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至114問楊繼繩：“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嗎等三篇
112問楊繼繩：“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嗎
《墓碑·前言》：“農民懷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干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里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么叫坐殿?’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的。”
為了坐實毛主席是皇帝，以收到妖魔化毛主席的最佳效果，楊繼繩硬是挖空心思把話把兒拉長了好幾里!來了一個故事新編后，又轉彎抹角的說了老半天，便正式說起了毛主席當“皇帝”：
“中華人民共和國沿襲秦始皇構筑的權力‘金字塔’。在其頂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一個議事機構。毛澤東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實際上處于一種類似帝王的位置。毛澤東除了黨的領袖、國家主席以外，還身兼軍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強大的武力威懾力量。‘金字塔’頂端的其他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地位。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政。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領袖，實際是中國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
中國最后一個皇帝不是袁世凱，而是毛澤東。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歷代皇帝更加強大，統治更加嚴密。歷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樣說“朕即國家”，毛澤東的權限遠遠超過了他們，他可以說“朕即社會”。在毛澤東以下的各級領導機關，主要領導人都是毛澤東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領導范圍內像毛澤東一樣行使權威。他們也是一個個土皇帝。
什么是皇帝?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的流行釋義在網上已有人考證出是誤解，但是，用它的“誤解義”來表示實行家天下的皇帝卻是非常中肯的——即國家的一切都屬于皇帝所有!可是，毛主席終其一生，在金錢物質方面，屬于他自己所有的，僅有500多塊錢!
毛澤東是皇帝嗎?你楊繼繩何不也去“調查”一下地底下那成千上萬的皇帝(包括總統)，問他們有誰沒給子孫后代留下一分錢!
據毛主席的管家吳連登回憶：毛主席在臨終前只剩下500多塊錢，這就是全部積蓄。毛主席沒有給子女留下一塊錢、一間房子，一畝地。他教育他們自食其力，全心全意好好為人民服務，不允許他們享受不應該享受的待遇。在中國任何一家銀行，毛主席沒有一分錢存款，就連辛苦筆耕所獲的124萬元稿費，也全部交給了國家。
這就是你惡毒攻訐的“皇帝”——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
113問楊繼繩：這個毛澤東能算是皇帝嗎
《墓碑·前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沿襲秦始皇構筑的權力‘金字塔’。在其頂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一個議事機構。毛澤東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實際上處于一種類似帝王的位置。毛澤東除了黨的領袖、國家主席以外，還身兼軍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強大的武力威懾力量。‘金字塔’頂端的其他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地位。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政。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領袖，實際是中國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
《墓碑·前言》：
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個“范”，即澆鑄鑄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樣堅硬的金屬，只要融化成液體注入這個模型里，出來都是一個樣子。不管什么人進入極權制度這個模型，出來都是兩個背靠背的連體人：專制者和奴隸的連體，即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在上級面前是奴隸。毛澤東是這個模型的制造者之一(嚴格說來他是專制模型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這個模型。在這個制度框架中，毛澤東行為有其自覺性也有他的無奈。任何人無力與這個制度抗爭，毛澤東也不例外。他雖然較早地發現了1958年的問題，也下達過種種糾正的指示，但無濟于事。按照當時理想的邏輯，在當時的制度框架下，現在看來十分荒唐的事，在當時都是合理的，是順理成章的。
上面的兩段話都是從楊繼繩嘴里說出來的。只要稍微留意，便會發覺，它們是互為矛盾的。
前面一段是詆毀毛主席的。為了把毛主席誣蔑成中國權力最大的皇帝，楊繼繩用了“他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實際上處于一種類似帝王的位置”以及其他人對他“亦步亦趨，誠惶誠恐”等極端言語。
后面一段是詆毀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為了把這個制度誣蔑成專制的極權制度，楊繼繩又用“任何人無力與這個制度抗爭”，剝奪了“權力最大的皇帝”的“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那些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的人，如今連毛澤東“種種糾正的指示”也不賣賬了!這個“個人專政”的毛澤東，如今反被極權制度專政了!
請問楊繼繩：不“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這個毛澤東能算是皇帝嗎!
