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長征的部分女同志
紅軍爬雪山的情景
丁曉平
無論從政治史或軍事史的角度，還是從文化史或新聞出版史的范疇，長征真正成為“世界語言”，成為“英雄創世紀”，成為一種人文精神，都得益于中國共產黨、得益于毛澤東。或許很少有人知道，中共黨史和人民解放軍軍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文化征文活動，就與長征有關。《紅軍長征記》就是這次征文的成果。
《紅軍長征記》，原名為《二萬五千里》，1937年2月由丁玲主編，共收錄長征親歷者100篇回憶錄，附歌曲10首等，講述紅軍長征中許多鮮為人知的經歷和見聞、感想，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最早、最真實、最具文化特色的紀實作品。今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再版了這部《紅軍長征記》。
斯諾來訪
但至今依然還有像李月波、莫休、曙霞等人，或許因為化名或許因為早早犧牲，依然生平不詳。
新聞出版不僅是市場，更是戰場，是陣地。其實，新聞出版的市場就是戰場。提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的毛澤東深諳此道。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1935年底紅軍長征抵達陜北，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在對中共進行政治、經濟、軍事封鎖的同時，還進行了新聞封鎖。九年來，無論是國外的媒體，還是國內的報刊，有關紅軍和毛澤東、朱德的報道滿天飛，且大多是攻擊“赤匪”的謠言和污蔑之詞，盡詆毀之能事。
長征勝利抵達陜北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1936年春天就開始醞釀向參加長征的同志征集有關個人日記等，做好對外形象的宣傳工作，把紅軍和蘇區的真相告訴給全國人民和全世界。
1936年7月，因為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來訪，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利用這個極好的機會，把紅軍長征宣傳出去，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7月13日，剛剛抵達保安才兩天的毛澤東步行至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剛剛到達的斯諾。第二天，他又出席了歡迎斯諾的大會。隨后，他在15日、16日、18日、19日、23日與斯諾進行了深入交談。
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出信函：“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鉆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來稿請于九月五日前寄到總政治部。備有薄酬，聊志謝意。”
同時，毛澤東還向各部隊發出電報，稱：“現有極好機會，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費，必須出版關于長征記載。為此，特發起編制一部集體作品。望各首長并動員與組織師團干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歷的戰斗、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斷，于九月五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
毛澤東的號召，得到了紅軍將士們的積極響應，紛紛拿起筆來撰寫自己的長征回憶錄。中央領導、軍委領導同志首先帶頭寫作，如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李富春、張云逸等。作政治工作的陸定一、李一氓、蕭華、王首道、熊伯濤等身體力行。
在保安紅軍大學第一科學習的36名學員都是紅軍的高級干部，他們中不少人也紛紛響應號召，許多拿槍桿子的人，如張愛萍、彭雪楓、劉亞樓、楊成武、譚政、耿飚、周士第、陳士榘、莫文驊、彭加倫、舒同、賈拓夫、童小鵬等，都立即行動起來，拿起手中的筆桿子，寫自己的長征故事。但至今依然還有像李月波、莫休、曙霞等人，或許因為化名或許因為早早犧牲，依然生平不詳。
童小鵬在通知發出第二天的日記中這么寫道：“楊(尚昆)主任、陸(定一)部長又來要我們寫長征的記載，據說是寫一本《長征記》。用集體創作的辦法來征集大家——長征英雄們的稿件，編成后由那洋人帶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購買飛機送我們，這真使我們高興極了。”童小鵬在日記中所說的“洋人”，正是埃德加·斯諾。他熱情高漲，一個人就寫了《離開老家的一天》《粵漢路邊》等7篇文章，最后一篇《殘酷的轟炸》完成于10月7日。
