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關于西路軍失敗“歷史教訓”
《反思》主要從方法論的角度，闡述了西路軍失敗的歷史教訓。“一是凡重大戰略決策，都要從客觀實際出發，而不能從主觀需要出發；二是一定要對戰地深入地調查研究，包括天時、地勢、敵情、民情等的調查，將情況搞清楚；三是要充分發揚民主，不要獨斷專行；要機斷決行，不要優柔寡斷；四是要立黨為公，一切從黨的利益出發，而不能患得患失。”
《反思》這幾條歷史教訓，從方法論的角度，可以說無一不對，卻未必都準確。其不僅沒有揭示西路軍失敗最根本的教訓，而且另有所指。這幾條教訓既有中央及軍委戰略決策失誤，也有西路軍自身問題。但這幾條教訓顯然不能達到作者所稱的“歷史高度”，與揭示“戰略層面”的特點規律相去甚遠，其教訓更沒有轉化成黨和軍隊今后工作的指導原則，其教訓只能是泛泛之說。
毛澤東在1938年10月14日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講話中指出：“張國燾的機會主義，則是革命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他的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只有克服它，才使本質很好而且作了長期英勇斗爭的紅軍第四方面軍的廣大的干部和黨員，從張國燾的機會主義統制之下獲得解放。”
西路軍失敗的根本教訓，是要不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要不要服從中央軍委絕對指揮;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的問題。這是根本性原則問題。脫離這一原則研究西路軍失敗，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研究結論，而且從根本上否定黨和軍隊的根本原則。沒有原則的研究西路軍，任何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場隨意的發揮與想象，任何人都可以歪曲歷史事實隨意的編造與創造，甚至于有人可以隨意的顛覆與糾正西路軍歷史。
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軍隊都要堅持黨的絕對領導，都要堅決服從中央軍委指揮。軍隊是黨的軍隊，而不是哪個人的軍隊;軍隊必須聽中央軍委指揮，而絕不能聽從哪個人指揮。這是黨和軍隊的根本原則，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工農紅軍)與軍閥和資產階段軍隊最本質的區別。不認同這個原則，不接受這個原則或不堅決服從這個原則，中國工農紅軍以及現在的人民解放軍，則不能稱之為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與軍閥和資產階級軍隊別無二致。違背了這個原則，軍隊在執行黨賦予軍事任務的過程中，必然歪曲走樣，必然與中央討價還價，必然與中央同床異夢，必然借機實現自己的目的。張國燾和四方面軍及西路軍首長違背中央意圖，不服從中央軍委指揮最終失敗，最根本的教訓就在于此。
這個由數萬將士生命為代價換來的教訓，時刻告誡我們，戰略決策者和戰役指揮員，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和警覺。決策者絕不能允許破壞黨和軍隊根本原則的人和事，對此決不可故息;各級指揮員者，絕不能以各種借口，違背黨和軍隊的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絕不能在原則問題上犯錯。這是西路軍失敗留給我們最為深刻的教訓。
徐向前在1959年給張掖地委的信和文章中指出：“西路軍確實是一支百煉成鋼的部隊，他們打過許許多多的勝仗，克服了各種各樣的困難。但為什么在河西遇到“馬家軍”就吃了敗仗最后只剩下少數人退到新疆呢？從這種慘痛的教訓中，所得出的唯一的結論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必須服從共產黨黨中央正確路線的領導，必須遵從毛澤東同志所規定的中國革命的正確政治路線和正確的軍事路線。毛澤東同志的久經考驗的建軍路線和指導中國革命戰斗的戰略戰術原則，是引導我軍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保證，違反了這些原則就必然導致無情的失敗。”
請問《反思》作者，徐向前的話，說清楚講明白沒有?
