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慶祝建軍90周年之際，我們由衷銘記那些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橫刀立馬、浴血奮戰做出巨大貢獻的軍事家們，同時，我們又怎能忘記那些為祖國的國防事業竭盡才智付出一生的科技界精英?!正是因為他們前仆后繼的努力與付出，中國的國防力量才日益強大，保障著我們能在自己的國土里安居樂業，能在飄揚的五星紅旗下驕傲地挺起胸膛。
早在新中國成立50周年的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軍委制作了由515克純金鑄成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授予或追授給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等23位為研制“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
這個特殊軍功章，集中凸現了這些為新中國的成長做出杰出貢獻的老一輩科學家團體身上那閃光無比的“愛國”和“奉獻”的優秀品質——無論是他們當年放棄國外優厚的待遇毅然回國的選擇，還是為祖國的國防科技事業無私奉獻隱姓埋名數十年的堅定，都那么難能可貴!這個特殊軍功章，也集中凸現了偉大的“兩彈一星”事業所孕育出的“兩彈一星”精神——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攀登。對此朱光亞曾闡述得非常深刻：“熱愛祖國、無私奉獻，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是一種高尚的情操和品德;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我們事業的根本基點，是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和意志;大力協同、勇于攀登，是我們事業的時代特征，是一種優良的作風和傳統。”對于這些科學功臣的浴血奉獻與偉大成就，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30日召開的“科技三會”中給予了十分的肯定和褒揚：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不懈努力，我國科技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兩彈一星”等工程技術成果，為我國成為一個有世界影響的大國奠定了重要基礎。的確，“兩彈一星”工程成功的意義在于：增強了我國的國防實力，促進了科技的發展，推動了人才建設，促進了經濟繁榮，振奮了民族精神，提高了國際地位。如今，我們的祖國愈來愈強盛，離不開這些星光璀璨的“兩彈一星”功勛的巨大貢獻。為了讓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少年能學習和汲取老一輩科學家們不畏艱難、勇于探索、銳意創新、發奮圖強、發現真理、堅持真理、淡泊名利、戒浮戒躁的崇高品質，培養和樹立獻身科學事業和祖國富強、謀求人類幸福的偉大理想，本刊謹以此文獻上“八一”追思，以表達對這些國防科技功臣的崇高敬意!讓我們永遠銘記他們的卓越功勛!
錢學森：一心向黨的中國航天之父
1955年10月28日，從美國歸來的錢學森(左一)到達北京，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前來迎接。
錢學森，191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使客居美國的錢學森心潮澎湃。他對夫人蔣英說：“祖國已經解放，我們該回去報效祖國了。”此時錢學森已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家，蔣英也在音樂界享有盛譽。為了籠絡他們，美國政府為他們提供了十分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但祖國的召喚，使他們毫不猶豫地決定放棄眼前的一切。
1950年8月，錢學森一家人準備乘坐加拿大航班離開美國。美國國防部以莫須有的罪名通過海關扣留了他。美國司法部簽署逮捕令將他關押起來。但他一面繼續科學研究，一面堅持斗爭，伺機回國。1955年5月，他從海外華人報紙上看到一則關于中國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報道，其中有他家的世交陳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門城樓檢閱游行隊伍的消息。于是，他立即給陳叔通寫了一封請求祖國幫助他回國的信，夾在蔣英寫給她在比利時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寄出去。
陳叔通接信當天就把它送交周總理。當時，中美正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王炳南大使便根據周總理的指示與美方就此進行交涉。開始，美方不承認扣留了任何中國公民，但當王大使拿出錢學森的信時，美方才啞口無言并無奈地允許其回國。
1955年秋末，歷經磨難錢學森終于回國。翌日晨他就帶領全家來到天安門廣場，激動地仰望著天安門和五星紅旗。隨即組織上安排他去東北參觀新建的工廠、水電站、大學、研究所。從建國6年來取得的偉大成就中他親身感受到了黨領導的新中國的強大力量，更堅定了報效祖國的信念。
1956年10月8日，國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錢學森給剛分配來的156名大學生講授《導彈概論》，開始培養新中國第一批火箭、導彈技術人才。1957年2月，他榮任國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長。1960年，他具體領導我國成功研制了第一枚導彈。之后又親自主持我國“兩彈結合”的技術攻關和試驗工作，于1966年成功發射了我國第一枚核導彈。1968年，他又兼任空間技術研究院首任院長，負責研制發射人造衛星，并于1970年成功發射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在美國時他雖不是黨員卻因愛國背上了“共產黨”的“罪名”。可回國后的親身經歷，卻使他產生了真正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強烈愿望。1958年初他鄭重地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1959年1月，經中國科學院黨委批準，他成為預備黨員，并于同年11月12日轉正。這天他心潮澎湃徹夜難眠。從此，他以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他說：“我在美國是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的，一心想用自己學到的科學技術救國，不懂得政治。回國后，我通過學習才慢慢懂得馬克思主義，懂得點政治，感到科學與政治一定要結合。即便是純技術工作，那也是有明確政治方向的。不然，技術工作就會迷失方向，失去動力。”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近30年來，一直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并總是試圖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我的工作。馬克思主義哲學無愧為人類智慧的源泉!”
20世紀60年代初是我國國防科技事業發展的關鍵時期，卻偏遇三年自然災害、全國人民生活十分困難。為保證科技專家的正常工作，黨和國家想盡辦法照顧他們。聶榮臻還專門送去一些豬肉，交待給錢學森補充營養。有一天，炊事員看見錢學森太勞累就為他做了碗紅燒肉。不料平時和顏悅色的他嚴肅批評道：“你們知不知道，現在全國人民都生活困難，連毛主席、周總理都不吃肉了，居然給我做紅燒肉，黨性到哪里去了?”他還把自己剛出版的兩部科學巨著的稿費作為黨費上交。他說，我要和全國人民共渡難關。
錢學森一生獲得榮譽無數，但最看重的是“優秀共產黨員”。1991年10月，國務院、中央軍委召開的表彰大會授予錢學森“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和“一級英雄模范”獎章。他應邀發表講話，說：“今天我還不是很激動，真正激動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為《史來賀傳》寫的序。在這個序里他說，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5個人作為解放4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當時我心情激動極了。我激動的是，我現在終于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
他經常深入地處沙漠戈壁的試驗基地。那里自然條件的惡劣、人民生活的艱辛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退出領導崗位后，他仍思索著如何用科學改變那里的環境。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提出發展沙產業的思想：“我國沙漠和戈壁大約16億畝，和農田面積一樣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長，沙漠和戈壁的潛力遠遠沒有發揮出來。”“沙產業就是在不毛之地搞農業生產，而且是大農業生產。這可以說是又一項尖端技術!”他1994年、2001年分獲何梁何利基金獎、霍英東“科學成就終生獎”，獎金都是100萬港元。支票還沒拿到手他就讓秘書代寫委托書捐給沙漠治理事業。他說：“我姓錢，但我不愛錢。”他始終“國為重，家為輕;科學最重，名利最輕。”他還一直牽掛著國家的長遠發展，思考著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他將從美國的大學教育到他的老師馮·卡門的教育方法，從自己從事科學研究的體會到中國許多著名科學家的成長經歷，從“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到我國今后的長遠發展等思索一一交談給同事，奉獻給社會，顯示了人民科學家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2009年10月31日，錢學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朱光亞：“立德立功”的杰出戰略科學家
1966年10月，核導彈試驗成功后朱光亞(右一)與聶榮臻親切交談。
1964年深秋核爆的那個夜晚，一向作風嚴謹的他，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從未有過的興奮溢于言表，潸然淚下。多少年的不懈堅持，終于成功了!他，就是為我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朱光亞，他用聰慧和執著譜寫出新中國血脈中最頑強的力量。朱光亞，1924年2月生于湖北武漢。
1938年，時局動蕩不安，輾轉多地赴重慶讀書的他，先后就讀于合川崇敬中學、江北清華中學(今重慶清華中學)、重慶南開中學。在重慶南開中學受數理化老師的影響，他對自然科學產生濃厚興趣。1942年夏，他順利進入西南聯大。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時，他從物理系畢業后留校任助教。1946年，吳大猷教授赴美國研究、講學時可帶兩名研究生隨行便選了李政道與朱光亞。同年深秋，朱光亞與華羅庚、李政道一起從上海出發赴美留學，學習研究美國的核物理技術。但此次赴美并沒有他們想的那么簡單，追夢之旅很坎坷，但他說，堅持就好!他們與先期到達的曾昭掄碰面，曾的一席話：“美國有關原子彈的各個科研機構均不準許外國人進入。”使他們恍然大悟，但這更加堅定了他們學習核物理的信念。他遂進入密執安大學從事核物理的學習與研究。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他說：“只有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奉獻給祖國，個人的人生價值和理想才能得以實現。”他積極組織各種愛國活動，密切關注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在美國獲博士學位后的1950年初，他毅然放棄國外的優越條件和待遇，投身到新中國的創業熱潮中。歸國途中與51名愛國留美同學聯名寫下《致美國留學同學的公開信》，呼吁大家回國參加祖國建設，“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
在新中國百廢待興的歲月里，他把個人志向與民族振興緊緊聯系在一起，在每次人生選擇中都把祖國需要放在首位。1952年，作為北京大學的一名優秀教師，他自覺服從組織安排，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停戰談判代表團英文翻譯，奔赴朝鮮戰場參加艱苦激烈的停戰談判。50年代末，面對某些大國的核訛詐、核威脅，他堅決服從黨組織的決定，毅然投身到我國核武器研制工作之中，從此隱姓埋名、忘我工作，把全部的心血和智慧獻給了祖國的國防科技事業。
作為中國核武器研制的工程技術總負責人，朱光亞始終戰斗在最前沿，潛心致力于我國原子彈、氫彈的技術突破。1959年起，他參與領導和組織了核武器的研究、設計、試驗與制造工作;1964年至1966年，他參與組織領導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第一枚空投航彈、首次導彈與原子彈“兩彈結合”試驗任務，在短短兩年時間內實現了我國原子彈研制的飛躍發展;1967年6月，他參與組織領導的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強烈的沖擊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1969年9月，他參與組織指揮我國首次地下核試驗，取得圓滿成功，為核武器技術快速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后，他繼續負責組織核武器技術研究和發展工作，還指導了潛艇核動力、核材料技術的研究發展;為和平利用原子能，他組織指導了中國首座核電站——秦山30萬千瓦核電站的籌建、核燃料加工技術和核放射性同位素應用等項目的研究開發。
他極重視實踐，對于工程重大問題總是深入實際，事必躬親;他特別強調嚴肅、嚴格和嚴密的“三嚴”作風;他對工程問題的思考和處理極為精細，精益求精、周到細致;每到關鍵時刻，他敢于負責，決策果斷，而且有科學嚴謹的管理辦法。原子彈和氫彈的研制工程是一項宏大而復雜的大系統工程，匯集了一大批最優秀的科學家和成千上萬的工程科技人員，他精心組織大家團結奮斗，協同攻關，使這支科技大軍整體效率很高，聰明才智和創造力發揮得特別好，創造了核武器工程科技的一個又一個奇跡。
他更是一位優秀的戰略科學家。他思想深邃，學識淵博，具有遠見卓識，勇于開拓創新，始終積極倡導并身體力行戰略思維、戰略謀劃和戰略管理。他總是善于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緊跟時代步伐，瞄準國際前沿，思考和研究宏觀性、前瞻性的戰略問題，我國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重大問題，適時向中央提出咨詢建議并積極參與戰略決策。在核武器研制過程中他特別重視“頂層設計”，高瞻遠矚，精心謀略，因而能夠高屋建瓴，超前部署，掌握了工作的主動權;他組織領導了新時期歷次國防科學技術和武器裝備發展戰略研究，為我國國防尖端技術和武器裝備建設事業的發展決策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參加了新中國歷次國家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的研究制定工作，是《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總體戰略專家顧問組召集人之一;他參與組織領導了國家“863計劃”的制定和實施，參與指導了載人航天工程的前期論證工作。為祖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殫精竭慮、建言獻策，立下不朽功勛。黨和國家許多領導人都稱贊他有“立德立功”之優秀品格。這品格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現代科學精神的完美結合。2011年2月26日朱光亞逝世，享年87歲。
郭永懷：用生命守護核機密的空氣動力學家
有這樣一位中國力學科學的奠基人和空氣動力研究的開拓者，不僅為我國核武器研制和發展做出突出貢獻，而且為“兩彈一星”偉大事業過早地獻出寶貴生命。在突發危及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和警衛員緊緊地抱在一起，用身體保護著國家絕密文件資料完好無損。他就是令所有國人難以忘懷和肅然起敬的郭永懷。
郭永懷，1909年4月生于山東榮成。他在抗日烽火中出國留學，目睹日軍的飛機在頭頂橫行，決心選擇對航空起決定作用的空氣動力學專業，將來服務于祖國的國防事業。1945年，他憑借有關跨音速流動的高難課題取得博士學位后，選擇到空氣動力學居世界領先地位的美國康奈爾大學任教，但他聲明“只是暫時服務”，將來有一天還要回到中國。
郭永懷研究的學科經常能接觸一些機密資料，美方讓他填寫的一張表上有項內容便是“如果發生戰爭，是否愿意為美國服兵役?”若不同意便會失去涉密資格，但他毫不猶豫地填了“否”。盡管他在學術上受到重重限制，卻時時關心新技術的發展，記在本子上或裝入腦海里。
1950年，錢學森啟程回國，被美國當局扣押，之后郭永懷的行動也受到限制，連去英國講學都不獲準。1955年，中美大使級會議達成僑民可以自由回國的協議后，錢學森終于輾轉回國。這一切使郭永懷更堅定了回國決心。為避免美方以掌握重要資料為由繼續阻撓他回國，他不惜燒掉十幾年來寫成的珍貴手稿。許多朋友都勸他，康奈爾大學教授職位已很不錯了，為何總掛記著那個貧窮的家園呢?不勸倒罷，勸的人越多他越火：“家窮國貧，只能說明當兒子的無能!”1956年秋，他如愿攜全家回到祖國，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
郭永懷對學生傾囊相授。
經錢學森推薦，郭永懷任剛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不久，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他，問他有什么要求，他焦急地說道：“我想盡快投入工作……”
盡管他身體瘦弱，但工作起來卻精力過人。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國的核武器研制工作中的他立即做了兩件大事：一是促成了力學所與清華大學合辦研究班，自任班主任與主講人，培養了中國國防業未來的人才庫。二是參加制定了“科學技術發展十二年規劃”，這意味著中國的力學研究有可能在未來12年內迅速發展到現代化階段。他曾教導年輕人說：“我們這一代，你們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為祖國的力學事業的鋪路石子。”他全力以赴地投入高超空氣動力學、爆炸力學、電磁流體力學、飛行力學和固體力學的研究和指導工作。他從不午休，星期天和節假日從不休息，早出晚歸，埋頭書案，徹底放棄了原先的幾樣愛好，僅視工作為最大和唯一樂趣。1960年，我國核武器研制工作剛剛起步，蘇聯便撕毀協議、撤走專家。中共中央決定自力更生從頭摸索，任命105名專家學者組成一支特殊隊伍，錢學森再次向黨中央推薦了郭永懷。同年，他正式受命擔任九院副院長，負責核武器的力學部分和武器化。他組織大家對核武器的結構力學、結構強度、壓力分布等進行具體研究和計算;并指導大家進行核裝置的靜態力學研究和試驗。
他與幾乎同時調入二機部九所擔任技術領導的實驗物理學家王淦昌、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形成了我國核武器研制領域最初的三大支柱，分別主管設計研究、實驗研究、理論研究。
