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從1898年翻譯文學勃興一直到民國初年，翻譯文學始終在中國文壇占有至為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對晚清翻譯文學的研究，仍沒有擺脫以進化論模式為基礎的從傳統到現代的理論框架。本文將以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科幻小說The War of the Worlds(今譯《星際戰爭》)與由心一根據這篇小說翻譯的《火星與地球之戰爭》為例，分析主方與客方語言在敘事、修辭等方面的差異，展現晚清翻譯家在“翻譯”這一東西方對抗場域中如何想象中國與世界，并試圖尋找到一種不再將晚清文學或晚清翻譯文學視為從古代文學走向現代文學過渡階段的新途徑。
感謝作者李松睿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李松睿
另一種進化論
以威爾斯《星際戰爭》的晚清譯本為例
一
從1898年翻譯文學勃興一直到民國初年，翻譯文學始終在中國文壇占有至為重要的地位。僅以小說為例，根據晚清收錄小說最多的《涵芬樓新書分類目錄》記載，當時出版的翻譯小說達四百本，而同時期出版的原創小說則只有一百二十部。而按照錢杏邨的估計，翻譯小說的實際數字則大概是原創小說的兩倍。1908年，東海覺我(徐念慈)發表在《小說林》第七期上的《丁末年(1907)小說界發行書目調查表》，列出該年出版的小說共計一百二十種，其中翻譯小說八十種。有研究者甚至稱：“晚清小說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種以上，而翻譯小說又占全數的三分之二。”[1]翻譯文學在晚清文壇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使得研究者在研究晚清文學時必須處理有關翻譯文學的問題。但目前研究者在處理晚清翻譯文學時通常只在兩個問題上做文章，他們要么探討晚清翻譯文學是否忠實于原著，要么討論晚清翻譯文學如何影響了清末新小說以及后來的五四新文學。前者的研究把翻譯簡單的視為在兩種語言之間尋找對應的語匯，而翻譯的最高成就就是完美無缺的將原文的意思引入到譯文之中。這種研究思路把西方語言及其背后所負載的涵義視為“普遍真理”，翻譯成功與否需要用這一“普遍真理”來衡量，翻譯越接近這一“真理”，就越是“好”的翻譯。在這種思路下，晚清翻譯文學中的錯譯、誤譯、曲譯以及有意刪改等情況，就是翻譯者本身的翻譯水平不夠或者翻譯態度不端正使然。例如《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一書就認為晚清翻譯文學“譯介擇取的良莠混雜、參差不齊，翻譯方式上的意譯風尚，表明當時的文學翻譯的譯者缺乏對外國文學的尊重，而其深層原因就是缺乏明確的文學意識。”[2] 而后者則在研究中更看重翻譯文學的中介意義，在晚清翻譯文學影響了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的意義上，肯定晚清翻譯文學的價值。以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一書為例，該書通過抽取從晚清到五四時期的三百余篇著、譯小說為樣本展開論證，充分肯定了晚清翻譯文學對中國小說敘事模式轉變的推動意義。作者認為晚清翻譯文學中很多誤譯、曲譯以及有意刪改等現象，或是因為翻譯者有意遷就讀者的審美趣味，或是因為翻譯者深陷古文傳統之中無法自拔，抑或是因為翻譯者自身無法理解西方小說中的第一人稱視角、限制敘事等現代敘事形式。在這樣的研究思路下，翻譯文學中的種種“錯誤”，就是中國文學從古代走向現代過程中的必然要走過的“彎路”。我們不難看出，兩種研究思路內部有其相通之處，即進化論思維模式。第一種研究思路把翻譯文學的最高標準視為與原文相同，因晚清翻譯文學與原文之間的差異而視晚清翻譯文學為不好的翻譯、不那么“現代”的翻譯或不“成熟”的翻譯。第二種研究思路則把與西方現代小說的形式要素作為衡量小說是否現代化的標準，因為晚清翻譯文學不夠西方，因而也就不夠現代，于是只能在從古代到現代的“過渡”意義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這種以進化論模式為基礎的從傳統到現代的理論框架之外，我們有沒有可能找到一種替代性的途徑，不再將晚清翻譯文學，抑或晚清文學視為從古代文學走向現代文學的過渡階段呢?
