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之二：文革博弈僵局的形成與向右破局的占優選擇(當權派對造反派系列鎮壓過程)

從武漢文革的進程看，民間始終存在著強大的文革反對派力量，是一個顯著特點。造反派對當權派的批判，在各個時期和階段，都遭遇當權派假手保守派實施的鎮壓，也就是說，反文革派力量對于造反派的鎮壓過程，是貫穿文革十年的主要特點。造反派領袖吳焱金在四十年后回顧說：走資派在文革期間的兩大主要手法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挑動群眾斗群眾?！?/div>

　　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之二：文革博弈僵局的形成與向右破局的占優選擇(當權派對造反派系列鎮壓過程)

　　從武漢文革的進程看，民間始終存在著強大的文革反對派力量，是一個顯著特點。造反派對當權派的批判，在各個時期和階段，都遭遇當權派假手保守派實施的鎮壓，也就是說，反文革派力量對于造反派的鎮壓過程，是貫穿文革十年的主要特點。造反派領袖吳焱金在四十年后回顧說：走資派在文革期間的兩大主要手法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挑動群眾斗群眾。”[1]

　　以具體的造反派個人為例，可以看到造反派對立面極其強大，是反文革派在為造反派塑造其曲折的命運。武漢最大工人造反派組織“工人總部”二號頭頭胡厚民，在1967年3月17日晚上被武漢軍區下令逮捕，關押至7月19日，毛澤東面見陳再道時當面對其下令，指名要求釋放朱鴻霞和胡厚民，才得以出獄。1968年革委會成立之后結合為武漢市革委會常委，工宣隊和軍宣隊進入他所在單位后被關押起來進行隔離審查，逃出來之后去山東取經，后回漢發動“反復舊運動”(1969年4-5月);1970年在“中央學習班”被作為重點批判，隨后再次被關押審查，至1974年3月“批林批孔運動”期間才得以釋放，隨后被安排結合進湖北省總工會。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后被保守派捆綁游街，并由保守派執行“群眾專政”關押審查至1977年年底。胡耀邦擔任“兩案領導小組”組長之后，轉交公安局關押審查至1983年，再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90年刑滿前夕死于獄中(1967年和1970-1974年被關押期間均折抵刑期)。胡厚民在文革前是一個優秀的先進工人，還是預備黨員，在文革期間參與組織造反派組織并成為領導人，沒有任何個人錯誤或者罪行。

　　胡耀邦時期專司審查造反派頭頭的武漢市公安局七處賈處長說過，武漢的造反派是相當純的，審查造反派是從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生活作風問題一路審查下來的，當然也少不了歷史和家庭出身問題審查。確實武漢各造反組織的頭頭當中，黨員多、勞模多成為一個共同特點。四人幫垮臺后，趙辛初有一次講話提到，武漢的造反派與四人幫并沒有組織上的聯系，在思想上受的影響比我們要深一些。[2]

　　從造反派所遭遇到的鎮壓性質看，可以大體劃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和內容：第一個階段是習慣性鎮壓;第二個階段是報復性鎮壓;第三個階段是投機性鎮壓。在這三個階段的鎮壓中間，可以檢驗出反文革派力量強大和對文革進程的主導作用，以及他們在文革各階段的策略選擇。

　　1、當權派的習慣性鎮壓

　　文革期間造反派所遭遇到的鎮壓，第一個階段是習慣性鎮壓——當權派習慣于把一切對自己的批評意見都看作反黨右派或者反革命，不加思索地把自己看作是黨和政府的化身，對一切質疑自己的聲音，都傾向于選擇鎮壓手段進行處置。

　　在1966年5-8月份之間，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派出工作組進入大中學校，以反右的指導思想為依據，在教師和學生中間搞“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派”，同時依據北京劉少奇、李雪峰等人創造的“反干擾”經驗，集中打擊對此一做法提出批評意見的學生和教師。這個時期屬于習慣性鎮壓階段。

　　造反派對于當權派的批評，往往只是針對其個人的私利和公權力私用和濫用，但是，當權派卻往往把這一類批評視為對共產黨政權的批評或者顛覆，視為對政府的顛覆。在這種思路的背后，是一種把當權派個人私利與公權力象征進行全面捆綁的“社鼠策略”。

　　《韓非子》中間記載了一段對話，說到官員作為代理人與權力所要求的公共性之間的詭異關系，兩者之間很難進行徹底切割：“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涂之，鼠穿其間，掘穴托其中。熏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涂弛，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于民，入則比周而蔽惡于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害。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在社鼠策略的反面，造反派進行簡單的顛倒，把當權派自身與一切有關公權力的象征都進行切割，這就是通稱的“扣帽子”——往往把當權派說成是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三反分子”，或者稱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就這樣，從當權派的社鼠策略出發，造反派以切割策略加以回應，結果出現了在批評權的不同策略博弈中間，都出現了以“個人崇拜”所表現的話語對立。當權派和保守派往往強調自己的“紅”，來反對造反派的批評權，反過來，造反派則把當權派及其各種機會主義行為與“紅”的象征進行徹底切割，然后就說批判對象那些當權派是“黑邦分子”。

　　1966年9月湖北省委借陶鑄之口說湖北省委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差不多的時候，陳毅在回答造反派質問時說：有人說張彥背后有大鬼，張彥背后就是我，我的背后是誰?當然是毛主席了。11月舉行的全國工交座談會上，副總理谷牧說“十七年來工交戰線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這些把自己與毛澤東相互捆綁的策略，目的是為了反對造反派的批評權。反過來，造反派給湖北省委書記(文革初期以及調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扣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則是針對性的策略，這一策略是對“社鼠策略”的簡單顛倒。在群眾的相互辯論中間，清華四一四派提出的“十七年紅線主導論”，也一樣從屬于社鼠策略，目的在于反對團派對于當權派和保守派的批評權。

　　在鎮壓造反派規模最大的“批清運動”中間，通常是把造反派說成一貫主張“三反對”(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反對人民解放軍)“三重建”(重建黨、重建政府、重建軍隊)。這與上述社鼠策略一樣，也是把自己與黨、無產階級司令部、政權和軍隊這些象征，徹底捆綁在一起，有且只有這樣，在遭遇到批評意見的時候，就可以毫無邏輯過渡地把批評者說成是反革命?！　?/p>

　　“社鼠策略”有著極其強大的生命力，在1981年之后正式的法庭庭審中間，這個策略的內在邏輯依然被看做完全有效而得到廣泛應用。成都工人造反派鄧新國(三結合時期是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在審判庭上被訴篡黨奪權，鄧一拍桌子說：我的革委會副主任是毛主席批準的，你法官的官帽子是怎么弄來的?

