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梁孝，哲學博士，就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研究》一書為“十二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慶祝新中國成立65周年重點出版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研究”叢書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和出版社授權產業人網獨家發布部分節選。

　　引言：中國的國家主權、工業化、社會主義是三位一體的。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必然會出現不同于歐美，甚至是“反”歐美的特征。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新型工業化，不管是過去還是今天，都不能忽略全球資本主義的沖擊，不能忽視趕超的歷史進程，不能忽視趕超進程中大國間的博弈，不能簡單地把歐美的發展道路、社會模式、理論框架作為標準抽象地評判中國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在解決工業化所面臨的問題中形成的、發展的。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貧困的農業國。在這樣的一個國家進行快速工業化，領導人面臨著什么樣的國際環境?有什么樣的國內條件?他們如何運用這些條件，如何創造條件進行工業化?當時的歷史條件又如何影響他們的決策，制約他們的選擇?在解決問題中，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代價，或者說是制度成本?什么是決策錯誤?這些討論自然會遠遠超出單純的工業經濟和技術。

技術自主創新

　　現代大工業是科技與生產緊密結合產物。我國新型工業化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從而實現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其實質就是在生產中增加知識要素的比重。但是，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核心技術一直是爭奪的焦點。因此，在中國的新型工業化過程中，在構建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過程中，就核心技術領域而言，必須依靠自主創新。而中國的趕超地位決定了，技術自主創新不僅要發揮市場的作用，更要發揮國家的引導作用。

　　(一)演員離不開舞臺：自主創新和技術平臺

　　自主創新是指通過自主知識產權的獨特的核心技術來實現新產品價值的過程。再優秀的演員也不能離開舞臺。同樣，自主創新離不開一個技術平臺。

　　現代科技發展歷史上，很多重大發明都存在著“撞車”現象。由于西方的專利制度，人們記住的實際上只是第一時間申請到專利的那個人。在數學領域，英國的牛頓和德國的萊布尼茲都相對獨立地創立了微積分。1895年，意大利的馬可尼和俄國的波波夫幾乎同時發明了無線電，但馬可尼首先取得國際專利。最有代表性的是電話發明。人們都知道，1876年，貝爾申請電話專利，成為人所共知的電話發明人。但是，就在貝爾申請完專利兩個小時之后，E·格雷也申請電話專利權，而且技術設計非常接近。如果E·格雷少參加一次聚會，吃早飯快一點，整理材料再迅速一點，或者貝爾當天乘坐的車子壞了，歷史記住的也許是E·格雷，而不是貝爾。一年之后，著名發明家愛迪生也提出新的電話專利申請。三者的發明權之爭熱鬧了好一陣。不過，2002年，美國眾議院裁定，第一個發明電話的是一個名叫梅烏奇的意大利移民。早在1860年，他就展示了一套電話裝置，但是，梅烏奇窮困潦倒，沒有錢申請專利。而貝爾曾與梅烏奇共用一間實驗室，其間蹊蹺不言自明。

　　在我國，說起技術的創新和發明時，剛一開始，人們專注于科學家、發明家個人，贊頌他們天馬行空般的奇思妙想、孜孜不倦的勤奮鉆研、百折不撓的毅力。后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發現，這些科學發明創造背后，是大公司巨大的商業利益。又后來，人們看到了市場對科技創新的推動作用，看到了市場競爭中企業在創新中的作用。

　　但是，人們忽視了，支撐這些科技創新的，還有一個整體的科技平臺，它的作用超越了科學家和發明家個人的作用。重大發明的“撞車”現象說明，科技發明離不開天才的奇思妙想，但是，科技發明卻不是僅僅來自這些奇思妙想。就以微積分、無線電、電話、電視等等發明來說，缺少任何一個發明者，都不影響這些科技發明出現，影響的只是發明的時間、技術的細節、構造。這是因為，當時的工業和科技的發展，已經提供了一個技術平臺，科學家、發明家都是在這個平臺上進行發明創造。技術平臺提供了一種技術上的可能性，而科學家、發明家的作用，就是根據自己對這些技術可能性的了解，進行相應的設計，來解決人們的各種需要。無線電、電報、電話、電視、電腦等無不是如此。發明家的發明創造是個人化，但技術平臺提供的可能性卻是客觀存在。而新的科技產品出現，又會推動技術平臺不斷升級，形成新的技術可能性，從而推動新的發明創造。市場只是提供了一種外部激勵，它也要以這個技術平臺為基礎。