中國翻譯文學史
劉禾在《跨語際實踐》一書的導論中提到，當代南亞的歷史學家已經發展出了一套新的理論模式。這一理論模式避開所謂“過渡”的思想，無論是“從東方過渡到西方，從傳統過渡到現代，還是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3]，轉而關注“對抗”的觀念。在筆者看來，以“對抗”的觀念代替以“過渡”的觀念看待晚清文學，主要有兩個好處：首先，“對抗”不像“過渡”那樣預設了固定的衍變軌跡，即所謂從東方到西方、從傳統到現代以及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等，而是將晚清重新歷史化，把中西方遭遇的時代看成各種力量相互角逐的場域;其次，“對抗”不像“過渡”那樣把“東方”、“傳統”或者“封建主義”等看作被動的因素，而是充分考慮到它們在遭遇“西方”、“現代”以及“資本主義”時的主動性。如果我們不再將晚清翻譯文學視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過渡”，而是將其看作東方與西方遭遇之際的一次“對抗”，那么晚清翻譯文學的面貌將大大改變。從這個角度關照晚清的翻譯文學，那些所謂的錯譯、誤譯、曲譯以及有意刪改等情況，就不是翻譯者的翻譯水平、翻譯態度問題，也不是某種過渡時代的“遺跡”;這些“錯誤”恰恰就是東方與西方遭遇時發生對抗的場所，晚清一代中國人或許就是通過這些抵抗，展開他們對現代中國、現代世界的想象。在本文中，筆者將以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Wells，1866-1946)的科幻小說The War of the Worlds(今譯《星際戰爭》)與由心一(生平不詳)根據這篇小說翻譯的《火星與地球之戰爭》為例，通過分析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在敘事、修辭等方面的差異，展現晚清翻譯家在翻譯——這一東西方對抗的場域——中如何想象中國與世界。
跨語際
實踐
劉禾
二
H·G·威爾斯的科幻小說《星際戰爭》發表于1898年，正值意大利天文學家斯基亞帕瑞利(Schiaparelli)發現火星上的“運河”，歐洲人由此對火星興趣高漲之時。威爾斯在小說中敘述了一場火星人對地球的侵略戰爭：因環境變化而面臨滅絕的火星人侵略地球，他們憑借先進的武器輕而易舉的擊敗了英國軍隊。正當火星人準備向全世界展開攻擊時，地球上病菌輕易的攻破了火星人的免疫系統，使他們全部染病身亡。由于威爾斯在《星際戰爭》中使用限制型第一人稱視角進行寫作，給小說營造了強烈的真實感。根據這部小說改編的廣播劇在1938年10月30日在美國東部播出時，甚至造成上百萬聽眾棄家逃亡。心一根據《星際戰爭》翻譯的小說《火星與地球之戰爭》則最早連載于1907年7月3日到9月8日的《神州日報》上，后于1915年出版單行本。在這一部分中，筆者將根據原文和譯文開頭一段的差異，展開下面的討論。下面兩段引文分別是威爾斯的《星際戰爭》中的第一段以及心一的譯文：
No one would have believed in the last years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at this world was being watched keenly and closelyby intelligences greater than man’s and yet as mortal as his own; that as menbusied themselves about their various concerns they were scrutinized andstudied, perhaps almost as narrowlyas a man with a microscope might, scrutinisethe transient creatures that swarm and multiply in a drop of water. Withinfinite complacency men went to and fro over this globe about their littleaffairs, serene in their assurance of their empire over matter. It is possiblethat the infusoria under the microscope do the same. No one gave a thought tothe older worlds of space as sources of human danger, or thought of them onlyto dismiss the idea of life upon them as impossible or improbable. It iscurious to recall some of the mental habits