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參考編者按：今天是2017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81周年。
眾所周知，西安事變直接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國內戰爭，成為第二次國共合作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重要轉折點。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也因發動西安事變而奠定了他們在歷史中的地位。但改開以來，有股聲音甚囂塵上，說什么如果沒有張、楊“一時糊涂”，中國共產黨就會被蔣介石“徹底剿滅”。似乎西安事變的發生乃是受共產黨“欺騙”所致，中國革命的成功更是源于西安事變這樣的“偶然因素”。
其實，歷史絕非由偶然組成。看完歷史研究者阿蒙的這篇文章我們就會明白，如果沒有張、楊二將軍，也同樣會有類似“西安事變”這樣的歷史轉折點出現。因為經歷了長征這樣生死存亡考驗的中國共產黨已經選擇了毛澤東。正是有了毛澤東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才會有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也必然會有西安事變。
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為第一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為第二境。“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為第三種境界。第一種境界我理解為成大事業者當是孤獨的，其思想必不為眾人所理解；第二種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寧死不悔，被人攻擊、被人誤解也在所不惜，也要堅持下去；第三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難的，就是不斷地否定自己——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否定，而是通過不斷地否定自己，完成對自我的救贖，乃至浴火重生！
“遵義會議”后的毛澤東和中共正在完成這種變化。一系列的挫折、失敗，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開始“驀然回首”重新審視走過的那些路。“遵義會議”后一直忙著打仗，沒有時間對以往的錯誤路線問題加以總結，很多時候只能在行軍途中一邊打仗一邊解決問題。
1935年9月18日毛澤東發給彭德懷、彭雪楓、李富春的電報明令提出：“部隊嚴整紀律，沒收限于地主及反動派，違者嚴處。請在明日行軍休息時宣布。”
不僅毛澤東在逐漸改變中共以前左的做法，他的戰友也在改。1935年2月10日在扎西召開的中央軍委縱隊黨的干部會議上，時任黨內總負責的張聞天代表黨中央傳達了遵義會議的報告。報告中除了對軍事問題加以糾正，在政治路線問題上對地方干部說：
“現在我們地方工作政策也要改變了，在打土豪時，不要掃地出門，只沒收部隊需要的東西，如糧食、錢財等，部隊不需要的東西一律不動……要把過去地方工作方面‘左’的錯誤做法糾正過來。”
這當口首要的問題是保證黨內團結，如果正式書面承認政治路線錯誤，內部極有可能分裂，所以毛澤東將張聞天的電報壓下，擺在當年中共面前的第一要務是活下來。這些電報、講話意味著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開始思考中共以往的錯誤了，雖然沒有正式書面文件，但是在實際工作中糾正。
面對日益尖銳的民族矛盾，中共必須站在抗日第一線領導群眾、教育群眾，開往抗日第一線才能有所作為。1935年6月，中共中央長征到達四川西部荒涼的兩河口，在這里召開政治局會議，還專門聽取博古匯報從無線電中得知的日寇向北平開炮的情況(事實是直系軍閥白堅武在日軍指使下聲言組織“華北國”，自封“正義軍總司令”，在北平豐臺暴動，曾向北平城內發射炮彈)。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宣言，在紅軍部隊中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教育，同時，加緊開展對東北軍和其他白軍的工作，并研究了派人去白區開展統戰工作的問題，以加強對白區群眾斗爭的領導。但因為戰事匆忙，沒有時間執行。
1935年10月，剛剛結束長征的中央紅軍發表了《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指示信》，提出了統一戰線的問題：
“在階級觀點上說，黨不管什么階級(從工農起資本家止)，若果他們不愿做亡國奴，愿盡一點救中國的義務，中國共產黨愿意與之聯合起來以共同策謀抗日反蔣行動;再從政黨的觀點上說，不管什么黨若果他們愿意做任何抗日反蔣的活動，有一點救亡的情緒時，中國共產黨都愿意很誠意誠懇的與之統一戰線以共同擔負起救中國的責任……然而目前敵人軍隊中的工作任務，不僅奪取下級士兵群眾，并且要奪取中上級軍官，因為在目前環境之下奪取敵人軍隊中，上中級軍官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最后要指出的，有許多地方黨部，一向很忽視甚至于不愿意在學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間進行工作，這種現象是不可允許的，必須設法迅速的克服，要知道中國革命如果沒有小資產階級幫助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這封信提出建成抗日反蔣和反張學良的統一戰線(畢竟蔣介石和張學良還在和紅軍作戰)，拋棄了過去那種“只要下層統一戰線不要上層”的左的做法。提出“我們與其建立下層的統一，又可建立上層的統一，在上層統一的基礎上來開辟與擴展其下層的聯合工作;又在下層統一基礎上，以加強和鞏固上層的統一戰線。”這標志著中共已經明白要想對日作戰必須要團結全國大多數人，靠中共自己單槍匹馬和日寇作戰是不可能成功的。
