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17年的夏天，天氣悶熱，萬事萬物都在這種悶熱中躁動著。
一大早，已經(jīng)70多歲的鄉(xiāng)紳劉翰林剛走到院子里，就聽到了大門外急促的敲門聲。
他驚疑不定地聽了一會兒，確定不是聽錯了，這才緩緩悠悠地走到門口，拉開門栓。
門口站著兩個風塵仆仆的年輕人，穿得衣服都有些破舊，但精神頭很好。
看到他出來，其中一個年輕人快速地道明了來意。
原來這兩人都是省里師范校的學生，趁著假期四處游歷，但又沒錢，于是一路“打秋風”，吃百家飯。
劉翰林是個老讀書人，非常爽快地給了他們一個紅紙包，里面有40枚銅幣，足夠這兩個年輕人解決一兩天的飯錢了。
臨走前，他盯著另一個瘦瘦高高、沒怎么說話的年輕人的背影看了許久。
不知怎的，心里總隱隱覺得，這個人和他見過的所有年輕人都不太一樣。
他抬頭看了看天，幾片云朵正在緩緩聚集，一副風雨欲來的樣子。
悶了這么久，終于有什么事情要發(fā)生了。
02.
現(xiàn)在我們都知道了，那個瘦瘦高高的年輕人，正是24歲的毛澤東。
和他在一起的年輕人，是他的同學蕭子升。
長假無事可做，他們約著干了一件極其瘋狂的事情：窮游。
和現(xiàn)在許多大學生號稱窮游，卻到處搭順風車、刷卡吃飯不一樣的是，他們的窮游是實實在在的窮游。
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窮，據(jù)《毛澤東年譜》記載，他們當時沒有帶一分錢，用游學的方法或?qū)懶β?lián)以解決食宿，而且據(jù)說“所到之處，受到農(nóng)民友善的歡迎和款待”。
但據(jù)我推測，這種說法很可能是“為尊者諱”。
因為，在蕭子升晚年寫的回憶錄里，他把這段經(jīng)歷非常直白地定義為——行乞。
更過分的是，在書里，蕭子升清清楚楚地記錄了去劉翰林家“打秋風”前毛澤東說的一句話。
毛澤東說，“我們開始行乞吧，我已經(jīng)餓得要命了。”
……
另一個方面是“游”。這種游不是游山玩水的游，不是一日游、情侶游、體驗游、休閑游，而是一步一步苦游。
從7月中旬到8月16日，他們步行漫游長沙、寧鄉(xiāng)、安化、益陽、沅江五縣，歷時一個月，行程900余里。
看到這里，你大概就能明白，為什么毛澤東能走完長征了。
03.
在游歷中，他們沿途接觸城鄉(xiāng)社會各階層的人。據(jù)統(tǒng)計，這些人包括農(nóng)民、船工、財主、縣長、老翰林、寺廟方丈等。
了解了很多風土民情。
這種邊游歷邊調(diào)查的生活極大地影響了毛澤東的很多觀念和想法。
我猜測，那句經(jīng)典名言“沒有調(diào)查，就沒有發(fā)言權(quán)”，最早的雛形就產(chǎn)生于此。
這以后，毛澤東幾乎一有機會就會親自搞調(diào)查。再從這些調(diào)查到的情況中，抽絲剝繭地發(fā)現(xiàn)規(guī)律、研究規(guī)律，并最終利用規(guī)律。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曾經(jīng)花了一整晚的時間，看完了毛澤東寫過的一本書，名叫《尋烏調(diào)查》。
這本書一共5章39節(jié)，8萬字。
沒別的內(nèi)容，全部都是他在尋烏縣做的一次調(diào)查，細節(jié)詳實到讓人震撼，油、鹽、醬、醋、茶之類的每樣都單獨列條，種類、價格、什么店鋪、什么價格全都細致標注。
甚至，連縣里的妓院有多少家、名妓都有哪些、嫖妓的都是些什么人都寫到了。
用現(xiàn)在流行的話說，他的這8萬字，沒有一句廢話，全是干貨。
除此外，他還搞過長崗調(diào)查、興國調(diào)查、才溪鄉(xiāng)調(diào)查等等，每一個調(diào)查的背后，都是數(shù)十天的實地查看，數(shù)十人甚至上百人的訪談交流，以及無數(shù)個夜晚的細致梳理、思考、總結(jié)成篇。
這才是真正的“行萬里路”。
04.
