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關于黨中央1937年3月31日決議中西路軍失敗的結論
《反思》認為，傳統觀點西路軍失敗“執行張國燾路線”應糾正，而且已經糾正，同時認為，西路軍只是受“張國燾的影響”。《反思》這種說法，刻意否定中央決定，混淆西路軍問題的實質，消除西路軍與張國燾路線的關聯，顛覆西路軍歷史。
《反思》就這一問題涉及三個說法和觀點：一是《反思》所說的“西路軍西進執行張國燾路線”，作者實指毛澤東著作所述和中央決議“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反思》作者認為是傳統觀點，而且《毛選》“加注條目”已經糾正“有關這個問題的論斷”;二是中央決議“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論斷，作者不認同中央決議所說即西路軍領導人有路線問題;三是《反思》所論證的“受張國燾的影響”。《反思》提出：“從作戰指導思想看，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是執行張國燾路線所致，但不等于說沒有受張國燾的影響。”
路線錯誤是根本性錯誤，《反思》作者極力回避和消除的，就是這個“國燾路線”。
那么西路軍領導人究竟是不是“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呢?這得用事實說話。
第一，什么是張國燾路線
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決議《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指出：“張國燾同志由于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估計（否認中國革命的高漲、兩個高漲之間的理論），因此產生了對于敵人力量的過分估計（特別在蔣介石主力的前面張皇失措），對于自己力量的估計不足（對主力紅軍的突圍表示悲觀失望，對全國人民抗日的民族命運表示不信任），因此喪失了紅軍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戰勝敵人，創造新蘇區，使蘇維埃紅軍成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張向中國西部荒僻地區，實行無限制的退卻。這是張國燾同志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質。”[]
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完全接受張國燾避戰退卻的作戰指導思想，一心西渡，棄寧夏戰役計劃西進。一是西路軍在攻涼的最后時刻，按張國燾“速打通遠方為要著”，棄涼避敵西進;二是提出西進的“根本大計”，則全盤接受張國燾的主張，是張國燾路線的繼續;三是對于中央及軍委多次指示東返于不顧，堅持西進主張，甚至準備南進青海。中央決議并沒有認定“西路軍執行張國燾路線”，而指出其“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是因為張國燾沒有與西路軍在一起，自1936年11月18日后再沒有具體指揮西路軍。但西路軍首長在受中央軍委指揮后，并沒有從思想上行動上自覺接受軍委的指揮，反而多次與中央及軍委就行動方針發生爭執，執意西進拒絕東返，這是西路軍首長“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具體表現。
中央決議“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結論，非常準確。
須要說明的是，中央決議對“張國燾路線”的結論是：一、逃跑路線，二、軍閥主義，三、分裂紅軍!而張國燾屢次主張和鼓勵西進，以在河西走廊自創局面作為其“根本大計”，不就是“逃跑路線”的具體體現么?而張國燾本人對此也并不諱言：“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持我們，并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
這個路線，難道沒有對西路軍首長執意西進不愿東返的作為，產生影響么?