　　2、對造反派的報復性鎮壓

　　文革作為毛澤東所說的一場認真的演習，演習參與的各方都獲得出場機會，并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進行表現，這是文革的主要特點，1967年年初參加支左工作的老軍頭也一樣。

　　在1967年一月底依據“軍委八條命令”開始執行“軍隊支左”任務之后，軍隊干部開始深度接入到文革中間來了，他們也按照自己的選擇去選擇陣線和策略，結果出現一個自上而下的鎮壓造反派的“反革命復辟逆流”——后來稱之為“二月逆流”，也有些地方軍隊鎮壓造反派是三月份實施，這股潮流也有稱之為“三月鎮反”的。這個時期，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期的造反派及其組織，作為反革命對待，軍隊發布命令解散造反派組織并抓捕造反派領袖。這個時期的鎮壓，是報復性鎮壓階段的第一個議程。

　　很多老軍頭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群眾運動并鎮壓群眾運動，有其自身的原因。武漢軍區的陳再道在檢討中間有一個很具體的自我剖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支左之后，大多數老軍頭都是“支保吃左”。陳再道說他這么選擇的實際理由是：“思想慢慢腐蝕，生活糜爛，流氓作風，看見女同志，護士，就耍流氓習氣，動手動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個什么人。生活糜爛，亂搞女人。”“亂用八條來鎮壓革命。為什么鎮壓呢?因為我已經是個資產階級分子，已經蛻化了，已經很多問題了。李迎希起來，李迎希和造反派結合在一起，有些聯系。司政機關起來了，自己過去有一些錯誤，腐化墮落，生活糜爛，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陳伯達同志指示的，舊的很多，歸根到底就是怕群眾，就是怕革命。我就是這樣的人。怕把自己丑惡的臟東西搞出來，暴露在群眾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穩定部隊，抓革命生產促生產，借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擊造反派?？偟木褪桥赂镒约旱拿赂锩?，到反革命。這次回來什么不做，在北京就準備說李迎希、張廣才是野心家，要奪軍權，要把軍隊搞亂，活動了許多造反派，衛校啊，高級步校啊，文藝團體，凡是接近他們的，談過話的，就說是有問題，亂污蔑，就說政治不純是混進來的。借公安六條，其實不是那么回事，認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思想上就是想把革命搞下去，打下去就是不革命，那時就認為軍隊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風，過去的保守派沒有反對我們的，那是好的，反對我們的，反對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擊，有‘我’字，自己已經成了修正主義，那么壞，還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對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氣又恨，就是要報復。借著李迎希這個東西，來打擊造反派，借著李迎希，借口穩定內部，部隊不能亂，部隊要抓革命促生產促戰備，要隨時保持警惕，借著這個東西來鎮壓革命，解散組織。”[3]

　　據武漢軍區子弟老李回憶：軍區文革初群眾起來之后，陳再道、孔慶德和葉明的大字報比較多，葉明是因為分管文革很多群眾抱怨他不支持革命，孔慶德是因為分管作戰事務與羅瑞卿的“大比武”單純軍事觀點有關系，而陳再道則主要集中在男女作風問題上。一月底軍隊支左之后，先是在軍內把造反派抓起來，然后才到地方抓人的。[4]由于各地軍頭們都選擇鎮壓造反派，很快中央就在1967年4月6日發布了“軍委十條命令”，各地解散造反派組織并抓捕其領袖的政策缺口被堵塞了，由此開始了鎮壓形式的改變。武漢組織了以各單位“武裝基干民兵”為成員的“紅武兵”，以這個組織為核心成立了“百萬雄師聯絡站”，然后開始以武斗方式圍剿造反派組織駐地和宣傳據點，官方文獻承認在1967年6月的武斗中間，殺死造反派一百多人，殺傷數千人。[5]這是報復性鎮壓的第二個議程。軍隊不能夠直接抓人之后，就策劃和支持“群眾組織”之間的武斗，以此去對付造反派。

　　不僅陳再道如此，據林彪的秘書張云生的回憶，軍內開展四大和群眾運動之后，很多高級軍官都受到群眾運動的強烈批判，空軍的吳法憲、總后的邱會作莫不如此?？照墓F的劉小姐去找葉群哭訴：說她們幾個保吳法憲的人是少數，無法回單位，一回去就被罵做“?；使?rdquo;。不僅在單位內部極其孤立，就算是在外面刷一下存在感，由于人少都搞不成。最后是葉群幫助出主意：找海軍、北京軍區、總后等單位的保守派一同演出，葉群再拉林彪到現場觀看以示支持。結果，1967年5月13日軍內保守派“刷存在感”的演出，被多數造反派給沖了。1967年上半年，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日子都很難過，各人在本單位都有很大的民憤，受到多數人的批判，直到五一三事件之后，葉群林彪直接介入支持擁護他們的保守派，他們的日子才好過起來。五一三演出未能成功，后來兩派都在七一這天安排了演出，林彪只觀看了軍內保守派的演出，此后，軍內造反派逐步走下坡路，葉群因此得意地說“解決軍內那么大的亂局，首長沒講一句話，只看了一場戲，就把那個‘沖派’壓垮了。”[6]

　　由于軍內高官們強大的反文革情緒，結果是全軍文革小組無法穩定地開展工作，支持造反派批評權的蕭華和徐向前，都被林彪撐腰的幾位大將搞垮并邊緣化了，同時軍內造反派在1967年五一三事件之后逐步瓦解。720事件之后，先成立了吳法憲、邱會作等人參加的看守小組，后來發展成為軍委辦事組，這個轉變也是一次很重要的權力轉移過程。丁凱文引用邱會作的回憶錄，說軍委辦事組的成立及其所代表的權力嬗替過程，其功能性作用是：“(一九六七年)‘五一三’以后，部隊的三軍革命派打垮了造反派，軍委看守小組(四人小組)和軍委辦事組，也就應運而生，軍委辦事組是向全軍文革奪回文化革命領導權的產物。”[7]

　　當然，這個奪權之所以順利實現，是因為黨政當權派罷工之后，維護秩序的工作迫切需要軍隊的有組織力量起作用，在這個過程中間，穩定軍隊指揮系統有著高度必要性。毛澤東曾經批評造反派“揪軍內一小撮”行為，說“不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派并提，只提黨內一小撮。把解放軍搞垮了還要不要政府?”[8]正是利用毛澤東對于現實的秩序擔憂，林彪集團的大將們邊緣化了全軍文革小組，并實現了奪權。1968年“三二四事件”之后，傅崇碧、楊成武和余立金三人倒臺，黃永勝就任總參謀長，軍隊權力更高程度地集中到了林彪集團手里，他們一伙把持了新成立的軍委辦事組，然后通過各級支左軍隊干部之手操持革委會的政策執行過程。這兩次集權的背景很是詭異，第一次集權是在軍內搞垮支持軍內群眾運動的徐向前和蕭華，第二次集權是1968年的“三二四事件”，這個新的權力機構高度密集地配置了歷史上同一個山頭的老軍頭，同時他們在鎮壓文化大革命方面還有這高度的一致性，從事后這一伙人的作為分析：他們較為一致地野蠻鎮壓干部和群眾，站在官場多數和群眾多數的對立面上。

　　上面是軍委辦事組，下面各級革委會也都是換上了軍隊干部，這就使得辦事組操控全國局勢的能力，大為上升。到了1968年9月的“全國山河一片紅”之后，地方革委會中間也是軍隊干部占據主導地位，“全國軍隊‘支左’人員擔任縣以上革委會主任的，北京市占78%，廣東省占81%，遼寧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支左’人員擔任縣以上革委會第一、二把手的約有5000余人，擔任委員的有近5萬人。”[9]

