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國自由主義精英的神龕中，有兩位來自美國的“圣人”——“武圣”陳納德，筆者曾有專文評述，這里不贅【點擊閱讀】。“文圣”則是司徒雷登。
網上有一篇標題冗長的《他是一生“假裝”愛中國，惡名遠揚的美國壞人!卻為何我們欠他一聲“謝謝”!》，讀了以后感覺如果中國人民不跪倒在司徒雷登面前舔他的腳趾，那簡直是忘恩負義。
人要自卑到何種程度才會寫出如此自輕自賤，讓祖宗羞慚得從墳墓里跳起來的文字，這真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
最讓中國精英不滿的，是毛澤東主席1949年撰寫的評論名篇《別了，司徒雷登》【微信推送第二篇】，為司徒雷登蓋棺論定，這傷了他們的玻璃心，也讓他們耿耿于懷，每當他們跪舔司徒雷登的時候，就要把這篇文章拿出來詆毀一番。
2008年，司徒雷登骨灰遷葬杭州西子湖畔，《南方周末》專門發了一篇混雜著唏噓、報復、得意等感慨萬千情緒的文章《別不了的司徒雷登》，算是君子報仇，六十年不晚，終于替“精神教父”司徒雷登出了一口鳥氣。
其實，精英們對毛主席的這篇文章還真不必如此歇斯底里，念念不忘。
本著一向為人寬厚的性格，以及在政治大是大非問題上決不讓步，對大歷史中個人卻多予同情性理解的原則，毛主席在文章中對司徒雷登著墨并不多。《別了，司徒雷登》文三千多字，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只有三段，字數不足五百。
總的來說，毛主席是把司徒雷登作為美國侵略政策的象征來評述的，對其個人還是手下留情。
雖則如此，但毛主席在文章中有一段話，分量卻很重——
“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云人物之一。”
這段話點明了司徒雷登在華近50年活動的全部本質——
司徒雷登是一個美國人，后來更成為美國政府的代表，雖然他一向以中國人民的朋友自居，卻一直在自覺不自覺地執行美國的侵略政策，這就使他不能不成為美國侵華的象征性人物。
那么，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司徒雷登呢？
司徒雷登在中國活動的時間很長，概括起來說有兩部分，第一部分占據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即辦教會學校，主要是燕京大學;第二部分只有兩年，即出任美國駐華大使。
先說第一部分
不能完全否定司徒雷登于中國從事的“教育”活動在傳播知識，培養人才方面起過一定作用，但這類學校本質上是美國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的工具，則是毫無疑問的。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一方面用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簽訂不平等條約，強迫割地賠款，進行軍事、經濟侵略，另一方面用傳教士辦教會學校的方式進行文化滲透，給中國人洗腦，力圖使中國人，至少使中國精英成為“自愿的奴隸”。
在侵略中國方面，美國由于是“宴會的遲到者”，比英法等歐洲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晚了一步，所以尤為重視后一種，即文化侵略。
美國教會大學的辦學方針是要改變中國人的信仰，讓中國人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時，接受西方文化，培養一大批完全接受美國價值觀，并拜倒在美國面前的精英知識分子，通過他們做“精神領頭羊”，更有效地實現美國資本勢力控制和奴役中華民族的總目標。
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革命先驅蔡和森就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成為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正尋求向海外擴展勢力，由于英、日、法等國已經在中國建立勢力范圍，因此美國便使用福音主義、教會教育以及社會服務活動來向中國滲透。”
比如燕京大學1919年成立時，就是由華北地區的幾所教會大學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匯文大學、通州華北協和大學、北京華北女子協和大學，分別由美國長老會、美以美會、美國女公會、公理會、英國倫敦會等合辦。
燕大傳教色彩極為濃厚，“固無日不以宣道為目的”，主張“道德第一、學識第二”。教育的主旨就是要求學生接受基督教，成為該教的忠實信徒，聲稱“只有受到好的教育才能讀好《圣經》，讀好《圣經》才能上天堂”。