　　因此，自主創新表面上看是單個企業的行為，但其自主創新的能力卻不是僅僅來自單個的企業自身。在自主創新中，不僅僅要看到發明家個人、單個企業的行為，還要看到一個嵌入在工業體系中的技術平臺。技術是知識的具體應用，現代技術體系是與現代工業體系融合于一體的。現代大工業最鮮明的特征就是系統性，各個部門之間高度整合，各種技術整合為技術體系。在這一技術體系中，任何一項技術的水平體現的都是整個技術體系的水平，建立在同等技術相互支撐的基礎上。同時，也只有在這一體系中，技術自身才能不斷積累，通過技術之間的相互支撐，不斷衍生出新的技術，實現技術升級。更重要的是，技術系統的水平越高，技術升級的能力就越大，升級的速度就越快。技術系統的發展是一種指數式增殖的過程。

　　在一定意義上，自主創新就是這個技術系統增殖的過程，它表現為單個企業、科技專家利用技術體系提供的技術可能性解決各種問題的過程。這就是為什么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工業和技術相互推進，飛速發展，科技發明層出不窮，科技精英群星燦爛的原因。由于技術體系的指數增殖特征，不管初級的技術體系和相應的工業體系如何不完善，只要精心維護，不斷調適升級，這一體系就會以指數的形式迅速發展起來。相反，一旦脫離這個大工業體系，缺少了相關的技術平臺支撐，單項的技術很難繼續演進。這也是為什么許多發展中國家引進的技術難以消化、吸收，只能不斷地依賴于外來技術，從而陷入落后—引進—再落后—再引進的技術依附陷阱。

　　現代國家之間的國力競爭，本質上就是這種工業技術平臺的競爭。對于戰略性新技術帶來得最新的技術平臺，這種競爭尤其激烈。

　　果實需要整棵大樹。最尖端的戰略性產品需要支撐它的技術平臺，需要一個相關的產業。因此，新的技術平臺不是抽象地存在，而是存在于一種最新的、代表著未來發展方向的產品中。

　　1970年，在美國安佩克斯公司研發最新款的家用磁帶錄像機時，小理查德·埃爾克斯是該產品的技術負責人。在談到這項新產品時，他指出，“盒式磁帶錄像機對相機、鏡頭、顯示器、機器人技術、小型電視、自動化制造以及其發展所必需的其他元器件的依賴，開創出了一個巨大的一體化產業基礎。”盒式磁帶錄像機核心是信息的儲存、加工和傳播的相關技術和設計，這些技術產品發展到一定程度，又會激發出新的技術，從而又會出現超乎人們想象的新一代電子產品。技術、產品、市場形成滾雪球式發展。但是，安佩克斯公司卻為了短期利潤把技術轉讓給日本。這樣，日本由此一發而不可收拾，占領了家用消費電子市場，形成了相關的產業和一體化的技術平臺。

　　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美國是從相對優勢出發，轉向信息產業，而把制造業轉移給日本，這才出現了美國制造的消失和日本制造的興起。但是，從家用電子消費市場來看，實際上是美國在轉移制造業的時候，失去了對相關產業核心技術的控制，從而失去了這一領域的技術平臺，從而失去競爭力。同時，日本也并不是簡單地承接制造業，而是盯準最新產品背后的戰略性產業和一體化的技術平臺。

　　實際上，發達國家如美國、歐盟和日本，都不是簡單地進入世界經濟體系成為其中的某一環節，而是通過跨國公司與國家力量相互依托，盡全力憑借雄厚的整體實力維護優勢產業，爭奪戰略性新興產業，在高端領域形成完整的一體化產業和技術平臺。這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戰略目標。美日之間的計算機產業爭奪戰就是經典案例。世紀60年代，日本通產省制定了開發本國計算機5年計劃。此時，美國的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已經在日本開始生產計算機。1964年，IBM開發了全新“系統360”，日本的產品全部過時。日本通產省隨之制定“超高能電子計算機計劃”。70年代初，IBM開發了“系統370”，通產省再次注入研發基金，并將日本計算機產業合并為三家，增強實力。雖然日本的計算機性能和價格要遠遜于IBM的產品，但日本卻堅持購買日本國產計算機。