“原始形態”的長征
由于工作繁忙和時局變化,毛澤東曾經應允為《長征記》撰寫“總述”的愿望，也未能實現。
經過近三個月的努力，到1936年10月底，紅軍總政治部就征集到兩百多篇文章，約50多萬字。
毫無疑問，這些文字在長征回憶文本中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其文獻價值迄今為止也是最高的，因為它最真實、最質樸，呈現了長征的最初的原始形態，字里行間閃耀著徹底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的光芒。
但在征文啟事發出后，紅軍總政治部具體負責《長征記》的編輯們，“仍放不下極大的擔心：拿筆桿比拿槍桿還重的，成天在林野中星月下鉛花里的人們，是否能不使我們失望呢?沒有人敢給確信。然而到了八月中旬，有望的氛圍來了，開始接到來稿。這之后稿子從各方面涌來，這使我們興奮，我們驕傲，我們有無數的文藝戰線上的‘無名英雄’!”因為“寫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來從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赳赳武夫’和從紅角、墻報上學會寫字作文的戰士”。
編輯還以安慰地語氣特別指出：“所有執筆者多半是向來不懂所謂寫文章，以及在槍林彈雨中學會作文章的人們，他們能粗糙質樸地寫出他們的偉大生活、偉大現實和世界之謎的神話，這里粗糙質樸不但是可愛，而且必然是可貴。”
1936年10月，斯諾離開陜北時，收獲滿滿。他說：“有我十幾本日記和筆記，三十卷膠卷——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國紅軍的照片和影片——還有好幾磅重的共產黨雜志、報紙和文件”。其中就有《長征記》的部分內容的復制件。
1937年1月21日，斯諾在北京協和教會作《共黨與西北》的報告時說：“他們的長征，這段歷史是太偉大了，我不能用幾句話來敘述它。共產黨中有幾十個人合寫了一部三十余萬字的《長征記》，但是還沒有敘述完全……”
當然，《長征記》也還有遺憾，這場征文活動，可謂是中共黨內和軍內第一次大規模的集體文化創作活動，但中共中央和軍委最重要的領導同志，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王稼祥、凱豐、鄧發、劉少奇、林彪、彭德懷、劉伯承、葉劍英、羅邁(李維漢)、聶榮臻、羅榮桓、楊尚昆、鄧小平等，均沒有撰寫文章。由于工作繁忙和時局變化,毛澤東曾經應允為《長征記》撰寫“總述”的愿望，也未能實現。
謝覺哉在1945年11月2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讀《紅軍長征記》完，頗增記憶。沒有一篇總的記述。總的記述當然難。毛主席說過，‘最好我來執筆!’毛主席沒工夫，隔了十年也許不能全記憶，恐終究是缺文。”的確，缺文成了永遠的缺憾!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征稿時紅二、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尚在長征途中，所以《長征記》收入的只是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回憶文章。
《紅軍長征記》的編輯出版工作，還有一些曲折。自毛澤東“為出版《長征記》征稿”的電報和信函發出后，紅軍總政治部專門成立了《長征記》編輯委員會，其主要成員有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和徐夢秋，整體工作則由徐夢秋負責，并由其負責最后統稿。
《二萬五千里》
此處的小超，是否是鄧穎超，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多篇，約50萬字。丁玲在1937年4月15日寫的《文藝在蘇區》一文中生動描述了她在編輯《長征記》時的愉快心情：“新的奇跡又發生了，這便是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征文。開始的時候，征稿通知發出后，還不能有一點把握。但在那悄悄憂心之中，卻從東南西北，幾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遠到沙漠的三邊，一些用蠟光油紙寫的，用粗紙寫的，紅紅綠綠的稿子，坐在驢背上，游覽塞北風光，飽嘗塵土，翻過無數大溝，皺了的紙，模糊了的字，都伸開四肢，躺到了編輯者的桌上。在這上面，一個兩個嘻開著嘴的臉湊攏了，蠕動的指頭一頁一頁地翻閱著，稿子堆到一尺高，兩尺高。這全是幾百雙手在一些沒有桌子的地方，在小油燈下寫清了送來的。于是編輯們，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著，謄清這些出乎意料，寫得美好的文章。”
