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又是一年新中國的國慶日。在這個普天同慶、自豪滿懷的偉大日子里，回顧一年來在臺灣問題上的斗爭較量，重溫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有關歷史與歷史科學、唯物主義歷史觀、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和辯證的思維方法、以階級分析方法與從事實出發為代表的歷史研究方法，和以《矛盾論》、《實踐論》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經典哲學著作，對正確辨析臺澎金馬各種政治勢力、輿論思潮和社情民意，正確思考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收復臺灣、統一祖國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具有切實的必要性。
10月1日下午，藍皮示人但同樣反共的臺灣省旺報網絡版發表了題為《慎防美中謀50年關系新架構》的社評文章，宣稱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下月即將訪中，美中正緊密商議相關議程之際，美國國務院官網介紹‘臺灣’頁面的‘中華民國國旗’卻突然消失，中美‘臺’三邊關系敏感時刻，……特朗普政府是否會重新定義美中關系，在重新定義美中關系時，是否會改變美國的一中政策，特朗普是否會與北京簽署中美第4公報，都必須慎密應對。……如果美中關系基礎結構出現改變，‘蔡政府’將面對空前的‘國安’危機，屆時兩岸關系可能必須重新定義”。可見，“民主”拒共、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永遠分裂仍然是國民黨和蔣遺民的“民國夢”。
國民黨反動派一詞所為何來
只有扳正被顛倒的是非觀念，扳正被混亂的正義與反動、革命與反革命的判斷標準，才能避免落入由大陸和臺灣省蔣遺民共同編造“絢爛民國”、仰慕“民國范兒”、夢囈“民國正統”的反攻倒算陷阱之中。只有釘死國民黨這個百年爛黨的反動本性，方能正本清源。
從1895年創建興中會，到1905年成立同盟會，再到1912年8月11日合并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5個政團為國民黨，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先驅孫中山一直在沒有一個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綱領的情況下，奔走在他的政黨政治道路上。盡管在8月25日的國民黨成立大會演講中，孫中山發表了諸如視他黨為兄弟、非謀一黨權利、勿爭黨見而陷國家于危險地位等政見宣言，但合并后的國民黨成分更龐雜，不少投機分子和封建官僚甚至反革命立憲派分子混跡其中，使國民黨實際上成了一個改良主義政治團體，而彼時的孫中山卻醉心于“實業救國”，無暇顧及國民黨的組織整頓。同樣醉心于政黨政治的宋教仁在1913年3月20日晚被殺，只是讓孫中山放棄了實業救國的夢想，不得不接受“二次革命”失敗后大批國民黨員消極叛變、暴露出偽革命黨人本性的現實。但就算他在1914年成立了中華革命黨，這個黨仍空掛著革命二字，既未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彼時中國人民的最主要敵人，也提不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更將黨員分成三六九等、要求黨員絕對服從自己，使中華革命黨始終不過是數百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相互取暖、名存實亡的秘密小團體，依舊沒有改變其依靠軍閥打軍閥的“革命”路線和護法戰爭必然失敗的結局。為區別五黨合并的國民黨，在1919年10月10日紀念武昌起義八周年之際，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1923年，孫中山決定采納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派來的政治顧問、被任命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的鮑羅廷的意見，醞釀第一次國共合作。然而，就孫中山在國民黨廣東支部負責人鄧澤如等人“彈劾”共產黨上書所作的批示，蘇若群和姚金果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始末》中分析道：“首先，他認為共產黨人之所以批評國民黨，指出國民黨的缺點，是為了‘包攬俄國交際并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聽其操縱。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其次，他認為共產黨人之所以加入國民黨，是蘇俄施壓的結果。再次，他認為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就要服從國民黨，否則將與之斷絕關系”。之所以有這種表態，“一方面……他要向他們表明，他對共產黨是有警惕的。另一方面，孫中山……是為了實現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而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要推翻資本主義，最終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在孫中山來說當然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公開聲明，自己從來沒有想到有將中國變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可能，也無意于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因為他和國民黨其他一些重要領導人都不信仰共產主義(王耿雄《孫中山與上海》)。