他的生活隨之進入半地下狀態，甚至連妻子都不知他在干啥。上午他秘密進入九院進行核武器研發，下午則以力學所副所長的身份進行力學研究。為保密其司機從未換過。1963年，英美蘇聯合簽署了《禁止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試驗條約》，意圖限制中國的核研究。為加快中國核武器研究步伐，黨中央抽調大批科研人員前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究基地。他隨同遷往這一各方面條件極差之地。他與許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應。由于頻繁往來于北京和青海基地，身體無法適應，他的健康狀況嚴重受損。
在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高原、在核試驗場新疆羅布泊，他擔任場外試驗委員，他深入試驗現場指導工作、開展試驗，在氣候環境十分惡劣的戈壁、高原，與年輕的科技人員一起喝苦水、住帳篷，風餐露宿。他經常奔波于北京、青海和羅布泊之間，聽取匯報、指導科研，深入科室、車間，親臨試驗現場，對一些關鍵問題開展技術討論。從課題設置、方案制定、裝置建立、實驗落實、結果分析等，一一親自過問。他仍關注和倡導力學新興領域的研究工作;參與領導火箭氫氧發動機和地空導彈的研制、有關物理工程的籌備、領導人造衛星設計院、空氣動力研究院的籌建、指導重大工程防護的科研等工作。生活上其簡樸出了名，一支鋼筆從中學時代竟一直使用到犧牲。
在將要進入正式試驗階段的那些日子里，他每天都要忙十幾個小時，有時是通宵達旦，吃飯也是席地而坐邊研究邊吃。1964年10月16日首顆原子彈裝置試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首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首顆氫彈爆炸試驗成功。當閃光火球和蘑菇狀煙云冉冉升起時，全體測試人員一片沸騰，他卻癱軟在試驗現場，身邊工作人員把他架到臨時帳篷里的鐵皮床上，他太累了。
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發現了一組重要數據，急于回京研究便搭乘夜班飛機。12月5日凌晨，飛機飛臨首都機場距地面約400米時突然失衡偏離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玉米地，瞬間騰起一團火球……
當人們從機身殘骸中找到郭永懷時才發現，他同警衛員緊緊地抱在一起。燒焦的兩具遺體被吃力地分開后，中間掉出一個裝有絕密文件的公文包。在飛機遇險、生命將盡的最后瞬間，他想到的卻是用身體保護國家秘密安全、完好!他壯烈犧牲，享年59歲。12月25日，郭永懷被國家授予烈士稱號。
姚桐斌：“文革”中隕落的中國航天材料奠基人
姚桐斌
在中國，有這樣一位鞠躬盡瘁杰出的科學家、世界范圍內頂尖的冶金學家。沒有他，中國無法造出火箭外殼;沒有他，中國第一顆衛星無法發射。他就是中國航天材料奠基人——姚桐斌。
1922年，姚桐斌生于江蘇無錫黃土塘鎮。雖然家境貧寒卻天資聰穎，1941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國立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礦冶系。1946年在考生云集、角逐激烈的公費留學考試中，又以第一名考入英國伯明翰大學，師從聲名顯赫的冶金教授弗·康德西。
初到英國，國民黨政府卻終止了對他的學費供應。為省錢他搬到一家屋頂小房居住，一日三餐都是面包加白水。在如此艱難境況下，1951年底他獲得伯明翰大學工業冶金學博士學位，1953年再獲倫敦帝國科技學院DIC學位。對于攻讀兩個博士學位，他的初衷只有一個：祖國貧窮落后，想多學一些科技知識奉獻給祖國。
在英國本可以過上好生活的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依舊是祖國。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他和同志們發回電報向毛主席致敬。祖國給他們寄去了報紙、雜志、影片等，他們就在華僑和英國群眾中進行宣傳，擴大新中國的影響。他先后擔任過留英學生總會的總務干事、刊物編輯、秘書、主席等職。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他到英國許多地方作報告，贊頌中國正義之舉，斥責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進行募捐。他的愛國行動引起英國政府的不滿，英國特務對他橫加迫害，指控他“破壞皇家法律”“進行顛覆”并吊銷其護照。1953年，他只得離開英國，在駐外使館的指示下轉移到西德繼續為黨工作。經過艱苦斗爭的鍛煉，他的革命人生觀日益堅定，并向駐瑞士使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同時，他不顧眾人反對毅然申請回國，卻被英國國防部約去“談話”，并被冠以“掌握國家機密”名義不準回國。
當時，世界最負盛名的鑄造學教授依·皮沃斯基聽聞此事，邀請姚桐斌前往德國，在慕尼黑大學的研究所工作。在此他僅用了3個月就熟練掌握了德語。他在金屬液體理論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起西方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德國亞琛大學的教授弗格博稱贊道：“桐斌有著陽光般的魅力，我們大家都喜歡他，也都欽佩他的學識。”
1955年，周總理赴瑞士出席日內瓦會議，使館黨組織向周總理請示了有關問題，周總理指示可以酌情發展在國外工作的同志入黨。黨組織根據姚桐斌幾年來接受的嚴峻考驗，決定吸收他入黨。
1956年9月，他在瑞士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再次申請回國。然而，聯邦德國發現他的共產黨身份后，強力阻攔他的回國計劃。周總理得知此情，甚至親自與德國交涉，做了許多妥協與交換后，專門將姚桐斌接回國。
在德國做研究員時他月薪3000馬克，回國后每月只能拿到230元人民幣，但他毫不介意，他說：“我回來不是為了地位和金錢，而是為了把學到的知識貢獻給祖國的建設。因此，我愿意在基層做一些具體工作，為我國運載火箭和衛星上天貢獻一份力量。”
回國后他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不久便擔任材料研究室主任，在一線崗位做研究。這是一個只有幾十個年輕人的小單位。材料研究室1961年初發展為703材料工藝研究所，他作為該所所長，在培養科技人才方面嘔心瀝血，為我國航天材料工藝研究的創立、成長及壯大，做出很大貢獻。在他的才華推動下，703研究所很快成了具有國際影響、實力超強的研究機構。
20世紀50年代，我國的材料工業水準很低，有一種耐高溫的釬焊合金材料，即使在中蘇關系最密切期蘇聯也對我們嚴格保密其成分和工藝。因此在中蘇反目后這種材料的研制一時成為我國航天發展的“攔路虎”。而在舉國求助無門時，姚桐斌僅憑一人之力就確定了這種材料的成分及比例、兩月內就生產出了釬焊合金。
而這只是他眾多貢獻的冰山一角，他任航天部703所所長后，牽頭開展了500多個研究課題，幾乎每個課題都填補了我國空白，很多取得重大科技突破，為我國導彈與航天事業發展提供了技術儲備，對我國航天事業的發展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其它的成果也轉化為民用商品，為我國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他本人的航天材料與工藝的科研成果至今仍沿用在航天飛行中。
為讓研究人員接觸英文論文，他還在研究所內開設英語學習班，初級、中級、高級3個班一起開，一時形成爭學英語熱潮。但此事卻成了落在壞人手上的把柄。更令人痛惜的是，“文革”期間，正值壯年的他被人肆意凌辱，毆打致死。時年僅46歲。
慘案發生后，周總理極為震怒，指出，這是嚴重的政治事件，為黨紀國法所不容，一定要查明兇手，嚴肅處理。隨即揮筆寫下一批科學家的名字，命令嚴加保護，“必要時用武力保護”。上百位科學家因此而被保護下來。他們至今還念念不忘，是同事姚桐斌以生命為代價，才讓他們免遭厄運。直到撥亂反正的1978年，經中共中央批準，追認姚桐斌為烈士，并于3月18日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這天，正是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的日子。
令人深思的是，“文革”后，我國某型號火箭因發動機材料不過關，試驗屢屢失敗。過了很多年后，科研人員終于根據國外期刊的一篇法語論文，解決了發動機材料的問題。而讓他們感慨的是，論文作者欄中赫然寫著：“姚桐斌”!他曾在給年輕人的信中寫道：“我是中國人，當年出國留學，就是為了學成之后回去報效祖國，別看現在中國比較落后，將來一定會強盛起來的。”
鄧稼先：舍身為國“失蹤”28年
為了祖國的富強，他默默無聞隱姓埋名28年，壯麗的蘑菇云最終見證了他的偉大，從此中國人民在國際上有了發言權，而他卻因核輻射過早耗盡自己的生命。令人感動的是，去世前他仍堅持工作，始終心系祖國的國防事業。他就是我國核工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鄧稼先。
鄧稼先，1924年生于安徽省懷寧縣，先后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和美國普渡大學，獲物理學博士學位，1950年回到祖國;他參加組織和領導我國核武器的研究、設計工作，是我國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從原子彈、氫彈原理的突破和試驗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試驗，均做出了重大貢獻;作為主要參加者，其成果曾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被稱為“中國原子彈之父”。
抱著學更多的本領以建設新中國之志，鄧稼先1947年通過赴美研究生考試，1948年秋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因學習成績突出，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并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此時僅26歲，人稱“娃娃博士”。取得學位剛9天就毅然放棄優越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回到一窮二白的祖國。
1950年10月，他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在北京外事部門的招待會上，有人問他帶了什么回來。他說：“帶了幾雙眼下中國還不能生產的尼龍襪子送給父親，還帶了一腦袋關于原子核的知識。”此后的8年間，他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8年秋，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他，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征詢是否愿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他義無反顧地同意，回家對妻子只說自己“要調動工作”，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難。從小受愛國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表示堅決支持。從此，他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身影只出現在嚴格警衛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鄧稼先
就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理論部主任后，他先挑選了一批大學生準備有關俄文資料和原子彈模型。1959年6月，蘇聯終止原有協議，中共中央下決心自己動手搞出原子彈和人造衛星。鄧稼先任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后，一面部署同事們分頭研究計算，自己也帶頭攻關。在遇到一個蘇聯專家留下的核爆大氣壓的數字時，他在周光召的幫助下以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關系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數學家華羅庚后來稱，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
中國研制原子彈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尖端領域的科研人員雖有較高的糧食定量，卻因缺乏油水仍常饑腸響如鼓。鄧稼先從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點糧票的支援，卻都用來買餅干之類，在工作緊張時與同事們分享。雖條件艱苦但他們日夜加班。“粗估”參數時，要有物理直覺;晝夜不斷地籌劃計算時，要有數學見地;決定方案時，要有勇進的膽識和穩健的判斷。可是理論是否準確永遠是個問題。
鄧稼先不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費盡心血，還經常到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他冒著酷暑嚴寒，在試驗場度過整整8年的單身漢生活，有15次在現場領導核試驗，從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就是由他最后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他還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后迅速進入爆炸現場采樣，以證實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直接領導并參與投入對氫彈的研制和實驗工作。按照“鄧、于方案”最終制成了氫彈，并于原子彈爆炸后的2年零8個月試驗成功。這同法國用8年、美國用7年、蘇聯用10年的時間相比，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鄧稼先任核工業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長，1979年又任院長。1984年，他在大漠深處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一次，航投試驗時出現降落傘故障事故，原子彈墜地被摔裂。鄧稼先深知危險，卻一個人搶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彈碎片拿到手里仔細檢驗。身為醫學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彈，待他回京后強拉他去檢查。結果發現在他的小便中帶有放射性物質，肝臟被損，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但他仍堅持回到核試驗基地。在步履艱難之時，他堅持要自己去裝雷管，并首次以院長的權威向周圍的人下命令：“你們還年輕，你們不能去!”
1985年他最后離開羅布泊回京仍想參加會議。醫生強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因受到核輻射而身患直腸癌。他無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對妻子及國防部長張愛萍的安慰，平靜地說：“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
中央盡了一切力量卻無法挽救他的生命。他去世前不久組織上為他個人配備了一輛專車。他只是在家人攙扶下坐進去并轉了一小圈，表示已享受了國家所給的待遇。
鄧小平說，如果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鄧稼先作為“兩彈元勛”由于功勛卓著得過許多大獎，在世時很多人問他，搞“兩彈”得了多少獎金，他總是笑而不答。1986年5月，在他病危期間遠在美國的摯友楊振寧趕回來到醫院看望他時也問及，他輕描淡寫地回答：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足見，他為了新中國的“大炮仗”立下不世奇功，發多少獎金都不為過。但他是為事業而活的，獎金在他眼里不過是身外之物。7月29日，身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的他因全身大出血病逝，享年62歲。他臨終前仍牽掛如何努力發展我國的尖端武器，并叮嚀：“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錢三強：結緣、引爆原子彈的“中國原子能之父”
錢三強
錢三強，1913年10月生于浙江紹興。原籍湖州。1936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中國第一個重水反應堆總設計師。父親錢玄同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他是第二代居里夫婦的學生，又與妻子何澤慧一同被西方稱為“中國的居里夫婦”，他是中國發展核武器的組織協調者和總設計師。
1937年到1948年，他在法國居里實驗室由一個青年大學生成長為科學家。這11年也奠定了他成為共產主義戰士的基礎。他的導師約里奧是法國共產黨員，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全法地下抵抗運動委員會副主席。1940年的一天，他得到一本《西行漫記》。通過此書他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由衷的敬仰。
1945年4月他被派往英國考察學習核乳膠技術。臨行前，中共旅法支部成員孟雨約見他并說：“你到倫敦后可去見一位中國海員，他叫陳天聲，是我們的知心朋友。”他遵命專程拜訪了陳。陳見他是旅法支部介紹來的朋友，十分信任。在敘談后約他翌日去看望祖國來的同志。次日在一家旅館里他見到了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詳盡描述過的傳奇式英雄、時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的鄧發。鄧發很關心他的進步，在詢問了他的學習、工作和思想情況后徹夜長談。并指著自己身上穿的毛衣說：“這就是延安‘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產物。”還啟發他積極向黨組織靠攏，樹立共產主義理想，把科學才華獻給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分別時他從鄧發那里得到一份用延安《解放日報》剪貼成冊的毛澤東著作《論聯合政府》。
黨組織的信任，毛澤東著作的指引，使錢三強的思想向著一個新的高度飛躍。從倫敦回到巴黎不久，他在旅法支部領導下參加了與國民黨反動派旅法勢力的斗爭。
1948年4月，新任中共歐洲委員會書記的劉寧一約他在盧森堡公園見面。在分析了國內解放戰爭形勢后暗示他：你回去以后，到北方的一所大學任教。遵照這一指示，他回國后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并兼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所長。
