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黨史工作會議。習近平在會議的講話中，對黨史研究和宣傳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就要把握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
2011年1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以下簡稱《黨史》二卷)，較好地體現(xiàn)了新中國最初29年歷史的主題和主線，那就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一個新社會和新國家的過程。盡管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艱難曲折，但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舉世公認的。
習近平在那次會上還特別提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我國“大規(guī)模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代。這個年代有些什么特點，回到當年的文學作品中或許可以感受到。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散文特寫選(1959--1961)(下簡稱《選集》)，記錄了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重現(xiàn)了那個年代的風貌。
“這是一個意氣風發(fā)的年代”
《黨史》二卷對29年黨的歷史取得的偉大成就的表述，主要圍繞6個方面展開。其中第三個方面是關于開展大規(guī)模經濟建設，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內容。這些內容強調了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兩彈一星”等科研成果集中展現(xiàn)了我國科學技術取得的重大成就。第四方面是關于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即在社會主義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導下，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得到蕩滌，良好的社會風氣和健康文明的新道德逐步形成。同時《黨史》二卷還認為，最能體現(xiàn)這個時代精神風貌的時期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前半期，《黨史》二卷是這樣描述的：“帝國主義越是封鎖，國民經濟越是困難，人民卻越是團結在黨的周圍。這是因為，人民群眾堅信，黨所代表的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發(fā)展工農業(yè)生產，改變貧窮落后面貌，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一個艱苦奮斗的年代，一個樂于奉獻的年代，一個理想閃光的年代和一個意氣風發(fā)的年代。這種時代性的社會風尚和思想氛圍，給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散文特寫選》。
《選集》共編選了48篇文章，是從全國報刊推薦出來的一百多篇散文中挑選的。其中有7篇是革命回憶錄，其他41篇都是反映當時的現(xiàn)實生活的，其作者是以文學家為主的社會各界人士，大都為知名人士。這些作者“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想，所信，所調查和所理解的東西露布給讀者”，“讀了他們的東西，使我們受到鼓舞，增長了知識，擴大了眼界，又好象到了他們行蹤所至的地方游歷了一遭。”(見《文集》的周立波作的《序言》)周立波還強調說：“在這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的時代，我國廣大的人民，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舉起了三面紅旗，克服了重重困難，創(chuàng)造了征服了自然的種種樣樣的奇跡。這種光輝燦爛的現(xiàn)實，給作家們提供了無限豐富、極其廣泛的題材。”“描述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特寫決不能仰仗虛構。它和小說、戲劇的主要區(qū)別就在這里。”
松樹的風格：共產黨人的風格
