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110和111問楊繼繩：毛主席為何保護不了潘復生等兩篇
110問楊繼繩：毛主席為何保護不了潘復生
潘復生原是平原省的省委第一書記。1952年12月，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張璽調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當時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劃歸河南、山東、河北)，張璽推薦潘復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職務。原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辦公廳主任王庭棟隨潘一道到河南省任副秘書長。1955年，楊玨調到河南任書記處書記。
吳芝圃是河南人，時任河南省委第二書記。
本篇主要以經過梳理(文章敘述順序上的調整)的 《墓碑·第一章·禍起中原· 第二節·潘、楊、王事件》原文進行述說，從中展示出這段歷史真相——與楊繼繩所要表達的歷史“真相”截然相反的歷史真相!
一、吳芝圃大行“左道”
潘復生與吳芝圃政見不同，一“右”一“左”，針鋒相對：
《墓碑》：“在農業合作化的推進速度上，潘、楊、王等認為不能太急、太快，應當有步驟地分批進行，鞏固一批再發展一批。第一年實現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主張一年完成。”
《墓碑》：“在合作社規模上，潘、楊、王認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吳芝圃認為規模越大越好。在實際推行中，開始是百戶社，發展到千戶社，后來還有萬戶社。”
《墓碑》：“吳芝圃主張合作社應將牲畜集中起來，實行大槽喂養。潘、楊、王下鄉看到集中喂養條件不具備，管理跟不上，牲畜長癬，掉毛，生病，死亡，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張小槽喂養，以保護牲畜，保障農業生產。”
《墓碑》：“實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給農民一點小自由?吳芝圃主張讓農民全心全意地搞集體經濟，不能助長農民小生產者的傾向，把自留地收歸集體。潘、楊、王認為，收回自留地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不讓農民利用業余時間搞點家庭副業，影響農民收入 。”
“1954年7月，潘復生因病休養，由吳芝圃主持工作” (《墓碑》)，開始大行左道。
《墓碑》：“由于合作化運動發展過快、過急，工作過粗，在工作中出現了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現象，使農民產生強烈的抵觸情緒。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農村發生兩萬多人鬧事(年前主要是鬧社，年后主要是鬧糧)。臨汝縣1956年下半年31個農業社發生‘鬧社’事件，參與‘鬧社’的群眾近6000人。商丘地區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個高級社中的242個生產隊和40個初級社發生了群眾‘鬧社’。在‘鬧社’中，有些農民從集體大槽中牽回了原來屬于自己的牲畜，有的農民要求退社，個別地方農民還和搞強迫命令的干部發生了沖突。在處理‘鬧社’事件中，一些帶頭鬧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年春節前后，全省開展了宣傳合作化優越性的教育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僅商丘地區的民權、永城、夏邑三個縣就有1397人被捆綁、吊打、罰跪、游街、大會斗爭、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二、潘復生全力糾極左
潘復生恢復健康主持工作后( 《墓碑》沒有交待具體時間,推測應在1957年第二季度以后)，發現問題非常嚴重，立即著手糾偏。
《墓碑》：他(潘復生)讓楊玨到許昌、南陽、平頂山考察，派王庭棟到安陽實地調查。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關于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宣傳要點》。
《宣傳要點》共8條40多款，涉及到鞏固集體經濟、維護農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廣牲畜分槽喂養、養用合一;允許社員自養牲畜，以滿足家庭副業生產的需要，使用社員的牲畜要合理記分;留足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地產的糧食只交公糧(即農業稅)，不計征購任務(即向國家賣“余糧”);農業合作社必須實行包工包產，超產獎勵;農民可以自己養雞、養豬;允許社員開墾間隙地、房前門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點家庭副業;開放自由市場;合作社規模太大的，根據社員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宣傳要點》經省委常委討論后于1957年6月25日公布實行。接著，潘復生先后召開了縣委辦公室主任會議和地委書記會議，要求各地區向群眾深入宣傳這個《宣傳要點》，并切實推行這個《宣傳要點》。
潘復生主持工作后。還主持制定了《關于開展整風運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根據這個文件，嚴肅查處了民權、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行為，重新處理臨汝縣農民鬧社事件，釋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復生了解到伊川、臨汝農民吃觀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決，并報告中央，希望減少征購指標，給農民多留一點。王庭棟當時在省里分管糧食統購統銷工作。潘復生派他下去調查糧食征購情況，他看到一些農民蹲在馬路邊看送公糧的馬車，有的低頭不語，有的淚流滿面。原來給農民留的口糧太少，留給農民的口糧多是鮮紅薯，一到春季就爛掉很多。他回來后向省委匯報了這一情況，并主張給農民一天留一斤口糧，人均380斤以上的隊才征購余糧。紅薯由四斤折一斤糧改為五斤折一斤糧。……
《墓碑》：1957年7月(17-21)的青島會議上，潘復生向毛澤東反映河南真實情況……
三、吳芝圃狠批潘復生