1950年5月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現為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在北京成立。吳有訓任所長，錢三強任副所長。次年3月他又任所長。事業初創，開展科研工作的條件極其簡陋。國內根本沒有現成的儀器設備及相應的工業基礎，西方國家又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就是有錢也買不到做實驗用的儀器設備。面對困難，他與王淦昌、彭桓武依靠和團結當時為數不多的科學工作者，發揚“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延安精神，群策群力，先研制有關儀器設備，后開展科研工作。他們還到北京、上海的舊貨市場尋找一切可用的舊五金器材、舊電子元器件，為科研服務。在他領導組織下，近代物理所只用5年時間便在許多領域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果，培養出一大批優秀人才，為后來我國原子能科學事業的大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在全身心致力發展我國原子能科學事業的同時，他也于1954年1月26日從黨的“知心朋友”成長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郭沫若院長得知他入黨的喜訊后非常興奮，欣然為他書寫了一段馬克思名言以示祝賀：“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那些不畏勞苦，在崎嶇小路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1955年，中央決定發展本國核力量后，錢三強又成為規劃的制定人。1958年，他參加了蘇聯援助的原子反應堆的建設，并匯聚了一大批核科學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澤慧)。他還將鄧稼先等優秀人才推薦到研制核武器的隊伍中。
他領導建成中國第一個重水型原子反應堆和第一臺回旋加速器及一批重要儀器設備，使我國的堆物理、堆工程技術、釬化學放射生物學、放射性同位素制備、高能加速器技術、受控熱核聚變等科研工作，都先后開展起來。在蘇聯停止對中國的技術援助后，他一方面迅速選調一批優秀核科技專家去二機部，直接負責原子彈研制中各個環節的攻堅任務，一方面會同中國科學院有關領導人組織聯合攻關，使許多關鍵技術得到及時解決，為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的研制成功做出重要貢獻。
1960年，中央決定完全靠自力更生發展原子彈后，已兼任二機部副部長的錢三強擔任了技術上的總負責人、總設計師。他像當年居里夫婦培養自己那樣，傾注全部心血培養新一代學科帶頭人，在“兩彈一星”的攻堅戰中，涌現出一大批杰出的核專家，并在這一領域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發展速度。人們后來不僅稱頌錢三強對極為復雜的各個科技領域和人才使用協調有方，也認為他領導的原子能研究所是“忠心愛國”的科技大本營。在原子能所組織中子物理理論與試驗兩個研究組開展氫彈的預研工作，為氫彈研制作了理論準備。
為了研究一種擴散分離膜，由錢三強領導成立了攻關小組，經過4年的努力研究成功，成為繼美、蘇、法之后第4個能制造擴散分離膜的國家。同時成功地研制了我國第一臺大型通用計算機，成功地承擔了第一顆原子彈內爆分析和計算工作。
在原子彈的整個研制過程中，浸透了錢三強的智慧與心血。他不僅為原子彈的研制作出了貢獻，也為我國原子能科學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為培養我國原子能科技隊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晚年的錢三強身體日衰，但仍擔任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中國核學會名譽理事長等職務。他一直關心中國核事業的發展，強調不僅要服務于軍用還要供民用。1992年6月28日他因病去世，終年79歲。
陳能寬：盡現獻身精神和集體主義精神的科學家
1988年，陳能寬查閱資料。
陳能寬，1923年生于湖南省慈利縣。是一位金屬物理學家、爆轟物理學家。1942年，他以優異成績被保送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礦冶系。1947年赴美國耶魯大學留學。短短3年時間他便獲該大學物理冶金系的碩士和博士學位，在想要報效祖國之際，因抗美援朝被迫滯留美國，拳拳愛國之心只能暫時埋在心中。在美國工作的幾年間他很快成長為小有成就的年輕科學家，但內心報效祖國的渴望與日俱增。
1955年秋，中美兩國在日內瓦達成“交換平民及留學生”協議，使陳能寬一家人重燃回國的希望。面對美國的同事、朋友對自己渴望回國的不解，他回答道：“新中國是我的祖國，我沒有理由不愛她。這種誠摯的愛，就像是被愛神之箭射中了一樣，是非愛不可的，正如魯迅的詩句所說，我是‘靈臺無計逃神矢’啊。”
在思想境界、學術水平正要接近成熟時他卻接到了一個改變人生軌跡的通知：調入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1964年改為院)，參加我國核武器研究。我國核武器研究白手起家，各方面研究都遠遠落后于美國和蘇聯，他們在巨大壓力下受令。塞外風沙彌漫，科技人員克服一切困難，依然夜以繼日地工作，他經常親臨一線組織實驗。歷經兩年多、數以千次的試驗后終于解決了一系列有實際應用價值的理論和實驗問題。他和這幫年輕人最短時間內做出了第一顆原子彈所需的起爆元件。
1963年，他被任命為實驗部主任和“冷試驗”技術委員會副主任，負責爆轟物理、高壓物理、中子物理、炸藥部件和核材料部件研制等任務。他和大批科研人員響應國家號召，從長城腳下轉戰青海高原、塞外荒漠，為我國的核武器發展付出了難以言盡的艱辛努力。多年的科學積累和刻苦鉆研，使他們很快進入了爆轟物理的前沿，并逐步開拓了中國的爆轟物理專業。這支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的攻關隊伍，在化工技術、聚合爆轟設計技術、“增壓”技術、材料狀態方程和相應實驗測試技術等眾多領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4年2月，他被任命為二機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這是對他的科研業績和管理能力的充分認可，同時，也在他的肩上壓上了更重的擔子。當年的6月6日，他帶隊進行了預定計劃的全尺寸爆轟模擬試驗，成功解決了核試驗前一系列內爆物理學與相關的材料與工程問題，為我國首次核試驗鋪平了道路。緊接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他帶隊向氫彈研制沖刺。數年艱苦奮戰，與理論設計的研究人員密切合作，將關鍵問題和工程科學問題逐一解決。1967年6月17日，中國人自力更生研制設計制造的氫彈試驗成功。
核武器研制，既是工程規模的物理研究，也是物理深度的工程開發。如何將核試驗獲得的科學成果轉化為手中的武器，是艱苦歷程中最鮮為人知的重要部分。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陳能寬就和王淦昌共同進行了“聚合爆轟波人工熱核反應研究”的探索，開展了新一代起爆方式的研究。經過10多年的不斷探索與實驗，他帶領一大批工程師與電子學家，摸索出一整套冷實驗的物理思想、方法、技術途徑以及工作制度，對我國的武器定型做出了決定性貢獻。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核導彈從近程、中程一直延伸到洲際，都采用這種方法來獲取定型數據，既確保了沿線居民的絕對安全，又節約了大量的國家資金。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他不再負責武器型號的爆轟物理實驗，分管基礎研究等工作。他從另一個層面深入思考核武器研究的深層次問題并深切感受到：我國科技人員在“兩彈一星”積累的科學基礎上，已經建立了高技術發展的基本條件。面對世界高技術的競爭與挑戰，憑借敏銳的學術感知，20世紀80年代初，他再次抓住科技發展的脈搏參與了中國跟蹤世界高科技發展的“863”計劃的前期論證工作，并直接參加了國防科技發展戰略綱要的論證起草。
1986年7月，他被任命為核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次年2月，64歲的他任國家863-410主題專家組首席科學家。他大力倡導在“兩彈”研制工作中形成的技術民主、自力更生、協同創新的優良作風。在原國防科工委的領導下，他以“多做少說、多做不說”的工作作風，將全國各優勢單位的科技力量集中起來協同攻關，組織專家進行了大量跟蹤、調研、動態分析、評估等工作，以及“863”計劃有關領域的起草、制訂和實施工作，為中國強激光技術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打下了堅實基礎。
1980年，他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82年，由他領導進行的“聚合爆轟波人工熱核反應研究”獲全國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4年，他因多次成功領導核武器重大試驗獲國家發明獎二等獎，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科技專家稱號。1985年，他因在“原子彈突破與武器化”和“氫彈突破與武器化”兩項工作中的杰出貢獻，和鄧稼先一起，作為整個核武器集體的光榮代表，領取了兩項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對于我國核武器事業的成功，陳能寬常提到不能忽視“攻關人員的獻身精神和集體主義精神”。他們是不同學科、不同專業的人，是因任務而結合的一群人，“夜以繼日地奮戰在草原、在山溝、在戈壁灘。即使在城市，也過著淡泊明志、為國分憂的研究生活”，這是他們共同的生活狀態。當生活歸于寧靜后他仍不能忘卻激情燃燒奉獻于祖國核事業歲月的那種澎湃。1992年冬，在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召開的發展戰略研討會上，他受朱光亞、王淦昌、彭桓武等科學家的推舉，寫下了這樣的詞句：“許身為國最難忘，神劍化成玉帛酒，共創富強”。2016年5月27日，陳能寬逝世，享年94歲。
王淦昌： “愿以身許國”的核物理學家
王淦昌，1907年 5月生于江蘇省常熟縣。1920年到上海浦東中學讀書，1925年考進清華學校物理系。清華良好的氛圍和兩位中國近代物理學先驅葉企孫、吳有訓的引導，使他走上實驗物理研究道路。西方列強欺凌中國和當時政府軟弱無能的親歷，逐漸使他成熟起來。1926年三·一八慘案時，北平多所高校學生和群眾為抗議日本侵略上街游行卻遭反動政府大屠殺，游行隊伍中的他親眼目睹了身邊同學慘遭殺戮，深感義憤填膺。他找葉企孫傾訴時承蒙啟迪：“歸根結底是因我們國家太落后了，若我們像漢朝、唐朝那樣先進強大，誰敢欺侮呢?要想我們的國家強盛，必須發展科技教育，我們重任在肩啊!”師言有如醍醐灌頂。他發奮學習，不再是為報效父母養育之恩而是為拯救中華民族。他才思敏捷，對物理學概念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對未知世界有著執著的探索精神。吳有訓十分喜愛這個天資聰穎、勤奮刻苦的學生，讓他畢業后留校當了助手，并指導他撰寫出論文《北平上空大氣層的放射性》。
1930年，王淦昌考取德國柏林大學深造，師從著名核物理學家萊斯·梅特納，他是這位女科學家唯一的中國學生。1934年春，在苦學4年取得博士學位后毅然決定回國。有的教授想挽留他：“中國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沒有前途的。……要知道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他堅定地說：“科學雖然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是有祖國的!我留學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報效祖國，中國目前是落后，但她會強盛起來的。”回國后他先后任教山東大學和浙江大學，戰亂中在浙大教書14年。1950年后，他調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6年被派至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先任高級研究員、后任副所長。1959年他在蘇聯的研究中，從4萬對底片中找到一個產生反西格馬負超子的事例，發現了超子的反粒子，在國際學術界引起轟動。
1959年，蘇聯背信棄義撕毀援助中國的協定。黨中央決定自力更生搞核工作。1961年 4月 1日，王淦昌奉命參加領導研制原子彈，他毫不猶豫表態：“我愿以身許國!”從此，他毅然放棄得心應手的物理學基礎研究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一個全新領域秘密研制核武器，開始負責物理實驗方面的工作，隱姓埋名“失蹤”了17年。對此，他說：“我認為國家的強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報效國家的時候。”
當時沒有試驗場地，借用的是部隊的靶場。他和郭永懷走遍靶場的每個角落，和科技人員一起攪拌炸藥，指導設計實驗元件和指揮安裝，直到最后完成實驗，到1962年底基本掌握了原子彈內爆的手段和實驗技術。
1963年春，他告別家人，開創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剛剛開始建設的基地條件極為艱苦，3200米的海拔讓很多人高原反應不斷。但他堅持深入到車間、實驗室和試驗場地，去了解情況和指導工作，興致勃勃地和大家討論問題，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對每個技術、數據和實驗的準備工作他都一絲不茍嚴格把關，保證了一次次實驗獲得成功。
身為原子彈冷試驗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指導的爆轟物理試驗、炸藥工藝、近區核爆炸探測、抗電磁干擾、抗核加固技術和激光模擬核爆炸試驗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他與蘇聯著名科學家巴索夫同時獨立地提出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新概念。他是中國慣性約束核聚變研究的奠基者。積極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聯合實驗室并一直指導慣性約束核聚變的研究及開展電子束泵浦氟化氫激光器等的研究。
作為第一顆原子彈冷實驗的總指揮，大到實驗方案的設計、數據資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實驗場每只雷管的安裝，他都親自督陣甚至動手，要求大家做到“萬無一失”。試爆前，已57歲的他親自坐著吊車到爆炸塔頂對裝置進行驗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頭安裝是否可靠、電源是否全接通……1964年 10月 16日成功爆炸時他流出激動的熱淚。1967年6月 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成功爆炸里也有他的心血。
1969年他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先后領導了我國前三次地下核試驗成功。為此，人們稱他為 “核彈先驅”，他卻說：這是成千上萬科技人員、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員。1969年初，中央決定進行第一次地下核試驗。當時，核大國對我國發展核武器設置重重障礙，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通過地下核試驗這一關。王淦昌作為地下核試驗的倡導者和領導者，深知這項任務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然而正值“文革”，研究院許多黨政干部、科技人員都被扣上“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的帽子……青海基地處于半癱瘓狀態。對此他著急地白天深入到兩派群眾中去做工作：“我們的時間很寶貴，與西方核大國比，誰贏得時間，誰就主動”，勸大家“要顧全大局，以國家利益為重，團結起來，共同做好地下核試驗工作”;晚上又到職工宿舍挨家挨戶動員大家參加科研生產。他不顧條件惡劣背著氧氣袋四處奔波，以赤誠奇跡般地化解了對立情緒，共同在國家利益的旗幟下精誠合作，使第一次地下核試驗取得圓滿成功。
核武器研制是一項涉及眾多學科、龐大復雜的科學工程。淵博專業知識、豐富基礎研究經驗和深刻洞察力，使他在核武器研制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和其他領導人一起勾畫研制工作的頂層設計，抓住研制核武器所必須解決的重大學科問題和關鍵技術，把復雜的系統問題進行分解，列出各個子課題，區分輕重緩急組織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開展研究。他隨時了解并總結大家的研究結果和遇到的問題，及時分析調整，使兩彈研制在選擇階段目標和技術途徑上沒有走大彎路，進度很快。當時實驗條件差，設備儀器都很缺乏。為診斷內爆過程他首先提出并和大家一起研制成功國內第一臺脈沖X光機和相應的診斷探測設備，這些開創性的工作為兩彈突破起到重要作用，開拓了核武器物理實驗研究的新領域。繼續勇攀高峰求新創造的他在20世紀70年代領導研制成功國內第一臺6兆伏油介質脈沖X光機，在20世紀80年代又研制出強流電子直線感應加速器、10兆電子伏、29兆電子伏的大型加速器等。
1978年，他被任命為二機部副部長、原子能研究所所長。他積極推進中國核科學的發展，倡導我國相繼建設了秦山和大亞灣核電站。
為了我國科學技術特別是高科技事業的發展，他與王大珩、陳芳允、楊嘉墀于1986年 3月2日，聯名向中央提出《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3天后，鄧小平在上面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國務院在聽取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很快制定出我國高技術發展的 “863計劃”，為我國高技術發展開創了新局面。
在70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始終活躍在科學前沿，孜孜以求，奮力攀登，取得了多項令世界矚目的科學成就。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5年獲兩項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98年6月被授予中國科學院首批“資深院士”稱號。1998年12月 10日，王淦昌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他以自己的一生詮釋了“科學家是有祖國的”，“我愿以身許國!”
吳自良：攻克原子彈核心技術的冶金學家
吳自良，1917年12月生于浙江省浦江縣。1937年畢業于天津北洋大學工學院航空工程系，后在云南壘允中央飛機廠、昆明中央機器廠任設計師和工程師。1943年，學習航空技術出身的他聯系去美國深造，改行在匹茲堡卡內基理工學院冶金系學習并獲理學博士學位，后任該校金屬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員，1949年任錫臘丘斯大學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師。然而也正是這一特殊經歷助推他回國后一生中最有意義的沖刺。
聽到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后，他舍棄優厚的科研待遇于1950年底輾轉回國。1951年任北方交通大學冶金系教授，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陶瓷所(后為上海冶金所)副所長、所學術委員會主任。1954年，他領導完成了中央軍委下達的抗美援朝前方需要的特種電阻絲研制任務，獲得獎勵。20世紀50年代，用國內富產元素錳、鋁等代替短缺的鉻，研制蘇聯40X低合金鋼的代用鋼取得成功，對建立中國合金鋼系統起了開創作用。
1960年，中蘇關系趨于冷淡，中國原子彈研制工作面臨重重難題。研制鈾分離膜——提煉濃縮鈾的“心臟”，即是其中之一。要造原子彈，首先必須得到足夠濃度的鈾-235，而“甲種分離膜”正是提煉濃縮鈾的核心元件。當時，只有美、蘇、英三國掌握這項技術，這些國家均把“甲種分離膜”列為國家絕密。于是，毛澤東親自布置研制任務，北京原子核所、復旦大學、沈陽金屬所和上海冶金所等單位的科研人員聚到了一起，為這一關系民族命運的科研同心協力聯合攻關。
