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國文學的現代主義運動?中國的現代主義又是如何在殖民化與進化-現代化，這一互相關聯又互相對抗、對立的復雜語境下產生和發展的?本文通過對史書美的《現代的誘惑》的闡釋，從歷史、文本和理論三個層面，梳理了在多重殖民方式和文化相遇中，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發生、發展的跨國路線圖。
在線性時間史觀的支配下，“五四”一代把現代主義視為“進步過程的最后一階”。然而半殖民的社會狀態下，西方普適性的文學價值觀和中國傳統文學觀念，在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范式下發生了激烈沖突。本文認為，史書美通過對中國“五四”一代現代主義作家的分析，揭示了中國現代主義的“地區化”運行方式，以及現代主義文學與啟蒙主義、進化論和殖民主義之間的多重復雜關系。
感謝作者易暉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現代主義：“進化”與“被殖民化”的雙重書寫
——評史書美所著《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
如何看待中國文學的現代主義運動?在文學的進化-現代化運動與近現代中國被殖民歷史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我們過去存在著一種兩分法：在政治經濟上充分認識到西方政治/軍事勢力進入中國的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性質，現代中國歷史既是一部求民族進步、發展的歷史，又是一部反帝反殖、尋求民族獨立的歷史，毛澤東對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界定，曾經是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綱領性理論。但在文化藝術上，我們則認可西方的先發-先進性：現代文化是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催生出來、并反作用于現代化的一種先進文化，而文學中的現代主義，則是“與政治歷史毫不相關的自主性的文本實體”[1]，是一種超越于政治經濟之外的純粹的文化潮流、美學思潮和文學實踐。因此，文學中的現代主義和現代文化一樣，被視為我們應該從西方“拿來”，以啟蒙中國、摧毀封建文化、建設現代中國文學的新型文藝潮流。對大部分中國現代作家、思想家來說，政治經濟上的民族主義和文化上的“西方主義”、“世界主義”可以相安無事地存于一身。
但作為一種伴隨著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一道而來文化話語，西方現代主義不可避免地要服務于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進行合法化和傳播之重要目的，那么中國的現代主義，又是如何在殖民化與進化-現代化這一互相關聯又互相對抗、對立的復雜語境下產生和發展的?海外學者史書美的新著《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以下簡稱《現代的誘惑》)是近年來海內外學界對這一課題研究得較為全面而深入的一書。作者重點考察了早期(20世紀10～30年代)現代經典作家和流派，對中國現代主義譜系進行了較為完整的追溯和分析。作者從歷史、文本和理論三個層面，在多重殖民方式和文化相遇中細致梳理了現代主義文學的跨國路線圖，從而深刻揭示出中國的現代主義的“地區化”運行方式，以及與啟蒙主義、進化論和西方現代主義、殖民主義之間的多重復雜關系。