剛到陜北的中央紅軍一面釋放以往在左傾路線下被錯誤關押的陜北紅軍干部，一面積極布置直羅鎮戰役。1935年11月20日下午4時，東北軍一零九師進至直羅鎮，紅軍當夜將其包圍。毛澤東在戰役發起前下達命令：“這個仗，一定要打好！我們要的是殲滅戰，不是擊潰戰！”直羅鎮戰役，共殲滅國民黨東北軍一個師又一個團，俘其5300人，擊斃師長牛元峰，打破了國民黨軍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除去地形選擇和群眾基礎等原因，最主要的是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的團結協作，能團結協作的前提條件是摒棄左的束縛。戰役后，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干部大會上，作了《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除了總結戰役勝利的原因外，還提出：在新形勢下，對待俘虜軍官采取一律不殺和優待釋放做法，既搞下層統一戰線也搞上層統一戰線。這是針對過去“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主張只搞下層統一戰線、不搞上層統一戰線來說的。
直羅鎮戰役最大的效果是讓張學良清醒地認識到紅軍的戰斗力，張學良曾經信誓旦旦地對部下講話中說：“委員長說了，剿完紅軍就打回東北老家去!”剛到陜北的疲憊之師就有如此的戰斗力，這就不免讓張學良掂量一下繼續剿共的后果。而且張學良因為剿共失敗到南京后只有侍從長錢大鈞迎接，以往是國民黨高官何應欽、陳誠親自到飛機場迎接，巨大的反差也迫使張學良反思自己執行的對日“不抵抗”(張學良后語)。
毛澤東很清楚地看到，參與圍剿的國民黨兵力雖多，但大都是東北軍，大多數東北軍官兵希望抗日，對于圍剿紅軍不感興趣，這就可以從內部分化瓦解國民黨圍剿，如果爭取到這一部分東北軍，紅軍就將爭取到一個有力的外援。
瓦窯堡會議前，中共就派劉瀾濤到東北軍中開展工作，爭取了騎兵第二師黃顯生、參謀長董道泉等一些高級將領的支持。瓦窯堡會議后成立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李克農、朱理治等協助。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成立訓練班，培訓東北軍的干部。把在勞山、榆林橋、直羅鎮三次戰役中所俘虜的東北軍三個師的中下級軍官一百二十余人，集中在瓦窯堡，成立“解放軍官學習班”。毛澤東親自講課，講紅軍的俘虜政策時說：“拿起槍的是敵人，放下槍的就是朋友。”博古講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和抗日形勢。鄧穎超駁斥了國民黨污蔑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謠言。彭德懷在講課中，揭露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理論。對被俘的東北軍軍官不僅不歧視，而且食宿等生活條件比紅軍還好。
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東北軍軍官的態度有了極大的轉變，紛紛表示：再也不能中國人打中國人了，必須聯合起來才是出路。這期間有些人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提出回東北軍做張學良的工作。
東北軍和紅軍作戰失敗不僅僅是戰斗力的問題，還歸功于紅軍的宣傳。紅軍宣傳隊唱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起打回東北老家去!”在紅軍的宣傳攻勢下東北軍兵無戰心。
一位被俘的東北軍士兵哭訴：“我是被抓夫來的，老婆孩子都在東北呢！”被俘的東北軍士兵說：“你們真是有信仰啊，要不這么多孩子、女人怎么走過來的（指長征），如果是為了自己，鄧穎超、蔡暢用得著這樣嗎？”
一邊糾正黨內的錯誤，一邊糾正過去對于黨外統一戰線的錯誤，共產國際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為中共這個轉變提供了助力。1935年7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決定改變以往的策略，實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反帝統一戰線政策。在會議期間，中國共產黨代表團代表多次發言，闡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
中共代表王明、康生、吳玉章等，根據大會精神，起草了“八一宣言”，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名義，于1935年10月1日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表。宣言指出：
“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
號召“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供獻專門技能”；提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愿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1935年10月，“八一宣言”傳回國內，得到國內各界的熱烈擁護。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認為這個宣言很重要，提得很及時，中共所表示的態度深得人心。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看到“八一宣言”內心很激動，曾和何香凝、柳亞子等交換意見，都表示衷心贊同宣言所提出的各項主張。馮玉祥直接找何應欽對他說：“現在不把部隊開到華北，什么時候開?”