《墓碑》：“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開的五次(擴大)全會第一次批判潘復生的‘右傾錯誤’，認為《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全會決定停止宣傳和執行《宣傳要點》。這次會還批評河南省委1957年7月發的《關于不在縣級以下機關開展反右派斗爭的指示》，認為這個文件對當前階級斗爭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完全違背了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違背了馬列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會議決定立即收回這一文件。”
經省委常委討論發布的省委文件《宣傳要點》和省委的“反右斗爭”文件，被“省委全會”推翻，可見潘、吳之間斗爭的激烈。吳芝圃為什么有這樣大的勢力?一種可能是他在“全會中人多勢眾”，第二種可能是上層有人支持。
《墓碑》：“1958年5月(5日-23日)，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潘復生因病沒有參加會議。”
這里的“因病”，我以為應該補上一個引號。
《墓碑》：“在這次會議上，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作了題為‘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的發言。他在發言中‘揭露’了潘復生造成的種種‘惡果’，指出：‘潘復生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是一種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河南對他這種錯誤思想斗爭的勝利，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勝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動走向主動的轉折點。’毛澤東表揚了吳芝圃這個發言。”
毛主席是怎么表楊吳芝圃的?楊繼繩沒有下文。
四、潘復生完敗于吳芝圃
《墓碑》：八大二次會議的會后，中央書記處召集河南參加會議的吳芝圃、楊蔚屏、楊玨(此時楊玨還沒有免職)等省委領導人開會，會議由鄧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劉瀾濤等人參加。鄧小平說，對潘復生的批判只能在黨內進行，不能擴大到社會上。
《墓碑》：參加八大二次會議的河南小組，從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復生從醫院拉到會上，對他進行了連續三個半天的揭發批判。
《墓碑》：吳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會上，就給省委打電話，讓趕緊準備批判潘復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體擴大會議召開，主題是傳達貫徹八大二次會義精神，內容是集中批判“潘、楊、王”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次會上給“潘、楊、王”列出了八條罪狀：
否認階級斗爭，否認兩條道路斗爭，制造“階級斗爭熄滅論”;
攻擊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優越性，宣揚“小農經濟優越論”;
攻擊和企圖取消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反對批判自發勢力;
和資產階級右派內外呼應，向黨猖狂進攻;
披著領導反右派斗爭的外衣，竭力阻撓、破壞反右派斗爭;
堅持發布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關于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宣傳要點》、《關于不在縣級以下機關開展反右派斗爭的指示》等幾個文件);
欺騙中央、與中央正確路線對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島會議上，潘復生向毛澤東反映河南真實情況，認為把河南工作說得“一團糟”);
結成反黨宗派，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
這次會議認為，他們已經完全形成了“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宗派集團”，同他們斗爭的性質“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是堅持執行中央正確路線和反對、歪曲、修正中央路線的斗爭。” 會議建議并報請中央批準，撤銷潘復生省委常委、軍區政委等職務;撤銷楊玨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委職務;撤消王庭棟省委副秘書長職務。中共中央很快批準了河南省委對潘、楊、王的處理建議。會議作出了《關于徹底批判以潘復生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吳芝圃在會上說：“不要怕潘復生抵抗，要斗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要反覆斗爭……”
《墓碑》：省委九次全會以后，在全省城鄉、黨內黨外開展了揭批“潘、楊、王”“插紅旗、拔白旗”的政治運動。當時認為，這場運動是“整風和反右派斗爭的補課，是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
……
對他們三人的處理結果是：潘復生下放到西華農場任副場長;楊玨從8級降為11級，下放到洛陽地區孟津縣洪水公社寒亮大隊當社員;王庭棟由9級降為12級，在省里公開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許昌地區襄城縣孫祠堂公社柳林生產隊的驢圈房里，讓他在這里當了三年社員。
五、毛主席“保潘”無能為力
《墓碑》：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就多次談到要準備黨內分裂，多次提到全國一半省、市、自治區發生分裂、權力斗爭，一種是右派反黨，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
毛澤東把潘復生與文藝界的丁玲、廣東的古大存、廣西的陳再勵并提，同時也談到“潘復生犯了錯誤，但要允許他改過”，“犯路線錯誤的，允許革命，對于潘復生、古大存、馮白駒，這次會議都不處理為好，提出處分是正確的，不處理也對”;“潘復生是好人犯錯誤”;“有的同志在農村混了幾十年，農民的感情沒有感染他們，不了解農民的心。不了解群眾，就看不到好東西。潘復生等，你說他們在農村沒搞過嗎?就感化他們不了”。但是，毛澤東還是把潘與其他人區分開來，“潘復生同志不是鬧分裂。他的缺點可以批判，但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不管毛主席把潘復生與誰并提，但是：面對吳芝圃氣勢洶洶的批判，“潘復生是好人、不是鬧分裂”的表意卻十分明確;雖然表態“缺點可以批判”，但前提條件是“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面對有人堅持“處分是正確的”，毛主席所說“這次會議都不處理為好，提出處分是正確的，不處理也對”，也十分明確的表示了他的態度：不處理!
