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4日，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去世。
人們緬懷余光中的文學創作。
但余光中不僅僅是一位詩人，還是一位涉入政治頗深的詩人。
給人扣“左傾文藝觀”帽子
上世紀70年代初，臺灣學者唐文標發表一系列文章，批評現代詩過度西化及脫離現實。
余光中針鋒相對發表文章《詩人何罪》，為新詩及詩人辯護：
【“臺灣并無職業詩人。所有的詩人都另有自己的專業，對于社會，像其他行業一樣，都盡了守法，服務，完稅的責任。”】
這種辯護本是成立的。但余光中并未滿足于文學層面的辯護，而將之上升成了政治問題：
【“這種論調毫無獨創之見，因為仇視文化，畏懼自由，迫害知識分子的一切獨夫與暴君，都具有這種略同的‘英雄之見’。”】
在文章中，余光中給唐文標扣了一頂“幼稚而武斷的左傾文學觀”的大帽子，將唐的文學觀，與“文化大革命”聯系在一起：
【“滿口‘人民’‘民眾’的人，往往是一腦子的獨裁思想。例子是現成的。不同的是，所謂‘文化大革命’只革古典文學的命，而‘僵’文作者妄想一筆勾銷古典與現代。這樣幼稚而武斷的左傾文學觀，對于今日年輕一代的某些讀者，也許尚有迷惑的作用。”①】
當時臺灣的政治氣候忌諱“左傾”。凡被認定為“左傾”者，即會招致政治上的麻煩，甚至面臨牢獄之災。
故此，臺灣學者李佩玲在1974年發表文章《余光中到底說了些什么》，如此評價余光中對在“唐文標事件”中的表現：
【“這樣戴帽子，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標(也算得上是壓迫知識分子了吧)，還在嚇阻其他的人”。②】
圖：《我永遠年輕—— 唐文標紀念集》封面
攻擊臺灣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藝”
從1976年起，臺灣很多刊物發表文章，稱島內鄉土文學是“30年代的革命文學”和“分離主義文學”。
陳映真、王拓等鄉土文學作家發表了很多文章，進行反駁。
余光中也介入其中，在《聯合報》上發表文章《狼來了》，指責臺灣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藝”，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相通。
他視鄉土文學為“狼”，說：
【“不見狼來了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來了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
他給臺灣鄉土文學作家扣了一頂“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的帽子，且為自己的“扣帽子”行為如此辯解：
【“問題不在于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
這顯然是很嚴重的指控。學者徐復觀當時即發表文章，批評余光中的行為——將臺灣鄉土文學稱為“毛澤東所說的文學”以及“狼”——不是在給人扣帽子，而是給人扣血滴子，是在害人：
【“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
經歷過戒嚴的臺灣作家皮介行，后來也說：
【“1977年的臺灣雖不像大陸那么嚴酷，但是仍然可以隨時因政治問題而坐牢的年代，特別是牽連到大陸，牽連到工農兵的‘隔海唱和’，一旦逮捕，都是十年以上的重刑。”③】
臺灣解嚴后，余光中的思想也漸有改變，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自己當年寫作《狼來了》的合理性。
1981年，大陸作者唐弢到香港參加文學研討會，遇到余光中，余光中“私下對他那些政治傾向不好的作品表示了懺悔”。唐弢回大陸后，和陳漱渝談及過此事。④
2004年，余光中為平息有關《狼來了》的各種爭議，公開發表文章《向歷史自首?》，稱“《狼來了》一篇是壞文章”；并解釋自己之所以會寫出這種文章，是因為受到了“文革”的震駭：
【“去港不久，因為我在詩中批評‘文革’招來《左報》、《左刊》的圍剿，攻擊我的文字當在十五萬字以上，致我心情相當‘孤憤’。……·在‘文革’震駭的壓力下，心情沉重，對一般左傾言論都很敏感，對茫茫九州思鄉愈深，而對現實的恐懼愈強……但是不能因此就說，那篇文章應該那樣寫。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么整肅運動。”】
圖：余光中題字
涉嫌向當局告密作家陳映真
余光中還被指控：在1977年給“國防部總作戰部”主任王昇寫信告密，稱臺灣鄉土作家陳映真有馬克思主義思想。