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張聞天居住的窯洞舉行瓦窯堡會議。毛澤東在會議討論過程中明確地提出：“我們要從關門主義中解放出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駁斥了博古“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錯誤觀點，贏得了張聞天等多數人的支持。經過認真討論，最后統一了認識，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局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中共根據形勢的轉變提出了新的戰略目標緊緊的將自己與時代結合起來去迎接抗日大潮！
會后，中共開始著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此，成立了前述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專門做與紅軍作戰的東北軍工作，周恩來任書記：還成立了白區工作委員會，專門做蘇區周圍地區的統戰工作，張浩任書記;派劉少奇到“一二九運動”的策源地北平、天津一帶開展工作，任北方局書記。
為了響應“一二九運動”推動全國抗戰，中央決定紅軍東征，進入山西爭取直接與日軍作戰。周恩來為了直接和張學良等東北軍高級將領接觸，談判聯合抗日問題，讓在榆林橋戰役被俘的與張學良關系比較密切的團長高福源(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回東北軍。高先見到第67軍軍長王以哲，隨后見到張學良，轉達了中共中央愿和東北軍聯合抗日的誠意，溝通了和東北軍高級將領的關系。這是從下層推動上層建立統一戰線。此后東北軍和紅軍就沒有什么大的陣仗，但是不代表東北軍其他人不想在老蔣面前露把臉。
紅軍西征時，東北軍何柱國見有機可乘決定打秋風。在作戰中紅軍根據中央《關于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著重打擊馬鴻逵、馬鴻賓部和地方民團;原則上避免和東北軍作戰，同東北軍騎兵第六師達成互不侵犯協議，但對準備打秋風的何柱國騎兵師就要給他點顏色看看!1936年7月14日毛澤東對在第一線的彭德懷發布命令：“原則對何柱國指揮‘進剿’之東北軍，宜決定消滅其一部，這樣做不會妨礙大局，反有利于大局。”事后紅軍將繳獲的武器、俘虜的東北軍人員都還了，有理、有利、有節，把人揍了，挨揍的人還說打得好。此戰的結果就是東北軍再也沒有和紅軍打過仗。
不僅對東北軍如此，對蔣介石嫡系的胡宗南部也是如此。山城堡戰役前中共與國民黨正在秘密談判，國民黨提出“紅軍師以上干部出洋……”這些條件不可能被中共接受，4·12的鮮血還在眼前。負責談判的陳立夫都認為談判條件“太苛刻”。中央軍委于11月14日至16日接連下達指示：“敵既繼續向我進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敵之進攻，然后才能開展局面，才有利統一戰線。否則敵以我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開展，與南京之統一戰線也是不可能的。”山城堡之役是紅軍土地革命時期和國軍最后一場大的陣仗。統一戰線不是一味地順從被統戰對象，也是要斗爭，否則只有被統戰。毛澤東深味此中奧秘，就像《讓子彈飛》中張麻子說的：“爺，今天就是要站著把這銀子拿嘍!”
此時的共產國際為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助力，讓中共從以往的“反蔣抗日”變為“逼蔣抗日”都做出了有益的工作，但仍沒改掉其瞎指揮的“臭毛病”。1936年夏得到大功率發報機的中共向共產國際通報瓦窯堡會議內容，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8月15日回信中說：“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做可靠的同盟者。特別是西南(1936年6月1日桂系李、白發動的抗日反蔣事變)失利后，張學良完全可能背叛我們。”如果是以前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情況下，中共對張學良統戰的結局很有可能會重蹈中央蘇區對蔡廷鍇、蔣光鼐的覆轍，將大好機會浪費。此時的中共對共產國際玩了個“陽奉陰違”，事后證明這個“陽奉陰違”的決定英明無比。
剛到陜北的中共從鮮血中吸取教訓、改正錯誤，沒有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對于左傾教條主義的摒棄，沒有根據實際情況獨立自主的執行統一戰線政策，就不可能有“西安事變”。機會總是青睞有準備的人，這個準備用毛澤東的話說：“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毛澤東把東北軍和西北軍的統一戰線放在第一位，但不代表他不重視其他地方軍閥和國民黨其他人。他給閻錫山、傅作義、李宗仁和白崇禧、宋慶齡、宋子文、高桂滋包括蔣介石等等都寫過信，甚至還當槍手給徐向前起草過至胡宗南的信，最多一天寫過九封。這些信的效果如何呢?我有時候在想如果不是張、楊發動“西安事變”，可能還有李、宋或其他什么人發動，我為什么會有這種想法呢?
