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倫理思想的中國特色與方法選擇

　　毛澤東倫理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邏輯起點與進程，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剝削階級統治的舊政權和反對外敵入侵的革命斗爭，大體上是同步的。它是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中國化的代表性成果，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基于為中國勞苦大眾翻身求解放而追求真理的結晶。這決定毛澤東倫理思想必然是圍繞政治上解決中國問題和重塑中國精神而展開的，富含政治的倫理與道德主張，具有十分鮮明的中國特色與方法智慧。

　　一、基于中國道德國情抒發救國救民的倫理情懷

　　歷史地看，道德是民族范疇，因而也是國情范疇，是一種國情或國情的組成部分。黑格爾認為：“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整體、民族的倫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風俗。甚至民族的科學、藝術和機械的技術都帶有民族精神的標記。”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批評杜林唯心史觀道德論時指出：“善惡觀念從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變更得這樣厲害，以至它們常常是相互直接矛盾的”，“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正因如此，歷史上每一種倫理思想的創建和發展都與思想者對其所在國家當時代道德國情的認知有關，不同之處僅在于自覺程度和思想水準存在差距。

　　毛澤東出生在一個普通農民家庭，自幼就目睹中國小農經濟社會的國情特別是道德國情，并在伴隨成長的大量閱讀中對此有了知性了解。這促使他在青年時期就確立了救國救民的道義立場和倫理情懷，也影響到他后來接受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倫理觀所表現出來的中國方式和中國風格，直至影響到他作為領袖人物對解決中國問題之方案的方法選擇。這可以從他早年詩詞《沁園春·長沙》《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等所抒發的政治倫理情懷，特別是他早期針砭和討伐舊制度的戰斗檄文《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報告》中的實證研究所表達的政治倫理思想中，看得很清楚。

　　高度重視了解“中國情況”，是毛澤東倫理思想的一大特色。毛澤東在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整個過程中，一直高度重視親身做實地調查研究，告誡黨和軍隊內的領導同志要了解“中國情況”。他親自做過尋烏調查、長崗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著名的實地考察，并撰寫能夠深刻說明問題的調查報告。尋烏調查報告近九萬字，十分詳盡地敘述了當時鄉村的倫理道德問題。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結論報告《反對本本主義》中，強調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后來，在《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他又進一步提出要反對調查中存在的形式主義問題，說：調查要有“正確的價值”“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強調調查是為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有助于解決中國革命面臨的真實問題。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尖銳地批評道：“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許多巡視員，許多游擊隊的領導者，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這種純主觀地‘瞎說一頓’，實在是最可惡沒有的。他一定要弄壞事情，一定要失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后來，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又強調指出：“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這種立足中國道德國情、富含道義精神的思想主張和理論觀點，在《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重要篇章中得到更為充分的闡釋。不難理解，毛澤東倫理思想這種鮮明的中國特色，與毛澤東遵循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原則是直接相關的。

　　毛澤東立足中國道德國情闡發他的倫理道德觀，并不排斥西方倫理文化和道德學說，而是采取“為我所用”的有選擇吸收的方法。現收入《毛澤東早期文稿》的《〈倫理學原理〉的批注》，一萬多字，是他1917年至1918年期間聽楊昌濟授課在教材上寫的批語，說明它是個首度重視研讀西方的倫理學著述。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自己的方法觀念作了完整的表述，說道：“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美國學者羅伯特·斯卡拉皮諾在其《年輕的革命者——毛澤東的成長》一文中說：毛澤東雖然“很早接觸西方思想，但卻深深受中國素有的那種人道主義的古典傳統的影響”，“由于他個人的經歷和生活方式——特別是那種執著而強烈的鄉土觀念——使得他和那些高度西化的同胞產生了隔閡。”立足中國道德國情抒發倫理情懷和道德主張，使得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締造者之一具有必然性。