1990年，學者陳芳明披露，他在美國曾收到余光中寄來的“一封長信”：
【“并附寄了幾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陳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馬克思文字的英譯。余光中特別以紅筆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對照的考據方法，指出陳映真引述馬克思之處。”】
2000年，陳映真本人也提及此事，稱“余光中這一份精心羅織的材料”，是要寄給當時臺灣情治機構首腦、蔣經國的親信王昇：
【“控訴我有‘新馬克思主義’的危害思想，以文學評論傳播新馬思想，在當時是必死之罪……在那森嚴的時代，余光中此舉，確實是處心積慮，專心致志地不惜要將我置于死地的。”】
社科院研究員趙稀方2004年發表《視線之外的余光中》，詳細復原了“陳映真事件”，引起巨大反響。
余光中的老朋友黃維梁率先撰文，稱余光中親口對他說：
【“‘絕無此事’，且‘王先生健在，最近親自以書面聲：絕無告密一事’。”⑤】
隨后，余光中發表《向歷史自首?》，自辯稱絕未告密：
【“隔了近30年，當時的細節有些已經模糊，但是我絕未‘直接寄材料向王昇告密’，這一點我十分確定。”】
余光中稱，那份材料真正要寄的人是《中央日報》主筆彭歌（臺灣批判鄉土文學的主導者）：
【“我寄材料給他，純屬朋友通信，并未想到會有什么后果，……(并且在信中建議)問題要以爭論而不以政治手段解決。”】
余光中還說，那份材料不是他“精心羅織”的，而是來自于“一位杰出的學者”，這個人是陳映真和余光中共同的朋友。按照余光中的說法，此人對陳映真“十分推崇”，整理這份材料不是為了對付陳映真，只是想說明余光中《狼來了》“所言不確”，陳映真的真實思路“應該如該材料所示”。⑥
余光中并沒有說出這個人是誰。
以目前材料來看，“陳映真事件”還是一個疑案。
余光中曾寄出一份表明陳映真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材料，但究竟是誰整理的材料，究竟寄給了誰，都不能確定。
陳映真說，他是聽學者鄭學稼說起余光中向王昇告密一事，而鄭學稼在1987年即已去世，無從查證。余光中說材料不是自己整理，又有王昇的聲明作證，余光中對前者不肯吐露姓名，對后者拿不出證明原文，只能說是他的一面之詞。
即便以余光中自己的說法為準——某推崇陳映真的學者將材料給了余，余自作主張將這些不利于陳映真的材料，寄給了當時負責文化整肅的彭歌——他在事件中的角色也并不光彩。
需要說明的是，陳映真確屬左翼作家，曾大量閱讀毛澤東、魯迅等人作品，余光中在材料中證實他有馬克思主義思想，并非誣陷。惟告密這種手段，是不能被接受的。
圖：王升將軍給鄧麗君頒獎
在大陸更有名
余光中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但名氣并不大。研究者稱：
【“20世紀80年代之前余光中在臺灣和香港雖小有名氣，在大陸卻鮮為人知，除了幾位文友對他賞識有加，他的知音寥寥無幾”。】
1984年，《鄉愁》在《人民日報》刊登，1991年，又選入大陸語文教材。⑦
余光中由此成為了一位在大陸遠比在臺灣更知名的詩人。
余詩進入大陸，也曾遭遇異議。1987年前后，陳映真到四川作協參加座談，介紹臺灣文壇現狀時說：
【“余光中很右，屬于官方詩人”。】
最先在大陸推廣余光中作品的流沙河在場，他回答說：
【“無論此人是否屬于臺灣官方，都不妨礙我欣賞他的詩”。】
其實，陳映真的評價大體不錯。前述“唐文標事件”、“鄉土文藝事件”、“陳映真事件”當中，余光中始終與官方保持著相同的立場，且文章的遣詞造句，往往比官方更具攻擊性。
對于《人民日報》刊登《鄉愁》，流沙河的理解是：
【“當時中央黨報對待一首詩的態度，顯然是著眼于詩之本身是好是壞，而不像陳映真那樣審查詩人左耶右耶，民乎官乎。”⑧】
這只是流沙河的個人看法，真實的歷史，或許更為復雜。
圖：90年代，白巖松等人采訪余光中后合影
注釋
①余光中：《詩人何罪?》，趙知悌編《文學，休走：現代文學的考察》，遠行出版社1976年;
②趙稀方《視線之外的余光中》，《中國圖書商報》2004年5月21日;
③④⑤⑥古遠清編：《余光中評說五十年》，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第143—212頁;
⑦何敏芳：《余光中詩歌在大陸的接受研究》，《安徽師范大學》2015年;
⑧流沙河：《晚窗偷得讀書燈》，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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