經過半年的努力，至1937年2月22日，《長征記》完成了初步的編輯工作，共收入董必武、楊成武、耿飚、舒同、蕭華等40多人的110篇文章、10首紅軍長征歌曲和5個附錄文件，并將書名確定為《二萬五千里》。書稿編輯完成后，并沒有付印出版，編輯委員會僅僅抄存了極其少量的內部謄清稿，目前考證存世的僅有兩部。一部留存于延安總政治部宣傳部，一部則在1937年上半年經由中共地下交通渠道交給了在上海負責恢復白區工作的馮雪峰。
《二萬五千里》為什么沒有及時印刷出版呢?因為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后，國內形勢發生變化。丁玲也隨紅軍主力去了隴東，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二萬五千里》的出版印行工作就暫時擱置下來。但中共中央、毛澤東對紅軍的宣傳工作并沒有停止。當時通過黨內交通員王堯山或者董健吾等，將《二萬五千里》的謄清稿帶到了上海,交給了馮雪峰。
馮參加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936年4月由張聞天和周恩來派往上海，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任中共上海辦事處副主任兼管文藝工作。他拿到《二萬五千里》謄清稿后，原本打算盡快在上海出版。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實現。于是，他就通過摘選、節選、縮編的方式，將書稿中的篇章內容陸續傳播出去。比如，此時在上海出現的《從江西到陜北》《第八路軍行軍記——長征時代》等單行本圖書，其基本內容大都摘錄自《二萬五千里》。
1937年底，馮雪峰離開上海時，將《二萬五千里》謄清稿本與方志敏的手稿《可愛的中國》《清貧》等一起，交由為黨做過不少工作的黨外人士謝澹如保管(瞿秋白部分遺稿也由其保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謝澹如擔任上海魯迅紀念館第一任副館長。1962年去世后，其子女將《二萬五千里》謄清稿本等一批革命文物捐獻給了上海魯迅紀念館。
《二萬五千里》謄清稿分為上中下三冊，手工線裝，綠色馬蘭紙護封，上冊225頁，中冊262頁，下冊252頁，共計739頁。書稿中既有用圓珠筆抄寫的，也有用復寫紙謄印的，且正文中有諸多用毛筆、紅鋼筆和鉛筆修改的字跡。
從目錄來看，當時選定的文章共計110篇，但實際收入的文章僅95篇，其余15篇或被刪除或被注明空缺。其中用毛筆刪除的3篇文章分別是：唐天際《湘南游擊隊》、張震《畑安之役》、張雄《毛兒蓋到河西》;用鉛筆打上“×”號并注明“有×的都缺”的12篇文章是：艾平《再占遵義》《看誰先到》《搶渡北盤江》《一個團一個師》《魯東渡》《火焰山》《“猓猓”投軍》《老娘也要戳他一竿子》《隔河相望》、陳士榘《五個子彈》、小超《三十個》、張平凱《幾個見識》。此處的小超，是否是鄧穎超，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正式出版
《紅軍長征記》在延安內部印制以后,朱德總司令曾親筆簽名贈送一套給埃德加·斯諾。斯諾后來帶回美國,現珍藏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
從1936年8月于保安發出《長征記》征文啟事，《二萬五千里》在延安的出版工作經過六年時間的等待，遲至1942年11月才正式排版印刷，最終確定書名為《紅軍長征記》。
《紅軍長征記》分上下兩冊，32開本，共412頁，收入文章100篇，其中上冊42篇，下冊58篇，附錄紅軍歌曲10首，比1937年《二萬五千里》謄清稿少了10篇。經比對，具體篇目依次如下：彭加倫《出發的前夜》、定一《珍重》、譚政《突圍的一天》、彭加倫《勝利后的一幕》、唐天際《湘南游擊隊》、文彬《朱總司令炒肚子》、張雄《毛兒蓋到河西》、張際春《鐵屁股》、小超《三十個》、張平凱《幾個見識》。
《紅軍長征記》在延安內部印制以后,朱德總司令曾親筆簽名贈送一套給埃德加·斯諾。斯諾后來帶回美國,現珍藏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
毫無疑問，《長征記》的征集、編輯為斯諾后來撰寫《長征》提供了第一手的真實素材，也達到了毛澤東發起這項征文活動的目的。后來，斯諾根據采訪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的記錄，結合已經看到的《長征記》征文初稿，撰寫了《長征》(Long March)。
斯諾的《長征》最早以分兩期連載的形式發表于1937年10月和11月出版的美國《亞細亞》(Asia)雜志。它的中文則由復旦大學學生、《文摘》雜志主編之一的汪衡最早翻譯，在《文摘戰時旬刊》以《兩萬五千里長征》為題分五次連載(從1937年11月8日開始至1938年1月18日結束)，并于1938年1月1日出版了單行本圖書《二萬五千里長征》，成為世界上第一部“長征”圖書。