　　值得注意的，正是基于中國當時代的道德國情，為謀求勞苦大眾謀求翻身解放的博大倫理情懷，才促成毛澤東形成注重“眼睛向下”的調查研究，養成了毛澤東注重實事求是和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維方式和領導作風，最終升華為毛澤東在《實踐論》中系統闡發的辯證唯物論的實踐觀。

　　二、傳承中國傳統道德推崇倫理共同體的精神

　　歷史地看，道德作為一種國情具有繼承性，這使得如何傳承優良的傳統道德文化成為每個時代倫理思想創新的基礎性課題。毛澤東倫理思想的中國特色和方法選擇充分體現了這種理論自覺。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毛澤東倫理思想在傳承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方面，特別值得今人關注的是注重傳承中國傳統道德的倫理共同體精神。

　　眾所周知，中國國學的核心是傳統儒學，傳統儒學的核心是經學，經學的主體是儒家道德，而儒家道德的核心則是“仁”，即“愛人”。孔孟圍繞“仁”，從四個層面敘述了他們的道德學說和主張。第一個層面是家庭道德，推崇“家和萬事興”。第二層面是社會公德，推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禮尚往來”之“禮儀之邦”。第三層面是國家道德，推崇“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的安寧社稷。第四層面是“國際”道德，主張“親仁善鄰”，重視建立“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的“國際關系”。概觀四個層面道德主張的倫理價值取向，就是要在“人心所向”的意義上建構“天下歸仁”、“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毫無疑問，在封建專制制度下，所謂“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不過是“大一統”的“家天下”，存在如同馬克思指出的“虛幻共同體”那樣的性質。然而，正是這種道德烏托邦的倫理共同體精神，扼制和淡化了專制統治者狹隘的“家本位”意識，催生了一批“名君”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臣”，在“心照不宣”和“心心相印”、“同心同德”和“齊心協力”之“人心所向”的倫理共同體的意義上，培育了世代中國人“大一統”的國家觀念和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并以此為須臾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園。

　　縱觀毛澤東關涉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著述，可以看出他深得儒家道德的這種基本理念和核心義理。始終注重用整體性的倫理思維方式和價值觀，認識和把握中國革命進程中的道德問題。

　　首先，視人民群眾整體為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強調“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為此，要關注民生和民情，堅持群眾觀點，走群眾路線。他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明確要求：“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不難理解，這些道德要求的倫理價值取向，與中國傳統道德推崇“眾星共之”的政治倫理共同體祈望是一脈相承的。它在“思想的社會關系”的層面上，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三大作風之一的群眾路線的倫理基礎。

　　其次，主張最廣泛地“動員起來”和“組織起來”，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5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中提出“以抗日為目的”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世界的和平陣線相結合的任務”。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標志是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盧溝橋事變”后，毛澤東在其撰寫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的宣傳提綱中，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倫理共同體思想，具體分解為“全國軍事的總動員”、“軍隊和人民團結一致”、“全國人民的總動員”，直至“聯合朝鮮和日本國內的工農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道德主張。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強調指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鍵是要動員和組織廣大人民群眾：“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要勝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然而一切這些，離不開動員老百姓。”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十分重視共產黨和革命隊伍內部的倫理共同體建設，強調“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這些道德要求，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等典型的倫理思想著作中都有生動而又深刻的闡發。如他在《為人民服務》中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顯而易見，毛澤東提出這些道德主張和要求，都是為了在“同心同德”和“齊心協力”的意義上建構適應開展對敵斗爭需要的政治倫理關系。在革命戰爭年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傳承中國傳統倫理共同體精神的典范。

　　最后，強調人民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具有根本性的倫理意義。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要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如何對待犯了錯誤的人)”，以及“中國和外國的關系”等。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他強調指出：“我們的國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同時，他又在分清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前提下，著重分析和論述了產生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性及方針和政策，強調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適當批評達到新的團結的重要性。