請問楊繼繩：李井泉敢于公開向他開頂風船，這個毛澤東能算是皇帝嗎!(108問)
請問楊繼繩：吳芝圃敢于公開與他對著干，這個毛澤東能算是皇帝嗎!(109問)
請問楊繼繩：連一個潘復生也保護不了，這個毛澤東能算是皇帝嗎!(110問)
請問楊繼繩：連對吳芝圃的處理也不知情，這個毛澤東能算是皇帝嗎!(111問)
114問楊繼繩： “毛澤東儼然以帝王自居”嗎
楊繼繩一時說“毛澤東實際是中國最后一位皇帝”，一時又說“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這是兩個肯定句式，肯定了毛澤東是皇帝。
可是，過了一會，他又說“毛澤東實際上處于一種類似帝王的位置”。這話實際是一個否定句，否定了“毛澤東是皇帝”。因為“類似帝王的位置”并不是“帝王的位置”。
又過一會，他又有新的說法。他說：
“毛澤東身處高位以后，在中國王權文化傳統浸潤中，在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框架里，把早年自己曾宣揚的民主拋到九霄云外，儼然以帝王自居。”(《墓碑·26章、大饑荒的制度背景·一、》)
“儼然以帝王自居”的“儼然”可以作“明顯”解釋。可是，再明顯的“以帝王自居”也不等于就是帝王。此語實際也否定了“毛澤東是皇帝”。
這些不是此篇要說的內容，從中卻可以看出楊繼繩的言無定準，隨口亂道。
本篇要問楊繼繩的是，憑什么認定“毛澤東儼然以帝王自居”?
楊繼繩給出了三個“證據”：
一、《墓碑》：“2000年的一天，曾任毛澤東的秘書的李銳，在與他的老朋友在一個飯桌上(當時本書作者也在這個飯桌上)說，在延安，毛澤東曾戲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師哲按照書本知識說了個一二三，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其實是一樣的!’”
此說不堪一駁。
首先，李銳的“毛澤東秘書”身份就是假的(115問將作專述)。僅憑這一點，一個冒牌的假秘書提供的證據就很難叫人相信是真的!其次，既是“戲問”，應該不是公事場合，屬二人私下閑聊，李銳從何得知?其三，師哲也是文人，有能回憶的口，也有會寫字的手，如此重要的信息，他能不透露!楊繼繩為何不從師哲那里拿“一手貨”，卻要通過飯局上的“毛澤東秘書”轉口轉手?其四，像李銳、楊繼繩這樣的反毛者，借飯局毀毛，有什么昧心的話說不出來的，能當得真嗎!
二、《墓碑》：“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節的口號中，最后兩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審定時，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毛主席萬歲!’這個幾億人呼喊了幾十年的口號竟然是毛澤東自己要別人喊的。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其實也好理解：要‘君臨天下’就得有人山呼萬歲，在專制社會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此說，經張素華等人證實，是一個天大的謊言。不再贅述。(106、107問)
三、《墓碑》：“法國大作家兼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曾在1972年向身為美國總統的尼克松介紹毛澤東：‘有一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后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
這是美國總統尼克松回憶的馬爾羅回憶。馬爾羅的話有多大的可信度?說句不中聽的話，他連自己的身世也造假!
看了他給尼克松說的“有一次我問他……”這句話后，讀者一定會作“其中有一次”理解，以為此人定是經常與毛主席見面的老朋友了。殊不知他的“(其中)有一次”其實是“僅有的一次”!
1965年馬爾羅訪問中國，與毛主席會見的時間約莫半小時，而且并非單獨會見，還有劉少奇和法國駐華大使在場。可是，就這么短時間內的幾句寒喧客套話，卻被他寫成了一部篇幅長達85頁的好像是兩位革命巨人兼哲學家海闊天空暢談的《反回憶錄》。好在他寫的不是《回憶錄》而是《反回憶錄》。什么叫“反回憶錄”?我的理解就是《“空氣球”回憶錄》，除了一層“球皮”，里面填充的全是空氣!85頁的篇幅啊。偌大一個“氣球”，天知道他注進了多少空氣!(請參看下附摘文)
可笑楊繼繩，挖空心思作出的“毛澤東儼然以帝王自居”的結論，就是用這樣幾個“證據”支撐起來的，三證無一成正!
摘文（百度安德烈·馬爾羅）
馬爾羅在1930年以前在中國領土(還在外國統治下)僅有的一次逗留。他憑此得到的印象，寫出了人稱有關中國革命三部曲的前兩部：《西方的誘惑》(1926)和《征服者》(1928)
1933年《人的命運》(又譯《人的狀況》或《人的處境》)出版后，馬爾羅在西歐被看作是“曾經參加過中國革命的人”。當時歐亞兩洲交通不便，信息不靈，沒有人對馬爾羅在遙遠的印度支那做些什么表示懷疑。1928年《征服者》在德國出版德譯本，附有顯然是作者自撰的傳略：“生于巴黎。1923年受殖民地部委派赴柬埔寨、退羅考古發掘。1924年安南青年黨領導成員。1924~1925年，國民黨駐交趾支那委員。1925年鮑羅廷領導的國民黨起義指揮部宣傳委員。”一位研究馬爾羅生平的作家說：“天才作家有創作的一切權利，是不是也有創作自己身世的權利?”