……孫中山認為中國不能實行蘇維埃制度，他在1924年底北上北京途徑日本時對記者說：‘因為中國同俄國的國情，彼此向為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國將來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制度(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因此，盡管孫中山在聯俄聯共和改組國民黨的政策與態度上是堅定的、心情是迫切的，包括在臨終前的《致蘇聯遺書》中也明確表示：“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于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也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但在1924年1月20日召開的國民黨一大期間，黨員成分復雜、政治立場不一的國民黨內部就始終彌漫著一種與團結在反帝反封建大旗下、實現國共合作極不協調的反共反俄氛圍，并在其后的排共浪潮、創建黃埔軍校、平定商團和楊希閔劉振寰叛亂、東征陳炯明及南征鄧本殷等重大事件中，毫無顧忌地蔓延和涌動在國民黨內部了。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病逝世。5月18日至25日，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在廣州召開，通過了戴季陶主導草擬的《中國國民黨關于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之訓令》(即第十號訓令)，聲稱“總理所創行之三民主義，為本黨始終不渝的主義，而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施方針，更必須以總理自著之‘三民主義’為標準。總理在時，黨員之行動，一決于總理。總理既歿，黨員之行動，惟有完全取決于總理之遺教。……且以后無論何時，決不因黨員之成分不同，而動搖本黨之最高原則……”，戴隨后連續發表《民生哲學系統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文，并于當年12月13日致信蔣介石，污蔑國共合作的“惟此兩種中心之不能容，則為本黨之基本問題，……共產黨之擴張發展，日進無已，而黨之基本政策，又造成一含混不清之局，組織則有兩重紀律之危險，宣傳又有兩重理論之困難，因此之困難，既非由我造成，更非我所樂就，又非我之所能解決。”面對與戴季陶主義遙相呼應的孫文主義學會、西山會議派等國民黨鐵桿反革命右派，在斯大林為首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違背列寧主義的錯誤路線影響下，第三國際對中國支部和中國形勢的誤判與妥協退讓，助長了本就是投機于資產階級革命的蔣介石反共反俄的冒險底氣。從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遷都武漢與南昌之爭等光腳踩刺窩式的步步試探，到“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回避蔣介石南京反革命政權而貿然發動的所謂二次北伐，再到被南京反革命政權伙同帝國主義封鎖長江及沿線地區，造成武漢政府經濟危機日趨嚴峻，加之本就與工農水火不容的夏斗寅何鍵許克祥等反動舊軍閥的大肆造謠與公開叛亂，倒打一耙指責工農運動“過火”的武漢政府不得不非法限制工農運動，并“禮送”共產黨人，以期向蔣介石表態靠攏。這一系列對共產黨人的“清黨”行動，將國共關系和第一次國共合作陷于殺機四伏的危險境地和血淋淋的破裂結局，已不是斯大林發幾道遙遠的指令、年幼的共產黨開幾個被動應對的會議所能挽回的了。
如果說成分復雜、良莠不齊、腐化墮落的國民黨在孫中山健在時就已經是投機革命和日后必將反革命的代名詞;如果說綱領不明確、組織不健全、紀律不嚴明和理想奮斗多出自對孫中山個人的忠誠均足以證明孫健在時的中國國民黨就已絕不可能擔負起實現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的歷史重任，這些都還只是國民黨的腐爛表象的話，那么，全程經歷了這段歷史的蘇俄顧問鮑羅廷的評價，無疑要形象得多：“國民黨不是任何一個階級利益的代表，更不是勞動群眾利益的代表。國民黨逐漸失去了在反對專制統治斗爭時期曾經有過的那種意義，因此它不能不成為‘空中樓閣’。”而對于孫中山，他曾用這樣一段話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在他(孫中山)身上，就像在一滴水上一樣，反映了國民黨——從共產主義者到新加坡商人的斑斕色彩。孫是個共產主義者，是國民黨左派，是國民黨中派，又是國民黨右派。有時他的言辭極端革命，比我們共產黨人還革命;有時他又忘記了所有革命辭藻而成了小資產階級的庸人。他忽而激烈抨擊帝國主義者，忽而又對美國大使舒爾曼說，美國人應當干預中國事務，從而背叛了自己國家的真正民族利益。”
——“到現在為止，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義革命者孫從小資產階級的空談家中拯救出來還很難說。有時我覺得，無論給這頭老狼喂多少東西，他還是盯著‘自由民族’，他始終期待著以此來拯救中國。”(《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