　　美日之間的計算機爭奪戰，實際上是爭奪未來的新興產業，爭奪最新的信息技術平臺的控制權。

　　一個國家不能容忍落后產能，但一定要支持雖然弱小，卻是新興的產業，精心維護自己的技術平臺。

　　(二)國家在自主創新中的作用

　　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自主創新要依靠私營企業。因為私營企業直接面對市場，直接面對競爭，更有創新的動力和活力。而國有企業由于國家支持，近乎壟斷，沒有科技創新活力。因此，要減少國家干預，對大型國企要私有化，讓市場來說話。

　　但是，真正在市場上摸爬滾打的企業家反倒不這么看。在企業界流傳行一句話，一流企業作標準，二流企業做品牌，三流企業做產品。也就是說，技術研發不是隨便哪個企業都能“玩”的。因為它資金投入巨大，只有一流大企業才能承擔技術研發的費用和風險。因此，技術自主創新是有層次的。第一流的企業進行最新的技術研發，制定技術標準，占領制高點。我們所說的技術平臺，以及這個平臺的升級，也是由這些企業的技術構成的。而其他二三流企業，則可以在這個平臺之上，根據市場需求，做一些二級、三級開發，以至于一些細枝末節的小打小鬧。

　　實際上，這種說法也是有前提的。如果在國內市場，這樣說是可以的。但是，在國際競爭中，這種說法就存在問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自然是一流企業，而落后國家的企業自然是處于二三流地位。如果完全讓市場決定，落后國家就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因此，在國際競爭中，并不是單純的企業間競爭，而是國家通過一定的戰略計劃，大力保護、扶助自己的二三流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向國際一流的壟斷企業進行挑戰，成為一流企業，爭奪、占據最高水平的技術平臺。

　　二戰后的二十年中，美國家用電子消費產業曾雄踞世界領先地位。但是，在這之后，日本家用電子消費產業迅速崛起，打敗了美國。曾在1970年主持研發最先進的磁帶錄像機的小理查德·埃爾克斯經過不斷研究和反思，不無痛苦地指出，“它們(指日本公司)并非是一群零散的公司，只顧滿足各自的投資者對季度利潤的要求，日本的各產業之間是相互依存的整體，它們最終把目光聚焦在深思熟慮制定的國家戰略上，這種戰略把重點放在了關系到整個國家未來長期發展的產品和市場上。”

　　在戰略性產業競爭中，在對未來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技術平臺的爭奪中，小理查德·埃爾克斯把國家戰略的作用放在了第一位。

　　作為失敗者，小理查德·埃爾克斯的確抓住了要害。

　　縱觀真實的世界，在各個產業，基本上都是由少數幾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壟斷。面對這些巨無霸，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任何一個后起國家的企業根本是無力與之競爭，或者死亡，或者被吞并，或者主動合作，承擔一些人家不愿干的臟活累活，成為實際上的外圍子公司。所謂讓市場說話，不過是讓跨國壟斷企業為所欲為的另一種說法。因此，對于任何一個工業水平落后的國家，要趕超西方發達國家，建立自己的高水平工業技術平臺，國家就必須建立自己的長遠發展規劃，保護、支持自己的戰略性產業。

　　實際上，日美歐各國無一不是如此。只是，在資金、技術、產業鏈占優勢的國家，處于壟斷地位的跨國公司的母國，一般都倡導自由競爭，倡導無國界，主張國家消亡。而在競爭中處于劣勢的國家，則更大程度發揮國家的作用，扶植戰略性產業發展，利用國家的整體優勢對抗跨國公司。在這個時候，產業發展的標準是國家發展的長期戰略利益，而不是短期利潤和效益。