1937年，處于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在《工人斗爭》一文中，責備馬爾羅為中國國民黨服務，是國民黨扼殺中國革命的罪魁禍首之一。法國共產黨理論家羅杰?加羅迪撰文說：“廣州起義即使不是挑釁，至少是輕舉妄動，導致工人階級遭到屠殺，這要歸罪于他(馬爾羅)。”半世紀來，馬爾羅寧可背這個“黑鍋”，也不愿用“不在現場”為自己輕松平反，任憑別人在他的歷史上涂抹傳奇的色彩。
歷年來記者采訪和新聞發布會上，多少次有人對他說：“當您在中國戰斗時……”從來聽不到馬爾羅對此作出否認的表示。“神秘化”工作中走得最遠的是后來當上法國總統的喬治·蓬皮杜教授，根據他的考證，馬爾羅有四年時間(1923~1927)是在亞洲度過的，“起初跟蔣介石，后來跟共產黨并肩作戰”。到了1967年，意大利電臺的一名記者再問起他在亞洲的經歷，那時人們對他這段歷史有很多懷疑，馬爾羅方才松口說：“請注意，那時候馬爾羅的亞洲不是中國，而是印度支那。”確實，《征服者》和《人的命運》這兩部書無論從主題和內容來說，都是與當時的中國現實不相符合。對亞洲和中國素有研究的法國學者說，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力，馬爾羅把印度支那的故事移到了宜于波瀾壯闊演出的中國舞臺。他從西貢和堤岸的經驗出發描寫廣州和上海，把卡蒂納大街的走私販子說成是外灘的冒險家，把湄公河三角洲和西貢港口的社會動蕩改編為上海街頭的工人起義。就像走進巴黎越南人開的中國餐館，以為吃到了中國菜，《人的命運》在不了解亞洲的法國人眼中寫得非常地道精彩，還在1933年獲得了龔古爾文學獎。
馬爾羅在西方人心目中曾是個中國革命的參與者。《人的命運》這部小說以1927年3月上海工人起義為背景，其中一名主角叫Kyo，中譯本又譯成“周”，附和者說是影射周恩來。實際上馬爾羅到過中國僅有3次，第1次是上文提到的1925年8月在外國統治下的香港和澳門逗留4、5天;第2次他周游世界，時間在1931年5~12月，中途曾在廣州、上海、北京3個城市游覽后來又去了哈爾濱和滿洲里。沒有留下多少關于他訪問廣州和上海的記錄。第3次是1965年夏天，馬爾羅作為戴高樂總統的特使訪問北京。訪問中他會見了毛澤東。
這次會見約半個小時，并有劉少奇在場。陪同馬爾羅的有法駐華大使呂西安·佩耶。泛泛交換了幾句外交官套，話題還沒有深入就匆匆結束。關于這次會見共有兩份記錄，1份是中方譯員的現場記錄。“文化大革命”中外交部受到沖擊，于是記錄流傳在外。1份是法國外交部的正式文本。按照法國政府慣例，這類會談記錄須交當事人審閱后才歸檔。法國外交部辦事官員把記錄交給馬爾羅，馬爾羅只是簡單地說了一句：“我會補充的。”后來他進行了補充沒有不知道。補充后的文本反正沒有公布。然而在他的《反回憶錄》(1967)中，用了85頁的篇幅夾敘夾議，論古道今，寫成了像本世紀兩位革命巨人兼哲學家海闊天空的暢談。對于有一定想像力的作家來說，渲染不是一件難事。但是馬爾羅在虛構的不是小說，而是紀實。
1968年10月《紐約時報》記者亨利·塔姆在采訪中問起《反回憶錄》中這一段事，怎么跟其他外交官提供的證詞有這樣大的差別，馬爾羅說：“我去看毛是為了國家利益。我們是一個代表團……我們只兩個人的時候，才是推心置腹、開誠相見的時刻……他要回顧過去……他有意讓官員們都走在前面……保持一段距離，我和他還有他的女譯員在一起。談話時他不說普通話，他說湖南話，女譯員既能譯普通話也能譯湖南話……”馬爾羅接著又說：“把法國外交部和中國外交部的打字稿拿來對照，大家還是覺得我的文本非常接近的……當然我進行了一些加工處理……”他的一名女性崇拜者對他提起《反回憶錄》時非常虔誠：“大師，只是有一點欠缺，毛澤東的談話口氣太像馬爾羅了。”
波伏瓦在自傳體作品《回顧》中說到馬爾羅，“望著一樣東西，老老實實說出看到了什么，這種做法對他來說太沒意思了，他不會這樣談，他必須再想到另一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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