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大傳》第160-161章（第四卷 風流人物）

 “美國政府是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以防國民黨

在抗日戰爭結束后打內戰。”

話說1944年6月30日，丁玲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報告文學《田保霖》，文中敘述了陜北靖邊縣城區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先進事跡。

歐陽山在同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了報告文學《活在新社會里》，文中記述了合作英雄劉建章的事跡。

1944年7月1日早晨，毛澤東看了丁玲寫的《田保霖》和歐陽山寫的《活在新社會里》這兩篇報告文學，立即寫信給兩位作者：

丁玲、歐陽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合作社會議要我講一次話，毫無材料，不知從何講起。除了謝謝你們的文章之外，我還想多知道一點，如果可能的話，今天下午或傍晚擬請你們來我處一敘，不知是否可以？

敬禮！

毛澤東

7月1日早

這天上午，住在延安南門外邊區文協的丁玲、歐陽山接到了毛澤東這一封書法甚佳的親筆信，他們非常高興，也非常激動。

下午傍晚時分，丁玲和歐陽山來到棗園毛澤東住處晤談。毛澤東留他們吃晚飯。席間，毛澤東對丁玲的新作仍贊不絕口，他說：

“我一口氣讀完了《田保霖》，很高興。這是你寫工農兵的開始，希望你繼續寫下去。為你走上新的文學道路而慶祝。”

毛澤東也同樣鼓勵了歐陽山。飯后，他與丁玲、歐陽山二人談了許多合作社方面的問題。

晚9時，賓主盡歡而散，毛澤東送走了兩位客人。

后來，毛澤東還在高級干部會議上和不同的場合表揚了丁玲，他說：

“丁玲現在到工農兵當中去了，《田保霖》寫得很好。作家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出好文章。”

丁玲對于毛澤東的贊揚很清醒，她說：“這是毛澤東鼓勵我，為我今后到工農兵中去開放綠燈。他這一句話可以幫助我，使我通行無阻，他是為我今后寫文、作人，為文藝工作，給我們鋪平一條平坦寬廣的路。這不是為我一個人，而是為許多的文藝工作者。”

以后，毛澤東又讀了丁玲的《三日雜記》，文中記述了丁玲深入農村時，到一個叫柳拐子的村長家里，與這位村長的老婆躺在一個炕上聊家常的情景。毛澤東見到丁玲時高興地說：

“哎！丁玲，你能夠和柳拐子婆姨聊天了。”

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軍發出《關于整訓部隊的指示》，指示說：

“為了適應我軍發展、準備戰略反攻及對付國民黨可能發動突然事變的需要，整訓現有部隊，把我軍的軍事訓練與政治工作極大的提高一步，為軍隊將來發展一倍至數倍準備條件。

軍事整訓就是練兵，應以技術為主、戰術為輔，并總結帶兵、用兵與養兵的經驗。”

7月1日和2日，蕭三所著的《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文，連續發表在《解放日報》上，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

毛澤東看到后，幾次傳話讓蕭三停止寫他個人。毛澤東還親自當面勸蕭三多寫群眾。蕭三分辯說：

“我這是自己補課，并且寫你和黨的斗爭，二者是不可分的，有重大教育意義。”

毛澤東聞言，便不做聲了。自此，蕭三成為黨內研究毛澤東生平的第一位專家。

7月4日，毛澤東為慶祝美國獨立168周年，與朱德設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國僑民和中外記者團。晚上，毛澤東又出席了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禮堂舉行的慶祝晚會。

這天晚上，毛澤東為準備和安排美軍觀察組飛機在延安降落的問題，致電林伯渠、董必武，告知他們飛機在延安機場降落時應注意的事項，包括雨季飛機不能超過的重量，跑道的長度、寬度和降落方向及機場標記等。

7月初，延安評劇院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成立了由編導室任桂林、魏晨旭和李綸組成的《三打祝家莊》創作小組，他們從毛澤東那里借來了120回本的《水滸傳》，又請齊燕銘在構思上給予指導，爾后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建議說：

“這個戲要寫好3條：第一，要寫好梁山主力軍。第二，要寫好梁山地下軍。第三，要寫好祝家莊的群眾力量。”

7月14日下午3點鐘，毛澤東接受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中的美聯社記者史坦因的采訪。在史坦因眼里，毛澤東是一個“穿著肥大褲子，操著濃重鄉音，精力充沛的農民知識分子”。史坦因問毛澤東：

“你在長征以前是否發覺自己是少數派而不能占上風？”

毛澤東說：

“是的，我曾是少數派。那時候，我所做的唯一事情是等待。”

史坦因又問：

“你現在以什么權利在這里指導政府和軍隊？”

毛澤東答道：

“靠人民的信任，靠當前在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萬人民的信任。”

毛澤東一直談到吃晚飯時才停下來。他們走出窯洞，在一棵老蘋果樹下共進晚餐。晚餐后他們回到窯洞，一邊喝酒一邊繼續交談。

毛澤東仍然不停的抽著煙，史坦因則繼續在紙上記錄有關共產黨及其在抗戰中的一些目標。毛澤東看到史坦因寫字的桌子不穩當，就走出去，在院子里撿了一塊小石頭，彎腰墊在搖動的桌腳下面。

毛澤東在談話中，主要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他說：

“中國共產黨在它的23年歷史中，沒有改變其根本的或基本的政策。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就是新民主主義——由中國廣大億萬群眾，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進行民族獨立、民主和改變人民生活的革命。”“我們制訂的沒收土地的綱領，在戰爭年代不合適了，因為，地主想抗日而沒收土地政策可能會把他們趕到其它陣營去。農民看清了一個簡單的真理，即減租既可使地主繼續存在下去，又會幫助孤立日本人。減租政策是切合時宜、唯一可行的政策，如果在全國實行，自然會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戰爭結束后，恰當的對付資本，是一件有利的事情。私人資本必須得到廣泛、自由發展的機會，我們需要發展工業。我們要用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原則，去取代日本使中國殖民化的原則。”

史坦因幾次站起來想離開，毛澤東像是沒有看見。他同這位敏銳但毫無名氣的新聞記者，一談就是12個小時。毛澤東最后談到國共兩黨的關系，他說：

“如果國民黨向我們發動進攻，我們愿意后退一些。如果他們繼續進攻，我們就要戰斗。我們必須自衛，我們決不打第一槍。我們必須盡一切所能防止偶發事件。中國人民、國民黨的大多數和盟國，應設法制止它們發生。蔣介石不會歡迎盟國調停的。”