　　前面所述的日本扶植本國計算機產業就非常有代表性，而現在與美國波音公司分庭抗禮的空中客車公司，也是歐洲國家戰略扶植的產物。

　　上個世紀70年代，法國、德國和英國聯合起來成立了“空中客車公司”，表面上是一家跨國公司，實際上是歐洲國家爭奪航空制造業市場份額的工具。更重要的，大型客機更有戰略意義。大型客機被譽為“工業之花”，是世界上最為復雜、技術含量最高的產品。它的零部件就數以百萬計。它涉及流體力學、固體力學、計算數學、熱物理、化學、信息科學、環境科學等諸多基礎學科。大型客機運營壽命高達幾萬個小時，長達幾十年，其安全性、耐久性的標準遠遠高于汽車、火車等產品。因此，它對材料、電子、裝備、冶金等上游產業的要求非常高。可以說，大型客機是一個微型的、最高水平的工業技術聚合體，是一個最高水平的工業技術平臺。歐洲主要國家實際上是以研制大型客機為手段，促進戰略性產業的升級，爭奪現代最高水平技術平臺的控制權。空中客車公司在最初的20多年里都是賠錢的。但是，法國、德國與英國政府并沒有因為短期利潤虧損而取消項目，而且堅持力挺空中客車公司。道理很簡單，空中客車執行的是歐洲復興的戰略目標，它的任務不是短期內賺大錢，而是創造了一個航空企業，培養包括數千名科學家、工程師與管理人員專家團隊，維護高水平的工業科技平臺。 而美國對這種威脅也是心知肚明，為了扼殺未來的競爭者，它不斷打壓空客，美國與法德進行長期的談判，壓低法德政府給空客的補貼。而現在，空中客車公司已經與美國的波音公司成鼎足之勢。

(圖片：空客A380。空客是法、德、英三國聯合抗衡美國航空優勢的產物)

　　如果說歐洲是以國家聯盟扶助戰略性產業，那么，美國也不例外。只不過，美國是以國家支持跨國公司聯盟，支持本國在國家競爭中處于劣勢的戰略性產業。比如，1990年，美國成立“美國先進電池聯合企業”，美國能源部出資1.3億美元，通用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與克萊斯勒汽車公司這三個冤家對頭聯合出資并1.3億美元，資助這個企業開發一種質量輕、效力強新型電池。其目標就是為了對付日本汽車工業咄咄逼人的競爭。

　　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這些世界經濟的大玩家，在戰略性產業和技術平臺的爭奪中，并沒有聽任市場發揮作用，而是依托于國家的力量，或者由國家指導產業投資，或者由國家補貼開發新產品，爭奪、維護自己的工業技術平臺，占據世界工業制高點。這已經成為了世界經濟玩家的潛規則。

　　在我國這樣一個正在致力趕超，致力于工業化，致力于新型工業化的國家，要求國家退出，完全讓市場說話，這種思潮確實讓人匪夷所思!

(圖片說明：我國運十與空客幾乎同時起步，但因各種歷史原因停止研發)

　　提升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發展型新工業化，必然需要相對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作為技術平臺。經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60年的艱苦努力，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產業、戰略性產業已經打造出這樣的工業體系，這是巨大的歷史功績。從經濟功能來說，我國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是針對馬克思所論述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內在矛盾，而是要解決落后國家快速工業化的問題。公有制以及相應的計劃經濟就是要集中國家有限的資源，通過高積累，統一規劃，整體趕超，快速實現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化，打造完整的工業體系，打破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壟斷。當然，我國的工業體系與發達國家相比是落后的，但卻是我們自己的工業體系，是我國工業自主發展的基礎，只要不斷維護、升級，就能呈現指數性增殖式的發展規律。蘇聯迅速工業化的歷史，我國經歷28年從一窮二白迅速成為第六大工業國的歷史也說明了這一點。當然，隨著經濟體系擴大，放開一部分下游企業，增加企業的靈活性，激發經濟體系的活力，這也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由于工業體系相對弱小，在參與全球競爭的情況下，我國必須保持戰略產業、基礎產業的公有制地位，維護工業體系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也只有這樣，才會為下游企業的自主創新提供技術支持，為未來的發展提供支撐和動力。

　　毋庸置疑，我國大型國企的治理機制、國家指導規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改革的方向是優化國家指導規劃，優化大型國企的治理，發揮其承擔國家發展戰略的職能。