of those departed days. At most,terrestrial men fancied there might he other men upon Mars, perhaps inferior tothemselves and ready to welcome a missionary enterprise. Yet across the gulf ofspace, minds that are to our minds as ours are to those of beasts that perish,intellects vast and cool and unsympathetic, regarded this earth with enviouseyes, and slowly and surely drew their plans against us. And early in thetwentieth century came the great disillusionment.[4]
(譯文參考采用李家真先生的翻譯：在十九世紀最后那些年里，沒有人會相信我們的世界正被其他智慧生命密切地監視著，這些生命比人類更高明，卻又與人類一樣不能免于一死。也沒有人會相信，為自身各種得失奔忙著的人類正處在他人的審視和研究之下，其仔細程度與人用顯微鏡觀察在水滴中擁擠孳生的那些短命生物時幾無二致。無限自滿的人們為著諸般瑣事在地球上熙來攘往，自以為一切盡在掌握——顯微鏡下的纖毛蟲恐怕也有同樣的感覺。沒有人會去想，宇宙中那些更為古老的星球會成為人類禍患的來源。就算有人想到，也只會斷言那些星球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生命。往昔人們的一些思維習慣，在今天看來真是難以理解。那時的地球人最多只會設想火星上也可能存在別的人類：他們也許比地球人低級，正等著地球人去傳播福音。然而，浩瀚的太空之外還有其他的智慧生命，我們的智慧無法與之相較，正如那些已然絕滅的野獸無法與我們相較一樣。這些智力驚人、冷酷無情的生物用嫉妒的眼光注視著地球，緩慢而堅定地制訂著對付我們的計劃。就這樣，在二十世紀初，一場令一切幻象破滅的大災難降臨了。[5])
《星際戰爭》
"余嘗聞人有自詡之語曰：“萬物人為最靈。”又嘗聞吾白種以天之驕子自稱，自謂最靈。遂謂世間萬物，莫非為人而設。自稱驕子，遂謂雜色人種，但足以供驅策，必消滅之而后已。噫!其亦知地球之外，火星之上，有更靈于吾之人類乎?其人靈于吾，必等吾于獼猴，而必不同類視吾。然則吾將為其犬馬乎?縱或不然，亦決不同種視吾。然則將以吾所施于黑奴者施于吾乎?噫!孰知其猶有甚于是者!其人視吾，直等于螻蟻而已。余幸未死，請為讀我書者敘火星與地球之戰爭。[6]"
威爾斯在《星際戰爭》中以限制性第一人稱的方式來書寫“我”在火星人侵略地球期間的遭遇、見聞。因此小說的敘述者我包含了兩個層次，即今日之我對過去之我的書寫。具體到小說中，就是經歷了火星人入侵地球這場浩劫的“我”對火星人入侵地球這一事件的回憶和描寫。因此小說中“我”的敘述就帶有一種劫后余生的沉重與感傷。在小說的第一段，“我”作為幸存者，對火星人入侵地球之前Man(人類)的懵懵懂懂深表不滿。同時，敘述者“我”見識了火星人科技的發達、力量的強大，感嘆人類的渺小無知并把人類比作“infusoria”(纖毛蟲)或“those of beasts that perish”(已經絕滅的野獸)這類孱弱微小的生物。值得讀者注意的是，小說的敘述者“我”在第一段八句話中，有四句使用了 “No one”、“man” 、“men”等可以指代全體人類的詞匯(小說中提到No one相信某事的時候，也就是所有人不相信某事)作為句子的主語，另外四句中也有兩句使用了“our”、“ours”以及“us”這類復數代詞和復數所有格來指代全人類。也就是說，小說的敘述者在《星際戰爭》的第一段中首先自覺的代表Man(人類)發了一通議論，然后才開始講述自己作為個人遭遇火星人的經歷。在這里筆者不想討論《星際戰爭》的敘述者在使用Man一詞指稱人類時如何想當然的將占人類總數一半的婦女排除在人類以外，筆者只想在這里指出小說敘述者“我”心中的“Man”僅僅包括歐洲人(或歐洲男人)。《星際戰爭》一書中確實提到了諸如“the Tasmanians”[7]等非歐洲族裔，然而在小說修辭上，“the Tasmanians” 是和 “bison”[8]、 “dodo”[9]并置在一起的。這就意味著，小說敘述者提到“the Tasmanians”并不是因為“the Tasmanians”是人類中的一員，而是因為“the Tasmanians” 和“bison” “dodo” 一樣，是因為人類(歐洲人)屠殺而滅絕的物種之一，而“the Tasmanians”本身并不是人類的成員。同樣的，當小說敘述者“我”發現倫敦在火星人的攻擊下成了一座荒城時，他心中的疑問首先是柏林、巴黎是否也遭到了同樣的攻擊。歐洲之外的城市與文明，并沒有進入到小說敘述者的視野之中，更沒有讓小說敘述者牽腸掛肚。從上述例證中我們可以看出，威爾斯的《星際戰爭》是一部典型的帶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的作品，這種歐洲中心主義是通過對歐洲以外的世界進行特殊的修辭處理或遮蔽呈現在讀者面前的。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