　　此后，中央層次是軍委辦事組，下面是對文革持有強烈報復心理的軍頭們在各級把持革委會，后續文革局勢和革委會內部的演變狀況，就是這一撥人在那里實際起到決定作用。1968年湖北省和武漢市革委會成立之后，其中造反派代表名額約占40%左右;而先行成立的各單位的基層革委會中間，造反派代表占據了更大的份額。1968年夏秋季，派出了軍宣隊和工宣隊進入各個基層單位，在最初階段還是執行消弭派性促進聯合的工作;在很短時間內，工宣隊和軍宣隊就改為鎮壓造反派為主了，相應地，軍宣隊和工宣隊成員也進行了換血——工宣隊大量改為保守派成員擔任，由此開啟了對造反派更為系統的鎮壓過程。在鎮壓的最初階段，是發起所謂的“捅馬蜂窩”運動，以軍宣隊和工宣隊為主體去代表革委會的職能并奪取革委會的權力，把造反派為主體的革委會作為“馬蜂窩”捅掉，把近乎全部的造反派革委會成員作為所謂的“馬蜂王”捉拿起來，當做反革命進行審查。然后，結合“清理階段隊伍”和“一打三反”等政策，對造反派進行更為嚴厲和徹底的鎮壓。

　　到了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全國造反派在“批清運動”中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數量，超過1000萬人，近乎全部造反派頭頭與骨干，被掃地以盡。經過“批清運動”之后，所有造反派得罪過當權派的“罪行”都已經得到過度清算，報復性鎮壓階段就此結束。

　　3、革委會的組成成分變化

　　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間，提到一個政治策略“打著B52的旗號鎮壓B52的力量”(B52是指毛澤東)，現在看一下某些把林彪包裝成為正確路線代表的人士，是如何闡釋這一策略的。據丁凱文的說法，林彪集團在政治上很正確，是反對文革和文革派力量的英雄，先奪取軍隊內部的文革指揮權，然后借助軍官們對于各地革委會的影響，撤換與造反派合作的亮相干部，在革委會內部換上具有鮮明反文革態度的官員。具體表現在：“(一九六七年)‘五一三’以后，部隊的三軍革命派打垮了造反派，軍委看守小組(四人小組)和軍委辦事組，也就應運而生，軍委辦事組是向全軍文革奪回文化革命領導權的產物。”“堅決支持軍隊系統干部，使之成為對抗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重要力量。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在文革期間受到造反派的沖擊，一度躲進大別山，甚至聲稱要武力對抗造反派。軍委辦事組就是看重許世友這一點，對許世友不遺余力地予以支持。”“通過組織手段，將造反起家或支持造反派的重要人物從領導崗位上換下來。文革之初最早起來造反奪權的有四個?。荷轿魇?、山東省、貴州省和黑龍江省。主要代表人物是山西省的劉格平、山東省的王效禹、貴州省的李再含、黑龍江省的潘復生。但是到了中共九大時，軍委辦事組的力量進入中央政治局，這幾個最早起來造反的代表人物都被換下，軍隊的領導人成為這幾個省的第一把手。北京軍區副司令謝振華任山西省革委第一書記，濟南軍區司令楊得志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副政委蘭亦農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沈陽軍區政委汪家道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這樣，等于變相地讓這些因造反起家的代表人物邊緣化，不再主持省委主要工作。用邱會作的話說‘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三支兩軍’。’”[10]

　　1972年已經就結束軍隊支左對下征求意見，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對調之后軍隊支左徹底結束。此后，各地成立的省市委又由文革前的黨政當權派主導，此時，對于文革清算不僅針對造反派及其骨干，還一樣波及到較早亮相并結合進革委會的當權派。其中浙江的表現最為典型，譚啟龍調入浙江主政之后，陳偉達雖然并未擔負組織方面的工作，但他向譚啟龍獻策，把早期亮相干部在各級黨委中間排位靠后并架空，說這一批參加革委會早期結合的干部，在第十次路線斗爭中間犯了錯誤，絕不讓其接觸組織、公安和宣傳等關鍵權力。湖北和武漢比較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如任愛生(省革委會副主任)和薛樸若(市革委會副主任)，也一樣很早都被隔離審查。

　　4、博弈僵局的形成與選擇向右破局的兩個條件

　　就造反派而言，在文革前期形成的不妥協的批判意識在今天繼續有效;對于當權派和保守派來說造反派的批判和因政權重組激起了強烈的受剝奪感受，構成了他們對于造反派和文革新秩序的不兼容心理，雙方共同構成了對秩序再造的威脅能量。由此，構成了那種雙方互不妥協的“博弈僵局”：在造反派看來放棄對于當權派和保守派對于政治異化責任的追究就是“背叛革命目標”和“復舊”，在當權派和保守派看來，剝奪他們的權力地位以及根本性修改政治積極分子的選拔標準，就是背棄常規，這兩種認識會自動地創造和疊加各種相互之間的沖突和矛盾，使得互不兼容程度逐步上升而難于調處，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博弈僵局。

　　在博弈僵局的背后，是派性的能量在起到推動作用。就文革的經驗看，派性的主要政治特點是不兼容對立面的正當權益，傾向于以壟斷和強勢壓倒對方的策略選擇，去簡單地解決沖突。大體而言，當權派和保守派對于造反派的不兼容程度較高，而造反派從認識上不兼容當權派和保守派的政治異化追求，但在行動上還大體接受中央政策的調節。也就是說，反文革派的派性和不妥協，成為革委會成立之后的首要問題，結果導致革委會的不穩定和難于有效工作。中央在周恩來主持之下，展開了許多次解決各省問題的馬拉松會議，去艱難地協調革委會內部的不兼容狀態。

　　對于在地方主政的高官而言，成立革委會主要是由軍隊干部占據主導地位，由于協調博弈僵局的管理成本，高于絕大多數軍隊官員愿意承擔的最高限度，因此，象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那樣簡單地選擇“一派敲掉一派”的策略，是更為常見的選擇。而真正按照政策要求實行“支左不支派”“一碗水端平”的軍官，目前所知只有安徽的李德生(12軍軍長，調入安徽支左，后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和山西的胡煒(21軍長，調入陜西支左，后任陜西省革委會副主任)，這兩人大體上按照中央政策要求，選擇做艱難的兩派協調工作，沒有根據自己的意愿去選擇自己喜歡的保守派然后合伙鎮壓造反派。據陜西省革委會副主任、省軍區政委顧鳳鳴的回憶，革委會開會討論各種事情的解決方案，兩派都同意的基本沒有，一派堅決反對另一派堅決支持的絕對行不通，只有尋找那種一派支持另一派不那么反對的解決方案，才有可能通過，這樣的說服工作做起來十分困難，很多時候革委會討論問題需要徹夜開會，他經常在會場上睡過去了。[11]