第二，陳昌浩關于“國燾退卻路線”的反思
1937年9月31日，陳昌浩寫給中央《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報告》講到：在甘南時“這時他（指張國燾）的觀點，的確估計東進之沒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黃河以西退卻，達到西寧、甘北之偏僻地區，接通遠方，再圖發展。”《報告》明確提到：在會寧時“表面上是照著寧夏戰役計劃去做罷了，究竟怎樣具體去做，沒有討論，實際上是不想去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同時指出：渡河時“當時國燾同志仍然是抱著他自己的退卻方針，除積極布置三十軍渡河之外，對于當前敵情估計與整個備戰擊敵布置，無疑的是抱消極態度，無疑的是準備四方面軍集中與到了適當時機，大部以至全部渡河則已矣，根本上是沒有在向右岸與敵作戰之觀念與實際準備。”
陳昌浩在《報告》中還指出：“國燾同志縱（令）三個軍甚至全部渡河，無疑的是執行自己一貫的退卻計劃。而不是真正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如果不是敵情地理限制，三十一軍、四軍均已渡河。”“我們當時同意三個軍渡河的動機，外表上是為了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跨河而下，以與河東主力呼應，實質上是違反了軍委意圖，曲解了寧夏戰役計劃，恰恰做了國燾同志退卻計劃的實施者。”[]
有人認為，陳昌浩當時是在一種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違心寫的《報告》，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有的人違心的事和違心的話做的和說的多了，有這種體會。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中，確有一些人做過一些違心的事，曾說過一些違心的話。每當形勢發生變化，反悔者有之，繼續說假者有之，重新編造者亦有之。但作為研究者，必須搞清那些為事實所證，那些又真是違心之言。歷史事實證實了陳昌浩所言，張國燾路線即機會主義路線，在軍事上的表現即退卻方針和避戰行為。四方面軍領導人按照張國燾意圖，借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為名，行向甘北退卻之實;西路軍首長借“打通遠方”、“接通國際”之名，行西避西退之舉。
第三，西路軍首長的“根本大計”
西路軍首長堅持西進實現“根本大計”，是其拒絕東返的根源，是“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具體表現。
自中央軍委接手指揮西路軍之后，西路軍領導人仍然沒在克服張國燾的退卻路線和方針，一味的“西進”而不愿東返，屢屢對中央及軍委的作戰指導作符合自己心態的選擇性取舍，看似在西進同一條道上，但在作戰目標，作戰步驟，作戰方法，以及最終目的無一相同。西路軍西進這一時期，以“打通遠方”、“接通國際”為口號，客觀上踐行了張國燾為其制定的最終目標即“根本大計”。
1936年12月6日，西路軍徐、陳、李等領導人聯名向中央及軍委致電，“對主力行動有以下意見”，此電重要故全文錄之。
洛、毛、朱、張、周：
我們根據已知情況，對主力行動有以下意見：
1、抗日形勢仍未取得應有的具體開展，蔣曾在防共抗日中表現一種動搖，但目前不是著重“剿赤”，關防阻打開國際，仍成為抗日共同立場。
2、依據形勢估計敵我情況，主力在河右岸暫時出擊難能站穩腳跟，取大的勝利。只有先在有力的準備力量，再圖有決定意義之發展。
3、甘北氣候、地區、人糧、物力與新疆、遠方關系均便利。
4、蔣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馬實力夜戰削弱，我主力可單獨箝制之。
5、主要集中組織力量均增強，因此，我們主張主力速來，黃河結冰迅速向甘北古、大、涼、民進。主力西進時，主力于寧、衛方面實行取道涼、靖、衛（原文為丑）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寧夏中衛地區，爭取時間過冬，而后或經定遠營到民勤。第二著恐失先機，而受限制，當為第一步為好。如何，當看整個情況決定指示。[]