必須指出，鮑羅廷事后諸葛亮式的評論，并不能掩蓋他自己犯下的諸多致命錯誤。 鮑羅廷、斯大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及第三國際對土地革命戰爭前期中國革命事業的把持和指揮，也恰恰反映了年幼的中國共產黨尚在蹣跚成長的必經之路上，這是終將擔負起歷史重任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走向成熟之前必須經受的血與火的磨難。但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始末》作者蘇若群和姚金果的判斷不同，筆者認為：盡管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人艱難的妥協忍讓和人財物力的幫助支持下，取得北伐勝利的國民黨看似有了綱領、組織和紀律，有了個管轄更多省份的中央政府和一支比較有戰斗力的中央軍，但國民黨的綱領無疑是一個把共產黨當作敵對黨進行清算屠殺的反革命綱領，國民黨的組織自此徹底轉向特務化和法西斯化，國民黨的紀律不過是掛在嘴上貼在墻上的獨裁欺騙工具，國民黨的中央政府更是以加倍的速度變成了適應獨裁暴政和法西斯特務統治的傀儡機構，而國民黨軍——即蔣遺民念茲在茲的所謂國民革命軍，則毫不例外地成為國民黨剝削壓迫國民、維系蔣介石反動統治、與地方反動軍閥勾心斗角大打出手、與國內外反動勢力沆瀣一氣的反革命反人民反社會的流氓武裝集團。 作為一個徹底投靠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血腥的政治-軍事獨裁集團，國民黨反動派及其豢養的蔣匪軍徹底撕去了孫中山去世前的偽裝，徹底成為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死敵，成了必須被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完全、干凈、徹底消滅的死敵。
國民黨反動派一詞從未過時
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本性，歸根到底體現在蔣家王朝的階級本性上。 就像蔣家王朝的四大家族必須聽命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階級利益一樣，國民黨作為代表這些反動階級的反動政黨，是斷無可能去真心踐行與帝國主義作殊死斗爭的民族主義、為四萬萬勞動人民實現當家作主的民權主義、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服務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民生主義的。 只要我們稍微對比一下早已覆亡的蔣家王朝所謂南京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言行，同敗逃臺澎金馬至今的國民黨軍政殘余勢力和蔣遺民的言行，就不難發現兩者之間是何等的神似和穿越。
——關于三年內戰的戰爭責任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1949年2月13日發的《特別宣傳指示》是這樣說的：“政府自抗戰結束以后，即以和平建國方針力謀中共問題之和平解決。經過一年半之時間，一切協議皆為中共所破壞，故中共應負破壞和平之責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謂戰犯名單，將政府負責人士盡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蠻橫無理，顯而易見。中共如不改變此種作風，則和平商談之途徑，勢難尋覓。”
——蔣介石在其1949年的元旦聲明里是這樣說的：“中正為三民主義的信徒，秉承國父的遺教，本不愿在對日作戰之后再繼之以剿匪的軍事，來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戰事甫告結束，我們政府立即揭舉和平建國的方針，更進而以政治商談、軍事調處的方法解決共黨問題。不意經過了一年有半的時間，共黨對于一切協議和方案都橫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預期的步驟見諸實施。而最后更發動其全面武裝叛亂，危害國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動員，從事戡亂。”
——孫中山的兒子孫科覺得有些不妥，他在蔣介石發表元旦聲明同一天晚上的廣播演說中是這樣說的：“回憶三年前，當抗戰勝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養生息，由于國家需要積極建設，由于各黨派對國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認識，我們曾經集合各方代表和社會賢達于一堂，舉行過政治協商會議。經過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謝杜魯門總統的特使馬歇爾先生的善意調協，我們也曾經商定了一個和平建國綱領和解決各種爭端的具體方案。假如當時我們能將各種方案及時實行，試問今日的中國應該是如何的繁榮，今天的中國人民應該是如何的幸福啊!可惜當時各方既未能完全放棄小我的利害，全國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進這個和平運動的成功，遂致戰禍復發，生靈涂炭。”
對此，毛澤東在 2 月 28 日《 評國民黨對戰爭責任問題的幾種答案 》 一文中辛辣諷刺道：
——“戰犯們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責任，只有將責任推在共產黨身上一個法子。 可是這是不調和的。共產黨既然應負發動戰爭的責任，那末，就應當懲辦共產黨。既然是 ‘ 匪 ’ ，就應當 ‘ 剿匪 ’ 。既然 ‘ 發動其全面武裝叛亂 ’ ，就應當 ‘ 戡亂 ’ 。 ‘剿匪’，‘戡亂’，是百分之百的對，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為什么從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后，一切國民黨的公開文件一律將‘共匪’改成了‘共黨’呢?”