直到凌晨3點，當史坦因最終站起來離開的時候，他感到意識不清、四肢發麻、眼睛發脹。而毛澤東還像下午那樣，精力充沛，講話有條有理。

外國記者們由于史坦因帶了頭，就不顧參觀團統一行動的紀律，先后單獨會見了毛澤東。毛澤東同他們進行了坦率的交談。

美國記者哈里森.福門這樣描述他所見到的毛澤東家里的情形：

“毛澤東在他居住的小院門口迎接了我。院內是一字排開的6個普通的窯洞，這里住著毛澤東一家及其貼身侍衛。毛澤東那年輕美麗的妻子同他在一起，她就是以前大上海聞名遐邇的影劇演員藍蘋。這是一個極為聰慧的女人，并且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7年，她毅然放棄了她的電影事業，轉赴延安，在延安魯藝學校從事戲劇藝術教育。”

“夫妻二人的穿著都很平常。妻子的一身像睡衣褲一樣寬大的勞動布服裝穿在她那纖細的腰身上，使她的身段愈顯苗條。丈夫穿著一件粗糙的帶補丁的上衣和短得不能遮住小腿的褲子。

我被帶到了‘客廳’，這是一間用磚鋪地、用白灰刷墻、擺有幾件結實但很粗糙的家具的窯洞。時間已經到了晚上，洞內僅有的幾點光線，來自一支被固定在倒置茶杯上的蠟燭和幾支抽著的煙頭上。

談話期間總有幾個兒童跑進跑出，這些兒童站下來盯了我幾秒鐘，然后剝一塊糖放在嘴里又跑出去玩了。毛澤東好像根本不在乎她們的存在。”

這幾個兒童，就是毛澤東的小女兒李訥和葉子龍的兩個女兒。

再說毛澤東對于直接關系到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衛生狀況，始終掛在心上。他經常從邊區政府工作匯報和同農民的交往中了解這方面的情況。他逐漸了解到邊區人民習慣喝生水，生了病不去找醫生，而是找巫神，許多人因誤了醫治的時機、又被巫師折磨而喪了性命。他還了解到，邊區婦女生孩子時還用舊的接生法，不講究衛生，造成嬰兒成活率特別低，僅有百分之四十。有的婦女一輩子生十幾個孩子，只有一兩個成活下來。成人的死亡率也很高。

有一天，毛澤東讓中央辦公廳打電話，通知延安市委書記張漢武，說有要事相商。張漢武以為一定是關于戰爭或大生產運動的事，于是一路小跑來到毛澤東住處，見面第一句話就問：

“主席，有什么緊急任務？”

毛澤東讓他坐下，請他喝茶、吸煙。毛澤東問他：

“你知不知道，侯家溝有兩個村莊的婦女為什么不生娃子？”

張漢武被問得瞠目結舌，他說：

“不知道。”

毛澤東馬上把臉一沉，嚴肅地說：

“市委書記連人民群眾不生娃子的大事都不關心，算不上是人民的好公仆。”

他沉思了一會兒，又說：

“是不是水有問題呢？請中央醫院的同志，去把水化驗一下好不好？”

張漢武說：

“好是好，只怕這種小事情人家中央醫院不干。”

毛澤東生氣地說：

“對于我們共產黨來說，人民群眾的疾苦決非小事。我馬上打電話請中央醫院派人去化驗，請你帶路。并將化驗結果告訴我。”

談話后不幾天，張漢武正準備派人去侯家溝調查，中央醫院的負責人來了，是毛澤東親自下了命令，要他們去侯家溝驗水。經過化驗，果然發現那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質。醫院幫助群眾對水進行了處理，幫助群眾治病。后來在10個月后，侯家溝那兩個村子終于傳出了嬰兒的哭聲。毛澤東得知后，高興的合不攏嘴。

毛澤東還指示邊區和中央各醫務機關說，要善于運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開展衛生知識的宣傳和普及工作。

7月17日，延安市衛生展覽會，按照毛澤東的要求，經過兩個多月的緊張籌備，在楊家嶺大禮堂開幕了。會場上，掛著阿羅夫大夫的畫像和白求恩大夫的遺像，還掛著毛澤東為展覽會手書的題詞：“為全體軍民服務。”

這次展覽會上的展品有：延安市和延安縣人口出生，及因病死亡人數統計表；有反巫神斗爭、防疫衛生、婦嬰衛生、營養以及各醫務機關為群眾看病治病情況統計表；還有邊區自制的藥品、器械等。整個展覽，圖文并茂，用形象生動的方法說明，疾病、迷信的危害和防治方法。

觀看展覽的人絡繹不絕，周恩來、李富春、楊尚昆等前往觀看，徐特立整整看了一下午還沒看夠，第二天又接著去看。

7月18日，毛澤東會見了路透社、《多倫多明星周刊》、《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武道。毛澤東首先談到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待傳統和外來事物問題上的態度。他說：

“我們有批判的接受中國長期的傳統——繼承那些好的傳統，而揚棄那些壞的傳統，我們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來自國外的事物。諸如在俄國的那種類型的共產主義，并不適用于中國，因為中國條件還不成熟?，F在還不存在推行共產主義的條件。但是，如果某些東西有用，我們不會因為害怕批評就拒絕接受它?？茖W無國界。”

“在政治科學方面，我們從國外學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國歷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傳統。共和一詞，就來源于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中國農民富于民主傳統，千百次大大小小的農民戰爭，有著民主的含義。歷史上的一個例子，在著名的小說《水滸傳》中就有所描繪。在接受和評價中國歷史和外國條件時，采用適當形式極其重要，不可盲從。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適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條件。”

毛澤東回顧了自抗戰以來國共兩黨關系的歷史演變，指出造成目前兩黨關系惡化的根源，在于國民黨的根本政策。他說：

“國民黨的根本政策必須修改。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里，它必須采取團結人民的政策。只有這樣，軍事形勢才能改觀。我誠懇的盼望你和其它愿意援助中國人民的朋友們，幫助國民黨認清新的形勢。我們一切希望都是團結和民主。”“自然，委員長是公認的中國主席。我們一直堅守諾言，并且還要堅守下去。第一，不推翻國民黨。第二，不沒收土地。第三，我們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都是國民黨政府下屬的地方政府。第四，我們的軍隊都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管轄下的國民軍的一部分。”

7月22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戰略區指示電，要求調查并電告天主教、耶穌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據地及游擊區分布的情況，以及他們在抗戰中的表現和對共產黨的態度。他在電文中說：