松樹，在那個年代，總是被比喻成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jié)。一曲由著名音樂家李劫夫創(chuàng)作的《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本來是建國之初電影《星星之火》的插曲，到了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更加流行起來。每當有群眾活動時，“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他好比大松樹冬夏常青……”的歌聲常常會響起來。
《松樹的風格》的作者陶鑄，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他于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49年開始，陶鑄在中南地區(qū)工作達17年之久。在這17年中，大部分時間是在廣東度過。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領導下，新中國建立后十余年間，廣東省的工農業(yè)生產和各項事業(yè)迅速發(fā)展，南粵大地呈現(xiàn)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松樹的風格》
1958年冬天，陶鑄在從英德到連縣出差途中，沿途看到松樹郁郁蒼蒼，生氣勃勃，傲然屹立。這種人人都可以看見的松樹，卻引發(fā)了人人不一定能有的感想。陶鑄提筆夾敘夾議，通過對松樹形象的生動描寫和對松樹風格的高度贊美，熱情地謳歌了共產主義風格和具有這種風格的人。這種風格就是為人類做到“粉身碎骨”。他寫道：“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日子里，多少人不顧個人的得失，不顧個人的辛勞，夜以繼日，廢寢忘食，為加速我們的革命和建設而不知疲倦地苦干著。在他們的意念中，一切都是為了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為了迅速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面貌，為了使人民的生活過得更好。這又不由得使我們想起松樹的崇高的風格。”
這篇作品也是當年許許多多共產黨人模范作用的寫照。《選集》中的《英雄列車》一文展現(xiàn)了危難之中的共產黨員的奮勇當先，舍己救人的崇高風格。1959年7月22日，正在行駛的沈陽至北京12次特快列車被洪水困在遼寧省綏中縣境內前衛(wèi)至高嶺間。一困就是3天3夜。在以乘警、列車黨支部書記李日奎和列車長、黨支部副書記張敏媛，還有跟班勞動的列車段黨委委員關錫謙的領導下，克服斷糧斷水種種困難，將列車上僅有的和飛機空投的食品全部供應給旅客，自己則忍饑挨餓，不僅保護了全車612名旅客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還搶救出了當?shù)?50多名災民。特別是當列車自身難保，看到大批災民“直奔列車涌來”時，張敏媛冒著“都完了”的危險，“突然喊道：‘停車救人!’”同樣一句話，在同一時間里，李日奎也喊了出來。“喊聲未斷，列車行李員、共產黨員梁國治當先沖出車廂。緊接著，乘務員中好多黨團員，也先后跳下車去……。”車上的旅客、沈陽音樂學院院長李劫夫向列車黨支部建議，把旅客中的軍人和政府工作人員組織起來，召開旅客代表會議，重點照顧好老人、婦女和兒童……黨支部采納了這位老黨員的建議。《選集》作序者、著名作家周立波點評道：“這種集體的英雄行動，正是我們的國家的普遍的典型的新興的風氣。”
以景抒情： 勞動創(chuàng)造美
當今流行的“中國夢 勞動美”和那個年代的贊美勞動創(chuàng)造美是一脈相承的。
楊朔是當年獨樹一幟、卓有成就的散文作家。他善于在一片奇景、一幅花草的素描里再現(xiàn)當時的生活，也能因此展現(xiàn)祖國艱難的過去和光輝的未來。《茶花賦》托物言志，借詠嘆春日茶花之美和用汗水栽培出絕色好花的能工巧匠，熱烈地贊頌了社會主義祖國欣欣向榮的嶄新面貌和整月整年勞心勞力建設祖國美化生活的人民。被譽為是一曲熱愛、贊美社會主義祖國的頌歌，一首情文并茂的好詩。
作者稱“久在異國他鄉(xiāng)”，思念祖國心切，想請一位丹青能手把祖國的容貌畫出來，帶在身邊。后作者在昆明觀賞了茶花之后，產生靈感，找到了最能體現(xiàn)“祖國面貌特色”的畫物：茶花。作者以茶花為寓意對象，先把它放在百花之中作比較，發(fā)現(xiàn)茶花春色最濃，生命力旺盛。從它的美麗姿態(tài)上，可以看到祖國的青春健美;從它飽含春色上，可以感到祖國的欣欣向榮;從它生命力的旺盛，可以使“祖國萬歲”的祝愿在胸中油然升起。
◆楊朔
作者寫道：“我不覺對著茶花沉吟起來。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勞動創(chuàng)造的。是誰白天黑夜，積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澆著花，像撫育自己兒女一樣撫育著花秧，終于培養(yǎng)出這樣絕色的好花?應該感謝那為我們美化生活的人。”接著，他寫到這里的花匠普之仁，稱贊道：“他就是這樣一個極其普通的勞動者。然而正是這樣的人，整月整年，勞心勞力，拿出全部精力培植著花木，美化我們的生活。美就是這樣創(chuàng)造出來的。”