司徒雷登接掌燕京大學之后，盡管在傳教方式上有所改進，即不再像其他教會大學那樣，用各種手段強制學生皈依基督教(原因是富有傳教經驗的司徒雷登認為這樣做效果不夠好，他在燕京大學通過開展“基督教團契”，即組織課外活動傳教，反而吸引了更多學生通過參加活動皈依基督教)，但燕大作為教會學校的本質并沒有任何變化。
司徒雷登本人出生在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自己也是一名美國基督教長老會的資深傳教士，正是因為傳教有成績，才受到長老會的青睞，得以出任燕大校長。
美國的這一策略也為其他西方列強所仿效。
從1882年美國長老會在山東將登州文會館正式升為學院開始，到20世紀20年代末，西方各國教會在華創辦的教會大學竟占中國高等教育的80%。
1919年“中華基督教大學聯合會”成立，其中包括了燕京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圣約翰大學、之江大學、協和大學、嶺南大學、雅禮大學、文華大學等14校，學生共2017人，常年經費共122萬銀元。
此時的中國國立大學僅有5所，即北京大學、東南大學、北洋大學、山西大學、上海商科大學，常年經費為149萬銀元。
可見，在經濟實力上，教會大學已完全可與當時的國立大學分庭抗禮。
那么，司徒雷登擔任校長的燕京大學究竟在中國搞了些什么教育呢?在中國教育領域辛勤耕耘七十年，曾經任教燕京大學的雷潔瓊，1950年在《世界知識》雜志發表《從司徒雷登看美帝文化侵略》一文，指出：
“在司徒雷登所進行美國文化侵略政策下，中國學術研究事業完全失去起獨立性。研究機關的經費靠美國補助，出版靠美國補助，研究進修也靠美國補助，此外學校講課以外國書為基本，學生以留學美國為求學目的，文章以在美國發表為光榮，成為徹頭徹尾的買辦教育文化。”
雷潔瓊還揭露，在日本占領華北期間，“司徒和漢奸偽官有相當密切的關系，幾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都是司徒的‘中國朋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司徒雷登一直試圖以中國承認“滿洲國”為代價讓日蔣媾和。
曾經擔任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的蔣蔭恩，20世紀50年代初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一個燕京人的自白》一文，認為在司徒雷登治下的燕京大學：
“不止于宣揚美國物質文明，販賣美國生活方式，還有更甚于此的，那就是造成青年學生的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國家，覺得自己的國家什么都不行，因此也就漸漸地失去熱愛自己祖國的心情”。
崇拜美國，鄙視中國——這就是燕京大學的“教育”所達到的主要效果，也是司徒雷登在華近50年“教育活動”的主要效果。
1967年版的《毛澤東選集》，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注釋中說，“他一向是美國對華文化侵略的忠實執行者。”這個評價對司徒雷登來說，是恰如其分的。
以燕京大學為主要代表的美國教會大學，在中國進行文化侵略數十年，對美國來說，最主要的收獲就是在中國形成了民國時期蔚然主流的親美買辦知識分子傳統，這些知識分子的特點是在政治上、文化上、情感上強烈認同美國，以美國的立場為立場。
這一傳統在新中國成立后受到批判和壓制，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再次強勁復蘇，今天仍然是中國知識精英的主流傳統，中國的知識界仍然是各國知識界中最親美的知識界，并對中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制定，產生了強烈影響。
時至今日，美國從他們在中國培育的“親美買辦知識分子傳統”中究竟獲得了多少政治、經濟和文化收益，已經無法詳細統計了。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所取得的“戰果”，遠勝于日本軍國主義的刺刀、大炮。從這個意義上說，司徒雷登對美國的確是“居功至偉”，他在中國被知識精英視為“精神教父”，受到各種贊美和膜拜，也就順理成章了。
1947年，根據馬歇爾的提名，司徒雷登擔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完成了從“教育家”到美國政客的華麗轉身，并一度成為國民政府的“太上皇”。他在這一期間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至今沒有得到認真清算。（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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