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紅軍之父”，在中國，只要念過幾天書的，都知道指的是朱德。但是，如果有人忽然問：為什么說朱德是紅軍之父呢?那么，我想，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恐怕有一大半人都會猶豫一下，甚至干脆就答不上來。當然，人人都明白，說什么人是什么什么之父，顯然就是指這個人是這個事物的創造者或者締造者或者奠基者;但是，說朱德是紅軍的締造者，恐怕很多人都會多少有一些疑惑，因為也許是受了一些宣傳的影響，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朱德僅僅是一個忠厚的長者，一個老好人，至于朱德有什么能力，甚至軍事能力如何，對紅軍的作用和影響如何，很多人則是茫然無知。
“紅軍”是“中國工農紅軍”的簡稱,是在1928年5月25日后，由工農革命軍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其他工農武裝改稱而來的。“中國工農紅軍”這個名稱出現之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中，朱德憑借其對南昌軍事布置的熟悉和在南昌的人脈，對起義的成功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南昌起義后，朱德憑借其與南昌周邊許多滇軍將領的特殊關系，使起義部隊在撤出南昌南下廣東時沒有遭受較大損失;南昌起義主力部隊南下廣東在潮汕失敗后，朱德憑借其超人的自信、意志、遠見以及軍事能力，還有在滇軍中深厚的人脈關系，在革命最低潮的時候，保存了南昌起義殘留下來的七、八百人馬，不久又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發動了規模宏大的湘南起義。參加了湘南起義的肖克將軍說：“在這三個多月(1928年1月到4月)內，以武裝暴動建立了宜章、郴縣、耒陽、永興、資興、安仁等六個縣的蘇維埃政府;組建了三個農軍師和兩個獨立團;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革命風暴遍及二十幾個縣，約有一百萬人以上參加了起義。”無疑，這次起義是在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所有武裝起義中，涉及地區最廣、參加人數最多、堅持時間最長、軍事上最成功、土地革命實踐最早的起義。
顯然，在有“紅軍”之前，朱德率領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是當時所有工農武裝中戰斗力最強、力量最大、取得勝利最多最大的武裝力量，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以及在湘南起義中組建的三個農軍師和兩個獨立團，是大革命失敗后黑暗中的一線光明。朱毛井岡會師時，朱德帶上井岡的部隊有大約一萬人，而原井岡山部隊則不足兩千人;朱德因為有十多年的軍事指揮經驗，曾任滇軍旅長，所以，在后來成立紅四軍后，朱德任紅四軍軍長，主要負責軍事指揮，毛澤東則任黨代表，偏重于政治和組織工作。在井岡山，第一次反會剿，連續粉碎敵人的三次進剿，第二次反會剿，又連續粉碎了敵人的三次進剿，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肖克將軍后來回憶說：“紅四軍在井岡山時期主要是朱德指揮戰斗”、“部隊對朱德軍長帶點神秘式的信仰” 。
1928年到1930年，全國各地的紅軍蓬勃發展起來，其中朱毛紅軍戰績最大、力量最強，其經驗也通過上海中央被傳播給了全國各地的紅軍，從而帶動并促進了全國各地紅軍的發展。