七、關于《反思》幾處記述錯誤
《反思》有多處記述或表述有誤，犯了不應該犯的學術不嚴謹、學風不端的低級錯誤。
第一，關于共產國際援助
《反思》關于共產國際援助武器一事，多處記述有違歷史事實，而且隨意的臆想編造。作者對共產國際關于援助武器的歷史文獻看都未看，對諸多有關研究材料聞所未聞，對各種歷史數據核都未核，編造了一堆莫須有的武器援助數字。但凡一個小學生都不會犯的錯誤，居然出現在黨史專家的文章里。
《反思》關于共產國際援助武器的記述：第一處，共產國際最初的援助計劃：“寧夏戰役是為了從寧夏——內蒙古方向打通國際路線，鞏固的擴大陜甘寧根據地，獲得蘇聯經蒙古國運送的700噸軍援物資。”第二處，共產國際改變援助方向后的援助計劃：“但怎么運回這1600噸軍事物資？1600噸軍事物資是什么概念呢，如果用卡車裝，那時還沒有重型卡車，一般是2.5噸卡車，那就意味著這些物資要裝640輛卡車。”
共產國際最初的援助計劃。1936年10月18日，共產國際通知中共中央：“貨物并不象你們二日來電所要求的那樣多，它大約有五百五十噸至六百噸左右，其中沒有飛機和重炮。”來電還提到：“負責供給一百五十輛汽車，并保證提供司機和所需的汽油。”[]作者把武器援助數量提高到700噸。
共產國際改變援助方向后的援助計劃。1936年11月3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現已經決定目前不采用外蒙幫助的方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幫助的方法。如果我們將約一千噸貨物運到哈，你們曾否可能占領甘肅西部來接收？”[]“一千噸”是個概略數字。根據共產國際領導人(總書記)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2日日記記載：“收到政治局今天做出的決定。1166噸箱裝貨物。由外貿人民委員會負責提供卡車、燃料、彈藥等。”[]季米特洛夫非常明確記述是“1166噸箱裝貨物”，不知作者1600噸貨物從何而來。
第二，關于有關蒙古的記述
《反思》有關蒙古的記述，作者完全站在當代人的角度敘述蒙古，而忽視蒙古當時在中國以及它所處的國際地位。
第一處：“紅軍在甘肅靖遠縣虎豹口西渡黃河，打通寧夏到內蒙古定遠營通道，去蒙古國邊境獲取軍火也有一定的可行性。”第二處：“寧夏戰役是為了從寧夏——內蒙古方向打通國際路線。”第三處：“獲得蘇聯經蒙古國運送的700噸軍援物資。”
當時，蒙古分為內蒙古和外蒙古兩部分。外蒙古雖然有某種獨立性和特殊性，但仍在中華民國的版圖之內，而且也沒有建立“蒙古國”，作者的表述是錯誤的。
作者提出站在“歷史高度”，太高容易飄，還是先搞清歷史事實，再談什么高度吧。
八、關于《毛澤東選集》“加注條目”
《毛澤東選集》后人加注的條目，是否就是《反思》一文極力表達并稱之為“歷史高度”和“戰略層面”的新認識?這個加注的條目，是否能夠還原歷史的真相，是否能夠糾正“西路軍西進執行張國燾路線”的結論?是否能夠按照作者的意愿“改正了正文中的論斷，也糾正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有關這個問題的論斷”?
讓我們來看看《毛選》加注條目全文：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
第一，關于《毛選》“加注條目”中的“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
請問《毛》“加注條目”編寫者，中央軍委有下令渡河、一部渡河、主力渡河、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及全軍渡河的命令嗎?沒有!所以，《毛選》“加注條目”的編寫者極度心虛，甚至連“奉中央軍委命令”這句最為關鍵的話都不敢講，回避“命令”，即回避“奉命”，而稱之為“奉……指示”。
研究某一問題，總要用最科學、最貼切、最適當、最嚴謹的概念，做出最準確的表述。四方面軍渡河行動，最根本的依據是命令，最科學、最適當、最貼切、最嚴謹、最準確的概念和表述只能是“命令”。雖然命令也有指示的屬性，但指示并非等同于命令。命令既有其獨特的含意，也有其獨有的特征。命令有指示的屬性，但在下達時機方面，命令必須是行動前，即命令的前瞻性，事后命令純屬“馬后炮”，而不能稱之為命令。而指示則未必，其意更加寬泛，其時機既可于行動前，也可于行動中;既可是規定，也可是要求，甚至于意見建議，都可以稱之為指示。《毛選》“加注條目”的編寫者不提“命令”而稱“指示”，是因為中央軍委在四方面軍渡河行動開始前沒有下達任何關于渡河的命令，但確有在渡河行動開始后的若干行動指示。由此，費盡心機，創造出“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的表述方式，反而證實中央軍委沒有關于四方面軍渡河的命令。