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不是偶然的，站在大歷史角度看是必然，歷史是由無數的偶然組成的必然。前文提到中共改變自身左傾關門主義是西安事變發生的內因，張學良、楊虎城是外因。對于張學良而言，自身的民族感情是內因，中共是外因。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偶然與必然
1930年軍閥混戰，張學良出兵幫助蔣取勝，穩固了蔣在中國的統治。在國民黨中任海陸空副總司令，南下參加國民黨四中全會受到蔣介石的舉城歡迎，“獅子山炮臺鳴炮十九響”，文武百官“一律身穿制服”，從天津到浦口的車站遍貼標語，盛贊其“擁護中央，大有功于黨國”。這種盛況是南京政府成立以來沒有的。9·18后被國人罵為“不抵抗將軍”，山海關和熱河失守后張學良代蔣受過，下野出洋。從意大利回國后，他雖和蔣一起剿共，但心中念念不忘的還是抗日，“經常和同屋的蔣鼎文談到天亮，談自己的罪惡，談自己的苦悶，談他渴望對日立即作戰，談著談著就失聲痛哭。”日本對張學良有殺父之仇，東北軍的根基在東北，從東北撤出后軍餉、開支一切都要仰仗蔣介石，寄人籬下的滋味不是那么好過的。
1934年初，蔣介石為使東北軍“剿共”，電召張回國。張回國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后，要求部屬“同心同德，奮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樹統一之功勛。然后回師北上抗日，收復東北，返回老家去。”
事與愿違，1935年9月到11月間，在勞山、榆林橋、直羅鎮戰役中，東北軍三戰三敗，損失兵力近三個師，第109師師長牛元峰、第110師師長何立中和參謀長范駛洲等被擊斃，數千名東北軍被紅軍俘虜。如此沉重的打擊，在東北軍歷史上是罕見的。“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為國內戰而犧牲優秀將才之可惜。”蔣介石不僅不予補充，反而宣布撤銷被殲滅的第109、第110師番號，并對張學良加以申斥，這對張學良的思想震動很大。和紅軍作戰戰死的東北軍遺屬流落在甘肅平涼一帶，甚至有靠討飯為生的。他向蔣介石要戰死東北軍官兵的撫恤金十萬，蔣介石不給，對他的打擊更大，感慨：“現在我的聲望連十萬元都不值了!”內心酸楚失望可知。1936年1月參加國民黨“五全大會”時大受奚落，與1930年相比不免要發出今不如昔的感嘆。不久其派人到兩廣詢問李宗仁、白崇禧對蔣的態度，李、白說：“與蔣合作的人沒有不吃虧上當的……你越聽他的話他越瞧不起你，我們希望張先生能有所作為，不要再上老蔣的當了。”
在榆林橋戰役被俘的團長高福源與張學良關系比較密切，被劉志丹部俘虜后待遇很好，中央紅軍來了待遇更好，感動之余主動要求回東北軍做上層工作(后加入中國共產黨)。高先見到第67軍軍長王以哲，隨后見到張學良，轉達了中共中央愿和東北軍聯合抗日的誠意，溝通了和東北軍高級將領的關系。張學良派人護送擔負國共聯絡任務的董健吾、張子華進入蘇區后，常說：“既然中央可以和共產黨聯絡，我們也可以。”于是乎，與中共的聯系更緊密了。
1936年3月4日張學良飛抵洛川會見李克農時說：“我是來做大買賣的，搞的是‘整銷’，不是‘零售’。”9日晚張學良、王以哲偕中共黨員劉鼎乘飛機到膚施。當夜，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城內教堂里舉行談判。張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么，蔣介石也應當包括在內”，“我同蔣介石的接觸很多，關系也很密切。據我了解，只要我們認真爭取，是可以把他團結到抗日陣線里來的。”
周恩來說：“關于對蔣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慮，愿將張的意見帶回去慎重研究。法西斯主義是反共反人民的，沒有群眾基礎。要收復東北，沒有廣泛的群眾參加是不可能的。”雙方約定：張學良在里面勸，共產黨在外面逼，內外夾攻，“把蔣介石扭轉過來”。雙方并就通商、互派代表等問題商定了辦法。