在書中，作者起用“半殖民主義”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及現代主義潮流生長的歷史背景，并以之來描述近現代相應的社會和文化形態。我們當然很容易想到毛澤東的“二半理論”對中國近現代社會性質的界定，但作者更是在現代中國的文化和政治狀況層面來運用此術語，并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它的特殊涵義。“半殖民主義”在作者筆下，突出了中國殖民結構的多元、分層次、強烈、不完全和碎片化的特性，“半殖民”狀態顯示出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支配雖然不太正式，其破壞性卻并未減少，它更接近于新殖民主義而非正式的制度化了的殖民主義;而碎片化和多元化表明，多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殖民加劇了國內不同政治區域的分裂和斗爭，在文化上則促成了國人對外國勢力的不同文化想象。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多元的、碎片化的殖民方式造成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政治和文化立場上的態度遠比正式殖民地的知識分子更加多元、混雜的局面，并動搖了通常在民族主義者和賣國賊之間所作出的二元劃分。它使得以反封建為核心的啟蒙主義和以反帝反殖為內核的民族主義以復雜對立的方式在不同的階段呈現出此消彼長的運行態勢，并在民族矛盾較為紓緩的時期，對帝國主義的反抗更為主要地體現在政治經濟上，而較少表現出對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警醒和根除。[2]
形成于“半殖民主義”這一獨特歷史文化背景之上的中國現代主義，同樣顯示出其獨特的本土性。文學中的現代主義匯同現代文化一道被看作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截然不同的進化的、普適性的價值，被不遺余力地引進過來，作為反封建、實現國家獨立與民族進步的啟蒙工具，作為打倒舊文學、建設現代中國文學的先進的文學思潮和創作方法。因此，現代作家在對待現代主義時常常會造成對其復雜面目的遮蔽。其一，西方現代主義、現代派作為現代文化的重要內容，被視為“社會現代性在文化上的對等物”[3]，是推動現代化和社會進步的文化動力，而忽視了現代文化作為“更高地懸浮于空中的思想領域”(恩格斯語)與現代社會經濟的分化與獨立。文化或美學的現代性打一開始就是模棱兩可的，是對社會的現代化與工業革命等作出的否定性反應，它否定資產階級，譴責藝術家在庸俗、充滿低級趣味的日常世界中被異化，倡導一種自主、純粹的藝術。[4]其二，當現代文化被視為一種普適性價值、一種通往現代化的文化路徑而被現代作家、思想家大力鼓吹、引進的時候，其西方的區域化語境被簡單地剝離、省略了，一種想象性的超國家的世界主義(它是文化上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另一種表達)視角將空間化的地方性差異置換成線性時間觀的先發與后發，在此意義上，“東西文化的差異，其實不過是時間上的……是時間上的遲速，而非性質的差異”[5]，乃至于“中國文學實際屬于西方文學的血統，而非屬于本土的脈絡”[6]。而同樣被遮蔽的是西方現代文化蘊含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屬性，不可避免地具有“西方統治階級對(他國)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統滲透和控制，以達到重塑被壓迫人民的價值觀、行為方式、社會制度和身份，使之服從于帝國主義階級的利益的目的”[7]。在書中，作者從“自我/他者”的認識模式出發，討論了西方現代思潮中的“東方主義”和中國的現代主義者的“西方主義”在處理東、西方“他者”存在的“誤讀”與“挪用”問題，分析其表面相似的誤讀與挪用背后的本質差異，從而揭示出西方現代主義與中國的現代主義者之間客觀存在的霸權/臣服、乃至霸權/共謀的權力關系。
《現代的誘惑》在廓清現代主義的半殖民語境的理論基礎上，具體分析了早期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家和流派，集中展現為對“五四”作家、“京派”作家和新感覺主義的細致闡述。
“五四”一代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和思想的開拓者，他們鮮明地表現出反傳統的激進主義和盡快融入世界“先進”文化體系的焦灼心態，這使得他們在對西方現代文化的理解和把握上顯出時代獨有的宏大、疏闊和理想化。本書在理論層面著重剖析了“五四”一代在看待西方現代文化時表現出的線性時間史觀，以及超國家的世界主義視角。在此線性史觀和世界主義視角的支配下，文化的差異僅僅被視為時間上的差異，中國被視為西方的過去狀態，西方成為中國趕超、融入的對象。當胡適等人通過尼采喊出“重估一切價值”的時代強音的時候，此一“價值重估”的標準并不為重估者個體或民族國家本體所把握，其背后始終隱藏著西方現代文化的價值標準。這一認識論具體投射在文藝思想上，便是將現代主義哲學和文學(后者在當時常被稱為“新浪漫主義”)視為最先進和最現代的潮流，現代主義是文學“進步過程的最后一階”，是“自身文學現代性的完成標志”。[8]在“五四”作家那里，現代主義既是一種文學思潮或思想武器，又是確立先驅者、啟蒙者文化身份的“象征資本”，掌握現代主義的作家、知識分子由此擁有了言說與啟蒙的文化權力。