這封電報：一是說抗日形勢沒有進展，逼蔣抗日希望不大，蔣介石目前的重點不是“剿赤”，而重在“關防阻”。其意：關鍵是防范和阻止紅軍打通國際，從而形成共同抗日的局面。因此向西接通遠方顯得無比的重要，西路軍的責任顯得無比的重要，打通遠方才是全局，中央及軍委沒有把打通遠方擺在重要的位置;二是說紅軍主力在河東很難站住腳跟，徐、陳也意識到紅軍主力在河東地區的困難和危險局面，指出目前的形勢只有先積蓄力量再圖發展，紅軍主力隨同西路軍一同向西，向西取武器再圖發展是紅軍唯一出路;三是說河西條件好，是再圖發展的極佳地區;四是蔣大軍不便來此，我主力紅軍對付“二馬”沒有問題;五是說主力速來的路線已經幫中央想好，早來早好。這個“主力速來”的建議電，表明了西路軍主要指揮員完全接受張國燾錯誤路線，是張國燾中國革命處在“兩個高漲之間”理論的軍事版，避戰求安、靜觀國內局勢的變化、等待抗日高潮的到來。不僅西路軍要這么做，而且中央和紅軍主力也要這樣做。懷疑黨的統一戰線，懷疑中央團結抗日方針，懷疑紅軍的前途命運。這份電報西路軍首長表達的西進意圖，清晰地反映出西路軍西進是借“打通國際”之名，行占據一方之實的張國燾路線，這既是西路軍行動的總方針，也是西路軍為中國革命即中央和主力紅軍設計的行動總綱領，是西路軍提出的中國革命的“根本大計”。
西路軍首長拒絕東返，始終堅持西進的“根本大計”。在第三次西進后(徐向前回憶錄稱為第二次西進)，三次與中央及軍委就行動方針問題發生爭執。僅舉一例：東返是否不可能。請看西路軍首長1937年2月7日致中央軍委電。“目前東進，在擊敵有利的條件下較易做到，如延攔根本大計，反長二馬之力，而后擊之更加不易。”[]西路軍西進不可，東返不愿，據此提出南進青海。西路軍東返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放棄“根本大計”。如不知西路軍的“根本大計”，就不知西路軍首長與中央的根本分歧。西路軍首長1937年2月24日致中央軍委電，“奪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遠方，實現根本大計。無論對西安之和平或戰爭計，無論對中國紅軍及西路軍計，此為上策。”[]西路軍主要領導人以此為“上策”，試圖操控中央，實現張國燾“主張向中國西部荒僻地區實行無限制的退卻”的“根本大計”，這與中央“東進抗日”的主張是南轅北轍。西路軍領導人表面看似接受中央及軍委指揮，實際并沒有克服張國燾為其制定的方針路線。
《反思》作者如果看不明白這些，還談什么“歷史高度”和“戰略層面”。西路軍問題的實質是進取還是偏安的問題，是逃避還是迎接民族革命斗爭歷史大潮的問題，是要不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否服從中央軍委指揮的問題。
張國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是西路軍失敗的總根源。
《反思》作者所謂“張國燾影響”的新觀點，經不起歷史事實的驗證。
五、關于《反思》中對陳昌浩的指責
《反思》多次提及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及西路軍總政委陳昌浩在西路軍失敗重大決策過程的作用，多處指出陳昌浩的錯誤和責任。作者開宗明義，“不能簡單地追究歷史責任”。但《反思》多以《徐向前回憶錄》中的觀點和記述，把西路軍“戰略任務層面”即戰役決策層面，和“戰術實施層面”即戰役指揮層面的錯誤統歸陳昌浩一人。
作為黨史研究人員，對某些個人觀點或記述，要客觀的進行分析和研判，得出符合客觀歷史事實的結論，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這是歷史研究者最基本的立場和態度。《反思》采取偏聽偏信的態度，不加分析和引用《徐向前回憶錄》的記述，《反思》對陳昌浩的批評完全喪失客觀公正性。這種指責和追究，不論其立場、還是其觀點、還是作者倡導的“科學性”，這都無法稱其為“歷史高度”，而是徐向前的評價和緒論。從歷史事實分析，這種指責根本站不住腳，對陳昌浩的歷史責任要重新認識。《反思》其論是謬誤。
第一，關于《反思》對陳昌浩的指責和評價
第一處：《反思》在論述“戰略任務層面”決策失誤時講到：“中共中央要求西路軍在西進途中建立根據地，特別是在西路軍作戰形勢已很嚴峻的形勢下還要建立臨澤、高臺根據地，這是不適宜的。但是，作為西路軍主要領導人的陳昌浩，對此既不從客觀實際出發，且對中央的指示還有誤讀。他將中央最初要求西路軍在河西創建根據地作為戰略后方的指示，理解為中央意在將戰略中心移至河西，因而在極端困難時還堅持創建根據。他先是不顧徐向前、李先念的反對，固執地要在永昌、山丹建立根據地，耽擱了西路軍西進的有利時機；后來西路軍東返后陳昌浩又不顧徐向前的堅決反對，強行重回倪家營子創建根據地，從戰術層面講，這是導致西路軍幾乎全軍覆沒的致命錯誤決策。”
第二處：《反思》在論證是非得失講到：“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講的他同陳昌浩的兩次爭吵，很能反映陳昌浩的輕敵思想。一是西路軍打下永昌后，19 36年11月19日中央來電，要求西路軍在永昌、涼州一帶建立根據地。”“二是1937年2月21日，西路軍突圍在西洞堡打了個小勝仗，部隊得到補充，陳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營子……”。結果，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作出了重返倪家營子的決定，這就注定了西路軍最后失敗的命運。”《反思》在評述這個問題時又稱：“陳昌浩卻不顧徐向前的堅決反對，‘自主’地作出了重返倪家營子的致命錯誤決策。”