值得一提的是，24歲的毛澤東之所以選擇在假期游歷，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同學和師長的影響。
在毛澤東就讀的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校訓上，清楚寫著：
國民教育趨重實際，宜使學生明現(xiàn)今之大事，察社會之情狀。
就這一句話，我敢說，今天的多少985/211或者雙一流都做不到。
毛澤東在一師的很多老師都是這條校訓的忠實踐行者，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恩師和日后的岳父楊昌濟。
在一師的時候，毛澤東經(jīng)常會到楊昌濟家里去，交流討論。
甚至假期也不放過。
于是，在徒步游歷湖南5縣的前一年。暑假里，毛澤東曾獨自一人步行到長沙縣東鄉(xiāng)板倉楊昌濟家訪問。
在楊昌濟家里，他和他的老師廣泛地討論學術(shù)問題和社會問題，并瀏覽楊昌濟的藏書。
也是在這里，楊昌濟向毛澤東介紹了一個留學日本的體育愛好者和倡導者，名叫柳午亭，曾執(zhí)教日本陸軍士官大學。
毛澤東專程去拜訪了他，并認真地聽了他幾堂體育理論課。
這個叫柳午亭的人并不出名，但他有個兒子，叫柳直荀，是個烈士。
很可惜，這個叫柳直荀的烈士也不出名。
在柳直荀去世25年后，他的遺孀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并在信里附上了自己一九三三年悼念丈夫柳直荀的詞《菩薩蠻·驚夢》。
這個遺孀的名字叫李淑一。
毛澤東看后非常感傷，提筆寫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詞《蝶戀花·答李淑一》。
開篇第一句就是：我失驕楊君失柳。
這里的柳，就是柳直荀。
歷史，總是在萬千看似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背后，冥冥中留下了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05.
第二年的春天，著名憤青刊物《新青年》上發(fā)了一篇體育論文，叫《體育之研究》。
署名“二十八畫生”。
如果你熟悉繁體字的話，應該能猜出來，這個“二十八畫生”就是毛澤東。
他寫的這篇文章，很顯然的受到了柳午亭的影響。
毛澤東認為，一個人的精神是和他的體魄分不開的，所以“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
有趣的是，幾乎就在同一個時期，還有一個人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jié)論，他認為，如果不改造人的思想，那么無論身體再強健，也不過只是麻木不仁的看客。
一年后，這個憤怒的中年人，首次用一個筆名寫了一篇驚世駭俗的文章。
有意思的是，這篇文章也發(fā)在《新青年》上。
文章的名字叫《狂人日記》，這個首次使用的筆名叫“魯迅”。
歷史總是在這種細節(jié)的地方，充滿了想象的空間。
06.
《體育之研究》這篇文章和毛澤東后來洋洋灑灑的大文章相比，并不出彩。
但對毛澤東而言，卻具有非常獨特的意義。
因為，這是毛澤東公開發(fā)表的第一篇文章，時間是 1917年4月1日。
是的，你沒有看錯，后來成為舉世矚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的毛澤東，第一篇公開發(fā)表的文章是關(guān)于體育的。
讀到這段史料的時候，那荒誕的感覺就跟我第一次知道數(shù)學家玻爾曾經(jīng)是丹麥國家足球隊隊員時一樣一樣的。
雖然這篇文章是毛澤東第一次公開發(fā)表，但“二十八畫生”這個筆名卻不是毛澤東第一次使用。
早在1915年，他就用這個筆名搞了一次公開的交友征集。
最后，征集來了“三個半”人。一個是羅章龍，另外兩個人的名字，毛澤東后來忘記了。
而那“半個”是李立三，之所以說半個，是因為他去了，但在聽完毛澤東的一番話之后，沒有表態(tài)就走了。
就在這段歷史里，還藏著一個驚人的細節(jié)。
我后來從另一本書里讀到了。
李立三自己后來說，當時他之所以一言不發(fā)就走了，是被毛澤東的博學所震撼，感到自己讀書太少，在談話時竟一句也接不上來，因此，只好自慚形穢地離開了。
一開口，就能讓人因讀書少而自慚形穢，難以想象，那時候的毛澤東就已經(jīng)讀了多少書!