張學良和周恩來的會面對張學良走上“聯共抗日”具有決定性意義，也間接的促使中共改變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張本質還是一個軍閥，軍隊是其命根子，毛澤東在1936年6月20日發出《關于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指出：“我們在東北軍的工作目標，第一，不是瓦解東北軍，分裂東北軍，而是給東北軍以徹底的抗日的綱領，使東北軍在這一綱領的周圍團結起來，成為堅強的抗日的武裝力量。”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對蔣介石聯共抗日的規勸
張學良和中共的秘密接觸，湯恩伯通過特務向蔣介石報告。1936年6月1日“兩廣事變”爆發，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抗日反蔣，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蔣介石為了應對桂系，對紅軍和張學良的接觸就緩后處理。9月中旬“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后，蔣介石親臨西安帶領二十余名高級將領，調動三十個師決定對陜北紅軍進行大規模圍剿，并且逼迫張學良圍剿紅軍。
張學良在中共統一戰線的感召下已經改變了態度，而且他不僅探求桂系白、李的態度，還廣泛聯絡各地軍閥尋求他們對抗日及對蔣的態度。如1936年10月20日，閻錫山密會張學良，同意陪張學良諫蔣抗日;閻錫山對張學良說：請蔣介石領導全國抗日，倘蔣不干，“絕不顧一切犧牲”愿聯合共軍、東北軍，“全力抗戰，并撤固陽、包頭、五原、安北、臨河五縣，讓給共軍。”張學良不僅探求各地軍閥的態度，還尋求國民黨中央軍將領對于剿共的態度，不少國民黨將領稱“剿共就是判了無期徒刑”，更堅定了張聯共抗日的決心。
1936年9月21日蔣介石接到陳誠由武昌來電稱：“張學良托馮庸轉告，決意率部抗日，寧抗日圖存，謂與其剿共而損失，不如為抗日而覆滅等語。”此時日寇侵略日甚，綏遠形勢日趨緊張。1936年11月，日偽軍三路大舉進攻綏東，綏遠抗戰爆發。一位東北軍遺屬將自己的十幾萬捐給傅作義后自殺，張學良部下集體勸說張學良：“即使中央不同意出兵綏遠，我們自己也要出兵。”這些對張學良都有極大的觸動。1936年11月21日山城堡戰役，紅軍干凈利落地殲滅了胡宗南一個旅又兩個團，迫使國民黨軍暫時停止進攻陜甘邊區，也給張學良吃了一顆定心丸。誰都不愿意交一個窩囊廢當朋友!
“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后，蔣介石逼迫張學良“剿共”。于12月4日再到西安，逼迫張、楊提出兩種方案：一東北軍和西北軍進攻紅軍;二東北軍和西北軍分別調往福建和安徽，陜甘兩省讓給中央軍。張學良一直相信蔣介石是抗日的，但這時張、楊不得不改變策略。先試探說服蔣介石聯共抗日，逼蔣抗日就是進行兵諫。張學良利用和蔣的特殊關系，“主動承擔勸服蔣抗日的工作，蔣走到哪里張學良就跟到哪里談聯共抗日問題，這樣的情況不至五次。”10日、11日張學良再次勸蔣介石，蔣非但不聽還破口大罵。張做到了仁至義盡，張、楊忍無可忍于1936年12月12日發動西安事變。
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后談到其發動西安事變的想法說：“我這次發動，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民族”，“我們為了國家的復興，早有生死以之的決心。”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處源其自身背負的國恨家仇，更是被蔣介石“逼”的，后來回憶這段經歷說：“雖然策出于他人，實動于我心。”
楊虎城將軍的內因與外因
