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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朱由校病死。因朱由校子嗣早夭，皇位只能傳給弟弟朱由檢。朱由檢繼位后改年號為崇禎，是為明思宗。
崇禎帝雖然年僅16歲，但聰慧正直，早有鏟除奸孽、重振朝綱之意。他先清理了魏忠賢的羽翼，之后將魏忠賢貶謫到鳳陽。魏公公見大勢已去，在南遷途中自縊而死。朝廷里剩余的閹黨成員，或殺或流，也大多遭到懲處。
解決完閹黨，雄心勃勃的崇禎把注意力轉向遼東。在群臣的推薦下，他重新起用了袁崇煥。次年四月，又把袁崇煥升任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令其總督薊、遼、登、萊、天津等地軍務。同年七月，袁崇煥入京言事，崇禎在平臺召見了他。當二人談及復遼方略時，袁崇煥夸下海口稱：“方略都已經寫在我的奏疏中。為臣既然得到陛下的特別關照，希望還能得到便宜行事的權力。(這樣一來)只需五年，我就能恢復整個遼東。”崇禎聽后欣喜地說：“如果能恢復遼東，朕絕不吝惜封侯級別的賞賜。你努力解救天下人的倒懸之苦，也是在為你的子孫謀福。”
話講到這里，崇禎暫退內室小憩。給事中許譽卿趁機詢問袁崇煥“五年平遼”的具體計劃，袁崇煥回答說：“皇上焦慮勞苦，我只是安慰他罷了。”許譽卿提醒道：“今上英明，怎么能用輕慢的態度回應?來日真的按期問責，你打算怎么辦?”袁崇煥也自知“五年平遼”有些托大，怎奈覆水難收。為了更容易實現目標，他在崇禎小憩后再次奏請道：“遼東事務本來就不易處理。陛下既然委任給臣，臣不敢推辭。但五年之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才，兵部調兵將，必須事事配合我，如此才可以成功。”崇禎急于收復遼東，對這些要求全部應允。
一場映射危機的兵變
京師這邊的袁崇煥還在和崇禎討價還價，寧遠那邊的軍營卻已經炸了鍋。就在同一個月，寧遠爆發了一次軍人嘩變。由于朝廷欠餉，先是從川、湖調來的戍邊士兵“大噪”，緊接著剩下的十三營士兵也群起響應。憤怒的士兵把巡撫、總兵、通判、推官等人通通捆縛到譙樓，要求他們支付餉銀。兵備副使郭廣為安撫士兵，散發了官庫的二萬兩存銀。但士兵們已經四個月未見餉銀，二萬兩根本不夠。郭廣又向商人借貸五萬兩，這才暫時穩住亂局。
八月初，袁崇煥抵達山海關。他聽說兵變的消息，急得單騎出關，徑直馳往寧遠軍營。雖然欠餉之前已經發放，但寧遠的士兵們仍情緒緊張，日夜戒備。袁崇煥向他們“宣上德意”，“各兵始還營伍”。兵人嘩變屬于謀逆大罪，不可能就此收場。為了善后，袁崇煥和郭廣秘密傳喚了帶頭嘩變的楊正朝、張思順。袁崇煥提出，只要楊、張二人幫助逮捕其他嘩變首領，就答應免除他倆的罪責。楊正朝和張思順別無選擇，報告了其他十幾名嘩變首領的名字。十八日，15名首領一齊被帶到袁崇煥面前。經郭廣親自辨認，十五人均系帶頭嘩變的“首惡”，旋即被梟首示眾。
處置完底層士兵，袁崇煥又著手處置違令的官員。推官蘇涵淳和通判張世榮一酷一貪，直接激發了兵變，受到申斥并降職。嘩變發生時，士兵們集中在廣武營歃血起誓。中軍吳國琦和參將彭簪古明知營中有變卻沒有阻止，袁崇煥遂以瀆職罪斬了吳國琦，讓彭簪古等待處分。對其余治軍不善的車左營加銜都司王家楫、車右營加銜都司左良玉、管局游擊楊朝文、總鎮標營都司僉書李國輔等人，袁崇煥也都分別予以責罰。只有都司祖大壽，因麾下士兵沒有參與嘩變而得到嘉獎。
