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是1927年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毛澤東第一次實踐“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就在這天，與潘心源途經瀏陽張家坊時，毛澤東被清鄉隊抓住，押送團防局處死。他從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
后來他對斯諾說起當時的情況：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槍斃我對他們并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卻不允許。因此我決定設法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機會。我一下子掙脫出來，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們在追蹤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用手接觸到他們。盡管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任何希望，認為自己一定會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沒有被他們發現。
最后，天近黃昏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徹夜趕路。我沒有穿鞋，腳底擦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友善的農民，他給我住處，后來又帶領我到了鄰縣。我身邊有七塊錢，用這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最后安全到達農民武裝那里的時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集建黨、建軍、建國之譽于一身的毛澤東，竟然差點就讓民團的清鄉隊解決了。
第二個是1935年9月9日，毛澤東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長征途中，紅軍面臨分裂的危險時刻。
如果說1927年的9月9日是個人生命的危險。1935年的9月9日則是丟失蘇區之后，長征走到最艱難的時刻，中共中央和工農紅軍不是因敵人包圍，而是因內部分裂面臨覆滅的可能。在紅軍總部的朱德后來也回憶道，革命生涯中經歷過多少坎坷，多少困難，但從來沒有像這次那樣心情沉重。
中共中央決定與四方面軍分離，緊急北上。9月10日凌晨，萬籟俱寂。毛澤東等人率三軍團、紅軍大學出發。楊尚昆回憶三軍團受命于凌晨2時出發。前敵指揮部作戰室墻上有一張地圖掉在地上，葉劍英把這張地圖放在自己的背包里。
葉劍英則回憶說：“我預先曾派了一個小參謀叫呂繼熙，把甘肅全圖拿來。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來后，把大衣一穿，從床底下把地圖拿出來，就往外走。我先到蕭向榮那里，他也剛起來。我告訴他，趕緊把地圖藏起來，并說，這張地圖你可千萬要保管好，不要丟了，這可是要命的東西。當時，全軍只有一份甘肅地圖。我交地圖給他的時候，離兩點還有五分鐘。”
10日凌晨，前敵總指揮部得知一方面軍單獨北進，急電張國燾。張國燾于凌晨4時致電中央，稱已得悉中央率三軍團單獨北上，表示“不以為然”;仍堅持南下，拒絕北上。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回憶說："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底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志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接著，前面的部隊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已經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
何畏當時在紅軍大學，他跑來問：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陳昌浩說：我們沒下命令，趕緊叫他們回來!發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鐘頭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么辦?
我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也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作了答復，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后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志維護團結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敵指揮部開了鍋，人來人往，亂哄哄的。我心情極壞，躺在床板上，蒙起頭來，不想說一句話。
陳昌浩十分激動，說了些難聽的話。中央派人送來指令，要我們率隊北進;陳昌浩寫了復信，還給張國燾寫了報告。也不同意紅軍打紅軍的陳昌浩，在那封給彭德懷的信中火氣十足："胡為乎幾個人作惡，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敵”，“吾兄在紅軍久經戰斗，當揮臂一呼，揭此黑幕”，“立即率隊返回巴西”。(詳見徐向前《歷史的回顧》)
彭德懷把陳昌浩的信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打個收條給他，后會有期。彭德懷問毛澤東：“如果他們扣留我們怎么辦?”“那就只好一起跟他們南進吧!我想他們總會覺悟的。”北進中再次出現險情。險情出自徐向前回憶中何畏向陳昌浩的報告。
何畏是紅軍大學政委。陳昌浩從他那里知道紅軍大學也跟著北上了，立即命令他們停止前進。紅大的學員主要來自四方面軍，接到命令便停了下來。毛澤東等人走在紅大前面，見他們停下來了，便也停下來，想問個究竟。
來傳達命令的是紅大教育長李特。李特當過四方面軍司令部副參謀長，脾氣急躁，身上從不離槍。他帶著人追趕上來，問毛澤東：張總政委命令南下，你們為什么還要北上?跟隨李特的幾個警衛員，手提駁殼槍指頭按著扳機，氣氛十分緊張。
毛澤東冷靜地回答：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勢，看是北上好，還是南下好;南邊集中了國民黨的主要兵力，北面敵人則較薄弱，這是其一。第二，北上我們可以樹起抗日的旗幟。說到這里，毛澤東話鋒一轉，對李特說：“彭德懷同志率領三軍團就走在后面，彭德懷是主張北上，堅決反對南下的，他對張國燾同志要南下，火氣大得很哩!你們考慮考慮吧!大家要團結，不要紅軍打紅軍嘛!”