“據云單是天主教全國有教徒400萬，華北有150萬，綏遠有22萬。這是一個大問題，日本人及國民黨均在爭取教民，必須引起我黨注意，爭取教民是我黨不可疏忽的任務。”

7月22日，一架滿載美國外交官和士兵的C-47飛機在延安的黃土地上降落，首批美軍觀察組成員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的率領下飛抵延安。

毛澤東乘坐用救護車充當的轎車，到機場歡迎“迪克西使團”，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與美國政府官員握手。

美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接觸及相互關系說來話長。早在1938年，美國設在中國為專門搜集有關中國沖突資料的情報官卡爾遜對邊區的兩次訪問以及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同共產黨駐國統區代表的接觸，在美國方面來說，只限于對共產黨一般的了解情況。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的美國政府，根本沒有任何同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系的打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成為美國同中國共產黨關系的一個轉折點。美國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公開向國民黨表示“美國政府決不接受在中國以‘戰爭對付共產黨’的政策”。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也明確表示，愿在各種場合與美國等盟國進行誠懇坦白的合作。

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向美國駐華官員發出歡迎美國官方代表訪問延安的邀請。1942年和1943年，以約翰.戴維斯和約翰.謝偉思為代表的一批駐華美國官員，在美駐華大使高斯和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官史迪威的支持下，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同中國共產黨建立軍事合作關系，并給中國共產黨以有限的軍事援助的建議。由于美國政府那時的對華政策主要是依靠國民黨進行對日作戰，企圖通過全力扶持蔣介石政府，以保證在戰后美國對中國的控制。所以美國駐華官員的建議未被采納。1943年開羅會議后，美國的對華政策之一是，要求蔣介石“應該在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時候，與延安的共產黨組成聯合政府”，以避免戰后內戰的發生。美國開始考慮同中國共產黨建立一定的聯系，以便從中調停國共關系，在中國實現蔣介石領導下的政治統一。

開羅會議后不久，約翰.戴維斯在給美國總統助理霍普金斯的報告中，再次提請白宮加快與中國共產黨建立關系的步伐。他說：

“需要趁著還受歡迎的時候，立即派一個軍政觀察團到共產黨中國去，在政治上爭取中共，削弱中國依附俄國的趨勢，使美國能夠在戰時和戰后適應中國所能出現的改組。”

戴維斯的建議，白宮馬上有了反映。1944年2月9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提出派一個美軍觀察團前往“山西”和“陜西”觀察軍事的問題。蔣介石回電愿意“提供方便”，但又提出考察應限于國統區內。羅斯福認為，與中國共產黨建立關系應在不損害美蔣現存關系的前提下進行。由此，美國同共產黨正式接觸的問題又被擱置。1944年春、夏，國民黨戰場出現的嚴重軍事危機，促成了美國同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接觸。美國對蔣介石施加壓力，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同意讓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

7月26日，中共中央為美軍觀察組第一批人員舉行晚宴。毛澤東與坐在他身邊的謝偉思親切交談，他說：

“美國政府是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以防國民黨在抗日戰爭結束后打內戰。”

謝偉思表示可以把這一問題反映給上級，他又說：

“我有許多話題愿在你閑暇時和你交談，雖然其中沒有一件可以稱得上是公事的。”

毛澤東說：

“等我安頓完以后，我們會有機會交換意見的。”

謝偉思生長在中國四川成都，并長期在中國工作，且對共產黨抱有友好的態度。毛澤東對他很感興趣。毛澤東將謝偉思的情況告訴了陳毅，要他也參加接待美軍觀察組的工作。 

7月28日，毛澤東給謝覺哉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覺哉同志：《明季南北略》及其它明代雜史我處均無，范文瀾同志處或可找到，你可去問訊看。《容齋隨筆》換一函送上。其它筆記性小說我處還有，如需要，可寄送。

敬禮！

毛澤東

1944年7月的一天，毛澤東召見王震，交給他一個任務，讓359旅派1個團長率領1個加強營，護送干部團經鄂豫邊新四軍5師根據地，到廣東抗日游擊區，擴大敵后抗日根據地。

王震回到部隊找幾個團長商議此事，大家都感到這次護送干部要通過日偽頑軍占領區，長途行軍，任務艱巨，責任重大。王震找到毛澤東，主動提出由他自己率部隊護送干部團。毛澤東說：

“你去嘛，我就另有打算。黨中央研究一下，我們再談。”

隔了一天，毛澤東把王震找去談話，他說：

“在當前的形勢下，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鞏固華北、華中，發展華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廣東、廣西、浙江發展。所以，中央的部署：一是由晉冀豫區派一部兵力南下豫東，由太岳區抽兩個團過黃河挺進豫西，由新四軍5師抽7個連沿平漢路北上河南，由新四軍4師西進豫皖蘇地區，力爭控制中原，擴大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把華北、華中兩大解放區連成一片。二是由華東新四軍分批派部隊過長江，逐步向蘇南、皖南和浙江發展。三是由廣東的東江縱隊向前發展，瓊崖縱隊力爭占領海南全島并和東江縱隊取得聯系。四是由你們南下支隊護送干部，挺進華南，會合東江縱隊開辟湘贛粵桂邊的五嶺抗日根據地，把華中和華南聯系起來。”

毛澤東還說：

“359旅要全部南下，再加上一批地方干部，包括從廣東、廣西等地來延安學習的干部，分成兩個梯隊。你帶領第1梯隊先走，等你們與東江縱隊會合了，第2梯隊再繼續南下。”

毛澤東和王震談話后不久，中共中央正式決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領359旅一部主力部隊，由中組部選調一批工作干部，組成“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第一游擊支隊”，即南下支隊，準備開辟新的根據地。

毛朗明獲得這些消息后，欣喜萬分，遠離故土幾年了，他是多么希望回到家鄉看看鄉親。許多從湖南來的人和他一樣，也紛紛要求跟隨359旅南下。毛朗明打定主意，就去棗園和毛澤東道別。

這是一個星期天，毛朗明從中央黨校步行來到毛澤東家里。毛澤東正在看文件，一見毛朗明，便高興的把他迎進屋里。

“主席，我想回湖南去。”

毛朗明直率的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毛澤東關切的問道：

“在延安不習慣？”

“習慣。”

“是不是想家了？”毛朗明不好意思的低下了頭。“你打算什么時候走？”

“隨王震司令員的第一梯隊南下。”

毛澤東想了想，點頭說：“可以。”

正說著，朱德、康克清夫婦來了，毛澤東起身向他們介紹說：

“這是我的本家，從韶山來的，叫毛朗明，現在中央黨校學習。”