1930年6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路軍(后改稱紅一軍團)成立，朱德任總指揮。8月，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組成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月底，朱德又被上海中央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1931年11月，朱德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著名史學家金沖及曾經問過肖克將軍，中央蘇區幾次反“圍剿”的勝利，是誰在前線具體指揮戰斗?肖克曾擔任紅四軍第三縱隊司令員、紅一方面軍獨立第五師師長，他十分肯定地說，就是朱德在具體指揮。曾跟隨朱德上過井岡、后來又參加了中央紅軍歷次反圍剿戰斗的大將黃克誠也說過：“朱老總在當時很困難的條件下，收容殘部，擴大隊伍，舉行湘南暴動，后來又與毛主席會師井岡山，這個功績是很大的。因為毛主席以前沒有打過仗，而朱老總是有軍事經驗的。……朱老總在打仗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對于紅軍初創時期能夠成為一支堅強的隊伍，是有大功勞的。”
1936年12月，也就是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會師后不久，朱德擔任的中革軍委主席由毛澤東替代，但總司令一職直到1954年被取消，卻從未有人替代過。紅軍時期，與總司令朱德合作，任紅軍總政委的分別是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總司令與總政委的職責，正如它們本身字面意思所昭示的，總司令主要負責軍事指揮，總政委主要負責政治工作。所以，朱德對于紅軍的貢獻，僅僅根據其在紅軍時期的職務，便可以一目了然。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采訪過毛澤東，卻無緣見到朱德的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評價紅軍時期的朱德：
“在南方的這些年月里，朱德指揮全軍，打了幾百次小仗，幾十次大仗，經歷了敵人的五次大圍剿，在最后一次中，他面對的敵人，其技術上的進攻力量(包括重炮、飛機和機械化部隊)估計超過他自己的部隊八倍至九倍，資源超過他許多許多倍。不論如何估計他的勝敗，必須承認，就戰術的獨創性、部隊的機動性和作戰的多樣性而言，他再三證明自己勝過派來打他的任何一個將領，而且無疑建立了中國革命化軍隊在游擊戰中的不可輕侮的戰斗力。紅軍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錯誤是戰略上的錯誤，對此，政治領導人必須負主要的責任。但是即使有這種錯誤也很少疑問，要是紅軍能夠在第五次圍剿中哪怕以大致相當的條件與敵軍對壘，結果就會造成南京的慘敗——德國顧問也沒有用。”
“從純粹軍事戰略和戰術上處理一支大軍撤退來說，中國沒有見到過任何可以與朱德統率長征的杰出領導相比的情況，......他部下的軍隊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經受了整整一個嚴冬的圍困和艱難，除了牦牛肉以外沒有別的吃的，而仍能保持萬眾一心，這必須歸因于純屬領導人物的個人魅力，還有那鼓舞部下具有為一個事業英勇犧牲的忠貞不貳精神的罕見人品。至少我個人是不可能想象蔣介石、白崇禧、寧哲元或者中國任何其他一個國民黨將領能夠在這樣的條件下保全一支軍隊的，更不用說還能夠在這樣的考驗結束時真的做到卷土重來，發動一場大進攻，在敵軍為了防止它突破而從從容容地構筑了好幾個月的防線上，打入了一個楔子。我走馬西北的時候，朱德在做的正是這樣一件事。”
1946年11月30日，在慶祝朱德60壽辰(12月1日)時，重慶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稱朱德是“中國人民軍隊的創造者和領導者”，周恩來在祝辭中同樣稱朱德是“人民軍隊的創造者和領導者。” 也是在這一天，北京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代表有葉劍英、鄧穎超、羅瑞卿、王震等)集會慶祝朱德總司令六十壽辰，會場懸掛著“人民軍隊之父”的賀幛。1955年5月，新華社記者為剛定案的十大元帥采訪劉少奇時，劉少奇仍然稱朱德“是軍隊的締造者”。
那么，稱朱德為“紅軍之父”或者“人民軍隊之父”，就是因為朱德是紅軍或者人民軍隊的締造者么?