——“孫科比較蔣介石 ‘ 公道 ’ 一點。你看，他不是如同蔣介石那樣，將戰爭責任一塌括子推在共產黨身上，而是采取了 ‘ 平均地權 ’ 的辦法，將責任平分給 ‘ 各方 ’ ……不寧唯是，而且有 ‘ 全國人民 ’ ，四億七千五百萬同胞一個也逃不了責任。 孫科的‘平均地權’政策是否堅持不變呢?也不。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孫科‘遷政府于廣州’以后，……關于戰爭責任問題，他說：‘半年以來，因戰禍蔓延，大局發生嚴重變化，人民痛苦萬狀。凡此種種，均系過去所犯錯誤、失敗及不合理現象種下前因，以致有今日局勢嚴重之后果。吾人深知中國需要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一日不能實現，則中國之問題始終不能解決。追憶本黨總理二十年以前以三民主義親自遺交本黨，冀其逐步得以實行。茍獲實行，絕不致演至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至于共產黨呢?孫院長說：‘吾人試觀中共能以誘惑及麻醉人民，亦無非僅以實行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一部分，即平均地權一節為號召。吾人實應深感慚愧，而加強警惕，重新檢討過去之錯誤。’ ……孫院長的可愛，還不止此。他在同一演說里又說：‘今日共黨勢力之蔓延，亦即系因吾人信仰之主義未能實行之故。本黨在過去最大之錯誤，即系黨內若干人士過分迷信武力，對內則爭權傾軋，坐貽敵人分化離間之機會。及至八年抗戰結束，本為實現和平統一千載難逢之時機，政府方面亦原有以政治方式解決國內糾紛之計劃，不幸未能貫徹實施。人民于連年戰亂之后，已亟待休養生息。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痛苦殊深，亦影響士氣之消沉，以致軍事步步失利。蔣總統俯順民情，鑒于軍事方法之未能解決問題，乃于元旦發表文告，號召和平。’……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他還說：‘在軍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終歸可以解決。’‘目前已無和談可言，政府必須打垮共黨，否則即是共黨推翻國民政府。’他就是國民黨內迷信武力的 ‘ 若干人士 ’ 之一。現在他站在一旁說風涼話，好像他并沒有迷信過武力，三民主義沒有實行他也不負責任。這是不忠實的。無論正國法，或者在國民黨內正黨法，孫科都逃不了挨板子。 ”
如今的臺灣省的國民黨政客和蔣遺民，仍像它們的糟糕前輩一樣手法拙劣、毫無長進，難怪大陸的蔣遺民南望王師又一年，王師就是不上岸。他們的可愛言行是這般表現的：
——關于國民黨的政策和兩岸統一問題 ，國民黨的新科中央委員黃敬平在9月22日接受香港特區中評社采訪時說：“國民黨有黨綱，洪秀柱與吳敦義其實不會對立，任何人當上黨主席之后，不會跟黨綱背道而馳……大陸現在把國民黨分成三類：郝龍斌反‘臺獨’，緩統;洪秀柱強烈反‘臺獨’，比較統派;吳敦義不提反‘臺獨’，立場比郝洪更不提統一。上述這些歸類，沒有辦法禁止別人來說……但是這些都不會是當事人的真心想法，因為國民黨正在走‘務實化’……國民黨走務實路線，就是取得執政權，黨意與民意不能落差太大，要相互結合，黨意不能跟臺灣主體需求差異太大，自然要務實調整，如果國民黨還一直把統獨掛在嘴邊，認為‘中華民國’反‘臺獨’、獨臺或反統一，這在臺灣選舉市場來看，有時并不討喜，這也是國民黨選舉打兩岸牌一旦遭遇民進黨攻擊，可能無法招架，民眾也不埋單…… ‘沒有執政權，就沒有一切!’……國民黨若2018還拿不縣市執政權，一切都是空談，更別奢望2020重返執政。或許有人會有豪氣說‘寧可敗選也要堅持理念’，但是口號再多，縣市都拿不到執政權都是白談……最具體例子就是新黨……回顧20多年來幾次大小選舉……新黨始終走不出都會區，政治影響力逐漸縮小，市場被其他政黨瓜分。”“國民黨何不是堅持自己的理念與理想?就是黨綱，沒有表達不一樣，也從來沒有修訂，吳敦義至少在這個框架走……至少在這個框架內，是可以預期，不會像蔡英文或柯文哲，這樣大陸有何好擔心?”