吳自良牽頭領任務時，當時的二機部副部長兼原子能所所長錢三強指示：“有人預言沒有外援，中國的核工業將成為一堆廢銅爛鐵，更不用說造原子彈了。這其中的關鍵技術是制造用來生產濃縮鈾-235的分離元件。”想到當年美國原子彈爆炸成功引起的轟動，現在有機會為制造自己國家的核燃料和原子彈出力，吳自良感到無比光榮。他放下籌備已久的研究項目，全身心投入到這個國家指定的新尖端科技會戰之中。
隨即，在冶金所，50多名專家組成了第十研究室，吳自良兼任室主任主持這項工作，集中承擔起氣體擴散法分離鈾同位素用的“甲分離膜的制造技術” 攻關任務。正趕上國家困難時期，吃住皆差，連春節、國慶都難見葷腥。他深感內疚。然而，誰也顧不上這點。雖然當時各方面條件都十分困難，但在他的領導下，大家二話不說克服困難，信心百倍地只顧埋頭艱苦探索和反復試驗。1963年，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來到上海特地來聽取他們的工作報告。二機部也月月來人表示了急切的關注。終于，在1963年底，冶金所滿懷喜悅地報告說：核心技術被攻克，能在中等規模的工廠批量生產，造價僅為原來估算的黃金價格的1%!1964年，該項研究試制成功并投入使用。1984年獲國家發明獎一等獎。
在3年多攻堅克難的時間里，吳自良基本一步都沒有離開過實驗室，每天檢查各組的進展，隨時解決各種問題。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過年過節也不休息。不言而喻，他在分離鈾-235同位素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
1964年10月16日羅布泊上升起第一朵“蘑菇云”的消息傳來后，已著手新研究的吳自良激動萬分，無比興奮自豪。那遙遠的特殊禮炮聲里，有著一份中國人的自豪與一位科學家的幸福。雖然這自豪與幸福他無從對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說起。
他一向對待科研非常嚴謹，一絲不茍。課題組曾將一種很經典的材料物理研究方法用于當時剛剛發現、非常熱門的高溫超導體的微結構研究，取得了很好的實驗結果，想馬上發表一篇文章。他卻不著急草率地推出，而是找課題人員反復討論，從實驗裝置到實驗結果，從結果分析到提出物理模型并得出最終結論，先后改了五六稿，謹慎認真地這樣斟酌幾個月后，最終由他親自執筆定稿，和那份初稿對比分明已面目全非。結果，這篇論文1989年發表在美國《物理評論》上，很快獲得國際同行的關注，至今還保持著相當高的單篇論文引用率。
吳自良雖然屬蛇，但他離馬年只差20余天。因此，他常說：“我更愿意自己屬馬，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確如此。晚年他還于1988年轉向投入到研究高溫超導體YBCO中的氧擴散機制中并取得研究成果。就算躺倒在病榻上仍不停地想著實驗室里的事兒。住院期間，只要學生去看望他就會拉住學生討論科學問題，要求提供文獻資料，希望組織人員繼續科研，總結整理一段時間來的研究成果，盡管已虛弱到非熟悉親近的人難以完全聽懂他的話。
2008年5月24日，吳自良在上海病逝，享年91歲。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在吊唁信中這樣寫道：“吳自良先生是一位享譽海內外的物理冶金學家，‘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在一生的科研實踐中，緊緊把握世界科技發展脈博和國家的重大需求，不斷深入拓展本領域的科技前沿，取得了一系列原始創新理論成果和重大自主技術創新成就。”這是對吳自良一生的高度評價，同時也是他一生的生動寫照。
陳芳允：“竭誠為國興，努力不為私”的無線電電子專家
陳芳允，1916年4月生于浙江省臺州市。具有強烈愛國主義思想的他把自己的一生與祖國命運緊聯在一起。早在20世紀30年代上中學時就立志要用知識報效祖國。1931年畢業于黃巖縣立中學初中部，后進上海浦東中學就讀。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學系。抗戰爆發前夕他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愛國主義運動。親眼目睹自己的國家遭受帝國主義肆意蹂躪，他感到莫大屈辱，由此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 ”的真理，從而更加堅定了要做一個愛國者，科學救國、振興民族的理想抱負。1938年清華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1945年赴英國科索無線電廠研究室從事電視和船用雷達研究，參與世界上第一部海用雷達的設計，他的聰明才智博得英國專家的高度評價并高薪挽留他，但他婉言謝絕，于1948年毅然歸國。目睹國民黨挑起內戰他甚為憤慨。不愿為國民黨打內戰出力，拒絕在國民黨航空委員會擔任要職便辭職同妻兒回到黃巖老家。后在臺州臨海籍著名科學家馮德培邀請下在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搞技術來養家糊口。上海解放前夕在地下黨的領導下他參加維持秩序的革委會，勸阻中央研究院的科技人員不要跟國民黨去臺灣。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為陳芳允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機會。他在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任技正，研究生理實驗用的精密測量設備;1953年調北京主持中科院電子學研究所籌備處工作并經一年具有一個研究室的規模，1954年并入物理研究所(所長為錢三強)，組建成電子研究室并任室主任。1955年晉升為研究員。1956年后中科院在新技術方面成立了半導體、自動化、電子學和計算技術4個研究所。他調入電子學研究所任該所脈沖技術研究室主任，開展毫微秒脈沖技術、機載單脈沖雷達的研制，直到1965年。他對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第一顆人造衛星做出很大貢獻。1960年，他參加論證并提出了原子彈試驗用的多道脈沖鑒別器的試制方案，3年后與同事研制出原子彈爆炸測試用的多道脈沖分析器，交原子彈試驗場使用。他早期在國內領先研究毫微秒脈沖技術，領導研制成功我國第一代機載單脈沖雷達，為我國無線電電子學研究做了開創性的工作。他提出和設計了發射我國通信衛星的微波統一測控系統的新方案并負責其研制和星-地技術協調工作，為建設我國衛星測控網做出重要貢獻。
1965年3月16日，陳芳允任第一顆人造衛星地面跟蹤測量技術負責人，全面參加了系統設計和建設工作。面對“抓得住”“看得見”“聽得到”這幾個衛星測控中的主要難題，他馬上在科學院有關研究所和天文臺調研著手各項準備工作。很快組織了以紫金山天文臺、數學所和計算機所等單位的一批專家，對多普勒測速儀跟蹤定軌進行模擬計算。1970年4月他出差來到上海科儀廠開始新型衛星的測控設備研制工作。4月24日，新中國成功發射東方紅一號第一顆人造衛星!這成就是同樣傾注有陳芳允大量心血，他喜極而泣。
隨著我國衛星技術的發展，1965年周總理主持中央第十三、十四次專委會上就研究了要建立遠洋測量船問題。1967年7月18日，由國務院、中央軍委有關領導審查，爾后由中央專委報送毛主席、周總理批準，研制我國 “遠望號”航天測量船。航天測量船的建造是一個國家科技發展水平的象征。“遠望一號”和“遠望二號”建成后，先后于1977年8月和10月下水，中國成為繼美國、前蘇聯和法國之后第四個擁有航天測量船的國家。“遠望號”是集中了中國航天、光學、電子、測控等技術精華于一身的浮動的“海上科學城”。它在發射火箭、衛星時要航行到遠離中國本土數千公里的太平洋上與風浪搏斗，還要對火箭和衛星進行測控。陳芳允用戰略的眼光首先提出：能不能由測量船在測量的同時實現與國內通信，減掉通信船，解決觀測船上眾多設備之間的電磁兼容問題。1980年5月18日，我國第一枚遠程運載火箭從巴丹吉林大沙漠深處騰空而起，準確地濺落在預定海域目標內。“遠望號”測量船測量到全部數據并安全返回。
1976年，已搞10年衛星測控系統的陳芳允鄭重向組織上提出參軍請求。穿上軍裝后又申請入黨并于1977年如愿入黨，1978年當選為中科院學部委員并兼任技術科學部副主任。之后，曾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兩次、一等獎一次;榮獲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稱號，當選為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80高齡又榮獲首屆中國航天基金獎。入黨后他愈發認為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是革命行動的指導，也是科技活動的指導。他說：“毛主席為人民服務的教導使我恪守終身。……為科學求真理，為技術進步，為建設祖國，都是為人民服務。”他長期不懈拼搏在科技戰線上，正是這一信念的體現。他堅信只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必可繁榮富強，科學技術也將迅速發展而立于世界之林。
1983年，陳芳允和合作者提出利用兩顆同步定點衛星進行定位導航的設想即“雙星定位系統”并一直堅持探究科研。主站-兩顆衛星-用戶站之間的信號往返，可以測定用戶站的位置。主地面站把用戶站的位置信息經過衛星通知用戶站。主地面站和用戶站間還可互通簡短的電報。2000年10月，隨著兩顆北斗導航實驗衛星的成功發射，標志著中國擁有自主的衛星導航系統。繼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個擁有衛星導航系統。而中國的北斗系統最初只由兩顆衛星組成且某些功能超過美國的GPS，同時具備定位與通訊功能，不需其他通訊系統支持。衛星導航定位在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上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2012年12月27日，我國自主建設、獨立運行并與世界其他衛星導航系統兼容共用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開始正式提供試運行服務，可在我國及周邊范圍內全天候、全天時為各類用戶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導航、授時服務，并兼具短報文通信能力。
1986年，陳芳允和部分院士聯名建議發展中國的高技術，鄧小平高度重視并批示：“此事宜速作出決斷，不可拖延。”中央迅速召開一系列有關會議，經過認真研討、論證，制定了《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撥款100億元，選擇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動化、能源、材料等7個技術領域的15個主題項目，開始了高技術的攀登。
陳芳允對工作是高標準，對生活卻是低標準。他家里看不到一件象樣的家具，連褪了色的布窗簾也舍不得換。但他為國家所做的貢獻卻是用金錢無法衡量的。從863計劃的提出到2000年這15年中獲國內外專利2000多項，發表論文47000多篇，累計創造新增產值560多億元，產生間接經濟效益2000多億元。“人生路必曲，仍須立我志。竭誠為國興，努力不為私。”“四十年京兆一技人，求新服務不愛名，一稱專家已過譽，慚愧國人趕超心!”這是他寫的兩首詩，也是他人格和愛國精神的精當寫照。2000年4月29日，陳芳允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王大珩：追光逐電逞英豪的光學專家
王大珩，江蘇省吳縣人，1915年生于日本東京。193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38年考取公費赴英國帝國理工學院攻讀應用光學。
1948年，當滿腦子都是光學理論、滿懷報國之志的他踏上舊中國土地時，發現偌大的中國僅有一個只能制造簡單望遠鏡和低倍顯微鏡的破舊工廠，古老的科技文明已遠落后于后起的西方文明。后來在其老師、科學家吳有訓的邀請下任大連大學應用物理系主任。6年后受命籌建中國科學儀器館并于1952年在長春正式建成，后改稱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他被任命為館長、所長。他面臨的是國家急需大量的科學儀器而國內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光學玻璃。
他帶領大家從制造自己的光學玻璃做起。先是把在秦皇島工作的龔祖同調到長春光機所負責煉爐的建立，又把從國外帶回來的光學玻璃配方及制造過程中的技術資料全部鋪展開來。他們的合作很快取得成果。1953年12月，長春儀器館熔煉出中國的第一爐光學玻璃。結束了中國沒有光學玻璃的歷史，也為新中國的光學事業揭開發展的序幕。
之后，王大珩帶領長春光機所刻苦鉆研，協同攻關，在建所不到6年就相繼研制出我國首臺電子顯微鏡、高溫金相顯微鏡等一大批高水平的光學成果，史稱“八大件一個湯”(“八大件”指8種光學儀器，“一個湯”指融化態光學玻璃)，一改新中國在光學領域一片空白的局面，奠定了我國國產精密光學儀器的基礎，轟動了全國科技界。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為了鞏固國防，王大珩再次挑起集技術光學、機械與精密機械儀器制造、光學材料、導航、紅外物理等眾多學科于一身的重任。為研制試驗原子彈，爆炸試驗的測試工作必須跟上。他利用長春光機所具有的技術優勢，采用以高速攝影機和測量光沖量的途徑，作為獲取核爆炸后的部分性能信息的措施。不到一年便提交出合格的光學測量儀器。1964年成功核爆中，他牽頭研制的光學測試儀器在試驗中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1970年我國又成功發射了“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邁開發展宇宙空間技術步伐，同時對光學設備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如返回式衛星裝備的對地觀測相機，既要能經得起發射時的震顫，還不能進行調整，要長期保持正常工作。這個重擔又落在他的肩上。在設計方案論證過程中，他提出在研制對地觀測相機的同時也要研制對星攝影的相機。為此，他親自掛帥成立了一個專門從事空間相機研制的科研部門。經過努力終克難關。兩種相機同時問世，同時伴著衛星飛上天空。當衛星返回時，相機帶回了地球村的全貌。
1980年5月，我國向南太平洋發射遠程運載火箭試驗成功。“遠望號”航天測量船出色完成火箭再入段的跟蹤測量任務。其中使用的先進“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隊研制的光學設備。船用激光、紅外、電視、電影經緯儀和船體變形測量儀的研制是一個嶄新的課題。當時沒有任何資料可循，一切靠中國人自己的創造性。總設計師王大珩指導研制人員多次出海進行光學設備的實驗，獨立解決了當今世界遠洋航天測量的穩定跟蹤、定位、標校和抗干擾等技術難題。
他還把大量精力放在培養年輕人身上，指導曾在他門下攻讀研究生的蔣筑英在國內首先建立先進的光學傳遞函數測量裝置;還有王乃弘，50年代就研制出紅外夜視儀;唐九華在電影經緯儀的研制中作出重大貢獻;王之江成為激光和光學設計理論與應用光學專家。
1986年他和王淦昌、陳芳允、楊嘉墀聯名提出發展高技術863計劃。還與王淦昌聯名倡議促成激光核聚變重大裝備的建設。提倡并組織學部委員主動為國家重大科技問題專題咨詢，頗有成效。因其光學科研中的重大貢獻，王大珩1980年獲全國勞動模范稱號。1985年，“現代國防試驗中的動態光學觀測及測量技術”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他又成為我國現代光學技術及光學工程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92年他與其他5位學部委員倡議并促成中國工程院的成立。2001年，他和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書，希望國家重視對大型飛機的研制;2003年他又就我國航空工業發展親筆上書溫家寶總理，懇切提出中國要有自己的大飛機。他這樣不遺余力屢屢為發展高科技奔走呼號，對此他說得很貼切：“科技人員是有祖國的，他為祖國謀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
“殫精竭慮、無悔付出”，是大家對他的中肯評價，也正是他一生的生動寫照。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在京逝世，享年96歲。
屠守鍔：著名導彈和火箭專家
他與任新民、黃緯祿、梁守槃被尊稱為“航天四老”(任新民，導彈總體和液體發動機技術專家;黃緯祿，火箭與導彈控制技術專家，被稱為“巨浪之父”“東風-21之父”;梁守槃，導彈總體和發動機技術專家，被稱為“海防導彈之父”)之一，我國航天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東風二號和東風三號導彈副總設計師，洲際戰略導彈總設計師，長征二號火箭總設計師，長征二號捆綁式運載火箭技術總顧問……他就是著名導彈和火箭專家屠守鍔。
屠守鍔，1917年12月5日生于浙江省湖州。少年屠守鍔在上海游學時，突遇幾十架日本轟炸機橫沖直撞肆虐。炸彈像雨點般落下來，一瞬間繁華大上海房倒屋塌、血肉橫飛。耳聞目睹這劫難后的滿目瘡痍，他滿腔悲憤立下終生志愿：一定要親手造出中國的飛機，趕走侵略者，為死難的同胞報仇!
他抱著航空救國的決心發奮讀書。1936年考取清華大學機械系。清華設立航空系后他毫不猶豫轉到航空系。1941年又以優異成績公費考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碩士學位。他無暇欣賞美麗的異國風情，全神貫注于自己的學業。畢業后應聘為布法羅寇蒂斯飛機制造廠的一名工程師，負責飛機強度分析。他抓住寶貴的實踐機會，為造出中國飛機而積累經驗，增長本事。他整日伏案工作，掌握吸收所能接觸到的技術。
1945年抗戰勝利后，歷經浩劫的祖國百廢待興。屠守鍔立即辭職從東部的布法羅橫穿北美大陸歷時40余天到達西海岸的舊金山。沒有客輪他便搭乘開往青島的運兵船回到祖國。先后任西南聯合大學航空系副教授，清華大學航空學院副教授、教授，北京航空學院副教務長、系主任、院長助理。1948年12月光榮入黨。
從回國之初的任教和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鍔的專業都是飛機。就在這時，完全因國家需要，他突然改行搞導彈——對此他一輩子都不后悔。1957年2月，正當壯年的他應聶榮臻之邀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之后歷任八室主任、一分院二室主任、第二設計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長兼第二設計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長兼第一設計部主任，七機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長，七機部總工程師、科技委主任，航天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航空航天部、航天工業總公司、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高級技術顧問等職務。
萬事開頭難，第一枚導彈搞得最為艱難。起初，他擔綱錢學森領導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負責導彈的結構強度和環境條件的研究。沒有資料、圖紙，他就和眾多專家一起既當研究人員又當學生，在極為有限的條件下搜集資料摸索實踐。
1960年末，蘇聯撤走全部援建專家，仿制的導彈是下馬還是繼續?面對阻力，他只平靜地說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們做不到。”沒有外援、現成的，每每發現問題就想方設法去解決問題，再總結積累經驗教訓百折不撓繼續前進……他主陣自行制訂了“地地導彈發展規劃”即“八年四彈”規劃，還參與制訂出其技術發展方向，主持選定了中國中程、中遠程及遠程導彈等重大技術方案和技術途徑。這個規劃，對中國導彈與火箭技術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2年3月，中國自行設計的第一枚中近程導彈在首飛試驗中墜毀，痛苦與失望籠罩在科技者心頭。屠守鍔臨危受命埋頭攻關，兩年后中近程導彈連續8次飛行試驗都取得成功。中國第一代導彈技術專家掌握了導彈研制的重要技術和基本規律，為以后各種型號導彈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礎。