《花城》是著名作家秦牧的代表作之一，其場景是“燈光花色，一片錦繡”的廣州花市。閱讀此文，不但可以盡情領略到1961年廣州春節(jié)“花香十里”的盛況，而且可以增加許多社會和歷史方面的知識。秦牧是一位能將藝術性、思想性、知識性和趣味性結合在一起的高手。
◆秦牧的代表作《花城》。
文章開篇就節(jié)奏歡快，色彩明亮：“一年一度的廣州年宵花市，素來膾炙人口。這些年常常有人從北方不遠千里而來，瞧一瞧南國花市的盛況。還常常可以見到好些國際友人，也陶醉在這東方的節(jié)日情調中，和中國朋友一起選購著鮮花。”“(今年)如果把幾個花市的長度累加起來，‘十里花街’，恐怕是名不虛傳了。”接著就介紹了春節(jié)的民風民俗，并且引領讀者看到社會習俗的變遷，特別是春聯(lián)從內容到形式再到功能的歷史變化。當筆端回到眼前時，他寫道：“在舊時代綿長的歷史中，能夠買花的只是少數(shù)的人，現(xiàn)在一個紡織女工從花市舉一株桃花回家，一個鋼鐵工人買一盆金桔托在頭上，已經是很平常的事情了。聽著賣花和買花的勞動者互相探詢春訊，笑語聲喧，令人深深體味到，億萬人的歡樂才是大地上真正的歡樂。”作者認為，這種歡樂，來自于新社會移風易俗，因而形成了新的社會風尚，革除了過去的“賭博、酗酒”陋習以及“千奇百怪的禁忌”。養(yǎng)花種草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一種新的時尚。
徜徉花市，作者感到了人類改造自然威力的巨大，想到了各地的勞動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歷史文明的豐功偉績。因此，他最想做的就是“贊美英勇的斗爭和艱苦的勞動，也贊美由此而獲得的幸福生活”。
今昔對比：《憶個舊》和《憶西榆林》
文學大師、“人民作家”巴金的《憶個舊》和著名文化人韋君宜的《憶西榆林》，是《選集》中反映當時城鄉(xiāng)風貌的兩篇力作。特別是《憶個舊》，至今仍為人稱道。
云南的個舊，曾是中國最大的錫城。在舊中國，殖民者源源不斷地這里開采出礦石，冶煉成錫錠運往歐美各國。這些錫錠是千千萬萬“砂丁”，也就是礦工用汗水、鮮血，甚至生命換來。因此，個舊這個錫城在舊中國被稱為“死城”。
出生于大都市的巴金，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前，并不知道云南個舊竟是這樣的人間地獄。是他的朋友向他講述了個舊砂丁的悲慘生活，激起了他極大的同情和憤慨。一貫敢講真話，燃燒著文學家良知的年輕巴金，憤然寫下了他第一部直接反映個舊礦工生活的中篇小說《砂丁》，發(fā)表后立即在讀者中產生了強烈的震撼與共鳴。他也由此與個舊結下了不解之緣。
1960年3月中旬，巴金來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個舊，他要親眼看看當年的砂丁怎樣成為礦山的主人。回到上海后，他抑制不住心頭的激情，于3月25日在他主編的《收獲》第三期發(fā)表了散文《個舊的春天》，向全國廣大讀者報道錫都的巨大變化和自己的心路歷程。同年5月，他到杭州。當看到西湖的清波時，迅速勾起了他對他在個舊下榻的金湖賓館旁邊的金湖的懷念，意猶未盡，寫出了《憶個舊》這篇膾灸人口的散文。
◆1960年底，巴金于成都留影。
解放后的中國，在巴金的眼中，處處是“春回大地”的景象。在《憶個舊》中，巴金稱他在來個舊前，就做過“春滿錫城的好夢”。因此，當他踏上個舊的土地后，“個舊的春風輕輕地拂去我臉上的塵土，金湖用發(fā)光的笑臉歡迎我……我心里多么高興。‘死城’的確變活了。”
巴金用筆記錄了一幅激動人心的畫圖：“死城”已經迎來了自己的春天，成了一個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嶄新城市。“現(xiàn)在我親眼看見的卻是萬里晴空，陽光遍地，滿街振奮人心的標語和壁畫，人們唱著歌在勞動，人們唱著歌曲去上班，過去充滿吵鬧和吆喝聲的賭場沒有了，代替它們的是陳列日用百貨的大樓和供應精神食糧的新華書店;過去充滿嘆息和呻吟的‘伙房’沒有了，代替它們的是一幢一幢三層樓的工人宿舍;礦山上那些過去的‘蛇洞’沒有了，代替它們的是寬大的坑道，和開闊的露天礦場。”
從《憶個舊》中，讀者可以看到作者的忙碌的身影：現(xiàn)場參觀，拜訪領導;邀請當年的老“砂丁”促膝談心，聽他們暢快地說起礦山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召開文學青年愛好者座談會，了解到共產黨員李鑫在礦山從事工人運動時的事跡。當他觀看了“礦工今昔展覽室”后，深切地感到當年礦山工人所遭受到的種種壓迫和折磨，比他寫《砂丁》時所能想象的還要悲慘。而今天，“在個舊和在我的祖國的其他地方一樣，不僅變化多，變化大，而且年年在變，月月在變，天天在變。數(shù)不清的人在為這些大大小小的變化努力!到處都是熱浪滾滾的沸騰生活!”