一句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主席是堅決保護潘復生的。包括丁玲、古大存、陳再勵在內，毛主席主張都不給處分。
然而，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的這些主張都沒能實現。他的這一席話放了空炮，打了水漂。5月18日(會議期間)，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復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由吳芝圃代替。隨后的河南省委“潘、楊、王”八條罪狀之一是“結成反黨宗派，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
六、總書記“助吳”一言九鼎
為什么吳芝圃敢于明目張膽地違背毛主席的指示把潘復生往死里整?為什么毛主席保護不了潘復生?為什么中共中央在八大二次會議期間還是違背毛主席的提議免去了潘復生的職務?楊繼繩無意間說出了一個答案。
《墓碑》：八大二次會議期間，在會外吳芝圃向總書記鄧小平匯報了河南的黨內斗爭，鄧支持說：“真理在你們這一邊。”
鄧的此語無異是給吳芝圃吃了一顆定心丸!一顆特效定心丸!
前面的第三小節講過，吳芝圃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是發了言的，發言的主要內容就是河南的黨內斗爭。那么，他為什么還要在會后向鄧小平匯報這個?由于楊繼繩沒有給出吳向鄧匯報的具體時間，所以，分析的結果，有兩種這樣的可能：
一種可能是，在大會發言以前向鄧匯報的，先向鄧備好底;
另一種可能是，在大會發言后又聽了毛主席的保潘發言(吳芝圃不會不明白毛主席這一席話的含意和份量)以后才向鄧匯報，因為心里沒了底。
不管怎么說吧，會議期間的會外私晤總是不太正常的。這就足以說明：鄧對吳的反潘是堅決支持的，對吳的“極左”也是堅決支持的，他們是站在同一條路線上。正因為如此，注定了他們的“同辱同榮”的命運——文革時同“辱”，改開后同榮。正因為如此，才有了
改開后鄧給吳的高調平反和高度評價：
“對于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不知楊繼繩對此有何話說!?
堅決支持吳芝圃反右倒潘的還有一位重要人物。見《墓碑》：
1958年7月15日，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在河南省委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一開始就祝賀：“我首先向河南的同志道喜。我祝賀河南省夏季大豐收，也祝賀河南戰勝了以潘復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拔掉了這一面白旗，也祝賀你們鞏固了以吳芝圃同志為首的這一面紅旗。”
111問楊繼繩： 陶鑄和王任重保吳芝圃是秉承毛主席的旨意嗎
《墓碑·第一章、禍起中原·四、至少餓死300萬》：
“河南餓死了這么多人，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吳芝圃卻沒有受到處分。中共中央對基層干部和高級干部采取了雙重標準。……
陶鑄和王任重對省委領導人和地縣級領導人，采取了雙重標準：地縣級領導人是階級異己分子，是反革命復辟，一律法辦;而省委領導人卻連‘路線錯誤’也談不上。顯然，這種丟卒保車的辦法是秉承了毛澤東的旨意。”
陶鑄和王任重是秉承了毛主席的旨意嗎?我們還是看楊繼繩接下來是怎么說的。《墓碑》：
“陶鑄將會議(注)意見匯報給周恩來，經過中央書記處(鄧任總書記)討論，決定對河南省委領導人的處理意見：只要徹底揭露、堅決改正，可以不給處分，但省委領導主要成員作部分改組。吳芝圃沒有受任何處分，……中共中央調廣東省書記文敏生任河南常務書記，調湖北省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又調廣西第一書記劉建勛任河南第一書記。1962年4月，免去吳芝圃在河南的職務，調中南局任文教書記。”
雖然這段文字的后面用的是“中共中央調……”，但是，前面的“經過中央書記處討論，決定……”就把什么都說明白了——當時對吳芝圃的處理和工作調動(平調)是中央書記處作出的決定，根本就沒有(不用)通過毛主席!
如果這些還不足以說明，那么，再看楊繼繩接下來說的。《墓碑》：
“廣東老干部金明說，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鑄將書記處書記向毛一一介紹，毛主席見了吳芝圃說：‘啊，你在這兒咧!’吳哭了。”
吳芝圃的工作調動要是通過了毛主席，毛主席還會這樣說話嗎?
退居二線的毛主席把人事權，至少是省級干部的任免權都放手了，可是，楊繼繩卻睜著眼睛說瞎話，胡說陶、王“這種丟卒保車的辦法是秉承了毛澤東的旨意”。
(注)會議：指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鄭州召開了省、地、縣三級干部會議。這個會的內容是對河南省自1958年以來的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參加了這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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