經過一番復雜的軟硬兼施，袁崇煥總算是控制住了寧遠兵變的不良影響。然而，引發此次兵變的財政危機，卻早已超出袁崇煥的能力所及。
薊遼督師府，位于遼寧省興城市，薊遼督師府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開府于薊州(今河北薊縣)，又先后移駐密云、昌平和山海關。1622年移建至寧遠衛城(今興城古城)，曾先后是孫承宗和袁崇煥兩位薊遼督師的辦公場所 。
財政的“過量”投入
不少歷史學家認為：財政危機是造成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此言不虛。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末的財政危機并不代表遼東戰場的投入不足。恰恰相反，自薩爾滸戰役以來，明廷對遼東的財政投入一直都充足到“過量”的地步。
萬歷四十六年(1618)，為準備征討后金所需的費用，戶部開始向全國土地攤派“遼餉”，每畝增稅三厘五毫，實際攤派總額約200萬兩。萬歷四十七年(1619)，明軍在薩爾滸遭遇慘敗。面對岌岌可危的遼東局勢，朝廷把當地的軍餉預算提高到300萬兩。可戶部經過東拆西借，僅募集230萬兩，實際運到遼東的只有160萬兩。在財政盈余不足的情況下，朝廷不得不提高遼餉的攤派額度。萬歷四十七年(1619)，遼餉在每畝三厘五毫的基礎上再加三厘五毫，總額增至400萬兩。萬歷四十八年(1620)，國用仍然不夠，每畝又增二厘。至此，遼餉已達每畝九厘，年額共計約520萬兩。
事實上，萬歷朝每年在遼東投入的軍費還不止這520萬兩。從萬歷四十六年到天啟元年的不到三年時間里，朝廷以遼餉為名共發放軍費2000萬兩，年均支出超過660萬兩。為了填補遼東這個無底洞，戶部還需請求皇室發放內帑，拆借各個部門的余款，甚至挪用其他邊鎮的糧餉。
到天啟年間，因田賦收入下降，朝廷又把遼餉的攤派擴大到鹽課和關稅等領域。尤其是袁崇煥經略遼東的天啟六年(1626)和天啟七年(1627)，在不計算皇室內帑和拆借挪用等雜項的前提下，單是遼餉攤派就高達550萬兩左右。如果算上其他款項，總額起碼在600萬兩以上。
這600多萬兩的軍費是個什么概念呢?晚明的財政收入大體分為四項：田賦、徭役、鹽課和雜色。田賦每年征收約2800萬石，折銀2200萬兩左右。萬歷初期的一條鞭法規定以銀代役，使國庫另有徭役收入約1200萬兩。鹽課和雜色收入相對較少，僅500多萬兩。四項稅收合計，共約3900萬兩。這些收入并不固定，遇上天災、動亂等問題時會向下波動，但保持在3100萬兩以上應該是常態。也就是說，600萬兩的遼東軍費，大約相當于全國財政的1/5。
財政投入的效率對比
萬歷末期到天啟初期，依靠巨大的財政投入，明廷在遼東關外募集了約12萬大軍。從賬面上看，關外明軍不僅在數量上超過后金，而且在盔甲、戰馬、火器等軍資儲備上也都比后金富裕。照理說，遼東局勢本該有所好轉。但這只賬面上的“龐然大物”在戰場上卻不堪一擊。經過天啟元年(1621)的遼陽之戰和天啟二年(1622)的廣寧之戰，經略袁應泰和巡撫王化貞先后丟掉了關外的全部領土。用不到3年時間，讓明廷投入遼東的2000多萬兩白銀都打了水漂。
后世在談及遼陽之戰和廣寧之戰時，常把敗因歸咎到袁應泰和王化貞的作戰策略上。因為在袁崇煥治下，關寧防線再未出現類似的大潰敗，甚至還獲取了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這樣的戰果。不少人就此認定，只要謹守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三人的“堡壘推進”戰術，明朝就有機會滅掉后金。