后來，斯諾把《長征》作為第五篇收入他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西行漫記》)，與第四篇《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即《毛澤東自傳》)一起成為該書最為核心最為寶貴的內容。正因此，《紅星照耀中國》成為至今人們了解20世紀中國和中國革命的必讀書。需要說明的是，汪衡譯本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因得到潘漢年、劉少文等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人員的幫助，閱讀了馮雪峰那里的《二萬五千里》謄清稿本，增寫了很多內容，比斯諾筆下的《長征》更加豐富翔實。
從“內部發行”到公開出售
在第四次印刷時，該書由“內部發行”改為公開發行。紅軍長征的歷史，就這樣走進了千家萬戶，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人間傳奇，長征精神因此逐漸成為中國人民的精神圖騰。
但長征作為英雄史詩，在中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卻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從戰爭年代轉到和平建設時期，百廢待舉，為加強中共黨史的研究和資料收集工作，中共中央宣傳部專門成立了黨史資料室，由繆楚黃負責編輯內部刊物《黨史資料》。
此時，軍隊和地方新成立的政府、機關、學校都急需革命歷史和傳統的教材，《紅軍長征記》自然是再好不過的精神食糧。1954年2月，《黨史資料》就將其改名《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從第一期開始連續三期進行了重印，并在文前增補了《毛澤東同志長征詩》(即《七律·長征》)和《毛澤東同志長征詞》(即《清平樂·六盤山》)。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在《黨史資料》刊出后，在黨內產生積極反響，紛紛要求將此“不得外傳”的“黨內文件”公開出版。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并再次對全書內容重新進行了增刪和修訂。
新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為32開本，15個印張，30萬字，同時增繪了雙色套紅印刷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線略圖》。但本書卻只收錄了《紅軍長征記》100篇中的52篇文章(含陸定一和賈拓夫寫的《長征歌》)。全書篇目次序也重新做了調整，按照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后順序進行編排，但同時增補了廉臣(陳云)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和楊定華(鄧發)的《雪山草地行軍記》《從甘肅到陜西》，繆楚黃所寫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概述》附在書末。人民出版社在《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初版時，還特別說明：“本書暫時在機關、團體、學校、部隊內部發行，不公開出售。”但僅僅三年時間就連續印刷了4次，發行73萬冊。
在第四次印刷時，該書由“內部發行”改為公開發行，封面也由原來的白色套紅印刷改為四色彩印。紅軍長征的歷史，就這樣走進了千家萬戶，走進了中小學生的課本課堂，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人間傳奇，而長征精神因此逐漸成為中國人民艱苦奮斗、不怕犧牲、戰勝困難、勇敢前進的精神圖騰。
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二萬五千里》魯迅紀念館珍藏的謄清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了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朱德簽名版《紅軍長征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也以《紅軍長征記》原書名再版，續寫了紅軍長征歷史敘述史的新傳奇。
今年，為獻禮建軍九十周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按照1942年原版《紅軍長征記》重新錄入文字、重新排版和裝幀設計，以橫排簡體漢字形式再版該書。在充分尊重1942年原版《紅軍長征記》的基礎上，對一些錯誤進行了考證和訂正，對個別篇目的個別內容作了刪改，并對刪改內容的篇目作了說明。本書還對紅軍長征中的重要事件、重大戰役及相關背景作了描述，以期對全書內容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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