我國定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本土向太平洋南緯7度零分、東經171度33分為中心、半徑70海里圓形海域范圍內的公海上試驗發射運載火箭。屠守鍔重擔在肩。他一生中經歷過許多次發射試驗，但沒哪次像這次這樣舉世矚目。這年早春，他率領試驗隊進入依然寒氣逼人、時有飛沙走石的茫茫戈壁。常常一干就是20多個小時，困了在木板床上打個盹又奔赴現場。要確保發射成功，遠程導彈身上數以十萬計的零部件須全部處于良好的工作狀態。在那復雜如人體毛細血管的線路管道上，哪怕有一個接觸點出了毛病都可能造成發射失敗。盡管有嚴格的崗位責任制、發射隊員個個精兵強將，但在他帶大家幾十次眼看手摸、儀器測試中，還是查出幾根多余的銅絲。短短數月他渾圓的臉瘦了一圈，烏黑的頭發也白了幾許。導彈在發射塔上矗立起來了。在簽字發射前他整兩天兩夜沒有合眼。年過花甲的他不顧連日勞累，一鼓作氣又親自爬上發射架做了最后檢查。
屠守鍔是“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總設計師，主持了全部研制工作。1975年11月，“長征二號”成功地將我國第一顆返回式遙感衛星送入軌道。但隨著我國太空探索腳步的加快，運載能力1.8噸的“長征二號”已力不從心。為此，他提出高速度、少投入地發展大型運載火箭的最佳途徑，并首次將“長征二號”丙火箭作為芯級，捆綁了4個液體火箭助推器，近地軌道運載能力可比“長征二號”丙火箭提高約3倍。這個火箭的型號被定名為“長征二號”E火箭即“長二捆”。他帶領科研團隊僅用18個月就完成研制并首飛成功!由此中國火箭地位提升至第三。在此基礎上隨即又研制出“長二乙”“長二F”等運載火箭，2008年成功發射“神舟”七號載人飛船把3名航天員送入預定軌道并進行空間出艙活動，2011年9月將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送入太空。
屠守鍔工作嚴謹，率真無畏地專注于科研。在研制首枚洲際導彈初期，他受命任總設計師，限定的試飛和定型的日期很短。偏此時“文革”爆發，科研工作大大遇阻。面對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一個接一個的批斗會，他仍埋頭于洲際導彈的論證、實驗。一次批斗大會上，別人慷慨陳詞，他卻筆走游龍旁若無人地演算公式。很快，他與同事們一起終于拿出了洲際導彈的初步設計方案。
辛勤的耕耘必然結出豐碩果實。屠守鍔早年從事飛機結構力學的研究與教學工作，后投身我國導彈與航天事業，長期從事導彈與火箭總體技術理論研究與工程實踐工作，對導彈研制過程中重大關鍵技術問題的解決，大型航天工程方案的決策、指揮及組織實施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80年代后他參與了我國火箭技術發展重大戰略問題的決策，領導解決了若干重要型號研制中的關鍵技術問題。他積極倡導將我國自行研制的火箭打入國際市場，并多次提出發展捆綁技術，親自指揮攻克了由于捆綁帶來的結構動力學難關，為我國大推力運載火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為此，先后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等多項榮譽。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86年當選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90年首批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是中共十二大的候補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2012年12月15日，屠守鍔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任新民：導彈和火箭技術專家、航天的“總總師”
他曾領導和參與了最早的液體導彈的研制工作，并作為運載火箭的技術負責人領導了首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的發射，先后任首顆試驗衛星通信、首顆實用衛星通信、風云一號氣象衛星等6項大型航天工程的總設計師……他就是我國航天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著名導彈和火箭技術專家任新民，被親切地譽為航天的“總總師”。
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生于安徽省寧國市。1945年5月24日，他作別妻子和剛出生一天的兒子赴美留學。在美國，除維持生計打工外他幾乎把所有的課余時間都用來學習和鉆研功課，只用4年就獲得機械工程碩士和工程力學博士學位。
盡管在國外擁有優越的科研和生活條件，但他一刻也未忘“學有所成、報效祖國”的初衷。新中國成立兩個月后，他破除重重阻礙，辭掉美國講師職位，輾轉數月如愿歸國并在南京華東軍區軍事科學研究室工作，第一次“搞”火箭。用的火箭燃料是瀝青，再加過氯酸鉀作為氧化物。因過氯酸鉀顆粒過大，只能用“土法”找人用碾子碾細，這算得上是我國第一種固體復合推進劑。第一個火箭模型則是用舊炮筒做的，還在湖面試驗過，后因特殊原因火箭試驗被迫停止。
1952年的一天，他突接一封電報要他趕去北京。新中國首個軍事學院即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即將成立，急需一批專家。陳賡接見了他，希望他能夠參與學院的成立工作。在美國學的是機械工程而并非導彈、火箭的他盡管頗感意外，但還是決定服從上級安排。隨即，他又遇到“伯樂”錢學森，二人結下一生“亦師亦友”的深厚情誼，攜手從零開始鉆研航天事業。1955年錢學森回國。不久到哈軍工參觀時，與已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工作的任新民多次接觸，這個沉穩且與他經歷相似的年輕人讓他感覺一見如故。
1956年，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提出發展火箭、原子彈等新興技術，并成立了我國導彈的專門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該機構的組建負責人錢學森邀請任新民參與籌建工作，一起創建中國的航天事業。任新民欣然答應并任總體研究室主任、設計部主任等職。
他到任后的首要任務，是去接收從蘇聯引進的P-1導彈模型，并以此為基礎測繪仿制。誰知在導彈研制的沖刺階段，因中蘇關系緊張，蘇聯專家全部撤走。面對困境他的愛國報國熱情更加激發出來，為國爭光的拼勁愈加煥發出來，他竭智盡力搞科研，廢寢忘食謀突破。就在蘇聯專家撤走后的第83天，1960年11月5日，我國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導彈“東風一號”發射成功。后來，他感慨地說：“我國的導彈是被逼出來的。”
液體火箭發動機被稱為導彈的“心臟”，是導彈關鍵技術之一。時任液體火箭發動機設計部主任的他率隊先后克服了材料、工藝、設備及推進劑等方面的重重困難，最終掌握了P-2導彈液體火箭發動機的關鍵技術。
早在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首顆人造衛星。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號召搞人造地球衛星。該衛星最后被定名為“東方紅一號”，運載它的火箭為“長征一號”，任新民擔任該型號的負責人。經過5年多的艱苦奮斗，1970年4月，任新民與錢學森一絲不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乘專機從發射場飛抵北京，向周恩來作發射前的最后匯報。4月24日，“長征一號”從酒泉發射場騰空而起，把我國第一顆衛星“東方紅一號”送入蒼穹，一時舉國歡騰，世界矚目。這使中國掌握了研制多級運載火箭和發射人造地球衛星的技術，揭開了中國航天活動的序幕。當年“五一”，任新民與錢學森等研制功臣在天安門城樓上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并被稱贊為“了不起的放衛星人”。
1975年，60歲的任新民被任命為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專門負責運載火箭、衛星的研制、發射工作。這一年內他連續組織了3顆衛星的成功發射，尤其是組織使用長征二號運載火箭首次成功發射和回收了第一顆返回式衛星，使我國航天技術進入世界先進行列，成為繼美蘇之后世界上第3個掌握返回式衛星技術的國家。3月31日，毛澤東親自批準了由任新民參與制定的《關于發展中國通信衛星工程的報告》，由此有了中國航天史上著名的代號為“331”的通信衛星工程。正是由于任新民的據理力爭，才最終確立了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第三級使用氫氧發動機的方案，并最終有了長征三號的輝煌。
1980年5月中國成功發射第一枚遠程運載火箭時，他任發射首區技術總指揮。9月20日，上海的風暴一號運載火箭在他主持指導下，首次把我國一組三顆空間物理探測衛星送入預定軌道，從而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掌握一箭多星技術的國家之一。1984年4月8日，長征三號運載火箭載著東方紅二號試驗通信衛星升空，20分鐘后，衛星進入地球同步軌道。這標志著我國的運載火箭技術、地球同步衛星的發射和測控技術、衛星通信技術進入世界先進水平，成了世界上第5個掌握地球同步衛星技術的國家。1986年前后被任命為風云一號氣象衛星工程、改進的返回式遙感衛星工程、新型返回式遙感衛星工程、發射外國衛星工程等5個工程的總設計師。
1986年到1990年的5年里，他相繼領導研制發射成功5顆通信衛星，為我國電視、廣播、電教、通信、數據庫提供了有效服務。
任新民還是我國運載火箭國際商業發射服務的倡導者和主持人。1986年他被任命為對外商業發射衛星工程的總設計師。1990年初春，他坐鎮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首次主持長征三號運載火箭成功將亞洲一號通信衛星準確送入預定地球同步軌道，實現了我國用國產運載火箭進行國際商業發射零的突破。
已逾古稀的他仍任風云一號02批(風云一號改進型)工程的總設計師。還是另外兩項返回式科學技術試驗衛星工程的總設計師。這兩項工程都已圓滿地完成科學探測與技術試驗任務，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此外還任新一代大容量通信衛星東方紅三號工程的技術顧問，并參加了長征三號甲發射實踐4號和配重星、長征三號甲發射東方紅三號的組織領導工作。2017年2月12日，任新民逝世，享年102歲。
黃緯祿：火箭技術和潛射導彈專家
他主持研制成功中國第一型導彈“東風一號”控制系統;他擔綱中國第一型固體潛地戰略導彈“巨浪一號”總設計師，開創中國固體戰略導彈的先河、突破了中國水下發射技術和固體發動機研制技術……他就是權威火箭與導彈技術專家、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黃緯祿。
黃緯祿，1916年12月生于安徽蕪湖，1940年畢業于中央大學電機系，1947年獲倫敦大學無線電碩士學位。期間，他既目睹了德國V-1、V-2導彈襲擊倫敦的巨大威力并幸運地躲過劫難，還在倫敦博物館參觀過一枚貨真價實的V-2導彈實物。從那一刻起他就立下研制導彈的志愿：“中國擁有了導彈，日本帝國主義就不敢再欺負我們了!中國是火藥的故鄉，中國人一定能造出自己的火箭和導彈!”通過仔細觀察和分析，這位無線電專業學子基本了解了V-2導彈的原理，成為最早一批接觸導彈的中國人，也為他后來與導彈相伴、參加并主持多種不同型號導彈的研制奠定了重要基礎。時值抗日戰爭時期，他在英國完成學業后當即回國，并抱定“科學救國”志向，一開始在上海無線電研究所從事相關工作。
20世紀50年代，中國導彈研制從仿制開始起步。隨后突遭蘇聯撤走全部專家等困境。1957年進入剛成立一年的國防部五院的黃緯祿與同事們下定決心，一定要搞出中國自己的“爭氣彈”。從此，他們以“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的紀律，以“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寶山”的誓言，自力更生、刻苦攻堅、腳踏實地、默默奉獻，開始了導彈研制的艱辛歷程。
作為導彈“中樞神經”控制系統的負責人，他要確保導彈的“頭腦”在整個試驗過程中都保持“清醒”，能夠準確控制導彈的飛行姿態和軌跡。他率隊付出巨大心血，突破和掌握了大量導彈知識與技術后，1960年11月，中國第一枚導彈“東風一號”發射成功;1964年6月，“東風二號”圓滿成功，翻開中國導彈發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頁;1966年10月，中國首次由導彈運載發射的原子彈在核試驗預定地點成功爆炸，兩彈結合試驗震驚世界。
短短10年，任液體戰略導彈控制系統總設計師的他率隊便走過從仿制到自主研制的創新之路，實現中國導彈從無到有的重大突破，開拓了這個領域的工作，解決了許多重大技術問題，使中國液體戰略導彈控制技術達到新的水平，取得被外電評論為“像神話一樣不可思議”的進步。但其中的艱辛唯有親歷者才有深切體味。1960年11月5日，我國首次仿制P1導彈成功。接下來便是自己設計制造。囿于經驗，開始自制時還是擺脫不了仿制模式的牽制和誘導，創新的部分很少。經一段時間的苦苦摸索，創新的成分逐漸多了起來。他像發現了一處豐富的礦藏，同時也找到了采掘的途徑，于是越采越多，越掘越深……由近程到中程、遠程以至洲際導彈的控制技術的發展創新就不是P1、V2所能比擬的了，這時的控制技術完全走出了蘇聯模式，快速發展，制導功能也越來越復雜、精確。
20世紀60年代，中國已先后研制成功原子彈和液體地地戰略導彈，但液體導彈準備時間長且機動隱蔽性差，缺乏二次核打擊能力。面臨超級大國的核威脅和核訛詐，中國急需有效反制手段，研制從潛艇發射的潛地固體戰略導彈勢在必行。黃緯祿臨危受命任中國第一枚固體潛地戰略導彈“巨浪一號”的總設計師。工作也由此產生重大轉變：從液體火箭轉向固體火箭、從地地火箭轉向潛地火箭、從控制系統走向火箭總體。
70年代初，他從事潛艇發射的固體戰略導彈的開創工作，確定了正確的總體方案、技術路線和攻關項目，決定采用大量新技術，突破了水下發射、冷發射、出水大姿態控制技術、運動基座條件下進行彈載平臺的調平與導彈的瞄準技術、裝彈儀器、小型化和射擊諸元實時計算等關鍵課題，研制成中國第一代固體潛地導彈，使中國成為第4個能從核潛艇發射固體戰略導彈的國家。在配制多功能機動發射車后，又完成了我國第一代機動固體彈道導彈，還布置并完成了關鍵預研項目，為中國第二代的全部戰略導彈實現固體化奠定了技術基礎。
為準確掌握具體情況，他走遍大江南北、黃河上下、大漠荒原和戈壁深處，帶領團隊開創性地提出符合國情且具中國特色的“臺、筒、艇”三步發射試驗程序，試驗設施大大簡化，研制經費和時間大量節約。他率領“巨浪一號”年輕的研制團隊向困難發起挑戰，克服研制起點高、技術難度大、既無資料和圖紙又無仿制樣品、缺乏預先研究等諸多困難，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創造性地開展大量各類試驗驗證，反復修正設計，終于取得中國固體導彈技術和潛射技術的重大突破。
1982年10月12日，渤海海面上，一條噴火的蛟龍躍出水面，直刺藍天……中國第一代固體潛地導彈研制試驗的成功再次震驚世界，標志著中國成為具有自行研制潛地導彈和水下發射戰略導彈能力的國家，中國具有了二次核打擊能力。
潛地導彈研制過程中，黃緯祿創造性地提出“四共同”原則，即有問題共同商量、有困難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風險共同承擔。這一原則在中國航天界備受推崇，也一直被奉為航天型號系統協調工作中的“金科玉律”。它今天依然為航天事業的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
黃緯祿還十分注重人才培養，他誨人不倦，對年輕人給予悉心指導、熱情鼓勵。20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上流傳著“搞導彈不如賣茶葉蛋”，航天科技人才流失嚴重，他身體力行、諄諄教誨，挽留了許多年輕的中國導彈事業精英人才，他們中的大多數如今已成為導彈研制隊伍的骨干。晚年的他在家養病時仍牽掛中國導彈事業的發展，他對探訪者說：“假如還有來生，我還要搞導彈……我從事導彈研制工作30余年，在這一段生涯中，既享受過成功的喜悅，也飽嘗過失敗的辛酸，往往在失敗的痛苦教訓中通過反面的經驗，獲得走向成功的途徑，深感‘失敗乃成功之母的正確性。我非常熱愛這一事業，我認為它是祖國國防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提高我國國際地位的一個因素。祖國強盛起來，我們中華民族在世界上將會受到尊敬和愛戴，再不會受到欺壓和蹂躪，因此期望有更多的青年同志參加到這個行列中來，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無私奉獻、嚴謹務實、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鼓舞下，把我國的導彈事業發展得更加宏偉壯麗!”2011年11月，黃緯祿溘然辭世。
楊嘉墀：著名空間自動控制專家
楊嘉墀，1919年7月生于江蘇省吳江縣一個絲綢商人家庭。1932年隨父母遷居上海，以優異成績考取上海中學。1937年9月又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1941年6月畢業后穿越戰爭封鎖線抵達昆明，先后任西南聯合大學電機系助教和中央電工器材廠助理工程師，主要從事載波電話研制工作，研制出中國第一套單路載波電話，同時還制成揚聲電話。
1947年1月，他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前往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應用物理系并于1949年6月獲博士學位且隨即就業。他對儀器、儀表研制有所建樹，試制成功生物醫學用快速模擬計算機、快速自動記錄吸收窗體頂端窗體底端光譜儀(被命名為“楊氏儀器”)等生物電子儀器并獲美國專利，在美投入生產使用產生一定影響。先后受聘為哈佛大學研究院助教、麻省光電公司工程師、賓夕法尼亞大學生物物理系副研究員和洛克菲勒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等職。
1956年8月，他懷著熾熱的拳拳報國之心毅然回國。同年11月起，先后任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研究室主任、副所長，七機部五院五○二所副所長、所長、五院副院長、七機部總工程師，航天部五院科技委副主任、技術顧問等職。
楊嘉墀長期致力于中國自動化技術和航天技術的研究發展，參與制定中國空間技術發展規劃，領導和參加包括第一顆人造衛星在內的多種人造衛星總體及自動控制系統的研制工作，屢建奇功。
1958年參加以錢學森為組長的衛星小組(代號“ 581”)，任特殊儀表研究室主任，負責研究衛星自動控制，同時籌建○三○六工廠，從事控制系統元件的加工和總裝。20世紀60年代初他指導研制為原子彈爆炸試驗所需的檢測技術及設備等重大科研項目并完成火箭發動機試驗用的儀器儀表、導彈熱應力試驗工程及加熱、加載、測量系統設備的研制任務，為我國核試驗的成功作出重要貢獻。1962年，他參加由周總理主持的《中國科學技術十二年發展規劃》的制定與實施工作，提出以控制計算機為中心的工業化試點項目，參與制定了蘭州煉油廠、蘭州化工廠和上海發電廠等單位的自動化方案工作，推動了我國電子計算機在過程控制中的應用。1965年，他參與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研制規劃的制定，領導并參加了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姿態控制和測量分系統的研制。1966年參與制訂了我國人造衛星十年發展計劃。
在我國第一代返回式衛星姿態控制方案論證和技術設計中，他不畏艱險，反復試驗，使衛星姿態控制系統方案設計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他提出采用軌道陀螺羅盤解決偏航姿態測量問題，還創造性地提出在紅外地平儀信息處理電路中增加自動增益控制線路，這在當時國際上還是首次。第一顆返回式衛星原定運行3天，可僅一天就發生了氮氣氣壓減小的問題，若是氮氣泄露那將是一個致命的故障。一些專家主張讓衛星提前返回，可他卻提出那不是故障，是外層空間太冷造成的，過一段時間就會恢復正常。錢學森大膽拍板采納了他的意見。這是要擔巨大風險的決策。若真的是氮氣泄露，衛星再也不能回家，怎么向國家和人民交待?錢學森雖講過責任由他這個總指揮負但楊嘉墀怎肯把責任推給別人?后來的事實證明，他的結論是正確的。錢學森夸他為國立功了。十幾年后當有人問及時他淡然一笑。他只承認那兩天睡不好覺，每當衛星在渭南測控中心經過時都要爬到山頂去，以驗證自己的計算結果。