第三處：《反思》在總結歷史教訓講到：“按照徐向前的說法，陳昌浩精神狀態很不理想。他在過草地后支持張國燾南下犯了錯誤，在中央批評后思想包袱沉重。為了表示緊跟中央，“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盲從地步。至于敵我力量對比如何，戰場實際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應向上級反映，哪些事關全軍命運、戰局勝負的問題需要機斷處置，則一概置諸腦后。”“結果，使西路軍失去戰機，作繭自縛，步步被動，直至不堪收拾。”這個教訓也是很深刻的。”
第二，關于陳昌浩在西路軍的地位作用
在西路軍西進征戰的過程中，陳昌浩并不能左右西路軍。徐向前回憶錄中稱其有“拍板”作用，但所謂陳昌浩“一意孤行”的“拍板”作用，即或在《徐向前回憶錄》中也沒有任何一處可以證實：西路軍西進中，中央及軍委有三次提議西路軍東返。第一次，在西路軍命名的當日，軍委征詢其東返意見，徐向前稱：中央來電，“西路軍單獨西進新疆有無把握？如返河東有何困難？”“陳昌浩拿不定主意，召開軍政委員會討論。我在發言中列舉了西進新疆的好處。”[]具有“拍板”作用的陳昌浩“拿不定主意”，只好由別的人拿主意;第二次是西安事變后，中央再次提出東返，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記述：“西路軍軍政委員當即開會，討論是否東進的問題。會上，絕大多數同志認為，東進和西進比較，前者的困難更多些。”“陳昌浩不同意多數人的意見。”“我贊成多數同志的意見。”[]由此，西路軍向中央提出有條件東返，并不是徐向前回憶錄中所講的“無條件執行”；紅五軍高臺失敗后，中央第三次提出東返，西路軍首長也于1937年1月21日決定東返，剛開始行動，“陳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營子……”。結果，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作出了重返倪家營子的決定，這就注定了西路軍最后失敗的命運。”[]
一些所謂西路軍專家，根本沒有認真研究《徐向前回憶錄》，對回憶中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的，不加任何分析，對錯全盤接收，回憶錄有錯他必然也跟著出錯。不少專家著了回憶錄的道，犯了自以為是主觀主義的毛病，裁在這個極其低級的錯誤上。
《徐向前回憶錄》有多個版本，《反思》作者引用的是徐向前回憶錄的第一個版本，即徐向前著《歷史的回顧》1984年版的分冊本。但《歷史的回顧》第二版即1987年版合訂本已經將這一段失實的記述進行了修改(徐向前在世之時)，修正了史實卻沒有糾正論點，結果造成了更大的錯誤，而幾乎所有的專家都無一例外全部上套。這表明這些所謂西路軍專家的治學態度和專業水平確實有待提高，以人為據，而不是以史為據，請問如何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反思》作者如果對這段《徐向前回憶錄》已經修改的記述重新研究，是否還能得出“陳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營子……”，“這就注定了西路軍最后失敗的命運”這樣的結論?
第三，《徐向前回憶錄》第2版中對“陳昌浩便提出重返倪家營子”一事的修改
徐向前回憶錄《歷史的回顧》第一版內容情節有錯。《回顧》第一版在描述西路軍高臺作戰后，自倪家營子第一次突圍，東進至西洞堡、龍首堡一帶時，西路軍重返倪家營子一事。《回顧》第一版記述：
東進沒有中央的命令，陳昌浩本來就有顧慮。他見部隊打了勝仗，得到補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繼續建立甘北根據地。我聽了大吃一驚，說：昌浩同志，你還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據地嘛！我們好不容易突圍出來，回去不是自尋滅亡嗎？但是，他頭上有個“緊箍咒”，不顧實際情況，堅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頓，沒有結果。這時，中央來電：“甲、固守五十天。乙、我們正用各種有效方法援助你們。”陳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風，證明他是馬克思主義，我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在軍政委員會上，極力夸張西洞堡戰斗勝利的偉大意義，說了些“形勢大好”、“打回倪家營子”、“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固守五十天待援”、“反對右傾逃跑”一類的話。那種氣氛下面，誰還能唱反調呀！我憋著一肚子氣，在會上沒有發言。會議作出了重返倪家營子的決定，這就注定了西路軍最后失敗的命運。[]
