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你把寓言變成現實
你給幽靈以人間的軀體
你給世界以電閃與錘擊
在遠去了神話與英雄詩的年代
你造就新的史詩
它屬于，解放了的奴隸
一百年太久
足以終結，你所開啟的時代
一百年太短
不及展開，歷史精神的全部
于是你留給后人
長久的叩問和求思
給現世安穩了的老爺們
以持久的戰栗
而那些向此世界說不的人們
你給他以永恒的啟迪
一百年前的今天，阿芙樂爾號的一聲炮響，向全世界宣布蘇維埃掌握了政權，十月革命，讓社會主義從理想變為現實。
一百年后的今天，讓我們追隨列寧的腳步，看看布爾什維克是如何抓住了歷史，在那激蕩的年代，開啟出新的紀元......
作者 (德) 米夏埃爾·布里，德國左翼黨理論家; 譯者朱霞
回顧列寧在瑞士度過的二十三個月，再依據他參與 1917 年 3 月開始的俄國革命進程的活動衡量這二十三個月，那么可以肯定地說，他幾乎史無前例系統徹底地利用流亡機會為其政治時機做準備。在尚不能采取行動的情況下，列寧盡力而為: 為自己的干預行動創造前提條件。
下列圖 1 中的各個要素旨在概述列寧在1914 年秋至 1917 年春期間 “為了更好的躍進……而后退”的工作。列寧對 1917 年秋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治領導權，建立自己的專政的重要貢獻可以用八個要素 (圖 1) 進行說明。這八個要素也會更好地說明為什么列入俄國革命史冊的布爾什維克的成就成為歷史的死胡同。
圖 1 列寧在 1914 年 8 月至 1917 年 4 月期間的活動
列寧確實幾乎按照先后順序闡述了下列探索過程的各個要素，但是這也是具體采取行動的可能性使然。這個先后順序也是順理成章的。除此之外，還存在著會被控制論稱為反饋的因素。每個后續步驟都明確顯示了構成出發點的雙重否定，修正了哲學反思，豐富了敘述，改變了社會分析，使革命的理論激進化，使方案設想具體化，促進了對解放視野和國家權力的作用的新思考，使與各自初始方案相聯的新的戰略重點居于重要地位。
一、具體雙重否定的表述
從 1914 年起，列寧在戰爭問題上的立場非常明確: 一是與第二國際決裂，建立一個新的共產國際; 二是提出 “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他先是不相信波蘭報刊對社會民主黨于8 月4 日在帝國議會中一致投票贊成軍事撥款的報道，而后，他的第一個評論是: “這是第二國際的終結。”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列寧在奧匈帝國出獄后不久就寫下了第一批論文，他在其中以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一些領導人”的名義要求建立第三國際，其任務 “應當是堅決徹底地拋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這一資產階級派別。”他的中心論題是 “所有國家的無產者必須以革命戰爭來反對所有國家的資產階級”他主張通過非法斗爭手段對合法斗爭手段進行補充。“在軍隊內、在戰場上”宣傳 “社會主義革命，宣傳必須把槍口對準各國反動的資產階級政府和政黨，而不是對準自己的弟兄——其他國家的雇傭奴隸”這與卡爾·李卜克內西的要求相符，李卜克內西要求堅決與“國際的逃兵”進行清算，明確 “我們對世界戰爭的態度是我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態度原則中的特殊情況”: “從這些原則中所得出的戰略結論是毫無顧忌; 適用于所有國家!要國內戰爭，不要國內和平!”