　　一些根據自由主義經濟學否認我國的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家指導作用的言論，則無視我國選擇社會主義公有制時所面臨的嚴峻的現實問題，無視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現實。所謂全球化中的國家消亡論，不過是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掃除民族國家這一絆腳石，掃除其他國家潛在的威脅，在世界范圍內擴張勢力的說辭而已。而處于競爭弱勢的國家一旦接受這一意識形態，自己的戰略性企業就會暴露在跨國公司面前任人宰割，或者倒閉或者成為跨國公司的組裝車間，而辛辛苦苦打造的工業技術平臺將毀于一旦，自主創新也就無從談起了。

　　前蘇聯的經濟改革派按照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教條對前蘇聯的工業進行私有化。本想通過市場和私有產權培育出企業家精神，激發出經濟的活力。但是，企業家們發現，在國際競爭面前，與其經營這些企業，不如賣掉這些企業，再用這筆錢廉價收購新的企業，如此循環。生產財富不如掠奪財富，這就是俄羅斯寡頭們的心得。茲拉托斯特冶煉廠是蘇聯計劃經濟時期重要的鋼鐵企業，能夠生產用于太空船和核導彈的高級鋼材。私有化后，“這個企業的新的所有者更感興趣的也是掠奪財產而不是投資……那些所有者們不但沒有實現他們承諾的1.8億美元的投資，而且還通過人為壓低出口給外國合伙人的鋼材價格來攫取利潤，”企業生產能力從10多年前的120噸減少到1996年的38噸。這是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成千上萬企業的縮影。精明的企業家沒有在高科技領域浪費精力，而是迅速轉向技術水準要求低的能源和金融領域。俄羅斯出現了私有的但是沒有生產能力的陷于癱瘓的企業。曾令西方惶恐不安強大的經濟體系土崩瓦解。

　　在發展型新工業化，發展戰略性產業，推動自主創新的過程中，仍要提升國家的戰略指導作用，制定相應的科技研發計劃，堅持基礎產業、戰略產業的公有制地位。只有以此為前提，才能發揮市場和私營企業的積極作用。

　　(三)軍工：不可替代的引領作用

　　在推動自主創新，打造、升級工業技術平臺的過程中，軍工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引領作用。

　　2014年，在美國航空周刊舉辦的一次會議上，前國防部副部長威廉·林恩對美國的軍工研發表示了擔憂。近年來，由于金融危機的沖擊，美國政府財政入不敷出，政府預算不斷縮減。這給美國軍工企業研發造成了困難。雖然美國國防承包商在股價和利潤持續增長，但研發投入卻在下降。2013年，通用動力研發投入僅占總銷售收入的1%，洛克希德·馬丁為1.5%，L-3通信、諾格和雷神約為2%，遠低于十年前3%的普遍標準。威廉·林恩指出，主承包商們將精力集中在如何通過股權回購和增加分紅來提升股價上，而不是對提升未來競爭力至關重要的下一代、變革性技術增加研發投資。即使美國前五大國防承包商全部加起來，也排不進全球工業研發投入排名前20強。在政府預算削減的背景下，這個問題顯得雪上加霜。考慮到通脹因素，五角大樓的研究、發展、試驗與評估經費比2009年頂峰時已下降28%。這對國家和國防工業基礎都造成了影響。

　　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的擔憂無意間揭示了美國工業、技術發展的真相。

　　一些人總是習慣從教科書中的自由市場模型來想象美國的工業發展。把自由市場、最小國家、非壟斷、企業家精神等等作為技術創新的最重要條件。但是，真實地美國工業卻是通過政府以特有的方式資助技術研發，以保持美國整體技術的優勢。美國五角大樓從軍費中拿出一大筆錢向軍工企業購買武器，為了保持美國武器的壓倒優勢，還要資助軍工企業進行新一代武器研發。說起來，研發的風險是由軍方和軍工企業共同承擔，實際上，為了鼓勵科技創新，風險更多得由軍方承擔。現在美國軍工企業已經形成了五大巨頭壟斷的局面，它們分別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波音公司、雷神公司、諾思洛普·格魯曼公司、通用動力公司。在國防部采購武器之后，這五大巨頭再根據需要進行二級采購，在美國中小企業中選擇產品和技術。這樣，美國軍工生產和研發成為推動美國工業和關鍵技術發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同時，美國在軍工轉民用，軍民一體化方面已經形成有效的機制。比如，波音公司既是軍工巨頭，也使國際民用航空巨頭。美國軍方對軍用科技研發的資助，自然也會保持波音在民用航空技術方面的優勢。而當年德、法、英等國聯合起來建立空客，與美國波音競爭，其中暗含的軍事含義也不言自明。二戰時，美國是世界最大的軍火商，二戰之后，軍工技術迅速向民用技術轉化。冷戰時期，美國為了對蘇聯保持軍事優勢，不斷研發新式武器，從而帶動新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冷戰結束后，美國得以在信息技術方面成為領跑者。