而事實是：西路軍第一次突圍是1月21日高臺失陷之后，高臺失陷前的1月16日，軍委向西路軍首長致電指出：“同意西路軍在現地休息一個時期，集中全力乘機向東打敵，爾后以一部西進。在這種條件下，并大大向東擴張甘北根據地。”[]高臺失陷后，西路軍首長下令全軍向東突圍即第一次突圍。1月21日1時，西路軍首長報告軍委主席團：“決今晚全軍集結出動，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達古浪、土門地區，爾后向平番或靖遠集中。”[]23日，西路軍進至龍首堡、西洞堡一帶集中，同日報軍委電：“黃超率五軍余兩個團直屬，三十軍全部，海松率七十五團及指直全部今完全（此處似缺字，似應為“集”）十五里之西洞堡，樹聲率九軍七十三團、八十團、騎團在龍首堡暫休整一兩天，備擊來敵。”“決在基本東進行前爭取在現地或路上乘機擊敵，以利東進。”[]軍委1月24日回復：“你們行動方針以便利擊敵保存實力為目的，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如你們決定東進，我們是贊成的。”[]
再說說所謂中央命令“固守五十天”，這是什么時候?《回顧》第一版記述的軍委主席團此電，實際上發生在西路軍第一次東進不果返回倪家營子一個月以后的事情。返回倪家營子后的2月21日，西路軍首長決定向威敵堡突圍轉移，徐、陳在2月24日向軍委報告：“我們二十一晚移威敵堡，敵定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敵易封鎖，又于當晚仍回集倪家營子。”同時向軍委提出“欲戰勝此敵，只要八個足團，一兩千騎兵，帶足較強火力及山炮迫擊炮一部即可，最好能速抽出這樣兵力過河，以歸還建制名義向涼州進攻。我們適時夾擊，可徹底消滅此敵，奪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遠方，實現根本大計。”[]2月26日，鑒于西路軍第二次從倪家營子突圍再返的危急局面，軍委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固守五十天。我們正用各種有效方法援助你們。”[]
由于《回顧》第一版關于第一次返回倪營子陳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和中央“固守五十天”來電時間錯位，1988年第二版《歷史的回顧》即合訂本(以及此后多個版本)，對此進行了修改和移位。《回顧》第一版記述：東進沒有中央的命令，陳昌浩本來就有顧慮。他見部隊打了勝仗，得到補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繼續建立甘北根據地。[]《回顧》第二版即合訂本修改為：“突圍東進沒有中央的命令，陳昌浩本來就有顧慮。他見部隊受阻，便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繼續建立甘北根據地。——”[]這一修改和移動，不僅沒有修補原來存在的問題，而且導致產生了新的問題。
早在一個月前，西路軍第一次從倪家營子突圍東進后的1月24日，徐、陳致電軍委：“我方基本上堅決執行東進計劃，但因情況變化可能折轉西進或取民勒搶占定遠營，或繞道大通再到西寧或平番。”[]軍委當日回電：“你們行動方針以便利擊敵保存實力為目的，行動方向由你們自決。如你們決定東進，我們是贊成的，當派三十二軍、二十八軍適時到靖遠河邊策應你們過河。”[]
此后，西路軍除南進青海遭到軍委質疑外，對于西路軍不論是西進還是東返，軍委都是贊同的，請問《反思》作者，“突圍東進沒有中央的命令”從何說起?
更大的問題是一個地理要素方向的邏輯悖論——“突圍東進”方向有誤。第一次突圍是向東，第二次突圍是向威敵堡(威狄堡，今新華鄉)方向，該地在倪家營子西北。回憶錄所講“突圍東返”與事實不符，部隊實際突圍方向是向西北，而不是向東。程世才在回憶錄中講：“為了擺脫困境，我們又曾一度往西北轉移到威狄堡（亦稱威敵堡，今新華鄉），這里地形于我不利，又連夜返回倪家營子。”[]作戰指揮東西不分?這不大可能是徐向前總指揮的表述。那么請問，這是誰的錯誤?
由于情節移位造成了是非顛倒，反而說明了第一次返回倪家營子并不是陳昌浩個人“一意孤行”的“拍板”，而是另有其人，所以才“注定了西路軍最后失敗的命運”，這個責任，按不到陳昌浩個人頭上!而《反思》作者自稱是考察過西路軍轉戰路線因而提升了話語權，那么我們有沒有理由問一句：你是怎么考察的?你是怎么使用這個話語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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