書中以魯迅、郭沫若、郁達夫以及陶晶孫、滕固等為個案，分析他們對現代主義的引介和運用。在分析魯迅創作的現代主義成分時，作者指出進化論、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混合成為其現代主義創作實踐的認識論，而早年對近現代科學的學習和對以尼采為代表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研讀，使魯迅在小說、散文創作中能熟稔地融匯尼采的個人主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象征主義、超現實主義，將文學實驗主義與社會意義上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反傳統主義結合起來，既體現出“形式-內容”的連貫性，又能將敘述技巧的實驗主義直接地服務于社會進步的目的。在討論郭沫若時，則從其早期的心理分析小說和批評散文入手，探究其對精神分析學說的引介和運用的內在理路和文學命義，以及這種引介和運用背后的世界主義傾向。作者指出，在郭沫若等人對精神分析學說在中國語境中的應用，帶有明顯的人為痕跡，心理分析反映了“五四”對于封建道德的反抗，它為記錄和命名壓迫和性焦慮觀念提供了一整套詞匯表，由性心理和心理分析構成的“現代”新視角，成為“五四”知識分子個性和“現代性”的標志，把精神分析學說從一種難以證偽的“理論話語”變成實證性的科學話語。而在分析郁達夫等人的頹廢主義時，作者則注意到，頹廢主義作為西方現代性的組成部分，其應有之義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病態反抗，而郁達夫等人在運用頹廢主義時，則摒去了這一意涵，變成反抗封建舊道德的思想武器和文學形式，將個人化的利比多與民族國家和社會意義扭結成充滿張力的隱喻關系。
“五四”時期反傳統和全盤西化的主張在進入二三十年代遭遇一批被作者稱為“新傳統主義者”的質疑和批判。本書以“京派”作家為重點，討論了“新傳統主義者”的現代觀。在目睹了一戰帶來的巨大的災難性破壞之后，無論是晚清激進的改革派(以嚴復、梁啟超為代表)、“新儒家”(如梁漱溟、張君勱)，還是后起的“學衡派”和“京派”，產生了對西方文化的批判性重思。在與“五四”派的論戰中，進化論的線性歷史觀和全盤西化是他們共同批判的對象，認為正是線性的進化主義導致了西方文化的物質主義、軍國精神、唯科學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文化糟粕”，而中國傳統文化在此意義上可以起到“糾偏”的作用。另一方面，作者論述，這些新傳統主義者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排外主義，他們與“五四”派的相似之處在于都認識到從西方角度出發重新思考中國傳統的必要性，為此他們試圖在西方主義和民族主義之外找到一條整合中西文化的道路。而這一中西文化的反思其實也有其西方現代文化的母本(譬如學衡派便從歐美的新人文主義者那里獲得了知識資源)，共同匯入20世紀反現代的現代性反思的洪流中，乃至從屬于致力于吸收東方文化以治愈自身疾病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文明話語，因此，本書認為新傳統主義者比起“五四”西化派反而更有全球化和世界主義色彩。作者通過將這一知識群體與處于全面殖民化的印度比較，闡述正是非正式、多元而混雜的半殖民化為新傳統主義提供了跨國家和跨文化的反思語境。