列寧的堅決否定同時也是一種極端尖銳化。在此，既體現了他的長處，也體現了他的局限性。所期盼的革命被理解為變奴隸主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反奴隸主的國內戰爭。居于中心的不是多種選擇的開放性政治空間，而是非此即彼的絕對對立之間的強行決定。他對 “社會沙文主義者”和 “機會主義者”的否定也是絕對的。在被設定為正確的立場面前，不能存在任何 “搖擺不定”或 “偏向”的可能。他的否定不容忍任何相對化的異議。
二、戰略性社會分析
為了確定俄國革命所處的環境，列寧著手分析了作為體系和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社會。在戰爭的最初幾年，列寧集中精力研究了有關帝國主義的文獻。他為布哈林的著作《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撰寫了序言，研究了有關帝國主義討論的主要著作 (尤其是希法亭的著作 《金融資本》)，寫下了一篇題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通俗論述。
列寧這樣做不是為了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創造原始理論，而是對能夠解釋帝國主義體系最先突破點的主要矛盾感興趣。就在其他社會民主理論家將注意力集中于某些主要趨勢并推斷出絕對化邏輯后果的同時，列寧則一直關注趨勢與反趨勢。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他對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的分析上。
列寧尋找帝國主義最薄弱的 “環節”，即可能的突破點，在這些突破點，本身處于劣勢的社會力量也能引發較大的變革。如果說列寧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描述現實形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特征，那么便很難解釋他為什么為寫這部書進行了如此極其廣泛深入的研究。1916 年的文章、論文和決議草案主要圍繞著三個與帝國主義緊密相關的問題:(1) 分析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和社會主義解決方法的可能性， (2) 研究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的可能方案， (3) 帝國主義與民族問題的關系。
列寧不同于許多其他歐洲同時代社會主義者，他很早就認識到反對殖民主義和民族斗爭對左翼政治的意義。在他看來，帝國主義勢力與國內和殖民地的從屬民族之間的裂痕具有很大的革命潛力。他在談到 1916 年愛爾蘭起義時這樣寫道: “因為，如果認為沒有殖民地和歐洲弱小民族的起義，沒有帶著種種偏見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爆發，沒有那些不自覺的無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群眾反對地主、教會、君主和民族等等壓迫的運動，社會革命也是可以設想的，——如果這樣認為，那就意味著放棄社會革命。……誰要是等待 ‘純粹的’社會革命，誰就一輩子也等不到，誰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頭革命家。”
關于沒有 “純粹的”社會革命的論題無疑是列寧從他的帝國主義研究、農業問題研究和新的民族沖突研究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他認識到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社會及其國際體系擁有許多突破點。每個突破點都會產生對社會體系造成威脅的一系列沖突，這些沖突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絕無等級之分。每個沖突都可能孕育著可以被積極釋放出來的社會主義潛力。在列寧看來，激進左翼政治必須使這些沖突向著社會主義方向爆發出來。
三、革命的理論
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產生以來便擁有跨陣營的明確立場: 俄國正不可逆反地走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已不可避免。不是農民階級，而是正在形成的工人階級是唯一真正的革命階級。一個 “小資產階級農民的社會主義” 是不可能的，1885 年格·瓦·普列漢諾夫在他的論文《我們的意見分歧》中這樣寫道。
由此產生了俄國工人運動的雙重戰略，即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以及在捍衛雇傭工人的基本權利的同時在俄國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根本變革而斗爭。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首先直接列入議事日程。它必須為資本主義盡可能自由民主地發展創造條件，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開始社會主義斗爭。這個戰略構成了普列漢諾夫于 1884 年在日內瓦起草的 《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動解放社綱領》 的基礎。
