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還就曹魏宗族問題進行了闡述,雖然對曹魏宗族多有丑化,但這是個好問題。如何管理宗族、外戚確實是君主專制體制的一大難題。在政治體制不成熟的時代,掌握平衡非常困難。一旦出現孤兒寡母執政的情況,均勢就會被打破,政局就會失控。但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一些重大改革也是少年天子做出的,讓一切變得玄妙。
漢武帝劉徹就是這樣一位少年天子。他繼位時,以竇太后為首的宗族勢力分外強大。漢武帝靠建立自己的外戚班底來扭轉乾坤,衛青、霍去病成為漢武帝攻城拔寨的利器。另一個起決定性作用的舉措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方面爭取到了儒家集團這個強大外援的支持,另一方面掌握了意識形態大權,皇帝真正成為了九五之尊。而漢武帝抓住的契機就是與匈奴的對外戰爭。他成功了,他開啟了一個新時代。
但到了漢武帝晚期,他也面臨衛氏、霍氏宗族勢力強大的新難題。他用起了老辦法,提拔李廣利,打壓衛青。但李廣利不爭氣,毀掉了漢武帝的騎兵精銳,投降匈奴。最后,漢武帝在巫蠱之禍中親自上陣,廢黜了戾太子。也讓后漢武帝時代國家陷入動蕩之中。
其實問題的根源還在于經濟上。漢武帝時代開辟了絲綢之路,為整個上層集團帶來了大批的財源。作為新晉勢力的儒家集團熱烈擁護漢武帝的對外戰爭,以桑弘羊為首的大臣支持鹽鐵國有的政策。這使得漢武帝能夠集中國之力解決匈奴問題。但一切大功告成之后,儒家集團就會為皇帝帶上緊箍咒,以維護自身利益。鹽鐵看似收歸國家,其實控制權掌握在桑弘羊等強力大臣手上。有了強大的財權,結黨營私成為大臣們的現實選擇。從此中國土地兼并嚴重,普通百姓到了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王莽開始是想改革弊政的,但后來他發現他缺乏財力,反而開始濫發貨幣,從此一發而不可收。王莽收歸財權的做法,遭到了整個統治集團的反抗,他也被永遠被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后來的東漢皇帝是弱化的皇帝,他們無法改革金融財政,使得一切還是在舊有軌道上運轉,國家的真正權力還在豪門大族手上。皇帝沒有錢怎么辦呢?歷史上一再發生的事情就是皇帝賣官鬻爵。所以,皇帝賣官不是一個單純的事件,而是說明此王朝的政治經濟體制存在嚴重的問題。清朝中后期也是如此。這終于導致了東漢末年宦官集團與士族集團激烈的對抗,導致了整個政治體制的崩潰。其實也好理解,是可忍孰不可忍,堂堂皇帝只能夠依靠賣官弄錢。經濟法則也說明,以后的官職只能越來越貶值,皇帝養不起老婆,也是要造反的。
但更加要造反的就是老百姓了。從黃巾起義以來,農民起義的規模是越來越大,無法遏制的,這說明老百姓被折磨到了極限。天下爭霸的結局是走到了三國,曹操、劉備、孫權真正的力量來源是底層百姓,他們符合這個歷史大趨勢。而何進、董卓、袁紹等舊有勢力代表則走向了終結。但魏蜀吳建立之后,都不可避免的發生了政治傾覆事件,曹氏更是被司馬氏取而代之,不得不令人深思。
為何天下歸魏呢?從曹操開始進行的屯田制是一大改革舉措,是從經濟上改變從漢武帝以來經濟弊政的一大舉措。從此中原地區生產得到恢復,人民獲得安樂,中原地區的潛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恢復。由于這是最為深徹的變革,所有魏國朝堂的政治角力也是最殘酷的。曹操、曹丕一以貫之的執行了這項利國利民的國策,區別在于,曹操親自領導這場改革,而曹丕則是假司馬懿之手實施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曹丕這一聰明的做法實則最愚蠢,天下人心盡歸司馬氏,曹魏失去了統治基礎,司馬氏代魏也是順理成章了。吳蜀兩國繼承的是漢朝的舊制度,也淪落到漢朝的舊結局上,在統治集團的內斗中煙消云散了。
曹操、曹丕是政策的規劃者,司馬懿只是執行者。作為豪門大族代表的司馬氏,一旦大權在握之后,就很容易廢棄曹魏的屯田制。九品中正制才是他們喜歡的東西,加上一點玄學,加上一點孝道,調制而成的雞尾酒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飲品。萎靡頹喪的貴族階層重新奏起“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舊調,導致了中國歷史上非常重大的災難。現時代的人還在學習《二十四孝》,不是很無知嗎?那里面的故事殘酷非常,缺乏人性,這也反映出那個時代為了出人頭地,視人命于草芥的現實。試想一下,做出《二十四孝》描述的那些事的人,對待老百姓又會怎樣呢?三國時代,一呂二趙三典韋的傳說還在流傳。到了南北朝,府庫兵開始成為戰爭主角,屯田制、均田制得到了真正的貫徹,中國才真正走向了新時代,中國迎來了大唐。
劉徹、曹操、孝文帝才是真正的改革家,他們改變了中國,他們是能夠對話的。司馬懿只是一個撿漏者,并無經天緯地之才,他做到了制人,但并沒有勝天。還是王陽明總結的“主體性、適應性、創造性”最為深刻,但只可惜“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最后,他們都敗給了時間。改革做不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境界就是很危險的,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值得我們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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