楊虎城將軍有著樸素的民族主義思想，9·18事變爆發后，楊虎城對日本侵略異常憤慨。1933年，日本帝國主義占領熱河省，他向蔣介石要求將17路軍全部開赴華北抗日。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時，楊虎城不僅聲援，而且資助槍支、彈藥。1936年綏東抗戰，又多次請纓殺敵被蔣介石拒絕，引起了他極大的不滿。楊同中共關系一直很好(都是地方黨組織)，1931年他任陜西省主席時，省府秘書長是共產黨員南漢宸。但在蔡廷鍇、蔣光鼐將軍組建的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和紅四方面軍進攻漢中之后，楊虎城對中共的政策有些失望。特別是1935年上半年，紅二十五軍由鄂豫皖根據地向西轉移到達陜北時，楊虎城在蔣介石督促下，派三個警備旅進行阻截，遭到紅二十五軍打擊，以張漢民為旅長的警備旅遭伏擊，張漢民等20多名共產黨員被錯殺，使楊虎城和中共的關系陷入低潮。
南漢宸將“八一宣言”交給楊虎城后，楊就積極與中共中央聯系，中共組織也運用各種關系和渠道，加強對楊的爭取工作。1935年11月，毛澤東寫信給楊虎城，提出西北大聯合的主張，希望楊和中共的關系繼續保持并發揚光大。中共中央派徐海東部政委汪鋒把信送給楊。汪鋒到達楊部后，三次和楊會談，向楊承認錯殺張漢民等20多名共產黨員的錯誤，獲得了楊虎城的諒解。毛澤東在12月25日給楊虎城的信中說：“重關百二，誰云秦塞無人？故國三千，慘矣燕云在望。亡國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階下囚之前途，避之為上！”就沖這兩句，凡是有點民族自尊心的人都會槍口一致對外。
1936年4月，由楊虎城資助去德國留學的王炳南回國后，被派到楊部做聯絡工作。經過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雙方談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電訊聯系，幫助紅軍運送物資，紅軍幫助改造17路軍等問題達成協議。從此以后，17路軍在陜北宜川至鄜縣(今富縣)一線的部隊和紅軍之間，已呈休戰狀態，未再發生實際上的沖突，只是在蔣介石的威逼下，楊虎城部以打假仗的辦法向紅軍射擊，來應付特務的監視。
各地實力派軍閥面對日寇步步緊逼的反應
1936年6月1日“兩廣事變”爆發，桂系軍閥李、白將部隊開往湖南，打出“反蔣抗日”旗號。1935冬李宗仁派劉仲容到北京。劉與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南漢宸會談，同意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王、南對李宗仁將軍的抗日主張表示欽佩。李、白還派劉到西安與張、楊會談，探聽中共對地方實力派軍閥的態度。李又在天津設立了秘密電臺，以便及時知道中共方面的主張和華北局勢。“兩廣事變”也有李、白為求自保的先發制人的動機。1936年5月蔣介石見陳濟棠兄陳維周說：“中央準備對桂用兵，但維持廣東現狀。”在當時民族危亡之際，打出抗日的大旗在政治上就能站到最高峰，如果蔣與桂系開戰則在道義上落了下風。劉斐對李、白說：“你們只有把抗日這面大旗扛住了，死后才有棺材板蓋。”“兩廣事變”后中共發表宣言：“凡阻止兩廣軍隊抗日前進，不論任何軍隊、任何人，抗日將士必須以自己武裝堅決消滅。”還派出云廣英到兩廣做統戰工作。
1936年宋哲元的二十九軍處于漩渦之中，一方面日寇壓迫日緊，作為軍閥為了自己小集團的利益不得不與日寇敷衍;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民族感情不想當漢奸，準備與日寇一戰。但抗戰的結果是部隊打光了被老蔣借機取消番號消除異己，長城抗戰后宋哲元將軍罵到：“誰再相信蔣介石抗戰誰就是狗娘養的！”宋哲元鎮壓過12·9學生運動，北平學生曾在游行中發出“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瓦窯堡會議后，劉少奇領導北方局工作，改變左的做法。1936年6月13日北平學生游行中就喊出“支持宋委員長抗日”“支持二十九軍抗日”。一次學生游行正好遇到了宋的汽車將傳單塞進車子，宋哲元看到傳單上寫著“擁護宋委員長抗日”含笑而去。中共秘密派王世英、張友漁在二十九軍做統戰工作，促使宋哲元態度轉變。不久后應宋哲元要求派張經武到宋部工作。
1936年10月25日毛澤東派彭雪楓到傅作義處，并致信傅作義：“日寇西侵，國難日亟。紅軍遠涉萬里，急驅而前，所求者救中國，所事者抗日寇。紅軍主力的三個方面軍已集中于陜甘寧地區，一俟取得各方諒解，劃定抗日防線，即行配合友軍出動抗戰。”毛澤東深知地盤是軍閥的命根子，告之：俺們只是幫你打日本人，打完俺們就走決不貪圖你的地盤……傅作義說：“我寧可將地盤給紅軍也不給日本人！”