朱德立即走過去和毛朗明握手。毛澤東說：

“他要跟359旅回湖南去。”

“那好??！”

朱德一口四川話，和藹可親。這時有人進來叫毛澤東接電話，毛澤東向朱德打了一聲招呼，就去了隔壁辦公室。

“回湖南好！”朱德和氣的對毛朗明說：“這次情況比以前大不相同，國內外形勢對我們有利。革命一定會取得成功。”

毛朗明覺得自己不便講話，只是靜靜地聽著。朱德接著說：

“這次回去，困難還是很多的。戰爭是艱苦的，要取得勝利，還很不容易，要準備進行長期斗爭。不過現在的形勢比以前好多了，斗爭的經驗也多了。只是南方的力量還單薄了一點。”

朱德看著毛朗明一直不做聲，以為他可能是害怕困難了，便改口說：

“最后的勝利是屬于我們的！”

中午，毛澤東留毛朗明吃午飯，飯菜很簡單，沒有什么葷菜。

后來，正當毛朗明準備南下時，中央組織部帥孟奇找毛朗明談話說，黨的全國第七次代表大會馬上就要召開，他是湖南派來的代表，要求他暫不南下，等參加了七大以后再說。就這樣，毛朗明又留在了延安。

再說在延安市的衛生展覽會上，最吸引人的內容，一是婦嬰衛生，二是反巫神，三是顯微鏡下的細菌和一只蒼蠅。

1944年8月1日，天下著小雨，觀看的人仍然多達3000多人。白家坪一位姓殷的老太太，拄著拐杖冒雨前來參觀，她看了婦嬰衛生部分，聽了講解員的解說，激動地說：

“我活了一輩子，生了13個娃，只活了兩個。要是現在的話，我那13個娃都可以長大了。”

殷老太回去以后，立刻拉著毛驢趕到已經出嫁的女兒家里，接女兒回來看展覽，她對招待員說：

“這是我女娃，再窮么，這會兒我也要送她去醫院接生。”

在反巫神部分，擺著三山刀、表旗、神劍、鈴子、麻鞭、神牌位等等什物。幾位改邪歸正的巫神正在現身說法。一位老巫師用粗獷的聲音不停地向人們說著：

“我是柳林區的一個老神官，以前騙過人家不少東西和錢。我勸你們不要再迷信鬼神，那些鬼神都是人搞的，不信，你們看。”

老巫師說罷，馬上表演起來。許多觀眾后來都把栓在腰里辟邪的紅布條扯下扔了。

展覽會上最讓人震驚的莫過于防疫部門顯微鏡下的細菌。有些村里傳說著這樣的故事：展覽會里關著一只綠蒼蠅，拳頭那么大，會說人話，全身長著毛毛，可厲害了，它飛到哪搭，哪搭就死人。許多人專為看這只蒼蠅趕到展覽會，拳頭大的蒼蠅沒看到，卻看到了顯微鏡下蒼蠅身上那些到處亂動的細菌和水中游動的微生蟲。一些人喊起來：

“蒼蠅最可怕！”

一些人則說：

“以后再也不敢喝生水了！”

在延安的外國記者參觀團的愛卜斯坦、福爾曼等人，也參觀了展覽，目睹了當地的群眾衛生運動，他們連聲說：

“這樣的展覽會，在中國任何其它地方都未見過，這樣的展覽會，容易為群眾接受。”

展覽會原定于7月30日結束，由于參觀的群眾太多，不得不一再延期。后來又改作移到各鄉村巡回展覽。邊區的衛生運動也隨著迅速開展起來。

1944年8月，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途徑第2戰區司令長官部駐地，閻錫山大放厥詞，惡毒攻擊山西新軍、八路軍和共產黨。毛澤東看到閻錫山的談話后，要賀龍轉請新軍領導人續范亭、薄一波、韓鈞等人寫文章予以駁斥，向公眾說明真相。續范亭欣然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他抱病臥床口述，由秘書記錄，寫出了《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封五千言書》，痛斥了“左手提著同志頭，右手拿起一等侯”的閻錫山勾結日寇、投敵賣國、壓迫人民的罪行。內中還寫道：

“我雖不是共產黨，但我十分同情并擁護共產黨的辦法，因為他們真正實行了三民主義。我所以反對你，是因為你背叛了三民主義，做了山西的土皇帝，勾結日寇，背叛祖國，壓迫山西的人民。”“我這一封信雖然批評你、罵你，但是很公正、很確實的。三國時諸葛亮罵死王朗，我今天并不是想把你罵死，我也不是諸葛亮，當然罵不死你。因為你比王朗的程度高得多，王朗還講些廉恥，挨了罵以后就羞愧而死，你是個自私自利不顧一切、陰柔奸詐、頑鈍無恥成了精的老怪物，當然把你罵不死的。”

續范亭派人將文章送給毛澤東指正。毛澤東讀了續范亭的《五千言書》，給他回信說，讀了大作“振奮人心”，并稱贊這是一篇“檄文式的文章”。

毛澤東指示陸定一，將續范亭的《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封五千言書》在《解放日報》上全文發表。

欲知續范亭能否罵死閻錫山？諸君看完本傳自然明白。

第161章

“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于合作。我們不怕民主的美國的影

響——我們愿意歡迎它。我們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機械技術，

我們也不會對壟斷、官僚化的資本主義感興趣。我們關心的是在建

設和生產性的方針指導下，使國家得到最快的發展。”

話說1944年8月7日，美軍觀察組第二批人員到達延安。

美國駐延安觀察組由美軍中緬作戰司令部和駐華使館的軍官、專家18人組成，組長由史迪威將軍的顧問戴維.包瑞德上校擔任，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雷蒙特.盧登和約翰.謝偉思擔任政治顧問。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對美軍觀察組，表示出極大的熱情和充分的重視。毛澤東明確指示有關方面說：

“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是我黨的既定方針。”

8月10日，陳毅奉命和美軍觀察組會見。包瑞德在回憶中說：

“8月10日，后來在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成了共產黨政府的外交部長的陳毅將軍，給我談了新四軍的事。”“陳將軍不但公開抨擊國民黨，而且在幾杯白干下肚以后，還在一定意義上一般的排外，有時也特別指出美國的不足之處。”

