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抗大”講哲學

　　延安時期，為了宣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親自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講哲學課。毛澤東講課旁征博引、幽默風趣，深受學生歡迎，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他們請我講課，我也愿意去當教員”　　

　　“抗大”是我們黨在延安時期創(chuàng)辦的20多所高校中最負盛名的一所大學。毛澤東特別重視“抗大”，親自擔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為“抗大”制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的教育方針和“團結(jié)、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還多次到“抗大”講哲學課和作形勢報告。1937年4月至8月，毛澤東為了給“抗大”學員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專門撰寫了講授提綱《辯證法唯物論》，后來成為《實踐論》和《矛盾論》的主要部分。20多年后的1960年，毛澤東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興奮地回憶起他在“抗大”當哲學教師的情況：“寫《實踐論》《矛盾論》，是為了給抗大講課。他們請我講課，我也愿意去當教員。去講課，可以總結(jié)革命的經(jīng)驗。”1965年1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斯諾談到《矛盾論》的時候又回憶道：“他們強迫我去講課，我沒有辦法。這是寫的講義的一部分。花了幾個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總結(jié)中國革命的經(jīng)驗，每天晚上寫，白天睡覺。講課只講了兩個鐘頭。我講課的時候，不準他們看書，也不準他們做筆記，我把講義的大意講了一下。”

　　毛澤東在“抗大”上哲學課，是因為哲學是屬于世界觀和方法論范疇，唯物辯證法是最正確最革命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無產(chǎn)階級獲得解放的精神武器。正如毛澤東所指出：“主觀主義與機械觀這兩種錯誤的理論與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員中間存在著，因此常常引導干部人員違反馬克思主義，在革命運動中走入歧途。要避免與糾正這種缺點，只有自覺地研究與了解辯證法唯物論，把自己的頭腦重新武裝起來。”“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們首先是干部，都應用心地研究辯證法。”《實踐論》和《矛盾論》是唯物辯證法的主要部分，是毛澤東為了從哲學上總結(jié)第一、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的經(jīng)驗教訓，揭露黨內(nèi)的主觀主義、特別是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而寫的，都是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哲學依據(jù)的，最終都是為解決中國革命斗爭的實踐服務的。毛澤東的這兩篇演講，既是對“抗大”廣大師生進行的一次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教育，也是一次黨的思想路線教育，“奠定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的基礎”。

　　“以通俗的語言，講親切的經(jīng)驗”

　　毛澤東早年曾在培養(yǎng)小學教員的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學習，可以說具備了作為一名教師的基本職業(yè)素養(yǎng)。為了提高課堂的教學效果，增強對學生的吸引力，毛澤東十分注重教學方法，倡導和堅持“啟發(fā)式”教學。毛澤東在“抗大”上哲學課時，通常只帶一個簡明扼要的提綱，運用從近到遠，從局部到整體，從具體到抽象等具體方法，循循善誘，引導學員了解新的知識。講完提綱上的問題后，毛澤東還允許學員寫條子提問題，并隨即予以解答，因而課堂氣氛十分活躍。毛澤東后來回憶說：“我過去在抗大講課的時候，就是把講稿發(fā)給學員，我只講30分鐘，讓學員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問題，教員解答。”在毛澤東的指導和影響下，“抗大”講課的基本方式有了飛躍：先講必要的前提，然后才來發(fā)問，把大問題分成若干小問題，每個問題中有著一定的聯(lián)系，使聽課者從問題的各個側(cè)面，了解到問題的全面，從問題的發(fā)展過程中了解到問題發(fā)展的規(guī)律與法則。

　　毛澤東在“抗大”上哲學課時，堅持理論聯(lián)系實際，不僅將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jié)合起來，與當時國際國內(nèi)形勢聯(lián)系起來，將革命斗爭實踐中產(chǎn)生的最新的理論成果及時地充實到教學內(nèi)容中，而且用實際生活中豐富多彩的事例來論證自己的觀點。毛澤東嚴肅批評了當時根據(jù)地學校教育中存在的“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jīng)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jīng)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shù)”的做法，強調(diào)：“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毛澤東還提出要根據(jù)學生的情況來講課，“教員不根據(jù)學生要求學什么東西，全憑自己教，這個方法是不行的”。在“抗大”上哲學課時，每次都是半天時間，中間休息20分鐘。毛澤東往往利用休息時間找學員拉話，了解學員來延安以前在各地區(qū)的情況，同時也征求大家對他講課的意見，因而毛澤東講課始終聯(lián)系抗戰(zhàn)和學生的實際，既具有時效性，也很接地氣。

　　哲學是比較抽象的，很多人認為唯物辯證法是“深奧難懂”“一般人沒有學會的可能”，在“抗大”這樣的背景下講好哲學也是比較困難的。為了使學員能夠聽懂、接受哲學，毛澤東講課時語言幽默，簡潔明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他曾指出：“辯證法之所以使人覺得困難，是因為沒有善于講解的辯證法書”“所謂善于講解的書，在于以通俗的語言，講親切的經(jīng)驗”。例如，毛澤東在講《矛盾論》時，為了說明“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nèi)因是變化的根據(jù)，外因通過內(nèi)因而起作用”這個論點，他舉了雞蛋因得適當?shù)臏囟榷兓癁殡u子，而溫度不能使石頭變?yōu)殡u子的例子。在講《實踐論》時，舉了一個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的例子，來說明要獲得真知，就得參加變革現(xiàn)實的道理。

　　“毛主席的話，講到我們心窩里去了”

　　為了上好哲學課，毛澤東在備課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起初，不少人都以為，像毛澤東這樣的大學問家，給大家講課還用準備嗎?事實并非如此。毛澤東每一次講課，都是認真準備的。他常說，共產(chǎn)黨人最講究“認真”二字。為了準備上課，毛澤東常常要用幾天幾夜的時間精心閱讀許多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其他著作，并寫了幾萬字的批注。毛澤東曾幽默地說：“我折本了。我花了四夜三天的時間，才準備好了講課提綱，講矛盾統(tǒng)一法則，哪知只半天就講完了。豈不折本了嗎?”

　　正因為毛澤東精心備課，準備充分，上課時深入淺出，形式多樣，語言生動風趣，才受到學生的歡迎，取得了顯著的教學效果。“抗大”許多當年聽課學員的共同反映是：“聽毛澤東講課是一種精神享受”“他的語言、思想、風采，像陽光沐浴著我們，像春風吹拂著我們火熱的心”“主席講哲學深入淺出，講得非常生動、活潑、有趣，許多聽眾不斷發(fā)出笑聲，有時則哄堂大笑”“毛主席的話，講到我們心窩里去了”。當時“抗大”學員來源復雜，文化層次不一，思想基礎、覺悟程度、文化水平參差不齊，但聽了毛澤東講的哲學課，“工人、農(nóng)民、兵士、老太婆們聽了他的講話不以為深;大學教授，文人，學士聽了不以為淺”，吸引著每一個人。

　　“抗大”許多學員還清楚記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毛澤東講到我們有的指揮員，對情況不加分析，別人一鼓動就來了勁，結(jié)果事與愿違，成了魯莽家。有的人越聽越感到，毛澤東講的像自己曾指揮過的一次失利的戰(zhàn)況，于是，一個學員沒等毛澤東講完，就站起來說：主席講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魯莽的毛病。接著，又—個學員說，不!主席講的是我。從此，“不當魯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抗大學員的座右銘。由此可見毛澤東講哲學課的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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