1975年至1987年，我國成功發射10顆返回式衛星，星上使用的都是源于他主持研制的三軸穩定姿態控制系統。1979年，在國際自動控制聯合會第八屆空間控制討論會上，他和另外兩人合作發表題為《中國近地軌道衛星三軸穩定姿態控制系統》的論文，在國際上產生很大影響。20世紀80年代，他作為我國科學探測與技術試驗“實踐”系列衛星的總設計師，領導完成了“一箭三星”的發射任務。
他還是一位高技術戰略科學家。1986年， 他與王大珩、王淦昌、陳芳允聯名提出并導致產生《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863計劃，為我國高技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2005年1月，他又與屠善澄等5位院士向溫家寶提出《關于促進北斗導航系統應用的建議》并得到高度重視而安排實施。
他長期熱心于科研接班人的培養和開拓國內外學術交流的工作。20世紀60年代，他兼任中國科技大學教學工作，創建了自動檢測學科，成為該學科的奠基人。他親自指導研究生，培養中青年技術骨干，在他培養的學生中有的成為專業技術領導者，有的成為技術專家。他曾任中國自動化學會理事長、中國儀器儀表學會理事長、中國宇航學會常務理事、國際自動控制聯合會空間委員會副主席、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
他畢生致力于航天事業，為我國空間事業的創立、發展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為國際空間事業的進步作出了貢獻。1984年，他被授予航天部勞動模范稱號，1985年當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同年參與的“尖兵一號”返回式衛星和“東方紅一號”衛星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1987年參與研制的衛星、導彈通用計算機自動測量和控制系統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1990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90年被評為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優秀共產黨員，1991年獲部級專家稱號，2000年獲IEEE(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授予的“千年勛章”成就獎，2001年因其特殊貢獻，國家天文臺曾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楊嘉墀星”。2006年6月11日，楊嘉墀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7歲。
趙九章：著名氣象學家、衛星專家
趙九章，1907年10月出生于河南開封，浙江吳興(今湖州)人。氣象學、地球物理和空間物理學家，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學社。九三學社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他出身中醫世家，幼年就讀于私塾，預備從事文學。在五四運動影響下，改學科學，立志“科學救國”。1933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后通過庚款考試，于1935年赴柏林大學從師氣象學家菲克爾。他只用3年工夫便獲得博士學位。憑他的社會關系和自身的學業條件，若要繼續留在國外完全不在話下。可他還是選擇了自己的祖國。
回國后，他在西南聯大任教，1944年經竺可楨教授推薦，主持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工作，承擔起繼竺可楨之后中國現代氣象科學奠基的重任。1946年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遷往南京北極閣，成為我國現代氣象學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解放戰爭后期，氣象研究所奉命遷往臺灣，趙九章和所內科學家們一起留下來迎接新中國的誕生，為祖國的氣象事業立下不可磨滅的功勛。
新中國成立后，趙九章促進組建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他主持下，該所很快發展成一個人才濟濟的科研機構。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蘭州高原大氣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所中一批有成就的科學家都直接或間接地接受過他的指導。
新中國成立初期，技術力量薄弱，趙九章與涂長望攜手合作，組建聯合天氣預報中心和聯合資料中心，為新中國氣象事業中兩個最基本的分支(天氣分析預報和氣象資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和幾個有名的科學家在這兩個聯合機構中擔任業務領導并從事實際工作。
他把科學的發展與國民經濟聯系起來，做出了重要貢獻。20世紀50年代初，他主張在廣東等地以種植防風林帶方式改變局部小氣候，為橡膠移植到亞熱帶地區創造了條件。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際上開始人工降水研究時，他積極倡議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研究人工降水，使我國的云霧物理研究開展起來，并取得暖云降水理論和積云動力學等研究成果。
他十分重視氣象學的現代化建設。20世紀50年代初，他通過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時提出氣象學要數理化、工程化和新技術化，并在工作中貫徹這一指導思想。這對我國氣象學的現代化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20世紀50年代初，計算機的問世使天氣預報從定性向定量化的發展具備了條件，趙九章支持、鼓勵剛從國外回來的顧震潮應用手算圖解法解微分方程，從而使我國的數值預報發育成長起來，并培養一批科技力量。當我國第一臺計算機出現后，數值預報研究和業務就開展起來了，為20世紀60年代末我國正式發布數值預報奠定了基礎。同時趙九章十分重視把新遙測和遙感技術應用到大氣科學中。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支持應用空氣動力學的風洞和先進的測試儀器研究大氣湍流。在趙九章極力推動下，中國僅有的兩個臭氧觀測臺建立了，這為研究大氣中的臭氧成分打下了基礎。
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他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海潮觀測研究對于我國國防和經濟建設具有重大意義，但在當時卻是空白。20世紀50年代初，他親自指導開展我國海區海浪及波譜的研究，研制出觀測設備和一整套觀測分析儀器，為認識我國海域的波浪特征，開發海洋資源做出了貢獻。
他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6年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氣象組組長，1958年和1962年連續兩屆當選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他是中國人造衛星事業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積極促進空間科學發展。1958年，他是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術負責人，負責衛星研制的各項準備工作。三年困難時期，他及時調整發展計劃，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資金和人力較少的氣象火箭，逐步開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測，同時探索衛星的發展方向。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科學院成功地發射了氣象火箭，箭頭儀器艙內的各種儀器及無線電遙測系統、電源及雷達跟蹤定位系統等，都是在他領導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們還研制了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使用的多普勒測速定位系統和信標機。
1964年秋，他向國務院提交了開展衛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議，引起中央的重視。1965年3月，中央批準中國科學院提出的方案。1965年10月起，在中國科學院領導主持下舉行了衛星建造總體方案的進一步論證，會上他提出了重要意見。
緊接著，負責實施人造衛星發展計劃的651設計院成立，趙九章主持科學、工程技術方面的工作。1966年1月，中科院成立衛星設計院(代號651設計院)，趙九章被任命為院長，他除抓首顆衛星的研制工作外，還注意到衛星型號發展問題。5月，中科院召開衛星系列規劃設想討論會，他在會上報告對我國衛星系列規劃設想，主要內容有4點：1.以科學試驗衛星作為開始和基礎;2.對地觀測衛星為重點，全面發展應用衛星(如通訊、氣象、測地、導航等衛星，配成一個完整的體系);3.對地觀測衛星基礎上發展載人飛船;4.衛星的防御措施，必須使衛星擁有反干擾、反破壞的能力。會議經過討論，最后商定衛星系列的重點與排序：測地、通信、氣象、載人飛船、導航。無疑，他對中國衛星系列的發展規劃和具體探測方案的制訂，對首顆人造地球衛星、返回式衛星等總體方案的確定和關鍵技術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趙九章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趙九章是中國動力氣象學的創始人。1938年，他把數學和物理引入氣象學，研究信風帶主流間的熱力學，完成了我國首篇動力氣象學論文《信風帶主流間熱力學》。行星波斜壓不穩定的概念是他首提的。1945年，他指出，實際大氣在斜壓狀態下可以是不穩定的，即振幅將隨時間增長而形成天氣圖上觀測到的氣壓場的槽、脊分布和發展，這是現代天氣預報的理論基礎之一。1946年他在芝加哥大學做這一學術報告時，引起國際氣象學家的高度重視。在氣象學發展史上公認“公元1946年，中國趙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穩定概念”。
20世紀60年代初，趙九章指導他的學生，研究了地磁擾動期間史篤默捕獲區變化和帶電粒子穿入地磁場的機制等，并著有《高空大氣物理學》專著。在他領導下還完成了核爆炸試驗的地震觀測和沖擊波傳播規律，以及有關彈頭再進入大氣層時的物理現象等研究課題。
他還是熱心的教育家，勤于治學、熱心育人，培養了眾多科學人才。我國一些著名氣象學家葉篤正、顧震潮、陶詩言、顧鈞禧、郭曉嵐等都受過他的指導。他重視基礎教育，任地球物理所所長職務期間于1958年一手創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地球物理系，提出以“所系結合”的方式辦系，親自主講高空物理學并指導研究生;周秀驥、曾慶存、巢紀平等都是他不斷給予關心、愛護和鼓勵而成長的杰出科學人才。
可惜，他未能等到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那一刻。1968年10月他被迫害致死。殊不知國慶節前3天給他的一封印有國徽的請柬已發到中國科學院，但被造反派當即扣壓了。
人們不會忘記這位把全部心血傾注于科學事業上的科學家。1997年，在其誕辰90周年之際，由王淦昌等44位著名科學家倡議，并經中央批準為趙九章樹立銅像，以緬懷他為我國的科學事業所作出的貢獻。2007年，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將一顆由中國科學家發現、國際編號為7811號的小行星命名為“趙九章星”。同年，國際空間研究委員會還與中國科學院聯合設立了“趙九章科學獎”，這是國際上首個以中國科學家命名的科學大獎。
錢驥：空間技術和空間物理專家
錢驥，1917年生于江蘇省金壇縣，著名空間技術和空間物理專家。1943年畢業于中央大學理化系(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 。1947年蘇聯人造衛星上天后，我國許多著名的科學家積極倡導開展我國的空間科學研究工作。當時跟隨著名科學家趙九章從事多年地球物理研究的錢驥，敏銳地預測到空間科學技術未來發展。他提供大量資料，積極地在地球物理、天文、力學、自動化、生物領域的科學家中穿針引線，促進我國空間科技技術的誕生。
考慮到發射人造衛星對未來科學發展的重大影響，中國科學院把研發人造衛星列為1958年第一項重點任務。以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為基礎，成立了負責衛星探測儀器及空間物理研究的581組。錢驥被任命為副主任，協助科學家趙九章工作。他率領一批年輕人，建立機構，跟蹤國外剛剛掀起的空間科學技術，探討人造衛星的基本研究課題，開展我國人造衛星方案探索研究，開展空間物理及探測儀器的研究。為探索發展我國空間技術的途徑，1958年10月他參加了中國科學院組織的“高空大氣物理代表團”到蘇聯考察并通過參觀訪問、分析研究提出了符合我國國情的發展思路。
錢驥領導一些青年科技骨干，把工作重點放在人造衛星應用基礎研究上，對衛星總體、結構、天線環境模擬理論進行研究并取得階段成果;開展了小型熱真空環境模擬試驗設備、中小型離心機、振動臺設備的研制。在探索火箭研制過程中，錢驥負責領導的探空火箭頭部測試儀器，跟蹤定位和數據處理設備，多次試驗成功，相繼投入使用，使我國中、高層大氣研究方面獲得了豐富的資料。同時，研制了有關電離層、電子濃度、宇宙線和磁場強度探測儀器。這些空間環境探測儀器及理論研究成果，為我國后來研制的人造衛星打下良好的基礎。
1964年，隨著國民經濟調整任務的完成，加速發展我國空間技術問題開始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錢驥進行人造衛星方案探討，指標論證工作，已經開展了五六年，對人造衛星的總體、結構、溫度、遙測、能源、天線、探測儀器等方面都有一些認識與設想。他主動協助科學家趙九章給中央寫報告，建議加速我國空間技術發展，將人造衛星早日列入空間技術的發展。與此同時，科學家錢學森也在上書中央，建議加速我國空間技術的發展。聶榮臻副總理非常重視這些建議，并批示給有關部門組織落實。
1965年，中國科學院受國防科委委托，組織編寫《關于發展我國人造衛星工作的規劃方案建議》。錢驥參加了起草工作。他認真領會中央精神，集中大家的意見，確認要以我為主、走自己的路;要根據我國自己的需要來確定衛星種類，根據我國特定條件來確定技術發展途徑。報告的起草，經到會代表補充完善，上報中央。這一規劃為我國空間技術發展奠定了基礎，今天我國空間技術也正是沿著這一條道路前進的。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1965年9月中國科學院開始組建人造衛星設計院，錢驥被任命為技術負責人。他負責機構組建，并領導衛星總體設計組開始擬定第一顆人造衛星總體方案。在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總體方案論證會上，他作了《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方案設想》報告。會議審定了衛星方案，要求做到先進、可靠、爭取一次成功。隨后，開展了衛星模樣研制，攻克了許多難關，進行了大量的試驗。就這樣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進入工程研制階段。后來，在工程實施階段，對衛星組成作了若干修改，更加符合工程要求，終于在1970年4月24日，我國按計劃成功發射了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錢驥對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制做出了重大貢獻。
1966年，正當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進入攻關階段、衛星本體研制工作取得可喜進展時，驟發的“文革”斗爭浪潮也沖擊著承擔衛星工程研制的每個單位。錢驥作為當時衛星技術負責人不得不被迫“靠邊站”。無權戰斗在第一線并不能壓制他研究的火熱之心，他到圖書館查閱國外空間技術文獻，跟蹤國外發展動向，研究空間環境背景，摘錄了大量文獻卡片，不斷地思考著我國空間發展道路，主動地給國防科工委提出建議。1972年在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前夕，他根據國際通信衛星技術的前瞻性提出了有關自主、保密安全問題。他的建議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特別是周總理在中南海研究有關工作會議時，特邀請他出席會議。會后，錢驥心情無比激動，感慨萬分。
1974年，錢驥被任命為北京空間飛行器總體設計部主任，為我國科學試驗衛星和返回式衛星研制做了大量的技術領導和組織工作。在他的主持下，經過反復研究、論證，提出了“實踐二號”衛星的設計方案，確定該衛星是一顆空間物理探測兼新技術試驗衛星，衛星上攜帶11種探測儀器。通過這些探測項目，對空間物理現象進行初步的綜合性觀測，為太陽活動預報和太陽活動峰年的觀測積累經驗，提供數據，并為應用衛星提供高空物理背景參考。
錢驥根據多年實踐，體會到衛星研制工作應遵循聶榮臻指示的三步棋安排工作。因此，他主動主持北京空間飛行器總體設計部工作時，除抓當前返回式衛星、科學試驗衛星研制外，更重視廣播通信衛星方案探討，對開展動力學、環境規范、無線電頻率標準等應用基礎研究工作也極為重視。
型號研制經驗告訴我們，預研先行，是型號發展的基礎。1979年4月，錢驥被任命為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分管空間技術預先研究工作。為了加強預先研究管理，他主持制定了《預先研究暫行管理條例》。根據這個條件，各單位對預先研究課題進行論證，他組織機關對預先研究論證報告逐項審查。通過審查，統一認識，抓住關鍵課題，找到薄弱環節，使研制方案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計劃落到實處，解決了一些過去遺留下來的有爭議的問題。預言課題立題論證工作，經過幾年努力，很多項目都按計劃完成，并且用于型號研制，一些上水平的項目完成后，均獲得國家級或部級成果獎。
在型號預言與系列規劃之間的一些問題，由錢驥主持研究，統一步調，協調工作。有些技術問題通用性強、涉及面廣，認識不一致，工作就很難開展，這時錢驥多次主持會議研究，使各方面意見得到了統一，推動了工作前進。在預言工作中，他較注意長壽命衛星的特點，安排了一批應用基礎研究課題。他較重視預言工作的資料的積累、情報分析、成果鑒定。經過他的辛勤努力，我國氣象衛星、通信衛星等研制工作加快了步伐。
彭桓武：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我國核工業開拓者
彭桓武，1915年10月6日生于吉林省長春。1930年來到北平求學，因勤奮好學一年內連升三級，以優異成績高中畢業。1931年9月考入清華物理系。1935年夏考上周培源的研究生。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他來不及完成畢業論文就被迫南下云南大學任教。“毋忘國恥、振興中華”深深刻在他的心間。1938年，彭桓武考取“英庚款”留學資格來到愛丁堡大學，在量子力學奠基人之一玻恩的指導下，1940年底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41年他決定回國。然而，此時歐洲已經籠罩在戰爭風云下，直通亞洲的水路被封鎖，于是他計劃從大西洋經美國過太平洋回國。但簽證申請表中眾多的條款對弱國所顯現出的鄙視和侮辱，讓他毅然拒絕：“對不起，我不能簽!”