當然，將朱德是紅軍之父理解為朱德是紅軍的締造者是沒有錯誤的，但從朱德“紅軍之父”的最初得名來看，朱德的“紅軍之父”，并不能單純理解為紅軍的父親，也就是紅軍的締造者。
將朱德稱為“紅軍之父”的最早記載可能來自史沫特萊的《中國的戰歌》。1937年1月，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來到革命根據地延安，當她在先已來到紅軍中的美國醫生馬海德的帶領下見到朱德時，馬海德向她這樣介紹朱德：“戰士們喜歡他，他是他們的父親和母親。”然后，史沫特萊在她的《中國的戰歌》中接著敘述道：“確實，他看著就像是紅軍的父親(紅軍之父)。他剛剛過了五十，帶著一張和藹的臉，上面已經有了皺紋。他寬大的嘴里說著“歡迎”，雙手向我伸出來。我雙手抱著他的脖子，然后在他的兩頰各親了一口。馬醫生也抱著朱德，然后用力地親吻了他，然后站回來看著他的反應。”
如果上述記載確實是將朱德稱為紅軍之父的起源，那么“紅軍之父”這個稱號的最初意義，就應當是指朱德就像紅軍戰士的父親一樣。“紅軍”在這里就應當指“紅軍戰士”。
但是，朱德“紅軍之父”的稱號被傳開后，卻應當仍然表示的是“紅軍締造者”的意思!這是因為，對于朱德的“紅軍之父”稱號，不知其起源的人，他的第一理解或者唯一理解就是“紅軍的締造者”，而絕大多數人是不知道這個稱號的起源的，所以，它能被人們普遍接受并廣泛傳播，根本上還是因為在它開始傳播時，大家都接受朱德是紅軍締造者這個事實!
其實，五十年代中期之后，在西方，在中國之外的那些更多保留了1949年前真實歷史敘述的人們的認識中，朱德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要遠高于國內人們的認識。
1963年，在中印邊界沖突中被俘的印度士兵被釋放回國，在交接地點與我方告別時，印度紅十字會代表高呼“毛澤東朱德萬歲!”——那個時候，國內可是早已經不喊“朱德萬歲”了!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后，外國元首紛紛發來唁電，稱朱德是“中國紅軍之父”、“本世紀最偉大的民族領袖之一”、“為爭取中國人民解放而奮斗的傳奇式的統帥和戰士”等。事實上，稱朱德為“本世紀最偉大的民族領袖之一”、“傳奇式的統帥”，本身也是對朱德“中國紅軍之父”中所含的“紅軍締造者”之意的另一種證明。
這里必須指出的是，朱德是紅軍之父，當然也是八路軍之父、解放軍之父，或者“人民軍隊之父”。
但是，在“紅軍之父”這個稱號中，僅僅強調朱德作為紅軍締造者的含義是不夠的，朱德作為“紅軍戰士的父親”的含義也應該得到重視。事實上，只有真正理解了朱德被稱為紅軍(八路軍、解放軍)戰士的父親的含義，也才能真正理解朱德特殊的人格魅力以及對于軍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朱德的父親形象，特別是在戰士中間的父親形象，并不只是美國醫生馬海德和美國作家史沫特萊才有的感覺，到過延安的西方人，總是很容易地將朱德和“父親”聯系起來。
1944年，作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一員，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延安第一次見到了朱德，后來他在采訪的文章中說：“我永遠忘不了朱德那慈父般的神態。”
德國友人王安娜描述延安時的朱德說：“他對戰士們象父親般地慈愛。”
康克清在回憶朱德的文章中說：“在戰斗的間隙，他和戰士們有時一起下棋，有時一起打籃球，總是精神抖擻，非常認真。朱老總愛護戰士是有名的，戰士們也同樣愛戴他。”
徐向前回憶紅軍翻越雪山時說：“為了保證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隊給他備好坐騎、擔架，他都讓給傷病員用，自己堅持步行。夜晚宿營到半山腰，凍得無法睡覺，就給大家講故事，話革命，鼓舞同志們戰勝風暴雪山，勝利實現北上計劃。”