——曾擔任吳敦義競選黨主席發言人的江岷欽在9月20日接受香港特區中評社采訪時說：“從歷史經驗來看，國民黨是個重‘勢’的政黨，運作方式主要是以職位為取向，誰當了黨主席，全黨便以這個人為核心。像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這么干練的人，在李登輝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還是得順從李登輝的領導。原因無他，因為這是國民黨的傳統。”“日前吳敦義在謝票之旅的感恩茶會上表示希望國民黨成為感恩的政黨。這種觀點顯示了吳敦義對人情世故的嫻熟以及他采取的整合策略：不是敵人就是朋友。對吳敦義而言，他需要一個團結的國民黨，才有可能集中火力針對民進黨，在2018年與2020年的政治版圖上攻城掠地。吳敦義當選黨主席后，旋即聘請競爭對手郝龍斌擔任副主席就是例證。”“就國民黨的發展歷史與吳敦義的風格而言，未來國民黨的運作會在擴大參與的方式下增加決策的精準度與可行性，但是重大的人事政策與兩岸關系還是以黨主席說了算。”“吳敦義是現階段國民黨的壓箱寶，而兩岸政策則是國民黨的壓箱寶……不過，由于目前在野，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在臺灣根本無法實際執行。因此，吳敦義采取相對務實的做法，先以重返執政作為主要目標。他深知國民黨如果沒有執政，兩岸政策就像鏡花水月，虛幻不實。……在吳敦義競選黨主席期間，曾有幕僚建議吳敦義的兩岸政策要超越蔡英文，修正馬英九。或許是謹慎個性使然，終究吳在就職演說中還是以他認為最四平八穩的說法來陳述兩岸政策。……吳敦義的兩岸政策會跟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治行情成正比，如果國民黨在2018年縣市長的選舉有不錯的成績，吳敦義在兩岸政策上就會有更大幅度的展現。……因為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最佳決策往往無法付諸實行……相對于蔡英文的意識形態，吳敦義的兩岸觀點應該還是大陸方面更好的選擇才是。”
——民進黨偽行政院長賴清德10月3日在偽立法院回答同黨“立委”鄭云鵬質詢時說：“我身為民進黨員，一定服膺民進黨的《臺灣前途決議文》”，相比之前的“我是主張臺獨的政治工作者”明確表態，賴清德的立場沒有絲毫所謂“變軟”。鄭云鵬也據此確認：“廣義認同‘中華民國’的都是獨派，沒有人是統派。依據《臺灣前途決議文》來看，國民黨也是獨派，民進黨的《臺灣前途決議文》與國民黨現在的主張差距不大。”對此，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李明賢反駁說：“中國國民黨的主張是堅持‘中華民國憲法’，堅持‘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堅決反對‘臺獨’，此一立場絕不動搖。”
我們之所以引用平常不那么顯山露水的國民黨中層干部的言論，就是要說明國民黨不僅爛在了高高在上的高層樹梢、爛在了四分五裂的基層樹根，更爛在了難堪大用的中層樹干，可謂從表皮爛到了樹心。
沒有品嘗過權力滋味的 黃敬平 把確保重新掌權當作吳敦義路線的務實優點加以贊揚，但國民黨沒掌過權嗎？ 馬英九輕佻地把國民黨的下臺當成了個人一輩子玩弄權術后的心滿意足、惺惺作態，輕佻地把國民黨的下臺當成展示其地攤選舉“優越性”的道具，進而挑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政體，然而留給吳敦義們的卻是被清算不當黨產后每月必須面對的化緣發餉，以及各種被邊緣化的灰頭土臉。馬英九以為能跟大陸炫耀他作為地攤政客的“優雅”，就像蔡英文信心滿滿的“一旦民進黨勝選，中國會主動靠過來”夢囈一樣，令人莞爾。黃敬平、江岷欽們根本沒搞清楚最基本的因果邏輯：并非投機取巧才能確保勝選，或者說投機取巧得來的權力也必將快速失去，只有提出并踐行正確的政治主張，才能確保權力的長治久安。 從這個意義上說，賴清德、鄭云鵬們說的一點沒錯，恰恰因為國民黨的獨臺言行在本質上跟民進黨的臺獨路線乃一丘之貉，恰恰因為中共叛徒的出賣、長達38年的獨裁戒嚴及解嚴后臺獨勢力的迅速膨脹使蔣遺民和臺獨分子占據了這個政治飛地的人口主流，才會出現如今年復一年的地攤選舉和權力買賣。也就是說，除非能在臺灣省大規模重建中共地下黨及其外圍組織并高效開展群眾工作，盡快扭轉該省臺獨和獨臺勢力的猖獗局面，達成北平方式或綏遠方式的統一結果，否則，不靠迅速而有力的外部軍事手段即天津方式的話，是根本無從實現國家統一的。
李明賢等蔣遺民要堅持的“中華民國憲法”不過是個早已被粉碎的偽憲法，他們自欺欺人的“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的謊言，本身就證明了蔣遺民夢寐以求要搞的是兩個中國，甚至大言不慚謀求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平起平坐、分享主權，共進聯合國、同坐安理會。很顯然，打著偽憲法、偽法統的旗號標榜自己反臺獨，這就是謀求小罵大幫忙的國民黨式“反臺獨”伎倆，這就是蔣遺民妄想用反臺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做交易，要大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現實”的復辟翻案民國夢。只有一些居心叵測的反動官僚和黃色文人，才會為張亞中們鼓吹的“一中兩憲”、“一中三憲”、“統合理論”、“大屋頂架構”等等反動邏輯拍手叫好。他們假裝反臺獨，為的是丟車保帥替偽民國張目。