1941年到1943年，彭桓武和海特勒、哈密頓合作，綜合介子場的研究成果對宇宙線現象進行較系統的解釋，并以他們姓名字頭命名為HHP理論。這一理論發展了量子躍遷幾率的理論，用能譜強度首次解釋了宇宙線的能量分布和空間分布等。1945年，他與玻恩合作，以關于場的量子力學與統計力學的探索研究，共同獲得愛丁堡皇家學會麥克杜格爾-布里斯班獎。同年夏，他獲得愛丁堡大學科學博士學位。此時，彭桓武在歐洲科學界已經揚名，然而他無時不牽掛著祖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于結束了，他又打算經歐洲大陸穿越西伯利亞回國。可是不久英蘇關系瓦解，回國夢又一次破滅。1947年，他終于克服重重困難，登上一艘英國運兵船回國，執教于云南大學。1948年，彭桓武當選愛爾蘭皇家科學院院士，然而這一消息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后他才知曉。1949年，他重回清華并執教，為新中國成立后的清華培養了第一位研究生——黃祖洽。
1961年4月的一天，錢三強找到彭桓武說：“中央決定派最好的科學家加強尖端項目的攻關，決定調你去核武器研究所頂替蘇聯專家的工作，有困難嗎?”他回答：“沒有。”錢三強又說：“這些年，你本可以在你熟悉的領域里有所建樹，可是……”彭桓武理解這位摯友，但此時國家更需要他。他打斷錢三強的話，說：“三強，總得有人來干這項工作，國家需要我，我去。”
走進核武器研究所，彭桓武才知道王淦昌也調來，同期報到的還有錢學森推薦來的郭永懷。他們三人的使命都是頂替早期撤走的蘇聯專家的工作。他們三人與前期到這里開展工作的朱光亞被中央任命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不久，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懷被周總理接見。周恩來對彭桓武說：“這一次，調你去研制原子彈，可是一項政治任務啊!”這句話，彭桓武記了一輩子。
研究制造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任務就這樣落在了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懷、朱光亞等科學家身上。在這支光榮的隊伍里，還有程開甲、鄧稼先、陳能寬、周光召、黃祖洽、于敏、龍文光、楊承宗、王承書、周毓麟等一大批優秀的專家和技術骨干。
從此，彭桓武率領研究組擔負起原子彈理論方案設計工作。在荒灘戈壁、青海湖畔，留下了無數不眠之夜。在有關部門領導支持下，他以強有力的理論手段，首先完成了原子彈反應過程的初步估算，提出了決定各反應過程特征的主要物理量，為掌握原子彈反應的基本規律與物理圖像起到重要作用。然后，他又親自領導，精心組織，經過反復論證，引導原子彈理論設計從迷霧中走了出來。1962年9月，原子彈理論方案終于誕生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羅布泊里的觀察所一片歡騰。望著光芒四射、騰空而起的蘑菇云，彭桓武眼底酸澀，突然想哭。他賦詩道：
【亭亭鐵塔矗秋空，
六億人民愿望同。
不是工農兵協力，
焉能數理化成功。】
當原子彈理論方案誕生之后，彭桓武又率領他的隊伍攻向新的課題——氫彈。氫彈的威力是原子彈不可比擬的。有人形象地比喻道：原子彈只是氫彈的火柴頭。而這通向氫彈的道路更是充滿了荊棘，一個又一個關于氫彈的模型從探索者的腦海中艱難地誕生，又在嚴密的計算之后被無情地否定了。
在彭桓武、朱光亞主持下，鄧稼先、周光召組織科技人員制定了關于突破氫彈原理的工作大綱。彭桓武以學術帶頭人的領導魄力召集各種討論會，讓不同的觀點、相悖的認識匯集在這條集體智慧的河流中。然后，經過他獨特卓絕的洞察力的凝聚和升華，最后形成三個方案。彭桓武根據各人不同的研究風格，安排理論部的三位副主任分別帶隊，展開多路探索。一番苦干之后，一道道難關被攻克，一個個秘密被揭開，新的理論方案誕生了，為我國第一顆氫彈的爆炸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彭桓武等科學家不斷鉆研創新的推動下，就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2年零8個月后，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198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20周年前夕，國家頒布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項目和名單，彭桓武領導和參加的核武器理論設計榮登榜首。按照國家規定，這項一等獎的唯一一枚金質獎章應授予名單中的首位獲獎者。當領導給彭桓武送獎章時，他卻堅決不接受。他說：“這是集體的功勛，不應由我一個人獨享。”說話間，他撕下一頁日歷，提筆在上面寫道：“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日新。”在慶祝我國原子彈爆炸成功20周年展覽上，國家頒發給“兩彈”理論設計功勛們的獎章和獎狀旁，也擺放著他的這兩句題詞。
他半個多世紀的摯友錢三強多次感嘆：“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許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總是不斷地開辟新的方向，殫精竭慮地為國家謀福祉，而當新事業后繼有人時，他總是悄然引退。他眼中永遠都沒有個人名利，只有國家與集體。的確，彭桓武領導并參加了核潛艇、原子彈、氫彈原理的理論研究和設計工作。他是我國核物理理論、中子物理理論及核爆炸理論的奠基人。同時他也關心整個中國理論物理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感覺到凝聚態物理的發展需要支持時，他就主動出面領導科學院凝聚態物理組來發展凝聚態物理和理論研究。同時，為加強我國固體和統計物理、原子和分子物理、加速器等原理，他做了大量組織和研究工作。他為我國科教事業、原子能事業和理論物理領域的發展做出卓越貢獻。1995年，第二屆“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將科技成就獎頒給了他，獎金100萬元港幣。得到這筆巨額獎金后，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在原子彈、氫彈事業中做出過貢獻而值得紀念的人們。1996年11月，他以獨有的方式頒發了他自己設置的第一屆紀念贈款：悄悄把3萬元贈給了當年的一位科學工作者以紀念其幾次學術報告。后來，他又頒發了第二屆、第三屆……
為表彰他取得的諸多成就，2006年，國家將中國科學家發現的、國際永久編號為第48798號小行星正式命名為“彭桓武星”。 2007年1月，彭桓武因感冒被送進醫院。2月初，周光召前去看望。插著呼吸機不能講話的他在紙上寫道：“多謝了，生命只魂在耳。”他從未懼怕過死亡，早就留下遺愿：喪儀從簡，不舉行任何紀念儀式;骨灰與夫人的合并，不存放公墓，歸返自然;藏書贈理論所圖書館，電腦、打印機等歸還理論所;“兩彈一星”金質獎章贈給軍事博物館……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去世。
彭桓武曾寫詩：
【浪漫鯤鵬莊子夢，芬芳蘭惠屈原風。】
與其說這是他畢生的追求，毋寧說這正是對他人生的高度聚焦和概括，是對他生命和精神的最真實的寫照。
孫家棟：成就了多項重大航天工程的總設計師、“衛星之父”
孫家棟，1929年4月8日生于東北，祖籍山東牟平。他是我國航天事業60余年發展的一個縮影和里程碑式人物。從1958年開始從事導彈研究到今天，他將59年的人生都奉獻給航天事業，參加了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第一顆靜止軌道試驗通信衛星以及衛星導航系統工程、月球探測工程等多個航天工程的研制工作。7年學飛機，9年造導彈，50年放衛星。對幾次關鍵的人生轉折，孫家棟說，“國家需要，我就去做”。
是恩師錢學森，引領原本學飛機的他走上導彈科研道路。1958年，他從蘇聯學成歸國被分配到國防部五院一分院導彈總體設計部，院長正是錢學森。面對學力學的、數學的、化學的、文史的青年學生們，錢學森很謙遜地說，你們在一線，比我強多了，你們先說說吧。隨后便當起先生，自己編教學大綱、講《導彈概論》，還邀請莊逢甘、梁守盤、朱正等人任講師。就這樣，孫家棟跟著錢學森做了近10年導彈。
1967年7月29日，錢學森向聶榮臻推薦38歲的孫家棟負責首枚人造衛星的總體設計工作。抓大放小、舉重若輕;善于綜合、敢于決策;大膽放手，勇于負責——這是他一貫的作風。在研制“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時，為確保核心任務順利完成，他緊緊抓住“上得去，抓得住，聽得見，看的著”4要求，凡與此無關的技術試驗，全部取消。也正是因此，中國得以在短短3年時間里成為世界上第5個能獨立發射衛星的國家。
之后，他的名字就常常和我國衛星事業的“首次”連在一起：1975年首顆返回式遙感衛星發射成功;1984年首顆同步試驗通信衛星“東方紅二號”發射成功。兩次孫家棟都是總設計師。1986年4月，他還擔任我國第二代衛星“東方紅三號”“風云二號”、中巴合作第一顆地球資源衛星的總設計師。期間的1974年11月5日孫家棟任技術負責人的中國第一顆返回式遙感衛星在升空后20秒爆炸。他跑出地下室，只看見沙漠里一片火海，整個腦子一片空白，痛哭起來。在寒冷的沙漠里整整三天三夜，他和同事一寸一寸地找火箭的殘骸，把所有的螺絲釘、小銅塊、小線頭一點點收集起來，查找事故原因。最終發現是火箭控制系統內的一小段導線，在火箭發射時受到劇烈震動斷開了。“一個裂痕就牽扯到整個航天產品的成敗，這個教訓太深刻了!”就像恩師錢學森當初所做的那樣，孫家棟承擔了失敗的責任。從此他們狠抓質量，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嚴格的質量管理系統。
1994年，北斗導航衛星工程啟動，孫家棟擔任工程總師。2000年，時任中國國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國國家航天局局長的欒恩杰頻繁地找孫家棟，這兩位在業內極具影響力的老航天滿懷神圣的使命感，在一起謀劃著中國航天發展的戰略思路。這時，自稱“不懂航天”、讀書時學地質、幾十年來對月球資源應用有著極大興趣的中國科學院歐陽自遠院士也熱切湊了進來。他想探月卻不知中國在技術上有沒有可行性，便找欒恩杰講了探月的構想。欒恩杰立即將他介紹給孫家棟!歐陽自遠跑到孫家棟辦公室一談就是兩個上午。每一步構想、每一個目標，孫家棟都問得非常仔細。談完后，孫家棟抱很大決心地說，咱們這輩子怎么也得把這個事干成!
2004年2月25日，國防科工委宣布繞月探測工程正式實施。工程組織指揮體系的建立，標志著中華民族千年奔月之夢開始啟動。40多年以來，中國的所有航天試驗都是圍繞地球的活動，而探月工程則拉開了中國深空探測的帷幕。孫家棟組織有關專家經過充分醞釀后認為，繞月探測工程的主要目的是從科學的角度去了解月球這個離地球最近的天體，通過對月球由淺入深的了解，促進航天工程技術帶動相關產業技術的發展向更深廣的領域邁進。作為探月工程“五大系統”總設計師，在工程方面他考慮最多的是工程目標的實現、關鍵技術的解決途徑和大系統的配套協調。他認為，以前幾十年我們所搞的航天工程，全都是圍繞地球開展的科學研究和應用，對于探月工程來講，是飛離地球軌道圍繞月球開展研究的第一次。該工程雖比美國、俄羅斯晚40多年，但要在科學上走出中國的創新特色，深化人類對月球的認識，為詳細探測和資源開發打好基礎，就要有所創新，起碼要接近或達到目前國際領先水平，同時使成果在國民經濟各個領域逐步得到應用。
最刻骨銘心的是2007年11月5日。歐陽自遠回憶說：“我們最操心的不是發射，而是嫦娥一號到月球附近后，是否能被月球捕獲，以前美蘇失敗最多的就是這一步。嫦娥一號發射出去，走了13天14小時19分鐘，終于到了這個時間節點，我和孫家棟坐立不安，一直在問測控數據。最后一下，匯報說：‘抓住了!我倆說，再驗證一下，幾點幾分幾秒在哪個位置抓住的。之后再校準一次，又校準一次，確認真的抓住了!我倆抱住痛哭。”那時，孫家棟78歲，歐陽72歲。
即使到88歲高齡，孫家棟仍然在為中國的航天夢嘔心瀝血、奮斗不息。他說：“當年，如果沒有‘兩彈一星這些大國重器，中國就生存不下去。現在也是這樣的，生存和發展都重要，但國家安全是首要的。我們只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度，而非一個和平的年代，國家始終需要拿出一定力量來建這些大國重器。”
2017年2月8日，孫家棟當選“感動中國2016年度人物”。頒獎詞中這樣評價他：
【少年勤學
青年擔綱
你是國家的棟梁
導彈 衛星
嫦娥 北斗
滿天星斗璀璨
寫下你的傳奇
年過古稀未伏櫪
猶向蒼穹寄深情】
2017年4月22日，中國第一個貨運飛船天舟一號和空間實驗室天宮二號在天上順利完成對接。“東方紅”“北斗”“嫦娥”……在中國自主研發的前100個航天飛行器中，有34個由孫家棟擔任技術負責人、總設計師或工程總師。
于敏：中國自主培養的杰出核物理學家、“中國氫彈之父”
直到1999年9月18日，他才重回公眾視野，作為23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代表發言。此前，因工作的保密性他隱姓埋名長達28年。因在核物理領域的巨大成就，2015年初，身為中科院院士、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級科學顧問的他，榮獲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3月31日，獲得由鳳凰衛視聯合海內外十余家知名華文媒體和機構評選的“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他就是“中國氫彈之父”于敏。
于敏，1926年8月出生于天津市寧河縣(原河北省寧河縣)，父親是天津的一位小職員，青少年時代他在抗日戰爭淪陷區度過，童年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給他留下慘痛記憶。在天津耀華中學念高中時便以門門功課第一的成績聞名全校。1944年考進北京大學工學院機電系，后又出于對理論研究的熱愛轉到理學院物理系。他在理論物理方面的天賦很快展現出來，并以驚人的記憶力和領悟力贏得教授們的欣賞。1951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不久他被慧眼識才的錢三強、彭桓武調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25歲的于敏開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然而此時的中國國際形勢嚴峻，國防力量薄弱，為了在核領域實現突破，于敏從一張白紙開始，拼命學習，拼命地汲取國外信息，在遭受重重封鎖的情況下，只有依靠自我勤奮，舉一反三進行理論探索。他領導工作組人手一把計算尺，廢寢忘食地計算，完成一篇又一篇論文，攻克一個又一個未知領域。彭桓武說：“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沒有老師，因為國內當時沒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論，他是開創性的。”錢三強稱：“于敏的工作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
這期間，于敏與楊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國第一部原子核理論專著《原子核理論講義》。彭桓武稱贊于敏是“國際上一流的”核物理學家。1955年，日本物理學家朝永振一郎率團訪華，對于敏的才華產生深刻印象，稱他是中國“國產一號土專家”。1962年諾貝爾獎得主、核物理學家玻爾訪華，同于敏晤面，贊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并邀請他去丹麥工作，但當時已轉向氫彈理論研究的于敏，婉言謝絕了邀請。
于敏長期領導核武器理論研究、設計，解決了大量理論問題，對中國核武器進一步發展到國際先進水平作出了重要貢獻。從理論到技術，氫彈都要比原子彈復雜，為了加快氫彈的突破，1961年1月，于敏被國家選派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34歲年輕有為的他，帶領原子核理論研究小組，經過多年潛心研究終于實現了氫彈原理的重大突破。朱光亞院士評價稱在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過程中，“于敏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一作用被一同參與研究的同事們評價為氫彈“首功”。于敏是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杰出領軍人物之一。在氫彈研制中，解決了熱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礎問題，開創性地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型基本完整的設想，發揮了理論研究設計的開拓者、領軍人的關鍵作用，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為氫彈突破做出了重大貢獻。
1964年秋我國首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引起世界轟動。1965年1月，毛主席在聽取國家計委關于遠景規劃設想的匯報時指出：“原子彈要有，氫彈要快。”周總理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下達命令：把氫彈的理論研究放首位。這年，于敏調入二機部第九研究院。9月，38歲的于敏帶領一支小分隊趕往上海華東計算機研究所，抓緊設計了一批模型。但這種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變比低，不符合要求。他帶領科技人員總結經驗，隨即設計又一批模型，發現了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解決了氫彈原理方案的重要課題。他高興地說：“我們到底牽住了‘牛鼻子!”當即給北京的鄧稼先打去電話。為保密他用的是只有他們才能聽懂的隱語，暗指氫彈理論研究有了突破——“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只松鼠。”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好，我立即趕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開始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在氫彈原理研究中提出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設想，解決了熱核武器大量關鍵性的理論問題，并在平均場獨立粒子方面做出令人矚目的成績。
1967年6月17日，在耗時2年8個月、進行5次核試驗之后，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從原子彈爆炸成功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美國用了7年3個月，前蘇聯用了6年3個月，英國用了4年7個月，法國用了8年6個月，而中國人只用了2年8個月的時間，其間隔之短，實現速度之快，為世界之最，“國產土專家”于敏及眾多科學家共同創造了研制氫彈的世界紀錄。
于敏說：“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面對這樣龐大而嚴肅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強國的事業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驚天的事業，沉默的人生，這句話濃縮了于敏與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在研制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國產”科學家于敏幾乎是惟一未曾留過學的人，但這并未妨礙他站到世界科技巔峰。周光召稱他為“畢生奉獻、學界楷模”。他不辭辛勞不計個人名利為國防科研事業奉獻一生，最大動力便是拳拳愛國心。他常說：“童年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給我留下慘痛的記憶，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負，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動力。”他平時喜歡讀古詩詞，對諸葛亮和岳飛倍加推崇。他欣賞諸葛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尊崇“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氣節。正是這信念和情操，使他甘心傾注畢生精力和心血奉獻于國防科研事業，被譽為“中國氫彈之父”。但對此稱呼他極力反對說：“核武器是成千上萬人的事業，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須精誠團結，密切合作。”頗具說服力的還有他那狹小簡樸的書房兼臥室里竟用著鐵頭架子搭起的床鋪。這更印證了于敏所寫的座右銘：“所謂寧靜，對于科學家就是，不為物欲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
王希季：著名空間返回技術專家
王希季，祖籍云南大理，1921年7月26日生于昆明。他是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五院技術顧問、中國第一枚探空火箭技術負責人、主持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的技術方案、中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的總設計師、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1942年，王希季畢業于西南聯大機械系。時值中國抗戰，王希季進了一家兵工廠。幾年兵工廠生活，使他看到了一個嚴酷的事實：中國的工業太落后。于是抱著“工業救國”的理想，于1947年考入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學院，攻讀動力和燃料專業。
1949年10月，王希季正準備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時，傳來了新中國成立的喜訊。他很快找到了留美科學工作者協會，要求立即回國。1950年春天，他率先踏上了“克里弗蘭總統號”商船回國。
回國后，王希季先在大連工學院擔任副教授，后又任上海交通大學和上海科技大學教授。原本他計劃著回國創業，建立大電廠，解決中國工業發展的根本問題!但因著毛主席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號召，他的命運來了突然大改觀。