在 1905 年革命中，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的立場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分道揚鑣。布爾什維克在革命之前便堅信俄國大資產階級根本不能堅決與沙皇制度決裂，對此它毫無意愿。俄國大資產階級因此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也不能再起領導作用。這一角色因此已經過渡給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革命者。最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農民專政，它必須實行必要的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列寧反對孟什維克的不同立場 ，主張社會民主黨如果要實行這種專政就必須參與政府。這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 “民主專政”，它要實現在社會民主黨領導下進行 “最激進的民主主義變革”的綱領。目標是 “建立民主共和國這個資產階級統治的最后形式也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作階級斗爭的最好形式”。其綱領的實質是以馬克思主義模式進行社會主義領導下的資產階級革命。
1905 年革命顯示出沙皇統治實際上已非常薄弱，俄國資產階級已不能遵循自己的策略，它與舊俄國勢力迅速結成同盟。同時，也清楚地表明，俄國工人階級和農民擁有很大革命潛力，沙皇制度不可能長期指望武裝力量的效忠。
在這種情況下，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的立場更加激進。托洛茨基闡發了一個設想的萌芽，這個設想后來以不斷革命的理論而聞名。他在寫于 1906 年的論文 《總結與前瞻》中這樣寫道: “我們可以給所有革命問題定下一個框框，硬說我國的革命就其客觀目的、從而就其必然結果來說是資產階級革命，我們也可以無視這一事實: 這個具體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角是無產階級，并將被革命的全部進程推動著去奪取政權。我們可以安慰自己說，在資產階級革命的范疇內，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只會是偶然的插曲; 同時忘記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不經過拼命抵抗，不到政權被武力奪走它就不放棄政權。我們還可以安慰自己說，俄國的社會條件沒有成熟到可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同時不考慮這一事實: 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就必然會在現實斗爭的全部邏輯的逼迫下去組織國家管理的經濟。”
托洛茨基從他的“不斷革命”設想中得出結論: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這是片刻也不能懷疑的。另一方面，也毫無疑問，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將使我們能夠把工人階級的暫時統治直接變為社會主義專政。”
隨著 1917 年二月革命的發生，列寧也最終闡發了俄國革命兩個階段的理論。他在自己從 1905 年革命中獲得的不同認識面前長期對這一理論進行了辯護，因為對他來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要素。當客觀條件沒有達到某種成熟程度時，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觀條件也不能擁有必要的成熟程度。正如米夏埃爾·勒維在他的分析文章中所寫道的那樣:“客觀決定主觀; 經濟是覺悟的條件; 在此，在這兩句話中可以找到第二國際的唯物主義福音的摩西及其十誡。”勒維認為，列寧 1917年 3 月和 4 月還在瑞士時，便已在為 《真理報》寫的文章 《遠方來信》中與這種福音決裂。列寧最終表達了民主斗爭從屬于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已被列入議事日程的立場。
四、對作為具體行動情境的時代的定義和可能的方案設想
“怎么辦”和 “誰來辦”始終是左派的中心問題。左派大多處于守勢，面對似乎不可解決的問題，受極高激進變革要求的驅使，任何其他政治力量都沒有像左派那樣如此迫于行動。這個時代主要被視為行動空間和時間。列寧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把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定義與直接行動方向聯系在一起，因此，他恰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在這個幾乎沒有行動可能的時期闡發了在他看來非常重要因素 : 誰能夠在將預期的結構突破轉變為一場產生結構性影響的劃時代事件中起作用? 采取什么樣的方式、目標和手段?
列寧的時代定義包括 (1) “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2) 以便決定 “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以及 (3) “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對他來說，“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慮具體時間、具體環境里的歷史過程的客觀內容，以便首先了解，哪一個階級的運動是這個具體環境里可能出現的進步的主要動力。”
這種對時代的理解不僅僅是對一個時間段的理解，而是對具體行動局面的理解。這是三部分重合的結果: (1) 現實的長期和中期趨勢，(2) 在某些具體事件中可能的而不是必定的有利情況和 (3) 從中產生的采取行動的機會。但是每個時代都各不相同。
也可以說有兩種時代: 一種是發展時代，在這種時代中，活動家及其力量對比、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自然條件相對穩定。社會斗爭和政治斗爭中各種趨勢的重要性和不同勢力影響的對比在這個框架內發生變化。然而，這種時代勢必被突變時代所取代。伊曼紐·華勒斯坦在這個背景下闡述了歷史周期與各種長期穩定趨勢的聯系，這些長期穩定趨勢可以積聚成混亂不平衡的瞬間，有可能出現岔道分支，即不可預測的方向變化，因此而形成 “變革時間和空間”。這便是時代變革之時。在這種情境中進行干預的目的就是打斷單純進步的直線性時期。這是一切都不同以往的時刻。