趙少康、郁慕明搞的新黨之所以在臺灣省當下的地攤選舉中難有斬獲，既有上面提到的無從擴大統派群眾基礎，甚至成為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先進政黨的客觀原因，也有新黨本身就是個脫胎于國民黨的落后的資產階級政黨的主觀原因。也就是說，首先要有作為，才能被歷史選擇，而非 黃敬平 倒因為果的邏輯——只有選上了，才能去作為； 只有跟民進黨比爛，才能被更爛的臺民選上臺。 大陸若要指望在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縱橫聯合、搞所謂和平發展，只會等來和平分裂的結局，區別不過是走“臺灣國”的和平臺獨道路還是走偽“中華民國還在”的和平獨臺道路;如果要指望通過打擊民進黨把國民黨扶上臺，甚至通過經濟讓利和政治妥協讓其配合大陸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大業，無異于是在做白日夢，除非國民黨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除非蔣遺民是一群先進分子，除非大陸同意由蔣遺民和臺獨勢力的四不像“國軍”來繳械解放軍，除非大陸同意由民進黨來清算共產黨的“不當黨產”，除非大陸同意由2300萬敵我莫辨甚至非我族類的“臺灣人”來當13億中國人民的家、作13億中國人民的主。
國民黨和蔣遺民的反動性不容回避
2017年，是一個不應被輕易忘記的年份。整整90年前，正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了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大眾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自此徹底成為勞動人民的公敵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忠實走狗和賣國賊。90年過去了，現如今有些愚蠢的新“農夫”又唱起了和平的高調，他們早已忘了或者根本無知“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以來，從一九四五年十月重慶談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以來，中國人民對于這伙盜匪曾經做得何等仁至義盡，希望同他們建立國內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變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沒有呢？ ……難道被迫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于這些窮兇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這個真理難道還不明白嗎?”(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
也許，一段時期以來跟國民黨打過交道的某些大陸政商學界人士，似乎覺得國民黨并無黑白老照片、親歷者回憶錄展現描述的那么狠毒，仿佛白公館渣滓洞、息烽集中營里的鋼鞭烙鐵老虎凳只是傳說中的虛幻故事，有些人更被衣冠楚楚的高級蔣遺民黨棍政棍、文娼奸商洗傻了腦子，張口閉口“國軍老兵真抗戰，中華正統民國范”，一年到頭模仿著空洞矯情的龍應臺式腔調，在各種場合及平臺上指鹿為馬、睜眼說瞎話，居心叵測地在對臺工作中大肆淡化社會主義政黨的黨性、極力強調非黨性，刻意營造生意屬性、不遺余力地粉飾太平。
整整170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至今所有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如今，這個論斷依然沒有過時。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階級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6月，《列寧全集》第29卷)“從滅亡了的封建社會里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并沒有消滅階級矛盾。它不過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了舊的罷了。 ”(《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理論所以是社會科學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為它十分確切而肯定地規定了把個人因素歸結為社會根源的方法。第一、這個理論制定了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每一種生產關系體系都是特殊的社會機體，它有自己的產生、活動和向更高形式過渡即轉化為另一種社會機體的特殊規律。……第二、‘個人’在每個社會經濟形態范圍內的活動，......已被綜合起來，……一句話，歸結為階級的活動，而這些階級的斗爭決定著社會的發展。”(列寧，《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1894-1895年，《列寧全集》第1卷》)“在以階級劃分為基礎的社會中，敵對階級之間的斗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勢必變成政治斗爭。各階級政治斗爭的最嚴整、最完全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各政黨的斗爭。”(列寧，《社會主義政黨和非黨的革命性》，1905年11月，《列寧全集》第1卷》)