探空火箭是用來探測研究大氣層特性和開發利用大氣層資源的火箭，作為火箭工程系統整體的一部分，為中國后來運載火箭的研制提供技術和實驗條件的支持。王希季是中國第一枚探空火箭“T-7M”項目的技術負責人。但這位把中國第一枚火箭搞上天的人，在受命研制火箭前從未接觸過任何這方面的知識，他只是一位搞熱電廠發電的專家。1958年11月，時任上海交通大學工程力學系副教授的王希季被上級安排到一個秘密單位報到。去了之后才知道，這個上海機電設計院是要做運載火箭，發射人造衛星，是一個當時保密非常嚴格的單位。把衛星送上天上去，和在火力發電廠發電給大家用，可以說完全兩個不同的領域。
王希季曾在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學院攻讀動力和燃料專業，對于自己1958年接受的這項新任務，王希季起初心里并沒有底，當時沒有火箭方面的專業知識，沒有技術資料，沒有任何國際援助，王希季手下帶領的只是一批缺乏技術背景，平均年齡只有21歲的年輕人。有時碰到一些連自己都沒接觸過的新東西，王希季常常是頭一天晚上啃書本，第二天就給大家上課傳授。在許多基本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王希季他們土法上馬，沒有電子計算機，他們就用手搖計算器，有時甚至干脆就撥算盤珠子，很多數據都是靠人力計算出來的。
在王希季的主持下，半年后中國第一枚探空火箭T-7M研制、總裝完畢。經歷了第一次的發射失敗，他總結經驗后再次上陣，1960年2月19日16時47分，第二枚“T-7M”發射試驗成功。這次試驗成功，是中國自行發展火箭技術取得的第一個實踐意義的成果。
火箭發射試驗困難重重，王希季他們的“指揮所”是用麻袋堆積而成的，里面既沒有步話機也沒有電話，指揮得靠扯著嗓子大聲喊叫，并要借助揮舞手勢。自動跟蹤火箭的儀器也沒有，測試人員用的是需要幾個人手把著才能旋轉的人工天線。電力沒有，向附近的部隊借了一個50千瓦的發電機在發電。加注條件也不是挺好，所以加注燃料是用自行車打氣筒打到里面，到了一定壓力，然后打開加上去的。條件雖然艱苦，但每一個步驟在事先都經過了精心設計，有圖紙，有計算，有程序，也有口令。整個工程上每走一步都是計劃好的，計算好的，安排好的。T-7M的飛行高度是8公里，半年后T7研制出來，飛行高度60公里。T7之后就是T7A，T7A達到了130多公里。T7A之后發展，探空火箭發展到高度320公里。
接下來，王希季又帶領助手相繼研制成功了“和平2導”“和平6號”固體燃料氣象火箭和“T-TA(S1)”“T-TA(S2)”生物試驗火箭，將大白鼠和小狗豹豹、珊珊先后送上藍天，又安然無恙地返回地面，使中國在宇宙生物領域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上海機電設計院(后為七機部八院、航天部五院508所)先后在10年的時間里研制成功了包括氣象、控測、生物試驗、核爆取樣和技術試驗等幾個類型的15個型號的探空火箭，其中王希季就負責了12個型號，成為中國控空火箭技術學科的帶頭人。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負責的項目有兩項獲獎。
王希季提出中國首個運載火箭長征一號的技術方案并負責完成了方案階段的研制工作，于1970年4月首次發射就獲成功，將中國首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送入軌道，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5個空間國家。
八院奉命轉為發展衛星工作后，王希季又負責提出中國第一個返回式衛星型號的技術方案，并于1975年首射取得成功，使中國返回式衛星技術進入世界前列，成為迄今世界上掌握此項技術的僅有的3個國家之一。
1980年后，王希季先后負責研制和發射成功了6顆衛星，并負責提出了第二和第三個返回式衛星型號的技術方案和負責完成了這兩個型號的方案階段的研制工作。中國的返回衛星技術取得世界先進水平，王希季起著關鍵和主要作用。
1985年，“尖兵一號”返回型衛星和“東方紅一號”衛星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王希季為第一獲獎人;1990年“攝影定位衛星”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他為第四獲獎人。
1987年，為促進中國空間科學的發展，作為型號總設計師的王希季，首次承擔了中國在返回式衛星上搭載國內外多項科學試驗的任務，只用了6個月的時間，就圓滿完成了主任務和搭載空間科學試驗任務，使中國的空間科學從探測階段登上了試驗階段的新臺階。
當后來憶起那段創業歲月時，王希季十分感慨地說：“當時就靠兩個，一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策，二是后來總結的‘兩彈一星精神。”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航天事業完成了從無到有再到強的奇跡蛻變，王希季也早已從火箭的“門外漢”成為航天界泰斗。成功與榮耀背后，有痛心的教訓，也有捍衛真理的過往。1960年，王希季負責的三次火箭發射任務接連受挫。王希季向組織講：“我是技術負責人，要處分就處分我，其他人都沒責任……”“結合中國的情況來定事情，就是我們這些人通過失敗，得到的經驗。”王希季說，中國的航天要走符合自己國情的路，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跟著外國跑，要不圖虛名，實際得益。
周光召：著名理論物理、粒子物理學家
周光召，1929年5月出生，湖南省寧鄉人，父親周鳳九曾是湖南大學教授。他高中畢業后考取清華大學選修班。在選擇專業時，他的同窗好友、曾任《中國日報》總編輯的陳礫對他說：“學物理吧，我們國家需要這樣的人才。”他選擇了物理系并于1951年成為著名物理學家彭桓武的研究生。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周光召轉入北京大學，進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1957年春，周光召被國家派往莫斯科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從事高能物理等方面的基礎研究。有一次，各國科學家聚集在一起討論學術問題時，一位外國教授報告了自己關于相對性粒子自旋問題的研究結果。討論時，周光召說出了相反的意見，那位教授發火了。此時，周光召并沒有辯駁。過后，他花了3個月的時間，一步一步地驗證自己的看法，寫成題為《相對性粒子在反應過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論文，發表在國際著名的學術刊物《理論和實驗物理》上。隨后，美國科學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結果。在莫斯科學習的3年他在國際上首先提出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態”理論，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膺失流守恒律”，直接促進了流代數理論的建立。他的名字從此蜚聲中外。
1960年，中央決定自力更生，派自己的優秀科學家進行原子彈研制。在此背景下，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長的錢三強專程帶隊來到杜布納，與周光召等中方科學家進行了一次長談，向他們介紹了蘇聯專家撤走后國內的困難，請他們回國進行核武器的研制。
其時，他們在杜布納聚精會神從事的一項基礎研究已入佳境，回國就意味著放棄手中的所有工作和科研成果。面對祖國的召喚，作為支部書記，周光召立即召集了支部會議。會議上，科學家們一致表示：國家需要我們，我們完全可以放棄現在的工作回去，一定要為國家的富強盡自己的力量。周光召與呂敏、何祚麻等聯名結國內寫了回信，表明了自己的堅定立場。
1961年初，周光召登上南下的列車啟程回國。抵京后，他隨即搬入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院，作為理論部第一副主任，開始了長達19年隱姓埋名的“秘密工作”。楊振寧后來說道：“光召兄的回來，使得中國1964年爆第一顆原子彈早了一兩年。”他曾回憶說：我在莫斯科的研究工作與“兩彈一星”毫無關系。在祖國的召喚下，我改行從事了過去從未接觸過的科研工作，這個召喚可以說改變了我的一生。“當時，也有個別同志不愿放棄原來熟悉的道路，不愿轉到國家所需要的軌道上來，后來這些同志在科學上也沒有重大的貢獻。我說這個是想讓年輕一代明白——具體的人生道路會面臨許多新的挑戰，需要作出正確的選擇。只有懷著深深的愛國之情，以國家需求作為己任，才能保證你們在人生的每一個轉折關頭都能作出正確的選擇。”
研制原子彈的工作隊伍很快組建了起來。其中既包括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這樣的資深科學家，也包括朱光亞、鄧稼先、程開甲等一批中青年骨干。周光召時年33歲，正是年富力強的年華。在他之下又有許多從各高校畢業生中挑選的優秀年輕力量。這樣的老中青組合使隊伍既具備專業高水準，又富有活力和創造力。周光召常與比他小10多歲的年輕人共事，他們對待工作嚴謹認真、對待艱苦的條件義無反顧的精神讓他看到了中國科學的希望。
原子彈的研制關系到國家安全，這項工作一直處在嚴格的保密之中，周光召與他的戰友們長期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甚至親人們也不知道他們究竟在做什么工作。周光召后來回憶這段歲月時說：“當時國際上就傳，說是我們逝世了，說是制造了一個什么事件，在我們回國的時候飛機爆炸，就不在了，這種傳言都有。”
1964年10月15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經過科研人員的反復試驗，在羅布泊安裝就緒，等待它最終的問世。周光召也在北京后方關注著這一激動人心的時刻。然而就在起爆的前一天他突接羅布泊的緊急來電，電文中對設計提出了一些憂慮，希望他再核查一遍。周光召知道，周總理正在對羅布泊實驗基地進行視察，這個電報一定是總理的意思。他與同事們經過連夜緊張運算，在次日上午將結果回復給周總理，報告中稱，除了一些人力不可控制的因素外，原子彈的引爆不會出現任何問題，成功率在999‰以上。這份報告讓起爆現場的人們如同吃下一顆定心丸。當天下午，原子彈在羅布泊爆炸成功，中國跨入有核國家行列。
原子彈研制成功后，周光召等科學家們又在中央的指示下緊鑼密鼓地開始了氫彈的研究計劃。然而正在此時，“文革”浩劫來臨，周光召所在的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院遭到了沖擊。由于他父母都曾在國民黨當政時期供職，這樣的出身自然引起造反派的高度關注。他的家被抄了三四次之多，很多老照片和資料都在打砸搶中遺失，甚至在北京幫他帶孩子的岳父母也被趕回了鄉下。令周光召感動的是，在那個人人自危、世態炎涼的環境之下，他卻得到了很多人的關心。因為周光召在1957年即遠赴蘇聯，沒有經歷過“反右”等一些政治運動，很多平素與他來往并不多的同志生怕他精神上難以承受，主動來安慰他，甚至當著他的面把江青罵了一頓。1966年年底，周光召等人一邊遭受著造反派的批判，一邊卻仍在進行氫彈的研究和實驗。聶榮臻前往視察工作，看到周光召等人在如此嚴寒的氣候下卻住著干打壘的房子里挨凍，立即提出將他搬到樓房里住，并關切周光召的哮喘病的病情。這些關懷讓他十分感動，表示一定要克服重重困難攻克氫彈的難關。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試爆成功。法國總統戴高樂為此大發雷霆，拍著桌子質問法國原子能總署的官員和科學家，為何讓中國人搶在了前面。面對榮譽，周光召謙遜地說：“科學的事業是集體的事業。制造原子彈，好比寫一篇驚心動魄的文章。這文章，是工人、解放軍戰士、工程和科學技術人員不下十萬人譜寫出來的!我只不過是十萬分之一而已。”
改革開放后，周光召陸續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協主席、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仍然以飽滿的熱情對科學事業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在他主管中國科協工作時，中國科協向中央提出了制定和實施“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的建議，被采納推行，科學教育、傳播與普及開始深入田間鄉里，惠及億萬百姓。對于中國科技界出現的種種問題，周光召也常以其直率的性格進行抨擊。針對當下中國科學研究的環境，他說：“一是缺乏學術民主的氛圍，往往是院士或領導一講話，就再沒有人敢講話了;二是實行不必要的封鎖，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別人知道了。”而對于科研現狀，他深感憂慮：“我現在特別憂慮的就是社會上急于求成的浮躁狀態。有的弄虛作假，有的為追求論文數量而不管質量、效果，結果就是只跟著別人走。”他還在公開場合對院士制度提出批評，認為“學術界應該是沒有權威意識的，只有在統一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討論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實現科技創新。”
由于周光召在“兩彈一星”事業上做出的突出貢獻，1996年3月，經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審議通過，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觀測發現的、國際編號為3462號小行星被命名為“周光召星”。
2003年12月，在我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圓滿成功之際，為我國“兩彈一星”工程作出杰出貢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中國科技界泰斗、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協主席周光召，攜帶代表他一生功績和榮譽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回到了家鄉寧鄉，并將其捐贈給寧鄉一中。在捐贈儀式上，周光召動情地說：“兩彈一星”勛章是幾十萬人為了一個共同目標長期奮斗而獲得的榮譽。獲得勛章的23個人只是這幾十萬人的代表，當年參加這一工作的同志現在都已過了退休年齡，有很多已去世。他們最希望的是想把他們這一生貢獻過程中間所感受到的精神，能夠傳遞給我們年輕的一代：自強不息的精神或自信的精神，就是外國人能做到的，中國人也一定能做到;科學的精神;集體或團隊的精神;獻身的精神……我把這枚獎章送給寧鄉最好的中學的老師和同學們，以回報寧鄉父老的厚愛，并希望年輕一代發揚自強不息、科學嚴謹、團結協作和獻身祖國的“兩彈一星”的精神，成為振興中華民族的英雄。
程開甲：以身許國、建功核試的中國“核司令”
他是一個智者，不僅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的博士，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而且還是現代物理學大師玻恩的弟子，是海森堡的論戰對手;他是一名勇士，不僅將汗水和智慧灑在了中國西部神秘的羅布泊土地，而且還在中國核試驗基地指揮著千軍萬馬;他是一位元勛，不僅直接參與了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制，而且還以其深厚的學術造詣為“兩彈”的爆炸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他就是程開甲。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黨中央審時度勢，作出了自主研制“兩彈一星”的決策。
1960年夏，經錢三強親自點將，南京大學教授程開甲去北京報到，去干什么卻不清楚。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將他調進了我國核武器研制隊伍。自此，已在學術研究上建樹頗豐的程開甲在學術界銷聲匿跡幾十年。
從1963年第一次踏入“死亡之海”羅布泊，到回北京定居，程開甲把一生中最好的20多年時光獻給了茫茫戈壁。他歷任核武器試驗研究所副所長、所長，核試驗基地副司令員，兼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研究所改為研究院后，任副院長，直至1977年。他參加制定了我國原子彈研制、試驗等工作最早的一份綱領性文獻，依據國情否定了蘇聯專家的空投建議，提出采用地面方式;他設計了第一顆原子彈百米高鐵塔爆炸方案，確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聯合測定爆炸威力的方法;他還前瞻性地謀劃了核武器試驗研究所的性質、任務、學科、隊伍、機構等。
程開甲從1963年第一次踏進羅布泊到1985年，一直生活在核試驗基地，為開創中國核武器研究和核試驗事業，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程開甲在20多年中主持決策、直接從事核試驗及測試的全局技術工作和研究，解決了許多具體關鍵技術問題。
還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前，程開甲就根據周總理的詢問，提出并一再堅持向地下核試驗方式的決策性轉變，對武器水平的提高和試驗事業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他在國內第一個計算出原子彈爆炸的彈心溫度和壓力，其內爆機理研究解決了原子彈的關鍵問題。成功地設計和主持包括首次原子彈、氫彈，導彈核武器、平洞、豎井和增強型原子彈在內的幾十次試驗。他創立中國自己的系統核爆炸理論和效應研究，主持、參與和指導核爆炸效應的全面總結，為核武器應用奠定堅實基礎。他是中國指揮核試驗次數最多的科學家，人們稱為程開甲是“核司令”。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700多臺(套)儀器全部拿到測試數據。而據資料記載，法國第一次核試驗沒拿到任何數據，美英蘇第一次核試驗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數據。
此后，程開甲在核試驗任務中又不斷取得新突破。1966年12月，首次氫彈原理性試驗成功，他提出塔基若干米半徑范圍地面用水泥加固，減少塵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顆空投氫彈試驗成功，他提出改變投彈飛機的飛行方向，保證了投彈飛機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試驗成功，他設計的回填堵塞方案，實現了“自封”，確保了試驗工程安全;1978年10月，首次豎井地下核試驗成功，他研究設計的試驗方案獲得成功……
每次核試驗任務，程開甲都會親自到最艱苦、最危險的一線去檢查指導技術工作。他多次進入地下核試驗爆后現場，爬進測試廊道、測試間，甚至最危險的爆心。有一次，他來到一個施工現場。因為洞內極其惡劣的高溫、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險，技術人員極力勸阻。他卻說：“你們聽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句話嗎?我只有到實地看了，心里才會踏實。”最后，他穿著簡陋的防護服頂著昏暗的燈光進入坑道。他一邊詳細地觀察詢問，一邊囑咐科技人員一定要把現場資料收集齊全，仔細觀察記錄每個現象。程開甲說，他每次進洞都會有新收獲。每看到一個現象，都會增加對地下核爆炸現象和破壞效應的感性認識。這使他對下次試驗方案有進一步考慮和新的設計。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說起羅布泊核試驗場，人們都會聯想到千古荒漠、死亡之海，提起當年艱苦創業的歲月，許多同志都會回憶起搓板路、住帳篷、喝苦水、戰風沙。但對于我們科技人員來說，真正折磨人、考驗人的卻是工作上的難點和技術的難關。我們艱苦奮斗的傳統不僅僅是生活上、工作中的喝苦水、戰風沙、吃苦耐勞，更重要的是刻苦學習、頑強攻關、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是新觀點、新思想的提出和實現，是不斷開拓創新的進取精神。”】
經過不懈奮斗，程開甲帶領團隊建立發展了我國的核爆炸理論;創立了核爆炸效應的研究領域，建立完善不同方式核試驗的技術路線、安全規范和技術措施;領導并推進了我國核試驗體系的建立和科學發展，支持了我國核武器設計改進。
雖然參加核武器研試的20多年，程開甲隱姓埋名，沒發表過論文，可是他一生在學術研究上始終創新不輟。留學英國愛丁堡大學時他與導師玻恩共同提出超導的“雙帶模型”;回國后他率先在國內開展系統的熱力學內耗理論研究，出版了我國第一本《固體物理學》教科書;離開戈壁后他進一步發展、完善了高溫和低溫超導普遍適用的超導雙帶理論，提出并建立了系統的“托馬斯—費米—狄拉克—程開甲”電子理論……
值得稱道的是，核試驗研究所成立之初，從全國抽調了一批專家和技術骨干。程開甲對他們給予充分信任，作出了許多挑戰性的工作安排。第一次核試驗中立下大功的測量核爆炸沖擊波的鐘表式壓力自計儀，就是程開甲鼓勵林俊德等幾名年輕大學生因陋就簡研制的。我國第一臺強流脈沖電子束加速器的研制，也與程開甲大膽將這一高難度項目放心交給年輕的邱愛慈不無關系。后來，林俊德、邱愛慈都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邱愛慈還是研究所走出的10位院士中唯一的女性。對此，邱愛慈感慨地說：“決策上項目、決策用人，都需要勇氣。程老就是這樣一個有勇氣、敢創新的人。”
對于自己獲得的很多榮譽，程開甲說：“我只是代表，功勞是大家的。功勛獎章是對‘兩彈一星精神的肯定，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是對整個核武器事業和從事核武器事業團隊的肯定。我們的核試驗，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參加者，有名的、無名的英雄們在彎彎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個腳印去完成的。”
離開戈壁灘后程開甲多年來仍保持著那個年代的生活方式，過著簡單、儉樸的生活。每每想起在核試驗場區的生活他總是充滿感懷。因為那里有他充滿激情的歲月和揮之不去的眷念……他說，自己還要“努力不懈，不老長青”。
作為中國核武器事業的開拓者和中國核試驗科學技術體系的創建者之一、“兩彈一星”元勛，程開甲院士為我國原子彈、氫彈以及30多次核試驗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2014年1月10日，這位96歲高齡的科學巨匠登上了國家最高科技獎的領獎臺，接過習近平總書記頒發的最高科技獎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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