　　一位武漢軍區副司令員的兒子回憶，軍隊干部多數簡單粗暴，習慣于令行禁止，不太愿意做說服工作，你要是老是有什么不同意見，多數人直接選擇抓人，很少會選擇跟你耐心講道理。[12]在革委會成立之后，革委會內部占據主導地位的是高級軍官，這群人比較黨政干部群體，更加不愿意做繁難的思想工作和說服教育，而革委會成立之后又恰好是他們處在一個難于協調的博弈僵局中間，結果導致了對造反派后續的過度鎮壓，更何況，相當一批軍隊高官并沒有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中間取中間態度，而是帶有強烈的反對造反派情緒去處理問題的。

　　有兩個特定的時勢，有利于那些懷有鎮壓造反派野望的高官們，1967年年初軍隊支左決策的做出，當時的背景就是黨政當權派群體選擇消極對抗策略轉入實際上的罷工，第二指揮系統重建過程中間，軍隊高官占據主導地位的不二選擇由此確立，大多數軍隊高官對于文革的反感超過黨政當權派，軍隊干部掌握革委會的主動權，是選擇向右破局的最大支撐。同時，1967-1968年兩年國民經濟下降，恢復秩序和生產的壓力很大，為此，從1968年夏天之后，周恩來出面召開國防冶金工作會議，把生產恢復視為第一等大事，為此出臺了各種抑制造反派的政策信號，這無疑鼓勵各地當權派據此去開辟出更大的自主鎮壓空間。因此，文革博弈僵局選擇向右破局的兩大起點是：一是1967年軍隊支左后新成立的第二指揮系統中間軍隊干部占優勢和主導，第二是到了1968年夏天之后為恢復生產出臺了很多抑制造反派的政策信號，這被各地反文革的當權派放大執行。

　　從1968年夏天開始，各種抑制造反派的政策信號集中出臺，其中較為主要的信號有以下幾項：1968年7月中旬，各地具有不滿意識的造反派頭頭，在北航聚會，這個會議后來被周恩來和康生定性為“北航黑會”，把造反派對于革委會的不滿和批判意識，視為對秩序的潛在威脅加以批評和抑制。此后，經過毛澤東“七二七接見五大領袖”的講話，隨后向北大和清華派出了工宣隊;周恩來主持的1968年八一五國防和冶金工作各次會議均彈壓造反派;還包括“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等，核心內涵都是抑制造反派中間所隱藏的對革委會的不滿意和對抗意識。一些地方官員利用這些政策信號，加大了對于造反派的鎮壓和抑制力度。

　　在湖北和武漢的革委會成立之后，1968年對學校和工廠等基層單位派出的軍宣隊和工宣隊，最初階段還是按照政策要求，做過一些彌合派性沖突的工作。很短時間內，軍宣隊和工宣隊就更換成了反對文革的保守派成員，這些軍宣隊和工宣隊不僅架空并奪取了革委會的權力，還把革委會成員(大多數是造反派頭頭)管制起來辦“五不準學習班”，后來遍及全國的“批清運動”(批判派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就是在軍宣隊和工宣隊主持之下，以保守派成員作為五不準學習班里的“逼供信”動力，搜集口供或者捏造出各種假證據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分子。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湖北和武漢市通過假手保守派成員的逼供信，打出了“五一六”和“北決揚”反革命分子60余萬人。就這樣，全國軍隊干部主導下的革委會，通過下派的工宣隊和軍宣隊之手，聯合最積極的保守派成員，通過逼供信制造虛假的“反革命案件”，聯手完成了徹底鎮壓造反派的事業。此時，全國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頭頭和骨干，合計超過1000萬人，[13]造反派的骨干力量近乎被掃地以盡。

　　在造反派占據相當優勢的基層革委會被顛覆，絕大多數造反派骨干被打成反革命之后，文革的殘留意象只有政治局內部幾個文革符號人物——例如張春橋、姚文元和江青——以及他們主管的宣傳領域了。而1971年8月底的廬山會議，就是打算對他們進行最后的清算，在毛澤東身前完成類似于“粉碎四人幫”那樣的壯舉，當然這個目的在當時沒有實現。

　　通過鎮壓造反派的力量而選擇向右破局，有兩個方面的現實條件：秩序擔憂以及軍隊作為主導力量參與恢復和維護秩序，這是選擇向右破局的第一個條件，而1968年夏天密集出臺的各項抑制造反派的政策信號，被各地憎惡造反派的軍隊干部放大執行，這是向右破局的第二個重要條件。

　　5、右傾翻案風與投機性鎮壓

　　1973年鄧小平出山，1974年之后就和胡耀邦、萬里、周榮鑫、張愛萍等“四大金剛”一起，先在口頭上搞了一陣徹底否定文革的“右傾翻案風”，到1975年就正式提出要“整頓軟懶散的班子”——凡屬鎮壓造反派不賣力的都要算作是“軟懶散”，這相當于是采取組織手段給各省市施加壓力，明確要求各級黨委甩開政策和法律的條條框框，無視造反派的平反要求和壓力，更加緊密地結合保守派群眾，共同把鎮壓造反派的事業進行到底。

　　據周恩來聯絡員老李回憶：1974年夏天成立過一個醫療組為毛澤東檢查身體，一個天津的醫生發現毛澤東罹患了運動神經元病，并指出這個病情是無解的，病人活不過兩年。[14]此后，鄧小平和四大金剛的“右傾翻案風”就大規模開始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清華大字報

　　上述大字報披露，鄧小平“他不惜現身說法，要他們‘不怕打倒’，‘不怕抓辮子’，‘要突出一個敢字’。在現身說法、撐腰打氣的同時，還進行了許多直接的點火和布置，比如，對周榮鑫說：‘現在都不讀書了，你這個教育部長還不去演說?’周榮鑫心領神會，于是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談怪論就接連不斷地泛濫開來。”“教育界的周榮鑫宣布：對教育革命‘就是要扭’、‘不怕打倒’、‘看破紅塵，無所謂了’。科技界的某領導人則說：‘說復舊就復舊，那是為了工作嘛!’某省的一個領導人叫嚷:‘你們不要怕當復辟派，要說復辟派，我就是復辟派。我是復辟派的后臺。’還有的人對著革命群眾連叫三聲‘今不如昔’。有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重新上任就說‘我是還鄉團隊長，今天又回來了。’他們為什么膽那么壯、氣那么粗?就是因為黨內那個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公開打出了復辟的旗幟，充當他們的總后臺。就是他公然對一個新上任的省委領導人說：‘你到那里要大膽干，工作上不要怕出亂子，只要人家說你復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他還對另一些領導干部說：‘無非說你是還鄉團嘛!搞復辟倒退嘛，他說他的嘛!不要怕嘛!’‘打倒一次還怕打倒第二次嗎?’這些赤裸裸的語言最明顯不過地表明，這個自稱‘永不翻案’的人，正是去年猖撅一時的翻案復辟活動的組織者、鼓吹者和指揮者。”【老田按：文中未指名的人士有：科技界領導人是指胡耀邦，對著群眾高喊過“今不如昔”的有國防科工委的張愛萍，新上任的省委領導人士指去云南任職第一書記的賈啟允，不要怕說是還鄉團這個話是鄧小平對預備出任四川省第一書記的趙紫陽講的】