為說明《毛選》“加注條目”條目的正確，《反思》一文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對目前關于西路軍的兩種觀點提出自己的看法。一種是“西路軍西進執行張國燾路線說”，即“傳統觀點”(簡稱“國燾路線”);一種是“西路軍的失敗是中共領導人‘借刀殺人’‘剪除異已’論”，即“陰謀論”，即所謂“流行觀點”。
“流行觀點”不值一曬，《反思》作者又認為當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中對西路軍所做的“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歷史結論是錯誤的——《反思》作者認為西路軍首長只是“受張國燾影響”而不是“張國燾路線的影響”，而且將這個結論與“傳統觀點”等量齊觀而不予認同，實際上亮出的是第三種觀點即“奉命說”：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和西路軍西進是奉中央命令。其邏輯遞進的結果當然就只能中西路軍西進與“執行國燾路線”毫無關聯!如此一來，作者站在所謂的“戰略層面上來研究和把握這段歷史”的高度，為其錯誤“加注”《毛選》“加注條目”也就有了自認為很充分的論據。
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1936年10月22日，四方面軍徐、陳首長向紅軍總部朱、張報告：“三十軍在靖遠附近，決明（二十三）晚搶渡。”[]23日晚，三十軍在河包口(虎豹口)偷渡未果，次日晚再渡成功。請問這些“偷渡”或“搶渡”，有中央軍委命令或指示么？有人試圖將23日彭德懷向中央軍委提出并于次日得到毛澤東同意的“寧夏戰役計劃要旨”，認定是中央軍委命令或指示，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其一，22日四方面軍首長下令“明晚搶渡”在前，彭德懷23日“要旨”建議電在后;其二，毛澤東批復同意彭德懷建議電時間是24日，前夜四方面軍渡河行動已經開始;其三，毛澤東批復同意彭德懷建議的前提是“停止南敵”，即當前任務，并非命令或指示渡河;其四，彭德懷的“要旨”既不涉及渡河時間，兩個軍渡河建議也不是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首長計劃中的三十軍和九軍，而是三十軍與四軍;其五，彭德懷與紅軍總部和四方面軍首長沒有電訊往來，而且彭“要旨”只是建議，既非命令，也非指示;其六，彭德懷與朱德、張國燾見面是24日。
24日10時，當毛澤東獲知三十軍前夜已經開始渡河，再電彭德懷：“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暫不渡河為宜。”[]在此情況下，為實現“擊破南敵”的作戰意圖，軍委毛澤東于25日向朱張下達了“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后，兩軍迅速占領黃河灣曲處…。第二步，以一個軍襲取戰略要地定遠營”的行動指示[]。26日1時半，當毛澤東獲知九軍已渡河時，再次指示“甲、三十軍、九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并準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乙、等二、三日如真（證）實胡敵無北進之意，再以一個軍渡河不遲。目前，封（對）南敵應取擊破手段，僅取抗擊手段不夠。”[]
請注意，軍委毛澤東反復強調當前重點是“擊破南敵”。
至于五軍渡河，根本就沒報告中央，談不上命令，也談不上指示。
第二，關于《毛選》“加注條目”中的“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
事實上四方面軍是“主力”渡河，而非“一部”。“主力”和“一部”是軍事術語，不需要筆者為此浪費筆墨科普吧。如果真不懂，請查2011版《軍語》第81頁。四方面軍的五個軍，三個軍渡過黃河，總指揮部及直屬部隊也渡過黃河。三十軍和九軍渡河與中央軍委畢竟還有一些糾葛，五軍和總指揮部渡河與中央軍委無任何關聯，既無命令，也無指示。所以，《毛選》“加注條目”的編寫者費盡心機，連“四方面軍主力”渡河都不敢提，而稱“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一部”的說法，既不準確，也不是事實。
《反思》為論證“一部”的科學性和準確性，文中居然提到五軍為原一方面軍的部隊，以此說明五軍不是四方面軍的部隊，四方面軍“一部”的說法似乎能夠成立。《反思》文中寫道：“西路軍本身就是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北上時兩軍組成的左路軍和右路軍的一部分，它包括紅四方面軍第30軍、第9軍，原紅一方面軍的第5軍。”試圖把五軍與四方面軍其它部隊切割開，從而證實四方面軍渡河為“一部”。請問，這是掩耳盜鈴，還是別有用意?
