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紅衛兵和文革一樣,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成為人們嘲笑的對象。的確,紅衛兵運動給社會給許多人帶來了巨大的劫難,是不可否認的。在1966年的“紅八月”里,打著“破四舊”的旗號,出現了隨意抄家、亂打人、打死人、破壞文物、亂沒收私人財產的行為,發生了隨意驅逐“地、富、反、壞、右、資”所謂“黑六類”家庭,和出身成分不好的人離開北京的情況,被稱為“紅色恐怖”。文革給很多人造成的災難,也許寫億萬字控訴,都是可以有事實依據的,沒有必要去反駁、辯解。
同樣,去分辨“老紅衛兵”“新紅衛兵”,尋找實施那些“暴行”的責任人,也是沒有很大意義的。因為沒有文革,就不可能出現紅衛兵,也就不存在發生那些“暴行”的可能。戚本禹在回憶錄里說,這些主要是“高干子弟”組成的“老紅衛兵”干的,他們文革小組的人沒有這樣的提議。其實,對于文革這段歷史來說,這無關緊要。他之所以這樣說的目的,一是基于歷史事實,一是為文革小組辯護,根本還是為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辯護。其實,這只能洗白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只能洗白毛澤東,不能夠對文革本身的功過進行正確的評價。
戚本禹是這樣寫的:“據文革小組當時的調查了解,在背后支持這個‘亂打人’、‘亂抄家’和驅離‘黑六類’人員等行動的是葉劍英領導的‘首都工作組’控制的。”“后來,葉劍英曾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說了這件事,他說,解放那么多年,一些人整天躲在‘深宅大院’里,罵共產黨,罵毛主席。誰都不敢動他們。現在‘紅衛兵’小將一來,就把這些社會的‘垃圾’都掃除了。他把這件事稱為是‘不朽的功績’。”(戚本禹回憶錄,475頁)
毛澤東也有類似的表述,1966年10月1日晚上,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同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談話時說:“很多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我們包下來了。他們看不起工農群眾,看不起工農出身的人。我們還得用他們,不用他們,我們的報紙就出不了,廣播也播不出去。文藝界、藝術界,也是他們的人多。全部改變要用很長的時間。”他指著廣場上游行的學生說“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就是怕這些學生,我們有些干部也是怕他們。你不要以為我們的環境那么好。我們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員有,政治局委員也有,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有。”
紅衛兵運動中的“暴力”行為,是“功績”還是“罪惡”?還是和對文革的認識一樣,是從什么角度去看的問題。對于被沖擊的人,這無疑是一場劫難。從法律上來說,文革中被毆打、關押的人,基本上都是被冤屈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那些在深宅大院里謾罵共產黨的人,他們的思想是不是腐朽陳舊的?他們享受的建立在人上人的所謂情調是不是“垃圾”?因為建國后對他們采取的是“贖買”政策,讓他們一直過著養尊處優的日子,只要不公開反黨反社會主義,就不會去動他們。在1957年“大鳴大放”時跳出來一批,被改造了,而更多的則沒有被觸及。既然文革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革命,那么必然需要全體人民的參與,不論主動還是被動。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經過深思熟慮,反復權衡利弊后決定的。現在看來,文革有兩個大的目標,一個是破四舊,一個是反權威。“四舊”和“權威”這兩個問題,既存在相互的聯系,又有一定的區別,但都是幾千年來禁錮人們靈魂的工具。在反思建國后經濟建設中的錯誤時,毛澤東要比別人想的更多,想的更遠。除了政策上的失誤,讓他不斷糾正調整外,他還考慮了其發生的歷史文化根源。最終他認識到,舊的文化傳統依然還在禁錮著中國人的思想,還制約著中國社會的發展。當他1963年說出“現在的事情,實際上一個朝代傳下來的”時,就已經找到了問題的所在,而這個“前朝的事情”,就是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糟粕。