　　“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上臺不久也就對廣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開了刀。他大講：造反派中‘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爭權奪利，搞一些不明不白的陰謀詭計、串連等，有了這種人不調出去，就搞不好建設’。又說什么造反派就是‘用派性壓黨’，是‘占著茅坑不拉屎，鬧派性’，‘白專也比他們好’。對于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新干部，他說：‘青年干部提拔太快，效果不太理想’，‘今后提拔干部得矮子爬樓梯，一級一級地來’，對于現存的這類干部一律掛職下放‘到基層鍛煉改造’，甚至說：‘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熱心，三有派性的人，為什么留著他們呢?’在他這樣的號令和煽動下，許多地方、許多單位的革命造反派、青年干部成批地受到各種排擠、打擊、鎮壓，有的甚至被關進牢房，那里的安定團結受到了嚴重的破壞，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老中青三結合的領導班子遭到破壞。”

　　在鄧小平上臺主政之前，最主要的文革演變過程是：各地軍隊干部破壞了革委會并把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為實現此一目的，制造了涉及上千萬人的冤假錯案。

　　針對造反派的平反要求，鄧小平和萬里等人1975年年初選擇徐州作為整頓試點，確立了“右傾翻案風”對于冤案的回應模式——采取更大的鎮壓力度去消弭平反要求。據鄧小平自己承認的數字，徐州這么個小地方，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就有五六千人之多。萬里秉承鄧小平的旨意去徐州鐵路進行整頓時，沒有回應造反派頭頭的平反訴求，而是選擇了抓捕要求平反的造反派頭頭顧炳華，并繼續判處其十年有期徒刑。[15]早在鐵路整頓之前，1月28日鄧小平“在審改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稿時增寫：‘對于少數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干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對嚴重違法亂紀的要給予處分。’三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和毛澤東審定的一九七五年九號文件《關于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16]這個九號文件迅速下發各地，還得到各地官員的過度執行。

　　湖北省委第一書記趙辛初，在1975年6月5日在全省廣播大會上的講話中間，說出自己對九號文件的理解：“貫徹九號文件，‘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敢于抓階級斗爭，敢于同資產階級派性作堅決的斗爭，迅速出現了安定團結、大上快上的大好局面。但是，從全省的情況來看，革命、生產仍然發展不快，表面上雖然比較平靜了，實際上還存在不安定的因素。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省委對中央九號文件精神領會不深，抓得不集中，對階級斗爭抓得不狠，對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打擊不力，對資產階級派性作堅決的斗爭不夠，一句話，太軟了。”應該說，1975年鄧小平提出繼續鎮壓造反派的活動，不再具有挾嫌報復性質，而是積極地追求一種政治上的投機性收益，為此就迫切需要開展鎮壓擴大化的新運動。鄧小平的這一次整頓，當然也不具有任何恢復秩序或者生產的政策內涵，而是試圖結合官場中間普遍的反文革情緒，去建立起自身的代表性和領導權的努力，是追逐“五七一投機收益”的政治安排。　　

　　這是時任湖北省委副書記趙修，依據鄧小平的意圖為執行“九號文件”所做講話的部分內容。

　　1975年另外一個強有力的鎮壓造反派政策出臺，是肇源于浙江的所謂“雙突”問題。在官場中間，譚啟龍可能是最先提出徹底否定文革想法的熱，他1973年就在浙江公開地提出過“要把陳、南、熊主持工作時的問題都倒過來看”。[17]從1972年開始，浙江整飭造反派和“亮相干部”的力度極大，引發較大的沖突和不穩定。

　　由于浙江是周恩來選定的文革試點地區，浙江的狀況是周恩來長期密切關注的，譚啟龍等人的放肆行為，一年內受到周的幾次批評，為此他不得不轉彎子。[18]于1974年在莫干山召開“三全會”(浙江省革委會全體委員會議、杭州市革委會全體委員會議和省軍區全體委員會議)，會上譚啟龍、陳偉達和鐵瑛做深刻檢討，會后開始落實政策，平反在鎮壓造反派時期制造的各種冤假錯案，落實建黨政策并一定程度上恢復革委會中間的造反派席位，這在全國各省區中間都是較為突出的政策實踐，這就是所謂浙江“雙突”問題的由來?！　?/p>

　　據曾任中組部部長的郭玉峰回憶，在解決浙江“雙突”問題，是在鄧小平1975年掌權之后，鄧就此與主管組織工作的紀登奎達成過一致：“中央確定浙江作為整黨試點，由中組部、國務院有關部委組成工作組，赴浙江幫助省委進行整黨。我派王英、袁木等幾位同志參加。不久，鄧小平同志約談紀登奎同志，問他：浙江的問題怎么解決?紀登奎同志回答說有兩條：一是不能把中央內部的矛盾暴露在社會上;二是要保譚啟龍，不然又會層層揪領導干部。重點是解決幾個造反派頭頭的問題。”為了向鄧小平表示自己的積極態度，紀登奎不僅獻計獻策要在浙江把鎮壓造反派進行到底，還主動提出在自己的老窩子河南也率先開展反對“雙突”，因為河南的老干部與造反派合作程度相對較高，前期鎮壓不夠，所以也要搞鎮壓補課，為此，浙江與河南都選定為鎮壓不夠的典型進行優先處理。據河南的老袁回憶，在1975年河南鎮壓補課后，河南的造反派起來批判紀登奎，說他是投降派，據老袁了解，在解決浙江“雙突”問題時，紀登奎給譚啟龍出主意，以后給中央的報告不要寫“中央并轉主席”，按照規矩這樣的報告要送達主席那里，會帶來不確定性，直接抬頭送中共中央，果然，解決浙江雙突問題的報告按照中共中央抬頭上達北京之后，紀登奎以中組部核心黨組名義批準了浙江省委的報告。[19]

　　這樣，就把浙江作為“雙突”問題嚴重的地區，派紀登奎等人去浙江督促解決，逆轉了前期的政策，把平反冤假錯案說成是“打開牢門找左派”，把落實黨建政策和恢復革委會代表席位說成是“突擊入黨、突擊提干”。然后把張永生拿下押送河北勞動改造，把翁森鶴隔離關押隨后判刑直至2005年才假釋出獄(假釋考驗期至2015年)。[20]張永生在河北遵化縣勞改時，被折磨到幾近癱瘓，周建人(文革前是浙江省長，魯迅弟弟)給毛主席寫信反應了這些情況，毛澤東1976年有親筆批示要給張永生落實政策。

