄉土”這一觀念本身是存在著極大的問題，是很難加以思考的。
問題最突顯之處在于：當時最大多數的人都還接受自己是“中華民國國民”這一事實。理論上來講，“中華民國”的版圖包括全中國，除了臺灣之外，還有大陸。但實際上大陸正由中國共產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著。兩邊的人民完全禁止往來，臺灣的“中華民國國民”完全不了解，居住在中國絕大部分土地上的其他中國人(理論上來講是自己的“同胞”)到底在干什么。他們所知道的只是，那一大片土地正由一群“匪徒”竊據著，而那里的人民正在忍受這些“匪徒”的“暴政”，而這些都是“中華民國政府”所告訴它的國民的。
七〇年代的“中華民國”確實面對著許多重大的問題，譬如，號稱是一個“民主”政府，但它最主要的民意機關國民大會和立法院的代表卻長久不變;又如它的官僚體制已經很難了解及處理臺灣二十年來的經濟、社會變化。除此之外，還存在著一個也許更重大的問題，那就是，“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合法性”正在喪失，國際社會日漸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合法”政權，而“臺灣”則是“中國”的一部分。
七〇年代“回歸”運動的特質(也就是其“問題”)在于：它主要關心“中華民國”內部的問題：追求民主、追求更進一步的現代化，并關心一些明顯的社會問題，它沒有真正觸及“中華民國”與中國、“中華民國國民”與中國人這一復雜問題，當時極少人意識到，這一問題自己的切身重要性。
我們可以說，只有到鄉土文學論戰結束、鄉土文學陣營內部產生統、獨爭論，最后形成全臺灣社會都意識到“統、獨”對立，所謂的“鄉土”才真正到了需要澄清界定的時刻。從這個角度來看，“統、獨”爭論其實是“回歸”運動的延長。這個時候，“成形”的統派和獨派才真正開始思考臺灣社會必須面對的“鄉土”問題。
作為鄉土文學運動主要發言人的陳映真、尉天驄、王拓(也還可以包括引發現代詩論戰、可視為鄉土文學的唐文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基本上不是按前述講的方式來思考問題的。
當他們談到“鄉土”的時候，他們主要指的是：鄉土上的人民，也就是居人口多數的中下階層人民。由于反對現代主義的精英主義和象牙塔色彩，他們強調知識分子的責任感、藝術的使命、文學對現實所應具有的關懷。他們的人道主義明顯具有左翼傾向。
就小說創作而言，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同時著力于跨國公司和殖民經濟小說，除了描述臺灣對美、日經濟的依賴，還探討了臺灣的人在這一依賴關系中所產生的人格的扭曲，特別是民族尊嚴的喪失。這里的反帝傾向和民族主義色彩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這些主要的發言人，至少有一部分(譬如陳映真)，事實上了解到“鄉土”的問題不能只就臺灣范圍來思考。不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反共”和“收復大陸”是針對兩岸問題唯一可以公開說出的“見解”。陳映真等人不能公然的提出整個中國的“鄉土”問題來討論，可以說是不得已的。當時也有如《仙人掌》雜志所代表的，企圖引發大家對五四民族、愛國運動和自由主義改革論的重視。但是，這一論述方式代表的是自由主義的傳統，在當時遠不如鄉土文學主流所暗含的“左”的傾向那樣吸引人。
再深一層而論，自由主義在六〇年代曾與現代主義結合，成為臺灣知識分子的精神寄托。回歸運動既以批判現代主義為目標，與現代主義曾有“同盟”關系的自由主義，即使是要復活五四運動的民族主義，其吸引力也不及具左翼色彩的鄉土文學主義。