列寧從他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中得出結論，19 世紀末以來，以民主形式為主、世界體系中主要國家之間關系擁有相對國際穩定性的資本主義階段已經結束。在他看來，帝國主義是一個越來越富于寄生性的經濟體系，一個反動的政治體系，這個體系使得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這是突變時代的開端。
因此，帝國主義客觀上是社會主義的最初階段: 從積極的意義上來講，它使有意識的生產和交換社會化成為可能; 從消極意義上來講，它不再能進步地利用這種潛能。因此，戰爭開始后，也必須創造社會主義的主觀前提。對列寧來說，重要的是反對舊的社會民主黨。他將其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障礙。他的時代定義是: 這場帝國主義戰爭正在開創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紀元。
列寧在第一次大戰爆發后的做法的特殊之處在于他能夠將社會主義革命時代已經開始的一般論述與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和對抽象的一概而論的否定相結合。他從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和帝國主義的深刻矛盾中推導出在一個或少數幾個國家成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可能性，盡管他當時認為，在俄國，只有在至少德國隨之發生革命的條件下才能保持住這個革命。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階級、民族、革命等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概念被演變為能夠確定和顯示領導權的潛在的突破點，那里的裂痕深到足以推動大的群體向統治者提出挑戰。
他因此能夠在 1917 年堅決要求立即實現和平，直接將土地分配給村民，在俄羅斯帝國實行各個民族的自決權，他事先便認識到在這些問題上聚集了各種斗爭的潛在路線，它們將可能導致推翻臨時政府。社會主義革命時代對他來說同時也是擺脫帝國主義統治和最終使農民得到解放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尋求將這三種潮流合并在一起的道路，為社會主義革命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列寧對其時代的理解以雙重夸大為特征:一方面，他認為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受到日益加劇的對經濟、社會、政治和軍事具有不可避免的破壞性的進程的影響。資本主義的進步潛力似乎不可逆轉地消耗殆盡。在此意義上，他認為帝國主義不僅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而且實際上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和最后階段。列寧的這個立場與同時代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相同。另一方面，列寧認為，從資本主義進步潛力消失殆盡中必然得出的實際結果是: 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得到進一步加強，它們因帝國主義制造或加劇的形形色色的沖突而采取豐富多樣的形式。在列寧看來，這些運動主要是反對社會、民族和殖民地壓迫的運動，反對限制民主自由的運動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運動。
他的論點是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提供一條進步出路。鑒于帝國主義的特征，這些運動必須向統治集團宣戰。也就是說，選擇的可能性是: 帝國主義或社會主義，帝國主義戰爭或內戰，非此即彼。他在 1917 年 4 月這樣寫道: “沒有社會主義，就不能使人類擺脫戰爭和饑餓，就免不了還會有千千萬萬人的死亡。”盧森堡的口號是: 要么是社會主義，要么是野蠻狀態! 它被改變為下列選擇: 要么是帝國主義戰爭的野蠻狀態，要么是過社會主義內戰獲得解放。內戰必須成為左派的 “策略的中心”。
五、將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作為解放的前提條件
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的特征問題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綱領性討論中一直處于重要地位。與普列漢諾夫相比，列寧從一開始便強調了每個個人自由發展的徹底解放的設想。但是，直到 1916 年底，過渡階段的具體狀態、過渡社會的制度形式和在這次革命中國家的作用的問題才成為列寧的中心問題。第 1 至 6 點的問題對他來說似乎已經解決了。然而，仍然懸而未決的是新的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產生的資本主義之后的社會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特征以及這對革命后的國家的狀態有什么影響。
奧古斯特·倍倍爾 和卡爾·考茨基對此的研究最引人矚目。而在列寧那里的直接起因則是 1916 年 12 月發表的批判布哈林的社會主義與國家觀點的文章。列寧指出，布哈林強調社會民主黨 “在原則上敵視”國家的態度，因此沒有認清過渡階段新國家組織的作用。為了給 《< 社會民主黨人報 > 文集》撰寫 《馬克思主義論國家》的文章，他在 1916 年底開始了準備工作，1917 年 2 月準備工作結束。這個雜志因為缺乏資金而停刊，因此 《馬克思主義論國家》這篇文章沒有寫成。這一研究直到列寧回到俄國之后才以另一形式得以繼續。