毛澤東聽說陳毅在學習班上和譚余保兩人又鬧了別扭。

原來在1937年，陳毅奉命下山到湘鄂贛邊區傳達中央指示，勸說譚余保率領紅軍游擊隊下山改編。為陳毅帶隊的是一個叛徒，陳毅的手續也不全，引起譚余保的疑心，他命令把陳毅捆綁起來，用煙袋鍋敲打陳毅的頭，多次說要槍斃陳毅這個叛徒。陳毅毫不示弱，據理力爭。譚余保為了弄清真相，派人到吉安、南昌打聽，得知確實是國共合作了，了解到陳毅不是叛徒，才把陳毅放了。這支部隊終于下山改編為新四軍。從此，陳毅和譚余保在心里卻結下了疙瘩，陳毅覺得自己受了委屈。

這一次兩人鬧別扭的起因，是陳毅在學習班上強調農民黨員要多讀馬列主義；譚余保見陳毅又舊事重提，也不高興，后來和陳毅見面連招呼也不打了。

毛澤東就把王震找來，笑著說：

“王胡子，你同他倆都是好朋友，你還是陳毅的‘崇拜者’，你請他們吃個飯，講個和嘛。”

王震一聽，滿口答應。第二天，王震上山打了兩只野雞，又親自下廚房做了一桌豐盛的佳肴，請陳毅、譚余保赴宴。王震見他倆來了，一邊讓座，一邊解下圍裙說：

“今天，我請你們來嘗嘗我做菜的手藝。陳軍長，你可不要把桌子推倒了。”

陳毅、譚余保二人為王震的誠意所感動，互相看了一眼，放聲大笑起來。從此二人成為至交。

再說參加會見的謝偉思對陳毅這位老鄉發生了興趣，幾天之后，他便登門拜訪了陳毅，二人談了3個小時。陳毅向毛澤東匯報的情況是這樣的：

謝偉思問：到了反攻時期，國民黨軍隊進入新四軍地區，他們是一定要打的，你們怎么辦？

陳毅答：以國民黨在日軍進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現狀來看，他們的軍隊是絕對實行反攻的，這是第一；第二，如果在盟軍聯合之下進行反攻，一定需要調整一下全國國共關系和在華中與新四軍的關系。如果沒有新的調整，國民黨軍隊進入解放區，我軍有各種理由拒絕他，很簡單的理由就是他后來不承認我們。

謝偉思說：即使有個調整，但恐怕國民黨將來還會食言又打你們的。

陳毅說：如果國民黨又食言向我們進攻，我新四軍單獨的力量就可以制止其反動行為。

謝偉思問：有把握嗎？

陳毅說：有的。

謝偉思在聽取了陳毅舉出的各種理由后，又問：國民黨在反攻未到來之前會不會塌臺呢？

陳毅說：我們是以堅持抗戰、實行民主、要求戰后和平的中國和平的世界為目標的。無論國民黨如何反動，改變不了中國民主和平的發展方向，我們黨有力量打破逆流！

謝偉思說：我一定到華中去看一看，你們的辦法和成績很好。

在這次談話中，謝偉思約請陳毅把《蘇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變的真相》寫出來給他。

8月12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發表談話，他扼要介紹了國共雙方自5月份以來談判的經過。他說，由于國民黨方面的無理態度，在談判中“任何一個具體的即使是最微小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

8月14日，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在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

“我認為通過少量的彈藥、自動武器、大炮和通訊器材援助他們，將會發生直接的效果。如果中共應該得到美國的援助而我們不給，我們也許將失掉更多的東西。”

8月15日，《解放日報》發表了經過毛澤東修改過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

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全黨充分認識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的意義，要求對美軍人員給予“熱情而適度的接待”。指示說：“我們不應把他們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做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包瑞德上校提請陳毅盡快把他與謝偉思談話中約定的兩個文件，即《蘇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變的真相》寫出來。

8月21日，陳毅寫好后，又給包瑞德寫了一封信，一并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對材料中的錯誤進行了修正，并在《皖南事變的真相》中加了一段文字，他寫道：

“我們曾于某部分友軍處獲悉，蔣介石于1940年12月初即已下令各軍，叫他們不要截擊新四軍首批通過的輜重行李，讓他們安全通過，以便待新四軍軍部及主力通過時，各軍合擊，一網打盡。當時許多人不相信，直至襲擊事變發生，方才證實。”

毛澤東改畢，當天就派人又送給了陳毅。陳毅看到毛澤東的復信是這樣寫的：

陳毅同志：

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請再酌。在《蘇北事件》第6頁所稱1929年的均是1940年之誤，均已改正，請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請留副本交李富春轉秘書處保存，將來有用。

敬禮！

毛澤東

8月21日

陳毅深深感到毛澤東的精細，為自己的粗疏感到慚愧。

8月22日，毛澤東在關于華中整訓部隊的指示中強調說：

“部隊整訓應著重練兵、帶兵、養兵、用兵4大項，而以練兵為中心。這4項是當務之急，能在一年內解決得好，我軍戰斗力可大大提高，有利于應付戰局變化的需要。”

指示中同時強調要開展城市工作。

8月23日，毛澤東約見謝偉思，二人談話持續了6個小時。毛澤東首先談到國共關系問題，他說：

“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反共、反民主，壓迫人民；在經濟上阻礙民族工業的發展；假如讓這個國家在目前領導下聽任自流下去，看來不可避免就會發生一場國民黨挑起的內戰。”“國共關系的狀況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我們共產黨人深知內戰的慘痛經驗。我們懂得，對中國來說，它將意味著常年累月的破壞和混亂。中國的統一，它對遠東的穩定作用以及它的經濟發展，統統會推遲下去。不僅是中國人，而且所有在遠東有利害關系的國家，都將蒙受影響。所以，我們共產黨人怕內戰。我們憎惡內戰。我們不愿發動內戰。我們愿全力避免它。”

毛澤東談到了美國在防止內戰問題上的作用，他說：

“中國防止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大——有賴于外國的影響。在這些外國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國。美國在中國和遠東日益增長的力量，已經大到能夠起決定性作用了。國民黨在今天的處境下，必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我們現在只是要求美國政府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因而美國的對華政策，已不僅僅是一個關系到美國人民的問題，也是對民主的中國人有最大利害關系的問題。”

毛澤東希望美國政府在防止中國內戰方面起積極作用：第一，運用美國的影響，促使國民黨接受共產黨關于召開由各黨派、各界群眾代表參加的臨時國民大會的建議，以加快真正的民主政治在中國的實現。第二，美國應承認共產黨軍隊是一支積極的抗日軍隊，承認共產黨人在爭取中國民主中的影響。為了確保國民黨不使用它的新式美國武裝來打內戰，美國應當把它的援華武器，劃分給一切抗日部隊，包括共產黨軍隊在內。美國可以運用援華物資及其它方式，對國民黨施加影響，以使得國民黨不能夠繼續反對中國人民的愿望。