紅軍長征時，在行軍中，朱德那匹騎乘的馬實際上常常隨康克清留在隊伍后頭用來收容傷病員或馱運物資，而自己則步行或者幫戰士扛槍、背背包、挑炊事擔子。抗戰時期，朱德在前線，遇到行軍，他仍然總是把分配給自己的馬讓給傷員，而自己則是和戰士們一起走路說笑。于是戰士們編了一個順口溜：“總司令，總司令，一副腳板實在硬，有馬不騎專愛走，氣得紅馬直發抖。”
紅軍時期和抗戰時期曾任朱德警衛的楊春於回憶說：“朱老總愛兵是出了名的，紅軍戰士提起他，沒有人不敬佩!”在楊春於的記憶中，最難忘的是跟著朱老總一起長征的歲月。行軍的時候，朱老總的馬背上總會掛好幾雙草鞋或者麻鞋，這個習慣是有來頭的。一次，走在前頭的一支部隊的一名小戰士掉隊了，正好被朱老總碰上。因為沒有鞋，小戰士的一雙光腳被劃出血痕。朱老總馬上叫警衛員去找了一雙鞋給他穿上。從那以后，朱老總的馬背上總會掛好幾雙草鞋。碰到沒有鞋穿的戰士，他便會叫警衛員從馬背上取下一雙鞋給戰士換上。在長征途中，常常會有餓得走不動路的戰士，只要朱德碰上，都會將自己的干糧分給他們。楊春於說，朱老總懷里一直有一個小本本，上面記著身邊戰士的名字。警衛連100多名戰士，他都叫得出名字。
從井岡山開始，朱德就多次親自為受傷的戰士擦洗膿血，包扎傷口。1933年2月28日，紅軍在江西樂安的東王坡消滅了國民黨兩個師，帶著大批戰利品返回瑞金。途中，由于連日行軍，紅軍戰士朱開明十個腳趾都磨出了血泡，但他還堅持挑著兩大箱炸藥和大家一起行軍，最后很快便落在了隊伍后面，并且摔倒在地上。這時，朱德總司令正好騎馬從后面趕了上來，他看見朱開明腳趾上包裹著的布片還有腳下的草鞋滿是腳趾滲出的鮮血和黃水，便趕忙解開朱開明腳上的布片，從帶著的水壺里倒出溫開水，細心地把朱開明的腳洗凈，然后從掛包里取出藥物涂在腳上。把傷口包扎好后，朱德將朱開明扶上自己的馬，讓警衛員送他到醫院去，而自己則挑上朱開明留下的兩大箱沉甸甸的炸藥，爬山越嶺，追趕隊伍去了。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也寫道：“朱德愛護他的部下是天下聞名的。自從擔任全軍統帥以后，他的生活和穿著都跟普通士兵一樣，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腳(注：指穿草鞋)走路，整整一個冬天以南瓜充饑，另外一個冬天則以牦牛肉當飯，從來不叫苦，很少生病。他們說，他喜歡在營地里轉，同弟兄們坐在一起，講故事，同他們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籃球打個“不厭”。軍隊里任何一個戰士都可以直接向總司令告狀——而且也常常這樣做。朱德向弟兄們講話往往脫下他的帽子。在長征途中，他把馬讓給走累了的同志騎，自己卻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據一位老紅軍回憶，正是因為朱德對戰士們父親般的慈愛,戰士們經常由衷地感嘆：“他真象我們的老爸爸一樣啊!”而那些年輕的戰士于是也就都情不自禁地稱呼朱德“爹爹”或“父親”。
王安娜在她的《中國——我的第二故鄉》一書中就說：“戰士們都親切地稱朱德為父親。”
八路軍總司令部特務團(前身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指揮部特務團，1945年改稱“朱德警衛團”)的團歌中就將朱德稱為“父親”。歌詞是：
“我們牢記，一個英名，朱德，朱德，敬愛的總司令!多少次雄壯的進軍，他的戰馬總在我們隊列前行進，啊~威武的統帥、啊~慈祥的父親，我們是朱德警衛團驕傲的士兵!
“我們牢記，一個英名，朱德，朱德，敬愛的總司令!多少回險惡的交鋒，是我們抱著決死的精神伴隨他身影，啊~威武的統帥、啊~慈祥的父親，我們是朱德警衛團驕傲的士兵!”