前文提到閻錫山對張學良說：“請蔣介石領導全國抗日，倘蔣不干，‘絕不顧一切犧牲’愿聯合共軍、東北軍，‘全力抗戰，并撤固陽、包頭、五原、安北、臨河五縣，讓給共軍’。”閻老西說這番話不過是“惠而不實”，他自己的核心利益在山西。閻能說出這話是西征、東征被紅軍揍出來的;也是自己兵力在紅軍打擊下損失慘重，要求蔣公幫助“剿共”，蔣公借機進入山西還賴在山西不走，這對于軍閥來說是要了他的命!于是閻要求中共派薄一波到山西幫助其訓練民眾準備抗日，也有給自己拉一個盟友防止被蔣吞并的意思。
四川軍閥劉湘與閻錫山有相似之處，蔣介石借圍剿紅軍借機進入四川，雖然中央軍沒進川但派特務在四川大肆挑撥、離間劉湘與其部下關系。劉為了自保找馮玉祥聯系西北軍，馮對其說：“與蔣介石合作的沒有不被他賣的，我還是他結義兄弟呢。但與共產黨合作沒有什么虧吃。”1936年9月間劉派人到天津與中共秘密接洽。后又派王千清去延安。劉還積極尋找與桂系的同盟，西安事變后與桂系約定“如果蔣還繼續打內戰就一致反蔣”。
山東軍閥韓復榘在民族危亡之際也做出了釋放中共黨員，并在天津秘密與中共北方局聯系的舉動。
西安事變的發生標志著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失敗，奉系軍閥張學良是民國軍閥中與蔣介石關系最好的。蔣介石派在1·28淞滬會戰與日寇死磕的十九路軍“剿匪”，結果在1933年剿出個福建抗日反蔣聯合政府。想借圍剿紅軍長征進入各軍閥地盤，能在民國混成一方諸侯的沒有一個善于之輩，你蔣公這點小心眼人家會不知道?只要紅軍不進入自己一畝三分地找食吃(紅軍去找食吃肯定和紅軍死磕)，出工不出力者有之、撿便宜者也有之。除了最窮酸的王家烈的貴州，哪一個省蔣公沒進去過?紅軍長征到了陜北想解決其最恨的桂系，被桂系鬧出一個“兩廣事變”，后來還是用錢收買分化瓦解了桂系，和桂系妥協結束。
軍閥有其封建的一面，但在民族危亡之際也有抗日的一面。劉湘在全面抗戰爆發出川前說：“打了那么多年內戰，也沒打出個章程，這回可要為了自己在歷史的地位而打了。”劉有嚴重的胃潰瘍，部下勸他不要親自帶部隊出川，其說：“我這點部隊如果不是我親自帶遲早被蔣介石弄沒了。”全面抗戰后在民族主義這個大旗下感召下，蔣介石才能憑借政令調桂系、滇軍、馬家軍出兵華東，東北軍參加遠征軍;有蘇聯背景的新疆軍閥盛世才也捐款捐物;劉湘軍隊是在川軍出川抗日后被蔣分化瓦解的，中央軍入滇也是在抗戰后;以中央政令處決韓復榘;內部壓倒了一直和其爭長論短的汪精衛;這些如果不是抗戰是不可能實現的，蔣公想借著剿匪達不到的目的，結果抗戰爆發全部實現了，難怪蔣在1938年國民黨大會上說：“今日方有領袖之感。”
綜上所述，西安事變不是偶然的，不過是張、楊恰好在其位置上罷了，沒有張、楊也還有閻、劉發動。只有組織群眾、帶領群眾抗日才能在未來的中國占有地位，這個任務在抗戰中被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完成了，也就注定了中共在未來中國的地位。
參考資料：
《毛澤東年譜》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張聞天年譜》
《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
陳立夫：《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等
王蘭(臺灣)，《蔣“總統”與中國》
張學良，《西安事變反省錄》
《西安事變資料選輯》
錢之光，《洛川會談前后》，《中共黨史資料》第10輯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觀學術集刊》第七期227頁
朱文原，《閻錫山與西安事變》中《徐永昌日記》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三319頁
《文史資料》第五集鄧漢祥《劉湘與蔣介石的勾心斗角》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