列寧指出：“非黨性”的胡說，不過是掩蓋著資產階級的反動本性和反動立場，“是屬于飽食者的政黨、統治者的政黨、剝削者的政黨的一種虛偽、隱蔽和消極的表現。 ”“為了公開地和廣泛地進行階級斗爭，必需發展嚴格的黨性。”革命運動的發展要求社會主義政黨的黨員必須具有嚴格的黨性，這就是要求黨員應當自覺地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立場上，貫徹執行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和策略，宣傳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加強無產階級政黨對革命運動的領導權，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很顯然，無論今天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文人承認與否，無論今天的修正主義人士承認與否，只要港澳臺的社會延續著混合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殖民主義的虛偽“文明”，則新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就不會停步。 而像包括臺灣省新黨在內，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的政黨，也都不會是先進的、無產階級的政黨，都必然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為工人和農民說話。它們要么是打著贊成統一的旗號企圖在大陸恢復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系和舊的社會——它們稱之為“代表了最完整中華文化的正統中華民國”，要么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早已被它們自己玩爛搞垮的“亞洲四小龍”的所有制關系和產業分工舊秩序中去——它們稱之為“‘臺灣’優先”。
害怕友邦驚詫，進而回避對臺工作中政黨的政治屬性，不過是一種毫無意義的鴕鳥意識。 在1949年6月15日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毛澤東即指出：
——“這個籌備會的任務，就是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便領導全國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力量，統一全中國，有系統地和有步驟地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國防的建設工作。全國人民希望我們這樣做，我們就應當這樣做。 ”
——“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國人民提議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都認為：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必須召集一個包含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選舉代表這個共和國的民主聯合政府，才能使我們的偉大的祖國脫離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運，走上獨立、自由、和平、統一和強盛的道路。 這是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這個政治基礎是如此鞏固，以至于沒有一個認真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見，大家認為只有這一條道路，才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正確的方向。 ”
——“在這里，我認為有必要喚起人們的注意，這即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對于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失敗，是不會甘心的。他們還會要互相勾結在一起，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反對中國人民。……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而放松對于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的瘋狂的報復陰謀的警惕性，誰要是放松這一項警惕性，誰就將在政治上解除武裝，而使自己處于被動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全國人民必須團結起來，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粉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的任何一項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
革命必須由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必須由先進的社會主義政黨來領導，統一大業同樣必須由先進的社會主義政黨來完成。 毫無節制的贖買式讓利，滋養了敗逃臺澎金馬的國民黨蔣遺民，給民進黨等臺獨勢力輸了血、打了氣、壯了膽，培養了更多極端仇視新中國和共產黨的綠色臺商、黃色文人、太陽花“學生”。可以說，每一次挾洋自重的“外交突破”、每一件以武拒統的軍火交易、每一條侮辱大陸的“三限六不”，都足以證明這個枉顧國民黨、蔣遺民反動本質的機會主義對臺生意經，實際上早已失靈、早已破產。
祖國統一大業不是用金錢能買來的，而天津方式下戰場起義和經過訴苦改編的國民黨蔣匪軍，照樣可以馬上調轉槍口成為英勇的解放戰士。 這兩個看似無關的事實說明了同一個道理：“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1949年6月15日)
矢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我們，憑什么對徹底蕩滌蔣家王朝反動政府在臺灣省留下來的污泥濁水喪失信心呢?我們不該喪失信心，我們更應當匯聚起磅礴的力量去促進我們偉大事業的早日實現。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