在漢語語境中，“人”或“人類”一詞沒有英語語境中“man”一詞那樣帶有強烈的男性中心主義色彩。然而在21世紀初由國內主流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譯本中，歐洲中心主義則被毫無保留的帶到漢語語境之中。上文中提到的幾處歐洲中心主義式的修辭方式和遮蔽方式，也同樣出現在國內主流譯本中。但是在20世紀初，心一先生則通過對《火星與地球之戰爭》的翻譯暴露并瓦解了威爾斯的歐洲中心主義。《火星與地球之戰爭》的第一句話——余嘗聞人有自詡之語曰：“萬物人為最靈。”——中的敘述者“余”和《星際戰爭》中的“我”一樣，將自己看作全人類中的一分子。但《火星與地球之戰爭》的第二句話——又嘗聞吾白種以天之驕子自稱，自謂最靈——就暴露并破壞了《星際戰爭》中隱藏著的“我”、人類以及歐洲人之間的相等關系。在這里，心一直截了當的點明敘述者“吾”的白種人身份，并指出了白種人的傲慢與狂妄。在《星際戰爭》中，敘述者“我”作為一個居住在倫敦郊外小鎮“Woking”的作家，其白種人的身份根本無需加以特別強調，因為歐洲以外的世界從來沒有真正出現在小說里。而在《火星與地球之戰爭》中，人類中既然出現了“白種”，那么很自然在接下來的敘述就中出現了“雜色人種”一詞。在這里，心一通過他的翻譯向讀者表明人類是由“白種”和“雜色人種”構成的，人類并不僅僅是威爾斯書中的歐洲人。由于“遂謂世間萬物，莫非為人而設。自稱驕子，遂謂雜色人種，但足以供驅策，必消滅之而后已”，所以由“白種”和“雜色人種”共同構成的人類的地位高于地球上的“世間萬物”;而在人類當中，“白種”則凌駕于“雜色人種”之上。
以今天的翻譯標準來看，心一的翻譯是以意譯為主的，翻譯不夠準確的以及翻譯態度不夠嚴肅的。這也就意味著心一的翻譯是過渡時代的產物，必然被新的、更準確的翻譯所取代。然而當我們用“對抗”的模式來看待心一的翻譯時，恐怕結論就不會這么簡單。在威爾斯寫作《星際戰爭》的年代，歐洲文明正如日中天，歐洲列強的殖民地遍布整個地球，歐洲社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飛速發展，歐洲文明內部的矛盾與問題尚未暴露，大部分歐洲人都相信歐洲人將在科學、理性的帶領下將走向幸福、美好的明天。那個時代的歐洲人相信，只有歐洲人才能稱得上人，而歐洲之外的人都是土著，等待著歐洲人為他們送去福音。所以威爾斯才會在《星際戰爭》的第一段寫到人類(即歐洲人)會認為外星人要比人類(即歐洲人)更為低等。這是歐洲人用處理與土著關系的方式來看待與外星人的關系。可以說威爾斯在《星際戰爭》的第一段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歐洲人對于世界的想象。在這個想象中，只有歐洲才有人類生存，在歐洲以外的廣袤土地上，則只生活著無數土著，等待著歐洲人傳播福音。顯然，這一歐洲人的想象無法被歐洲之外的人所分享，而翻譯為心一提供了對抗這一想象的處所。心一通過自己的翻譯，戳穿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謊言，否認歐洲人可以盜用“Man”(人類)的名義來指代自己，將歐洲人重新還原為“白種”。
三
如果說，心一這段譯文的前四句挑戰了歐洲中心主義的人類觀，否認歐洲人可以“冒領”人類的頭銜，并指出國際政治中“白種”凌駕于“雜色人種”之上的事實。那么這段譯文的后五句話則再次將已經清晰的指代關系搞混。當小說的敘述人在這段譯文的第五句和第六句中將地球人和火星人作對比時，使用的人稱代詞“吾”指代的是全體人類。然而第七句中的“吾”則又很明確的指代白種人。到了第八句，讀者已經無法分辨出“吾”到底指代的是什么。而在最后一句，人稱代詞則換成了“余”，用以指代小說的敘述人——一位白種英籍作家。
在筆者看來，心一在這五句話的翻譯中出現的指代混亂，并不是因為他翻譯水平不夠或是翻譯態度不嚴肅，而是他通過翻譯來對抗歐洲中心主義時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畢竟《星際戰爭》是一部以限制性第一人稱視角寫成的小說，小說的敘述人又是一位白種英籍作家，因此這位自覺警惕歐洲中心主義的翻譯家在小說的大部分篇幅中不得不以白種人的身份來講述故事。對于現代翻譯家來說，暫時以白種人的身份敘述故事是司空見慣的事，但對心一來說，他似乎因這種身份感到極大的焦慮。這種焦慮是如此的強烈，以至于他不得不跳出威爾斯的原文，增加了一段自己的議論：
"吾方日籌對付雜色人種之政策，其人已踵于吾后，諦察吾舉動，時機一至，戰事將啟。而吾猶日思噬人，效螳螂之捕蟬，豈不大可哀耶![10]"