在這篇散文中，回顧過去和展望未來是兩個亮點。回顧過去，他當時似乎看到金湖對面的老陰山“現(xiàn)出一個高大的身形”，那就是當時深入礦山從事地下工作的中共云南特別支部創(chuàng)建人李鑫。后來李鑫和其他三位同志被反動當局逮捕并英勇就義。巴金寫道：“他們死得非常勇敢，一路上不斷向群眾宣傳：‘只有共產黨才是真正為人民謀利益、謀幸福的黨……’”在離開個舊前十個小時，巴金在賓館看了反映“砂丁”生活和斗爭的電影《錫城的故事》，但留下了莫大的遺憾，“在銀幕上沒有看到李鑫的形象”。
展望未來，巴金寫道：“未來的確太美好了，我們不需要大膽的設想，也可以為這個遍地黃金的錫都，安排一個無限光輝的前程，眼前這個小小的金湖，有一天也會像西湖一樣的美麗，那樣地全國知名。”
順便提一下，21年后的1981年，巴金又在《個舊文藝》上發(fā)表了一篇深情的回憶文章《我與個舊》，再次表達了他與個舊、與云南的深厚情緣。2003年，國務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榮譽稱號。個舊市政府也在巴金百歲華誕之際，在美麗的金湖畔為他立了一尊塑像。這座由個舊市建設局全體職工捐資興建的塑像高2.6米，黑色花崗巖底座的正面是巴金先生生平簡介，兩側分別鐫刻有巴金先生《個舊的春天》《憶個舊》兩篇散文的片斷。
韋君宜是著名的女作家，解放后長期在報社、出版社擔任領導工作。《憶西榆林》是她從下放地北京附近的人民公社回來后寫的回憶散文。
◆韋君宜一家合影。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下放干部進行勞動鍛煉的指示》，號召干部隊伍中的年輕干部，到工廠、農村去參加體力勞動，到基層去參加實際工作。韋君宜自愿響應，并擔任了下放大隊長。雖然在那里只有一年時間，但給她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她在《憶西榆林》中首先說道：“現(xiàn)在回想起來，就越覺得自己那個社真叫人想念。”為什么呢?因為“那實在是個好地方，不是我夸它，那里簡直不像農村，像個大花園!”
作者描寫了這個“大花園”的方方面面。首先是一道清流環(huán)繞著全村，這是全村人齊心合力辛勤勞動挖出的水渠。那些社員們曾經是白天忙了一天，晚上還挖渠到十點多鐘。這條渠不但澆灌了四圍的果樹，還可以提供給遠處的稻田。稻田的西北是官廳水庫，社員們組織了打魚隊。西榆林的果品和魚，除了自己消費外，還銷往北京和河北等地。其中海棠籽是供應全國的。“西榆林的花，西榆林的果樹，西榆林的稻田、鮮魚，另外還有個著名的豬場。你說，有哪一點不及江南?當然，最好的還是這里的人，這一派風光全是這些人親手創(chuàng)造的……在滿地黃沙的長城外畫出了這么美麗的一幅圖畫!”
改革開放以后，有的人在談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作品時，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那是一個“民生凋敝”的苦難年代，因此斷定那些作者不敢正視現(xiàn)實，而是粉飾現(xiàn)實。顯然，這種判斷是缺乏依據(jù)的。假如說，筆者在此強調是“假如”，那些作者在那個年代有壓力，那么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大膽放言也好，敢于直言也好，都完全不是問題了。
事實也是這樣，改革開放以后，很多回憶性質的作品問世，至今仍熱流不斷。但良莠不齊、泥沙俱下的現(xiàn)象也在所難免。不過，有兩部回憶錄是值得一提的。一部是巴金的《真話集》，另一部是韋君宜的《思痛錄》。順便說一下，對于巴金的回憶錄，很少看到引起爭議的文章。而《思痛錄》則引起了某些當事人的質疑，甚至直言“造假”。關于這方面的內容，因與本文關系不大，在此不贅。
巴金與個舊結下的終生的情緣已經可以說明他當年并沒有“看走眼”或者是“粉飾現(xiàn)實”。韋君宜在《思痛錄》中專門談到了在西榆林村的那段經歷。她寫道“當水果全部開花的時候，果林燦爛如錦繡。而縣委很樸素，一直住著民房，所有書記出門都騎自行車”。當時她和同事們的心情也都是充滿正能量的：“我真的愛這個縣，我們都愛這個縣。詩人鄒獲帆、田間的下放地點都離我不遠。 我們用揚水站的水，初步開辟了稻田。田間的妻子葛文親自跑到白洋淀去請種稻的師傅，我們和村民一起學種稻。我們不會種，村民和我們一樣不會種。秧插得歪七扭八。大隊長高江云學得快，到底是農民出身，我不如他，但是我比那些農村婦女強一些。她們連脫襪子下水也不敢，大家嘰嘰嘎嘎笑著在水里亂蹚，亂插。但是， 最后還是插好了一大片地，一望綠油油的一片，人人心里愉快。 ”這些內容可以說明，她在《憶西榆林》中寫的，既是她的親眼所見，也是她真實感情的表達。
當然，在《思痛錄》中，韋君宜也寫到了后來由于大家“的確是發(fā)了昏”，造成了“大躍進”那樣的嚴重曲折。人民公社大食堂被“吃垮了”、揚水站由于電費太貴而廢棄了、鐵廠也關門了，豬場的豬大量死亡，干部在寫關于“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干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的檢討……，等等。這方面的內容，可以作為我們全面認識那個年代的一個補充。但總的來說，在那個年代，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光明面始終是占主導地位和主要地位的。也正因為如此，《黨史》二卷才在把那個年代取得的成績定位于“偉大”和“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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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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