　　這里，不是要否定市場的作用，而是要強調，美國政府所支持的軍工企業，實際上是美國工業的骨架，它形成了龐大的技術平臺，市場競爭對技術研發的作用是以這個平臺為前提的。或者說，美國政府資助軍工巨頭研發風險大、戰略意義突出的關鍵技術，在這些技術成熟后，一些中小企業再根據市場需求和企業競爭的推動下，以這些技術為基礎，不斷開發出新技術、新產品。

　　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激烈批評美國軍工巨頭只顧利潤，放棄技術研發，也就明白，為什么財政削減會沖擊美國軍工，進而侵蝕美國工業技術的優勢。

　　美國軍工和工業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普遍現象。這是由軍工的特殊性決定的。

　　國家安全是一個國家的重中之重，如果安全無法保證，其他的都無從談起。工業革命以來，大國之間戰爭不斷，規模不斷擴大，過程慘烈無比。因此，只要是能力所及，一個國家總是要加強國防能力，研發新式武器，發展軍工。而軍工也往往成為一個國家工業體系的骨干，拉動一個國家的工業水平，形成科技創新的技術平臺。

　　軍工有其特殊性。軍工是為國防服務的。為了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中取勝，各大國都在研發新技術、新產品，以此克敵制勝。同時，這些先進的軍事技術都是極度保密的，其他國家難以獲得。一個國家可以買先進武器，但核心技術是買不到的。即使盟國之間的技術轉移，也不是最先進技術，而是瀕臨淘汰的技術。要發展軍工科技，只能自主創新。當然，這種自主創新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在盡可能獲得國際先進技術的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研發，形成自己的技術體系，能夠持續升級。

　　軍工涉及國家安全。武器的研發、制造必須立足于自身。因此，有條件的大國都要構建自己的完整國防工業體系，包括航空、航天、核工業、船舶、電子、兵器等。毫不夸張地說，軍工是一個國家工業體系的骨架。

　　還有一點，軍工的技術研發與一般的企業不同，它是執行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而不是短氣的市場利益。尤其是在最先進的技術研發中，往往投入資金巨大，風險高。如果沒有國家的支持，根本無法進行。

　　總的來說，世界各國的軍工體系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以美國為代表。這些國家是發達國家，大型軍工企業資金、技術、人才力量雄厚，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壓倒性的競爭優勢。武器生產、技術研發往往采取軍方在市場上采購的模式。這就形成了變相的政府扶植。另一類是趕超型國家，如前蘇聯、中國，這些國家是直接利用國家的力量，以舉國之力發展軍工體系，進而推動工業水平發展。

　　我國的國防工業形成于計劃經濟時期。當時，我國以舉國之力，高積累、低消費，建立了以國防工業為中心的重工業體系，為后來的工業起飛奠定基礎。建國六十年來，我國軍工產業克服重重困難，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參與全球經濟分工與競爭的大背景下，我國一些開放領域的民用工業受到了跨國公司的沖擊，技術“空心化”化，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化，引起有識之士的擔憂。但是，與此同時，中國軍工突破發達國家的封鎖，自主創新，成績斐然，形成井噴之勢。在航天領域，我國的神州系列載人航天計劃、探月工程正在按部就班順利進行，引起世界關注。在航空領域，中國軍工以加速度發展。在2003年，殲-10戰機裝備部隊。2011年，在中國四代機公開后僅僅5年，中國第一款五代機殲-20首飛成功。2012年，第二款五代機也開始試飛。在艦船領域，2005年，中華神盾驅逐艦竣工服役。2006年，國產預警機開始投入使用。2011年，我國第一艘續建的航空母艦進入現役。

(圖片說明：我國航天員進行艙外行走試驗)