在此兩軍對峙、千鈞一發之時，毛澤東再次抬出了彭德懷。李特脾氣暴，彭德懷脾氣更暴。彭德懷在紅軍中有猛將之威，這一點連李特都十分清楚。毛澤東這些話使他不能不有所顧忌。李特沒有輕舉妄動。他只是帶回了紅大中四方面軍的學員。毛澤東對這些又將南返的學員說：“你們將來一定要北上的。現在回去不要緊，將來還要回來的，你們現在回去，我們歡送;將來回來，我們歡迎。”
南下的紅大學員，在毛澤東的視野中遠去了。北上的毛澤東，在紅大學員的視野中遠去了。會師剛剛三個月的兩支主力紅軍，在北上大門之前分道揚鑣。由此把第二個9月9日，深深澆注進毛澤東的生命。
第三個9月9日，是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這天下午4時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逝世。
今年9月9日，是一代偉人毛澤東主席逝世41周年紀念日，為深切緬懷毛澤東同志豐功偉績，特發表此文以示對毛主席的懷念與敬仰之情。
附：金一南：毛澤東居功至偉（摘要）
邊緣性的力量，從中國政治舞臺的邊緣走到東方政治舞臺的中心，靠的是領袖人物的歷史自覺，其中毛澤東居功至偉。
雖然現在非議他的比比皆是，從大學課堂上再到網絡、微信上。但是我認為，毛澤東這個名字，永遠與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緊密聯系在一起，除非你解散這個政黨，打敗這支軍隊，顛覆這個國家，否則你抹不掉這個名字。
毛澤東是什么人?是共產國際指定的領導人?不是。是上一任領導人指定他接班的嗎?也不是。
他長期處于中國共產黨的邊緣，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建黨，到1935年遵義會議選擇毛澤東，經歷了多少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博古，我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蘇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導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撞得鼻青臉腫，磕得頭破血流。
1935年遵義會議對毛澤東的選擇，不是山頭妥協的結果，不是利益集團平衡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對勝利的選擇。斗爭實踐證明，只有毛澤東的道路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唯一道路，不是唯二的，不是還有一條道路也能勝利。全試過了，沒有!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所有領導人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解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這個中國革命最根本的問題的人。
毛澤東當年把隊伍拉到井岡山，探索中國革命勝利道路，黨表彰他了嗎?黨處分他!秋收起義讓你打井岡山了嗎?讓你打長沙，你卻帶兵逃跑，這是嚴重的右傾主義錯誤，就把他開除了。但是被開除了，毛澤東還是繼續干，不像我們今天，開除了就不干了。毛澤東被三次開除中委，八次受到嚴重警告，但是還是繼續在干。因為他身上有最珍貴一點，就是有深刻的歷史自覺。
什么叫歷史自覺?第一，是對社會運行規律的深刻領悟;第二，是對歷史發展前景的主動營造。毛澤東終其一生都是這樣，從來不相信命運的擺布，從來不甘愿受到規律的左右，從來主張“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從來不安于現狀要改變現狀。
就是這種強烈的歷史自覺，使他從一個普通的湖南農家子弟，變成了新中國，暨建黨建軍于一身的歷史巨人，否則毛澤東充其量只是湖南鄉村的一個教書匠而已。這種歷史自覺不但極大地改變了本人的命運，也極大地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中共沒有好運。但倘若真要說有的話，那就是擁有這樣一批抱有極大的歷史自覺的領導者，毛澤東就是這樣居功至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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