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論廬山會議“批彭”的國際因素
——兼論廬山會議上黨內斗爭的性質
關于中共黨史問題，流行著這樣一種說法：
“廬山會議后期批判彭德懷等和進而在全黨開展‘反右傾’斗爭，是建國以后我們黨內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誤”；它“助長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斷作風和黨內個人崇拜現象的發展。”
據此，實際上就是宣布：一、1959年的“批彭”斗爭是錯誤的，是沒有必要的；二、這場斗爭，是“毛澤東個人專斷作風”的產物，也正是這場斗爭，“助長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斷作風和黨內個人崇拜現象的發展”
此論一出，彭德懷立即成了一位“為民請命”的“英雄”；毛澤東主席則成了“暴君”，歷史被蒙上了一層重重迷霧。在歷經了30多年的云遮霧障，人民領袖受盡了莫名的污垢以后，隨著人民群眾的不斷覺醒與廬山會議“批彭”真相不斷披露，如今已到了還歷史本來面目的時候了。
事實上，彭德懷確實有錯。“批彭”是黨內的路線斗爭的一種必然，是必要的；“批彭”根本不是毛澤東主席的“個人專斷”，恰恰是當時集體領導的決策；促使“批彭”局面最終形成，這與當時的某些國際因素是分不開的。
“批彭”是黨內路線斗爭的必然
中國共產黨內，歷來存在著路線斗爭。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黨內正確與錯誤兩種思想、兩種政治主張、兩條路線的斗爭貫穿始終。誠如毛澤東主席所指出：
“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論》）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內先后發生過以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羅章龍、張國燾為代表的右傾的、“左”傾的，或分裂黨的六次路線斗爭。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這六次路線斗爭的勝利，才贏得了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要不要搞社會主義革命——實行“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要不要高舉“三面紅旗”——貫徹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要不要維護黨的團結與統一？要不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有上述問題，經常會有不同主張的激烈交鋒。黨內的這種交鋒與斗爭，實質上都是正常的思想斗爭與路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
必須指出，一般說來，這種交鋒與斗爭，只要符合黨的組織原則，都是正常的黨內斗爭，都屬于內部矛盾。除非是像陳獨秀、羅章龍那樣主動脫黨，像張國燾那樣叛黨投敵，像高崗那樣自絕于黨。事實上，歷來在路線斗爭中的代表人物，除了在職務上有所變動外，像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彭德懷，哪一個不是仍舊留在黨的領導層，繼續擔任著一定的領導職務？真正的共產黨人，理該“能上能下”。黨內斗爭，只要不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只要不是搞非法政變，都是正常的。
1959年廬山會議“批彭”，實際上就是建國以后黨內又一場路線斗爭。這場斗爭的核心問題是：要不要維護黨的團結與統一？要不要維護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三面紅旗”？要不要維護中國共產黨的自主性，防止受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控制？
中共自1956年9月八大以后，實際上確立了以副主席劉少奇（負責主持政治局——黨中央決策機構，1959年4月就任國家主席）、總書記鄧小平（負責主持書記處——黨中央辦事機構）為一線領導，以毛澤東主席為二線領導的領導體制。同年底，國家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俗稱“三大改造”），全國人民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高漲。
1958年5月，中共八大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席提議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其后，又有周恩來總理提出“大躍進”口號①，劉少奇在河南抓點創辦了“人民公社”，均受到毛主席支持。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構成了當時黨的政治路線，統稱“三面紅旗”。
在大好形勢的鼓舞下，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其時高層領導普遍頭腦發熱，急于求成，對經濟形勢特別是農業形勢，作了過分樂觀的估計，會上確定了一批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宣布：當年（1958年）的鋼產量為1，070萬噸，要比上年翻一番；估算本年的糧食產量可達6000——7000億斤，要比上年增產60—90%。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真理往前一步，成了謬誤。在一線領導的大力推動下，大躍進運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卻刮起了一股“浮夸風”（虛報產量邀功）和“共產風”，給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是毛主席第一個在視察中發現了“左”的問題。僅距北戴河會議結束62天（北戴河會議結束于8月30日），毛澤東主席即于當年的11月2日，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明確地批評了實際工作中的“浮夸風”與“共產風”。認為刮“共產風”，搞“一平二調三收款”，是無償侵占他人勞動成果的錯誤。提出必須堅決糾正，予以退賠。確定人民公社是：“三級（社、隊、小隊）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
接著，又于同年11月下旬、1959年2月與4月，先后召開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繼續糾“左”、糾偏。