　　從毛澤東倫理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實際過程來看，其傳承中國傳統倫理共同體精神的這種中國特色與方法選擇，經歷了一個由唯心史觀向唯物史觀轉變的過程。青年毛澤東在沒有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觀、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是一位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堅決地站在反封建專制統治及其舊文化的立場上。這期間，他曾“把個人的價值放在最高的位置，同時又強調實行民權和民主之于根除封建專制強權傳統的重要性。他說，在一切價值中，“個人的價值最大，‘個人有無上之價值’，‘個人之價值大于宇宙之價值’”。他認為，個人價值決定團體、社會、國家及整個世界的價值”。認為“各種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毛澤東傳承中國傳統道德價值取向的倫理共同體精神，表明他在倫理思維方面已經選擇了唯物史觀的科學方法論，與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受國內外環境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毛澤東在看待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差別和矛盾問題上，出現了片面性，擴大了階級斗爭，輕視以至忽視了傳承中國傳統倫理共同體精神，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文革”那場災難最大的損失，就是毀損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相依為命的倫理共同體的精神家園。

　　三、在批判“中國式”舊道德中倡導和培育新道德

　　在傳承中國傳統道德推崇倫理共同體精神之優秀品質的同時，反對中國傳統的舊道德觀念，堅決與之開展不調和的思想斗爭，并在這種過程中培育適應開展革命斗爭和建設新中國之客觀要求的新道德，是毛澤東倫理思想又一中國特色與方法選擇。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強調要用辯證分析的方法看待包括道德文化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提出“不破不立”的文化建設方略。他說：“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一切新的東西都是從艱苦斗爭中鍛煉出來的。新文化也是這樣，二十年中有三個曲折，走了一個“之”字，一切好的壞西都考驗出來了”;一切本性屬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文化的腐朽文化都應被打倒，“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毛澤東早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求學期間，就萌發了要用哲學和倫理學之“大本大源”精神改造社會和“民心”的倫理認知。他在1917年8月13日寫給黎錦熙的一封長信中說道：中國之所以那樣落后，是因為“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潔，遍地皆污。”要改變這種落后狀況，就必須依靠大哲學家和大倫理學家改造中國的哲學和倫理學，再把經過改造的哲學和倫理學普及到國民之中去。

　　這種基于哲學大視野闡發倫理學社會功能的認知，促使毛澤東倫理思想在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在初始意義上就具備了糾正和改造“中國式”舊道德和培育新道德的中國特色。

　　在封建社會“現實基礎”上形成的封建社會道德，內含三種基本成分。第一種，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自然而然”形成的“倫理觀念”，以“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為基本特征，其道德選擇的正向價值是自食其力和艱苦奮斗，負向價值則是自私自利和自由散漫。第二種，是上文述及的儒家道德及其價值取向的倫理共同體精神，它是因由糾正小農“倫理觀念”的負向價值之客觀要求而創生的封建國家的道德意識形態。第三種，既不屬于小生產者的道德，也不屬于受儒家道德教化而成的士大夫的道德，而是儒家道德在其社會化和世俗化過程中形成的“變異道德”，如違背“大一統”倫理共同體要求的割據分權意識和家族觀念、只徇私情而不問道德原則的行幫習氣和哥們義氣等，它們都是毛澤東當年痛感造成中國落后的“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的“中國式”舊道德的典型形式。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際過程表明，中國封建社會道德中的小生產者“倫理觀念”中的負向價值，以及第三種類型的“變異道德”，作為“中國式”的舊道德一直存在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隊伍之中，起著離心離德、渙散人心的腐蝕作用。毛澤東倫理思想的許多著述，正是為反對“中國式”的舊道德，與之作不妥協的斗爭而發表的。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早期的當是《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稍晚一些的是《反對自由主義》等。

　　在《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中，毛澤東開篇便指出：“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繼而，他批評“放大了的小團體主義”的“本位主義”、“少數不服從多數”的“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等，還特別批評了“黨內的個人主義”，包括“報復主義”、“小團體主義”、“享樂主義”、“雇用思想”等。