1940年9月6日重慶《新華日報》有一篇署名秋遠的叫作《如火如花的老少年》的文章，其中寫道：
“他(朱德)的一個秘書，在十數年共同革命的斗爭生活中，沒有看到總司令其他英雄的特點，只認識到他是一個藹然可親的長者，秘書在給他的祝壽詩里這樣寫到：‘撫育部曲親如子，接遇鄉農藹似風，談笑雍容襟度闊，最從平淡見英雄。’我們在全部世界歷史上，讀到看到了不少氣焰萬丈煊赫一時的將軍人物，但真正成為群眾的領袖，象這樣‘平淡見英雄’的偉人，卻只有朱德將軍一人。
“的確他是平淡的，他不用任何矯揉造作的將軍氣魄去統御他的手創的革命軍隊，他所憑的只是一顆熱愛的同志的心，部隊稱他為爸爸不是沒有原因的，他數十年的革命的斗爭，所為的只是民族的解放、成千上萬的饑寒交迫的窮人的生存，有什么理由他們不可以稱他為‘慈愛的父親’呢?我看到戰士寫給總司令的信就這樣寫道：‘我對父親的愛是和他屬于那革命的事業結合著。’
“所以當慶祝朱德將軍五十五壽辰(注：應為五十三)的時候，在他面前就站著成千成萬的戰士，都帶著稚氣的歡笑，高呼著，我們八路軍親愛的父親萬歲!”
在整個世界軍史上，我們可曾聽說過哪個統帥被他的士兵以“父親”相稱?可曾聽說過哪個統帥被他的士兵喚作“爹爹(爸爸)”，而且這樣的士兵不是一個、兩個，而是成千上萬，是“部隊稱他為爸爸”?——拋開“總司令”這個角色，又有哪個帝王，哪個總統，哪個州長，哪個董事長被他所統御下的成千上萬的人由衷地稱作“父親”或者“爸爸”?
筆者不敢確定歷史上是否有這樣的先例，但至少沒有看到過這樣的記載，也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跡，而且在朱德所處的那個大人物林立的時代，這樣的朱德在世界上確是絕無僅有的!
當然，朱德被戰士們稱作“父親”，不僅僅是因為他的慈愛和無私，也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大海般的度量、鋼鐵般的堅強、大山般的沉穩、沒有一點架子的平易，與戰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以及在困難和逆境面前始終保持的高度自信、總有辦法解決任何實際問題的超凡能力，朱德被稱為“父親”，也是因為他在軍事上的神奇表演。在孩子們的眼中，父親常常是無所不能的，父親就是他們的靠山。而戰士們對于朱德，在井岡山時便“有一種神秘的信仰”，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美國記者斯諾則在《西行漫記》一書中描述說“戰士們視他為神明”，作家劉白羽說：“許多跟他作過戰的人都跟我說：‘跟著總司令打仗，就相信一定會勝利。’”抗戰期間，受美國總統羅斯福之托，曾到中國考察過八路軍的美國軍官卡爾遜在《中國的雙星》一書中這樣描述戰士們眼中的朱德：“在后來的幾個月中，我了解到朱德受到他的部隊所有人的愛戴。只要提起朱德的名字，就會在他的勇敢的同伴們的眼里引起柔和的亮光。“朱德?啊，朱德!”他們會一遍又一遍重復這個名字，語調傳達出內心的崇敬。”
總之，“父親”這個稱呼并不是輕易被叫出來的，而是朱德身上各種美德以及能力集合在一起，使戰士們的崇敬和喜愛達到一定程度而無法用其他語言來表達時，便以這個代表最親近、最尊重、對一個男性凝聚著最多感情的稱呼來稱呼他了。
戰士們稱呼朱德“父親”，這是戰士們所能給予朱德的最高的榮譽，被戰士們稱作“父親”，這也是作為一個統帥所能享受到的最高的榮譽。所以，“紅軍(八路軍、解放軍)戰士的父親”比“紅軍隊伍(人民軍隊)的父親”包含著更多、更深的含義，而朱德之被稱為紅軍(人民軍隊)之父，則表示著朱德既是紅軍隊伍(人民軍隊)的父親，也是紅軍(八路軍、解放軍)戰士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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