1917 年 8 月和 9 月，他在芬蘭的藏身之處，在這個可乘火車很快到達俄國革命中心彼得格勒的地方，在為布爾什維克報刊和黨的領導機關寫文章的同時，還撰寫了著作《國家與革命》。這部著作長達一百多頁，他在緊張的局勢中完成了這部著作。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要求充分 “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重要的是三個問題: 一是國家在對抗性階級社會中的本質，二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嶄新國家的必要性及其具體形態，三是闡述這個國家在向共產主義社會更高階段過渡時期的作用。
列寧雖然認為國家對付極少數被剝奪了財產的資產階級是輕而易舉的事，因此對資產階級實行鎮壓的 “特殊機器的需要就開始消失”，國家因此 “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但是他同時也認為，在這個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所有公民都成為國家的雇員，所有人都 “處于私人地位”，從屬于這個“資產階級國家，——但沒有資產階級”，從屬于其法律、權力和暴力。
而這個國家與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能夠獲得更多權力，甚至更加強大，這一點則沒有被考慮到。與此相關的沖突如何從制度上得到解決，這個國家暴力機構的自主性如何得到控制，在列寧的文章中對此沒有進行單獨論述。他似乎認為，這個工人國家的直接民主架構可以保證作為 “社會成員” 所有人的利益的代表權不會被一個特殊集團篡奪，不會形成新的少數人的統治。
六、為具體社會變革計劃制定戰略
前面一部分已經包括了流亡歸來后列寧的工作。在俄國，將證明他是否真的正確利用了流亡時間，他是否能夠闡發 “口號”，提出 “策略”，正如他在兩年多前寫給亞歷山德羅維奇的信中所寫的那樣: “工人階級群眾在革命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就必然會在這些口號下聚集起來。”所有上述七個要素在 1917年 3 月和 4 月都匯聚在對一個具體戰略的表述中，其目標是直接奪取政權。它以口號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而聞名。這個口號與列寧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雖然它最初誕生于布爾什維克左翼集團和彼得格勒工人中的無政府主義者集團。
列寧將這個 “從下”誕生的口號添加到 “從上”制定的戰略中，并收入四月提綱。他將社會主義革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蘇維埃應該是一個新的國家組織的基本形式。立即進行和平談判，土地分給農民以及在工人直接監督下以社會主義方向調節經濟是最重要的直接目標。左翼孟什維克及革命的時代見證人尼·蘇漢諾夫這樣回憶道: “我們當時完全沉浸于吃力不討好的革命例行事物中，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必要的但是會被 ‘歷史’忽視的日常必要性中，這時，突然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了一縷明亮耀眼的奇異之光，使我們對此前我們生活中的所有重要的東西都視而不見了。”
《四月提綱》的戰略第一是蘇維埃不能自己將權力轉交臨時政府，必須克服兩個政權;第二是為了使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占據多數進行激進民主斗爭。這也是武裝起義和奪取政權的基礎。盡管列寧一次又一次地不排除會發生權力和平過渡的可能性，盡管他主張，只要蘇維埃沒有被施加暴力，擁有批評自由，布爾什維克自身就不采取內戰的手段 ，但是最終他還是認為，在這次革命中只能通過武裝暴力才能奪取和保衛政權。資產階級勢力不允許采用任何其他解決方法。列寧認為，在這種具體情況下，防止俄國徹底崩潰的緊迫任務與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合二為一。他對辯證法的理解是: “個別向一般的轉變，偶然向必然的轉變”。
七、結束語
1917 年 10 月 25 日 (舊歷)，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武裝力量控制了彼得格勒。在斯莫爾尼宮，在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剩下的議員的歡呼聲中宣布了臨時政府的倒臺。右翼社會革命者和孟什維克將此視為政變，在提出抗議之后退離了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由列寧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一個新的紀元開始了。列寧達到了他的主要目標——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此時的任務是保持政權，實現與此政權要求相關的目標。
從直接結果進行評價，列寧的戰略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他在流亡中闡發的這個戰略的八個要素顯然經受住了考驗。在世界歷史上，一個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政黨首次奪取政權，而且幾乎沒有流血。隨之而來的是對這個政權的解放內涵、歷史承載力、目標與手段的關系的歷史性檢驗。恩格斯在此意義上喜歡引用一句英國諺語: 對布丁的檢驗在于吃。
列寧只有不到五年的時間來應對這些矛盾。其中三年多的時間是戰爭和內戰。他只能在病床上 “為了更準確地前進而后退”做出最后而無效的努力。
*原載《科學社會主義》(雙月刊) 201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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