為了解決糾“左”的上下阻梗問題，4月29日，毛澤東主席還特地親自寫了《致六級干部的公開信》，直接發到省、地、縣、公社、大隊、小隊同志手里，著重講了有關“包產”、“密植”、“節約糧食”、“播種面積”、“機械化”和“講真話”六件事，要求他們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聽從瞎指揮，不要虛報產量。真可謂是苦口婆心，堅決糾“左”！
一句話，在長達半年的時間里，毛澤東主席通過四次會議和一封“公開信”，對大躍進運動中的錯誤傾向，作了糾“左”、糾偏的努力。然而，問題似乎并未徹底解決。為了進一步總結經驗，繼續克服“左”的錯誤，這才有了1959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后又延伸為八屆八中全會），史稱廬山會議。廬山會議原本是分析形勢，以便從“左”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對今后的工作做出科學安排的會議，后才演變為八屆八中的“批彭”會議。
廬山會議從7月1日開始，毛澤東主席提出包括“讀書”、“形勢”、“團結”等18個問題，開展討論。主席對形勢概括為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是破壞了平衡。提出：要以農業為基礎，要按農、輕、重的次序來安排經濟發展計劃。
會議一直開得很好，與會同志都心情舒暢、暢所欲言。彭德懷也在西北小組的討論中作了發言，對“大躍進”問題，提出了批評意見。然而，就在會議接近尾聲、開始討論“會議紀要”的時候，7月13日，彭德懷卻向毛主席遞交了一份“萬言書”。在“萬言書”中，彭除了重復在西北小組上的發言內容外，也沒有什么新意。細究此信的含義，無非就是為了反對劉少奇、周恩來，要求追究一線領導的政治責任。
彭德懷的“萬言書”，在廬山會議上引發了黨內兩派的劇烈交鋒與斗爭。以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人為一派；以劉少奇、周恩來等一線領導人為另一派。面對雙方交鋒，毛澤東主席必須表態。要么支持彭德懷的意見，追究剛扶上去的劉少奇（劉已在同年4月就任國家主席）等一線領導人的政治責任；要么支持一線領導人，維護黨的團結，批判彭德懷等人實質上反對八屆中央“三面紅旗”的政治路線。
在毛澤東主席看來，你彭德懷的這些意見，我在簡報上早都看到了，有什么必要再寫這么一個“萬言書”？“三面紅旗”是八屆中央所確定的路線，一線領導在執行中確實出了偏差，犯了“左”的錯誤，但這畢竟是工作中的錯誤，如今中央既然已經作了糾正，再要去追究責任，似乎不妥。你彭德懷既然是為了糾“左”，為什么在兩次鄭州會議上不講，在武昌會議上不講，在上海會議上不講，現在廬山會議上，問題已經解決了，會議也要結束了，你再要聯合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人，揪住這個問題不放，這究竟是為什么？聯系彭在歷史上的表現，這才有了他的《“7.23”批彭發言》。
原本毛主席對彭的批判，想限制在思想斗爭的范圍內。但彭的暴烈性格與桀驁不馴的態度，激化他與一線領導和極大多數同志們的矛盾，劉少奇、彭真等人逼著毛主席要召開八屆八中全會，解決彭的問題②。鑒于這場斗爭具有反對一線中央領導的性質，為維護黨中央的團結與統一，最后全會通過了《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捍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等文件。作為這次黨內路線斗爭結果，彭被免去國防部長、軍委副主席職務，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
廬山會議“批彭”的國際因素
毋容諱言，在廬山會議“批彭”問題上，面對“彭、張、黃、周”等人與一線中央領導集團之間的矛盾與斗爭，毛澤東主席作為黨的領袖——中共中央主席，他的態度具有很大的帶有決定性的作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影響毛澤東主席最后決定“批彭”的呢？
其實，彭德懷案最后所以被定性為“反黨集團”，當時的國際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1956年后黨內“親蘇派”影子重現。
由于歷史原因，中共黨內一直存在著兩大派：親蘇派與本土派。1935年遵義會議前，親蘇派一直主導著中國革命的命運；遵義會議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本土派，才真正掌握了中國革命的航向。由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卓越貢獻與領導才能，特別是經過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親蘇派土崩瓦解，紛紛與王明分手，站到了“擁毛”一邊。到中共七大召開時，基本上已是本土派的一統天下。
1956年2月，蘇共20大召開。赫魯曉夫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大反斯大林。受這股思潮影響，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以劉少奇、鄧小平、陳云為代表具有留蘇背景的一些領導人，以加強“集體領導”為借口，形成了一股與蘇共遙相呼應的暗流。這使中共八大：
在政治上，否定國內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的提法，代之以 “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提出了一條“唯生產力論”的修正主義路線。（后經毛主席的努力，1958年3月，才在八大二次會議上重新確認“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提法）。
在組織上，削弱了毛澤東主席的領導地位（劉少奇提議增設4名副主席、一名總書記，實行六常委制）。八大后，毛澤東主席退居二線，以劉鄧為代表的“一線領導”體系正式形成。
在思想上，鄧小平主持“修改黨章報告”，在《黨章》中刪去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提法（中共九大才又恢復）。
中共黨內“親蘇派”影子重現，必然引起毛澤東對蘇聯重新控制中國黨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思潮影響的警惕。
第二，彭德懷具有一定的親蘇傾向。
彭德懷是新中國的第一任國防部長，自1954年上任以來，主張以蘇聯為榜樣，實行軍隊正規化、軍銜制（毛澤東對此其實有保留，故軍銜制在1964年又被取消）。
自1956年蘇共20大以后，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中蘇兩黨、兩國之間的矛盾與裂痕已經出現，且隨時間推延在不斷激化。然而，彭對這些矛盾（中方認定蘇方是修正主義，而蘇方則認定中方是教條主義）的發展似乎漠然無知。