　　郭玉峰回憶，當時鄧小平和紀登奎預備把這個經驗向全國推廣，“7月17日，黨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1975)16號文件，轉發浙江省委《關于正確處理突擊發展的黨員和突擊提拔的干部的請示報告》。中央16號文件下發后，揭開了全國整黨工作的序幕。不少單位即開始整黨試點工作。”然后郭玉峰還根據紀登奎的意圖，“起草的《整黨工作指示》草稿的主要精神是：第一，消除派性，增強黨性是思想整純的重點。‘批林批孔’以來，各地幫派力量猖狂，拉山頭，搞串連，違法亂紀，以派壓黨，派性高于一切。這次整黨就是要消除派性，講黨性，講紀律，講團結，恢復黨的傳統作風。第二，徹底糾正違反黨章規定的‘雙突’問題。文件明確規定，對突擊發展的黨員，都要經過一年的實踐考察，具備黨員條件的重新辦理入黨手續，不具備條件的除名，對混入黨內的壞人堅決清除出黨;對突擊提拔的干部，一律要回到‘批林批孔’以前的原單位、原崗位。第三，調整領導班子，選拔黨性強，敢抓工作的領導干部進班子。”“遺憾的是，當我們正在根據紀登奎同志的意見修改這個整黨文件時，形勢就發生了急驟的變化。1975年11月，毛澤東批評劉冰寫給他的一封信，開始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當時，河南洛陽軸承廠的整黨試點尚未結束，就進行不下去了，中組部派的工作組也只好撤回。”應該說，郭玉峰緊跟紀登奎，當時是在竭力落實鄧小平的意圖，在鎮壓造反派方面唯恐落后的，但是到了1979年，卻被胡耀邦硬指為“追隨林彪、四人幫的主要幫兇”而撤職查辦，這讓他感受十分委屈。[21]

　　6、反文革派對于平反冤假錯案的態度

　　武漢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期間，造反派針對1969-1972年前后的過火鎮壓，提出落實中央政策并平反冤假錯案的要求。在最初階段，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在壓力之下，傾向于有所讓步，被關押4年的胡厚民在3月份被釋放。胡厚民出獄之后，針對大量冤案提出“放人、平反、補臺、提干、納新”等五項要求。[22]

　　與此同時，在1974年3月-1975年1月，前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和張迪杰等人，曾經四次去北京上訪，要求中央干預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否定“兩清一批”運動問題。主要的擔心體現在一九七四年署名“漢陽地區一些共產黨員和群眾”的傳單，傳單題目為《給省市領導提幾點意見》，其中的最為擔心的是給造反派落實政策之后，會帶來對保守派的不利影響：“各單位在清查北決揚、五一六時，組織了不少骨干搞專案，內查外調，花費了很大人力和物力，現在全面一風吹，退換材料，賠禮道歉。事實上這些被調查的人，早已知道是哪些人調查了他的材料，哪些人在背后提了他的意見，哪些人寫了他的材料，所以這些人對于專案組骨干，就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如此，不僅沒有消除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原油的隔閡，而是舊恨加新仇，更加仇恨對立面的廣大群眾!……象這樣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使你們省里好表態，市里好表態，各單位軍代表好表態，但是，一個單位的工人，朝夕相處，以后的隔閡怎樣消除呢?這個問題市里領導是否有所考慮呢?”[23]

　　在文革的背景下，冤案受害方提出平反要求，毫不奇怪，制造冤案的參與者有著截然相反的訴求，兩種截然相反的訴求，在文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取舍，鄧小平是有著鮮明態度的：鄧小平小平想要代表或者保護的“每次運動一來都傷害黨團員和有經驗的老工人”——這在現實中間對應著文革期間參與制造冤案的那些保守派，要是給造反派平反昭雪了，造反派不是壞人，那把別人打成反革命的人肯定就是壞人了。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興起之后，造反派組織起來要求平反冤案落實政策，遍及全國各地，在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期間，一些地方包括湖北省有一些平反冤案的政策措施出臺。1975年九號文件下達之后，省市委的態度急劇轉變，不僅停止平反還繼續加大鎮壓力度，造反派拒不接受，繼續在街頭抗議。為此，武漢市委書記王克文與市委書記趙辛初去北京面見中央領導(估計是鄧小平或者李先念)，領導給了30個抓人指標，回漢后在1975年2月抓捕了30人進監獄。[24]這才把造反派的抗議活動，給強制平息下來。

　　在抓人之前，湖北市委和武漢市委的“兩趙一王”(省委書記趙辛初、副書記趙修，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王克文)是傾向于部分回應造反派的要求的，不僅在省委招待所安排造反派頭頭開會見面協商問題，還對造反派的落實政策有所考慮。據王克文回憶錄《丹心照玉宇》披露，1974年毛澤東在官場內部發起“三大講運動”——要求干部公開講如何正確對待自己、如何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要求高級干部做到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群眾，他本人作為市委第一書記帶頭做了檢討，還引導很多干部去做到正確對待造反派和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導致與造反派形成后更多合作與妥協。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傳達下來之后，官場形勢大變，到了文革之后王克文再一次轉過頭去作檢討——說他在“三大講運動”中間的表現是一生中間最喪失黨性原則的表現。[25]

　　鄧小平要求保護好黨團員和勞模等人的積極性，給他們落實政策，對應文革“兩清一批”冤假錯案的事實，這是要求不再考慮造反派的平反訴求，而是要與此前的保守派(特別是其中的專案組成員)搞好關系，繼續把鎮壓造反派的事業進行到底(即所謂“堅決同資產階級派性作斗爭”)。

　　7、周恩來是如何累跨的

　　正是因為遮蔽了官場多數對文革進程以及文革后政治走向的決定性影響，未能恰當地揭示出文革期間相互博弈的政治力量及其所預示的后果，已有的文革史寫作在事件敘述和人物評價方面，有著很大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如果不對文革造就的官場變化及其潛在的投機收益進行恰當評估，就無法對某些基于政治需要而編撰的說法進行甄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周恩來?！　?/p>

　　在后文革時期，周恩來被認為在政治上有用性較高，官方文革史寫作中間刻意把他從文革派中間“摘出來”，說他不過說了一些違心的話、辦了一些違心的事，似乎周恩來原本是與毛澤東有著根本性的不同政見且反對文革的，此種說法缺乏可靠的史實依據。在1966年文革早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出面支持造反派組織起來批判當權派的時期，周恩來接見并表態支持造反派的次數，遠超任何一個文革小組成員。在1968年夏天之后，抑制造反派對于革委會權威的否定，周恩來出面做過很多思想工作，例如出面主持1968年國防冶金工作會議(這些會議都是持續數月的馬拉松式的會議)。1969年九大之后，周恩來還特意把湖北參加省市革委會結合的造反派頭頭接去北京，五次接見談話并做思想工作，要求他們停止反復舊，轉過頭來支持革委會的工作權威，有意見要在革委會內部表達。[26]

　　1975年的8月，經過幾次手術后，周總理對衛士抱怨說“‘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27]結合革委會成立之后的狀況，主要是反文革派的當權派在鎮壓造反派方面不依不饒，使得協調工作總是做不完，周恩來作為中央層次的具體負責人，不得不陷入此種沒完沒了的協調工作中間而難于擺脫。鄧小平掌握權力之后，又以解決浙江“雙突”問題為名，不僅逆轉了周恩來對譚啟龍的批評和譚啟龍據此所做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還進一步加大了對造反派的鎮壓力度，這激起了更多的抗議和不穩定。