　　不管是火箭、航空探測器，還是戰斗機、航空母艦，實際上都是一個技術標準極高的一體化的電子機械化體系，對整個國防工業體系，以至于對整個工業體系，都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因此，它能推動工業技術體系升級。

　　中國軍工取得這些成就的原因就是堅持自主創新。中國軍工有“研制一代，裝備一代，設計一代”傳統。其宗旨就是堅持軍工的自主性和可持續性。中國軍工堅持自主創新，不是拒絕國外先進技術，而是在最大可能地接受國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不斷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自主的技術體系。實際上，我國軍工奠基就是全面復制前蘇聯的軍工體系，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探索。蘇聯解體后，東歐國家軍火市場的完全放開，中國軍工有機會大口汲取冷戰科技的營養。當時，中國根據需要，有重點有專攻。集中引進以下幾類技術：對蘇聯已經完成研制的先進裝備，采取整體引進、吃透技術的方式，加以仿制的同時消化其先進的技術，最終將這些技術融合到國內的武器系統中去;對蘇聯即將完成的項目，選擇急需的引進并且完成研發;對具備前瞻性的技術，則有條件地進行交流，用最少的資源完成對技術方向的把握。當然，這一時期，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經費充足，能夠購買能夠買到的一切技術。中國軍工的發展自然得益于這些先進技術，但是，更要看到，中國軍工日新月異，更得益于自主創新，得益于在引進基礎上的消化吸收。

　　我國軍工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和機制。我國現有的十大軍工集團包括：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公司、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這是一個集于工業、技術、研發為一體的自主的技術體系，這是支撐中國工業技術能夠持續創新的技術平臺。

　　同時，在現代市場經濟大背景下，軍工集團內部也形成了相應的機制。就以成就非常突出的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為例。作為航天工業這樣的高風險、高技術領域，沒有國家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國家支持的大前提下，航天技術集團公司已經企業化，成為國有大型企業，要面對市場。就資金來源來說，除國家財政撥款，航空科技集團公司已經上市融資，有效地利用社會資金。航空科技集團公司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不斷開拓國際化的業務，如衛星的發射服務、衛星的整星出口、航天技術應用產品出口。在企業內部，則形成了相應的競爭機制、激勵約束機制。用人方面，以人員素質為標準，面向社會公開招聘。同時，建立激勵約束機制,根據績效，分配拉開差距。對人員實行末位淘汰,每年有5%的淘汰率。對部門經理實行年度考核末位淘汰。對經營班子制定目標，達到目標的實行獎勵,達不到目標的下臺。這樣，在干部職工中保持一種危機感。通過競爭實現企業“用能人”的原則。

　　當然，我國軍工發展任重道遠，還面臨著諸多挑戰。在自主創新方面，我國一些關鍵技術還有瓶頸制約，與國際先進水平有一定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中國要發展軍工，一方面維護國家安全，另一方面完善提升我國工業技術平臺。但是，這不等于我國經濟要軍工化 。而是要以軍工推動我國技術研發，再外溢到民用工業方面。如何在軍工轉化為民用，或者，軍工和民用一體化方面建立循環機制，良性互動，將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注釋：

　　1.[美]小理查德·埃爾克斯：《大國的命脈》，程海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頁。

　　2.參見[美]愛德華·勒特韋克：《渦輪資本主義——全球經濟的贏家與輸家》，褚律元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頁。

　　3.[美]小理查德·埃爾克斯：《大國的命脈》，程海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頁。

　　4.參見[美]愛德華·勒特韋克：《渦輪資本主義——全球經濟的贏家與輸家》，褚律元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181頁。

　　5.參見[美]愛德華·勒特韋克：《渦輪資本主義——全球經濟的贏家與輸家》，褚律元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頁。

　　6.[英]克里斯蒂婭·弗里蘭：《世紀大拍賣——俄羅斯轉軌的內幕故事》，中信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4 頁。

　　7.“美國軍工企業降低研發投入引爭議”，國防科技信息網，2014年4月25日。http://www.dsti.net/Information/News/88144

　　8.施洋：“井噴背后：中國軍工六十年”，《社會觀察》，2013年第5期。

　　9.參見胥悅紅、王芳：“人制管理是強國興企之道——對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夏國洪訪談”，《管理科學文摘》，200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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