07.
事實就在于，那時候的毛澤東確實讀了很多書。
我在看史料的時候，曾經(jīng)看到過毛澤東在1917年前后給他的表兄文運昌寫的一張便條。
便條的主要內(nèi)容是還書。
“書十一本，內(nèi)《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叢報》損去首頁，抱歉之至，尙希原諒。”
從這個便條里，我們也能得出兩個結(jié)論：一、毛澤東確實很愛看書;二、毛澤東并不十分愛惜書。
但在這個便條之外，我還讀到了第三個結(jié)論：毛澤東在假期里，也廢寢忘食地讀書。
因為我查了一下，毛澤東寫這個便條的時間是春節(jié)。
是他回韶山過春節(jié)后，看完書寫的還書便條。
讀到這里的時候，我非常慚愧。
因為大學里，我也曾在每年的寒暑假訂下非常嚴密、牛逼的讀書計劃，并且不厭其煩地跑到圖書館里借來七八本厚厚的“大部頭”，比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等，裝入行李箱帶回老家。
然后又在假期結(jié)束后，不厭其煩地將這些大部頭書帶回學校。
看起來很勤奮，但事實上，我只是做了回這些書籍的搬運工。
因為書里的內(nèi)容我?guī)缀鯖]看幾頁。
什么叫差距，這就叫差距!
08.
從上面各種史料中摘出來的內(nèi)容可以看出，毛澤東過長假，主要就干了三件事：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交萬千友。
看起來也沒什么特別的——如果，不對比來看的話。
一轉(zhuǎn)眼，十一長假已去大半。
而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在這樣的長假里一般也主要干三件事：
睡飽了吃;吃飽了玩;玩累了睡。
循環(huán)往復，周而復始。
我寫下這樣的文章，只是在過節(jié)的時候突然很好奇。
在近一個世紀前，一個在當時名不見經(jīng)傳的年輕人，他又是如何過長假的?
但當我寫完這一切以后才明白。
毛澤東為什么會成為偉人，而我們又為什么更適合做普通人。
因為，他做到的，我們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更沒有想過去做到。
在史料里，還記載了另外一件事。
1921年7月，時隔兩年后，毛澤東和曾與他一道窮游的蕭子升見面了。
他們一起乘船離開長沙，徹夜暢談。
蕭子升回憶說:“那是最后一個夜晚，我們同床而睡，一直談到黎明，毛澤東一直勸說我加人共產(chǎn)黨，他說，如果我們?nèi)σ愿埃灰磺辏灰?30年至40 年的時間，共產(chǎn)黨就能夠改變中國。”
毛澤東之所以說這句話，是因為在這之前蕭子升曾說過他愿意“等一千年”，以實現(xiàn)自己的無政府主義理想。
蕭子升最終沒有被說服，中途兩人分道揚鑣，從此再沒有見面。
蕭子升不知道的是，毛澤東此行的目的，是去上海參加一次重要的會議，而這次會議，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蕭子升之后在南京當了一名國民黨官吏。
大陸解放后，蕭子升隨著國民黨政府去了臺灣，后來他又去到法國、瑞士等地。
1976年，主席毛澤東病逝于北京。
非常巧合的是，2個月后，蕭子升也去世了，而他去世的地方是烏拉圭。
這兩個曾經(jīng)的好友，最終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相信，這并不是什么命運的造就。
現(xiàn)在來看，毛澤東在1921年的那個晚上做出的預言極為精準。
“不要一千年，只要 30年至40 年的時間，共產(chǎn)黨就能夠改變中國。”
因為，就是在大概30年的時間里，他最終干成了那件改變中國的、開天辟地的大事。
這件事，至今仍影響著神州大地上的十幾億人民。
因為，正是這件事讓我們擁有了一個長達七天的假期：
國慶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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