在這一段中，心一偽裝成小說的敘述者，展開對宇宙秩序的狂想。在引文的第一句中，白種人(即文中的“吾”)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對付“雜色人種”。但正當白種人大肆攫取各種政治經濟利益，剝削壓榨“雜色人種”時，火星人則在白種人后面伺機而動，準備開戰。也就是說，當威爾斯在小說中描寫火星人與地球人開戰的時候，心一將這場戰爭表述為火星人與白種人之間的戰爭。當然在另一種意義上，心一的表述更為準確直接，因為威爾斯小說中的人類，本來指的就是歐洲人。而在引文的第二句話，敘述者“吾”作為遭遇浩劫的幸存者，哀嘆白種人在整天對付雜色人種的時候，不曾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道理。在這里，心一為讀者展開了一幅新的世界圖景：白種人憑借先進的科技凌駕于雜色人種之上，但白種人并不能因此而感到驕傲，因為在他們身后，科技更加先進的火星人正在相機而動。在威爾斯的《星際戰爭》中，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思維模式支配著全書。為了解釋火星人的科技何以高于地球人，威爾斯提供的理由是火星與太陽之間的距離比地球與太陽之間的距離遠，所以火星的形成時間早于地球。因此火星人的歷史比地球人長，也就進化的更充分，科技也就更發達。在威爾斯的邏輯中，進化上的先后直接反應在科技實力的強弱上，從而決定了誰可以支配、統治誰。然而在漢譯本《火星與地球之戰爭》中，心一將威爾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邏輯以及從火星人高于“白種”、“白種”高于“雜色人種”這一進化圖景嫁接到《莊子》中“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典故上，并由此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思維邏輯戲劇性反轉過來。在心一那里，雜色人種、白種以及火星人之間并不是逐漸遞進的權力位階關系，而是一種相對的位置關系。心一承認“白種”確實在科技實力上優于“雜色人種”，并實際統治著“雜色人種”。但心一要強調的是，“白種”不能因為比“雜色人種”地位優越而沾沾自喜，“白種”背后其實還有火星人比他們更加強大。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白種”和“雜色人種”的地位其實是相同的。如果白種人不能認識到這種位置上的相對關系，那么對于白種人來說就是“可哀”的。
在這里，我們看到心一憑借著火星人降臨地球的想象，似乎已經實現了雜色人種世界地位的想象性提升，將雜色人種和白種人放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這樣的想象自然讓第三世界的中國讀者倍感興奮。但心一自己并沒有走得那么遠。清末民初那一代中國人縱能一時展開想象的翅膀，但最后仍落入現實的窠臼。如果我們繼續讀下去，我們會看到：
"然彼為蟬者，螳螂亦不知御，其夢夢實什百于吾矣。[11]"
心一在這里終于清醒的承認，火星人的降臨雖然想象性的把雜色人種和白種人放在了平等的地位上。但這樣的平等并不能改變雜色人種受到白種人欺凌的事實。雜色人種不能抵御白種人的欺凌其實是比白種人不能抵御火星人入侵更為羞恥的事。
嚴復與《天演論》
四
1898年，當歐洲人正因意大利天文學家斯基亞帕瑞利的發現而為火星興奮不已之際，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則因為一本翻譯著作的出版感到震驚。這部著作就是嚴復的《天演論》。嚴復在《天演論》一書中肯定了赫胥黎在原作《進化論與倫理學》中痛加批駁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闡發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思想，震動了當時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物各競存”、“優勝劣汰”、“自強”等詞成為風靡一時的詞匯，進化論則成為思想界議論的中心話題。康有為曾稱道嚴復“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民報》則在《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書》一文中指出：“自嚴氏之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于人心，而中國民氣為之一變。”從此進化論及其社會學翻版正式進入中國的知識語境，并重新改寫了中國人看待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方式。在傳統觀念中，中國是想當然的世界中心，而外國則是有待王化的“四裔”。而在進化論的思維模式下，中國對于世界的想象由空間形態轉化為時間形態。中國成了歷史發展中的一環，且因為種種原因是較為落后的一環;而西方則是先進的一環，也是代表未來的一環。中國人需要做的就是改造中國，改造中國所用的模板就是西方，使中國現代化也就是西方化。