事實上，草地分裂張國燾率軍南下后，已經把受其指揮原一方面軍部隊納入紅四方面軍的指揮體系之中，紅5軍還與原四方面軍的33軍合編，組成了新的紅5軍。1936年10月16日，朱德、張國燾向中央軍委報告四方面軍師以上干部配備情況，五軍在列。會師之后，五軍也是受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指揮而不是中央軍委和一方面軍指揮，五軍渡河也不是中央軍委的命令，牽強附會地要把這個時候的五軍歸于一方面軍，這樣的心計是不是也過于明白無誤了?
第三，關于《毛選》“加注條目”中的“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要證明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是不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其實很容易，把張國燾或四方面軍首長寧夏戰役作戰計劃拿出來便是。可張國燾的寧夏戰役計劃是什么?四方面軍的寧夏戰役計劃在那里?一支軍隊在征戰的過程中，如果連作戰計劃都沒有，還能稱之為執行什么計劃，更何況還是一支數萬人的軍隊?
10月25日，朱德、張國燾在四方面渡河成功之時，張國燾偽造彭德懷署名下達了《甘北、寧夏戰役計劃》(后人為此電起名為《寧夏戰役計劃》是文不對題)該計劃的核心是“同意徐、陳二十四日電所提意見，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占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浪一帶地區。”“掩護部隊”在任務完成后，“在靖遠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即全軍渡河。渡河后命令四方面軍向甘北發展，“擴大甘北活動區”[]。請問，張國燾要四方面軍渡河的目的不清楚嗎?渡河是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嗎?
1982年8月14日，徐向前與中央黨史研究室諸同志談話時明確言及了他們率部渡河后的意圖：“我們紅四方面軍過河，是中央原來就有寧夏戰役計劃。過河后，中央決定打定遠營。我們調查一下，定遠營在阿拉善，是沙漠上的綠洲，地方那么小，這么多部隊到定遠營，吃、住都很困難，無法解決，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那里走啊！所以打定遠營是不行的。我那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
“打定遠營是不行的”，那么渡河何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又從何說起?
我們是不是還有理由問一句，將行動方向左旋90度，是臨時動議，還是早有預謀?
第四，關于《毛選》“加注條目”中的“十一月上旬”西路軍命名時間。
命名時間的表述只需一個時間點，而無需一個時間段。反思作者為《毛選》加注條目中的“十一月上旬”西路軍命名的時間錯誤及含糊表述，其意何在?如果《毛選》“加注條目”是指11月8日中央下發征求意見的“新計劃”[]中有關西路軍的任務，顯然說不通，因為這只是征求意見電而不是決定。而后人給此“新計劃”取名為“作戰新計劃”，混淆了協商與決定、醞釀與執行、意見與命令之間的區別;如果是指張聞天、毛澤東同日給朱、張、徐、陳、李七同志電，“提議河西部隊組織前委與軍分會，我們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二兄有何意見請復”[]。那就更屬荒謬，因為此電仍是征求意見電，而不是決定;如果是指11月11日中央“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電，那就不是“十一月上旬”，而是十一月中旬。
三個邏輯指向都說不通，請問《毛選》“加注條目”究竟是存在問題，還是不存在問題？
第五，關于《毛選》“加注條目”“終因敵眾我寡”導致西路軍失敗。
“敵眾我寡”的確是西路軍失敗的客觀原因之一。但“敵眾我寡”又是中國革命戰爭大部分歷史時期的普遍性問題，并不僅限于一域一時。如果僅僅是這個客觀原因就必然會失敗，那么革命戰爭還有勝利的可能么？請問《反思》作者，西路軍失敗有沒有主觀原因，有沒有主要原因?有沒有主觀因素、主要因素、關鍵因素和根本因素?如果這個問題講不清，算不算是根本性的邏輯缺陷?而從《反思》作者提出“從宏觀上、戰略層面上來研究和把握這段歷史”來看，他是意識到了這個根本性缺陷的，也是試圖予以彌補的。
從《反思》作者提出“西路軍失敗結局是西進新疆的戰略決策所決定的”新觀點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西路軍失敗的主因，即：戰略決策決定了西路軍失敗的結局。但他卻武斷地認為這個“戰略決策”與張國燾路線無關，那么這個指向只能是中共中央!因為只有中央及軍委制定了“新計劃”(即有人改稱的“作戰新計劃”)，也只有中央及軍委才有戰略決策之權。《反思》作者刻意回避中央軍委毛、周于西路軍命名的當日征詢西路軍：“有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的把握否？”[]將中央軍委電是“接近新疆”改造為“西進新疆”。兩字之差，因果立變。《反思》多次出現這種錯誤寫法，改造歷史事實，不僅將中央決議中的“沒有克服”，改造為“執行”;又將中央軍委“接近新疆”，改造為“西進新疆”。
這就是《反思》作者的“彌補辦法”?