　　今天回顧，張春橋和江青預備當烈士的同時，毛澤東和周恩來似乎較為一致地在做向鄧小平移交權力的工作，這在林彪事件之后就已經開始了，結束軍隊支左的同時就安排了鄧小平出山，然后大批地解放文革前的黨政干部，毛澤東為此還彈壓批評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目的都是為鄧小平掌握局面創造條件。不過，當權派的反攻倒算有點不擇手段，導致毛澤東需要通過某種方式表示與其“劃清界限”——1965年毛澤東就說過“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干!”[28]毛澤東把鄧小平弄下去還保留黨籍以觀后效，特意安排沒有軍方背景與深厚資歷的華國鋒出來掛帥，假如華國鋒在毛后時代肯定站不住(這是有可能預先知道的情況)，據此解讀的話，毛對身后事的安排就很有深意了，這似乎是在挖坑坑人，這種安排完全可以看做是預備某個人從后門重新爬上前臺。據后來所知，華國鋒被人邊緣化極其簡單，在政治局內部開了九次生活會對其進行批評之后，華國鋒就自己提出辭職了。

　　周恩來病重住院最后一次與身邊工作人合影之后說：希望你們以后不要在我的臉上打叉叉。[29]這些實事都說明，周恩來在文革期間因為是在毛澤東一邊，支持造反派群眾組織的批判活動，而且也一樣受到當權派多數的憎惡和仇視的，他本人對于自己身后評價的看法也并不樂觀，這個方面與張春橋和江青預備當烈士有著一致性。實際上，在1975年鄧小平領著“四大金剛”翻案時期，張愛萍在國防科工委授意情報所劉毅民，組織多名翻譯專門搜集海外攻擊共產黨領導人的材料，其中就有專門針對周恩來的攻擊文章。[30]只是到了1976年周恩來去世之后，反對文革的高官們才發現周恩來在政治上原本可以派上大用場，這才開始把周恩來與毛澤東和文革切割開來，并給予其正面評價。

　　8、以巨大的鎮壓規模去確立新規則

　　對造反派的眼里鎮壓過程及其巨大的鎮壓規模，不僅是對人們的社會流動機會進行再分配，還以追溯過去罪行為特點完成了規則重塑，現在，不僅批判當權派的錯誤是犯罪和不許可，而且在組織選拔措施和標準方面，也需要實施新的規則了。

　　經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后的“揭批查運動”，先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群眾專政”階段，至1977年年底由胡耀邦擔任組長的“兩案領導小組”成立，開始走出以群眾專政方式鎮壓造反派的模式，建立公檢法機構和黨內的紀檢機構接管鎮壓造反派的職能。

　　依據各地造反派做出的謹慎估計，全國接近2000萬人被鎮壓，其中浙江約400萬人，云南150萬人，是全國受害人數最多的兩個省份，云南層層揪四人幫，一直到農村的生產小隊級別——在每一個生產小隊里都要找出小四人幫來加以鎮壓。這一波空前規模的鎮壓，有前后相繼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揭批查運動，第二階段是公檢法的審判，第三階段是清查三種人，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才最后結束。

　　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開始，最初階段是保守派以“群眾專政”方式展開“揭批查運動”(深揭狠批四人幫、查清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造反派及其造反行動都被視為是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武漢很多造反派頭頭都被百萬雄師抓起來，除了捆綁游街之外，還長期關押審查。直到1977年年底，在中央級別成立胡耀邦擔任組長的“兩案領導小組”，此后開始驅使公檢法這種正式的國家機器來接管鎮壓事務，到此時群眾專政才結束，被保守派管制的造反派頭頭開始移交給公安局看守所關押。1981年中央級別完成對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案件審判之后，各地也隨之在1982-1983年完成對造反派頭頭的審判。在走上審判庭之前，各地造反派頭頭早已經在監獄里面呆了六七年;而審判所依據的1979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對于當時政策和法律不認定為犯罪的行為不看做犯罪。就這樣，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領導了一次世界性的瀆法審判，象胡耀邦和鄧小平等人這樣去應用法律，在人類歷史上應該是空前的新情況。

　　此后，1983年開始的整黨運動結合了所謂“清查三種人”運動，這一次是對那些夠不上審判的造反派頭頭和骨干，進行黨紀處分，手腳比較慢的機構直到1990年代才完成。多數造反派骨干在這一次黨紀整肅過程中間被認定“在文而過期間犯有政治錯誤(或者嚴重政治錯誤)”目的是要把個人文革表現“寫入檔案、永不提拔和重用”。因為各地干部普遍抵制毛澤東提出的“建黨五十字方針”，許多造反派作為青年工人和學生實際上未能入黨，但在清查運動期間卻被黨委里新成立的紀律檢查機構進行審查和處分。

　　作為1980年代“清查三種人”運動的一部分——對造反派尤其是大學生造反派——要對其文革表現記入檔案，在政治上永遠不提拔和重用。

　　“1983年4月23日，中央組織部下發‘中組發[1983]6號文件’《關于‘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4月27-29日，我代表中組部在北京大學留學生賓館，主持北京各高校黨委副書記和組織部長參加的‘記錄在案座談會’。開場白中我說：‘我理解‘記錄在案’就是去年社會上清理文革中有問題的三種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在大學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對面，定性后嚴肅處理;‘記錄’是背對背，青年學生就不處分了，記下來以后留神就行了。’……北大書記提出：‘高干子弟當老紅衛兵的頭頭，是否記錄?’北工大跟著‘敲邊鼓’：‘鼓吹血統論的譚立夫呢?’清華組織部長與我熟悉，也將一軍：‘老閻，你們清華紅衛兵推倒二校門，你朋友賀鵬飛記不記?’……私下向清華領導交底：‘老人家們此舉專為整治批斗他們的造反派，豈能拿自己子弟開刀!成立青干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對付造反派紅衛兵。’……隨后，李銳向秘書口述一份電話稿，讓部辦公廳立即通知北京組織部，并轉發全國各大學——‘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紅衛兵不是造反派，其頭頭不屬于記錄在案范圍。’這與日后陳云對‘北京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的頭頭孔丹來信的批示是一致的——‘這些紅衛兵不屬于‘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31]

　　對于保守派在文革初期的超越政策要求的殺人傷人，乃至于搶劫罪行都不予追究，卻對依據中央號召和政策許可的范圍起來批判當權派的造反派進行法外追究，還動用組織手段進行不公正壓制，李銳等人的做法應該能夠讓當權派感到滿意，卻說服不了普通民眾。李銳等人的這種做法對于政權的合法性損害，是極為嚴重的，這相當于是為了滿足權貴私人利益，而付出損害政權無形資產的代價。