而且，在臺灣左翼思想已被斷絕將近二十年，當知識分子由“關懷”鄉土與社會現實而呈現對現行體制的“批判”傾向時，曾被嚴厲禁絕的左翼思想就具有獨特的迷人之處。所以可能可以說，投向鄉土文學的知識分子有一部分人更重視的是其中的“左翼思想”，而不是“鄉土色彩”或民族主義成分。
不過，對像陳映真這種想法的人來講，情況還要更復雜。在七〇年代的大陸，社會主義思想的正統性尚未消失。陳映真一類傾向的人也許會相信，講“左”和講“中國鄉土”根本就不是矛盾，因為這可以歸結為“社會主義中國”這樣一個說法。所以他們可以不必為“鄉土”的定義問題再去多花心思。
以“左”為重的人，不太關心“鄉土”的確切意義;而具有明顯中國情懷的左派，當然會以為這個問題根本不是問題，既不必辨明，基于當時的政治條件，也不好辨明，這就把一個原本非常重要的“鄉土”定義問題懸而不論，形成一種模糊狀態，使得后來的“分化”有了可能性。
簡單的說，作為鄉土文學運動主流的“左統派”(這里使用后來的稱呼)在當時幾乎完全沒有“預估”到“鄉土”觀念的矛盾與復雜，因此在他們最具影響的時候，也沒有事先作任何積極的“澄清”。等到八〇年代初臺灣文學論崛起，“左統派”才在批判與論戰中正式就這一問題發言。到了這個階段，既是被迫應戰，也就喪失了某種先機和主動。當然，這些都是“后見之明”，以當時的條件而論，實在很難苛責“左統派”。
把“回歸鄉土”和“鄉土文學”中的“鄉土”觀念推演至一個必須明確加以“界定”的關鍵點的，事實上是八〇年代以后的臺獨派。他們在西方觀念和國民黨教育下成長，根本無法了解：近代中國在面臨現代西方的沖擊時，“社會主義革命”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不能以“匪徒”來稱呼共產黨，也不能以西方現代體制的觀點來反對中國所試行的社會革命。他們以美國式的西方社會觀念來反對“社會主義中國”，當然對這一“現實存在的中國”就不會有認同感。更何況，國民黨從大陸來接收臺灣。“以少數來統治”多數的臺灣民眾。他們對國民黨政權的不認同，既不能從中國現代史的脈絡去解釋，就很單純化成“外來政權”問題，變成是“中國人”在壓迫“臺灣人”，對“中國”更沒有認同感。
再從他們的“邏輯”來說，“中國”的土地他們從未踏上過，中國的民眾他們從未接觸過，怎么能算是他們的“鄉土”呢?如果說，有一種“鄉土”是他們所熟悉，而具有感情上的“連系”的，那當然是“臺灣”了，他們差不多是以這種邏輯把七〇年代曖昧不清的“鄉土”觀念明確的復位為“臺灣”，作為“認同政治”的一種情感要求。
臺灣問題是可以從中國現代史的立場來加以說明的，譬如：中國戰敗，不得不將臺灣割地給日本。二次大戰后，中國收回臺灣。但隨即中國發生內戰，美國幫不得民心的國民黨守住臺灣，臺灣又暫時脫離中國本部，而統治中國本部的共產黨，就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及一九七九以后的改革開放來講，都有其歷史演進的合理性。可是，臺獨派的知識分子，既無法理解這種“歷史理性”，也不愿意聽取這種“歷史理性”，他們更傾向于自己的“親身經歷”，從而就把“鄉土”界定為“臺灣”了。
我們可以說，臺獨派的“認同政治”也是“歷史理性”的產物，是中國積弱不振，導至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以及美國“保護”臺灣四十年的結果，也是中國悲慘的現代史經歷的“結果”之一。這整個的過程，無法以“理性的陳述”獲得臺獨派的了解，并愿意重新考慮。
也許歷史的問題也只能以“歷史過程”來加以解決。這里想說的只是，從回顧的眼光來看，鄉土文學時期的“回歸鄉土”，事實上是現在普遍存在于臺灣社會的“認同”問題的起點。這種詮釋方式在七〇年代還沒有多少人意識到，目前似乎看起來滿合理的。這足以證明，“鄉土文學運動”的多重復雜性格。
【本文原載于《聯合文學》，十四卷，第二期，一九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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