這樣的辦法所得出的這樣的結論，與“科學”與“正確”的距離，究竟有多遠?
九、關于“西路軍西進是執行張國燾路線”
《反思》一文提出“應從歷史高度認識西路軍西進河西的戰略決策”，可文中提出的“歷史高度”是個什么樣的高度，怎么才能糾正“西路軍西進執行張國燾路線”的“傳統觀點”，又提出和得出什么樣的新觀點和新結論呢?
第一，關于“中央和毛澤東受歷史局限認識不清”？
《反思》文中稱：“1936年、1937年中央和毛澤東的認識，主要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對西路軍問題還不可能有完全清楚的認識，在新的《毛澤東選集》出版后，傳統觀點基本得到糾正。”
中央和毛澤東的認識究竟有什么不清楚的認識?《反思》作者顯然認為，中共中央1937年3月31日《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結論是“不清楚”的認識;毛澤東所言“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的破產”是不清楚的認識。
關于中央和毛澤東是否受歷史局限認識不清，前文已作辯析。現在需要《反思》作者面對的問題是：當年張國燾提出來并得到西路軍首長認同的“根本大計”是什么?是被歷史局限了的認識?還是沒被歷史局限的認識?徐向前回憶錄中1936年12月6日，西路軍首長致電中央：“依據形勢估計敵我情況，主力在河右岸暫時出擊難能站穩腳跟，取得大的勝利，只有先在有力的準備力量，再圖有決定意義之發展……我們主張主力速來，黃河結冰迅速向甘北古、大、涼、民進”[]又是被歷史局限了的認識?還是沒被歷史局限的認識?這份電報所提出的戰略方針，與張國燾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及西進退卻避戰，逃避民族革命大潮的指導思想有沒有聯系和傳承的關系?西路軍首長難道不是此思想指導下組織和實施西進行動的?西路軍之所以一直堅持西進而不愿東返，是被歷史局限了的認識?還是沒被歷史局限的認識?
請問，這是誰“受了歷史的局限認識不清”呢？
第二，關于西路軍歷史的“干擾因素”。
《反思》稱：“對于西路軍西進河西這段歷史究竟應當怎樣認識呢？已經過去80年，干擾歷史的這樣那樣的因素基本可以排除。”請問這是什么意思?是想說歷史知情人都去世了，所謂的干擾因素已經排除了?大家都應該認可作者提出的新觀點——即《毛選》“加注條目”的新觀點了?可問題是，要想徹底推翻中共中央1937年3月31日決議，僅靠一個《毛選》“加注條目”為“實際改正”的分量顯然是不夠的，并沒有完全排除“中央歷史決議”這個最大的“干擾因素”。所以，《反思》作者最應該遵循的正常途徑只能是：中央黨史研究機構實事求是地向中央提出翔實的報告，并由中央召開類似的會議對西路軍歷史重新做出結論，才能真正為西路軍是否“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正名。任何個人意見，不論其位多高、權多重，都不能成為修改黨中央歷史決議的依據，遑論要取代中央歷史決議。
而任何要將有悖于組織決議的個人意見強加于人，那才是真正的“干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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