　　在對造反派橫加罪名并記錄在案的同時，文革期間因各種劣跡或者罪行受到群眾批判和組織審定的當權派和保守派，則洗清其一切不良記錄，吉安(當時更名為井岡山專區)地委組織部于1979年寫報告稱：“我部根據省委贛發(1979)12號通知精神，抽調了四名干部，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以來形成的干部檔案材料，進行了一次全面清理，這些材料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各單位和群眾組織亂揪、亂斗、打擊陷害干部并報地區文革領導小組呈批和存底的黑材料;二是‘三查’運動中地革委保衛部專案領導小組整理的材料，是于今年五月七日移交我部的;三是地委審干辦公室移交干部檔案中，存有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材料。這三批檔案材料共計731人，檔案750袋，三大捆，33卷，95份，有的同志其檔案材料多達19袋，重達20斤。被誣陷的干部，既有地、市、縣委領導同志，也有一般干部和職工群眾，材料內容很多，有大字報底稿、揭發材料、反省材料、調查證明、調查報告、審查結論、綜合處分，有被迫寫的自我檢查、交代、認罪等材料;還有運動期間抄家強行拿走的筆記本、書籍、生活照片。這些材料中橫加‘莫須有’的罪名，有‘走資派’、‘三反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分子’、‘老保’、‘壞頭頭’等等。”[32]此種做法遍及全國，目的也是以此去確認群眾監督的無效與非法，由此解除當權派通過文革確立的對群眾監督的惕戒心理。

　　就這樣，通過實施對文革派的過度打擊，同時還對反文革派進行過度保護，共同的特點是把權力收回當權派的手上進行專斷地行使，當權派行使權力時還可以任意擺脫事實、法律和道德的規約。這就是通過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確立的新的政治規矩，這樣的開頭極大地影響到了后續的執政狀況和權力運用規則，二十年后的中國官場中間，已經有高官相當公開地聲稱：司法腐敗是最大的腐敗。

　　空前規模的鎮壓活動，不僅能夠對過去的歷史做出總結并預先消弭反對意見，還能夠起到確立并推廣新規矩的作用。按照奧爾森的經典分析，空前規模的鎮壓活動是把個人承擔的監督成本或者行使批評權的成本顯著提高，達到絕大多數人感到無法接受的那個高度上，然后，就能夠鼓勵更多的人選擇“搭便車”而不是把監督付諸實施了。阿蘭·巴迪歐提到忠誠和飽和兩個概念去討論人們的政治行為，[33]其中忠誠概念可以看做是個人自愿承擔的最高成本，在此成本線以下個人就采取行動而不是搭便車，而飽和則意味著確立人們對于過高成本的恐怖，不再為此愿意付出什么了。文革期間及其后，當權派對于造反派沒完沒了地進行追究和清算，近似于一種人為的飽和策略——這意味著在心理上完成對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的清算。一位武鋼的造反派工人鐘師傅說：我覺得政治太危險了，以后我再也不管他了，要專心學好技術把級別提上去。不幾年，鐘師傅就評上了八級以上鉗工。[34]不止一位造反派有著這樣的痛切感受，不再關心政治，尤其是對干部的濫權閉上嘴巴，變成了新的“理性選擇”。

　　看起來，空前規模的鎮壓活動，除了能夠短期內貢獻“五七一投機收益”底定領導權之外，還能夠幫助確立貝特蘭所稱“工廠專制主義”改革的實施條件。而鄧小平設計的“大政策”就是要把管理權集中于干部手里，還要在這個基礎上推行“一把手負責制”此種大幅度集權的改革，如果沒有被管理者的積極脅從或者消極認同，是很難完成和實施的。而空前規模的對造反派的鎮壓，近乎在每一個人身邊都讓你體驗到“殺雞嚇猴”的效果——任何批評當權派的行為都會被追究、最終不會有好下場的。因此，鎮壓造反派為新的集權改革，預備了較為穩妥的國民心理基礎。

　　[1]對武漢新派工人組織一號頭頭吳焱金的訪談，2002年5月

　　[2] 對顧建棠的訪談，2004年7月

　　[3]《陳再道的口頭檢查》，1967年12月1日，網址：http://www.71.cn/2012/0410/614836.shtml

　　[4] 對老李的訪談，2011年9月

　　[5]參閱湖北省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在湖北的八十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

　　[6]張云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112-123頁

　　[7]丁凱文：論文革期間的軍委辦事組(上)，載電子刊物《華夏文摘》增刊第八四九期，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8]毛澤東：827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1968年武漢，第324頁

　　[9]鄧禮峰：人民解放軍的“三支兩軍”，載郭德洪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十年風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9頁

　　[10]丁凱文：論文革期間的軍委辦事組(上)，載電子刊物《華夏文摘》增刊第八四九期，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11]對前陜西省革委會副主任顧鳳鳴的訪談，2008年5月

　　[12]對老李的訪談，2013年7月

　　[13]參閱《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14]對周總理聯絡員老李的訪問，2004年于南昌

　　[15]對于鐵路整頓的文獻與簡要梳理，參見《大剩、老田：毛澤東說鄧小平“會反修正主義”，這是真的嗎?》，網址：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lishi/2016/01/357885.html

　　[16] 冷溶、汪作玲主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2頁

　　[17]譚啟龍和陳偉達在三全會上的檢討書，打印件

　　[18]在1974年的檢討中間，譚啟龍說是受到周總理兩次批評后才轉彎子的——分別是在十大會議期間和陪法國總統蓬皮杜到杭州時，文革后出版的《譚啟龍回憶錄》中間，則說是受到王洪文的壓力。

　　[19]對老袁的幾次的訪問，2003、2005年

　　[20]對李顯通、張永生和翁森鶴的訪談，2005年8月

　　[21]郭玉峰對在中央組織部工作十年的回憶，原載《我的丈夫郭玉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另見網址：http://wg516.tk/read.php?tid=29747&keyword=%B9%F9%D3%F1%B7%E5

　　[22]《烈火·永生——懷念胡厚民》2002年，自印本

　　[23]張迪杰：《崢嶸歲月——回憶武漢“百萬雄師”》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5年，第120-122、136-140頁

　　[24]參見王克文等：《丹心照玉宇》武漢出版社1994年

　　[25]同上

　　[26]對楊道遠、吳焱金等人的訪談，2004年

　　[27]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第431頁

　　[28]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396頁

　　[29]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75年7月1日，周“與部分身邊工作人員合影后說：我這是最后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后不要在我臉上打‘××’。”

　　[30]“1975年，張愛萍背了組織布置劉毅民從進口反動報刊搜集中央領導黑材料，并說切勿外傳。劉毅民背了黨組，組織10多名多種語種外文翻譯人員，搜集了10多篇內容十分反動的惡毒攻擊、誹謗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并報告了張愛萍。張手諭劉繼續搜集，再次囑切勿外傳。”參見：《惲云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網址：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history/2015-10-11/97910.html

　　[31]閻淮：紅衛兵頭頭“記錄在案”，載華夏文摘增刊第一○九五期(zk1709c)，(二○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出版)，網址：http://museums.cnd.org/CR/ZK17/cr927.gb.html

　　[32] 中共井岡山地委組織部：《關于要求批準銷毀文化大革命期間形成的干部檔案材料的報告》(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載《吉安地區志》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920頁

　　[33]劉勝坤 薛君彥 賈麗珍 等譯：《革命與馬克思主義——阿蘭·巴迪烏訪談》，載《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11期

　　[34]對鐘錫鋼師傅的訪問，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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