該類觀點顯然是通過簡單類比得出的狹隘結論。如果我們拉長歷史的維度，放開對比的視野，很容易得出一個更客觀的答案：在明軍與后金軍對峙的過程中，無論是“堡壘推進”派還是“野戰蕩平”派，都是嚴重不合格的。
這是因為，在明朝之前經營遼東的歷史上，也遭遇過和明末類似的邊疆危機。為了解決這些危機，“堡壘推進”和“野戰蕩平”兩種策略都曾被采用，而且效果遠好于明末的那些遼東經略。
《出警圖》局部，明，佚名，絹本設色，縱92.1 厘米，橫 2601.3 厘米，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描繪明朝皇帝在宮廷侍衛的護送下騎馬出京謁陵的情形 。
經略遼東的根本困境
萬歷四十七年(1619)，遼東經略熊廷弼的奏疏中出現了這樣一段曠古奇事：在“糧餉富余”的遼東，許多明軍士兵不僅窮得典當行囊，甚至連衣服都穿不起，只能裸體著甲。
熊廷弼“違背常識”的發言頗值得玩味。須知，萬歷四十七年，單是全國加派的遼餉就已提高到400萬兩，是其他邊鎮的八、九倍，這還沒有把戶部拆挪的盈余款計算在內。糧餉供應如此充沛，為何還有人衣不遮體?難道是援遼的軍人太多，以至于幾百萬糧餉不夠發放?但就在同一年，熊廷弼的另一封奏疏又如是說道：“乃兵部所調援兵俱是紙上虛數，十無二三到遼陽者。”
換言之，兵部調了兵，戶部發了餉，結果卻是兵也不夠用，餉也不夠用。
關于這樁怪事，天啟二年(1622)，戶部尚書汪應蛟即曾明言：“將官不利本色，惟欲折色以入私囊，其詭名冒領恒十之三。所謂額數軍兵十四萬、馬六萬匹安在?”一竿子戳在了吃空餉的基層軍官身上。天啟三年(1623)，兵部尚書趙彥也揭露稱，戶部放餉雖未斷絕，軍人領餉卻常遭克扣，甚至還有一兩個月分文未得的情況。
但是，如果把克扣糧餉的責任都推給武將，又有些冤枉他們了。因為凡是經手糧餉的官員，幾乎都不干凈。天啟六年(1626)，東江守將毛文龍即上書抨擊：“天津歲運米二十萬石，而去年只運到十六萬余，其中尚有漂沒腐爛者。天啟四、五兩年，山東每年運往遼東的二十萬餉銀，全部被理餉都司毛應時、韓文翼等侵占，還用貪腐的餉銀賄賂上司。”崇禎元年(1628)正月，戶部尚書畢自嚴也報告稱：“諸臣終年經營餉運，軍中卻時時欠餉。臣考察其中緣由，都是收運委官貪污軍餉所至。”
明朝官員們對軍餉的克扣侵占，造成士兵頻繁嘩變、大量逃亡。前文所提的寧遠兵變，就是典型例證。袁崇煥第二次赴任前即已如此，赴任后又如何呢?據戶部尚書畢自嚴的奏疏披露：崇禎元年至崇禎三年之間(1628—1630)，寧遠委官閻棟等侵吞米豆四萬四千余石。崇禎元年和崇禎二年，正值袁崇煥第二次督師寧遠。袁大人能制服討餉的官兵，對各級腐敗官吏卻毫無辦法。因為在大明朝的各級官吏看來，抗金事業已然發展為一門生意。朝廷發給的糧餉越多，下頭貪挪的程度就越嚴重。在缺糧短餉、士兵空額的窘境下，無怪乎袁崇煥一味守城而不敢主動出擊——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從根本上講，明朝末年在遼東戰場的敗落，實乃其行政貪腐所帶來的必然結果。縱然袁崇煥是曠古名將，僅憑他一人之力，也不可能真正扭轉遼東戰局，更別提五年平遼的豪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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