從中國對世界的想象的角度來看，心一翻譯的《火星與地球之戰爭》恰恰與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形成了對話關系。在嚴復那里，中國因遠遠落后于西方列強，在弱肉強食的世界中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國要想生存，必須進行西方式的改革，這樣才能強國保種。然而心一則借著莊子的想象，把進化論推衍至浩瀚太空，在那里，白種(即西方)不是進化的頂點，而和中國一樣，是進化中較為落后的一環。西方人如果因為比中國先進而凌駕在中國之上，那么他們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的無知之徒。
在筆者看來，不管是嚴復通過赫胥黎抒發亡國滅種的焦慮，還是心一借著威爾斯展開對宇宙秩序的狂想，都是通過不同途徑對中國風雨飄搖的現實做出的回應。嚴復承認中國落后于西方，認為傳統中國必須通過西方式的改革“過渡”到現代中國，以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似乎中國人一旦意識到自己的落后，就能通過努力復興國家。但嚴復沒有看到，若中國以西方的方式追趕西方，在西方已經出發在先的情況下，中國不可能追上西方，更不可能超越西方。由是觀之，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過渡”注定無法完成，因為進化論的邏輯已經事先將中國釘在進化的落后一環上。而心一則借著對火星人降臨地球的狂想，執意與進化論邏輯相“抗衡”，拒絕承認白種人凌駕在中國人之上。然而螳螂之所以顯得愚笨，是因為它背后有黃雀存在。但火星人是否存在我們尚無從得知，那么火星人降臨地球則更是縹緲的想象。可以說嚴復和心一分別為我們以想象的方式復興了中國，只不過前者把我們永遠定義為疲憊的西方追趕者，而后者則讓我們永遠等待著火星人降臨地球這一“彌賽亞”式的救贖。可以說直到今天，嚴復的想象始終在中國占據主流話語，我們始終有種現代化的沖動，以擺脫傳統的束縛，擁抱現代的中國。但心一式的想象并沒有像他的翻譯那樣被人忘記，而是成為一股歷史的潛流，不時浮出地表。今天我們聽到的諸如“中國可以說不”、“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或“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另一個版本是二十一世紀是亞洲人的世紀)之類的說法，都是心一式想象的翻版。似乎到了新世紀，人們夸大了心一的狂想，卻忘記了心一狂想后的清醒。
本文原載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注釋
[1]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4頁。
[2]謝天振、查明建主編：《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頁
[3]劉禾：《跨語際實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43頁
[4] H.G.Wells,The War of the Worlds,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6, P1.
[5] H·G·威爾斯：《星際戰爭》，李家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頁。
[6]施蟄存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第11集、第27卷、翻譯文學集二)，上海書店，1991年，第149頁
[7]即塔斯馬尼亞人。居住在澳大利亞東南部的塔斯馬尼亞島上。18世紀英國殖民者將此島變為流放罪犯的地方，島上的土著于1876年被屠殺殆盡。
[8]即美洲野牛。由于人類的泛濫捕殺，一度于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之交(即威爾斯寫作《星際戰爭》時)被認為已經滅絕。
[9]即渡渡鳥。生活在非洲毛里求斯的一種鳥，這種鳥身體肥胖，動作緩慢，不會飛行，味道鮮美，在十七世紀遭到英國探險者的大肆捕殺，由此滅絕。
[10]施蟄存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第11集、第27卷、翻譯文學集二)，第149頁
[11]施蟄存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第
11集、第27卷、翻譯文學集二)，第149頁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