毛澤東最后談到美國同中國共產黨人合作的問題。他說：

“不僅在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會和美國有很好的合作，在戰后，中國的工業化也需要同美國合作。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互相關聯的，它們在經濟和政治上交織在一起。” “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于合作。我們不怕民主的美國的影響——我們愿意歡迎它。我們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機械技術，我們也不會對壟斷、官僚化的資本主義感興趣。我們關心的是在建設和生產性的方針指導下，使國家得到最快的發展。美國無須害怕我們不愿意合作，我們必須合作，我們需要得到美國的援助。這就是為什么了解你們美國人在想什么，計劃什么，對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謝偉思將他和毛澤東的談話做了詳細記錄。

8月29日，謝偉思把他所寫的報告交由駐華大使轉呈華盛頓。他在報告中說：

照現在這樣援助“只會助長目前國民黨不民主的趨勢。當援助能幫助國民黨延續不穩定的政權時，國民黨一直拒絕改革，它甚至會助長有法西斯思想的國民黨領導人去發動一場內戰。這場內戰不僅會給中國及戰后世界在這個地區的和平帶來災難，而且會給我們在這個地區平時的利益帶來災難。”

8月31日，毛澤東在給博古的信中談到了工業發展對社會的意義，他寫道：

“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簡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

1944年9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建立城市工作部：

“地委以上各級黨部須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黨委與上級城市工作部領導下，專門負責管理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務。其負責干部，應根據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的原則統一配備，要能負擔起發動和組織群眾，瓦解偽軍偽警，準備武裝起義的艱巨工作”。

9月5日，毛澤東已經預見到了開辟東北的重要性，他以中共中央名義分別向晉察冀分局和山東分局發出指示，指示中說：

“滿洲工作的開展，不但關系到未來中國的局面，而且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緊急任務。”

指示中說，中央決定：由晉察冀分局、冀中區黨委、冀熱區黨委和山東分局、膠東區黨委分別成立一個滿洲工作委員會，負責動員和領導一切可能的力量開展滿洲工作。各個委員會之工作，分頭進行，都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領導。指示還要求各個分局和區黨委，應用極大力量給予滿洲工作委員會指導和幫助。

戰略反攻須有一系列配套工作，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適時部署，為反攻作戰提供了充足的準備。

9月5日這一天，中共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在陜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炭窯崩塌而犧牲。有人覺得，一個普通警衛員死了，不必驚動毛澤東。

不久，毛澤東得知了張思德在安塞犧牲的消息，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

“張思德同志職務雖然不高，但他做過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象這樣的同志，不管職務高低，都要為他們開個追悼會，表示對他們的紀念。”

他還指示說，準備為張思德召開追悼會，并要親自致悼詞。

9月8日下午2點多鐘，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在棗園口的操場上舉行追悼張思德大會。警衛團全體指戰員和中直機關的工作人員分別列隊在操場上。

會場前面的土臺子上搭著布棚，布棚正中掛著一面有鐮刀斧頭的黨旗，黨旗下面是張思德的遺像。臺前懸一條橫額，上書“追悼張思德同志大會”。土臺周圍放滿了各色各樣的花圈，正中間放的是毛澤東親筆書寫著“永垂不朽”的花圈。

會場上一派肅穆的氣氛，毛澤東緩緩走來了。他穿著長征時的那件青色粗布夾襖，衣袖上和褲腿上補了好幾個補丁，已經褪色的八角帽上，還依稀可以看到五星的痕跡。他一句話也不說，微微低著頭走向主席臺，慢慢的登上臺子，靜靜的站著。

追悼大會開始了，全體肅立，唱起了莊重的《國際歌》。在與會者向烈士默哀后，毛澤東接過衛士們遞過來的那一個由他自己題名的花圈，敬獻在張思德的遺像前，面對著烈士的遺容，瞻仰沉默了許久。臺下很多同張思德一道長征過來的人都流下淚來，與張思德共同戰斗多年的老戰友胡德山竟哭出聲來。

政治處張主任報告了張思德同志的生平簡歷和犧牲經過。毛澤東慢慢的走到臺前，開始致悼詞，他的語調沉痛而激動。他說：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的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的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這篇悼詞便是《毛澤東選集》中非常著名的《為人民服務》一文，今天讀來還是大有益處的。這鏗鏘的語言，令人反思，驚醒，偉大而光輝的思想，催人奮進！故將全篇錄入本傳，以啟迪后世。

再說9月11日，新四軍第4師師長兼淮北軍區司令員彭雪楓，在河南夏邑地區與日偽頑作戰時不幸為流彈所中，英勇殉國，年僅37歲。

彭雪楓在軍中享有“德才兼備，能文能武，智勇雙全，戰功卓著”的盛名。

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在延安中央大禮堂為彭雪楓舉行追悼會。毛澤東痛挽愛將，為彭雪楓撰寫了一幅長聯，其詞云：

二十年艱難事業，即將徹底完成，忍看功績輝煌，英名永成，一世忠貞，是共產黨人好榜樣；

千萬里破碎河山，正待從頭收拾，孰料血花飛濺，為國犧牲，滿腔悲憤，為中華民族悼英雄。

毛澤東還為彭雪楓題寫了挽詞，他寫道：

“雪楓同志在與敵人斗爭中犧牲了，全民族和全黨都悲痛這個損失。為了補償這個損失，應該學習雪楓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擴大解放區，擴大八路軍、新四軍，促成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的聯合打擊下早日消滅，使獨立民主的新中國早日實現。”

9月15日，共產黨方面代表林伯渠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正式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

9月22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召開會議，討論形勢、國共關系、審查干部等問題。與會者都認為，不管蔣介石是否改組政府，我們可以先成立中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

劉少奇提出，還可以成立解放軍，八路軍、新四軍的名義已經不適應了。

9月24日，各黨派負責人及社會名流董必武、馮玉祥、覃振、邵力子、張瀾、沈鈞儒、王昆侖、鄧初民、黃炎培、張申府、胡子嬰、李璜、左舜生等500余人，在重慶集會，要求改組政府，實行民主。

9月24日，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談到1943年審查干部工作中的一些偏差，他說：

“今天要行個脫帽禮，脫去給人家帶錯的帽子。共產黨辦事，不明白的時候是會犯錯誤的，明白了以后，錯誤就要改正，這樣做才是正確的。”