雖然1949年后,廣大人民群眾翻身站了起來,并逐步進入了社會主義時代,但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跟上時代的步伐。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不僅存在在人們的意識之中,還體現在許多具體事情上。在文革前的廣大農村,不符合社會主義集體化大生產的封建殘余很多。在筆者所在的鄉村,有這樣兩件事情,可見其一斑。一是除夕之夜的拜年,守歲之后,便開始拜年。那時拜年的方式,是先跪下磕頭,然后再請安問好,并且要一家一家的拜,全村拜下來,往往就天明了。另一件事情,是文革前的婆媳關系。有一句話,叫做“多年的媳婦熬成婆”,意味著“苦日子”終于熬出頭了,就是當時婆媳關系的真實寫照。那個時候,作為媳婦對公婆必須恭順,不能頂嘴,逆來順受。吃飯端到跟前,晚上燒洗腳水,甚至洗腳,還要拿便盆倒便盆。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后輩應該的,兒女就該孝順長輩的。可這時的公婆不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而是四十歲左右的壯年。這樣做純粹是形式主義,沒有一點實際意義。其和除夕拜年一樣,不過是封建體系的一部分,是禁錮人們思想的一個組成,是千百年來人們奴性的強化過程。
還有眾多的代表舊的封建統治體系的東西,如文廟、關帝廟、土地廟、佛寺、道觀,家廟祠堂等等,如一張無形的大網,牢牢的束縛著人們的思想。面對這一切,沒有一場“暴風驟雨”式的“暴力”沖擊,是不可能徹底清除的。經過一次次近似“瘋狂”的“破四舊”行動,其絕大多數都被平毀。更有甚者,許多地方的社員還扒開了自己的祖墳,用墳墓中的建筑材料,蓋起了生產隊隊部。當人們親手拆除掉那些被賦予了意識形態的廟宇祠堂,砸爛里面神佛及祖宗的塑像;當老太太們匆忙壘死家中的佛龕,親手偷偷燒毀供奉的神仙菩薩;當社員們在用墳墓里的磚石、棺木建筑的生產隊隊部里進行各種活動時,幾千年來禁錮著人們思想的枷鎖,也隨著那一切有形事物的毀滅而基本上一同消失了。
總之,在看似“大逆不道”的種種行為背后,是人們靈魂的真正解放。文革之后,族權、神權、封建禮教這些與現代社會化大生產格格不入的事物,統統都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人們知道,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是進行了一場激烈的反封建運動的。但他們的目的是奪權謀利,因此在獲得了權力之后,就會停下反封建的腳步。甚至會翻過來,利用其中的一些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可以說,到至今為止的世界各國,沒有一個國家如中國一樣,進行了干凈徹底的反封建運動,而這對于人類進入新時代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人們只能是在去了“心賊”之后,沒有了一切歷史包袱的情況下,才會迸發出積極向上的天性,來完成向新時代的跨越。而這,只有經過文革洗禮的中國,才具備了這個條件。幾十年后,當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了自己的發展目標,忽然發現,共和國已經一騎絕塵地跑在了世界的前面。那時的人們,也許會恍然大悟,中華民族是唯一開展過文革的。
有人說,文革毀滅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毀滅了無數的文物。中國幾千年來傳承有序的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也是最璀璨奪目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傳統文化里存在著大量的糟粕,禁錮了歷史的發展。否則,你就不能解釋中國為什么經歷了那么多次的改朝換代,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尸骨如山、血流如河的人間慘劇。而且,每一次財產的巨大損失,每一次人口消亡大部分的慘痛付出,都是在做無用功。只是簡單的輪回,沒有制度上技術上的革命性創新。西方工業革命之后,還沉溺在天朝上邦的中國,很快就成為列強魚肉的對象,任人欺侮。中國傳統文化里,優秀的部分頑強地維系著文化的延續,而其中的糟粕,在古時是一次次地將中國置于毀滅的邊緣,在現代則是讓中國落后挨打。文革,則是對這些阻礙歷史前進的糟粕,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清理掃除。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不僅不可能被清除,更會隨著民族的復興,進一步發揚光大。
毫無疑問,進行這樣徹底的大掃除,又是采取這樣激烈的手段,對所謂文物的破壞,肯定是非常嚴重的。但是,如果在文革一開始,就這也保護,那也保護,到處都設立禁區。那文革是不可能開展起來的,文革的目的自然也就達不到了。任何價值連城的文物,都不能與一個民族的思想解放相提并論。現在,許多地方又重新蓋起宗祠,恢復了文革前一些廟宇,那不過是部分人的懷舊,或是是旅游開發的需要了。模樣相同,但已經不是一樣的東西了,沒有了曾經被賦予的政治內涵,那些腐朽陳舊的東西是永遠不可能真正回來了。
摘自《毛澤東是如何走向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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