彭德懷先后于1957年、1959年兩次訪蘇。一次是為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隨毛主席一起去的，毛回國后彭留下繼續訪問活動。第二次是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與東歐各國。兩次訪蘇，均受到高規格接待，多次與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會面，被赫魯曉夫贊稱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鋼鐵衛士”，受到器重。彭在訪蘇期間，則反復強調“向蘇軍學習”，說“蘇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好榜樣，我們回國后，要用特殊的、適合中國軍隊的形式加以利用和實施”。特別是彭第二次訪蘇，6月13日剛返國抵京，緊接著6月20日，北京就收到蘇聯單方面撕毀“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的通知，停止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術、材料，這無疑使毛澤東對蘇聯極端不滿。
加上本次彭德懷（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上“萬言書”，內有像張聞天（外交部副部長、原親蘇派領導人）、黃克誠（國防部副部長兼總參謀長）、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書記）那樣重量級人物的支持；外有赫魯曉夫對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攻擊，這種形勢對彭非常不利。
第三，李銳反戈一擊，承認是“軍事俱樂部的一員”。
據周惠（湖南省委副書記）事后回憶：毛澤東《“7.23”批彭發言》后，當晚原先支持彭德懷觀點的周小舟、周惠（湖南省委書記）、李銳（水利電力部副部長）等人聚集在黃克誠住處“發牢騷”，彭德懷也去了，還有毛主席秘書田家英。他們在一起講了一些犯忌的話，包括埋怨毛主席“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沒想他們的活動被負責廬山會議保衛工作的羅瑞卿發現。事發后，李銳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撒謊信，信誓旦旦地保證他們沒有搞什么非組織活動。“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愿受黨紀制裁”。
可是，到了8月11日，李銳突然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以“同案犯”的身份作了一個題為《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的發言。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自己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系，承認自己是“軍事俱樂部的一員”，這讓彭德等人陷入極大的被動。
李銳在檢討前的某夜，還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里)；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參見張杰：《周惠談李銳與廬山會議》（2015年8月31日“紅歌會網”）
第四，彭被揭發“里通外國”。
據賀龍在18日到21日第三組的討論中揭發：“我記起彭總在火車上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賀龍在此揭發說“請紅軍來”，意指彭德懷有里通外國“造反”之意。（李銳：《廬山會議實錄》）
王光美在2006年接受過一次訪談，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劉少奇當年認定彭有“里通外國”的看法：
廬山會議期間，正好由駐蘇大使館發來情報，匯集了蘇聯領導人指責我們黨的材料，所用的語言同彭的語言十分相似；
蘇聯大使尤金還在北京對留守中央的陳毅說過：“現在你可以搞政變了”；
廬山會議前蘇聯政府正式通知中國，停止供應我們制造原子彈的設備，說明兩國關系不好。可是彭總在會前率軍事代表團出訪，卻受到隆重歡迎等等情況，就認為他（彭德懷）“為民請命”，具有有國際背景。（參見黃崢：《王光美訪談錄》）
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在接受采訪時也反映過一件事。說彭德懷在1956年曾經對王稼祥講過：“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中國的明天，老毛搞個人迷信比斯大林還要厲害。有些人上升，除了會喊毛主席萬歲外，再沒有別的本事。只要我們大家齊心協力，就可以扭轉中國的這種不正常狀態。”
這句“只要我們大家齊心協力，就可以扭轉中國的這種不正常狀態”，充分證明：彭確實曾經有過想要改變中共領導層的想法。朱還講道：
“我已經看出，多年來毛主席對彭德懷的態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懷對毛主席毫不尊重，指著鼻子罵毛主席，連王稼祥回來都對我說：‘老彭太過份了，怎么能那樣對待毛主席呢？他好象仗著什么人的勢力這樣做，我沒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師東兵采訪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談話實錄》）
在廬山會議上，林彪的發言更為尖銳，可謂一針見血：
“彭德懷同志前不久訪問了東歐各國，回國上山（指廬山）就急于發難，是不是有背景？赫魯曉夫對你盛情招待并和你交談那么長時間，又把你捧得那么高，你答應了他什么？不然為什么會和他的腔調一致？”
彭德懷對林彪的指責進行了否認。但他對大躍進的態度和言論為什么會和赫魯曉夫那樣一致？未能作答。也許這只能成為永久之謎。
也許正是綜合了上述各項因素，特別是有關的國際因素，促使毛澤東主席為杜絕后患，最終做出了“批彭”的決定。
注：
①甄一：《總結探索，說說大躍進的來龍去脈——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五周年》（2013年1月21日“天涯論壇網”）
②據毛澤東貼身侍衛李銀橋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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