9月27日，中央軍委指示新四軍說：

發展東南敵后，控制蘇浙皖邊區，以便爾后“破敵、收京入滬”時處于有利的戰略地位。

1944年9、10月之間，有兩位美國記者在得到國民黨書面批準后，先后訪問了延安。他們是《紐約時報》的布魯克斯.阿特金森和《時代》與《生活》雜志的西奧多.懷特，后者又叫白修德。

阿特金森和懷特通過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交往，發出了同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同行們相似的報道。懷特是這樣描述毛澤東的：

“高大的身材，向后斜分的發型，上嘴唇上散亂幾根虛弱的胡子，下嘴巴上長著一顆小痣，不管怎么說，他算不上美男子。他一講話，發出的聲音是干脆的、柔和的，既不同于講臺上的姿態，也沒有規勸的企圖。他對于我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他所說的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他是個誨人不倦的圣人。當他走起路來時，一拖一拉的，輕松自如，有點熊的步法。大多數時候，他總是平靜地坐著，讓他的智力從那懶散的軀體產生出來。他的知識看來不像是科班的，從他的談話可知，他是那種自修型的人才。先是狼吞虎咽的讀書，然后再咀嚼消化。這個人是懂得他的國家的。這個人懂得理想可以使人民扛起槍來，權力是從槍口里噴出來的。就對他的人民認識程度而言，和我交談過的任何領導人都比不上他。用一句最簡單的歷史術語來說，他不是在同蔣介石競選，他是在同孔夫子競選。”

懷特的真實報道，卻遭到了美國新任駐華大使赫爾利的反對，赫爾利說：

“象懷特這樣的記者，是成功推行美國對外政策的障礙，他們那些不利于國民黨的評論，將危及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政府的政策。”

1944年10月9日，毛澤東與謝偉思談國共關系，他認為國民黨還不準備妥協，因此眼前沒有希望召開擬議中的緊急國民大會和改組政府，他說：

“我們愿意等待，我們在耐心方面有過長期等待。”

10月11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一篇評論：《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他寫道：

“空洞無物，沒有答復人民所關心的任何一個問題，是蔣介石雙十演說的特色之一。”“他又反復說不要‘喪失我們的自信’，就是在國民黨隊伍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人士中，已有很多人喪失了信心的反映。”

“蔣介石的演說在積極方面空洞無物，他沒有替中國人民所熱望的改善抗日陣線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極方面，這篇演說卻充滿了危險性。蔣介石的態度越變越反常了，他堅決反對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強烈的仇視中國共產黨，暗示了他所準備的反共內戰的借口。但是，蔣介石的這一切企圖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變他自己的做法的話，他將搬起石頭打他自己的腳。”

10月11日這一天，西北局和邊區政府召開邊區文教大會。會場兩邊貼著兩幅巨大的標語，右邊寫的是：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必須要武裝部隊與文化部隊相結合；左邊寫的是：文教工作與生產結合起來。

參加這次大會的有450人，其中有工人、農民、士兵中的文教工作者；有學者、詩人和熱心文化建設的士紳、國際友人等。

毛澤東對文教大會非常重視，他在會議籌備過程中曾經多次過問。

10月14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一份指示，派八路軍一部挺進豫西，“建立河南解放軍，以解放被日偽軍統治下的河南人民。”

這是中國共產黨最高統帥部在電文中首次使用“解放軍”這一稱號。

10月間的一天，陳先瑞接到一個通知，說是要他到毛澤東那里去一趟。陳先瑞立即風風火火的趕到了毛澤東住處，一進門，就看到385旅770團團長張才千也來了。毛澤東向陳先瑞招招手，讓他坐下，然后笑著對二人說：

“你們不是早就想到前方去嗎？這次就答應你們的要求。中央決定，盡快在豫西開辟抗日根據地，決心把警1旅2團（陳先瑞帶過的部隊——筆者注）和770團放出去。這兩個團都是紅軍老部隊，在西北搞了七八年，這回要老虎出山顯顯威風了。”

接著，毛澤東向陳先瑞、張才千分析了河南的形勢。他說，1944年4月以來，日本侵略軍發動了河南會戰，大舉進攻河南，國民黨在河南的40萬大軍不戰而逃，使鄭州、洛陽、許昌、南陽等30余座城鎮淪入敵手。為了驅逐日軍，開辟中原根據地，從戰略上將華中、華北、陜北聯系起來，中央在7月間發出了向河南進軍的命令。9月，由太行軍區抽調兩個團組成豫西抗日第1支隊，渡過黃河，從新安以西進入日軍占領的箕山、嵩山地區；爾后，又從太岳軍區抽調兩個團進入隴海路、新安、澠池地區。中原李先念部也派部隊向西進入嵖岈山地區。這次中央決定由王樹聲、戴季英組成河南軍區，進軍豫西，創建豫西抗日根據地。

毛澤東還強調說：

“河南地處中原，是古今兵家必爭之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能否開辟豫西抗日根據地，關系到能否把華中、華北和陜北聯系起來的戰略全局。因此，你們肩負的任務很重要。你們這兩個團改編為兩個支隊，你們各率一支，迅速進入伊川、登封、汝陽地區，戰略目標是三點（開封、鄭州、洛陽）一線（隴海線）。這兩個支隊雖然人數不多，但紅軍骨干多，部隊素質好，戰斗力強。到達預定地區后，要迅速擴大力量，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站穩腳跟。腳跟站穩了，就有了開展工作的根基，就能打開局面。”

陳先瑞和張才千進入河南就要歸王樹聲、戴季英為首的河南軍區領導，毛澤東擔心他倆對曾經在陜北犯過錯誤的戴季英信心不足，又語重心長的囑咐他們說：

“有的同志過去犯過錯誤，中央的方針還是團結教育他們，給他們在斗爭實踐中改正的機會。犯錯誤并不可怕，改了就是好同志。中央相信他們會改正錯誤的。你們去后，要尊重、服從河南軍區的領導，主動工作，注意團結，依靠集體的力量完成好這一任務。”

毛澤東還告訴他們說，你們以后可以直接向中央匯報工作，使中央及時了解和掌握河南的斗爭情況。

不久，警1旅2團改稱為豫西第3支隊（又稱第3分區），由陳先瑞任司令員兼政委，并擔任地委書記。陳先瑞率3支隊進入豫西后，很快在登封、汝陽一帶站穩了腳跟；不久又進軍伏牛山，在伏牛山東南地區，成立了魯山、南召兩個縣級政權和5個區的區政府，使兩萬多人口獲得解放；并與占據南召的國民黨11戰區副司令兼新8軍軍長高樹勛達成了雙方之間停火、互不侵犯、互通情況的協定。