在對京派作家和理論家的討論中，作者揭示出他們與新傳統主義者相一致的是同樣希望能消除中國和西方、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二元對立，無論是作為理論家的周作人、朱光潛，還是小說家的廢名、林徽因和凌叔華，文學傳統和西方現代主義、地方特色和時代特征的融合而非取代性關系都是他們理論探討和創作實踐的核心問題。因此，京派作家也許不能稱為完全意義上的現代主義，但他們的文學實踐則包含了現代主義的基本內容。例如二三十年代的周作人，已經拋棄了“五四”時期的人文主義進化論觀念，試圖借助于晚明思潮來定義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倡導一種將傳統與現代、個性與共性、地區性與世界性融為一體的“真實的”現代文學。同樣，通過對廢名小說的細讀和美學分析，作者得出結論：廢名小說“既包含了中西協商和相應現代主義文學技巧的跨文化維度，又包含了一種表述理論的哲學美學維度。這種表述理論拒絕承認現實主義，否認真實的和被表述的、客觀的和心靈的、實質的合被反映的之間的差別”[9]，廢名的寫作體現出一種傳統中的現代性和現代性中的傳統“互動影響的美學”[10]。
新感覺主義是本書討論最為著力的部分，作者從對上海的文化地理學分析切入新感覺主義，描繪出30年代上海復雜的政治和文化景觀：急劇的半殖民地現代都市化以及左、中、右對抗而又對話的政治文化語境，使得上海所代表的“海派文化”呈現出搖擺不定、主體分裂的現代性情感。而新感覺派同樣表現出對混合著殖民主義的現代文化的曖昧態度，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對左翼文化的接納和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又享受著資本主義都市所帶來的感官愉悅，并通過對現代工業文明、都市生活和文化工業(如電影和其他大眾藝術)的充滿美學試驗性的“厚描”，以躲避和隔斷各種政治意識形態的侵擾。在此意義上，上海殖民地的恥辱身份、下層民眾的日益貧困化、日趨激烈的階級矛盾和意識形態紛爭，被風格化的現代主義實驗所疏離，新感覺主義者在另一層面上又回到了“五四”一代想像化的世界主義：通過對物質文化的迷醉性表達和對西方都市文化的占有性認同使自身獲得了文化現代性的合法化。
書中還通過與日本的新感覺派比較，來突顯現代主義的風格實驗對上海的新感覺主義的特殊意義。我們知道，上海的新感覺主義移植于日本，而新感覺主義在日本卻是一個短命的文學運動，在進入30年代后，日本的新感覺主義者紛紛轉向軍國化的民族主義。新感覺主義的主將穆時英在一次對話中曾將日本新感覺派的失敗歸結為民族主義和拋棄唯美理想之轉向的結果，卻沒有意識到日本新感覺派本有的與帝國主義深層的共謀關系。[11]相較之下，上海的新感覺派卻試圖抓住這個夢幻的“唯美理想”來疏離被殖民化處境和各種政治意識形態，他們對半殖民化都市畸形的物質文明和日常生活的認同性、炫耀性描寫，同樣隱含著與經過精心包裝的殖民主義相共謀的“政治無意識”[12]。而伴隨著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新感覺派隨即解體，其主要成員各自皈依(施蟄存回歸現實主義，而劉吶鷗與穆時英則因為投靠日本而被暗殺)，反向地引證出新感覺派只是棲身于半殖民地都市語境里的現代主義文化舶來品。
現代主義作為一系列面目各異而又有著內在統一性的美學思潮，它在現代中國的搬演曾經更多地被視為現代文學生程中與現代世界相遇時的一種內在主體化的風格探求，是為挑戰傳統、獲得生長點、從而締造現代中國的民族文學而主動“拿來”與整合的結果。如果像上世紀80年代那樣取一種形式批評的內部研究方法，是很容易得出上述結論的。但正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F.詹姆遜所說，“甚至個人幻想的烏托邦變形也依據集體和人類的命運而得到重寫”，[13]本書在討論現代主義時，始終貫穿著整體性的歷史主義視角，將“外部”的文化批評與“內部”的文本研究有機結合，富有說服力地揭示出一種地區化的半殖民文化語境是如何有力地塑造出現代主義潮流的特殊形態和各自運命的。不過，出于對研究對象的限定，本書未能將新詩與現代主義的關系進入討論。我們知道，如果說現代小說從源流上脫胎于古典白話小說，在語言與美學風格上始終受著傳統小說強有力的影響與制約，因而在對現代主義的引進與運用上呈現出傳統與現代、民族化與半殖民化、地區性與全球性的鮮明的此消彼長的緊張關系，那么新詩自一誕生便是一個現代白話的、自由體的“寧馨兒”，即便是在抗戰的民族主義、民族風格高漲時期，新詩也未改其現代面貌，反而出現了如“七月派”和“九葉派”這樣更為現代主義的群體。因此，如果將新詩進入討論，那么筆者不知道本書所提供的現代主義與半殖民地的動態關系的理論框架是否能更為完整，更富有辯證性的闡釋張力?
（本文原載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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