　　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毛澤東列舉了自由主義的11種表現，如：“因為是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不負責任的背后批評，不是積極地向組織建議。當面不說，背后亂說;開會不說，會后亂說。心目中沒有集體生活的原則，只有自由放任”;“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只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見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不憤恨，不勸告，不制止，不解釋，聽之任之”;如此等等。毛澤東指出：“革命的集體組織中的自由主義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種腐蝕劑，使團結渙散，關系松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它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政策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和黨所領導的群眾發生隔離。這是一種嚴重的惡劣傾向。”他號召：“一切忠誠、坦白、積極、正直的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反對一部分人的自由主義的傾向，使他們改變到正確的方面來。這是思想戰線的任務之一。”

　　毛澤東批評和糾正“中國式”的舊道德，目的是為了倡導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應當具備的新的道德品質。他在《為徐特立六十歲生日寫的賀信》中，稱贊徐特立是具備“任何時候都是同群眾在一塊”、“處處表現自己就是服從黨的與革命的紀律之模范”、“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一切革命黨人與全體人民的模范”的高貴品質。他在《紀念白求恩》中說：“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在毛澤東看來，共產黨員必須具備克己奉公、不謀私利、不怕艱苦、埋頭苦干的優良品質，他們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基于中國共產黨的這個宗旨，正式提出共產黨員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要求：“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在批判“中國式”舊道德中倡導和培育新道德，表明毛澤東作為20世紀中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家與傳統舊的道德觀念徹底決裂的批判精神，同時表明他努力建構和倡導中國共產黨人的新道德的創新精神。在這種精神展現的過程中，毛澤東倫理思想成為催生中國革命傳統道德最重要的精神食糧，哺育了一代勇于舍生取義、樂于無私奉獻的英雄和模范。毛澤東倫理思想是我們今天加強全黨和全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

　　四、余論

　　毛澤東倫理思想本質上屬于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中國化的范疇。它的中國特色和方法選擇，反映了人類倫理思維及思想理論體系建構的共同特點。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作為“統治階級思想”構成部分的倫理思想的“普遍性形式”，不過是統治者為維護“虛幻的共同體形式”的宣示的說辭而已。關于唯物史觀的方法選擇，毛澤東倫理思想的話語體系很少有“歷史唯物主義”或“唯物史觀”的概念，卻一直堅持用唯物史觀的方法分析和把握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問題。他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說：“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就要打敗仗。”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

　　毛澤東倫理思想體系中也很少出現“倫理”與“道德”的概念，這其實也是毛澤東倫理思想的又一中國特色，它給今人“做學問”一個重要的方法啟示：研究倫理與道德問題，貴在基于道德國情和道德生活實際，運用唯物史觀科學抽象其義理，而不在于只是操弄倫理與道德的名詞。盡管毛澤東倫理思想的話語體系很少使用“倫理”與“道德”的詞語，但其以倫理與道德為對象的學理取向卻是十分明確的。毛澤東倫理思想是運用唯物史觀道德論的原典精神解讀和解決中國具體道德問題的成功范例，它作為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中國化的的代表理論成果，也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道德智慧的結晶。

　　毛澤倫理思想的中國特色與方法選擇，既真實地反映了中國近現代革命偉大而艱辛的光輝歷程，也生動地觀照了毛澤東個人的革命人生和崇高人格。倫理學作為一門特殊的人文社會科學，其真理性的真諦在于建構者能夠把說“道德人”與做“道德人”結合起來。毛澤東倫理思想在毛澤東的身上實現了倫理智慧與崇高品德的高度統一，他作為一位偉大的倫理思想家，刷新了倫理學或倫理思想的建構范式。

　　1949年5月7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號召全國青年“學習毛澤東”時說：毛澤東作為“我們的領袖是從人民當中生長出來的，是跟中國人民血肉相聯的，是跟中國的大地、中國的社會密切相關的，是從中國近百年來和‘五四’以來的革命運動、多少年革命歷史的經驗教訓中產生的人民領袖”。今天，傳承毛澤東倫理思想的中國特色與方法選擇所彰顯的優秀品質，并實行與時俱進的創新，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倫理學工作者的共同責任。

　　（作者簡介：錢廣榮——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自《倫理學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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