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作報告，講到了干部要提高原則性和警惕性，要善于識別叛徒、自首變節分子問題。他還講了一個故事，他說：

“關羽過五關、斬六將，護送劉備的夫人來到古城，當他叫張飛出來迎接時，張飛卻圓睜環眼，倒豎虎須，吼聲如雷，揮矛向關羽便打，直叫道：‘我今與你拼個死活。’張飛與關羽在古城相會時，懷疑關羽，是有很高的原則性。關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了，封了壽亭侯，幫曹操殺了顏良、文丑，你又回來究竟是干什么來了？我們一定要學張飛的原則性、嚴肅性。當然過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搶救運動，十幾天，我們馬上就停下來了。”

10月30日，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舉行閉幕式。毛澤東來了，他走上主席臺，等熱烈的掌聲停下來，便開始作《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的講演。他說：

“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和希特勒一樣，快要滅亡了。但是還須我們繼續努力，才能最后消滅它。我們的工作首先是戰爭，其次是生產，其次是文化。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我們必須告訴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斗爭。為了進行這個斗爭，不能不有廣泛的統一戰線。”“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規的小學，中學，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規的村學、讀報組和識字組。不但要有新式學校，而且要利用舊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藝術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話劇，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舊戲班，利用在秧歌隊總數中占90%的舊秧歌隊，逐步的加以改造。在醫藥方面，更是如此。”“我們的任務是聯系一切可用的舊知識分子、舊藝人、舊醫生，而幫助、感化和改造他們。為了改造，先要團結。只要我們做得恰當，他們是會歡迎我們的幫助的。”

“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高度熱忱，必須聯系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要聯系群眾，就要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愿。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愿望出發。”

文教大會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通過了《關于培養知識分子與普及群眾教育的決議》

剛從重慶回到延安的林伯渠也參加了閉幕式，他興奮地說：

“這是陜甘寧邊區第一次文教大會，是新民主主義建設中的一件大事。在全國來說，這樣的大會，從來也沒有開過，現在，也只能在邊區開。有這樣一個邊區，中國便有希望。”

1944年11月1日，天氣分外晴朗。延安新機場上紅旗飄揚，鼓聲震天。八路軍總部在這里召開八路軍第一游擊支隊南下誓師大會。

游擊支隊司令員王震、政委王首道、副政委王恩茂、參謀長朱早觀遵照毛澤東和中央的部署，率領359旅主力7個大隊4000余人，黨政軍民干部900余人，配備了最先進的武器和全新的衣服被褥，組成南下支隊，整裝列隊在新飛機場上。

毛澤東、朱德、任弼時、賀龍、葉劍英都在大會上講了話。毛澤東說：

“一個共產黨員要像柳樹一樣，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活起來。但是柳樹也有弱點，就是隨風倒，軟得很，所以還要學松樹。松樹的勁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葉子。松樹有原則性，柳樹有靈活性。斯大林說過，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樹和柳樹結合起來，像柳樹那樣可親，人人喜歡，像松樹那樣堅定，穩當可靠。這樣人民群眾就會成群結隊地圍繞在我們身邊。”

毛澤東握著王震的手說：

“我們走了10年了，那里的人民在想著我們，盼著我們，你們回去后一定要站穩腳跟，再打出一個蘇維埃政權來，中央等著你們的好消息。”

王震非常激動，他向毛澤東立正敬禮，說：

“請毛主席和中央領導放心，我們堅決完成任務，不辱使命。”

11月7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再次當選為總統。

這天下午，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飛抵延安。赫爾利到達延安的一幕頗具戲劇性。包瑞德這樣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周恩來，我，和一大群中國人和美國人到飛機場接機。飛機著陸后，門一打開，梯子上赫然出現一位身材高大、頭發灰白、軍人模樣、非常英俊的人物，他穿的是我歷來所見剪裁最漂亮的制服，胸前佩著的綬帶在我看來足以代表美國參加過的每一場戰爭。他就是美國總統特使巴特立克.赫爾利少將。他訪問延安，顯然事前沒有人通知我們。過了一會兒我才明白，他此行目的是要在國民黨政府和中共之間擔任調停工作。

周恩來一看這位軍人氣派十足、服裝異常漂亮的人物，顯然吃了一驚，立刻問我，這位貴賓是誰？我告訴他，這就是赫爾利將軍。好幾年前他是陸軍部長，我曾在紐約和他有過一面之緣。周說：‘你留他在這兒，我去請毛主席來。’接著就在滾滾沙塵中揚長而去。

一會兒，比我所料想的還快，毛和周坐著中共在延安唯一的汽車來了。這輛司機室關閉著的破舊卡車至少是我在延安所僅見的一輛汽車。緊跟著他們而來的是一連步兵，顯然是在飛機場附近兵營臨時匆匆召集的。毛以正式的禮節歡迎赫爾利將軍，一連步兵排列成為儀仗隊，接受赫爾利將軍的檢閱。赫爾利將軍回敬步兵連長的敬禮，然后挺直他的高昂的身軀，像中毒的小狗一般鼓足氣，發出一聲印第安人的長嘯。毛和周看見這位貴賓的怪異行為后的臉上表情是我畢生難忘的。

檢閱儀仗隊之后，毛澤東和赫爾利將軍爬進破舊卡車的司機室內，我也跟著擠進去做翻譯。赫爾利將軍語言潑辣，說話奇特，因此翻譯相當困難。此外，他的談話缺乏條理分明的思路。他看到路上的鄉下人，就回憶往事，聯想俄克拉荷馬州的老朋友——這些對毛都是沒有意思的。他看見一個老農夫使勁扯著一只被我們的卡車驚嚇逡巡不前的騾子，大聲叫嚷：‘差利！打它的另一邊。’我必須有敏捷的思想，才能把這種自然流露出來的談話大意翻譯出來，使毛主席和周恩來了解他的說話的一些內容。”

中共中央為赫爾利的到來，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宴會。毛澤東在宴會上把江青介紹給包瑞德，他指著江青說：

“包瑞德上校，這是江青。”

包瑞德后來這樣描述了江青：“她的舉止體態優雅端莊，儼然一個傳統女明星形象；像其她所有中國女演員一樣，她的普通話說得也十分可以。我記得她在其他中共領袖們的夫人中間，是最為出眾、最為漂亮別致的。”

毛澤東歡迎了赫爾利以后對朱德說：

“這家伙是個小丑。”

從此，‘小丑’就成了赫爾利在延安的綽號。

欲知赫爾利這個小丑還有什么拙劣表演，請繼續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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